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际法》课件3——国际法上的国家.ppt.Convertor
第三章 国际法上的国家 第一节
国家概说
第二节
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节
国家管辖 第一节 国家概说
一、国家的概念
二、国家类型
一、国家的概念
国际法上的国家（state）是指定居在特定的领土之上，并结合在一个独立自主的权力之下的人的集合体。
构成国际法上的国家应具备四个要素：
1、定居的居民。
居民是指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的个人集合体，尽管组成社会的个人可能属于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文化或信仰。
居民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一个国家必须有定居的居民，否则，国家就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至于各国居民人口数量的多少，并不影响国家在国际法上的平等地位。
2、确定的领土。
领土是一国居民所定居和生存的地方，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主权活动的空间。有了确定的领土，居民才能聚居，生产居民和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国家才能在它的领土上建立起来，并有效地行使国家主权。没有领土，居民就无处定居和生存，国家就无处建立和发展。
一、国家的概念
世界上没有无领土的国家，至于领土的大小和周围疆界是否完全划定，不是决定国家存在的条件；国家必须有确定的领土，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必须完全划定和不存在争议。
3、政府或政权组织。
政府是国家的组织特征，是国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体现，是执行国家职能的机构，它代表国家对内实行管辖，对外进行交往。没有政权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政府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特征。
至于政权组织采取何种形式，是各国自己决定的内政问题，各国自主决定。
4、主权。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国家必须具有主权，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
在一个地域之内，如果只有政府和居民而没有主权，它只能是一个国家的地方行政单位或殖民地，不能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
一、国家的概念
以上四个要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任何国家都必须具备以上四个要素，也只有具备了这四个要素，才能构成国家，从而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但是，并不是符合这些国家要素的实体都是合法的国家并因此取得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如果其创立违反国际法原则，它的存在是非法的，如由于侵略的结果而产生的国家就是非法的，这样的国家不具有合法的国际地位，其他国家负有不予承认的义务。历史上的“伪满洲国”就是如此。
二、国家类型
研究国家类型的目的是了解不同类型国家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它们的国际交往能力和权利能力，以便决定与其进行交往以及交往范围。
从国家的构成形式及其国际交往的职能看，有单一国和复合国；从主权限制来看或按国家行使主权的状况，有独立国和和附属国。
此外，还有永久中立国和微型国家的概念。
1、单一国。
单一国，是由若干行政区域构成的具有统一主权的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只有一个最高行政机关代表本国，单一国作为单一的国际法主体参加国际法律关系，承担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尽管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但它不具有国际法主体的资格;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也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
二、国家类型
2、复合国。
复合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联合体。复合国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依国家联合的具体情况而定，当联合体具有统一的国际交往权时，复合国就是一个国际法主体。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复合国有联邦和政合国，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复合国有邦联和君合国。
（1）联邦，是由两个以上的联邦成员国组成的复合制国家，联邦是复合国中主要和典型的形式。联邦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统一的武装力量，统一的最高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统一的国籍，联邦宪法规定联邦与其成员国的关系及其权限的划分。一般认为，只有联邦才是国际法主体，联邦的成员国不是国际法主体。
（2）邦联，是由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根据国际条约组成的具有一定机关的国家联合。邦联不是国际法主体，邦联的成员国仍然是国际法主体。邦联本身没有统一的中央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没有统一的立法、军队，没有统一的对外交
二、国家类型 往权，没有统一的国籍。邦联的机关对成员国有一定权力，但对成员国的公民没有任何权力。组成邦联的成员国仍然是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的一切事务。邦联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不是国内法关系，而是国际法关系。
（3）政合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根据国际条约合于一个君主之下的国家联合。政合国成为国际法主体，而其成员国不是国际法主体。
（4）君合国，又称身合国，是两个主权国家共同拥戴一个君主而形成的国家联合。君合国本身不是国际法主体。
二、国家类型
3、独立国。
独立国是行使全部主权的国家，这类国家既可以是单一国，也可以是复合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除个别例外情况，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一般都是独立国。国际法区别独立国和附属国是根据外部表现而不是根据基本的政治现实情况。只要一国执行着独立国家通常执行的职能，如派遣和接受大使、缔结条约、提起国际诉讼等等，这个国家就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国。
4、附属国。
附属国是指主权受到控制而从属他国的国家，这类国家只行使部分主权。附属国又分为附庸国和被保护国。附庸国指对外关系权全部或大部分受他国控制的国家，控制国称为“宗主国”，宗主国对附庸国的权力称为“宗主权”。有的附庸国完全被剥夺了对外关系权，例如1914年被英国宣布置于它保护之下的埃及，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有的则保留一部分对外关系权，例如曾处于土耳其宗主权之下的保加利亚，独立地参加了1899年和1907
二、国家类型
年的海牙和平会议，签订了海牙公约。被保护国是指根据条约将其重要的对外事务交由一个强国处理而处于该国保护之下的国家。被保护国行使主权受到限制，但作为一个国家，仍是国际法主体，而不是保护国的一部分。无论附庸国还是被保护国，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5、永久中立国。
永久中立国是以国际条约或国际承认为根据，在对外关系中承担永久中立义务的国家。永久中立国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主权国家。一般来说，永久中立国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主权国家自愿承担永久中立义务，二是其他国家承认并保证该国的永久中立国地位。永久中立义务主要表现在：除自卫外，不得对他国进行战争；不得缔结与中立地位相抵触的条约或协定，如军事同盟条约；在他国的战争中，遵守中立规则；不采取任何使其卷入战争的行动。中立的确切权利和义务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条约和该国的其他具体情况。现存的永久中立国有瑞士和奥地利。1815
二、国家类型
年3月20日，英国、奥地利、法国、葡萄牙、普鲁士、西班牙、瑞典和俄国在维也纳公会上签署宣言，承认并集体担保瑞士的永久中立。从此，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为保持中立地位，瑞士至今仍没有加入联合国。
6、微型国家问题。
第二节 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国家的基本权利
二、国家的基本义务
第二节 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传统国际法把国家的权利分为基本权利和派生权利两大类：基本权利是国家固有的权利，派生权利是从国家基本权利中引申出来的权利。
基本权利的基础是国家主权原则，是主权国家所固有的和不可缺少的，因此，一切国家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是没有差别的。
派生权利是运用国家主权或行使国家基本权利的结果，因而各国享有的派生权利是不完全相同的。
国家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是统一不可分的，国家享有基本权利，同时又必须承担尊重他国基本权利的义务。一国享有的基本权利，正是他国相应承担的基本义务。所以，说国家的基本权利也就包含着国家的基本义务。
根据国际实践，国家的基本权利应包括以下四项：独立权、平等权、自保权和管辖权。
一、国家的基本权利
（一）独立权
独立权是指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本国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他国的控制和干涉的权利。国家的独立权是国际法上不干涉原则的基础。独立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
（1）国家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
（2）国家处理这些事务不受外来的干涉。
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独立自主要求不受干涉，不受干涉是独立自主应有之义，独立和干涉是互相排斥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就是对他国独立的损害。现代国际法上国家独立权的新内涵：
（1）国家独立不仅包括政治上的独立，还包括经济等其他各个方面的独立。
一、国家的基本权利
（2）国家独立就意味着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国家的内政不容干涉。
（3）国家在享有独立自主处理本国事务不受他国控制和干涉的国际法律权利的同时，也具有不侵犯他国独立的国际法律义务。
一、国家的基本权利 独立权的意义在于：
（1）独立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独立，也就失去了主权，所以国家主权和独立这两个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国际实践中往往被交互使用。
（2）独立权是国家主权的根本体现：
1）就其排斥附从任何权威，尤其是排斥附从另一个国家的权威而言，主权就是独立；
2）就其在国外的行动而言，主权就是对外独立，由于国家具有对外独立权，因此，国家除受国际法限制外，可以自由处理其国际事务，例如订立国际条约，派遣和接受外交使节等；就其在国内的行动自由而言，主权就是对内独立，由于国家具有对内独立权，因此，国家可以自由地确立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处理本国的行政事务，制定本国的政策、法律等。
一、国家的基本权利
（二）平等权
平等权是指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在国际法律关系中所具有的地位平等的权利。平等权意味着国家在法律上的地位平等和享受权利的平等。
国家平等和国家主权是密切相关的，既然国家具有主权，主权国家之间就应该是平等的。由于国家是主权的，因而是平等的，一切国家，不问其大小强弱，不问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也不问其发展水平高低，其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由于国家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因此享受权利也是平等的。
国家主权平等是国际法的基础，主权平等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指出，各国一律享有主权平等。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权利与责任，并为国际社会之平等会员国。
一、国家的基本权利
主权平等主要包括下列要素：
1、各国法律地位平等；
2、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
3、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
4、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
5、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
6、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善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
一、国家的基本权利
（三）自保权
自保权是指国家保卫自己的生存和独立的权利，包括国防权和自卫权。但是，在现代国际法中，战争权已不被认为是国家固有的权利，国家不能以自保为借口对他国使用武力。
国防权，一是指国家有权使用自己的一切力量，进行国防建设，防备可能来自外国的侵犯。自卫权是指国家在受到外来武装攻击时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在联合国建立之后，各国依宪章负有不在其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义务，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救急手段，宪章明示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国家仍保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自卫权的内容在现代国际法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发展：
1、《联合国宪章》明确肯定自卫权是国家的“自然权利”，即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同时对自卫权的行使予以限制。
2、现代国际法对于自卫权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承认“集体自卫权”，从而将国家自卫权与国际集体安全制度联系在一起。
一、国家的基本权利
《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按照本宪章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责，以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这项规定清楚地表明，与《巴黎非战公约》不同，《联合国宪章》对行使自卫权的条件作出了明确的限定，自卫权的行使必须满足宪章规定的条件和范围。
1、自卫必须是而且只能是对已经实际发生的武力攻击进行的反击。首先使用武力攻击他国，即构成对他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侵犯，这是被侵犯国得以使用武力予以反击的合法根据。“受武力攻击”是联合国会员国得行使自卫权的首要条件和唯一的合法理由，任何其他情况下的所谓自卫都是非法的。因此，所谓的“预先自卫”(anticipatory self-defence)是与宪章的精神和规定相违背的。
一、国家的基本权利
2、自卫权的行使还必须遵守“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the proportionality rule)，即武力反击的规模及强度应适当。
如果有其他方法维护权利、解决争端，不是非得行使自卫才能解决问题，就可以不行使自卫权。
自卫的目的是击退外来的武力攻击，而不得进一步作为实施权的工具，或发展为武力报复。自卫权不包括武力报复权。自卫与报复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两者的法律地位是截然不同的。依宪章第51条所进行的自卫是合法的，而武力报复系《联合国宪章》所禁止的非法自助行为。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确宣布：“各国有不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报复行为的义务。
3、自卫权只有在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才得行使。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下，自卫只是一种临时紧急救助办法。
4、当事国所采取的自卫措施或办法必须立即向安理会报告。
一、国家的基本权利
（四）管辖权
管辖权是指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物和事件以及境外特定的人、物和事件行使管辖的权利。管辖权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国家主权的体现。
二、国家的基本义务
国家享有国际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必须要承担一些基本的国家义务，这种义务涉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民主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因此，也是各国必须遵守的，不可推卸的根本性任务
根据《联合国宪章》、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1949年《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等国际文件规定，国家基本义务的核心内容是尊重别国主权和由主权引申出来的各项基本权利，具体为以下内容：
1、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犯别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2、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法直接地或间接地干涉别国的内政；
3、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与别国的争端；
4、善意履行依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以及有效的国家条约所负义务，包括对世或对一切之义务，如尊重其管辖下人民的人权及基本自由、保护环境、保证其领土内之情况不威胁国际和平与秩序之义务。第三节 国家管辖
一、国家管辖权
二、国家管辖豁免
一、国家管辖权
（一）国家管辖权概说
1、国家管辖权概念
国家管辖权是指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物和事件以及境外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具有的行使管辖的权利。国家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最直接的体现，国家行使管辖权的权利是以主权为依据的。
一个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行使它的权力。管辖权不能由一个国家在它的领土外行使，除非依据国际习惯法或条约允许。
关于管辖权的规则大部分是通过国内法院适用本国法律的判决发展起来的。
2、国家管辖权的含义
管辖权问题的实质是国家根据自己的法律对发生的事件、人、物设法主张其权威的问题。行使管辖权的权利取决于管辖事项与有关国家的联系，即该国有理由对该问题加以规定。
一、国家管辖权
国家管辖权既牵涉到国际法，也牵涉到每一个国家的国内法：
（1）从国家内部来看，管辖权表现为最高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其内部充分地行使各种权力；然而，当国家从事国际交往时，其管辖权的行使可能涉及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于是管辖权又成为国际法上的问题，而且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2）国际法为数众多的原则、规则和制度主要是解决国家管辖权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际法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划分国家管辖权的范围。
一般认为国际法决定国家可以采用各种形式的管辖权的可允许限度，而国内法规定国家在事实上行使它的管辖权的范围和方式。
一、国家管辖权
3、国家管辖权的分类。
关于国家的管辖权从不同的角度可作不同的分类：
（1）从国家基本职权来分，可分为立法管辖、司法管辖、行政管辖；
（2）从实施管辖的范围来分，可分为域内管辖、域外管辖；
（3）从进行管辖的对象来分，可分为对人管辖、对物管辖、对事管辖
（4）从行使管辖时所采用的程序性质来分，可分为刑事程序管辖、民事程序管辖、行政程序管辖；
（5）从管辖适用法律的性质来分，可分为公法管辖、私法管辖；
（6）从国家管辖权的内容和形式来分，可分为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普遍性管辖权。
