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读后感

第一篇：《政治学》读后感

哈罗德·拉斯韦尔。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也够得上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为科学的达尔文”。他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在西方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美国人称其为研究领域的达芬奇。拉斯韦尔1902年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洲唐尼尔逊的一个牧师家庭。家境优裕，藏书甚丰。他曾去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说，最先向美国学界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拉斯韦尔一生勤勉耕耘，著术甚丰，共发表了600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宣传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由于拉斯韦尔研究范围的广泛，所以他和以往的政治学者不同，他的著作中综合了很多不同学科的不同观点，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并将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治学，进而将政治学研究真正地转向到“人”的研究。

《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创作于1936年，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开篇著作。就如此书的题目，本书主要围绕着在政治洪流中，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来进行论述的。整本书读下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逻辑结构很清楚，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要说什么，又是怎么说的，内容环环相扣。作者的分析自成体系，严密紧凑且客观。就像他开篇说的：“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政治学的任务在于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诉。本书仅限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本书分四篇共十章：第一篇：精英；第二篇：方法；第三篇：结果；第四篇：概论。也就是对who，what，when，how，即政治学的研究客体、行为、时间以及如何行为进行了探寻。

第一章“精英”，阐明了拉斯韦尔所主张的新的研究方法，可以理解为全书的导言。所谓权势人物，“就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得最多的那些人”。拉斯韦尔将他们称之为“精英”。所谓价值，他把尊重、安全、收入等作为有代表性的但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他认为，没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作为衡量权势和权势人物的有用尺度，譬如获得尊重愈多的人往往愈少安全。他充分地注意到政治学的最新发展动向是采用传统研究中没有包括的一些研究方法，主张政治学家应该不仅指望的助于历史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得到帮助，而应该与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等有更密切的接触。拉斯韦尔还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在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是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他相信，“权势和权势人物”能够作为政治学进行分析的一个统一的参照系统。

第2至5章构成第二篇“方法”，在这四章里，拉斯韦尔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分别具体分析了精英是如何使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方法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拉斯韦尔认为，这些方法是精英为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无论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还是反对派精英，都要运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这些方法，而精英集团的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运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操纵环境。

第6至9章第三篇“结果”，各用一章分析了各种精英人物在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在这些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精英之间价值（尊重、安全、收入等）如何分配，并根据这些特点对精英人物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社会变化的重大政治意义，就在于直接影响各种价值在不同类型的精英之间分配的结果。作者承认，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对社会成员的精神控制不仅体现在一般的教育活动中，还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第10章即第四篇“概论”是全书的总结。拉斯韦尔在概括和重申第二、第三篇中的重要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对权势人物做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就不能使用某个单一的标准，不同的政治分析方法采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他把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分别当作一个参照系统，认为强调和偏爱某个参照系统，常常会得到不同的见解。除了前三

篇说道的各方面对权势人物的影响和对政治的影响外，作为一般的民众（群众）也是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整个政治环境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在第三篇中描写的“人格”这一章，其中着重探讨以林肯为典型代表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作者在在对林肯的分析中，他充分地运用了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首先他肯定了林肯人格中的优势特征，“林肯在他的公开声明和官方行动中态度坚定，同时也显露出能够调整他的战术使其与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一种机动灵活的能力。他一直保持着对局势的强有力的然而又不是盛气凌人的控制。”也分析了其性格中的弱点，“林肯经受着失眠症、自卑感、负担过重、悲观情绪等各种折磨。有时候总统曾想要自杀。”也强调了林肯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我“抑制”，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与林肯的公开形象分不开的是他的文雅温和的性格。在一切地方和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的仁慈宽厚是尽人皆知的。”另外又导致了“他在管教自己的孩子方面怎样毫无办法，他对他的苛刻的妻子怎样过分放任。对这种温和性格的真正量度在于即使碰到挑衅他还是继续如此。林肯听任自己大发雷霆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但是“有一次一个想要强迫总统同意他的要求的军官用轻蔑的态度说:‘我看你已经打定主意不公平对待我了！’林肯的面部在痛苦中抽搐起来，据说他当时就抓住这个军官的领口并毫不客气地把这个人撵出房间。”最后作者把林肯归入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作者把林肯的人格归因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的人生经历中的坎坷。的确，我们都知道，林肯的人生是坎坷的：他出生贫寒，9岁时母亲去世，15岁才开始读书；24岁时他与人合伙做生意，却经营不善而倒闭，并因此负了15年的债；25岁时他的初恋安妮因病去世，这使他悲痛万分，此后经常出现情绪抑郁；32岁时他与玛丽.托德小姐结婚，婚后时因妻子脾气暴躁而经常有家不归；35他时开始竞选公职，几乎输掉了每次的重大竞选；52岁时他当选美国总统，结果南北战争很快爆发，北军在人员、军备上都优于南军，却在战场中一再失手，本来计划打两年的内战整整打了四年。这些都令林肯饱受煎熬。在人格的形成中，首先作者认为，“林肯对广大公众的赞赏是抱有强烈渴望的”。作者又说“林肯人格的大部分是为了反对过分要求广大公众赞赏的热望而构筑起来的一道防线。”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抑制部分。作者认为这种人格部分的形成在童年甚至婴儿时期的事件就已经能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他用举例说，“林肯就是因为他的谨小慎微和忠厚老实而出名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破坏倾向很少爆发出来成为外在的表现，我们只知道林肯对希尔兹的极端施虐狂式的攻击„„”这就构成了林肯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

