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五篇材料]

第一篇：鲁迅与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

鲁迅与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

谈到周建人，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就是他的两个哥哥，鲁迅和周作人。

这二人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他们几乎左右着他的命运和生活。特别是鲁迅，这种影响伴随了周建人的一生。直到现在，介绍周建人，必须要加上，他是谁的弟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鲁迅好比是太阳，周作人则是月亮，周建人就是星星了。我一直觉得，周建人并不愿意生活在太阳和月亮的光芒之下，没有人愿意被别人照亮，而不是自己发光。他的生活空间被两位哥哥占据着，留给他的地方太小了，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摆脱这种影响，但是徒劳无益。对于这种种的宣传和送上门的优惠，他无力阻拦，也无法挣脱，只能消受。我想，这种内心的苦楚，应该是有的。何况，他是一个有着强烈自主意识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周氏三兄弟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常与同时代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相提并论，他们的影响都是空前的，但就文化意义讲，宋氏三姐妹则远远无法与周氏三兄弟相颉颃。三兄弟各有所长，也各有命运。鲁迅与周作人都博有文名，是文化界的棋手和栋梁，周建人则一直在两位哥哥的盛名之下，夹缝之中，名位略显尴尬。世人对三人的评价也各有千秋。鲁迅身披民族魂，被推上圣坛，被万人景仰；而周作人则因为附逆，身败名裂，遭千夫所指；周建人一生谨慎，先抑后扬，看似无功无咎，终得颐享天年。同为兄弟，身世相同，命途迥异。百年之后，回头再看，套用稼轩词：了却尘世平生事，赢得生死不同名，可怜同胞生。

周氏兄弟同出一门，后兄弟阋墙，家庭分分合合，外人很难厘清，道是治丝益棼，越搞越乱。而且，搞清楚又能怎样？与其再花力气判断他们的家务事，还不如看看他们兄弟之间有哪些相同之处，还有哪些积极的社会意义，可供今人效法学习。

按照当今成功学的推论，一个人成功的背后，往往会有几个关键的要素，包括：遗传、家庭、环境、教育、机遇、个人努力等等，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链条，似乎缺一不可。

拿这套理论来分析周氏三兄弟，也大致能对上号。不过一个人的一生远不是几个符号或者是几个概念能够解释的。假如抛开鲁迅的地位，还原他的作家身份；不提周作人那段历史，再现他文化人的原貌；也不说周建人显赫的官职，以学者视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三兄弟同宗同族，家教一致，遗传相同。说到成功，就不能忽视他们的勤奋，这才是他们的成功之基，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一样地努力，不停地工作。求学之间，他们都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硬读出来的，翻翻鲁迅描写少年读书时的作品，再看看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的状况，你就知道，梅花香自苦寒来。再想想周建人固守乡村老宅，在青灯古瓦之中，自学植物学、英语，又有多少甘苦辛劳。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这种勤奋的劳作，是持之以恒伴其一生的。

有人说，鲁迅是累死的。他不停地读书、写作，不停地跋涉，没有一刻停闲。他自己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全用在了写作上。著作等身，那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周作人老了还壮心不已，顶着特殊的头衔，硬是翻译了著名的《希腊神话》，为自己的写作生涯，再添收官之作。你再想，90岁的周建人眼睛都快瞎了，还拿个放大镜，要重译《共产党宣言》。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比勤奋更有力量。

一门三杰，举世罕见。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人都选择了写作为生，而且，都成就了一番大业。三人都是作文高手。冯雪峰说：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张中行先生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这种褒扬，二人当之无愧。

周作人

周建人的文章自然无法和两位兄长相比，但是他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天地，科学小品，自称一格。

都善著文，但却内容有异，文风不同。有道是鲁迅行文常带怒气，以批判社会为己任；作人行文常带人气，以宣扬人性为宗旨；建人行文常带真气，以转播科学为目的。

再看看三兄弟的个性。

其实，三兄弟都是好强桀骜之人，不会轻言退却放弃。三兄弟久分不合，谁又能说不是个性使然。换句话说，三人性情中，都有很强硬的东西。鲁迅自不必多言，毛泽东说他骨头最硬。面对各种围攻，他很强势，自不惮言：“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

