第一篇：关于佩雷尔曼的理性观论文
在西方哲学史上，笛卡尔的理性观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主导，笛卡尔的唯理性主义立场代表着一种独断式的理性观。在《新修辞学》中，为探寻价值判断正当性的理性基础，佩雷尔曼逐渐意识到笛卡尔唯理性主义的局限，主张应限制这种流行的理性观，倡导包含多元价值观和多样合理性的合情理性观。(为更好地理解佩雷尔曼所提出的新理性观，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厘清“理性”一词的两种含义——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二是阐明笛卡尔的唯理性是以数学知识为典型的神圣理性，这种理性的必然性、普遍性和自明性的特征彰显其自身适用领域仅限于形式领域;三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佩雷尔曼通过限制流行的理性观，倡导包含多元价值观。“出版这本有关论证的论著，以及其主题与希腊修辞学和论辩术的古老传统之间的联系，构成了跟那种可归于笛卡尔的理性和推理概念的决裂，后者在过去三个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已深深地烙下了自己的印记。”
“尽管没有人否认商议和论证的力量是一个合情理的个体的显著标志，但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逻辑学家和认识论学者却完全忽视了对用来确保遵从的证明方法的研究。……笛卡尔把自明作为理性的标志，认为只有那些演证才是唯理性的，它们从清楚明白的观念出发，通过不容置疑的证明，把公理的自明性传递到推导出来的定理。”就本文的主旨而言，上述两段引文中有如下三个语词值得注意：“reason”、“rational” 和“reasonable”。1 在大多数英语词典中，后两个语词可以相互替换。在它们成为佩雷尔曼的关键性术语后，它们被赋予的意义未必是标准英语词典给出的意义，也未必是学者论述或日常用法中具有的意义。2 佩雷尔曼认为，尽管“唯理性的”与“合情理的”源于同一个名词，两者的意义都是合乎理性，但是它们不能相互替换。我们可以说符合逻辑规则的表达式是唯理性的演绎，但不可以说它是合情理的演绎;相反，我们可以说合情理的妥协，却不可以说唯理性的妥协。(在佩雷尔曼的观念中，语言仅仅是一个工具，语言的使用既要着眼于它的暗示，也需要知道如何应用语言以使其满足哲学、法律和其他需求。
“理性”所具有的这两种含义，在佩雷尔曼看来，表明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具有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两种表现方式或具体形态。自现代理性主义兴起以来，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不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区分的侧重点不同。斯坦利·劳克林和丹尼尔·休斯认为，“唯理性”与形式逻辑相一致，“合情理性”与常识、传统观念或公平与公正的直觉意义相一致。在《正义》中，卢卡斯也指出，唯理性严格以自我为中心，合情理性内涵道德意蕴，意指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他人想法。菲什则更为简明地阐释了佩雷尔曼对两者的区分：“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不同反映了演证与论证的不同，唯理性与理论领域的演证相关，涉及人类行为的可计算性、非情绪性的行动;合情理性与论证相关，理性不仅在于证实、演证，更需权衡、批判和证成，提供支持或反对意见的理由。”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认为，“‘唯理性的’与‘合情理的’这两个语词的主要区别是‘运用推理的能力’以及‘合理使用推理的能力’，据此，我们把‘唯理性的’一词用作使用推理的能力，把‘合情理的’一词用作合理使用推理的能力”。
从理论渊源来看，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不同与亚里士多德“灵魂的认知与推算部分”相类似。在分析灵魂唯理性部分的结构时，他假定这部分又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考察那些具有不变本原的存在物，另一部分是考察那些具有可变本原的存在物。……我们把一部分称为认知的，把另一部分称为推算的。”其中，灵魂认知部分处理一成不变的事情，它的目标是必然和普遍的真理，倾向于演证的方法，偏爱精确性，对应用实践不感兴趣;灵魂推算部分处理可变的事情，把人类的行动作为对象，它与不确定的事物有关，倾向于真理的大致框架，使用权衡的方法，偏爱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调解，强调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晋荣东认为，灵魂认知和推算部分彼此青睐认知价值的不同，在彰显彼此差异时，也使人们很容易认识到唯理性和合情理性与灵魂的认知和推算方面相类似，据此，他指出佩雷尔曼对人类思维过程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区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灵魂唯理性部分的结构分析。
笛卡尔是现代理性主义的开拓者，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其为“现代哲学之父”。作为一个数学家和哲学家，他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传统，以数学作为哲学的楷模，坚持人类知识的统一性，致力于科学体系的构造。在形而上学部分，笛卡尔使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树立了理性的权威，确立了理性的独立地位，这种理性为上文所谓的“唯理性”。在《新修辞学》导论中，佩雷尔曼援引笛卡尔的观点来阐述这种理性，即“为了展示理性的自明性品质，只有那些从清楚、明确观念出发的演证才是唯理性的，并通过不容置疑的证明把公理的自明性推广到所有定理。”以笔者之见，这段引文不仅说明理性(即唯理性，笔者注)具有自明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也内在彰显实现唯理性必须满足的条件——从清楚、明确的观念出发，使用演证的方法。接下来，我们从两个方面分别予以论述：
首先，唯理性具有自明性。自明性是一种力量，每一个正常的心智都必须向它屈服，由于它是自明的，可以作为绝对真理的标志。同时，自明性能够将心理学和逻辑学领域连接起来，允许相互之间在这两个层次的通融。在认识论中，自明性命题就是通过理解其意义就知道该命题为真，而不需要证明。帕斯卡则直接运用笛卡儿的自明性理论，指出所有证明都可以归于自明性，所有自明性的事物都无需证明。在笛卡尔那里，自明性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自明性是唯理性的，它对所有唯理性的心智都是有效的，与时间和个体无关;二是自明性是一种心理特征，笛卡尔把它作为对每一个唯理性存在者有效的标准;三自明性的标准依赖直觉，思想和存在连接的自明性似乎对其具有强制性。
其次，唯理性具有普遍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唯理性的出发点是清楚和明确的观念，二是唯理性使用演证3的方法。在演证的现代形式中，演证是依据先前确立的规则进行的演算，其研究对象是纯数学领域。证明(演证)的目的是以为“真”的前提，而导出事物之自明性，证明(演证)导出的事物自明性乃具有强制力，听者必须接受之，不予接受则是非理性。(为此，演证必须使用完全无歧义的人工语言，运用演绎推理模式，并把公理作为演证的出发点。在数学演证中，公理并非争议的话题，数学家把公理作为真理、自明的或简单的假设，在使用公理时，不需要考虑听众是否接受它们。(在笛卡尔看来，只有以数学为基础的演证方法可以运用到一切知识之中，这种精确的推理方法反映了人类理性的真正本质：
