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网络舆情的策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网络舆情的策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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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隐匿视角下大学生网络行为特点

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属性，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综合反映，是社会活动中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显著特征。身份隐匿是指行为主体在社会行为中，根据主观思想意识，有意识地对身份、地位等个人信息进行隐匿的现象。在网络世界，虚拟网络行为比比皆是，匿名和使用假名的现象比较普遍，由此引发了一些特定的网络行为，形成了大学生三大行为特点。

（一）价值追求个性化

高于本位的个性价值追求。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当前，大学生家庭条件一般比较优渥，他们对物质的关注度不高，而对自由个性的关注度却极高。由于现实校园生活中相应的规章制度已经确立，学生在接受管理、接受教育的同时，自由个性追求受到束缚而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很多大学生就利用网络的身份隐匿性，肆意将个性追求过度释放，造成了网络追求声音不仅大于现实需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个人真实需求，造成网络声音不断放大。沉溺低水平的个性价值追求。由于对外开放日渐加深、互联网全面普及、外国思潮不断涌入，多元价值观在一定范围内被接受。当代大学生的家长受教育程度较之以往有较大提升，家庭教育观念有很大进步，很多家庭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教育与被教育、训诫与听从的亲子关系，转变为通过身体力行进行教育，通过陪伴和情感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学校和家长对学生的成长成才有要求，但对学生承担家庭责任、回报社会培养、担起民族复兴大任的要求较少，因而在学生的人生规划中，对这方面内容考虑较少，而更加注重个人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追求。加之具有身份隐匿性的互联网活动约束较少，尚处在人格形成关键期的大学生很容易受到网络虚拟性、娱乐化的负面影响，形成短视的、低水平的价值追求。扭曲多样的个性价值追求。疫情背景下，互联网经济异军突起，大量热钱涌入，互联网商家想尽办法博眼球、增流量，瓜分互联网经济发展红利。一些网站媒体甚至故意采用有争议、片面性、未被证实的信息，以吸引大学生关注。一些所谓网红，通过危言耸听、特立独行来制造噱头、营造舆论，不仅在社会上得到了一定关注，也吸引了很多大学生跟风模仿，取得了所谓的“价值认同”，甚至被推崇为“时尚”。这种弥漫于网络的娱乐化、庸俗化甚至低俗化、带有欺骗性质的“多元价值观念”，对缺乏独立思辨能力的大学生来说，具有的误导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误导在身份隐匿的背景下，因为缺乏约束指正，而被认为是合理的。

（二）社交范围圈层化

同质化程度高。当代大学生出生成长于网络时代，接触网络较早、了解网络更深、使用网络更纯熟，通过网络进行社交、娱乐、消费，开展学习，网络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他们形成了特有的互联网思维。在强大的网络社交功能面前，他们虽然有着多元多样的文化选择，但还是会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兴趣爱好，选择建立或加入与其自身相匹配的网络群体。个体的认同需求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圈层活动中，通过不断凝聚共识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话语体系，进而萌生出共同情感，使个人认同联结起来而成为集体认同。在身份隐匿视角下，个人网络圈层认同逐渐加深是伴随着个人现实人际交往圈层化逐渐减弱的。网络的虚拟、身份的隐匿及宗旨价值认同的超脱性，使网络圈层往往具有现实圈层所达不到的共情与包容，造成大学生对网络圈层的过度依赖，很多意见表达往往为了相同而相同，圈层内意见相同程度较高。圈层传播明显。圈层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信息传播由中心向边缘逐渐减弱，离中心越远，圈层同质化程度就越低，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泛起圈圈波纹一样，离中心越远越容易受到影响，越容易消散。这种“水纹圈”不仅界定了信息传播的强弱和活跃程度，也界定了圈层中垂直性的分层结构，每个分层都有更加具体的目标追求，有着相对应的制度和规则，圈层中的受众基于这些也更容易抱团形成新的圈子。基于此，圈层传播中的强弱关系、强强关系、弱弱关系等增加了相互转化的变量。排外排他突出。因为网络圈层是基于兴趣爱好和价值认同建立起来的，所以不同圈层之间是相对独立和排他的。大学生因为追求个性，在信息分类中往往选择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圈层，又在交互活动中凝练共同价值，使圈层更加稳固和壮大。而大数据技术根据用户群的爱好和选择，精准地推介各种富有个性的定制化信息，各种网络平台、第三方运营商抓住时机、获取用户信息、挖掘商业价值。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个人习惯，有导向性地推送服务信息，使网络圈层得以将互联网中海量的信息分类过滤，只留下本圈层需要的信息。内容服务的个性化和定制化，虽然能给圈层内的用户带来极大的服务体验和价值认同，但久而久之则会阻碍用户的社会视野，淡化用户社会黏性，使用户不愿和外界交往，一旦遇到质疑就会非常敏感，容易脱离理智逻辑，进行非黑即白、党同伐异的论战，以在网络圈层中获得集体认同感，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性和价值上的优越。尤其是在网络身份虚拟背景下，用户发声缺乏责任感束缚，使非理性表达更加普遍激烈，助推了圈层极化。