周作人留给社会的印象，是个软弱的人，面对妻子的逼迫，不像个大丈夫，这可能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我倒觉得，他是个非常任性而固执的人，不然也不会酿成大错。周作人自言：“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自己也并不是完全无过失的人。”这种软中带硬的话，不比金刚怒目的力道差。

周建人一生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独立地表达，不讲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宁肯不说，也不乱说。这就是他最硬的一面。

我们在生活中不难发现，真正的能者、强者，必有好强之心，有坚持之志，有独立之姿。

最难得的是，三兄弟都是生于封建家庭，受教于传统道德，但是，他们没有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和殉道者，而是背叛了自己的出身，走上了一条追求新生活、新思想的时尚之路。在那个兵燹乱世，勇敢地竖起了新文化的大旗，宣传新文化、新道德、新科学，用文明、文学、科学来拯救民族和未来。三兄弟几乎同时站在社会变革的前列，相互砥砺，相互竞争，都成为了战士，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文化先锋，成为唯物主义者。这不能不让人佩服。甚至就连最后的选择，三兄弟也大致一样。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最后的声音。

鲁迅殁时55岁，周作人去世时82岁，周建人寿长，96岁离世。三人都有遗嘱。

鲁迅是1936年10月16日在上海逝世的。生前，他立下遗言：

一、不能因为丧事受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65年4月26日，时已80岁的周作人自知将不起，也立下遗嘱：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神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逾二年，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红卫兵的折磨下身故。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的遗嘱是：

“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仔细看看，不难发现，周氏兄弟殊途同归，死后速朽，不求纪念，不拖累他人的想法是惊人地一致。

时人有这么评价三兄弟的，说是：一个大作家，一个大汉奸，一个大干部。

可是，当你把他们放在一个屋檐下，退回到家庭的层面，再看三人，你会发现，他们嘴上留着一样的黑硬的短髭，一样的黑眉，一样的浙江面孔，讲一样的绍兴官话，这惊人的相像后面，是他们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著作等身，一样的个性独立，一样的勤勉奋发，一样的自信好强，一样的自我，一样的自尊。

王安石有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把酒问天：一家人乎？异家人兮？

周建人

第二篇：鲁迅三兄弟

鲁迅三兄弟

1965年4月26日，80岁的周作人自知将不起，也立下遗嘱：“余今年已整80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神话》为50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逾二年，周作人身故，时为1967年5月6日。

周氏三兄弟中最小的周建人，1984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他在三兄弟中是职务最高的，曾任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是寿命最长的，活到96岁。他的遗嘱是：“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

周建人的遗嘱，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周氏三兄弟同属社会名流，他们的人生观虽不一致，但对死后就会“速朽”的想法却完全一样。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周氏三兄弟在民族的启蒙、对民族智慧的启蒙和启发上面，关心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关心妇女而儿童的权利上面，都是共同的。在很长时间里，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启蒙的这样一条道路。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二弟：周作人（1885－1967）字星杓，暮年译《希腊神话》

三弟：周建人（1888－1984）字乔峰，曾任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作人（1885.1.16～1967.5.6），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以散文成就最高，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是鲁迅的大弟，是周建人的哥哥。

周建人（1888-1984），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初名松寿，乳名阿松，后改名建人，字乔峰，浙江绍兴人。笔名克士、高山、李正、孙鲠等，鲁迅三弟。(即《风筝》中的小弟。）

