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全集中的周作人文章课件

第一篇：论鲁迅全集中的周作人文章课件

论《鲁迅全集》中的周作人文章

【内容提要】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新青年》中四篇署名“鲁迅”的“随感录”之外，另外还有一篇署名“鲁迅”的《关于〈拳术与拳匪〉》的“通讯”很可能也是周作人所作。但学界不应过于强调作品的确切归属而将其从鲁迅名下除去。

【关 键 词】鲁迅/周作人/《新青年》

一

近读《鲁迅著译编年全集》①，发现此书第三卷已经明确将原来收入鲁迅杂文集《热风》中的《随感录》三十七、三十八以及四十二、四十三这四篇均宣布为周作人所作，仅是以“附录”形式收入这一鲁迅著译全集了。

此前，因为周作人说过《热风》中收有原本是他所作的文字，②文学研究界曾经通过种种细节线索来确认究竟除了《随感录三十八》之外还有哪几篇是周作人所作，如余斌先生的《妄测》和张菊香先生的《鲁迅周作人早期作品署名互用问题考订》。③尽管尚有争议，但经过不断的辨析，大致也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比如，《回望周作人•资料索引》一书就直接将《随感录》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这三篇视为周作人作品，④《周作人散文全集》⑤则与《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一样指认了四篇。不过，印象中似乎一向主要是以研究周作人为主者才更愿意指认《热风》中有周作人作品，这次《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做法，可以说是鲁迅研究界的认可表示了。

二

据《鲁迅全集》⑥，《热风》中共有二十七篇原刊《新青年》杂志“随感录”专栏的文章，其中大多署名“唐俟”，署名“鲁迅”的只有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四十三、五十三这五篇，而被指认为属于周作人者恰好全部在此(五篇中唯一的例外是《随感录五十三》)，至于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所说用“唐俟”署名者则从来未被指认。

关于认定这几篇文章属于周作人的理由，研究者自然都已经给出了种种解释说明，但有些指认的理由，似乎也还值得商榷，其中尤其是根据文章思想观念、文字风格以及关键言辞等来判断文章的归属，实则相当难以确证。比如《随感录三十八》中引述了法国G.Le Bon的“我们一举一动……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一段话，而这一意思周作人后来曾经在很多文章中引用或者表达过，于是此文出于周作人就比较可信了。然而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一节(1925年12月8日作)中也再一次言及Le Bon“死人之力比生人大”的观点，何以见得鲁迅就不熟悉其人其文呢？何况本文中对“个人的自大”、“独异”以及“对庸众宣战”之意的张扬，均可从鲁迅早年的文章中找到对应，若非周作人自己在致曹聚仁信中明确指认了此文，说它就是周作人所作似乎理由还很不充分。又如《随感录四十二》中引述了英国乔治葛来关于利用神话骗取土著人同意修筑铁路的记载来批评中国人的“自大与好古”，而周作人一向对文化人类学颇有研究，然而，鲁迅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的讲演《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再次述及这一故事批评中国人的同一根性，可见印象深刻，其实也未必只有当年的周作人才关注、熟悉文化人类学问题，尽管鲁迅曾一再声明自己不懂英文，⑦因而自然不太可能直接阅读英国人的英文著作。

在署名“鲁迅”的五篇文章之中，随感录四十三和五十三都是关于漫画刊物《泼克》的议论(署名“唐俟”的第四十六也是关于《泼克》者)，如果第四十三是周作人所作，顺理成章地应该推认第五十三也是周作人的文章才对，何况这又是署名“鲁迅”的五篇文章之一。果然，余斌先生即将“鲁迅”的两篇论(《泼克》者均划归周作人，尽管他又以《随感录四十六》“更有‘攻击’性，讽刺的分量更重”(而非署名“唐俟”)为由将其划归鲁迅。然而张铁荣先生则仅以《随感录四十三》与周作人1919年3月2日在《每周评论》第11期上发表的《思想革命》一文相比照，认为《思想革命》的主题“正是《随感录四十三》中所表述的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于是此文出自周作人就比较可信，但他却并不认为《随感录五十三》属于周作人。然而，即使不论研究者之间的互相矛盾，——余斌先生关于《随感录五十三》的推论未被一般研究者认可，——要说这已是确证也尚觉勉强，即作为旁证也不算非常有力，实则据之仅能得出“可能”而非“必定”的结论，因为这大约都是先有了结论再去寻找的证据，其判断多多少少有一点儿“有罪推定”或者“意图伦理”的成分。其实，从《随感录》四十三、五十三这两篇文章中表现出的对西方美术史的熟悉，尤其是第四十三中以“黑色染缸”这一相当经典的鲁迅式意象比喻中国，⑧似乎更有理由确认这是鲁迅的作品。