“哲学这个名词的意思是研究智慧，所谓智慧指的并不只是处事审慎，而是精通人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以处理生活、保持健康和发明各种技艺;这种知识要能够做到这样，必须是一些根本原因推出来的。所以，要研究怎么取得这种知识，一个真正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应当首先研究这些根本原因，也就是本原，而这些本原应当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非常清楚、非常明显，人心一注意到它们就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性;另一个是要依靠它们才认识其他事物，……从这些本原推演出各种依靠它们的事物的知识，做到推演系列中没有一个环节不十分明显。”
正是有见于唯理性所具有的自明与普遍的品格，笛卡尔向渴望建立具有科学尊严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推荐趋向几何学的推理模式。在其看来，“凡只具备看似合理的事物，几乎都是虚假的”。而一门唯理性的科学不能包含是非不明的观念，必须详细阐述适用于所有唯理性群体的必然的命题系统，对它们只能一致同意，而异议仅代表错误。不管何时，只要两个人对同一事物做出相反的判断，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掌握真理。因为只要其中一个人持有明确、清晰的理由，他就能以令对手信服的方式向后者讲解这一观点。图尔敏则对笛卡尔的唯理性作了简要概述：“伴随着精密科学的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唯理性的三个梦想：普遍方法、精确语言以及一元的自然体系，这些梦想也表达了新科学家对‘唯理性’的渴望。”
笛卡尔以唯理性为核心的理性观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唯理性与数学理性一致，它是神圣理性的反映，旨在把握必然的联系，认识先验的、确定的、自明的和永恒的真理;二是在同一时刻它既是个体的又是普遍的，因为它在一个独特的心灵中展现出来，却又把自己的主题强加给所有理性存在者，且毫不逊色于经验和对话。它既不依赖于教育，也不依赖于环境或时代文化;三是唯理性与自明性真理以及令人信服的推理有关，其有效性仅限于理论领域，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唯理性”的行为符合原则和系统精神，行为的终止依据原因的知识，使用最有效的方法，并使人们的行为与思考、构思的结果相一致，不允许任何情感或情绪的介入;四是在基于唯理性构造出来的“人”形象中，人的理性往往与其他人类能力相分离，人是像机械装置那样运转的存在者，被剥夺了人性以及对环境的敏感性，与合情理的人相对立。
笛卡尔之后，他的唯理性思想为后来学者继承和发展。斯宾诺莎把这种思想完全几何化4，莱布尼茨使唯理性的演绎法与前者极端化了的几何学方法相混合，帕斯卡则直接利用笛卡尔的自明性理论。在人类思维过程中，笛卡尔唯理性思想的影响也极为深远，佩雷尔曼早期的学术思想就受到笛卡尔唯理性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1940 年，佩雷尔曼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科学与哲学推理的相似性“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包括从某些原则以及从定义出发的演绎……一系列结果，并把这些结果与事实进行比较。”在分析正义概念时，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规则作为所有唯理性活动的基础。而从传统观点来看，哲学话语也是理性的论述，这种理性是神圣理性或模仿神圣理性阐明的一种永恒不变的能力，它为所有唯理性的个体共同具有，并构成人类的特殊性质。事实上，佩雷尔曼的早期观念与其他哲学家一样，都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追求普遍与抽象的真理，这是因为它们对所有拥有唯理性能力的人来说易于理解，基于此，早期哲学家试图把自己的系统建立在必然性或自明性论题之上。综上所述，自明性和普遍性是唯理性的重要特征，唯理性在处理人文科学领域问题彰显的不足，促使佩雷尔曼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欲使理性来指导我们自己的行动以及影响他人行动，使论证理论有立足之地，我们就必须挑战作为唯理性特征的自明性观念。为此，我们应限制流行理性观的适用范围，倡导包含多样价值观和多样合理性的合情理性，以处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行为或价值判断相关问题。
在笛卡尔唯理性思想的影响下，由于其他方法无法彰显必然性的特性，逻辑学家只有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分析证明时才感到安心。在上个世纪，这种倾向得到有力加强。依佩雷尔曼之见，在数理逻辑学家的影响下，逻辑已经被局限于形式逻辑，即对数理科学中的证明方法的研究，其结果便是与纯粹形式领域无关的推理完全为逻辑甚至理性所排斥。他在其他地方还指出，人们不仅试图把逻辑等同于形式逻辑，而且主张由于非形式推理不能被形式化，它们不再属于逻辑。这种看法导致了逻辑的真正贫困和一种狭隘的理性观。这就是说，一旦演证不可得，理性的统治将无法维系。“合情理的”观念甚至变得对逻辑来说很陌生，诸如“合情理的决定”、“合情理的选择”、“合情理的假设”的表达将因毫无意义而被弃之一旁。在这里，“理性”一词等同于“唯理性”。根据哲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形式逻辑是演证和证实的唯一工具。如果唯理性的定义过于狭窄，那么包括政治和道德在内的整个行动领域都是非唯理性的。
在研究正义问题时，佩雷尔曼意识到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中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由于每一个规范系统是武断的，逻辑上具有不确定性，人们不能从“是”推出“应该”。但是，通过调查我们在权衡、决策和选择时使用的推理方式，佩雷尔曼发现我们的行为不是武断的，而且我们能给出做出选择和决策更为可取的理由，由于行动哲学必不可少，因此我们需要价值判断逻辑。在行为和决策中，由于两者不可能为真，它们被描述为正确的、适当的、合理的、公正的、沉思的、符合道德规范或者法律规定，对它们来说真值问题毫无意义。在哲学上，尽管传统形而上学试图揭开内在、永恒的原则，但佩雷尔曼相信哲学应该阐明合情理的存在、思想和行为的原则。在其看来，“哲学的目标在于影响心智、赢得一致性，而不是进行命题的纯粹形式转换”
在以上论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唯理性不能为人文科学领域提供决策的理性基础，二是人文科学领域也不是依据形式化的方式行事。如果使用唯理性来处理人文科学领域问题，就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等，其原因在于人们对“逻辑”概念的狭隘理解，而形式逻辑又过度限制了理性概念的内涵，缩小了理性的适用范围。在其他地方，佩雷尔曼曾经表达了把逻辑归约为对形式推理研究的失望，他认为狭隘的逻辑领域对于人类科学、法律和所有哲学分支的方法论具有灾难性影响。在探寻人类在不同领域做出决策的理性基础时，佩雷尔曼发现，笛卡尔的唯理性主义理论、形式逻辑的标准以及现代数学的程序都被证明毫无用处。对于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唯理性局限性的认识，英国哲学家图尔敏也表达了相同看法——形式逻辑学家使用“几何学”方法对待合情理性——“当且仅当我们对某事物有理由充足的信念时，我们对它才有所‘认识’(在这个术语充分而严格意义上讲);当且仅当我们能够提出充分的理由支持信念时，我们的信念才是理由充足的;当且仅当我们提出‘令人信服’或形式有效的论证，把信念引回到无法挑战(最好是无法挑战)的出发点时，我们的理由才真正‘充分’(依据最严格的哲学标准)”