第三篇：鲁迅与周作人因何失和

鲁迅与周作人因何失和

鲁迅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二弟周作人，比他小4岁；三弟周建人，比他小7岁。从1919年起，收入丰厚的鲁迅将母亲、二弟全家与三弟全家都接到了他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一所大宅院，一大家子人开始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四年之后的1923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却意外地断了交，绝了情，搬出了八道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真是了不起，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由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们的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个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健将，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弟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他的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说我是周作人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行。周树人问他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名气更大一些。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感情太好了，上天嫉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象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自拔，切肤之痛，难以忘怀。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没有办法彻底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因为周家是一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他直接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每天的生活是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她太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家里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试想想，上个世纪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是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自己拼命做，却总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

1923年至1924年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想象一下，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真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也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人和睦地来往，打架的结果就是周作人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加上这个鲁迅先生，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KG-1mm〗“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知识分子表面虽然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曾经是手足情深的兄弟两人，最终成了陌路人，这确实令人瞠目结舌，众说纷纭，而经历了这种刻骨铭心痛苦的鲁迅与周作人，又将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这种断交、决裂对他们兄弟二人的人生道路到底会产生怎样特殊的影响？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去管谁对谁错，但是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表面上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周家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两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那个时候的他们已是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则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民族立场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其实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无所谓，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但是他毕竟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从法律上来说是犯了罪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他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从监狱中放了出来。

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

周家兄弟如果不失和，周作人的错误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失和这一件事情反过来使鲁迅更加孤独，像他这样的人，能够理解他的人本来很少，他们兄弟二人一块长大，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所以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忆鲁迅的工作，对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其实他还是很了解鲁迅的内心的。而周氏兄弟不同的发展，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战斗的，第二种选择做隐士。做隐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们的家庭悲剧，同时也含有象征意义，这种意义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和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这是鲁迅的又一大痛苦。

第四篇：简论鲁迅与周作人散文的异同

姓 名：曹 佳 培

班级：06级中文3班 学号：10220062200104 从《喝茶》看鲁迅晚期与周作人早期散文

首先，必须要承认，虽然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在中国文学史上都被尊为散文大家，但是要从他们的文章中分离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鲁迅自不必说，他自己都很难说清“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周作人的“美文”其实也很麻烦，他在不同时期对于“美文”的定义和实践出入都比较大。

幸好，兄弟二人终于还是有一些纯正的散文作品的，其中，就包括两人的同题文章《喝茶》。周作人的《喝茶》创作年代较早，最初发表于1924年12月29日的《语丝》上，后收入《雨天的书》；鲁迅的《喝茶》原载于1933年10月2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从创作年代不难看出，一则鲁迅的后期创作，一则周启明的早期文字，然而其实都是二人那个创作时期的优秀作品。

周作人的《喝茶》，是就喝茶谈“喝茶”，从徐志摩的讲“吃茶”起笔，进而推及日本“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茶道，此后即切入“喝茶”之本题，叙了一些地方喝茶的习惯。乍看都像是作者从生活中信手拈来的“鸡毛”、“蒜皮”，实则反应了作者平和淡雅、闲适舒畅的生活情趣，七十年来味醇耐读，经久不衰。《喝茶》一文的语言也代表了作者一贯的语言及艺术特色：

一、平淡自然，舒徐流畅。文中抒发了作者由“喝茶”引起的种种联想与感受，用富有生活情趣和知识魅力的铺叙，熔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取代了“平板呆滞”的空洞议论，流露出作者那种闲适、自由的心境和退隐、超脱的情感。

二、知识广博、文情并茂。作者前期的散文有着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情趣。《喝茶》一文中，作者凭借博大精深的艺术功力，紧扣“茶”字，纵横捭阖，古今中外，汇聚笔端。无怪乎有人说，读“知堂小品犹如坐上特别快车，东南西北，一览无余”。

三、结构精巧、玲珑剔透。周作人说：“对于小品散文我的意思本来只想说自己要说的话，这些话没有趣味，话又不好、不长，原是我自己的缺点，虽然缺点，也就是一种特色。”

四、语言质朴、文白相加。周作人前期小品散文很具有艺术个性，他继承了汉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明朝“公安派小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传统，和清朝“桐城派”散文“清道自然、雅驯简洁”的义法，开我国小品散文“清单平和、返璞归真”之新风。