当然，研究者的判断依据还有鲁迅与周作人日记中关于写作文章的记录，这无疑是相对比较实在的一种旁证。

《新青年》自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开设“随感录”专栏，至1922年7月1日第9卷第6号终刊，共发表“随感录”133则，其中署名“周作人”的只有二四、三四两篇，分别刊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发行)和第4号(1918年10月15日发行)；周作人后来在1921年1月的第8卷第5号又发表三则“随感录”，即第104—106则，署名“仲密”。

据周作人日记，⑨1918年8月11日第一次提到“作随感录”，次日“作随感录了”，——鲁迅8月29日日记：“下午半农来，交与二弟所译小说二篇、《随感录》一篇。”——应即《随感录二十四》；9月26日“下午作随感录一则介绍カペンタノ(凯本德)”，即《随感录三十四》；10月30日“作随感录一则予杂志”，1919年1月10日“作随感录二则”(13日“致新青年稿”)，均未见以其本名或常用笔名发表。也就是说，到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6卷1号出版前，周作人日记中有记录的是一共作“随感录”五则，除去以本名发表的两篇，另外应该还有三篇可能就是以“鲁迅”之名发表的。

另据周作人日记，1919年3月12日“下午访仲甫取来新青年六之一十本”，这就是刊有《随感录》四二、四三的那一期，本应1月15日出版，事实上显然延迟至三月初了。此前收到相关《新青年》的日期为：1918年12月2日，五之三；12月22日，五之四；1919年1月23日，五之五；2月5日，五之六。出版日期应该各在收到前不久，因为杂志编辑部当时在北京，出版者群益书社在上海，应该是编辑部收到新刊后立即分发给各位杂志同人，也就是说《新青年》当时每期基本是延迟两个月才正式出版面世。发表“鲁迅”四篇“随感录”的5卷5号、6卷1号，实际出版日期均在1919年1月10日之后。那么，如果如前所述《随感录四十三》确系鲁迅作品，则可能的情况就是：周作人1919年1月10日所作的两篇“随感录”，其一与上年10月30日的一篇同刊《新青年》5卷5号(本应1918年11月出版而延至1919年1月)即《随感录三十七》，⑩其一刊6卷1号即《随感录四十二》。这与《知堂回想录》所说“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混到了《热风》里去”，以及前述日记中关于写作“随感录”的记录，在数字上更加相符。

三

然而，正如余斌与张铁荣两位先生所论，《随感录四十三》为周作人所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而这里的分析仍然只能是一个猜测。而如果相信《随感录》四十二、四十三均为周作人所作，根据周作人日记中只有五篇“随感录”的写作记录，则《随感录》三十七、三十八就可能有一篇不是周作人所作。周作人自己已经宣布《随感录三十八》是其所作，亦即日记中1918年10月30日“作随感录一则予杂志”的这一则，如此则《随感录三十七》是否周作人所作又是可疑的了。

恰好，余斌与张铁荣两位先生都没有论证《随感录三十七》当属周作人所作。未检其他研究文章，不知判断归属周作人的理由为何。而鲁迅在《热风•题记》中特别提到，集中文章，“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而《随感录三十七》正是集中仅有的关于“打拳”的议论，说此文实为鲁迅所作也有旁证。

如果署名“鲁迅”的《随感录三十七》确系鲁迅所作，那么，《新青年》第6卷第2号“通信”栏内，“鲁迅”对陈铁生《拳术与拳匪——驳〈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的答复，也就是一直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的《关于〈拳术与拳匪〉》一文，应该毫无疑问也就是鲁迅的文字，因为陈铁生之文是指向了《随感录三十七》原文作者的，应该也就由原作者回答。这可以说是《随感录三十七》确为鲁迅所作的又一证据。——当然，由原作者回答质疑者是一般的通常事理，难免也就有例外的特殊情况，如，瞿秋白以鲁迅笔名“何家干”在1933年4月19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透底》一文后，文中言及的《论“新八股”》之作者“秀侠”来信辩说，“家干”的“回信”即与来信一起收入1933年10月出版的《伪自由书》，附于《透底》(未另发表)一文之后，这个回复显然应该是鲁迅在编集时所作，由其中顺笔言及祝秀侠此前对《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的回应亦可证。

然而，鲁迅日记中没有关于可能写作此文的任何信息。恰好，周作人1919年3月2日日记中有“上午……作文下午了”的记录，而从其他地方又没有发现周作人这一天所作文章究竟为何、发表何地的信息，所以，依据《随感录三十七》可能为周作人所作的说法，这封署名“鲁迅”的回信应该很可能就也是周作人所作。如果不避循环论证的嫌疑，由此反推，则《随感录三十七》又很可能就确是周作人所作。