（三）学习生活碎片化

生活被强行撕碎，需要不断整合。互联网普及之前，人们的生活是相对完整的、有规律的。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人们利用即时工具联络感情、进行社交、开展工作、娱乐消费，手机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离身的重要工具。网络信息传播的简便性，使信息推送更加频繁，生活中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更加符合个性需求的信息推送，面临着紧急工作任务的布置，个人生活模块被随意撕裂，再根据即时的、相对没有细致规划的意愿进行再度拼接。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生活的碎片化更加集中地表现在学习的碎片化上。知识间联系变弱、结构松散。以往的大学生，知识的学习更多是集中在课堂教学和书籍阅读上。当代大学生手机和电脑的普及率接近100%，虽然碎片化学习有利于他们利用课余的碎片化时间进行多样的自主学习，但获取的知识往往呈散点化，不容易和更多的知识点联结在一起，造成碎片化学习难以系统深入、化零为整、有效同化。信息劣质，泛娱乐化严重。00后是天生的网络使用者，他们的出生、成长无不与网络紧密结合。他们通过网络社交、娱乐、消费、学习，使用与了解网络媒体的程度远高于80后、90后。他们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沉溺于网络的个性化定制。在他们的观念中，娱乐和生活、娱乐和学习、娱乐和工作是分不开的。而且，00后大学生的兴趣转移非常快，必须持续不间断地满足，如此才能适应他们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身份隐匿又加重了网络娱乐化倾向。一些商家和平台为了迎合需求、吸引流量，粗制滥造信息，不加甄别地推送良莠不齐的信息，造成了信息偏差、片面甚至错误。

二、身份隐匿视角下大学生网络行为受负面舆情影响

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化，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两大属性。身份的隐匿性增加了互联网的虚拟性，带来了良好的用户体验，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能够吸引用户的主要因素。但身份隐匿在保障网络行为主体的言行自由、释放本我、展示自我、获得身心愉悦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滋生了缺乏责任担当、侵犯他人利益、加剧网络暴力、危害社会稳定等危机事件，加重了高校网络舆情的应对难度。

（一）认同焦虑引发信任危机

人在任何社交圈层中的活动，首先必须获得身份认同，取得信任。在网络身份虚拟背景下，一方面大学生会根据网络圈层的不同和事态的不同自主选择倾向于取得身份认同还是进行身份隐匿，另一方面圈层内的其他主体会根据“你”不同时间空间的具体表现来选择给予不同的信任程度。即使在个人处于中心的圈层，内部结构已相对稳固，价值认同已充分建立，人们运用虚拟身份开展的社交活动已取得“圈内人”的极大信任，但终究互联网还是拉近了人们的物理距离，却疏远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圈层内的信任不是建立在现实中彼此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网络虚拟双方基本不存在现实利益冲突之上的一种互联网社交礼仪。在“戴着面具”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很难取得真正的信任。网络身份虚拟背景下，个人身份的虚构隐匿和多重性，既容易引发自身的认同焦虑，也容易引发其他参与者的认同焦虑。身份隐匿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的虚假信息，一些怀抱不良企图的人利用虚假信息和身份进行非法活动，加剧了信任危机。

（二）群体逆反加剧权威挑战

当代大学生网络行为过多，极大减少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削弱了开展社会交往的能力。大学生本就有发表意见建议、参与公共事务、达到价值认同的心理诉求，这种诉求和能力水平的差异为群体逆反埋下了伏笔。在一般情况下，大学生通过网络观察社会生态、体验社会压力。在现实社会中，激烈的竞争压力过早地传导给学生，使学生价值认同出现短视和偏差。在权威人物或权威信息施加影响时，有个性化需求的学生就会产生疑问，而互联网的身份隐匿特性为疑问的进一步扩大营造了足够空间和条件。由于能力有限、影响力不够，大学生通常会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更希望由活跃于各个媒介平台的网络意见领袖来代替他们发声以表达意见诉求，而这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往往过度迎合与利用学生的部分心理，将问题进行简单的体制归因，鼓吹质疑精神，煽动民粹主义，以达到引流谋利甚至更为险恶的目的。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乱象更加泛滥和突显。这种现象仍有很大市场的原因，在于在身份隐匿背景下，网民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往往跳过了对自身行为的理性审视这一关键步骤，盲从于群体引导，羊群效应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头羊效应在起作用。这种由疑问产生的逆反进而发展成的群体逆反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很大影响，是因为这种现象不仅对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排斥，而且对一些错误观念和态度表示赞赏和同情，将为逆反而逆反视作个性追求，并演变为价值追求的常态。