与周作人之《喝茶》迥然不同，鲁迅的《喝茶》毋宁其名为“反喝茶”，至多只是“从喝茶说开去”。通篇文章，其实是针对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闲适”、“性灵”之说，尤其是周作人的《喝茶》所作的“发喝茶”。这个反题有一个理论的基点，这就是鲁迅一贯奉为教义的道德标准——是否有利于“生存”、“温饱”和“发展”。

鲁迅先生在其文中，从自己买茶和喝茶生发开去，对“喝茶”一事进行了漫议。然后，笔锋一转，便开始通过人们“茶感”的差异揭示不同阶层的人生活态度和情趣的根本区别。作品写到“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联系出来的特别的感觉”。因此，“喝茶”作为一种生活的乐趣，是只有那些上等人才配享的“清福”，那些为“温饱”而挣扎的下等人与此决然无缘。接着，鲁迅以其善用的“感悟式逻辑”阐释了“细腻锐敏的感觉”往往正是影响“生存”——“使人活不下去”的决定性因素。

鲁迅的《喝茶》虽然短小，但是其中蕴含的气势依旧不可阻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喝茶》是鲁迅一生杂文创作集大成的作品之一。这篇不足一千字的文章，充分体现除了鲁迅先生杂文的艺术风格和成熟的创作手法，即徐懋庸先生所说的：理论的形象化，语汇的丰富和适当，造句的灵活，修辞的特别，行文的曲折等；并指出这不仅是文字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他的思想决定的。

第五篇：材料作文“扁鹊三兄弟从医”写作指导与示例

材料作文“扁鹊三兄弟从医”写作指导与范文示例

【作文材料】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类文章。（60分）

相传扁鹊兄弟三人都从医。大哥善于“防患于未然 ”，把病消灭在萌芽之前，结果病人老是怀疑自己没病，大哥的名字天下不闻；二哥善于把病消灭在萌芽之中，结果闻名乡里；扁鹊善于在人病入膏肓时让人起死回生，结果闻名天下。

以上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要求：选准角度，明确立意，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审题与点拨】 材料的主要内容：

大哥防患于未然天下不闻 二哥消灭于萌芽闻名乡里 扁鹊起死回生闻名天下

故事启示，事中防范好于事后防范，事前防范好于事中防范。北宋欧阳修有言：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小节不拘，蚁穴不堵，往往是酿成大祸的前兆。由此看来，防病治病于未发、始发之时，待苗头尚在萌芽或刚刚崭露，便毫不留情斩草除根，效果最佳，否则，及至东窗事发后方动手术、下猛药惩戒、挽救，尽管对他人是一种最好的警戒，但对一些滑到深渊的个人来说，追悔方已迟矣。这同时也提示我们，在制度上必须强化对有可能发生行为的领域的预防与监督。

比之现实，工作要加大预防力度，像扁鹊大哥那样，治病于未发之前；发现苗头性问题，要像扁鹊二哥那样，治病于初起之时；对于问题，就要像扁鹊那样，动手术、下猛药，严肃查处。

【最佳立意参考】

1、做事也应该学习扁鹊的大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2、防患于未然，才是做事的最高境界。

3、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固然高明，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才是真正的高手。

4、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5、预防重于救治。

6、成名不是检验成功的唯一标准。默默无闻的事前英雄同样值得推崇。

7、社会不仅需要防患，当危机出现时，还需要能够砥柱中流的人，敢当要任，敢做大事。

8、如何看待社会评价，对社会的评价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心理不平衡，要了然于心，无愧于心。

9、赞颂技艺高超、品德高尚、不求名利的大师风范。【例文参考】

防患于未然

阅读材料，兄弟三人医术高低，一目了然。正如扁鹊所言：“我大哥治病，是治于未发之际，所以名气无法传出；我二哥治病，是治于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小病，所以其名仅闻乡里，而我治病，是病人之病快入膏肓了，所以我就全国出名了。”