或者换个角度表述：只要如一些研究者一样承认《随感录三十七》为周作人所作，则《关于〈拳术与拳匪〉》就一定也是周作人所作，这是《鲁迅全集》中又一篇可能出自周作人之手的文章。

周作人3月3日日记又有“上午往校……下午三时返向玄同取得新青年稿纸一百张”的记录，而据《新青年》第6卷第1号所示，本卷第2期杂志正好是由钱玄同编辑，显然应该是周作人在3月3日见面时将前一天写的答复文章交给了钱玄同，然后经钱玄同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2号。至于“鲁迅”答复后署“三月二日”，而本期《新青年》写的是1919年2月15日出版，显然事实上杂志是愆期出版。

关于本期杂志的愆期出版是很容易证明的。“鲁迅”答复之外，又如1919年2月14日周作人日记有“作再论黑幕至晚了抄至十一时了”的记录，此文即刊《新青年》第6卷第2号；2月16日，鲁迅致信钱玄同，建议将陈大齐一篇拟刊《每周评论》的文章“也登入《新青年》六卷二号《随感录》”(后未实行)，可见由钱玄同编辑的这一期杂志此时还在编辑中。直到4月19日，鲁迅在写给回到故乡绍兴的周作人的信中还说：“见上海告白，《新青年》二号已出，但我尚未取得，已函托爬翁(按：指钱玄同)矣”。据《鲁迅全集》注释，1919年4月15日上海《时报》刊有“《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的出版广告”，可见杂志是直到4月才正式出刊的，正好也是延迟近两个月。在鲁迅4月19日写信之前，4月17日下午，由故乡绍兴前往日本的周作人路经上海时“至群益书局买新青年六之二一本”。显然这是刚刚出版的杂志，周作人特意买了一本携往日本，更加可以证明本期《新青年》是4月才正式出版的了。

然而，正如鲁迅日记中显然没有全部记录自己写作《随感录》的事情，[11]周作人日记没有全部记录了自己的“随感录”写作也是显见的事实，如1921年1月发表的三则就没有相关记录，因而这里(关于他用本名和常用笔名之外的名字发表的《随感录》只有三篇)的推断也未必就完全符合事实。何况，杂志出版日期与编辑定稿日期是两回事：前引鲁迅4月19日致周作人信中言及《新青年》第6卷第2号的愆期出版，但此信接着又说：“《沙漠里之三梦》本拟写与李守常，然偶校原书，似问答中有两条未译，不知何故。此亦止能俟到京后写与尹默矣。”周作人的一篇译稿《沙漠间的三个梦》，此时拟俟周作人返京校改后再交给《新青年》第6卷第5号(标明1919年5月出版，周作人9月15日方收到新刊)的编辑李大钊已经略迟，只好准备交给第6号(原定1919年6月出版，标明1919年11月出版)的编辑沈尹默了(后刊此期)，如此似乎《新青年》当时每期的定稿时间还是大致与标明的出版时间相近的。准此，则周作人1919年1月10日“作随感录二则”就应该还是《随感录》四十二、四十三，发表于原定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6卷1号。但如上所述，事实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新青年》并非完全按时编定，因而杂志上才会出现较标明的出版发行日期还要靠后的文章，也就是出现了鲁迅在1919年8月7日致钱玄同信中言及原定6月出版的6卷6号时所欲避免的“倒填年月”的现象。

而正是因为《新青年》第6卷第2号延期至4月方才出版，故而“鲁迅”“三月二日”的答复文字才会出现在2月15日出版的杂志上。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则《新青年》中四篇署名“鲁迅”的“随感录”之外(但这四篇中，《随感录四十三》又很可能确为鲁迅所作)，另外还有一篇署名“鲁迅”的《关于〈拳术与拳匪〉》的“通讯”很可能也是周作人的文章。

四

反复引证的结果还是只能像其他论者一样指认五篇署名“鲁迅”的“随感录”可能有四篇出自周作人，并不能真正确定几篇文章的最后归属，这似乎很有些劳而无功的意思。但这正是本文最后特别想要表达的一点意见：确认了周氏兄弟之间存在着早年相互使用对方的名字发表作品的现象，对于尤其是像鲁迅生前收入自己文集《热风》中的这些可能出自周作人笔下的文字，似乎不应该过于强调作品的确切归属而将其从鲁迅名下除去，毕竟写作的当时兄弟二人关系密切，思想观念、文字风格都非常接近，写作中一定也还存在着思想与文字的互相交流，很多文章可能就是兄弟二人合作的结果。鲁迅编选出版《热风》已在兄弟失和之后，他既然将这些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并且在《题记》中还特别提到现在被认为可能出自周作人的文章(《随感录》三十七、四十三)，甚至直到1928年还在为《语丝》上一篇文章所写“按语”中说到“在五六年前，我对于中国人之发‘打拳热’，确曾反对过”(《〈这回是第三次〉按语》，1928年4月30日《语丝》周刊第4卷第18期)，也就是又一次提及《随感录三十七》，显然认为自己可以拥有这些作品的所有权及发表权。尽管事实上也可能存在着鲁迅确实一时忘记了某篇文章原本为周作人所写的现象，但这种无法证实或者证伪的推测，还是以存疑对待为好。这是谨慎的态度，也是实事求是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是我们对待历史问题所应持有的一份特别的“温情与敬意”。