一、国家管辖权
（二）国家管辖权的具体内容
1、属地管辖权。
属地管辖权又称属地优越权，指国家对其领土及领土内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按照本国法律进行管辖的权利。
对属地管辖权的含义可作两方面的理解：国家对其领土各个部分及资源的管辖，即强调了以领土为对象；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人、事件的管辖，即强调了以领土为范围。属地管辖权的具体运用上存在以下三种理论：
（1）主观属地管辖权，又称行为发生地说，强调行为发生的地点，并以行为发生地作为实行管辖权的依据，指凡是行为在一国领土内发生（行为开始于本国，即使终止于他国）的就视为是该国领土内的行为，即可适用属地管辖原则。
（2）客观属地管辖权，又称结果发生地说，强调行为结果地点，并以行为结果地作为实行管辖权的依据，指某种行为的结果在一国领土内发生（即使行为开始于他国，终止于本国），即可适用属地管辖原则。
一、国家管辖权
（3）效果属地管辖权，又称效果地说，强调行为发生的效果，并以行为效果发生地作为实行管辖权的依据，指行为效果（后果）及于一国领土就视为是该国领土内的行为，适用属地管辖。
目前，各国在采用属地管辖权时，多采用主观属地管辖权和客观属地管辖权相结合的原则。属地管辖权的行使并非仅仅局限在“属地”上，各国实践都接受了“拟制领土”的观点，将船舶和航空器的空间作为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从而出现了“浮动领土”管辖的原则，使属地管辖权原则扩大到领土之外并增加了“浮动”的情况；将驻外使馆视为一国领土的延伸，由派出国在使馆内行使管辖权。这些观点在国际法上不一定成立，用特权与豁免来解释可能更妥当。
一、国家管辖权
国家属地管辖权是专属的和排他的，其他管辖权的行使与属地管辖权相冲突时，要受属地管辖权的限制，其他管辖权的行使只有待行为人进入其属地管辖范围内才能行使或在他国同意并予以司法协助等情况下才能在其境内逮捕行为人，将其以内国法规定处理。
属地管辖权原则是行使国家管辖权的最古老的、也是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然而，在国际实践中，即使在适用属地管辖权的情况下管辖权行使也并非绝对的，它不适用于依法享有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也不适用境内的外国财产和国家行为。
属地管辖权的行使还要受国际法的限制。例如，对外国人行使属地管辖权时，应尊重其国籍国的属人管辖权；在领海内行使管辖权时，应不干预外国船舶上的内部事务，并允许它们无害通过；经允许入境的外国军用航空器和军用船舶可豁免属地管辖权的制约等。
一、国家管辖权
2、属人管辖权。
属人管辖权又称属人优越权，指国家对具有其国籍的人，无论他们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均具有管辖的权利，其主要以国籍作为管辖的标准。国家管辖权在领土外的适用主要是针对具有其国籍的人或其他获得其国籍的特定物。
（1）对具有国籍的人的管辖。
属人管辖权主要指国家对具有本国国籍的人（包括法人或公司）实行管辖的权利。在属人管辖权的依据方面通常又分为加害者国籍原则和被害者国籍原则两类：
加害者国籍原则又称罪犯国籍原则、被告人国籍原则，也称积极属人管辖权原则或主动属人管辖权原则，即由加害行为的实施者的国籍国来进行管辖的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国家能够对在本国领域外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具有本国国籍的人实行管辖权。
一、国家管辖权
受害者国籍原则又称被动的属人管辖原则，也称消极属人管辖权原则或被动属人管辖权原则，即由加害行为的受害者的国籍国来进行管辖的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国家有权对侵害本国公民的行为和行为人进行管辖。
实践中，各国对它们的国外侨民主张管辖的范围有所不同，特别是刑法对他们行为的适用上。
（2）对具有国籍的特定物的管辖。
属人管辖权还指对获得国籍的特定物的管辖。譬如: 船旗国管辖权，指国家对航行在别国领海或公海的具有本国国籍的船舶进行管辖的权利；航空器登记国管辖权，则是指航空器的国籍所属国对飞行在外国领空或公空的本国航空器的管辖。
一、国家管辖权
3、保护性管辖。
保护性管辖又称保护原则、安全原则，是指国家对于严重侵害本国国家或公民利益的行为及行为人进行的管辖，不论行为人的国籍，也不论行为发生在何地，主要是外国人在其境外的行为。
保护性管辖适用的范围一般是世界各国法律中公认的犯罪行为，对这类管辖权一般在各国法律中都加以规定。
从国际实践看，行使这类管辖权的条件如下：
（1）该外国人所犯罪行的后果危及本国或其公民的重大利益;
（2）根据犯罪地法律也应受到刑事处罚的罪行；
（3）法定之罪或按规定应处一定刑期以上的罪行。
例如我国《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一、国家管辖权
一般而言，国家行使保护性管辖要有一个前提，即行为人(或罪犯)在实施加害行为后进入受害国境内，才有可能实现其管辖权。于是，在实践中除了少数的罪犯进入受害国境内被逮捕而被管辖的情况外，多数是需要通过引渡罪犯来完成受害国的管辖权。
几乎所有的国家对外国人在外国犯有危害其主权与安全的罪行都行使刑事管辖权。
一、国家管辖权
4、普遍性管辖权。
普遍性管辖权又称世界性原则，指对于国际法规定的违反全人类利益的国际罪行，不论犯罪人的国籍，也不论行为发生在何地，各国普遍有权实行的管辖。国家的普遍管辖只能在本国管辖范围内或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区域行驶，除非另有约定或规定。
之所以确立普遍性管辖权，是因为某些犯罪活动危害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其主要目的是基于惩治国际犯罪的需要而由各国国内法确定广泛的管辖。
行使这种管辖权的国际法律依据是国际条约。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订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都规定对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危及人类罪适用普遍性管辖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对海盗罪适用普遍性管辖原则。
根据国际实践和有关国家公约，贩卖奴隶和毒品、种族隔离与灭绝、实施酷刑、空中劫持、恐怖主义行为等也属于普遍性管辖的对象。
一、国家管辖权
（三）国家管辖权的冲突
1、国家管辖权冲突的产生。国家管辖权的冲突，是指由于各国实施不同的原则和根据而导致在管辖权方面的对立或不协调。在国际实践中，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着行使管辖权的原则和根据，这些不同根据和原则的存在，致使几个国家可能有并存管辖权，从而产生了国家管辖权的冲突。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要完全消除属人管辖权的冲突、统一实施属人管辖权规则是困难的。
导致国家管辖权冲突的原因是多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多个国家同时提出实施管辖权的问题，譬如，对同一个国际犯罪案件，几个有关的国家都可以进行管辖情况时，有的采用属地管辖原则，有的采用属人管辖原则，有的采用保护性管辖原则；即使在采取同一管辖权的原则下，也常常发生管辖权的冲突。如在采用属地管辖权原则的国家间，会因为同一行为人的几个不同行为及不同行为发生地或者结果发生地而发生管辖权的冲突等。
一、国家管辖权
2、国家管辖权的协调。
（1）国内法中采用混合管辖制。
各国在制订有关国家管辖的法律、法规时，应当注意采用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相结合的方法，以增加处理纠纷的灵活性，以利于减少或协调国籍管辖权冲突的发生。
（2）通过国际公约规定优先管辖权。
在这方面以对国际犯罪的行为人的引渡规则最为典型，有权请求引渡的国家一般是对罪犯主张有管辖权的国家，通常有三类：罪犯本人所属国、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和受害国，如果三类国家同时请求引渡同一罪犯，何者优先呢？
1933年《美洲国家间引渡条约》第7条规定：如果有几个国家为同一罪犯请求引渡时，犯罪发生地国有优先权；如果这个人犯了几项罪行而被请求引渡时，则按被请求国法律，罪行最重的犯罪地国有优先权；如果各罪行被请求国认为同样严重时，优先权依请求国先后而定。
一、国家管辖权
（3）通过国际公约规定专属管辖权。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7条第1款、第3款作出了明确规定：“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涉及船长或任何其他为船舶服务的人员的刑事或纪律责任时，对此种人员的任何刑事诉讼或纪律程序，仅可向船旗国或此种人员所属国的司法或行政当局提出”；“船旗国当局以外的任何当局，即使作为一种调查措施，也不得命令逮捕或扣留船舶”。
这种规定明确了专门的管辖者，有利于避免多重管辖主张带来的冲突。（改变了莲花号案的裁判）
（4）冲突国家间的友好协商。
如同解决其他的国际争端一样，友好协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即通过政治方法解决法律问题。
（5）提交仲裁或者进行司法解决。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一）国家管辖豁免的含义和内容
国家管辖豁免，又称国家主权豁免，是指在国际交往中，一国的行为及其财产未经所属国同意不受他国管辖。国家管辖豁免是“法定”的行使国家管辖权的例外情况，对于国家管辖豁免可作不同的分类：
1、国家行政豁免与国家司法豁免。国家行政豁免，是指一国政府不得对他国采取行政性强制性措施，如免除国家公务行为收入的赋税，不得把外国国家财产转移、拍卖或用于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险等。
国家司法豁免，是指一国法院非经外国国家同意，不得对外国国家的行为和财产行使管辖。
2、管辖豁免与执行豁免。
管辖豁免，指一国法院非经外国国家同意，不得受理以该国国家为被告的诉讼，即国家的拒绝被诉权，但外国以原告身份向法院起诉时，法院得受理对方提出的与本案有关的反诉。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执行豁免，指一国即使放弃管辖豁免，在未经该国国家同意时，法院也不得强制执行不利于该国的判决。
按照国际惯例，放弃管辖豁免不得视为放弃执行豁免，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须分别放弃，并且得以明示方式表示。
3、立法管辖豁免、司法管辖豁免与执行管辖豁免。立法管辖豁免，指在一国法院对另一个国家提起诉讼时，被诉国有权排除起诉国法院依据其本国法律规则对其作出管辖或裁判的情形。司法管辖豁免，指在一国法院对另一个国家提起诉讼时，被诉国有权拒绝起诉国法院对其国家的行为或财产进行的管辖或裁判的情形。执行管辖豁免，指在一国法院对另一个国家提起诉讼时，被诉国有权排除起诉国法院依据其作出的判决对其国家及其财产予以强制执行的情形。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二）国家管辖豁免的法理依据
1、国际礼让说。
这种主张认为，一个国家的主权的效力只能及于本国领域，国家之间相互给予豁免权不是各自主权的需要，而是基于国家之间的礼让和善意。
因此，一个国家给予另一个国家以管辖豁免并非法律义务，而是由国家根据实际情况自由斟酌、决定赋予的。
2、互利互惠说。
这种主张认为，国家之间并没有当然赋予对方豁免的义务，而是基于国家之间的互利互惠。于是，给予管辖豁免成为国家之间对等交往的手段：一方给予另一方豁免，另一方便给予一方豁免；一方给予另一方绝对豁免，另一方也给予一方绝对豁免。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3、国家主权说。
这种主张认为，国家是有主权的，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平等和独立的特性，根据“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古老法谚，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享有管辖豁免是符合现代国际法确认的国家“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本质特性的。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4、评价。
在以上三种主张中，尽管前两种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均未正确阐明国家管辖豁免的法律根据：
国际礼让说只看到国家主权的属地性，而忽略了国家主权对外表现为独立权和平等权，因而看不到国家管辖豁免是主权派生权利这一实质。而且，把豁免视为不受法律约束的任意行为，容易为少数大国侵犯他国豁免权提供口实。
互利互惠说过于强调基于互惠给予他国豁免权，容易导致一些国家把管辖豁免视为于己有利的权宜之计，进而扩展成为完全根据本国对外政策需要及利害关系,作为给予他国管辖豁免的依据，可见该说也否定了国家管辖豁免的本质根据，而国家主权说较为合理地阐明了这一本质根据。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三）国家管辖豁免的法律渊源
国家管辖豁免的法律渊源长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习惯法规则，以及通过国内司法判例、国际法学家学说逐渐形成，直到19世纪末，关于国家管辖豁免不仅没有条约，也缺乏明确的国内法规定。
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国内法院判例最初起了基本作用，较早的关于管辖豁免的判例有:
1812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交易号案”；1820年英国法院的“费雷德里克王子案”；1880年的“比利时国会号油轮案”；1849年法国最高法院的“西班牙政府诉卡索案”等。专门规定国家管辖豁免的国际公约主要有:
（1）1926年的《统一国有船舶豁免的某些规则的国际公约》(简称“布鲁塞尔公约”)以及1934年的《补充议定书》；
（2）1972年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及附加议定书》；
（3）1985年美洲国家组织的《关于国家豁免的公约》等等。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4）自1978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着手编纂的《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联合国大会于2004年12月12日通过了1991年二读草案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我国于2005年9月14日签署了公约。
此外，还有一些涉及国家管辖豁免内容的非专门规定国家管辖豁免的条约，如：
（1）1926年《统一海事抵押和留置权的若干规定的公约》；
（2）1952年《扣留海运船舶的国际公约》和《船舶碰撞中民事管辖权方面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
（3）1958年《领海及毗连区公约》；
（4）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82年《海洋法公约》，等等。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四）国家管辖豁免的放弃
国家管辖豁免的放弃是指国家对某个方面或某种行为不主张管辖豁免，放弃豁免权的行使，而愿意受到某外国或外国法院管辖的国家行为。
放弃管辖豁免是一项严肃的国家的法律行为，其构成有着严格条件要求:
1、自愿性。放弃管辖豁免必须基于有关国家自身的意志，一个国家不得强迫另一国放弃管辖豁免，同时，一国的国内立法不能改变外国国家的放弃规则。
2、明确性。放弃管辖豁免应该有明确的表示，无论管辖豁免的放弃是明示放弃或是默示放弃，都必须明确。一国不能任意将外国国家的某种行为视为放弃管辖豁免。
3、具体性。放弃管辖豁免应当针对某一特定的法律关系以及特定的行为而作为；而且，这种放弃原则上也只能在当事国之间适用，对第三国没有法律效力。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国家管辖豁免的放弃可分为两种形式:
1、明示放弃。
明示放弃指国家在争端发生前后以明白的语言、文字表达的自愿放弃豁免而接受外国法院管辖的情形。明示放弃的基本形式有：
（1）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国际条约、协定约定放弃豁免;
（2）外国国家与私人或法人签订合同约定放弃豁免；
（3）争端发生后国家授权其代表在法院正式发表口头声明，或通 过外交渠道提出书面函件等等。
2、默示放弃。
默示放弃指国家通过在外国法院的与特定诉讼直接有关的积极行为来表示接受其管辖的情形。默示放弃的基本形式有：
（1）国家作为原告在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2）作为特定诉讼有利益关系的当事人介入诉讼；
（3）作为被告正式应诉、提起反诉等。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五）国家管辖豁免的范围
从目前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对国家管辖豁免的范围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做法：
1、绝对豁免论（The Doctrine of Absolute Immunity）。
绝对豁免理论是一种传统的国家豁免理论，又称绝对豁免主义，认为不管国家行为和财产的性质如何，除非国家放弃豁免，一律享有行政豁免和司法豁免。根据这项规则，凡是国家主权行为和国家财产，是不能在外国法院对其起诉的，国家行为和国家财产享有司法豁免权，这称之为“绝对豁免原则”。
在19世纪中叶以前，这一理论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采用。如1812年美国法院对“交易号帆船案”的判决，1880年英国法院对比利时“国会号邮轮案”的判决。
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不论其行为的性质如何，在他国享有绝对的豁免，除非该国放弃其豁免权。享有国家豁免的主体包括国家元首、国家本身、中央政府及各地、其他国家机构、国有公司或企业等。国家不仅在直接被诉的情况下享受豁免。在涉及国家的间接诉讼中也享受豁免。另外，它主张在国家未自愿接受管辖的情况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有关国家的民事争议。
支持绝对豁免论的国际法学家有：奥本海、海德（Hyde）、戴赛、菲兹莫利斯（Fitzmaurice）、哈克沃斯（Hackworth）等的支持，国际法院在“比利时国会号案”（The Parlement Belge）、“佩萨罗号案”（S．S．Pesaro）中支持该理论。
绝对豁免论在19世纪曾经得到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只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渐渐地放弃了这种理论。但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支持绝对豁免论。不过，绝对豁免论在提法上欠科学。而且，把国家本身同国有公司或企业在豁免问题上等同起来也是不当的。此外，强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涉及国家的民事争议，也不利于涉外民事纠纷的及时解决。NEXT
3、平等豁免论。
该理论是由德国学者弗里兹·恩德林（Fritz Enderlein）首先提出的。它认为，国家豁免是平等原则派生出来的权利，同时，又是国家主权的一个实质组成部分。由于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国家豁免也同样不是绝对的。因此，国家不享有绝对豁免，只享有平等豁免。平等豁免论将国家的司法管辖豁免称为“关于组织的豁免“，而把执行豁免称为”关于资产的豁免“。关于组织的豁免，它把国家的组织分为两类：一类是要求国家豁免的组织，指靠国家预算维持并实现政治、行政或社会和文化职能的国家机构或组织；另一类是当然已放弃豁免的组织，指具有独立经济责任的国营公司或企业。平等豁免说可以说是在绝对豁免说和废除豁免说之间的一种折衷措施，这个理论有一定道理，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完善。这种理论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而提出来。随着1990年10月3日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实现了两德的统一，全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平等豁免理论正经受着考验。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4、有限豁免论。
有限豁免论，或有限豁免主义，又称限制豁免主义，这一理论主张把国家行为划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或统治行为和管理行为、或公法行为和私法行为。对于国家的主权行为、统治行为或公法行为给予豁免，而对非主权行为、管理行为或私法行为则行使管辖权。
20世纪以后，由于国家普遍从事商业活动，一些国家的法院在处理涉及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的案件时，把国家行为分为”商业性行为“和”行政性行为“，后者可以享受豁免，而前者不能享受豁免，这就是所谓”有限豁免原则“或”相对豁免原则“。
持这种理论的论据主要是：
（1）由于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经济和其他民事活动，国家进行的一般经济和民事活动，就应与自然人和法人处于平等地位，受有关国家的法院管辖，以免造成不公平。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2）西方国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民事活动，都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给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活动以司法管辖豁免，造成了不公平。
目前，限制豁免的基本观点已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学者的接受。美国1976年公布的《外国主权豁免法》、英国1978年公布的《国家豁免法》采取了限制豁免的立场，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不少国家；1972年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1983年的《美洲间国家豁免草案》、1982年的国际法协会《国家豁免公约条文草案》以及欧共体委员会等也都明确支持限制豁免的主张。