扁鹊的大哥有本事在没病时，看出病来，让病连发的机会都没有，使人从小到大从生到死都健健康康。大象无形，眼观无状，这本事真的了得。且成本底，为病人着想，医德高尚。但愿天下人康健，哪怕柜上药生尘。宅心仁厚的人常有这般菩萨心肠。扁鹊比较而言，是技低一筹，病已出现，是对症下药的问题了，当然要容易些。可是，一个默默无名，一个声名赫赫，为什么？没得癌症，要你百块钱，你可能跳起来，得了癌症，花十万百万你不在乎。会生大病而暂没生大病，扁鹊大哥来给你治疗，你即使不把他乱棒打出，也会给他一顿好骂；得了大病，你急急喊扁鹊，大把大把地送大钱给他，求他为你治病。三兄弟不同的医术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大哥医术水平最高，但不被人们认为是“神医”，甚至还误认为“欺诈”，他的诊所门可罗雀，业务很少，在当时没有知名度，后人也无从知晓；二哥医术比大哥差一些，在当地被认为是一个不错的医生，知名度较大哥为高，业务也可以；扁鹊本人医术最差，但被全国人认为是“神医”，不仅当时知名度高，业务发展迅速，而且在今天，我们知道的古代名医中，扁鹊也是位居其中。扁鹊大哥不出名，原因在此；扁鹊出大名，原因在此。

古人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中国自古就讲“万事防为先”“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等道理。

人们总认为能解决“大问题”的人才是“大专家”，殊不知能在歌舞升平时、杜绝“出问题”的人（或制度）才是最了不起的。人们总高度评价在“痛定思痛”之后“亡羊补牢”，却不屑一顾于“防微杜渐”之中“未雨绸缪”，这都是一种“情有可原”的错觉。所以“防范于未然”才是真正最高明的。

无论是治病救人也好、治国安民也好，都应该像扁鹊的大哥看齐。

由扁鹊三兄弟行医联想到我们时下官场的反腐倡廉，不禁感慨系之！透视当今官场的腐败现象，其实也不乏这三种“患者”：一种是廉政意识淡薄，思想防线脆弱而极易产生腐败的官员；一种是伸过手、湿过鞋，已经算不上“干净”的官员；还有一种则是在腐败的泥潭越陷越深已不能自拔的腐败分子。毋庸讳言，我们现有的反腐方式，重点往往是在查处大案要案，也就是说，主要是对付那些“病情”严重恶化，甚至已经“病入膏肓”的重症“患者”，诸如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马向东、王怀忠、刘方仁等等重量级“腐败大亨”无不在此之列。殊不知这些严重的腐败分子在我们党和干部队伍中只是少数人，而相对更多的则是第一种、第二种“患者”。然而，时下那种“注重事后查处多于事前预防”的“救火式”或者“重打老虎，轻拍苍蝇”的反腐方式，正是忽略或错过了对第一种、第二种“患者”进行积极医治的最佳时机，以致在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出现腐败现象泛滥甚至前“腐”后继、串案窝案等一发而不可收的尴尬局面。

假如我们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既让“扁鹊”们大力救治那些重症腐败分子，又能充分发挥“扁鹊的大哥二哥”们的特长，积极医治那些“尚未发病”和“病情尚不严重”的“准腐败”“小腐败”患者，力争将腐败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无疑会取得更为理想的成效，不仅可以从中挽救更多的失足干部，同时还将大大降低反腐成本。

反腐倡廉可借鉴扁鹊三兄弟治病的办法：像大哥那样治病于未发之前，像二哥那样治病于初起之时，对腐败分子，则要像扁鹊那样，动刀子，下猛药。

郑庄公对太叔段行不义，开始是不管的，为什么？太叔段所行不义还不多啊，病不重啊，灾不大啊。

比如说吧，平时根本不管环保，不搞植树，等到发大水灾，发大泥石流，就舍命救灾，三年五年不管事，到了灾时三天五天不睡觉，三过五过家门而不入，得，一下成了英雄——名来了，利来了，官帽子来了，当上了“名医扁鹊”了。