基于对唯理性局限认识，佩雷尔曼主张应限制流行理性观的适用范围，倡导扩展的理性概念。在新修辞学中，他为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新的“合情理性”视角，它与古典理性主义相对立，证成哲学和政治的多元主义，这种理性“不是分析哲学家要求的纯粹形式，而是非形式的推理模式以及修辞学家使用了几个世纪的演讲方式。”。有学者称这种合情理性为“弱的唯理性概念”或“修辞理性概念”，它源自于对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重新解释。在《作为行为科学逻辑的修辞学》一文中，麦克斯罗·雷沃对修辞理性概念作了阐述，认为“修辞理性概念的研究与非规约性、含蓄和不明确的话语有关，它试图通过对其说明以获得在不确定性的边缘话语中被含蓄使用的推理系统的结构。这些不确定性话语会影响修辞理性概念，当话语的意义自身需要通过新的事实或情况予以辩护时，情况更是如此”。佩雷尔曼希望合情理性能为法律、伦理学、哲学、政治争论和其他在严格逻辑意义上被认为不相干的领域提供理性基础，他相信真正的实践逻辑必定能应用到这些领域。
一般说来，合情理性反对接受不加批判确立的现实，它促进多元变化，具有稳定性。一个合情理的人，其判断和行为会受到常识的影响，他关注的是在所处情景之中以及情景之外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所有人都应当接受的。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一个合情理的人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例外情况，而是力求遵守每个人都接受的行动原则，在其看来一条不能被普遍化的行动原则不合情理。即使他人认为可接受、合情理的行动原则，也不能随意地支持某些人或某些情况，也就是说，什么是合情理的必须成为先例以启发类似情况中的每个人，由此而言，一般化或普遍化的价值是合情理的特征。但是，一条行动原则在某一时刻或在某一情况下被定义为合情理的或是自明的，在另一时刻或不同情况下可能是武断的或荒谬的。在一个时代合情理的事情，在另一个时代并非如此;在今天合情理的事情，在昨天并非如此，依佩雷尔曼之见，合情理性像常识一样不断发生变化，它通常致力于一个更加一致、清晰和系统的观点，这也是变化的基础。概而言之，合情理性(原文使用“合情合理”一词)更多地与人的行动和实践领域有关，它与常识、共通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普遍的，但这种普遍性本身又内在于具体的情景之中。
在新修辞学之后，佩雷尔曼有一个更加广泛、宏大的目标，他希望建立人类决策制定的理性基础。虽然他自己的知识经历较为完整，摆脱了早期事业的实证主义假设，但是由于笛卡尔唯理性主义理论者和现代数理逻辑学家两个群体对其所属哲学团体仍有重要影响，他认为这两个群体对依然流行的理性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对比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佩雷尔曼不仅指出人类思维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也表明人们理解理性的两个不同视角。在传统哲学中，唯理性彰显普遍性、必然性和自明性的真理，偏爱演证的方法，后者主要是现代形式逻辑研究的对象;合情理性表达对情境性、变化性以及可接受性的偏爱，使用论证的方法。以上论述可知，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不同在于评判某一行为、言论或其他相关对象时，唯理性服从某种绝对法则，合情理性则依据修辞学的要求，以听众遵从为导向。但有时候，唯理性依据的逻辑一致性与不合情理的结论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反映出唯理性与合情理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思想进步的基础。在《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一文中，佩雷尔曼详细阐述了唯理性与合请理性的辩证关系在法律中如何得以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用途不同。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把唯理性等同于自然法，后者规则由上帝自己制定，并通过“理性之光”来教导人们，这些法律往往陈述永恒的正义，但无论是成为法还是不成文法，没有任何人的权柄可以废除或改变它们。在大陆法系中，作为服从上帝理性的人类理性思想已沦落为立法者的唯理性思想，这是解释法律文本的先决条件。为了保持法律体系的一致性，立法者应知道自己使用的语言以及新的法律被嵌入的体系，而且立法者使用的方法应与其追求的目标相适应。在法律中，唯理性相当于遵从一个永恒不变的神圣标准，或遵从法律体系的精神、逻辑性和一致性、依照判例和目的性。
在法律中，合情理性表征判决自身，描述民意认为可以接受或不可以接受的事实，后果对社会是有益或是有害的，它是公正的或是有偏见的。合情理性的要素具有不同作用，首先，合情理性用以确立法律体系运行之内的外部界限，它假定法定权力将会得到合理地行使，一个“不合情理的”法案和判决在法律中不可接受。其次，法律合情理的方面决定了具体判决的语境，对社会的影响及其社会的可接受性是客观公正的。佩雷尔曼指出，在法律体系中，不同机构或部门强调唯理性或合情理性取决于它们的具体职能。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倾向于维护在宪法中、法院判决和意见的先例中确立的法律原则，法律体系的逻辑一致性是最高法院关心的主要问题，这类法院强调“唯理性”。地方法院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具体判决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以及解决问题方法的合情理性，这类法院强调“合情理性”。因此，在不同级别的法院运作中存在冲突或张力的内在联系，这种张力也是一个法律体系必要驱动力的组成部分。
其次，唯理性与合情理相互支持。在斯坦利·劳克林和丹尼尔·休斯看来，佩雷尔曼理论的中心主题为唯理性和合情理性分别代表两种法律的本质和动态互补性，它们对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来说必不可少。“唯理性”要素使得人际交往更具一致性、更为有序和更容易预测，它使我们能够建立和维护社会组织必要的人际互动。如果法律的唯理性不受合情理性的影响和限制，那将会非常可怕，只有法律合情理的方面才能使其更加人性化，使社会组织更具容忍性。当唯理性与合情理性彼此相互支持，当依据法则的推理以令人满意的决定结束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当忠诚于法律体系精神却导致一个不可接受、有偏见或社会不接受的结论时，或结论是一个不合情理的决定时，有必要对法律体系进行重新思考。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教义学与法理学通过部分修改法律体系的方法来寻求冲突的解决方法。但有时候，证成起初看似公平、合情理的判决通常需要诉诸于虚构，而虚构可能是描述与实在或明显动机相悖的事实。在法律缺少严格裁决规则时，合情理的思想相当于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
但是，佩雷尔曼指出诉诸合情理性仅仅是给出一个暂时解决方法，它需要等待对新的、令人满意法律解释的详细阐述。而合情理性是引导其走向系统化、走向唯理性系统的解决方法。
第二篇：人物传记—佩雷尔曼
兼并巨头佩雷尔曼
世界富豪发迹的模式，很多都是白手起家，或从事贸易，或开办工厂，或经营商店，以成功的企业经营管理而致富的。不过，还有一类富豪，却是以较为雄厚的资本去收购其他公司的股份，或控股，或兼并，或转卖，靠高额的股权收益而晋升大富豪行列的，美国多种投资控股公司总裁罗纳德·佩雷尔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据1991年美国《公共事业投资》杂志统计，在过去的10年里，罗纳德·佩雷尔曼拥有的资产超过70亿美元，其中包括约5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而成为1991的美国首富。即使按当年《福布斯》杂志所作的较为保守的估计，佩雷尔曼也堪称美国第三大富豪。