（三）反智倾向助推舆论波澜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各种网络平台不断涌现，以提供优质、高效、个性化的服务赢得关注。各种媒介在将纷繁芜杂的信息推介给用户时，那种关注个体体验、提前帮助解读、省去用户消化思考时间的信息逐渐为用户所青睐，越来越成为网络媒介追求的目标，促使反智主义在网络空间大行其道，使反对理智、反对思考、反对智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常态。具体表现在网络舆情上，个体在事态发生时往往是抱着求真求实的态度去介入的，但因无法投入过多精力而过度依赖媒体解读，而媒体的推送是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并掺杂着媒体有倾向性的推送，这种推送进一步强化了网络用户反智的价值观念，使用户初期的求真求实演变为个性的表达和价值的追求，而与事态的本真出现偏差。这种倾向性一旦形成，团体内成员在沟通交流的就会沿着这种倾向不断推移，进而产生极化观点，激化争论，助推舆论波澜。

三、身份隐匿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网络舆情的策略

身份隐匿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造成了大学生在网络活动中诉求的多重悖论。他们不缺乏物质却生活物质化，对学校与社会的要求极高而对个人价值实现维度的要求却相对较低，追求个性自由却在“饭圈”中放弃自我、盲目趋同。

（一）提高硬件水平，提前分析预警

舆情监控硬件设施不足，是当前各高校普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造成高校舆情应对只能在舆情发生之后才被动开展，很容易错失舆情酝酿和爆发初期开展有效引导的有利时机。各高校虽然已能正视舆情监控设施不足，但囿于人力、物力、财力，很难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的分析管理，在一些专业的网络媒介、研究机构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展分析研究和引导监管，或向社会第三方购买相关服务。这一方面给高校开展相关研究、提升舆情监管设施水平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也为学校联合政府部门、动用社会资源开展合作创造了条件，使高校可以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舆情监控平台，提前预警、精准预判、及时干预，动用学校综合力量对舆情萌芽进行纵向阻断或横向切割，积极疏通、引导、化解学生不良情绪，提升舆情应对防范能力。

（二）完善规章制度，科学有效应对

舆情应对是一套科学的处置体系，包括信息采集、检测、研判、处置等，每部分内容都需要建立多部门协作配合机制。首先，要强化网络舆情管理主体建设，学生处、教务处、宣传部、保卫处、信息管理中心等部门不仅要加强自身舆情应对能力，还要适应多部门协同配合，及时互通信息，建立稳固的舆情监管工作链条。其次，要建立一套长效的舆情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统一指挥系统，不断明确各部门的分工责任，细化舆情应对的处理流程和方式方法，制订考核办法，形成问责机制，部门之间形成线上线下统筹联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此外，要加强网络舆情管理队伍建设，注重培养和引进政治敏锐性强、专业技术水平高、应对经验丰富的复合型人才。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针对学生网络心理问题，增设网络舆情心理疏导应对体系，对舆情前、中、后不同时期的学生开展心理辅导，进行心理干预。

（三）创新教育举措，积极主动出击

创新高校网络舆情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引导身份隐匿特征下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积极因素。当代大学生正处于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价值观念还不成熟，但他们关心关注社会并希望通过发声来参与社会活动、体现社会价值是值得认可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将理想信念教育、知识能力教育与切实地履行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组织引导学生通过参与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发展，在实现个人价值、赢得社会认可的同时，积蓄前进的力量，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此外，网络舆情看似是全体网民的全域之战，实则是不同圈层之间有条件的相似连接。不同圈层对信息内容的传播和分享并不相同，造成的舆论效果也不尽相同。所以通过文化圈层施加思想政治教育影响，首要任务就是要“破圈”。深入研究大学生不同文化圈层的独特属性，体察大学生浸入圈层的深层文化心态，针对“饭圈文化”“动漫文化”等亚文化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文化特点，从语言行为方式、讨论传播方式等方面做出积极改变，使传播内容更加贴近大学生需求，进而营造良性网络互动生态，加大网络正能量声音。通过丰富传播内容、推出精品项目、加强线上不同圈层精准舆情引导、畅通线下沟通交流，以主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群体。对价值观已经形成、思辨能力相对成熟的学生，要积极引导与鼓励他们在互联网上主动发声，通过重大事件的网络舆情应对，抢占复杂舆情环境下的价值高地。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突破10亿。随着5G技术的全面铺开，信息通信工具更新迭代速度加快，中国互联网络和数字经济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大学作为引领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作为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的主要场所，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要关注大学生身份隐匿特征，因时而进、因势利导、主动作为，为培英育才、促进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