联合国大会2004年通过的《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作为一般原则，国家及其财产在他国法院享有豁免权，包括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同时也主张国家豁免的限制或例外立场的。
（1）其限制立场表现在：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或国家政治区分单位必须是有权行使主权权力且须以该身份行事时，国家机构、部门或其他实体必须以国家名义且实际在行使国家主权时，才能主张国家豁免。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2)公约规定的管辖和执行豁免例外
就管辖例外而言，分为主观例外和客观例外：
主观例外有两种情形：一是国家明示同意另一国法院行使管辖；二是国家接受仲裁解决有关争议。
客观例外指在第三部分专门规定的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包括商业交易，雇佣合同，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财产的所有、占有和使用，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参加公司和其他机构，国家拥有或经营的船舶，仲裁协定的效果。公约同时规定了合同或交易的商业特征认定标准：认定一项合同或交易为商业合同或商业交易时，应主要参考合同或交易的性质，但如果合同或交易的当事方已达成一致或者根据法院地国的实践，合同或交易的目的与确定其非商业性质有关，则其目的也应予以考虑。54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就执行豁免例外而言，也有主观例外和客观例外之分：
主观例外指对一国的财产无论判决前还是判决后，该国在另一国法院的诉讼中，如果明示同意另一国法院采取查封、扣押或执行等强制措施，则该国不得援引免于判决前后的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
客观例外有两种情形：一是对一国的财产无论判决前还是判决后，该国在另一国法院的诉讼中，如果已拨出或专门指定该财产用于清偿该诉讼标的的请求，该国不得援引免于判决前后的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二是对一国财产判决后，已证明该财产被该国具体用于或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的目的，且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该国不得援引免于判决前后的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55
二、国家管辖的豁免 针对“限制豁免论”，我国的基本立场是：(l）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早已确定的国际法原则，应当承认和接受的；(2）国家以其名义从事的一切活动应当享有豁免权；(3）国有公司或企业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经济实体，不应当享有豁免权；（4）商业船舶和飞机等不享有豁免权。
国家豁免原则与国家行为原则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国家行为原则是指主权国家在其领域内所为的行为，外国法院无权审查其行为的合法性效力，两种相互相成，构成主权国家的权力和尊严。但两者意义与效用不同，国家豁免是一国是否服从外国法院管辖，而国家行为是在国家服从外国法院管辖问题上的一种积极抗辩，否认外国法院对该国政府在其境内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权。与有限制豁免原则相协调，适用国家行为原则也仅限于外国政府的公法行为。
案例——湖广铁路债券案 56 湖广铁路债券案
1979年11月，由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中国清朝政府于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息。美国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通过地方法院邮寄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给我国外交部长，指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传票送达后20天内对原告起诉书作出答辩，否则将进行“缺席审判”。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传票，将其退回。
中国清末预备修建的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因这两线铁路都在湖广总督的辖区范围内，故称“湖广铁路”。两线铁路的修建计划，前者是由武昌起经岳阳、长沙至宜章，与广东商办的粤汉铁路衔接;后者以汉口为起点，经应城、钟祥、当阳至宜昌，由此抵达四川夔州(现称奉节)。湖广铁路债券案
清政府修建湖广铁路的目的在于便利用兵以镇压正在兴起的南方起义维护其统治。为加快铁路的修建，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命督办后，便向国际上筹措借贷，1909年3月7日，中德草签了借贷合同，决定向德国的德华银行借款。英、法两国得知此事后也认为有利可图，故通过抗议、照会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强迫清政府接受它们的借款。这使清政府只好搁置中德的借贷合同，另于1909年6月6日与英、法、德三国草签了借款合同。之后，美国又以“机会均等”挤进了该借贷合同。所以，湖广铁路的借贷合同最后是以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一方，以德国的德华、英国的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等银行和“美国资本家”(以下称银行)为另一方在北京签订。合同签订后，德、英、法、美上述银行于1911年以清政府的名义发行“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金镑借款债券”(以下简称湖广铁路债券)600万金英镑。该债券利息从1938年起停付，本金1951年到期未付。湖广铁路债券案
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于1982年9月1日无理作出“缺席审判”，要求中国政府向原告偿还4130余万元，另加利息和诉讼费。
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原则曾多次向美国政府申明中国立场，中国政府对美国阿拉巴玛州北区地方法院东部分庭的判决拒绝接受，认为它是违反国际法的，是无效的。理由是依据国际法，国家享有主权豁免，一国法院不得强行将外国列为被告，所以美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管辖权。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调查了湖广铁路债券的渊源，认定它属恶债。中图政府据此理由与美国国务院进行了多次交涉，经过两国政府官员的几次会谈，美国国务院决定干涉此案。美国国务院乔治·普·舒尔茨和国务院法律顾问戴维斯·鲁宾逊分别于1983年8月11日和12日发表了声明。湖广铁路债券案
中国接受了美国的建议，聘请了美国律师出庭申辩。律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绝对主权豁免;本案不属美国法典第28卷第1605条规定的“商业活动”;原告的传票送达不完备;原告未能依美国法典第28卷第1608(E)条的规定，证明被告具有责任而使其提出的求偿要求和权利得以成立等理由指出法庭判决无效，要求撤销缺席判决。美国司法部向阿拉巴玛州地方法院提出了“美国利益声明书”，要求法院考虑舒尔茨和鲁宾逊的声明，考虑美国利益支持中国的申辩。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做出新的决定，撤销了原来的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
之后原告又向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提起上诉和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未获成功，此案于1987年3月9日告终。湖广铁路债券案
”湖广铁路债券“案涉及以下两个国际法问题：
（一）国家主权豁免问题
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
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华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湖广铁路债券案
（二）国际法上的继承问题
国际法上的继承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或新政府如何处理旧国家或旧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问题。
在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债务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这是代表国家在国际上行事的机关。我国政府在处理旧政府的债务时坚决适用”恶意债务不予继承“，这是久已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湖广铁路债券”实属恶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因此，我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予承认这一债务，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而且也为国际法实践所证明的。
湖广铁路债券案
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复审要求，撤销了不利于中国的判决。这不仅是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国际法原则的重大胜利，也对其他国家带来很大影响。因为美国搞的一种试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突破，也就在国际法上开了一个先例，这样，美国、法国、德国等都会跟着来要求偿还旧债券，所以这个案子不是孤立的。
第二篇：国际法案例
国际法案例
一、中日有关钓鱼岛主权纠纷案
(要案简介)
2003年1月1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国民签订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 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3个岛屿，租期1年，而且，这种租借合同今后将长期维持下去。报道称，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的历代政府都对此岛拥有主权。日本政府此举目的是限制转售该岛，阻止第三者登岛。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发表评论，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显示出强硬立场。近年来，日本海上保安厅一直对钓鱼岛一带海域进行着实际警戒 [提问] l.日本政府的这种租借合同符合国际法有关原则吗? 2．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日本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有关规定? 3．中国政府在钓鱼岛等岛屿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什么?(简要答案)1．日本的这一租借合同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因为是否能签订租借合同这是两国政府来决定的，并非由国民签订，即便是全民公决也需要中国政府明示同意。因此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行为是无效的、违反国际法原则的。
2．从国际法原则上看，日本政府应该尽快将钓鱼岛等岛屿归还中国，而不是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永久管理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政府的主权事宜。其所称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实际上是对属于中国的领土部分岛屿的长期控制，显然违反国际法原则。保护自然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政府对属于其主权管辖范围的领土包括这些岛屿更具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3．2003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发表评论，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日本政府未经中国政府允许和同意就租借钓鱼岛，显然违反国际法原则，是侵害中国主权的行为。因此，中国政府有权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提出质疑，郑重表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在事端引起后，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显示出强硬立场，说明日本政府无视国际法原则，无视主权国家对属于本国领土的合法立场，这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行径。
三、美军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案(要案简介)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军用侦察机抵达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9时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一架飞机相碰，致使中方飞机坠毁和飞行员王伟罹难。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人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4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就美国军用侦察机在南海空中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发表谈话。4月18～19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就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及其他相关问题举行谈判。(《解放军报》2001．4．2)[提问]
1．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军用飞机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原则?
2．中方飞机坠毁和飞行员王伟罹难，责任在哪一方?
3．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人中国领空，并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这是否构成违反海洋法的行为?
4．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美国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简要答案)
1．根据海洋法规定，沿海国家对其领海及其上空具有主权权利。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属于中国的领海海域，中国具有主权权利。美国军用侦察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抵达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是违反海洋法规定的行为。中方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是为了保护中国领海海域安全，对未经许可而擅自进入中国领海的飞机的任何行为随时跟踪监视，符合海洋法的规定，是一种维护主权的行为。
2．责任在美国一方，美机在中方领海上空任意行为，以致中方飞行员遇难，既违反海洋法规定，又构成明知有中方飞机跟踪而突转飞行，造成撞机事件的责任。
3．应该说美方违反了国际法、空间法和海洋法的原则。美机要在海南岛陵水机场着陆，必须飞人中国的领空，但根据空间法规定，进入一国的领空，必须经过该国政府明示同意，才可进入。即便是在紧急情况下，也应该通知中国政府或地面相关部门予以救助要求降落，才可在中国机场降落。
4．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美国政府首先应该向中国政府赔礼道歉，并应该承担由该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责任，同时还应该对在这次事件中遇难的王伟烈士及其家属表示道歉、慰问并进行经济赔偿。(案件评析)
2001年4月1日，美国军用侦察机在中国海南近海空域撞毁中方军用飞机，导致中方飞行员王伟罹难，后又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方军用机场，这是一起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中方代表认为，多年来，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频繁派飞机到中国近海进行侦察活动。美方对此事件负有完全的责任。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派飞机到中国近海从事侦察活动，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上述事件发生后，中方始终依照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从中美关系的全局出发，采取冷静的方式处理问题。中方对24名美机上人员给予妥善安置，并允许美驻华使、领馆人员同他们多次见面。然而，在中方允许美机上人员离境后，美方一些官员无视事实，颠倒是非，企图将责任推给中方。美方甚至有人威胁将此事件与其他问题挂钩。这是中方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重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不容侵犯。中国历来主张，国与国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基础之上。中方致力于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历史证明，中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利，对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广泛领域里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局面来之不易，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维护与发展。
美方代表认为，美国没有把中国视作敌人，发展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也是美方的愿望，美方希望尽快解决撞机事件。笔者认为，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空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一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飞越活动，不应违反一般国际法规则，必须尊重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危害该国的安全与和平秩序。美方飞机在中国近海所从事的并不是一般的飞行，而是收集中国情报的侦察活动。美方在中国近海上空的活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利益，早已超出海洋法公约中的飞越自由的范畴，是对飞越自由的滥用。中方是重视中美关系的，但是，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特别是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的尽快解决，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篇：国际法案例（定稿）
国际法案例
一、民族自决原则
前南斯拉夫各成员：
1963年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由6个加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马其顿、黑山），以及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2个自治省组成。
1992年4月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宣布联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
克罗地亚
1991年6月25日独立 斯洛文尼亚
1991年6月25日独立 波黑
1992年3月初独立 马其顿
1991年11月20日独立 黑山
2006年6月3日独立 伏伊伏丁那 现为塞尔维亚自治省 科索沃
2008年2月17日宣布独立
联大2008年10月8日在经过辩论后举行投票，以77票赞成、6票反对、7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塞尔维亚提出的请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提供咨询意见的决议草案。
2010年，联合国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当地时间22日发布“参考意见书”，认为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独立“不违反任何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对此，国际社会反应不一。