注释：

①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版权页书名作“鲁迅编年著译全集”。

②如《知堂回想录》：“我们当时的名字便是那么用法的(即署名不分彼此)，在《新青年》投稿的时节，也是这种情形，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所以就混到了《热风》里去。”又如1958年5月20日致曹聚仁信：“鲁迅著作中，有些虽是他生前编订者，其中夹杂有不少我的文章，当时《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多有鲁迅的名字(唐俟)，其实却是我做的，如尊作二一二页所引，引用Le Bon的一节乃是随感录三十八中的一段，全文是我写的。”而最早应该是1936年10月24日写的《关于鲁迅》：“(鲁迅《新青年》时代)所写《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一两篇是用这个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近来看见有人为鲁迅编一本集子，里边所收就有一篇是我写的，后来又有人选入什么读本内，觉得有点可笑。”

③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周氏兄弟》，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16页。

④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资料索引》，第53、55页。

⑤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6、98－101页。

⑥参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如《坟》中《杂忆》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都明确写道：“我不懂英文。”又如《出了象牙之塔•后记》：“我于英文是漠不相识。”

⑧《随感录四十三》：“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另如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信：“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1925年3月23日信中亦云：“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又如1934年4月22日致姚克信：“中国人……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1934年5月20日作《偶感》(收《花边文学》)一文：“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

⑨《周作人日记》(影印本)，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⑩《随感录三十八》不可能写得更早，因为其中涉及任鸿隽在《新青年》第5卷第2号上发表的言论，而据周作人日记，是10月29日才收到这一期杂志的：“上午往校收新青年五卷二号十册。”

(11)据《鲁迅全集》注释，鲁迅日记中与他自己写作《随感录》有关的记录一共只有四次，涉及十篇：1918年9月4日，《随感录》二十五；9月26日，三十三；11月1日，三十五、三十六；1919年7月31日，六十一至六十六。^

第二篇：论“删除鲁迅文章”

删得掉的文章，删不去的鲁迅

新学期开学之际，有人发现中小学教材中有许多改变，许多原有的课文被删除了。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因此有人惊呼“鲁迅大撤退”。提起鲁迅先生的《药》、《为了忘却的纪念》和《阿Q正传》，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它们作为语文课本里的重要内容，伴随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但现在，这三篇首当其冲进入了被删除的行列。由于鲁迅作品的被删除，一时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支持声与反对声四起。

首先就鲁迅的《药》、《为了忘却的纪念》和《阿Q正传》这三部作品，相信大家都是不陌生的，《药》中那血淋淋的馒头，《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柔石和白莽，成为鲁迅一大代名词的《阿Q正传》中永远靠着“精神胜利法”胜利的阿Q。那是历史长河中文学作品的经典，也是我们才从小的回忆。从小学到高中，我们可以说是徜徉在鲁迅的作品中，《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祝福》，《少年闰土》等等，太多的名篇佳作在我们的记忆中闪现，我们学到了很多也知道了很多，可是现在确实对鲁迅作品的一个删除。

对于鲁迅作品的删除，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顾之川的解释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复杂性、早期白话文与当下汉语的差异性，以及思想内容的深刻性等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鲁迅作品都适合给今天的中学生阅读。当然，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做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他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保持的合适的地位。同样的，在近年语文教育改革的讨论中，许多人都对鲁迅作品教学提出了许多批评，诸如选文不妥、教法不当，因而导致学生对鲁迅产生逆反心理，等等。这都是有道理的，应该引起注意。因为我也是从小学习鲁迅的文章而成长，所以对于学习鲁迅的文章有着切身的体验。在学习鲁迅的文章的过程中，相信大家对于鲁迅的一些叙事的散文和故事新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对于鲁迅深奥的杂文可能就会敬而远之了，毕竟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透过这个时代去理解鲁迅的喜怒哀乐。但如果因此而怀疑或否定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意义和价值，恐怕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至少是我不敢苟同。就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有鲁迅，有他那充满力量的作品，我们的下一代应该知道，一直流传下去，这对于他们的成长，以至文化的传承都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有人写过这样一篇文章：鲁迅为什么滚蛋？文中说“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积分、怜悯的的人物有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是无地自容。”也许这样的话语有些偏激，有些不顾事实了，但是里面也隐约显示着当代人的一个心态，鲁迅不在了，但是他的文章还是让那些鲁迅书中的阿Q。华老栓，孔乙己在当代的代表心中不安。