佩雷尔曼1943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格林斯保罗。他的家族是当地的豪门望族。祖父摩利斯从事金属加工业，并有3亿美元的控股公司。父亲莱蒙德拥有庞大的贝尔蒙特工业集团。佩雷尔曼作为长子，从小就跟父亲学做生意。他在费城读中学时，课余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父亲公司的财务收支图表和各种报告。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他更是用大部分课余时间参与父亲公司的经营。到1964年大学毕业，这位经济学学士早已是满腹生意经了。
初出茅庐显神通
在上大学期间，他成功地做成了他的第一笔生意。他以80万美元买下一家啤酒厂的股份，3年后又将其分两次卖掉，分别获100万美元和200万美元的转让金，净赚200多万美元，充分显示出他的经营才能。
大学毕业不久，佩雷尔曼又到沃顿商业学院深造，1966年获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此后，父子俩创建了资金积累公司，加快了发展步伐。他们从不借贷资金，并反对无利交易，形成了人们熟知的佩氏经营风格。
1967年到1978年，父子俩分别收购了几家机器制造厂和钢铁厂，随后运用他们握有的股份，对这几家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清除掉一些低利润的生产部门，优化了资产结构。经过这几次收购、兼并，佩雷尔曼在尝到甜头的同时，也掌握了一些兼并技巧和操作方法，为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1978年，年已35岁的佩雷尔曼非常渴望能真正独立地干一番事业。于是，他找了个机会向老父亲提出这一要求：“爸爸，您老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享几年清福了，公司的事就交给我好了。”哪知，倔强的老头子是个工作狂，听了儿子这番话，竟勃然大怒：“你这横小子翅膀长硬了，就想夺我的权了。告诉你，你就死了这个心吧！我任何时候也不打算退休！”这番话深深地刺激了佩雷尔曼，使他独闯天下的欲望更为强烈。不久，他与妻子菲丝·戈尔
丁以及他们的孩子搬到纽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1978年4月，佩雷尔曼以200万美元购得科恩-哈特菲尔德产业的34％股份，成为他独立后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没过多久，他又卖掉了自己所拥有的这家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将资金集中起来炒股票。靠这一买一卖一炒，他不但收回了原有资本，还获利1500万美元，使本金一下子翻了8倍多。
初战告捷，佩雷尔曼饱尝甜头。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收购、倒卖、控股、吞并，将其兼并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总是把目光瞄准那些生产名牌产品的企业，手里不停地拨弄着计算器，计算着这些企业报表中的各种数字，盘算着购买多少股份便能达到控股目的，控股后又须淘汰哪些不获利的设备、机构，使之优化结构，提高资金的利用率，进而达到大幅增值的目标。难怪有人这样评论他：“佩雷尔曼根本不像个当代企业家，倒像个手拿计算器在市场瞎转悠倒买倒卖的贩子！”对此，他嗤之以鼻，并正式成立了“美国多种投资控股公司”，自任总裁。他的这一举动，似乎在向那些持异议者表明：自己不仅是个当代企业家，而且是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大企业家！
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佩雷尔曼靠切斯·曼哈顿国际银行组织的资助，先后从投资商布迪·考夫曼手里买进了5000万美元的股份，显示出他雄厚的实力。1980年，财大气粗的佩雷尔曼开始实现他20年前的愿望。那时他们父子俩曾看中了新泽西州从事甘草提炼和巧克力生产的麦克和福布斯联合公司，只是苦于资金不足无法收购它，而现在可以实现他多年的夙愿了。他一口气买下这家公司4500万美元的股份。这笔生意的成功，使他的公司实力陡增。1983年，他干脆买下了麦克和福布斯联合公司的全部股份，使之成为他的全资子公司。1984年3月，佩雷尔曼又将手伸向杰克西尔公司，他买进该公司9000万美元的股份，控制了它的经济权。
将个人的喜好和安危与公司的经营融为一体，是佩雷尔曼的独特风格。抽烟是他的一大嗜好，从平时对各种名烟的品评，到对各烟草公司经营状况予以特别的关注，使他产生收购烟草公司的强烈欲望。在北卡罗莱纳州，他与那里的烟草制造商经常商讨如何增加产量，并几次派人到中国、土耳其、伊拉克和苏联去采购价廉物美的烟草原料。1984年，他不惜出资1.24亿美元买下了美国烟草联合公司。一夜之间，“烟草大王”的桂冠便戴到他的头上。
瑞福伦收购战
在佩雷尔曼兼并控股生涯中，他最为得意之举是收购瑞福伦化妆品公司了。瑞福伦是一家庞大的化妆品跨国公司，其产品畅销130个国家和地区。到80年代中期，该公司每年销售价值10亿美元的化妆品和10亿美元的保健品。佩雷尔曼对它窥视已久，只不过一时还没
有足够的财力吞下这个庞然大物。
1985年初，佩雷尔曼决定先将其攫取的目标转向佛罗里达州的潘瑞·布莱德超级市场集团，这家集团刚刚摆脱破产的危险，急需要钱，出价较低。但最令佩雷尔曼感兴趣的却是该集团拥有3.3亿税收转账权。6月初，佩雷尔曼买下该集团6000万美元的优先股份，占其全部股份的38％。接着，他就靠变卖这家控股公司存货和7亿旧货债券，向瑞福伦化妆品公司公开出价，展开了这场令世人瞩目的收购战。
6月中旬，佩雷尔曼正式向瑞福伦公司总裁米歇尔·伯杰雷克提出收购要求。遭到拒绝后，佩雷尔曼就以潘瑞·布莱德集团的名义公开以每股47.5美元向瑞福伦出价。1985年底，潘瑞集团将每股收购价提高到50美元，后又提到53美元。这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报价56美元，瑞福伦同意卖给这家公司一部分资产，前提条件是需另一个报价者购买40％的股份。佩雷尔曼认为这个协议违反了股东权益法，而向特拉华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瑞福伦公司的方案宣布为非法和无效。
在听候法院裁决前，福斯特曼利待尔又将报价提到每股57.25美元，而佩雷尔曼毫不示弱，将其报价提高到58美元。10月中旬，特拉华州法院作出裁决，瑞福伦卖给福斯特曼利特尔的股份的协议无效。佩雷尔曼在这场收购战中终于获得胜利。1985年11月5日，伯杰雷克被迫辞职，佩雷尔曼作为第一大股东当上了瑞福伦化妆品公司的新总裁。
佩雷尔曼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整顿公司的组织结构。他以14亿美元卖掉瑞福伦大部分生产保健品的分支部门，因为这些部门赢利甚少，有的还亏本。接着，又将所属机构从100个削减到20个，并卖掉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只是保留了隐形眼镜厂和国民健康实验室。
在大力裁减保健品生产的同时，佩雷尔曼却将恢复美容化妆品业作为公司的首要任务。他把该公司美容业的创始人查尔斯·瑞福森的半身塑像置放在办公大楼的显著位置，时时刻刻提醒广大员工一定要注重美容化妆品这种传统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诚然，美容业在1974年至1984年间曾处于低谷时期。受国际美容品市场疲软的影响，瑞福伦公司的营业额也大幅下降了79％，1985年亏损2800万美元。但佩雷尔曼清醒地看到，化妆品业已经有复苏的迹象，此刻正是抢占市场的绝好时机。于是，他任命索尔·莱文任瑞福伦的总经理，全力恢复对化妆品新产品的开发，同时改进广告和销售措施。佩雷尔曼也亲自出马，到销售瑞福伦化妆品的各百货商店去慰问那里的高级职员。他还选中电视明星苏珊·露茜作为公司的发言人，同时选择著名摄影师理查德·埃夫登拍摄公司的产品广告，广告结尾语令人怦然心动：“世界上最令人难忘的女人都使用瑞福伦化妆品。”佩雷尔曼在试验产品流水线的同时，又将研究和开发预算增加了两倍，以研制出更多的受市场欢迎的新产品。不久，瑞福伦就接二连