还有一个故事，那是关于人口的问题。马寅初先生早早就提出了，但是由于那时候还是“病”发之前，而且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没有得到认可，而酿成了中国现在不得不动“大手术”之后才使人口稍稍得到控制。这算是沉痛的教训。

“胜于无形”更该奖

今年，重庆、四川等地成功抗击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按照惯例，各地、各级政府肯定要表彰、奖励一批在抗旱救灾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单位。这是应该的，也有利于鼓舞先进，激励士气。

不过，奖励也有学问。需要提醒的是：奖励，不要忘记“胜于无形”者！何谓“胜于无形”？ 一条河的两岸分别坐落着李家村和张家村。一年冬天，李家村的领导从天气预报中得知明年可能发大洪水，就带领村里的人奋战一冬，修好了堤坝，备好了物资。张家村的领导也得到了大洪水的信息，但是，他们认为，洪水未必真来，来了再想办法也不迟。所以没做准备。

第二年，大洪水来了，张家村因为没有准备，虽然村领导积极带头抗洪，人员没受损失，但庄稼、财产的损失却不小；而李家村由于堤坝完好、物资准备充足，没受一点损失———李家村的领导就是“胜于无形”。

“胜于无形”是我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提倡的一种博弈境界。他认为，对领导者指挥打仗而言，预见胜利没有超过普通人的眼界，不算最高明；指挥部队力战获得胜利而天下人都叫好的，也不算最高明。就像举得起毫毛算不上大力士，看得见日月算不上目光特别敏锐，听得见雷声算不上听力特别好一样。真正最高明的人，他取得胜利的局面就是应该胜，既显不出智谋的名声，也看不出勇武的功劳。

这就是“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

但是，两个村后来的情况却颇有戏剧性：张家村的领导由于努力抗洪抢险、抢救群众、抢修堤坝，又上报纸电视，又被评为先进，受到重奖。而李家村的领导因为早作准备，洪水来时，既不需要抢险，也不需要救灾，没有那些惊险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所以，反而没有得到任何奖励———印证了孙子对“胜于无形”者的预言“无智名，无勇功”。

其实，这也符合普通人的认识规律，古代名医扁鹊曾谈论他家三兄弟的医学水平和知名度的关系———据说扁鹊三兄弟都精于医术，扁鹊自己认为大哥医术最好、二哥次之、自己最差。扁鹊说：大哥治病，发现并治疗在病发生之前，由于一般人都不懂他事先铲除了大病的苗头，所以他没名气；二哥治病，在大病初起之时就发现并施治，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只在乡里有名；而自己是在病人病情已经很严重时才发现并治疗，因此，一般人认为自己的医术最高明，享誉天下。

但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哪一种利益最大？就算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病人身体受损害、受痛苦，又何如不得病，或者在小病阶段就治疗好？

公共管理者的奖励是一种价值导向，如果奖励时忽略“胜于无形”者，就有可能出现“常常有灾常常救，常常救灾常常有”的尴尬局面。

神医·圣医 扁鹊能解救病人于危亡之际，在世人眼里真可谓“神乎其技”！因而其妙手回春之名四海传扬，此等拥有神鬼莫测之技的医者当为“神医”。

而大哥能治人于患病之前，“防患于未然”，使世人免于疫病的折磨，免于体质的损耗，二者之能，孰优孰劣？平心而论，二者医术是各有千秋。然而，名动天下的扁鹊作为一名医者，其综合素质则不如他大哥。因为，作为医者，当以医德为首，解救他人于病痛之中当然值得称道，而使他人免于疫病的侵袭不是更为可取吗？大哥置“一旦成名，则富贵可期”的诱惑于不顾，宁愿自己默默无闻，也要以圣人般仁爱之心全力为他人谋健康，此等医者，可为医界之真正楷模，不称为“圣医”，何人可配？