也许赞同删除鲁迅作品的人说出的是“紧跟时代步伐”，要把那些“过时的难以理解的文章去除”，给我们现在的大师留些位置。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事情，有些精神那是需要从骨子里面培养的，有些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忘记也不能忘却。记得《义勇军进行曲》在建国前是代国歌，当时新中国建立的时候还进行了讨论，是不是换一首歌或者修改歌词。但是最

终经过讨论它还是成为了国歌，因为大家都觉得，虽然歌词不是唱的时代的一个现实，但是它告诉我们，要记住历史，要居安思危。我们知道中国的美德和精神大多数字传承而来，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等，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美丽的奇葩。而鲁迅，正是“五四”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最主要的代表（当然不是惟一的），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不能否认他是2o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是一份无法回避的世纪精神遗产。我们现在都在强调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这当然很有必要；但有些人往往将民族文化传统局限为古代文化，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现代文化传统，这就不免有些偏颇、事实上，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要使用的是现代白话文，中学语文教学也是以学习与运用现代白话文为主的，鲁迅这样的现代白话文的大师的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是“顺理成章”的。

那么我们真正看重的是鲁迅的什么呢，或者说是鲁迅文章的是什么呢？应该是那种无处不在，深厚称雄的忧患意识，是那种直面现实百折不挠的精神气概，是那种敢于批判直身赴死 的勇敢果决。他的文章既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病灶的批判暴露，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修复的激励品和治疗品。可以说的是，他和他的作品还有他创造的那一系列正直健康向上的人物从各个方面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鲁迅的文章删除了，但是鲁迅删除不了，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颗永远闪动着光华的璀璨之星，纵然有时乌云密布，但是过去了仍是星光一片。在当代社会，我们要更好的学习鲁迅，认识鲁迅，宣扬鲁迅，让鲁迅永远的成为我们指路的明灯，带领我们前行。

第三篇：杂论鲁迅的文章

（一）小说家与判断力：高手的败笔

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都读过几篇，两人的共同点是深有国学渊源。从小说来看，鲁迅远比周作人更令我心折。鲁迅的小说通常立意深刻，布局严谨而笔墨凝练。两年前因为跟同事办读书会，将《阿ｑ正传》又读了一遍，感觉是他老的水平远远超过同代的任何人。就是在今天，中国作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之后，仍然没有能写出跟正传比肩作品的。我认为它的成功不在常说的刻划了“国民性”，而在成功地刻划了一种人类共同的心理现象。这篇小说不仅有思想力度，而且在写作技巧上相当成熟。我认为鲁迅以后的小说也没有超过这篇的。

相比之下，我读过的周作人的小说？则多无足观。不在语言或情节，而在立意过于平庸。

周作人大约是玩学问的，他的文章多考证，少激情，老兄似乎应该去读一下周作人早期的作品。功力见于平淡之中。而鲁迅是神情生动的人物，他把激情和国学功力结合起来，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几年前六·四发生后，和几位朋友杯酒相聚，一时兴起，把那篇“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翻出来，读一句，叹一句，这样的文字，揭示统治者残忍的一面，过去，现在，将来，大约是永远不须改动的。

学鲁迅的作家不在少数，不是没有他的国学，就是没有他的激情，最主要的是没有他思维的力度。我看过几篇胡风和聂绀弩，跟鲁迅多少有点形似，可以明白地看出在学，但是相去何以道里计。李白、苏东坡、鲁迅这样的才致，大约是永远学不来的。至于周家兄弟在历史上的高下，各人喜好不同，我得投鲁迅一票。

鲁迅的自信力很强，我唯一读到他落败的文字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那篇文章中他的对手是梁实秋，梁说他译的苏联文学是“硬译”，确实很客观。我也曾读过鲁迅译的那篇小说，水平之低可说是惨不忍睹。梁讥笑说读那翻译，必须跟看地图似的，用手指加以指点，大概算是很厚道的了。鲁则大怒，说真正会看地图的人，并不须用手指点的。话说到此，胜负已分。我推想若不是鲁迅那时身体不好，梁是占不了这个上风去的。

一作品如一华厦，翻译了或者从洋房变成中式瓦房，但总是一房子。如果成了一片残砖断瓦，则不免凄凉之慨。鲁迅先生译的苏联革命文学，读之便有此意。以先生文笔，本应多写几篇传世的杂文，我不解先生何苦为他人作嫁，去弄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翻译。

我说鲁迅先生如果身体好，梁占不了便宜去。并不是说先生在理，只是觉得先生那篇文章精神有不足的样子，仿佛生了病。假如没病，则或推枰认负，或继续收官，至少不会输了风度。先生是场面上的人，这种初段的判断力不是没有，不过因病而临场发挥不好罢了。