三接出了海尔森香水、爱尔梅化妆品等高档名牌产品。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瑞福伦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1987年销售额高达24亿美元，比1986年猛增41％。佩雷尔曼终于将臣服在其控股帝国麾下的瑞福伦公司，改造成能够创造更高利润的专门研究开发化妆品的新型公司。这无疑成了佩雷尔曼兼并成功的典范之一。然而，当佩雷尔曼耐心等待了11年，瑞福伦在1996年上市，当时公司 总市值10.5亿美元，他手中大约有17%的公司股份。而此后的10年中，公司最高的市值也不过13亿美元。佩雷尔曼一直无法将瑞福伦套现，并看着公司的股价从1998年高达55美元的价位，跌得只剩下一位数，徘徊在4美元上下。期间，佩雷尔曼出售了部分瑞福伦的资产，给公司带来30亿美元的收入，又花了5亿美元买入了一些新品牌。从1996年算起，这家化妆品公司税后亏损总额已经达到13亿美元。更坏的是，6年来，由于出售了很多资产，并且化妆品行业竞争日益激烈，该公司的收入减 少了40%。在连续亏损24个季度之后，瑞福伦在2005年的一个季度里短暂盈利，然后又跌入了亏损的深渊。尽管外界已经开始怀疑他的眼光，但佩雷尔曼依然固执地认为瑞福伦前景乐观。他认为：“这是迄今我所卷入的最为艰难的交易，但我至今仍相信瑞福伦有巨大的价 值。这是我20年里最为激动的事，它是一份不可替代的资产。”
兼并史上的成功与挫折
瑞福伦公司是佩雷尔曼80年代的经营重点，但他在其他领域仍屡有建树。1986年10月，他收购环球公司15％的股份，当上了饭店饮食业的总经理。同年11月，他又买下CPC公司5％的资产，不久又将其股份卖给所罗门兄弟公司，从中盈利4000万美元。
与此同时，他把收购的目标瞄准到世界著名的吉列剃须刀片公司。他在该公司已占有16％的股份，但他还想出价41.2亿美元把整个吉列公司收购下来，以此控制吉列在全世界的分公司，进而促进瑞福伦化妆品公司的国际经营能力。吉列公司面对佩雷尔曼咄咄逼人的攻势，只得答应出卖5.38亿美元股份以结束佩雷尔曼的吞并战，并让他获纯利4300万美元。后来，吉列公司见佩雷尔曼仍持强硬态度，便威胁道：如果瑞福伦继续进行吞并，那他们将把吉列20％的股份出卖给其他公司。佩雷尔曼被迫接受了吉列的要求，同时应允今后10年内，未经吉列公司同意，他将不再购买吉列的股份，并不再控制吉列的经营。
当然，在80年代，佩雷尔曼的兼并行动也并非都是成功的，他也遭受过挫折。还是在1987年秋天，佩雷尔曼听说南非米诺考采矿公司打算将自己14％的股份出售给著名投资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他立刻决定插上一杠，抢先买下这部分股份。尽管佩雷尔曼保证最多只拥有20％的股份，但所罗门公司却不予理会，断然阻止了佩雷尔曼的行动，他们不仅以极快的速度把这些股份弄到手，而且还要将这些股份作优先股转卖给伯克舍尔·哈萨维公司。
9月28日，佩雷尔曼强接下心中的怒火，表示愿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些优先股，即以每股42美元购买下该公司的10.9％的股份，但仍遭到所罗门公司的拒绝。原来老对手所罗门公司在以前的收购战中经常败在佩雷尔曼手下，这一次显然是要报一箭之仇，给他一个难堪。
1988年9月，佩雷尔曼这个兼并大王又作出惊人之举，他以1.37亿美元将TW食品公司卖掉，以7.8亿美元卖掉彩色印刷控股公司，还以2.25亿美元卖掉了烟草联合公司。熟知佩雷尔曼兼并风格的人，纷纷推测他很可能又在积累资金瞄准新的大宗生意了。果然不出所料，1988年底，佩雷尔曼接管了5个陷入困境的信用合作社，将其合并后组成了吉布拉尔塔第一银行。接着，他又在政府的支持下，买下了拥有23亿资产的圣安东尼奥信用社。看来，他是想过一下当“金融巨头”的痛了。
结语
在生活上，佩雷尔曼严格遵守犹太法典的规定，从周五日落到周日早晨从不工作，无论身处世界任何角落也要在周六与10个犹太男人一组共同祈祷；但是对于他的 生意，在当下由新生巨头所垄断的公司购并行业里，佩雷尔曼并不遵照传统风格，一向单打独斗的行事风格可谓另类。通常，佩雷尔曼会选择买进一家别的投资者看不上的丑小鸭，分期抛弃一些垃圾业务，留下公司的壳，然后利用亏损公司的税务优惠买下一些更好的资产。然后他会为公司增加一些能令公司更为光鲜的资产，但这些业务相互间却可能毫无关联。他信奉的是多样化的哲学，却不认同多元化业务间的协同优势。就是这样，他通过买下破产的企业，修修补补然后出售给那些巨头，有时一单就能赚下数十亿美元。他被视为跟早期的私人股本投资公司一样只注重公司买卖和财务回报的“门口的野蛮人”。他在从金融到化妆品、卡通图书到野营用品等多个领域下了赌注。2002年以来，他还买下了几个刮奖彩票机构、一个证券服务公司和一个马车的制造商。
佩雷尔曼以5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在1991年成为该美国首富后，开始注重改变他的公众形象。他特地雇来著名的公关小姐琳达·罗宾森为自己涂脂抹粉，把他描绘成企业家或创造者，而不是专门并吞别人的兼并者。其实，他也未免过虑了，控股、兼并对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发展不无益处，当一名“兼并大王”也是会受到人们尊敬的。
第三篇：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
对语言、符号等问题的研究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一个较突出的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倾向更为发展；它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包括法学在内的许多学科。比利时哲学家佩雷尔曼（2）所创立的新修辞学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体现。新修辞学法律思想是以这种哲学来解释法律的产物。
一、新修辞学
他又指出，新修辞学也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形式逻辑。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当一个人提出一个明确的、逻辑上的站得往的议论时，只要依靠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就足以使人同意他的论点。但事实上，许多人对某一问题的争论可以有不同的、但却都是合理的意见，因为有关人类实际的政治或道德等问题，是无法将它们简化为真或假的对立的，各种不同意见可以同时是合理的。所以他主张、形式逻辑的不足应由新修辞学来填补。前者是根据演绎法或归纳法来说明和证明的技术，新修辞学增加了辩论技术。“这将使人们不仅说明或证明他们的信念，而且要论证他们的决定和选择，因而新修辞学创造了价值判断的逻辑，它是实用推理中必不可少的。”（4）
佩雷尔曼的这种新哲学充塞着听众（或读者）、对话、说服和辩论等词汇。它们到底意味什么？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些词汇？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应了解新修辞学的一个基本思想：价值判断的多元论。多元论一词有不同含义。大体上说，哲学上的多元论是指世界由许多本原构成的学说，与唯物论或唯心论的一元论相对称。政治上的多元论有时指反对国家主权的一种政治学说，有时则泛指西方民主制。佩雷尔曼所讲的多元论，是在后一意义上讲的（5），因此，价值判断的多元论实质上就是推崇西方民主制。他也反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怀疑论和相对论，因为它们认为一切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非理性的。
既然价值判断是多元论的，人们应该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中，所以新修辞学是一门辩论学，它通过对话、辩论来说服听众（或读者），尽可能地使他们相信自己提出的命题，在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公众中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
二、正义论
对正义概念的分析是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应用在包括法学在内的一些学科中的一个重要体现。他认为，正义是人类最宝贵的价值；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中，必然存在着无数不同的正义概念。作为对话和辩论的技术，新修辞学需要澄清人们在正义问题上的争论，找出其中的共同思想和必然存在的分歧。