因此，世人对扁鹊推崇备至，而轻视、冷落“圣医”，实为愚昧之举。

然而，世事往往就是如此，由于思维的狭隘、眼界的局限，世人往往不能识别大智慧、大能耐之人。“大智若愚”、“大能无名”也正反映了这样的道理。

屈原，一个具有清醒政治头脑、长远政治眼光的智者，深知张仪游说楚怀王的奸邪用心，洞悉“背齐而盟秦”的巨大危害。他奔走直陈，极力阻止这一危机重重的举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楚国最清醒、最有政治智慧的大臣，却遭到主流政治集团的排挤和冷落。卓而不群的屈原，在满眼尽是阿谀奉承和愚妄固陋之徒的楚国朝廷里，是那样的格格不入。这样一个智者却被赶出了朝廷，而后因国都沦陷而悲愤投江，这不能不说是楚国的悲哀，时代的悲哀。

王安石，背负北宋王朝衰败灭亡之罪名的大智者，其经历更可见真正的大智者往往是那样的孤独，往往会遭受不公的评价和待遇。北宋王朝，政府机构臃肿，吏治不清，社会矛盾尖锐，外族频繁侵袭，政府开支巨大，国库空虚。面对重病缠身的北宋王朝，王安石以他超越时代的智慧，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改革方案，然而就是这样的惊世壮举却被众多朝廷重臣诟病，这一场原本可以伟大的变革却因人为的原因困难重重，步履蹒跚，为势力强大的反对派层层阻挠，为投机钻营的小人暗中破坏。“王安石变法 ”最终以失败告终，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一个真正的智者，却因“曲高和寡”，受到举世的非议和指责，郁郁而终。

刘少奇，邓小平，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坛，是最清醒的智者。他们看到了大跃进的巨大危害，他们看到了脱离实际情况、仅凭满腔的热情是发展不好经济的。于是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整顿经济的方案，并着力落实。然而，这两位中国发展最可依靠的舵手，却被打成了“走资派”，成为人人唾弃的斗争对象。而更可悲的是一位最终含恨背冤而死，一位被下放工厂劳动改造。美玉被视为粪土，绝世良驹被视为害群之马，可悲，可叹啊！面对这一起起不公的历史事迹，我们是否会感触良多？我们是否从中汲取了前人的“教训”，懂得了该糊涂就糊涂点，懂得了委曲求全，懂得了不妨“和光同尘”，懂得了不妨暂时的“与淤泥同处一池”？

不！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扁鹊的大哥，他虽“名不闻乡里”，但他坚守了作为一个医生最神圣的医德，他是真正的“圣医”！

王安石，虽然他生前遭受非议，郁郁而终，死后还背负多年的骂名，但历史终究还了他一个清白！他对得起一个士大夫心怀天下，为民谋利的理想和职责！他是千古长存的历史丰碑！

刘少奇，虽然他受尽屈辱和折磨，含冤而死，但他没有辜负自己的伟大理想——为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懈奋斗！他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真理！后世人民永远缅怀他，以无比崇敬之心缅怀他！

邓小平，虽然因坚持真理而跌入政治生涯的低谷，但他卓越的智慧终于绽放了其应有的光芒。重回中央的他，以超凡的远见和求真务实的举措，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无比光明的改革开放之路，他也成为了当代中国最受人崇敬和爱戴的伟人之一，成为举世公认的伟大政治家。

他们或明珠深埋，他们或命运多舛，他们或饱经风霜，但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他们用自己卓越的才能与绝世的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无悔人生。

是的，大能无名，大能之人往往不为世人所识、所认同，但大能之人岂会看重虚名，纵然会前途茫茫，纵然会历经沧桑，他们也绝不苟合于世俗，绝不沉沦于污浊！

我们的时代需要力挽狂澜之既倒、力扶大厦之将倾的救世能手——神医，但我们的时代更需要仁爱天下、求真忘我的大智者——圣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