我这可是个人感觉，有很多人也认为鲁迅的那篇是上乘佳作的。

（二）生物能与征服力：巧妙的文化

把鲁迅放在中西方文化的背景中看。

我这么想，鲁迅是不是思想家没关系，体系和主张是不是周延，或者矛盾不矛盾也不要紧，他的《狂人日记》从文字上看甚至歇斯底里，但是这些接触了国外思想的人，似乎都有点狂劲，都愿意指点一下：外国如何如何，咱们也得这么练！这里头偏激幼稚都是免不了的。但他的思想走向很明确：世界弱肉强食，我们得走进化之路。在许多的时髦青年的呐喊声中，不免有嗓音特嘹亮的几位，以高亢的调子领导新潮流，鲁迅便是其中一位思想上的吾尔开希。要干扰稳定的系统，这样的分子是十分必要的。写得非常有趣，而且中肯。但这一类比却相差未免悬殊。

东西文化交手一个回合，西方在中国找到了最合适的代理人毛泽东。表面上看，此役以西方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中国文化的巨大质量使得它几乎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实质上，毛泽东还是典型的皇帝。这一回合干到现在仍不知鹿死谁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交锋可以导致进步。比如鲁迅，在为西人打前锋的同时，又写出许多具有纯粹中国文化价值的东西，同时丰富和巩固了中国文化。这也体现中国文化的魔术般的包容力，不能被形式逻辑所解释的。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西方文化富于侵略性，是阳性的文化。中国文化富于包容性，是阴性的文化。

中国文化有一种生物能，使它表现出巧妙的行为。

小平、恩来、中正、泽东，当年都是鲁迅一样的偏激分子，跟吾尔、柴玲他们差不多的。他们老了，走向反面，从革命党变成西太后，他们实际上都是强大而有魔力的中国文化的祭品。做为东方的叛逆，他们来自西方的阵营，却被东方巧妙地化解而收为己用。这个结果令西方瞠目结舌。也应当令我们深思一回吧。

做为题外话，再提汉奸问题。帮助外人征服国人叫汉奸，帮助外来思想征服中国思想的人又叫个甚么呢？比如毛泽东，老说要破四旧，用德人和俄人的思想来侵略咱们的思想，许多人却说他是民族英雄。也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那么鲁迅、毛泽东这些窃火窃思想的自然得王了。这是一种无可再巧妙的策略或是带有机性的做法：想想吧：你征服了我，我却使你成为我的一部分！上帝不造自己举不动的石头，你总不能自己再灭自己吧？毛泽东试过这么做，以惨败而告终了。

中国文化啊，多么包容，多么奇妙，多么有力量的逻辑啊。鲁 迅 和 思 想 家·散宜生·

（一）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鲁爷的解决办法是读外国书、做欧洲人，被人骂“卖国贼”而不悔。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人都是以体用、本末这些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来分析中西文化的关系的。洋务派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文化只是博大精深的帝国文化的一个讲究奇技淫巧的末端；鲁爷则走到了与他们对立的另一极。想到鲁爷多次抨击过的洋务派论调的变种棗“我们有精神文明，西方只有物质文明”棗至今仍是北京政府的爱国基调，怎不令人对鲁爷陡生敬意。但是，鲁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有偏颇之嫌。

愚意以为，称得上思想家的、对这问题作出合理回应的只有一个棗０．７冯友兰、０．３毛泽东。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批判分析中国的传统思想，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入手，在全面的比较中，指出中西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不同“殊相”，中国文化自有它本身的价值，并进而构建他的“新理学”。毛泽东虽说学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是他也达到了相当的结论：老毛把定义上就带有普遍性的本质划分为“特殊的本质”和“普遍的本质”，以此证明老大哥的苏维埃和他的井岗山道路，都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殊相”，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更妙的是，这两人几乎在同时达到他们的结论。老毛的《矛盾论》完成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冯友兰的为他的“新理学”勾勒提纲的《哲学与逻辑》，则发表于１９３７年３月，只早五个月。不过老毛写书是为了党内斗王明，斗完了就不想这个问题，而且据说还有版权之争。看在他当代影响大的份上，马马虎虎，给三分功劳。后世的人，大概还不会像我这样慷慨。

鲁爷与思想家的关系，大约就相当于他的老乡陆游与南宋道学家的关系。谁的书有人读？当然是陆游的，他的“王师底定台湾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至今还令很多大陆人一读一眶泪。但是要说思想，您老回绍兴老家歇着去。

（二）上次我说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否能对这问题作出合理的回应，可以作为界定思想家的一个标准。这和是否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没有关系，这里要考查的是思想的深度。对这个大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舞文弄墨的人几乎都会说到几句，关键就看谁说得深刻。