他首先声称，正义是一个最为崇高但又最为混乱的概念之一。最流行的正义概念可归纳为以下六种。
第一，对每人一样对待。即凡要考虑的一切人，不论有任何差别，都一视同仁。
第二，对每人根据优点的对待。这一正义概念已不再要求普遍平等，而只要求和人的优点、一种内在品质成比例的对待。但问题是什么优点？评定不同人优缺点的共同标准是什么？是否应考虑人们行为的动机、后果或为此作出的牺牲？同时，根据优点的对待，不仅指凡具有优点之人应同样对待，而且指具有同等程度优点。奖赏和优点相称；惩罚和缺点相称；奖赏和惩罚也应相称。
第三，对每人根据劳动的对待。这一正义概念也只要求按比例的对待。但这里的标准已不是伦理的，已不再考虑行为的动机或作出的牺牲，而仅考虑行为的结果。从伦理角度说，这种准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应用起来却相当便利，因为它所考虑的因素基本上是可计算的。计算工资、考虑评分等都是以这一正义概念为基础的。不管每人如何努力，只看结果如何。
第四，对每人根据需要的对待。这一正义概念不考虑人们的优点或产品，它首先要减轻人们因自己无法满足基本需要而造成的痛苦。所以这一正义概念最接近慈善的概念。在社会上适用这种正义概念，当然不能依每人爱好而定。所以“根据每人需要”只能是“根据每人基本需要”以至“每人最低限度基本需要”。但什么是“基本需要”或“最低限度基本需要”，仍会引起激烈争论。现代社会立法，如保护劳工，最低限度工资，限制最长工时，提供失业、疾病、老年保险和家庭津贴等方面的法律，就是这种正义概念的体现。
第五，对每人根据身份的对待。这是贵族政治的正义概念。与其他正义概念不同。这一正义概念不是普及主义的，却将人归为不同范畴区别对待。因此根据这种正义概念所产生的要求总要由居于上等人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以强力加以保护。
第六，对每人根据法律权利的对待。这意味着：一个法官审理同样案件中运用同样法律是公正的。公正就是适用国家的法律。与以上几种正义概念不同，它并不对法律进行评价，而仅适用法律。这也意味着，不同法律制度具有各自不同的正义，在这一制度下是正义的行为，在另一制度下可能是不正义的。所以有人认为，这种概念是“静态正义”，它以维护现存秩序为基础，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其他正义概念却是“动态”的，它们能对现行秩序进行改造。同时，就适用这一正义概念的人来说，他必须服从这一概念，而不能自由地选择他所相信的其他正义概念。这也表明了法律正义和道德正义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
佩雷尔曼认为，以上六种最流行的正义概念说明了正义问题的复杂性，它们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设法力求从不同的正义概念中找出共同的思想。
他又认为，自古至今哲学家、法学家都认为正义概念意味着某种平等的思想。所以，人们都同意平等地对待人是正义的。但困难和争论随之而来：平等对待人是否指对任何一个人都一样对待，或者应有所区别？如果区别，又如何区别？对这一问题，每个人就可能会作出不同回答：有人主张应考虑各人优点，有人主张应考虑各人需要，也有人认为不能忽视出身、身份，等等。但无论如何，人们都会同意一点：对于从某一特殊观点看来是平等的人，即属于同一“主要范畴”，应加以同样对待，这是公正的。
这一点就是各种不同正义概念中的共同思想。它可以称为形式正义或抽象正义。“形式正义或抽象正义可解释为一种行为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主要范畴的人或事应予一样对待。”（6）要应用形式正义，首先就要确定“主要范畴”，这就涉及价值判断、价值准则的问题，也即世界观的问题。它可称为特殊正义或具体正义。每一特殊正义就构成形式正义的一种价值。人们通常所讲的不同正义概念就是特殊正义。
佩雷尔曼还认为，在以上六种最流行的正义概念中，仅第一种是惟一平等的概念，等于形式正义（7）。其他五种正义概念都属于特殊正义。形式正义之所以能为一切人所接受，因为它来源于人们的惯性（inertia）倾向，一种普遍性或近乎普遍性的心理特征。特殊正义则是人们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8）。因而人们在为某一特殊正义概念进行辩论时，必须要考虑到不同听众（读者）的感受。这种辩论必须符合新修辞学，而不是形式逻辑的原则。
三、法律和逻辑
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的主要部分是关于法律与逻辑的关系问题，其中包括他对法律与形式逻辑关系的传统学说的批判，以及对法律和他所称的法律逻辑（实质上就是新修辞学）之间关系的阐述。
他声称，法律与新修辞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新修辞学的“这些方法已被法学家在实践中长期运用。法律推理是研究辩论的沃土。法律推理对新修辞学，正如数学之对形式逻辑和证明学说一样”（9）。
他认为，研究法律与逻辑的关系，首先应回顾一下法律思想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法律和逻辑的关系以至逻辑本身概念的改变。
在欧洲大陆上，自法国革命以来的法律思想是和两种学说联系着的。一个是分权学说，即立法权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法律，或者说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部门作出决定，司法权仅适用委托给它的法律。另一个是关于人的禀赋的心理学，即将意志和认识区别开来。法律是立法者的意志，法官仅予以实施而不能修改。法官的消极地位符合人们对法律确定性的要求，法律必须是所有人都一样认识的事物。法官的活动应是公正的，不动感情的，毫无畏惧、仇恨和怜悯之心。这种看法将法律视为一种计算，其准确性可以保障人们不受旧政权时代滥用权力之害。每人深信自己不受任何人控制，他是由非个人的制度保护的。
这种法律思想产生了传统的有关法官判决的司法三段论，或司法的形式逻辑。“它的大前提是法律规则，小前是通过审理所确认的事实，结论是同从现行法律制度中引申出来的法律后果一致的。”（10）事实上，逻辑学家还不愿说这是三段论，而只说是演绎法：一当甲，即某些条件合在一起；乙，即一定法律后果随之而来。
在这种法律思想支配下，法律必须符合三个要求：明确性、一致性和完备性。如果法律不符合这三个要求怎么办呢？法国革命曾制定过一个法律（1790年8月24日），其中规定：法官负有义务，必须将法律解释或适用法律中的疑难问题提请立法机关解决。显然，正像以上三个要求一样，这一法律规定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真正实现这一规定，就要设置成千上万个立法机关每天开会来解释法律，而法院则可以取消了；而且这种做法等于使立法机关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由它来代替法院，从而违反了分权原则。
因此，“法官必须具有容许他来完备、澄清、解释，也许还要修改法律的某些立法权。”（11）《拿破仑法典》第4条规定：“审判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受理者，得依据审判罪追诉之。”这一条设定了法官的义务，但在设定义务的同时也就改造了类似形式的、演绎的法律制度。既然法官负有义务进行审判和说明他的判决理由，同时他又不能专横地进行判决，他就必须以他所适用的法律来论证判决。这样就必须授予法官以完成这一任务不可少的智力手段。
例如根据同样案件应同样处理的形式正义原则，法官就应了解其他法官在类似案件中如何判决，为此，他们应相互协商并发表判决记录；在一定情况下应援引前例；如果法律中有不同规定，法官必须防止它们相互冲突，或者是找出解决冲突的一般原则，或者是限制每条规定可适用的范围；如果没有可适用的法律，也可以由法官来填补法律中的空隙。
以上所说的这些智力手段是法律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如果问题关系到法律的内容而非形式推理，形式逻辑就无能为力；形式逻辑也不能帮助消除法律中的矛盾和填补法律中的空隙。“法律逻辑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设想的，将形式逻辑应用于法律。我们所指的法律逻辑是指法学家，特别是供法官完成其任务之用的一些工具，方法论工具或智力手段。”（12）