国际法院的14名法官22日以9票赞成、4票反对和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合法性”问题通过了这份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定。国际法院认定，科索沃宣布独立没有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接管科索沃时颁布的《临时自治宪法框架》，以及安理会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第1244号决议。
二、国际法上的承认
（一）南部苏丹独立
根据苏丹北南双方2005年签订的《全面和平协议》，苏丹南部地区通过公投形式决定该地区是否从苏丹分离。在 2011年1月9日至15日举行的公投中，有98.83%的投票者选择南部地区从苏丹分离。根据这一结果，苏丹南部将在今年7月9日过渡期结束时正式宣布独立。
（二）中国承认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
2011年9月12日，中方向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通报了中方对其承认的决定。中方表示：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高度重视“过渡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一直同其保持密切接触和联系。中方承认“过渡委”为利比亚执政当局和利比亚人民的代表，愿与其共同努力，推动中利关系平稳过渡和发展，希望中利双方此前签署的各项条约及协议继续有效并得到认真执行。
三、国际法上的继承
（一）湖广铁路债券案
中国清末预备修建的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因这两线铁路都在湖广总督的辖区范围内，故称“湖广铁路”。两线铁路的修建计划，前者是由武昌起经岳阳、长沙至宜章，与广东商办的粤汉铁路衔接;后者以汉口为起点，经应城、钟祥、当阳至宜昌，由此抵达四川夔州(现称奉节)。
清政府修建湖广铁路的目的在于便利用兵以镇压正在兴起的南方起义维护其统治。为加快铁路的修建，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命督办后，便向国际上筹措借贷。1909年3月7日，中德草签了借贷合同，决定向德国的德华银行借款。英、法两国得知此事后也认为有利可图，故通过抗议、照会对清政府施加压力，1
强迫清政府接受它们的借款。这使清政府只好搁置中德的借贷合同，另于1909年6月6日与英、法、德三国草签了借款合同。之后，美国又以“机会均等”挤进了该借贷合同。所以，湖广铁路的借贷合同最后是以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一方，以德国的德华、英国的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等银行和“美国资本家”(以下称银行)为另一方在北京签订。
合同签订后，德、英、法、美上述银行于1911年以清政府的名义发行“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金镑借款债券”(以下简称湖广铁路债券)600万金英镑。该债券利息从1938年起停付，本金1951年到期未付。
1979年11月，由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中国清朝政府于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息。美国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通过地方法院邮寄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给我国外交部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传票送达后20天内对原告起诉书作出答辩，否则将进行“缺席审判”。
（二）光华寮案
光华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的五层楼。该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从此由中国留学一组织自治委员会对该寮实行自主管理，并将该寮取名为“光华寮”。此后，旧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大陆掠夺的财产所获得的公款将该寮买下，专用于中国留学生宿舍。
1961年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登记为中国国家财产。
1967年，台湾当局以“驻日本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就光华寮问题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中国留日学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华寮。
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该寮为中华人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台湾当局的原诉被驳回。
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诉大阪高等法院。
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决，并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
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决，将光华寮判归台湾所有。中国留学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决，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26日，该法院维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审判决。
1987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辩护律师团通过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书，要求该法院将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撤销，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2007年1月22日，日本最高法院通知双方对于此案表达立场。
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撤消原判决，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日本最高法院3月27日下午就光华寮诉讼案作出判决，认定台湾当局在光华寮问题上不具有诉讼权。
中华民国政府表示，在1967年时，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与台湾的留学生起冲突，并且强占了宿舍。而在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即已取得此建筑的产权，且此建筑并非外交财产，并不因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而需移转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一直有效治理台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且于一审及二审方面皆胜诉，证明中华民国仍可以当事者身份进行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二次大战后，该宿舍一直由中国留学生管理，且有投入经费维护，台湾并未参与。1972年与日本恢复国交后，两国的《日中共同声明》提到日本理解并尊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因此原有在海外的资产需移转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不应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可做为当事者身份进行诉讼。
四、先占
帕尔玛斯岛仲裁案
帕尔玛斯岛又称米昂哥斯岛，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与荷兰属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纳萨岛之间，面积不足2平方英里。西班牙人于16世纪最早发现了该岛，但没有对它实行有效统治，也没有行使主权的表现。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就开始与该岛的人往来，并从1700年起把该岛变成它的殖民 2
地——东印度群岛的组成部分,而且一直对它实行有效控制。
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战争结束后，两国于同年12月10日签订了《巴黎和约》。依该约规定，西班牙将其殖民地菲律宾包括帕尔玛斯岛在内的领土割让给美图。1906年美国驻棉兰老岛一个军官到该岛旅游参观时发现此岛被荷兰占领着，悬挂着荷兰图旗。美国随后便向荷兰提出交涉，认为西班牙因最先发现了该岛而取得对它的所有权，而美图作为西班牙的“继承者”，亦应享有该岛的主权。荷兰认为它是该岛的合法统治者，它对该岛的主权是通过和平的和有效的占领而取得。双方为该岛的主权发生了争端。虽经谈判也未得到解决，后经协商于1925年1月23日达成仲裁协议,决定将该岛的归属问题提交海牙常设仲裁院裁决。并共同选定了瑞士法学家马克斯·休伯法官为本案的独任仲裁员。
1928年4月4日休伯法官对本案作出裁决，裁定荷兰具有对帕尔玛斯岛的主权，这种主权应予确认。西班牙不具有该岛的主权。美国对帕尔玛斯岛的权利主张源于《巴黎和约》关于该岛的割让条款，但美国作为西班牙权利的继承国不能根据该和约取得比西班牙在1898年拥有的更多权利。由于西班牙在1898年时对帕尔玛斯岛没有领土主权，所以美国不能继承这种权利。
休伯法官认为西班牙虽然于16世纪首先发现了帕尔玛斯岛,但按19世纪以来的国际法，国家对无主土地的单纯发现只能产生一种初步的权利,或是一种不完全的权利。要取得对无主地的主权，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期间内通过对该土地的有效占领来完成，即具有明确的行使权力的形式，此形式足以证明在任何争端发生时它一直保持着所有权。
西班牙的开拓者虽于16世纪发现了帕尔玛斯岛,但西班牙没有对它实行有效占领,也没有行使主权的愿望,它虽曾于1666年明示保留对该地区的主权,但以后该岛被荷兰占领。早在1677年以前就有很多当地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往来,荷兰通过协定确立了在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宗主权。自1700年以来帕尔玛斯岛成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组成部分。至少荷兰从此时起就开始持续统治着该岛,直到1906年争议发生时。
西班牙对荷兰在该岛的统治从未提出过反对,也未采取过任何行动。这说明荷兰的统治是正常的。并且到1906年荷兰已在该岛数次表现了国家权力,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权力的表现是连续的,但任何国家权力都不是每时每刻及于它的每一部分土地。考虑到帕尔玛斯岛是一个仅有土著人居住的边远的孤岛,故荷兰的行为已表现了它的主权,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它对该岛的实际主权表现得是很明显的。
五、领土的取得
塔顿岛是一个不适宜人居住的岩石岛，盛产鸟粪，距离A国147海里、D国365海里。该岛最早为B国一航海家在16世纪初发现，其后C国一航海家发现此岛，并称之为鸟岛。19世纪中叶，D国一名军官乘一艘商船经过此岛时，登上岛屿，宣示D国主权，并作了详细地理记录，但没有在岛上留下主权标志。D国将主权宣示通知了B国政府，并将地图和文字说明公布在B国一份全国性报纸上，没有任何国家表示异议。后来，C国在与A国的战后和平条约中将该岛割让给了A国。这遭到了D国的强烈抗议。在此后的时间里，D国一直反对A国强化控制该岛的活动。特别是在第50年当A国宣布将该岛出租给B国的一家公司开发旅游的时候，D国声称将采取一切手段恢复对岛屿的主权。
六、外交关系法
（一）1979年伊朗德黑兰人质事件
1979年11月4日，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外示威的伊朗人袭击了美国使馆，要求美国吧正在纽约治病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引渡回国受审。尽管美国使馆一再请求伊朗当局给予帮助，但是伊朗的保安部队并没有进行干预或试图解除这一局势。结果美国使馆的整个馆舍被侵占，美国使馆人员和当时位于使馆内的来宾均遭逮捕。此后不久，美国驻伊朗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领事馆也在伊朗当局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的情况下遭到占领。自那时起，占领者一直控制着上述美国使领馆，他们洗劫了使领馆的档案和文件，并将至少28名使馆外交人员，至少20名使馆行政技术人员和2名美国公民扣押为人质。自美国使馆遭到占领后，伊朗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对美使馆馆舍及其人员的侵犯行为，也未对美使馆及有关人员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相反却对伊朗人占领使馆和扣押人质的行为表示赞同和认可，并拒绝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谈判。3
此外，美国驻伊朗代办及另两位外交人员也被扣押在伊朗外交部的建筑物之内。美国采取报复措施，伊朗针锋相对，使双方陷于僵局。扣押人质者在11月18日和20日先后释放了13名妇女和黑人人质，但从此后拒绝释放其他人质，以迫使美国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据称人质们经常被捆绑和蒙面，处于极端困难和与世隔绝的境地并受到审判甚至被处死的威胁。
1979年11月29日，美国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递交了申请书，对伊朗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并宣布：（1）伊朗政府因容许、鼓励以及未加防止和惩处伊朗人侵犯美国使领馆及其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它根据1961年《外交关系公约》、1963年《领事关系公约》、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对美国所负有的国际法律义务。（2）依上述国际法律义务，伊朗政府负有特别义务立即保证释放目前被扣押在使馆馆舍内的所有美国国民，并保证所有这些人员以及在德黑兰的其他所有美国国民安全地离开伊朗。（3）为维护美国自身的权利和它对其国民进行外交保护的权利，伊朗政府应按照法院确定的数额，就其违反其对美国所负的国际法律义务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4）伊朗政府应将对美国使馆馆舍、使馆人员和领馆馆舍犯有罪行的有关人员交送本国主管当局追诉。1979年12月10日，国际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次年5月24日，法院就本案实质问题做出判决。法院认为：作为外交代表的接受国的伊朗，有义务采取适当步骤保护美国使馆不受侵犯。在事件中，伊朗当局能充分认识到它们根据有效条约所负担的义务，也能充分认识到迫切需要他们采取行动，而且也拥有受其支配的、可用来履行其义务的手段，但对于袭击使馆的行为没有采取任何预防和制止措施，也没有迫使袭击者撤出使馆馆舍和释放人质。在事件发生后，伊朗政府没有履行其保护义务，反而立即对这些侵犯行为表示认可，并决定长期维持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局面，以此作为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袭击者的行为转化为伊朗国家的行为，袭击者成为伊朗的国际机关，伊朗国家应对他们的行为负担国际责任。法院达成实质判决后，（蓝光计划失败，伊朗不堪重负）美伊双方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进行了紧张谈判，美国答应分三次把冻结在美国的140亿美元伊朗资产交出来，取消对伊经济制裁，并于1981年1月19日达成协议，次日，美国人质全部释放，此时已被扣押444天。美国随后请求法院中止关于赔偿要求的诉讼，法院据此将本案从其案件总表上撤销。
（二）2011年闯馆事件
2011年11月29日，伊朗示威者冲进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英国驻伊大使馆，打碎使馆玻璃并焚烧英国国旗。伊朗官员称，此次示威者冲击英国使馆未受政府指使。当天约有20名示威者冲进了英国使馆大楼，使馆办公室遭到劫掠，有的示威者还向空中抛洒文件。聚集在使馆外的示威者高喊反英口号，还向使馆内投掷汽油弹，造成一座小型建筑起火。一名示威者手中还拿着明显是抢掠得来的一幅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的画像。伊朗官方英语电视台“新闻电视”的画面显示，示威者扯下使馆悬挂的英国国旗并将之焚烧，之后换上了伊朗国旗。该电视台网站报道称，当天有数百名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在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前举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将英国大使驱逐出境。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外虽然聚集了大量携带防暴设备的警察，但他们一开始对示威者的行为无动于衷，直到示威活动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后，他们才开始驱赶聚集在英国大使馆前的示威人群。伊朗媒体称，使馆人员在示威者闯入后已从“后门”撤离。另据伊朗官方的伊朗通讯社报道，位于德黑兰市北部的另一处英国使馆建筑也遭到一部分示威者的冲击，多份“秘密文件”被抢。英国29日对位于德黑兰的大使馆遭受冲击表示“愤怒”，称“绝对无法接受并谴责”这一行为。英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伊朗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控制局面”，并称按照国际法，伊朗有责任保护他国外交官及使馆全体人员。该发言人称，“英国使馆遭到大批示威者的侵犯，使馆财物遭到破坏。”
在冲击英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前一天，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刚刚批准了伊朗议会提交的一项议案，该议案要求伊朗外交部在两周内，驱逐上月才到任的英国驻伊朗大使希尔科特，同时召回伊朗驻伦敦大使。根据议案，伊朗将伊英两国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至代办级。但如果英国改变针对伊朗的“敌视政策”，伊朗可以将外交关系恢复到大使级。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博罗杰迪表示，如果英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制裁措施，降低外交关系等级的举措只会仅仅是“一个开始”。本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英国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停止与伊朗任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或商业往来。这是英国首次动用金融手段对别国进行制裁。英方认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开展核武器项目，这一行为对 4
英国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造成巨大威胁。28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举行峰会时表示，欧盟计划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制裁。美欧领导人会上还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深切关注”。伊朗外交官驱逐出境。
黑格对议员们称，如果任何国家不能让我们的使馆在其领土上运转，他们也别指望在我们这里有正常功能的使馆。黑格还说，英国驻伊朗使馆遭受攻击，得到了伊朗政府某种程度上的允许。冲击使馆的绝大多数抗议者来自政府支持的一个民兵组织。在冲击过程中，英国大使及使馆工作人员的住所遭到洗劫，使馆主楼遭纵火，工作人员的个人财产也被偷窃。他还证实，英国所有驻伊朗的外交官已经撤离，使馆也已关闭。黑格称，目前英国与伊朗的关系已经降到最低点，但并未完全切断与伊朗的联系。
“闯馆”事件发生后，伊朗与西方原本就不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１２月１号傍晚，来自荷兰、土耳其、德国、西班牙等至少２５个国家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前往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和英国文化协会驻伊朗办事处，以示对英国的支持。此外，德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已宣布暂时召回各自驻伊朗大使。一时间，伊朗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英美等国原本就极力推动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制裁，而“闯馆”事件恰恰给了西方一个绝佳的借口来推动对伊朗的进一步制裁，英美等国借此联手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伊朗。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30日宣布对伊朗抗议者冲击英国使馆事件的最新反应。他在国会表示，他已经下令立即关闭伊朗驻英国使馆，并在48小时之内将所有
（三）六名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避难事件