鲁迅在这问题上说过不少话，影响也大，可惜在大陆常常被人曲解。“四人帮”倒台后，为了给对外开放作舆论准备，大陆报纸上很登过一阵鲁爷的“拿来主义”，把鲁爷说得像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国外新异科技的洋务派。其实，鲁爷的“拿来主义”，结合他早年的用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的议论，应该属于胡适的“全盘西化”一路。好在“拿来主义”广为人知，且不管它代表的到底是什么“主义”，我们还是来重温鲁爷的原文。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收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性’，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罗卜青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一段自然是很好的文章，但是细细一想，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先生自己，似乎并没有一贯的标准。早年为振奋懦弱的国民，鲁迅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为此还给汉语增添了一个新词棗“末人”（与“超人”相对，der letzte mensch，直译是“最后的人”）。但在三十年代成为“党的同路人”后，先生致力介绍的却是《铁流》、《毁灭》之类的苏俄革命文学。现在的人，未必会恭维先生的眼光。有人会说，鲁迅在上面的引文里讲的是什么都可以拿，贵到鱼翅毒到鸦片。但是这么一来，立即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除非你像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否则，大家（其中也包括许多“末人”）纷纷乱拿之下，你怎么知道他们能够消化？

鲁迅曾经把中国的国民性归纳为“演戏”两字。鲁爷成名后亲见三次反日高潮：东北九一八事变（１９３１），凇沪一二八抗战（１９３２），“何梅协定”和一二九学生运动（１９３５）；但是先生从未在高潮时写过什么慷慨激昂的爱国文章。相反，倒是毫不客气地讽刺时人的浅薄的爱国热情。什么“当代花木兰”“女子救国”；什么哎呀呀拿起西瓜吃不下，想想前线将士多辛苦；先生鼻子一哂：你们还是多向敌人学学吧，人家打得赢，“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

第四篇：论鲁迅作品**文章

浅论《**》的深思

摘要：

本文主要通过对鲁迅先生的作品《**》的文章写作背景、文章结构形式、文内主要人物简析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在分析的过程中了解作者鲁迅先生的主要意图，并了解他的革命之情。

目录：

一、作品出处及写作背景

二、作品文章结构

三、作品人物剖析

四、作品解析

正文：

一、背景

鲁迅先生的《**》一文最初是发表于1920年九月《新青年》月刊第八套第1号，后收入《呐喊》。

《**》是描写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在江南水乡引起的一场**。张勋，北洋军阀之一，原是清朝军官，辛亥革命后，他和部下官兵仍留着辫子，以示效忠清王朝，因称辫子统帅。1917年，他利用与北洋军阀政府内部矛盾（黎元洪为政府总统，段其瑞为国务总理，围绕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北洋军阀内部发生了“府院之争”，国务总理段其瑞在日本怂踊下主张参战，总统黎元洪在美国支持下反对参战，当段黎矛盾不可开交时，徐军督军，辫子军统帅张勋进京调停，乘机复辟了帝制，在北京扶持清废帝薄仪复辟，在举国上下一

片声讨中，这场复辟只延续十二天，就以失败告终。当时鲁迅先生正在北京教育部任职，为了抗议张勋的倒行逆施，他于七月三日愤然离职，事件结束后他才回到教育部。

二、文章结构

鲁迅先生的《**》一文是以“故事性”的小说叙述结构进行描写的，是以张勋复辟在江南水乡引起的一场**为故事依据，文章从辫子事件的发生，文中人物对于从“剪辫子”这一事件的不同反应，到辫子事件的结束，以一种连贯性的情节写出来，鲁迅先生从《**》的各种描写可以看出他对张勋复辟这件事情的感想，让人们了解到他的内心的想法。

在《**》一文中，“辫子事件”是贯穿始终的结构主线和叙述中心，我们可以将《**》的文章结构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描写了辫子危机的起因和开端。

《**》一文是以日常农家平静的日落而息生活作为文章的开篇，在宁静而又吵闹的平实生活，九斤老太太对曾孙女儿六斤吃饭前还吃炒豆子的斤斤计较的琐碎小事展开了对“辫子事件”的描述。而七斤嫂对七斤晚归的不满责骂却得不到七斤的正常反应，以七斤的话语点出皇帝坐了龙庭了为开端引出辫子事件。

第二，危机意识逐渐深化

“皇帝要辫子么。” “皇帝要辫子。”

“你怎么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赶忙的问。“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说要的。”

七斤嫂这里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为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

首先，以七斤的话，皇帝坐了龙椅要辫子，并以七斤是从咸亨酒店得知此消息的，而咸亨酒店又是消息灵通的所在，从而证实皇帝坐了龙椅是要辫子的事件真实性。

其次，又从赵七爷的出场：“赵七爷在革命后，辫子盘在顶上；到如今变成光滑头皮，乌黑发顶，穿上平时不轻易拿出来的竹布长衫。”以及后面赵七爷的形象变化描写中更进一步加重了皇帝坐了龙庭，而辫子是必不可少的，点出了辫子存在的重要性；