这种作为法律逻辑的智力手段，包括类推推理、法律理由的辩论等。这也就是说，法官必须在某种价值判断的指引下来实现自己的任务；这种价值判断的准则就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社会上有效的”等等原则。由此可见，佩雷尔曼所说的法律逻辑或非形式逻辑的智力手段，实质上就是指他的新修辞学。
为了说明这种法律逻辑对法官的重要意义，他举了以下一个例证。一个公园入门处贴了“禁止车辆进入园内”的一项规定。假定守门的是一个法官，他让一个带着一辆手推童车的人进入园内。他的理由是“手推童车不是车辆”。他又让带了一辆电动车的儿童进入园内。理由是：“车辆是指汽车或摩托车，即发出噪声、污染空气之类的东西。”在这里，他对“车辆”这个词作了解释。接着，由于公园内有人心脏病发作，他又让一辆救护车驶入园内。他的量由是：“这是非人力所及范围以外的情况。”在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法官已超出解释“车辆”一词的范围，也就是说，他不能以法律条文字面意义来判决，而必须要考虑法律到底要保护什么价值？这种价值与其他价值又有什么冲突？哪一冲突更为重要？等等。因而法官并不是一个计算机，他必须面对价值判断问题，他的作用不是简单地服从先前已作出的决定，而是必须进行判断，即作出决定，而且这种决定又必须是有法律理由的。
佩雷尔曼又指出，由于运用这种法律逻辑的智力手段，法官就为法律带来了正义、衡平、社会效果等价值。当然，这些价值并不是法官主观武断地决定的，法官受到他的“听众”-即社会-认为是“合理的”、“可接受的”这种信念的强烈影响。法官应说明法律，但应在符合社会感受的方式下来说明。“这是因为法官的作用在于建立法律和平，而这种和平只能在当事人、公众以及他的上司相信他已公平地审判时才能实现。”（13）
同时，正义、衡平、社会效果这些价值也为法律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所以法官在因正义而背离公认的前例时，也应注意在这种正义的结果和法律稳定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法律稳定性本身也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目的（14）。
总之，“法律基本上是关于各种价值的讨论，所有其他都是技术问题”（15）。这种新的法律思想促使人们注意法学家的技术，即法律逻辑，学习他们“怎样提出各种价值的根据，怎样实现平衡，怎样达到各种价值的综合”（16）。
以上是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70年代西方法律哲学动向的一个侧面，特别是以语言、符号为特征的现代哲学思潮如何渗入法学。
如上所述，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尽管是从修辞、逻辑角度出发，在批判传统的修辞学和形式逻辑的形式下提出的，但它的基本思想是“价值判断的多元论”，也即主张不同价值判断的并存，要求人们对它们进行选择，并加以平衡和综合等等。因此，从政治上讲，这种观点实质上是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制，并在批判一元论的名义下，攻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同时，这种多元论也意味着西方思想家所宣扬的“阶级调和”的学说。所以佩雷尔曼认为法律推理主要是实现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平衡”和“综合”，认为法官的作用在于建立“法律和平”。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人和富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必然顾虑在根本对立的“价值判断”，对这些价值判断怎样能实现“平衡”和“综合”呢？又如何能建立“法律和平”呢？
佩雷尔曼的这种观点是同新修辞学的思想渊源密切联系着的。他认为他的新哲学吸取了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因素，并对分析哲学具有影响（17）。实用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或真理的标准就是兑现价值和效用；存在主义哲学以个人存在作为中心；分析哲学一般指英美学院派哲学，如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从佩雷尔曼强调他的新修辞学和传统的修辞学、逻辑学的区别中，可以看出他的学说和分析哲学的紧密联系。从他强调多元价值判断中，也可以看出存在主义的痕迹。他主张以“合理的”、“可接受的”、“社会上有效的”等原则作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准则，特别是他强调“平衡”、“综合”不同价值判断，建立“法律和平”等，更明显地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法学思想。所以美国有的法学家声称，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和美国的以霍姆斯、庞德和卡窦佐等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社会学法学家的思想，有一个“共同出发点”（18），这就是卡窦佐（B.Cardozo，1870年~1938年）所讲过的一段话：“不可调和的调和，矛盾的结合，对立的综合-这些就是法律的问题。”（19）
佩雷尔曼关于正义的学说集中在平等概念上，除了形式正义外，他列举了五种在他看来是流行的特殊正义的概念。在这五种概念中，根据“身份”的原则，由于他认为它是贵族政治的概念，所以大体上可以理解为古代、中世纪奴隶主、封建主所主张的“平等”。他讲的根据“劳动”的原则，实质上是指商品等价交换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意义上的“平等”。至于根据“需要”的原则，只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定社会的保险立法、发放失业救济金的准则等。根据“法律权利”的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当然这一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有原则区别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佩雷尔曼虽然承认，在人类历史上，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价值判断和正义、平等概念也都会发生变化，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对正义、平等这些概念的历史发展进行科学的分析，而只是作了一些片面的、形式上的分析；特别是出于阶级偏见，他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的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平等概念，无论是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过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20）
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大大地改变了关于逻辑的传统概念。在他看来，逻辑不仅指形式逻辑，而主要是价值判断。这就是说，逻辑学已不仅是指思维规律的科学，不仅是从形式方面去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而主要是研究它们的实质内容。关于逻辑或逻辑学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我们仅探讨一下他关于法律和形式逻辑的关系的论点。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的确有这样一种观点：一个法官或律师的最主要条件是严格的逻辑思维能力，甚至法律本身就属于逻辑学范畴；法律推理活动要像数学家的演绎一样准确。这也就是佩雷尔曼所嘲笑的，人们需要的是仅知道2#215;2=4或等于是一个计算机的法官。这种观点通常就被称为“机械论法学”。