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驾驶一辆汽车闯进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负责秘鲁使馆的门卫，以不再对该使馆的安全负责相威胁。可是，除乎意料之外，当这个决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进秘鲁大使馆，竟达万余人之多。这时古巴当局见此情况后，又派人到秘鲁使馆周围加强警戒，才挡住了要求避难的人流。但是，秘重大使馆院内挤满了要求避难的人群，造成生活极度困难，连吃水都发生问题。4月6日，古巴开始向避难的人提供食品和饮水。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国的人，如果经对方国家政府批准可以出去，并开始对“自愿”离开使馆的人发放护照和通行证，到4月15日共发给了5000多份。在此期间，美国、秘鲁、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比利时等国均发表声明，原意接受在秘鲁使馆避难的难民。从这后，进入秘鲁使馆的人员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该使馆，从而使这场大使馆避难事件获得圆满解决。
本事件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1.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是符合区域国际法的
区域国际法是指世界上某个地区内国家之间产生和形成的规则，仅适用于该区域内的国家，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拉丁美洲国际法中，关于外交庇护的特殊规则就是典型的事例。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样适用于这些规则。因此，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避难，古巴政府是同意的，这是因为拉丁美洲国家根据他们之间长期形成的惯例，彼此都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但是，这只是区域性的习惯，国际法上不承认常设使馆享有外交庇护权，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不承认的。中国也不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开车闯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要求避难，表示不堪忍受越南当局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要求我驻越南大使馆协助他们离开越南。我驻越南大使馆一方面对这些人给予人道主义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来处理此事。但是，越南外交部却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蛮不讲理，并出动大批警察封锁中国大使馆，然后，强行把这些越南人拉走。这是越南当局对我大使馆的侵犯，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我驻越南大使馆向越南外交部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2.大使馆无权在驻在国内拘捕本国侨民
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使馆内的外交使节是没有权利拘捕其本国侨民，把他们监禁在使馆内，然后将其送回本国。这在国际法上具典型的案例是孙中山事件。一八九六年，孙中山由中国去英国的伦敦要求政治避难。他在伦敦的街上，被清朝政府驻英国公使馆的人中透骗入中国公使馆，然后拘禁起来，等候押回国内。此事被英国政府知道后，向中国公使馆提出交涉。但中国公使馆认为，公使馆的房屋是中国领土，英国政府无权干涉。后来，英国政府还是进行干涉，在英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和干涉下，中国公使馆在几天之后就把孙中山放了。
（四）1856年荷兰驻美国使节杜布瓦拒绝出庭作证案
1856年在美国华盛顿发生一起杀人案，当该案发生时，荷兰驻美国的使节杜布瓦在场。美国为了审理这个案件，杜布瓦的作证对审理此案有绝对的必要。因此，美国国务卿就请杜布瓦出庭作证，虽然承认杜布瓦没有义务这样做。尽管各国驻美国华盛顿的使节对杜布瓦的劝告，杜布瓦仍拒绝照办，没有出庭作证。于是，美国政府就为这件事向荷兰政府提出，而荷兰政府了同意杜布瓦的拒绝，只准许他在美国国务卿面前宣誓作证。但是，依照当地的法律，不在司法机关作证的证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最后，美国政府没有再要杜布瓦作证，而要求荷兰政府将他召回。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是：
1.外交使节在法律上没有义务作为证人提供证言
根据国际法，外交使节没有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因此，不能被迫、或者被请求在民事、刑事或行政法院出庭作证。杜布瓦拒绝美国政府的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不违反国际法。
2.同意出庭作证的外交使节必须放弃特权与豁免
外交使节有与驻在国合作的必要，当使馆人员目睹现场的情况，驻在国为使发生的案件能及时破获，要求提供证言时，可以提共证言，但不是到法庭，而是驻在国派人到使馆人员的办公地方去。如果必须要目睹现场的使馆人员到法庭作证时，该使馆人员必须放弃外交特权与豁免，这种权利的放弃，只有经他的本国同意后才行。
（五）苏联间谍马尔琴柯等五人被中国驱逐出境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及其武官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1974年1月15日晚，他们在北京市郊区与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等秘密接头，交接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和伪造的边境通告证等间谍用品，以及活动经费等，被我国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抓获。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的间谍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各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月19日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和阿·阿·科洛索夫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1.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
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这是为了保证外交代表的正常外交活动而给予的一种特殊的权利和待遇。由于外交人员职务上的需要，给予使馆人员以外交特权与豁免，才能使他们在履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干扰和压力。正如该公约的序言指出的：“确认此等特权与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给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代表国家之使馆能有效执行职务。
2.外交人员的活动是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并遵守驻在国的法律
外交人员虽然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受到驻在国的尊敬和享有优厚的礼遇，根据国际惯例，使馆及其外交人员在享受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同时，其行为和活动必须是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必须遵守驻在国的法律，对驻在国负有一系列的义务，如果外交人员的行为严重地危害当地的社会秩序或驻在国的安全，如行凶打人、酒后开车肇事、或进行政治阴谋和间谋活动等，驻在国可以在现场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监视现场，临时拘捕等予以制止。苏联驻我国使馆的马尔琴科等人进行的特务活动，已经超出了国际法所允许范围，违反了我国的法律，是对我主权的严重破坏，也是对国际法准则的粗暴残踏。因此，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这些违反我国法律的外交人员理应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七、条约的效力
龙端寺案
隆端寺是位于柬埔寨和泰国交界的扁担山山脉东部的一座古寺。柬泰两国长期以来对该寺庙及其周围地区的边界存在争议。1904年2月，法国与暹罗（现在的泰国）签订了一个边界条约，规定边界线沿着扁担山的分水岭划出。双方建立的混合划界委员会对划界地区进行了实地勘察，最后受暹罗政府的委托，由法国官员负责绘制边界地图，并在1907年完成。其中一张关于扁担山山脉的地图标明隆端寺在柬埔寨一边。该地图作为备忘录构成条约的附件Ⅰ，于1908年在巴黎出版，广为分发，曾呈送泰国政府作为划界成果，并送混合委员会的泰方官员和泰国内政部长。他们没有提出异议。就是在1934-1935年间泰国发现地图上的线与实际的分水岭线有差异时仍然使用那张地图和继续出版。甚至在1925年和1937年法暹条约谈判时还肯定那条边界。法国政府获悉泰国派兵进驻寺庙后，在1949年和1950年间曾向泰国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答复。柬埔寨独立后，曾试图在隆端寺建立权力机关，要求泰国撤走其武装力量，遭到拒绝。经过多次谈判未果后，柬埔寨于1959年10月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主张及理由
柬埔寨指控泰国长期占领其领土隆端寺，要求泰国撤走其武装部队并归还从寺内移走的物品。理由是1907年两国划界的地图标明该寺在柬埔寨境内。泰国提出初步反对主张，认为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国际法院在1961年5月驳回泰国的初步反对主张，认为对本案有管辖权。在诉讼中，柬埔寨认为，根据泰国致送柬埔寨的地图，隆端寺划在柬埔寨一边，该图已为泰国所接受。当泰国知道该图把隆端寺划在柬埔寨一边以后也没有提出异议，它还继续使用和出版，在1947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法暹和解委员会上，泰国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说明泰国已接受了这张地图，它应受该图的约束。泰国则反驳说，这张图不是混合委员会划的，它有严重的错误，而根据真正的分水岭划出的边界线把该寺划在泰国一边。泰国从来没有接受这张地图和图上标出的边界线。
判决及其依据
1962年6月，法院对本案的实质部分作出判决。法院支持了柬埔寨的意见，部分接受了泰国的意见，指出作为备忘录附件Ⅰ的地图不是混合委员会绘制的，但此图已递交暹罗政府作为划界的成果。暹罗政府有充分的机会表示反对，但不论是过去，还是许多年来，它都没有这样做，因此必须认为那是已经得到默认的。泰国以地图的错误作为申辩理由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的申辩不能被允许作为使同意成为无效的因素，如果提出这种申辩的一方以自己的行为促成了这个错误，或者它可以避免这个错误，或者情况足以使该方注意到错误可能发生的话。泰国在证据中列举了它在隆端寺这个地方的各种行为，宣称它在所有重要时期都占有该地，以说明它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抱着被动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那些行为大部分是地方当局的行为。因此，泰国已经接受了附件Ⅰ，而且接受附件Ⅰ就使它成为条约。在当时，双方已对条约作了这样的解释，7
使附件Ⅰ上的线具有优于条约规定的效力。没有理由认为双方曾对分水岭线给予特别的重要性，以至认为它比对边界最后的调整更为重要。法院因此判定，隆端寺的所在地是柬埔寨的领土，泰国有义务撤走其武装部队，并归还移走的物品。
评析
通过条约划界是解决国家间边界争端、确定边界线的通常方式。边界条约一般附有标明界线的地图等法律文件。在条约文字与附图不一致时，解决的一般原则是应以条约为准，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也就是说，地图作为边界条约的附件，不具有优于条约约文的决定性效力。本案似乎表明了这种例外，但这种结论缺乏充分证据支持。本案当事方所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一方当事国提出来作为证据的那种地图本身的合法性、有效性，而不是地图与条约文字二者之间应以何为准的问题。法院的判决也只是认定一方当事国提出的地图早已为另一方当事国事实上接受，因而对它有效，而并没有直接裁定地图与条约之间以何为准的问题。泰国本来有充分的机会对错误的地图表示反对，但它没有这样做，反而以一些行为默示表示了它的接受，因此，泰国要承担禁止翻供的法律后果。而且，当时情形足以使泰国知道错误，所以泰国不得援引错误作为撤销其对成为条约一部分的地图同意的理由。本案确实说明了地图在解释边界条约中具有一定作用。至于其作用究竟如何，应结合案件中的其他情况来判决。
问题
（1）结合本案，分析边界条约的附图的法律地位。
（2）禁止翻供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其法律后果是什么？国际法院在本案中
是如何适用该原则驳回泰国的主张的？
（3）错误对条约的效力有何影响？
第四篇：国际法案例
75.庇护权案（哈雅·德·拉·托雷案）
哥伦比亚诉秘鲁 国际法院，1950年 【案情】
1948年10月3日，秘鲁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军事叛乱。次日，秘鲁当局发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组织指挥了这场叛乱，同时宣布将对该同盟领导人维克托〃苏尔〃哈雅〃德〃拉〃托雷等进行审讯，自该日起至2月初，秘鲁一直处于戒严状态。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寻求庇护。次日，哥伦比亚大使通知秘鲁政府它已对托雷给予庇护，同时请求秘鲁政府颁发他离开秘鲁所必需的通行许可证。秘鲁对此提出异议，并拒绝向托雷颁发通行许可证。两国随后就此事进行了外交接触，并于8月31日签署《利马协定》，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10月15日，哥伦比亚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提交了诉讼请求书。
哥伦比亚请求国际法院判决并宣布：(1)根据1911年7月18日《玻利维亚引渡协议》、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护公约》和美洲一般国际法，庇护国哥伦比亚有权为该项庇护的目的确定避难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质；(2)领土所属国秘鲁有义务向避难者颁发通行许可证。
秘鲁政府请求国际法院判决：驳回哥伦比亚的上述请求，宣布对托雷准予庇护和维持该项庇护的行为违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条第1款不得庇护普通犯和第2条第2款庇护只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及其他条款的规定。
哥伦比亚政府在其最后意见中请求法院驳回秘鲁政府的反诉请求，理由是该项请求与本国的请求无直接联系，它的提出违反了《国际法院规约》第63条的规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列。【诉讼与判决】
1950年11月20日，国际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法院首先对哥伦比亚政府用来支持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进行了逐一评析。法院指出，与领域庇护不同，在外交庇护的情况下，避难者置身于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决定对避难者给予外交庇护将有损于领土国的主权，它将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并构成对纯属该国管辖事务的干涉，如果庇护国有权单方面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则将对领土国的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不能承认这种有损领土主权的外交庇护，除非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的法律依据得到了确立。就本案而言，哥伦比亚认为它有权单方面判定避难者罪行的性质，且这种判定对秘鲁具有约束力，应得到承认，其理由是基于拉丁美洲国家的某些协定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习惯。法院判称：以国际习惯为依据的一方，必须证明这个习惯已经确立，因而对他方是有拘束力的；哥伦比亚政府必须证明它所援引的规则是符合有关各国所实行的恒久划一的习惯的，而且这个习惯是表明给予庇护的国家享有的权利而当地国家负有的义务。《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将国际习惯定义为“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法院拒绝承认哥伦比亚所主张的通例存在。尽管1911年《玻利维亚引渡协定》第18条规定，缔约国家承认“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庇护制度”，但这些原则并没有肯定庇护国有权单方面决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也没有赋予庇护国以单方面确定避难者犯罪性质的权利。虽然1933年《蒙得维的亚政治庇护公约》第2条确认庇护者享有这种权利，但秘鲁当时并未批准该公约，因此它对秘鲁无约束力。
哥伦比亚政府援引了许多外交庇护权在事实上已被赋予和受到尊重的具体案例。然而，在国际法院看来，它们或者与本案无关，或者并未对前述单方确定权作出规定，或者虽然作了肯定的规定,但只获得少数国家的批准，而且，这些在不同场合发表的官方的肯定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权宜考虑的影响。总之，法院认为，哥伦比亚不能证实单方面确定犯罪行为性质的权利是一项国际习惯法的规则，因此不可能“看出已被承认为法律的任何稳定和前后一致的惯例”。
关于哥伦比亚的第二项请求，法院认为秘鲁没有给予安全保障离境的义务。《哈瓦那公约》第2条只规定领土国可作出要求避难者离境的要求，如作出这一选择，就要负担给予安全保障离境的义务。但本案中，秘鲁并未作出这一选择，因此，它不负担此项义务。法院随后审查了秘鲁的反诉。《哈瓦那公约》第1条第1款规定，不能给予“被控或被判犯有普通罪行的人”以庇护权。秘鲁政府不能证明托雷并非犯有政治罪行，而是犯有普通罪行。所以，不能认为哥伦比亚违反了这一规定。另一方面，《哈瓦那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仅在情况紧急和在该犯寻求庇护以便用任何其他办法保障其安全所绝对必须的期限内才能给予庇护”，这一规定旨在杜绝滥用庇护权的行为。本案中，从武装叛乱到给予庇护，其间历时3个月，此外并不存在简易军事审判的危险，而是处于正常的法律诉讼之中。因此，不能认为是“情况紧急”，所以，法院判决哥伦比亚政府违反了公约第2条第1款。随后，哥伦比亚请求法院说明到底是否应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法院最终判决：(1)法院对当事国提出的上述请求不能发表意见；(2)哥伦比亚没有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的义务；(3)对托雷的庇护应于1950年11月20日判决作出之后立即停止。法院宣称，这几个结论是不矛盾的，因为除交出避难者外，还有其他终止庇护的方法。1954年，哥秘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秘鲁同意发放通行许可证。4月，托雷离开秘鲁。【评注】
在国际法上，国际习惯是各国重复类似行为而产生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规则。按照这一定义，构成一个习惯规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即必须有惯例的存在，也就是各国不断重复的类似行为；二是心理条件，即法律确信，也就是各国在如此行事时有一种履行法律义务或行使法律权利的感觉，这样，该惯例就被各国当成了法律规则而不能违背它，它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本案中，国际法院正是根据这两个条件来判断外交庇护行为是不是一项国际习惯规则的，它首先证明了外交庇护仅仅是存在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间的一项惯例，它既没有满足作为一项习惯规则的“物质条件”，更缺乏必要的“法律确信”。
国际法院在本案中也特别指出了“外交庇护”是侵犯领土国的领土主权的，因为这种做法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从而构成了对纯属领土国管辖的事务的干涉。这与领域庇护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般国际法上不能承认这种有损他国领土主权的做法。此外,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也明确规定了使馆不得充当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而在使馆内庇护接受国决定逮捕的罪犯或接受国国民，可以说是这种“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的一个例子。
灭种罪公约保留案（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Genocide Case）
案情：1948年缔结的灭种罪公约没有关于保留的条款，但若干国家对该公约作出了一些保留。缔约国在这些保留的效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1952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就下述情况，即：就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而言，一个国家在它批准或加入该公约或签字时附加了某些保留，这个国家的地位如何，向国际法院提出了三个问题，要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