再然后从七斤嫂一开始客气的问候赵七爷用饭，赵七爷的客气回话却试探性的询

问听到风声了吗，再到赵七爷一步一步咄咄逼人的点出没有辫子的七斤是要掉脑袋的，文中赵七爷声生严厉的质问：“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八一嫂也发怒，大声说，：“七斤嫂，你 ‘恨棒打人’„„”

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但自从八一嫂说了“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话以后，却有些生气了。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接着说，“‘恨棒打人’，算什么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有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

从文中七斤嫂和八一嫂激烈对话和赵七爷的咄咄逼人的语言描写和肢体动作描写，都让人们意识到七斤没有辫子要掉脑袋的的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以这种层层渐进的描写达到辫子事件的高潮。

第三，危机的消解

七斤照例日日进城，家景却总有些黯淡，村人们对七斤的回避，七斤嫂对七斤的辱骂“囚徒”等等描述辫子事件的延续，过了十多日，七斤从城内回家，高兴的表情，七斤嫂的问话中点出咸亨酒店对于皇帝坐了龙椅事件的不再提起，赵七爷辫子重盘头顶，不穿长衫等描写出辫子危机已消解。

第四，重回正常

村人们及七斤嫂又对七斤的尊重，日子又恢复正常。

从《**》文章的四个部分可以看出封建社会下的农民对于保守思想的根生地固，人民对于现实生活的麻木。

三、人物剖析

1、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里的主人，是一个不学无术,精神贫乏,空虚,善于韬晦且阴险凶狠,时刻梦想复辟的封建遗老。

“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里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革命以来，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象道士一般；常常叹息，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

文章中对赵七爷的简要描写以及赵七爷和七斤嫂等人的对话中他的咄咄逼人的言语,恫吓,欺骗的举动,说明封建复辟势力企图卷土重来的欲望与野心.他虽与七

斤等人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在一定意义上,他与七斤等人一样,同是封建社会专制统治下无信仰,无特操的子民,他的被人尊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2、七斤：是当地著名的见过世面的人物，甚至于受到众人的尊敬，有相当的地位和待遇。但是在文中他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的催头丧气，对妻子责骂时的隐忍，迁怒女儿时的内心郁闷，实则显示着他是一个麻木、胆怯、愚昧、盲从，政治上无知，毫无民主主义觉悟的典型落后农民形象。

3、七斤老太：常道“一代不如一代，”从文章中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下的农妇，持陈旧腐朽的保守观念。

4、七斤嫂：从她正常时候对七斤的尊重态度，再到知道七斤可能要因为掉脑袋时对七斤的辱骂态度，最后发现七斤没事时又恢复对七斤的尊重态度的一系列变化，以及她的各种言行举止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泼辣粗俗,伶牙俐齿,“恨棒打人”,出语刻毒;好胜压人,强词夺理,不为人后的人,并无一般农村妇女的诚厚，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在浑浑噩噩的不觉状态之中的人。

鲁迅先生在《**》一文中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却又愚昧无知，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下不知反抗的贫困农民形象，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相互比照，映衬，如赵七爷与七斤、七斤嫂的对比，前者顽固守旧，投机于皇帝复辟却不学无术，后者的麻木、愚昧鄙视，对于可能掉脑袋的盲从不知反抗的封建农民阶级；到九斤老太和六斤的对比，前者保守腐朽，后者辱骂九斤老太“这老不死的！”却依然走上和九斤老太一样的道路，裹上小脚，走她的前辈走过的路。这些人物的生动形象以及情节的起伏深刻地演绎了本文的主题。

四、本文主旨

鲁迅以《**》一文的描写，从人们对于辫子**事件的发展变化到最终的归于平静，六斤最终裹起小脚，延续前辈们的道路，深刻的揭示了即使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它的果实却被封建军阀所篡夺，中国的面貌和人民的命运并没有根本改变，帝制余孽还在向农民肆虐，农民还处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控制下；愚昧落后，冷漠保守，缺乏民主主义觉悟。

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写作意图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痛苦”包括农民的不觉悟；封建复辟的可能性；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以此告诫革命者：

只有真正唤醒民众，才能进行彻底的革命。

参考文献：

1、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1923年北京新潮社《呐喊》初版。

2、忻州华师学院院报2010年12月第26卷第6期《关于鲁迅小说《**》的文本分析》，作者：尉文莹。

第五篇：鲁迅文章

鲁迅文章

1、风筝

2、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社戏

4、阿长与山海经

5、藤野先生

6、雪

7、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8、故乡

9、孔乙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