机械论法学的思想无疑是错误的。对任何一个社会或任何一个阶级的法官来说，如果仅依靠形式逻辑来适用法律，而不考虑这种法律的目的、精神或原则（也就相当于佩雷尔曼所说的价值判断），总之，不考虑这一法律所体现的阶级意志，是不可能完成统治阶级所赋予他的任务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承认，适用法律，特别是就加强法制这一意义上说，形式逻辑是必不可少的。对法律目的、精神或原则的正确认识和对形式逻辑这种推理形式的正确运用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反对机械论法学，但决不意味以法官来代替立法者或容许司法专横。
佩雷尔曼虽然声称，新修辞学并不消灭形式逻辑，但他在叙述法律与逻辑关系的历史发展时，却低估甚至否定了形式逻辑对法律的重大作用。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佩雷尔曼的学说也多少提醒我们应注意研究法律解释以及法律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等问题。此外，从研究法制史角度说，他对《拿破仑法典》第4条的解释，也是值得注意的。
第四篇：观.孟佩杰有感
观《孟佩杰视频》有感
武进区三河口小学五（6）吕永磊证号：SH12082 今天我们看了孟佩杰的视频，她的事迹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弦，使我一次次受到震撼。
孟佩杰五岁那年，父亲就出车祸，母亲将她送给刘芳英夫妇，可孟佩杰的好日并不长久，3年后，孟佩杰的养母就终生瘫痪了，她的养父呆不下去，便走出去再也没回来过，8岁的孟佩杰就要承担起一个成年人的担子，她每天帮养母刷牙洗脸，还要洗衣做饭，我想到自己8岁时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饭还要妈妈喂，想想孟佩杰，比比自己，真是惭愧极了。
孟佩杰8岁时，个子没有灶台高，她就站在小板凳上烧饭，摔了无数次，养母让她不要做，可她 总是微笑着说：“妈，没事，我能行的。”就这样不知摔了多少跤，孟佩杰每天要安顿好养母吃早饭后，才拿着一个冷馍小跑去上；放学了，她还要去买菜，再回家烧饭给养母吃；晚上还要帮养母做按摩200多下，每天要到9点多才能做自己的作业。刘芳英说：“记得有一次六一儿童节，她给女儿孟佩杰1块钱，让她买吃的，谁知道孟佩杰放学后把一块钱又还给了养母，还说家里缺钱，不能乱花钱。”
孟佩杰与养母经过4000多个日日夜夜，她一点也不埋怨，也不委屈，有时养母大小便困难，孟佩杰就帮养母掏出来，我想起我自己很怕脏，连看都不敢看，孟佩杰竟然不怕脏，不怕臭气，帮养母掏出来，看到这我流下了眼泪。孟佩杰终于考上了大学，她不放心养母，便带着养母上大学，她还边上学边照顾养母，刘芳英又说：“有一次记者请她吃肯德鸡，可她却要带回家，她带给母亲吃，还说“我”已经吃饱了，现在都不想看，于是养母就吃掉了。”孟佩杰到现在，从未吃过肯德鸡和零食，她甚至连味道都没尝过。看到这儿，我的眼泪扑扑往下流，而我每天要向妈妈要零花钱，学校禁止在校门口买三无食品，而我放学走出校门时总是忍不住那扑鼻的香气，总要偷偷地买一块鸡蛋饼，渴了要喝饮料、牛奶，不喝白开水，不懂得要珍惜父母挣来的血汗钱，有时买一个玩具手枪要几十元钱。我与孟佩杰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完孟佩杰的视频后，我受益匪浅，我决心向孟佩杰学习，学习她对养母有孝心、有爱心；做事有耐心，勇敢面对现实生活，坚强地战胜困难，改掉坏习惯，自信地超越自我，走向成功。
评析：
小作者看视频很认真，观看后能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谈感受，并从孟佩杰的故事中心灵受到震撼，心动不如行动，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你吧。
指导老师：沈亚英
第五篇：读戈尔曼《情商》有感
读戈尔曼《情商》有感
许多人都对情商的理解存在误区,他们以为情商是指在职场、官场上对上级的溜须拍马、圆滑世故；对下级的冷漠麻木；对同事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等。而戈尔曼的《情商》，讲的则是我们对于自身情绪的管理——情绪智商。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也成为决定人生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戈尔曼认为：情商是一种识别自我和他人感受、自我激励并管理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情绪表现的能力。其包括：自我意识（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自我控制（能控制破坏性情感与冲动）、自我激励（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移情能力（即换位思考，能觉察他人情感，关注他人利益）、社交技能（友善、包容）。前三项是有关自我管理情绪的技能，后两项则是有关一个人如何处理与别人关系的能力。这五要素都与工作直接相关，且可成就领导魅力，在这五方面具备卓越的能力，才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
“一头绵羊带领一群狮子，敌不过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绵羊。”说的是领导者的领导力如何对组织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管理科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领导者的唯一定义是其后面有追随者。要有追随者，那么领导者就不得不时刻保持自己最佳的人格魅力，而情商的高低正是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至关重要，它对领导者能力的展现、领导艺术的培养、工作效率的提高，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领导者理应有意识、有目的的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情商，并在此基础上更好的关注企业员工的情绪管理，营造和谐的企业文化，否则就无法带动一支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团队。拥有高情商，可以让领导者具有更好的亲和力、影响力和人格魅力，以把握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要领：恰当的赞美和微笑、真诚的关心他人、巧妙的指出错误、保持自己积极快乐的心态。
对团队而言，情商对管理层的重要性随着其级别的提高而呈递增趋势，一个人担负的职务越高，其情商能力在绩效中所起作用就越大。高情商的人最适合管理团队，因为他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善于体察别人的感受，富于同情心，对人体贴、关怀。能有效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不让心里的恶魔伤害到别人。而在自己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仅不会长久的沉浸在沮丧的情绪中，还会义无反顾的率领大家走出困境。不管在哪个环境中，他们都能脱颖而出成为对别人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综上所述，领导者要提高自身带领团队的人格魅力，首先应该开放思想、更新观念，用现代的情商理论武装自己，在此基础上要时不时监控自己的情感导向，调整自己情绪状态并进一步达到一种内部的和谐，培养良好的稳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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