1.当一国对公约作出的保留受到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反对，但不为其他缔约国反对，该国是否可以被认为是缔约国的一方？
2.若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保留在保留国与(1)反对保留的国家，（2）接受保留的国家之间的效力如何？
3.尚未批准公约的签字国和有权但尚未在公约上签字或加入的国家，对保留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效果如何？
国际法院在1951年5月28日发表咨询意见对上述三个问题作了回答。
法院认为，在条约关系中，一国不受未经它同意的条约的拘束，这是久已确定的原则。多边公约是缔约国根据公约的条款自由缔结的协议的结果，缔约国无权通过单方行为或特别协定破坏或损害该公约的宗旨和目的，这也是公认的原则。这项原则是与条约的完整性观念密切相联的。传统学说中的这种观念主张，除非保留被所有缔约国无例外的接受，无保留是有效的。
这种传统学说作为一条原则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但对于灭种罪公约来说，由于公约本身的特点，其中之一是，主持公约缔结的联合国的普遍性和公约第十一条所预期的参加公约国家的广泛性，较灵活的适用这条原则是合适的。广泛的参加这类公约，在缔结多边公约的国际实践中已出现了较大的灵活性。较一般的付诸保留，对保留的默许，允许被某些缔约国反对的提出保留的国家在与接受保留的缔约国之间成为缔约一方的实践的存在，所有这些因素都显示了在缔结多边条约对灵活性的新需要。
还必须指出，虽然灭种罪公约最后是一致通过的，但它是一系列多数表决的结果。有利于多边公约缔结的多数表决制也可能产生允许某些国家提出保留的需要。这种想法已被近年来在多边公约中作出的为数不多的保留的情况所确认。
在这种国际实践的情况下，不能从一个多边公约中没有关于保留的条款就得出结论说，该公约禁止缔约国作出任何保留。公约的性质、它的目的和它的条款，缔约准备工作的形式以及公约的通过，都是在没有明示允许保留的情况下，判定保留的可能以及保留的效力和影响应加以考虑的因素。
现在要考虑的时，何种保留以及何种反对意见可以提出的问题。灭种罪公约的缔约史表明，联合国的目的是要将否定整个人类集团生存权利的灭种罪作为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加以谴责和惩治，这种罪行震惊人类良知，导致人类的极大损失，违反道德原则和联合国的精神与宗旨。上述意念的第一个后果是，构成公约基础的原则是被文明国家承认并对它们有拘束力的原则，即使没有任何条约义务存在；第二个后果是，在谴责灭种罪和为将人类从这种可恶的瘟疫中解放出来进行合作的普遍性质。因此，联合国大会和缔约国意欲使灭种罪公约在范围上居于普遍性。事实上，1948年12月9日，该公约在联合国大会被56个国家一致通过。
公约的目的也须加以考虑。这个公约显然是为了纯粹人道主义和文明的目的而通过的。的确，很难想象一个公约会在更大程度上具有这双重目的，因为这个公约的目的在于保障某些人类集团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在于确认和保证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在这样的公约中，各缔约国并没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任何利益；它们仅仅具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即达成作为该公约存在理由的这些高尚的目的。因此，在这种类型的公约中，人们无法提及对于各国的个别利益或不利益，或者在条约上就权利和义务之间维持完全是均衡。鼓舞着该公约的一些崇高理想，由于各缔约国的共同意志，对所有它的规定提供了基础和准绳。
灭种罪的目的和宗旨暗示，联合国大会和缔约国意图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该公约，绝对排斥一个或更多国家可参加公约不仅将限制它的适用范围，还将损益作为公约基础的道德的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权威。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并不限制提出保留和反对保留的自由，作为保留国和反对国态度标准的，是保留同公约目的和宗旨是否合适。
有人争辩说，存在着使保留的效力取决于所有缔约国明示或默示同意的国际法规则。
法院认为，国际实践并没有表明，多边公约绝对完整性的概念已发展成一条国际法的一般规则。还必须指出，在联合国的美洲成员和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中，存在着允许保留国成为缔约一方，而不论保留和反对保留的性质如何的实践。灭种罪公约的起草工作并没有证明缔约国心目中已有确定的实践的观点，缔约国以后的态度也没有这种显示。最后，在第十届联大法律委员会讨论多边公约的保留问题是，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鉴于上述考虑，本法院对向它提出的问题之一，由于该问题的抽象性，不可能作出绝对的答复。对保留的评价和反对的意见的效力取决于个别公约的具体情况。
关于问题之二，即保留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的效力问题，法院认为，任何国家不受它没有同意的保留的拘束。因此，在前述符合公约目的和宗旨的标准的限度内，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决定提出的那个国家是或者不是公约的缔约国。一般来说，这种情况确实有不便之处。这些不便之处只有在公约中插入一项关于使用保留的条款，才能加以补救。
第三个问题设计给一个不论是由于尚未在公约上签字，还是由于虽已签字但尚未批准公约，因而还不是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效力问题。法院的意见是，对于第一种情况，很难想象一个还没有在公约上签字的国家能够排除另一个国参加公约；第二种情况有所不同，反对意见是有效的，但不能立即产生法律效力，它仅仅表示和宣布一个签字国在成为公约缔约国以后将采取的态度。
鉴于上述理由，国际法院以7票对5票对提交法院的三个问题作了如下答复：
（一）一国对条约的保留受到一个或数个缔约国反对，但不为其他缔约国所反对，该国可以被认为是缔约的一方，如果其保留符合这个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否则该国不能被认为是缔约的一方。
（二）如果缔约一方反对一项保留，认为不符合这个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实际上认为那个提出保留的国家不是缔约的一方；另一方面，一个缔约国接受这项保留，认为符合这个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实际上认为提出保留的国家是缔约的一方。
（三）尚未批准公约的签字国反对一项保留，只有在它批准公约后才能产生在向其他国家表明该签字国最终的态度的作用；有权签署或加入公约但实际上未这样做的国家队保留提出的反对意见，无法律效力。
国际法院强调，以上这些意见严格的限于适用于灭种罪公约。
——编译自哈里斯：《国际法案例与资料》，1979年英文第2版，第604-607页。
评 注：
关于条约的保留，传统的见解认为，除非得到所有其他缔约国扩大一致同意，缔约国不得作出保留。但是，国际法院在本咨询意见中拒绝遵照这种渐渐诶，不认为这种见解已经具备了被普遍接受的实践的性质。
虽然攻击发育对本案的咨询意见今限于灭种罪公约，但是这个意见可以被认为是与同样保留的一般问题相关的，对于条约法中关于保留问题的法律规则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尽管这个意见没有提出一项具体适用的法律规则，尤其在实践中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解决是否符合公约目的和宗旨的问题，然而它却代表了下述一种日益普遍的见解，即：对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则已不适合以一般的多边公约为特点的国际交往的要求；而且，给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以权利阻止另一国家参加公约，虽然大多数缔约国认为后一国家所提出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约的目的和宗旨问题，然而它却代表了下述一种日益普遍的见解，即：对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则已不适合以一般的多边公约为特点的国际交往的要求；而且，给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以权利阻止另一国家参加公约，虽然大多数缔约国认为后一国家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约的目的，那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应当的。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似乎是把决定是否允许保留的权力交给各缔约国自己。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遵循国际法院在本案中提出的原则，但对成彤彤规则的支持者作出了一些让步。公约规定：“一国得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提具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再此限：（甲）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者；（乙）条约仅准许特定之保留而有关保留不再期内者；或（丙）的凡不属（甲）及（乙）两款所称之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目的及宗旨不合者。”关于多边条约的保留对各缔约国的影响，公约告诉了如下主要规则：①若全体当事国间使用全部条约为每一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力的必要条件，则保留须经全体当事国接受；若条约为国际组织之组织约章，则保留须经该组织主管机关接受；③在其他情形下，如保留经另一缔约国接受，保留在该两国之间生效；如保留经另一缔约国反对，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反对国确切表示相反意思者不在此限；如同意在保留国与反对国之间有效，保留所涉及的规定在保留的范围内对于该两国间不适用。
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的解释案（Interpretation of the 1919 Convention Concerning Employment of Women during the Night）
案情：鉴于在解释1919年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华盛顿公约）问题上发生的困难，国际劳工办公室请求就下列问题取得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国际劳工会议于1919年通过的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在公约包括的工业企业里，是否适用于担任监督或管理职务的非从事普通体力劳动的妇女？
根据凡尔赛和约第424条的规定，首届国际劳工会议于1919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的草案。该公约于1921年6月13日生效，其中包括如下条款：
“第三条、妇女部分年龄差异均不得在夜间受雇于公有或私有的工业企业及其分厂。……”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递交常设国际法院的书面声明，对上述条款的含义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些国家政府把它解释为禁止所有妇女在夜间受雇于工业企业，另一些国家政府则认为它只适用于某些种类的劳动妇女。
常设国际法院认为，单独考虑第三条的字面规定并不会发生什么困难，它使用的术语是一般的、不含糊的。它不分年龄差别禁止工业企业在晚间雇用女工。但就字面含义，这一禁令必然适用于提交法院的问题中有疑问的各类妇女。因此，如果将华盛顿公约第三条解释为不适用于担任监督和管理职务的非从事普通体力劳动的女工的话，必须找出一些有效的根据来加以证明。
公约第三条的术语与公约的名称、序言及其他条款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公约标题提到“夜间雇用妇女”，序言讲“夜间妇女的雇用”，第二条说明了“夜间”的含义。因此，这些条款不影响第三条的适用范围。
现在法院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着合理的根据将第三题的适用范围限制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
法院考虑的第一个根据是，该公约是一个劳工公约的事实，即，它是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体系内准备的，符合该部分规定的程序，是否产生这种限制？是否由于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众多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而用一般术语表述的公约第三条就须解释为仅仅适用于体力劳动者？
某些国家认为，鉴于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宗旨是改善为为数众多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在一个劳工公约用一般术语表述的条款必须被假定为仅仅旨在适用于体力劳动者，除非相反的意图在公约中有明示的规定。也就是说，在本案是情况下，无相反的意图不是存在，第三条的规定须视为只适用于体力劳动者。
法院认为，这种观点的论据是不足的。的确，改善众多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是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作者的主要注意中心。但本法院不愿将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范围限制的如此狭窄，以致认定劳工公约须解释为仅适用于体力劳动者，除非有相反的意思显示。
为了证明这样一种解释劳工公约的规则，即表述一般种类的人的文字，如“人”、“妇女”等类名词，应视为仅仅指体力劳动者，必须表明国际劳工组织之关心他们。
法院认为，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序言和实体条款中，对个人概念的表述并不限于体力劳动者。他们所用的词是“工作者”、“劳动人民”、“挣工资者”。这些词并不排斥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受雇者，因为和约并未使用劳工这一术语。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第393条，该条规定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的选举，在第5款中用了“工作者”一词。
由此可见，第八部分的文本并不能用来支持国际劳工组织仅仅关心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而排斥其他种类的工人的观点。既然如此，华盛顿公约是一个劳工公约就不能提供足够的理由将第三条的妇女一词解释为只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
有人指出，1919年华盛顿公约通过时，实际上很少有妇女在工业企业从事监督或管理工作，将该公约适用于这些妇女的问题当时尚未加以考虑。法院认为，即使如此，这种事实本身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忽视公约的规定。
一些国家的代表在1930年和31年关于建议修改华盛顿公约的日内瓦讨论中，坚持该公约只适用于劳动妇女，法院认为，有必要审视一下公约的准备工作。
组织首届劳工会议的任务被赋予一个国际委员会。它的组成，如同会议的程序一样，具体规定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中。会议组织委员会建议国际劳工会议敦促所有国家加入伯尔尼公约。为此，国际劳工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妇女雇用问题。在涉及夜间雇用妇女的问题上，该委员会超出了这种委员会所提建议的范围。它建议地缔结一个在原则上沿革伯尔尼公约的新公约。该委员会成员是否意图使新公约十分紧密的沿革旧公约，将旧公约中一致的约文解释吸入新公约，这是一个凭委员会的报告不足以确定的问题。报告的文字没有表明是在工人的意义上使用“妇女”一词。委员会的报告一致通过，并提交给起草新公约的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向大会同时提交了关于夜间工作等五个公约的建议文本。起草委员会报告人的发言表明，委员会在各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报告人指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起草这些公约是沿着一条统一的路线进行的。在起草各公约的实体条款时，委员会使用了标准表述。委员会建议大会，这种统一性应尽可能继续保持，并指出，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出现对这些公约草案的法律后果产生混淆的情况，这是十分重要的。最后，各草案文本均被大会一致通过。
因此，华盛顿公约的准备工作确认了在研究该公约文本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没有足够的理由将第三条的文字做不符合它们的自然的含义的解释。
各公约草案之间在结构上和文字表述上的类似性，引导法院分析了其中一个条约有特别注明例外条款的情况。如果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有意排斥适用于从事监督和管理工作的妇女，它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规定。
鉴于上述理由，常设国际法院以6票对5票对提交它发表咨询意见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编译自《常设国际法院刊物》，A/B辑，第50号，1932年。
评 注：
一个条约所用的名词，如果不是明白的用于某种专门意义，或者从上下文看不出有另外的意思，就必须按照它们在日常用语中的通常意义来解释。这是本咨询意见阐明的关于同意解释的一项规则。如果缔约国对此提出疑义，须提出有效的根据来证明不同于一般含义的解释。
为澄清一个条款的意义，可以参考各缔约国之间缔约一方与第三国之间的条约。在本案，法院参考了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一起缔结的其他几个公约的有关规定。
一个术语的一般用法的含义已被普遍接受时，若要限制它的适用范围，需在约文中对此作出限定，否则将按一般含义解释。
关于解释条约时参照缔约时的准备工作，详见尼尔森案。
第八篇 条约法
英伊石油公司案
（英国诉伊朗；国际法院，1952年）
案情：1933年4月29日，伊朗（当时为“波斯”）与英国石油公司签订一项特许协议。协议授予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区域内开采和加工石油的专属权利。有效期是60年，即到1993年。协议规定，在协议的有效期内，非因特殊情况，和经过仲裁法庭裁决，协议不能废除。1951年3月4日，伊朗国会和参议院通过了石油工业化的法律，因而取消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英伊石油公司要求进行仲裁，但被伊朗政府拒绝。英国政府于1951年5月16日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请求国际法院声明伊朗政府有义务将伊朗与英伊石油公司的争端提交仲裁解决，或请国际法院宣布伊朗实行国有化法律违反国际法和违反伊朗根据1933年协议所承担的义务。1951年6月22日，英国政府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伊朗提出反对意见，否认国际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国际法院于1951年7月5日以命令指示临时保全措施，并于1952年7月22日对国际法院的管辖问题作出判决。
判决：国际法院在1951年7月5日的命令中，要求双方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侵害他方权利和加剧争端的行为。在表决命令时，法官文尼阿斯基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只有在双方都接受的情况下才可以成立。如果法院对案情实质没有管辖权，就没有权力指示临时保全措施。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国际法院规约》第41条并不排除法院在没有决定管辖权之前有临时保全措施的权力，但声明临时保全不是先行裁决。
1952年7月22日，国际法对管辖权问题作出判决： 伊朗（波斯）政府在1932年9月19日发表声明，接受国际常设法院的强制管辖，该声明声称：
“国际常设法院对于本声明作出后之直接或间接与适用为波斯所接受之条约或公约有关的、以及以后与批准本声明有关的情势或事实方面的任何争端，有管辖权。”
英国政府认为，上述声明所指的争端应限于1932年以后所签订的条约。本案提到的英译两国间的条约是指1857年和1903年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这些条约不能为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供法律依据。
英国认为，1933年4月29日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特许协议，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协议，也是两国政府之间的条约。
国际法院驳回了英国的主张，国际法院认为，1933年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特许协议虽然是在两国政府经过多次谈判之后签订的，但协议本身只是“政府和外国法人之间的一项特许权合同”，不是1932年声明中所指的条约。
根据上述理由，国际法院以9：5票通过判决，判定国际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并即以命令将本案从案件单上撤销，并宣布终止临时保全措施的执行。
评注：
本案之所以被国际法院撤销，是因为英国引用的“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协议”没有条约的法律效力。从国际法院的初步审判可以看到，国际法上所指的条约，必须是两个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协议。特许权协议是国家与外国法人之间的协议，那只是一种合同，不具有条约的法律地位和效力。这个被撤销的案件正可以作为条约定义的一个注释。
联合国行政法庭第333号判决的复议问题（咨询意见；国际法院，1987年）
事实：联合国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对“雅基梅斯诉联合国秘书长”议案作出判决（第333判决）后，雅基梅斯向“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提出，请求对该判决进行复议。委员会于1984年9月请求国际法院就此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该案原告雅基梅斯是苏联公民，由苏联政府派出，受聘在联合国俄文翻译处担任校订员，受聘期是五年，从1977年到1982年。1981年他被调到”“项目计划及协调办公室”当项目协调员。1982年年底，他的任期获得延长一年，将于1983年12月26日结束，聘书上写明是“苏联政府第二次委派”。1983年2月8日，协调办公室的助理秘书长通知雅基梅斯，希望他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届满时能延长合同。在1983年2月9日，雅基梅斯请求在美国避难。他在2月10日，通知苏联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他已辞退了在苏联政府中的植物。在同一天，他还通知联合国秘书长他希望取得美国永久居民资格。1983年10月25日，雅基梅斯给助理秘书长备忘录，表示希望助理秘书长能根据他的表现延长联合国与他签订的合同，或“安排以更好的职务。”1983年11月23日，联合国人事处副处长通知雅基梅斯“根据秘书长办公室的指示，联合国组织没有延长他的任期的意图”。1983年11月29日，雅基梅斯没有对此决定提出异议，他认为：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规定：“联合国工作人员连续做满五年之后，应给予一切合理的安排。”12月13日，雅基梅斯请求秘书长重新考虑不延长其工作期限的决定，因为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他应取得这个权利。12月21日，联合国人事部的助理秘书长写信通知雅基梅斯：联合国秘书长已保持他在11月23日的信中所作的决定。雅基梅斯便向联合国行政法庭起诉，状告秘书长不执行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联合国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对雅基梅斯的任期或安排别的工作。雅基梅斯请求：“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对第333号裁决进行复议。委员会于1984年9月10日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请求国际法院对戏发表咨询意见。委员会请求国际法院回答下列两个问题：
（1）联合国行政法庭在第333号判决中没有回答原告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届满后请求继续在联合国任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法庭是否没有行使它的应有的管辖权；
（2）联合国行政法庭在第333号判决中对与《联合国宪章》有关的法律问题是否作了错误裁定？ 国际法院接受了委员会的请求，以命令安排时间接受有关方面的书面材料，于1987年5月27日就上述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咨询意见：
1、关于第一个问题。原告在其请求书中认为，“给他却低估和新的合同期限”或“安排新的工作”，不存在“法律障碍”。他认为，“他继续在联合国任职，具有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正当机会，并具有获得合理安排其工作的权利。”他请求法庭说明秘书长认为苏联政府对他的第二次委派构成对他继续在联合国任职的法律障碍的说法是错误的。秘书长有了这些想法，自然就不能按大会决议的精神对他今后的工作给予“合理的考虑”。秘书长在法庭上指出，给雅基梅斯安排个工作，没有法律障碍，并认为他对本案是对一切情况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决定的。这就是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说的“合理的考虑”。法庭认为，“合理的考虑”不是“有利的考虑”，原告无权要求给予“有利的考虑”。国际法院认为，法庭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从逻辑上看，法庭首先应考虑的是，原告之希望继续在联合国任职是否存在“合理的期望”，或“合法的期望”。如果存在这样的期望，秘书长就有责任提供继续在联合国人之的机会，但法庭认为“合法的期望”是不存在的。一方面，要恢复先前的合同，必须取得其本国政府的同意，而且该合同已经是第二次委派的合同了。另一方面，根据《职员规则》，定期的聘任是没有希望恢复或该做任何其他委派的。法庭认为，秘书长对于雅基梅斯的问题已对一切有关的情况都考虑过了。法庭在判决中指出，雅基梅斯之希望继续在联合国工作，即不存在“合理的期望”，也不存在“法律障碍”，给不给予安排，由秘书长决定。法庭的看法是，秘书长可以给予安排，但没有义务给予安排。假如秘书长给予安排的话，法律障碍是没有的。
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宪章法庭的判决没有说明雅基梅斯将继续在联合国工作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不是说法庭没有行使它应有的管辖权，法庭认为秘书长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给予“一切合理的考虑”，法院无权以自己的看法替代法庭的看法。
2、关于第二个问题。至于法庭对于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关的法律问题是否做出错误的看法，国际法院认为，法院的任务不是对工作人员规章或规则进行解释，但法院有权判断法庭在具体解释或适用某个规则时是否做出了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矛盾的裁定。原告认为法庭对联合国宪章第101(1)条、第100条、第101（3）条、第8条、第2（1）条和第100（2）条等条文的解释有错误。
（1）第101（1）规定：“
一、办事人员由秘书长依大会所订规章委派之。”原告认为秘书长没有把他的问题提到“办事人员委派委员会”考虑，该委员会无从发挥作用，这说明秘书长没有对他的问题给予“合理的考虑”。法庭认为“合理的考虑”应由秘书长决定，是否构成合理，完全是秘书长权利范围内的事情。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宪章》第101（1）条的意思是，怎样才构成“合理的考虑”，那是秘书长决定的事情，不是说秘书长认为合理就是合理的标准，法庭不认为秘书长享有无限的决定权，但秘书长声明他已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对一切有关问题都做了合理的考虑，那就应认为是已经做了“合理的考虑”了，秘书长是没有必要做更详细的说明的。由于上述条文没有特别规定秘书长需要采取什么程序，国际法院不认为法庭的这样的解释与联合国宪章第101（1）条有什么矛盾。
（2）第100条规定：“
一、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之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专对本组织负责。”
原告认为秘书长作为一个高级官员，他的上述声明已认为没有原告本国政府的同意就不可能对他的工作进一步的安排，并认为法庭也做了同样的结论。国际法院不支持原告的主张，因为法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结论。
第101（3）条规定：“
三、办事人员之雇用及其服务条件之决定，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办事人员时，于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原告认为法庭的判决没能把这条条文的内容放在高于其他因素的地位。很明显，“首要考虑”与“唯一考虑”不是同义词。这正是让秘书长可以权衡的各种考虑。无论法庭还是国际法院，都不能代替秘书长的选择。秘书长之决定，不能认为不尊重第101（3）条所指的考虑之“最高”性质，而是他为了联合国组织的利益，考虑到一切有关的情况。秘书长砸死作出决定时是考虑到1983年2月10日的事件的。那就是原告通知苏联政府辞退其职务的日子。原告认为从这一条其，他已创立了他与联合国之间的新的合同关系。秘书长不认为“与本国政府的连续关系是工作人员在任何定期合同中所承担的义务，不论是否第二次委派”。而原告之继续任职也不以为是建立起一种新的合同关系。法庭对“本国联系”的意义做了评价。不赞同秘书长的上述意见。认为他的观点与法庭第326号判决的观点不大一致。在该判决中，工作人员一旦脱离了与本国的利息，就不再能履行在联合国中职务了。法庭认为这个观点已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看法”。秘书长认为，国籍的转变，没有产生什么法律上或行政上的后果。法庭基本上同意秘书长的观点，但认为改变国籍的行为，很可能影响到联合国的利益。
（4）第8条规定：“联合国对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关在平等条件之下，充任任何职务，不得加以限制。”原告认为这条规定禁止岁任何人的条件加以限制，国际法院认为，即使从最广义的意义看，也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5）第2（1）条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第100（2）条规定：“
二、联合国各会员国承诺尊重秘书长及办事人员责任之专属国际性，决不设法影响其责任之履行。”法庭认为即使有个别会员国试图独立秘书长施加某种压力，法庭也没有必要对此作出判断，而且在本案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根据上述理由，对于问题1，国际法院一致认为，联合国行政法庭第333号判决没有肯定原告任期届满后继续在联合国任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不能认为是没有其应有的管辖权力。
对问题2，法院以11：3票判定：第333号判决没有在于宪章某些规定有关的法律问题上作出错误的解释。法官赖厄斯对本咨询意见附以一份声明：法官伊利亚斯、小田滋和阿戈附上反对意见，法官斯威伯尔·詹宁斯和伊文森等提出不同意见。
评注：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要求对行政法庭进行复议，国际法院根据“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的请求，对判决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其中特别是原告提到的所谓的“法律障碍”和“合理期望”的问题。原告雅基梅斯是苏联的派出人员，他之在联合国任职，是建立在本国政府的委派的基础上的。任期届满之后，秘书长能不能不经其本国政府同意而延长期任期或另作别的安排？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白的规定，秘书长认为“法律障碍”是没有的。但一般来说，秘书长不得不考虑这样做会不会影响联合国与该会员国的关系，这是应该可考虑的。这不能认为是违反宪章第100条的行为。而且，雅基梅斯在任期未满的时候就宣布脱离与联合国的关系，没有了这个关系，他又凭什么资格在联合国任职？他在任期内要求在美国避难，姑不论其政治动机如何，也不论美国是否接受其要求，其本国政府肯定会提出抗议，秘书长当然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这不能认为是干扰秘书长国际官员的地位。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要求秘书长对工作业绩优秀的工作人员在任满后的工作给予“”合理的考虑，这并没有为雅基梅斯提供什么“合法的期望”。本咨询意见通过对法庭判决涉及的法律问题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的分析，中肯的回答了“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请求回答的问题。
第五篇：国际法案例
1.湖广铁路债券案
1979年11月，由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中国清朝政府于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息。美国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通过地方法院邮寄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给我国外交部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传票送达后20天内对原告起诉书作出答辩，否则将进行“缺席审判”。对此，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原则曾多次向美国政府申明中国立场，但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仍于1982年9月1日无理作出“缺席审判”，要求中国政府向原告偿还4130余万元。
“湖广铁路债券”案涉及以下两个国际法问题：
（一）国际法上的继承问题
国际法上的继承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或新政府如何处理旧国家或旧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问题。在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债务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国唯一佥的政府，这是代表国家在国际上先事的机关，因此，我国政府在处理旧政府的债务时，也坚决适用“恶意债务不予继承”，这是久已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湖广铁路债券”实属恶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因此，我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予承认这一债务，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而且也为国际法实践所证明的。
（二）国家主权豁免问题
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华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
现在，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复审要求，撤销了不利于中国的判决。这不仅是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国际法原则的重大胜利，也对其他国家带来很大影响。因为美国搞的一种试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突破，也就在国际法上开了一个先例，这样，美国、法国、德国等都会跟着来要求偿还旧债券，所以这个案子不是孤立的。
2.光华寮案
光华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的五层楼。该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从此由中国留学一组织自治委员会对该寮实行自主管理，并将该寮取名为“光华寮”。此后，旧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大陆掠夺的财产所获得的公款将该寮买下，专用于中国留学生宿舍。1961年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登记为中国国家财产。1967年，台湾当局以“驻日本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就光华寮问题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中国留日学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华寮。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该寮为中华人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台湾当局的原诉被驳回。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诉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决，并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决，将光华寮判归台湾所有。中国留学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决，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26日，该法院维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审判决。同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辩护律师团通过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书，要求该法院将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撤销，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光华寮案至今未完结。该案涉及多方面的国际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光华寮案违背国际法上的承认制度
根据国际法的承认制度，承认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认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认被推翻了的旧政府。一般来说，未被承认的国家或政府在不承认国的法院没有起诉权的，这一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确认。1972年日本是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而使所承担的义务就更加明确。既然日本已经不再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那么台湾就不能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法院就光华寮提起诉讼。因此，日本法院受理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完全违反了国际法的承认制度。
(二)光华寮案违背国际法上的继承制度
在光华寮案上，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完全混淆了国际法上的国家继承和政府继承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继承是国际法主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国家如何继承前国家的财产问题。但政府继承则不同。它是国家本身没有变，国家的同一性没有变，只是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发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而不问其财产以什么形式出现(动产或不动产)，也不管这些财产处于国内还是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其国家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国际法主体依然如故，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凡属于前政府的国家财产，完全由我国政府全部继承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现在，日本法院关于对光华寮案的判决理由之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不完全继承旧中国政府在外国的财产”。不符合中日之间签订的条约精神，也违反国际法上的继承制度。因为，无论从国际法上政府继承的理论，还是从对该寮的实际控制和管理情况看，光华寮都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有。无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对光华寮案的判决是正确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三)光华寮案违背了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
1972年9月29日由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1978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也进一步确认了上述原则。因此，这两个重要法律文件，它不仅规定了日本方面的承诺，也规定了中国方面的承诺。日本是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此日本取消了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台湾当局就不能再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这对日本不仅依据国际法一般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且是所承担的特殊的条约义务。现在，台湾当局在光华寮案中居然在日本法院享有起诉权。这完全违背了日本政府承担的不得承认所谓“中华民国”政府的具体义务，势必在政治上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所以，日本法院在处理光华寮案的问题上是违反国际法的。
3.隆端古寺案
隆端古寺位于扁担山脉的一个隆起的高地上，它构成泰国与柬埔寨之间边界的一部分。根据1904年2月13日暹罗(当时泰国称为暹罗)和法国(当时柬埔寨是法国的保护地)之间的一项条约的规定，双方同意这一点上的边界线，应沿着分水岭线划出。为进行实地划界而设立了一个混合委员会。当时泰国政府委托一个法国调查队绘制该地区的地图1908年，地图在巴黎出版，同时也将也图送交泰国政府。在地图上明确标出了隆端古寺位于柬埔寨一边，但泰国政府。未表明任何异议(直到1935年以前)。后业，法国政府获悉泰国把其看守人安置在寺内，于1949年和1950年向泰国政府提出多次抗议照会，终未得到回答。1953年柬埔寨获得独立后，新政府企图在该地区建立权力机关都没有成功。之后，柬泰双方又经过多次谈判而失败。1959年10月6月，柬埔寨政府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国际法院宣告隆端古寺的领土主权属于柬埔寨，泰国应撤退它驻扎在古寺遗址的武装部队。1960年5月23日，泰国政府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1961年6月26日，国际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理，驳回了泰国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1962年6月15日，法院对案情实质作出了判决。法院以9票对3票判定隆端古寺是在柬埔寨境内，而泰国有义务撤回驻在该地区的一切军事人员和民事人员。法院还以7票对5票判明泰国应将其在占领时期从寺内搬走的一切物品归还柬埔寨。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以下两方面：
(一)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
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争论点，主要是隆端古寺及其周围的土地的主权是属于哪一国。泰国认为法国于1908年出版的地图不是混合委员会所制，它有严重错误，如果根据真正的分水岭划出的边界线就应把该寺的地区划在泰国一边。但是，国际法院在审理该案中，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泰柬双方是否已接受了这张地图上指出的边界线。从实际看，泰国接受这张地图和地图上指出的边界线。从实际看，泰国接受这张地图后，当时的暹罗和之后的泰国政府对此并未作过任何反响，未作过任何追究，也未发现因犯过任何错误而可使其“同意”变为无效。它完全有充分机会不同意这种划界，但许多年来都没有这样做，因此，必须认为那已是得到 了默认的，泰国以地图的错误作为申辩的理由是不能接受的。法院的判决确定了柬博寨对隆端古寺的主权。现在，泰国出兵占领隆端古寺地区，这无疑是对柬埔寨国家领土主权的侵犯。
(二)国际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问题
泰国政府给以抗告，就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问题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因为，泰国政府认为，该国虽然曾在1929年9月20日发表了接受国际常设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并在1940年5月3日又发表声明，同时将第一个声明展期10年，但是，国际法院与过去常设国际法院不同，因此认为由于这个声明不是以“国际法院规约”签署国的身份发表的，所以应随着泰国参加“规约”而自然于1946年失效，这个声明也不因参加规约而延期。泰国政府还指出，按照《规约》第36条第5款以及国际法院对以色列——葡萄牙案的判决精神，它接受强制管辖的声明无效，因而泰国不愿接受国际法院的管理。
1961年5月26日，国际法院对泰国的抗告作了判决，肯定了国际法院对此的管辖权，因为泰国政府所发表的接受强制管辖声明仍是有效的。理由：1.该案情况与“以——葡案”不同。2.虽然1940年延期的声明已经失效，但1950年发表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声明，而且已向联合国秘书长履行了延期手续，因此这就表明该声明应当被解释为接受现在的国际法院——而不是消亡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与此同时，该声明所引证的1929年和1940年所接受的条件看，与《规约》的第36条第2款相一致，是表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声明。从而，法院于1961年5月26日作出了一项判决，驳回了泰国的抗告，并宣布“没有必要再考虑与司法规定中的协议条款有关的第二次控告”，为此确定了法院的管辖权。
国际法院的判决引起了泰国的强烈不满。但泰国政府根据其对外政策考虑，于1962年7月3日宣布，尽管对案件的结局深为遗憾，然而“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泰国必须履行依联合国宪章所负的义务。泰国将在抗议之下这样做，并保留其固有权利。”接着撤出了在这个地区的武装力量。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争端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
4.科孚海峡案(英国诉阿尔巴尼亚)
1946年5月15日，英国海军部派出两艘军舰通过位于阿尔巴尼亚大陆与科孚岛北部之间的科孚海峡时遭到阿尔巴尼亚海岸炮台轰击，但未被击毁。为此，在互换照会中，英国政府认为：它享有通过这个海峡而不作任何通知或者等候许可的权利。而阿尔巴尼亚政府却明确表示，外国船舶通过，必须事先通知并请求阿尔巴尼亚许可。1946年10月22日，英国为试探阿尔巴尼亚的态度，派出一队由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又通过该海峡时，造成其中两艘驱逐舰触雷，死40人，伤42人的巨大损失。事件发生后不久，同年11月13日，英国海军未经阿尔巴尼亚同意，单方面强行到海峡属于阿尔巴尼亚领水去扫雷，发现有22颗水雷。但英国海军的行动遭到阿到尔巴亚的强烈抗议。紧接着，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告阿尔巴尼亚在盟国海军当局已经进行过扫雷工作之后，又敷设水雷或允许第三国敷设了水雷，要求追究责任。1947年4月9日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建议有关国家应立即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来解决。1947年5月22日，英国单方面向国际法院起诉。法院于1948年到1949年对该案进行过三次判决，最后英国政府胜诉。
该案涉及的国际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英国海军的行动是否侵犯了阿尔巴尼亚的主权问题
科孚海峡是位于希腊科孚岛和阿尔巴尼亚海岸之间，是连接希腊科孚港与阿尔巴纪亚萨兰特港之间的一个海峡。因此，英国认为该海峡是国际航行海峡，它的军舰可以自由通过，不用请求阿尔巴尼亚批准。阿尔巴尼亚认为该海峡是地方性的，外国军舰通过必须得到同意。国际法院在经过辩论后，认为英国海军已使用此海峡有80多年，其他国家海军也经常使用。因此，在和平时期各国军舰对于连接两部分公海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具有无害通过的权利，这是获得普遍承认和符合国际惯例的。除国际条约另有规定外，沿岸国无权在和平时期禁止通过海峡。据此，法院认为英国军舰在1946年10月22日的通过是无害的。法院以14票对2票判决英国的这次行动并没有侵犯阿尔巴尼亚主权。与此同时，法院又一致认为，英国军舰在1946年11月12日和13日的扫雷活动，这是在阿尔巴尼亚的领水内并违反其意愿的情形下进行的，这“就破坏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并认为法院声明本身已构成对这种破坏主权的行为的适当的定论”。因此，英国军舰的这种行动是不能以行使自助权或其他理由而被说成是正确的。
(二)本案涉及国际法上的责任问题
国际法院在对本案的审理中，虽然拒绝接受英国认为水雷是阿尔巴尼亚本身敷设的看法，但法院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情况下，而仅仅根据所谓“间接证明”方法推定阿尔巴亚科孚海峡的敷雷一事不可能毫无所知，并强调，当阿尔巴亚政府经获悉在科孚海峡的领海内有水雷分布，就负有将危险情形通知航行船只的义务，自然也应告知驰近的英国军舰。然而阿尔巴尼亚并未履行此义务，致使英国两艘驱逐舰触水雷，造成许多海军人员的伤亡的巨大损失。最后，法院以11票对5票判定：根据国际法，阿尔巴尼亚应对1946年10月22日在其领水内发生的触雷事件以及由此事件造成的损害及人命损伤负责，从而有赔偿义务，应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
1945年12月15日，国际法院作出第三个判决，该判决是估定赔偿数目的问题。法院估定了阿尔巴亚应付给英国的赔偿数额。这个数额是根据专家调查的结果确定为843，947英镑，作为给英国军舰造成的损害和对海员的人身伤亡的补偿。国际法院在处理这个案件上是不公正的，因此，阿尔巴尼亚始终没有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至今问题未解决。
5、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
美国诉伊朗
国际法院
1979年
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兰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门前发生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美国大使馆请求伊朗当局给予保护，但伊朗当局没有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示威队伍闯进大使馆，扣留了使馆内的美国使馆人员和领事人员和非美籍的工作人员共五十多人，把他们扣作“人质”，并将使馆的档案文件捣毁，造成一件严重侵犯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的事件。11月5日，在伊朗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美国领事馆亦发生同样努件。
事件发生后，美国于11月9日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会考虑采取确保释放人质和交还使馆房屋的行动。安理会在1979年12月4日要求伊朗释放“人质”，并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
1979年11月29日，美国向国际法院起诉，请国际法院宣布：伊朗政府违反对美国承担的条约义务，伊朗政府应立即释放拘留在德黑兰大使馆和在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领事馆的全部美国人和拘留在伊朗外交部的三个人，保证他们安全离境并不得对他们进行任何审讯，伊朗应对此侵权行为赔偿美国的损失并将造成此侵权事故的人员交主管当局惩处。美国同时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1979年12月9日，伊朗外交部长致信国际法院，要求国际法院不要受理此案。伊朗政府在信中声称：“（1）人质问题只是整个问题中的一个非中心的和次要的方面，„„这问题涉及二十五年来美国干涉伊朗内政的事情。（2）人质问题应看作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一个问题。它基本上和直接地是伊朗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伊朗认为，临时保全实际上就是对案情实质作出判决，那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临时保全措施应该是保全双方的利益而不能只保护一方的利益。”
1979年12月10日，国际法院开庭审理关于指示临时措施问题，并于1979年12月15日颁布指示临时措施的命令。临时措施的命令包含下列几点：
A．
1、伊朗政府应根据美伊两国间的现行条约和一般国际法，立即将美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归还，保证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不可侵犯性，并保证给予有效的保护；
2、伊朗政府应根据美伊两国间的现行条约和一般国际法，立即释放拘留在美国大使馆、伊朗外交部或任何其他地方扣作“人质”的美国人，并给予充分的保护；
3、伊朗政府从今开始，应对美国的一切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给予一切他们根据两国的现行条约或普遍国际法能享受到的保护、特权和豁免，包括豁兔任何形式的刑
事管辖和享受离境的自由和方便条件。
B．美伊两国政府应不采取任何行动和保证不采取可能加剧两国紧张局势或使争端更难解决的行动。
国际法院院长在1979年12月24日以命令确定时间，让双方递交诉状和辩诉状。美国按时递交，但伊朗没有递交。伊朗政府于1980年2月16日向法院表示，认为法院不能、也不应受理此案。
国际法院在1980年3月18、19、20日三天开庭听取陈述，但伊朗没有出庭。国际法院在 1980年5月24日，在伊朗缺席下作出判决。
判决如下：国际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的判决包含下列几点：
1．管辖权问题。鉴于伊朗没有提交辩诉状和没有出庭，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53条开庭审理。
美国提出四个文件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基础，这四个文件是：（1）1961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2）1963年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3）1955年的《美伊友好、经济合作和领事关系条约》；（4）1973年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法院认为前三个文件可以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基础，因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任择议定书”（分别为第1和第3条）和《美伊友好、经济合作和领事关系条约》都有把争端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的规定，至于第四个文件，即是否根据《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13条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没有考虑之必要了。
2．案情实质。国际法院认为，根据美国提出的事实，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兰及11月5日在大不里士和设拉子发生的袭击和占据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和领事馆、把使馆人员和领事人员扣作“人质”和捣毁使馆档案的事件，就其性质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事实包括1979年11月4日袭击大使馆、捣乱使馆、拘留人质、侵占使馆财产和损坏档案以及第二天在大不里士和设拉子袭击领事馆的行为，这段期间的事件不能直接归因于伊朗国国家，因为还不能证明这些行为是代表国家或由国家机关负责以便执行某种任务而作的，所以不能归因于国家。但这不是说，伊朗国家对这阶段的事实就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伊朗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与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不相符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庄严宣告使馆的不可侵犯权之后，在第22条明确规定：
“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步骤保护使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馆安宁或有损使馆尊严之情事。”
该公约宣告外交人员不可侵犯权之后，在第29条又明确规定：“接受国对外交代表应特别尊重，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人身、自由或尊严受有任何侵犯。”
此外，维也纳公约第25、26条规定使馆档案、文件不受侵犯，接受国有义务给予保护。
同样，《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1、33、28、34、35、40等条对领事馆和领事人员的不可侵犯权亦有类似的规定。国际法院认为，使馆和领事馆、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的不可侵犯权和接受国有义务给予保护，已经不单纯是条约法的规则，而且是国际法的普遍规则。
1979年11月4日和11月5日的事件发生后，美国使馆请求伊朗当局给予援助和保护，但伊朗当局没有采取适当步骤保护使领馆及其人员和制止事态的发展，伊朗已违反了它的条约义务。
国际法院得出结论说：“在11月4日，伊朗政府非常清楚：a．根据现行条约，伊朗政府有义务保护美国使馆及其外交和领事人员，使他们不受任何袭击，他们的不可侵犯权不受任何破坏；b．美国使馆请求帮助时，情况需要他们采取行动；C．伊朗完全没有履行它的义务。”
第二阶段的事实是武力分子完全占据了大使馆和领事馆，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被扣作人质。根据维也纳公约，伊朗有义务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尽快结束这一场侵犯美国大使馆和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的不可侵犯权的事件，和立即交还大不里士、设拉子的领事馆，使一切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
但伊朗政府没有这样做。伊朗外交部长雅兹第在1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根据国际规章，伊朗政府有责任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但他完全没有提到伊朗有义务保护大使和外交人员，他最后还说：“学生们很欣赏政府的赞同和支持，因为美国自己应对这件事件负责。”伊朗总理阿雅托拉哈·霍梅尼在11月5日的招待会上已证实武力分子占领了使馆。他把美国使馆说成是“间谍中心”，他还宣称：人质应继续扣留，直到美国把前伊朗国王和他的财产归还伊朗，并禁止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谈判。一旦伊朗的国家部门证实了这些行动和决定继续这样做作为对美国的压力，这些行为就转化为国家行为了，一旦武力分子成了国家指使的人，国家就要承担国际责任了。
伊朗政府继续占据使馆和继续扣留人质，一再违反它的条约一义务，违反：
1、《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2条；
2、《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9条；
3、《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4、25、26、27、《维也纳领事关系》第33条及有关领事履行职务的方便条件和自由的有关条款以及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合作和领事关系条
约》第2条。
伊朗外交部长在给国际法院的两封信中认为美国曾在伊朗进行犯罪活动，因而伊朗的行为是合理的。国际法院认为即使证实美国的确有犯罪行为，也不能作为伊朗扣押美国外交人员作为人质的借口。外交法已为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的不法行为规定给予宣布为不受欢迎或断绝外交关系的制裁。由于伊朗一再违反国际义务，伊朗有义务赔偿美国的损失，鉴于违反义务的行为仍在继续进行中，赔偿款额尚无法确定。
根据上述理由，国际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出判决，判定：
“
1、根据本判决所指出的事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业已违反，并正在违反它根据国际条约和长期确立的国际法规则所承担的义务。
（13：2赞成票：院长瓦尔多克、副院长伊利亚斯、法官福斯特、格罗、赖厄斯、摩斯勒、纳金特拉J辛格、鲁达、小田滋、阿戈、艾尔一艾利安、塞塔一卡马拉、巴赫斯特）
（反对票：法官莫洛佐夫、塔拉兹）
2、伊朗违反对美国所承担的义务，根据国际法应负国际责任。
（13：2投票情况与上相同）
3、伊朗政府必须立即采取一切行动缓和由于1979年11月4日及其后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局势，为此目的，双方应达成协议。
（一致同意）
（法官赖厄斯在判决附上个别意见，法官莫洛佐夫、塔拉兹附上异议意见）国家责任由两个重要因素构成，一是客观上存在国际不法行为，二是主观上该国际不法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本案是说明国家责任构成问题的最恰当的案例。在本案中，在伊朗发生的侵犯使领馆和外交人员的不可侵犯权的事情，无可否认是国际不法行为。该行为能不能归因于伊朗国家？伊朗指称该事情是美国二十五年来干涉伊朗内政的结果，是美国外交人员从事犯罪活动、美国拒绝引渡伊朗前国王及交还其财产的结果，这些理由能不能说明伊朗的侵犯外交特权是正当或可以免除国际法律责任？这正是国际法院需要公正判断的问题。
国际法院把整个事情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证据尚不足以说明该事情可以归因于伊朗国家。但在美国大使馆请求伊朗当局给予援助和保护的时候，伊朗采取不行为的态度，这就产生违反国际义务的国际责任了。国家没有义务对在其境内发生的一切不法行为负责，但国家有保护外国人的义务，它对于外国人所受到的侵害有间接责任，它的不行为，会把间接责任转化为直接责任。至于事情的第二个阶段，伊朗国家领导人的态度，特别是它把扣押人质与美国政府的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联系起来，这无异说明侵犯外交人员的行为是伊朗当局纵容和支持的。不法行为的可归因性就非常明显了。
对于伊朗提出的各项理由，在政治上有道理，但在法律上那是说不过去的。正如国际法院所说的，即使这些事实都是真实，也不能说明伊朗的做法是正确，不能免除伊朗的法律责任。
至于本案的管辖权，国际法院只根据几个条约上的“任择条款”作为行使法院管辖权的依据，在迫切需要通过和平方法解决美伊争端的形势下，法院这样作是可以的，但这在法理上是比较勉强的，在国际法院的实践中是没有先例的。伊朗一直表示反对，国际法院虽然有权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53条进行缺席判决，但假如本案不因后来以庭外解决而终止，判决是很难得到完满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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