从作者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所说的“人格”，是指一个个实在的政治家的个人的人格。拉斯韦尔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对影响人格类型之成功与失败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并以林肯为例，分析了人格形成的条件和环境。他认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形势下，不同类型的人格的成功和失败的机会是不相同的，并具体地分析了一些不同类型的人格。

读完了整本书后，我大致了解了拉斯韦尔在书名中提出的“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这一问题。对于我这样一个政治学初学者来说，拉斯韦尔简明但不失严谨，且富有逻辑的论述方式，在阅读中给了我很大帮助。这本书虽然内容不多，纸张也不厚，但拉斯韦尔所要阐述的问题，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他在论述了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告诉世人，政治学也是可以这样研究的，它不仅仅可从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探究，还可以从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政治行为，研究权势和权势人物。我在对这本书的理解上可能还不是很透彻。但从总体感觉来看，拉斯韦尔的这本《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

何得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也意识到政治学并不神秘但也不随意不简单。政治中的种种现象、问题不是表面谈谈就能明白的，也不是几句概括的话就能说清楚的。政治学是需要深入思考的科学。读了这本书后，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政治学，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第二篇：政治学读后感（精选）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三卷四读后感学术 2007-11-10 22:13:54 阅读3164 评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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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体、城邦、公民的概念：

1、三者的概念看其三者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是建立在国家理论基础上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国家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邦。政体则是“关于城邦居民的某种制度或安排。”“而城邦的含义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公民形成的，简言之，是以维持自足生活的公民的组合体”

2、关于公民的讨论：

我们还要清楚公民的概念：从词源学上看，“公民”一词源于希腊文“波里德”(civis)，原指属于城邦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他对公民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于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首先强调的是要有参与城邦权力机构的权利。那么，哪些人可以享有这一权利从而能够成为城邦公民呢？在他看来，侨民和奴隶显然不得称为公民，儿童与老人也不能算做“全称公民”，因为这些人“只有诉讼法权或不完全的诉讼法权”。他进一步指出，“这个定义，对于一切称为公民的人们，最广涵而切当地说明了他们的政治地位，„„那些人们如果一旦参加城邦政体，享有了政治权利，他们就的确是公民了”。这里，“享有政治权利”第一次成为公民资格的必要条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公民资格所受的严格限制，因为，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即使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并不必然会同时丧失公民身份。然而在古希腊，就连职业的优劣差异也可以使得一个人不能成为公民。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优良的城邦型式应当是不把工匠作为公民的”，因为工匠不大可能具备“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这一良好的公民品德。同样，“忙于田畴”的农民和“从事贱业”的商贩也不能作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因为“他们没有闲暇来培育善德以从事政治活动”。这样看来，在一个亚氏理想城邦中，要成为公民须要具备有权参加城邦职司、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善德、有闲暇以培育此善德等条件。总的说来，从事政治活动、享有政治权利无疑在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定义中占有较大的意义份额。善良之人的德行与良好公民的德行相同还是不同？

例子，水手的的功能不同，但是都有一个目标，即航行的安全。同样，公民尽管不尽一致，但整个共同体的安全则是所有公民合理谋求的目标。他们的共同体就是他们的政体，因而，公民的德行于他们的政体有关。所以，政体如果有多种形式，作为一个好公民，不必人人具备一个善人所应有的品德，公民的德行不必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但是善人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当然善人与公民的德行也有重合的地方。也就是在某些城邦中善人与好公民的德行是相同的，在同一城邦中，只有政治家、和有能力领导公共事务的人才既是好公民又是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很显然，在他看来，公民必定是属于某一个城邦的，这一点可以类同于现代定义中的“公民必须具备一定的国籍”。亚氏反复强调的“既能被统治又能统治”的公民品德，也可以相应地被诠释为“既能忠实地履行义务又能充分地行使权利”。如此看来，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的界定已经暗合于现代社会对公民的定义了，或者说为现代公民的定义提供了原初的范式。这样，我们不妨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公民称做“原初公民”或“前现代公民”，对应于民族国家产生之后的“现代公民”。

二、政体的划分：

1、根据城邦所追求的目的对政体的划分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政权的载体，城邦的建立有其特定的终极目的，即追求公利，充分发扬人的天性，促进善德，满足人们过优良生活愿望。统治者对国家终极目的的不同态度，形成不同的统治宗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划分政体类型的第一个标淮:“以绝对公正的原则来判断，凡照顾到公利的各种政体就是正当或正宗或叫正确的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到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一标准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性标准，是从根本性质上对政体进行的分类.2、根据政权形态对政体的划分

将政体进行了最基本的划分后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提出了第一个政体划分称准.即根据“政权形态”，在正当政体和变态政体中又分别划分出三种不同政体:在正确政体中，也就是为共同利益着想的政体中，最高治权由一人掌握的是君主政体，由少数人掌握的是贵族政体，由多数人掌握的是共和政体;在变态政体中，依照同样的人数标准，可划分为僣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

其中僣主制是君主制的变态，寡头制是贵族制的变态，平民制是共和制的变态。但亚里士多德同时指出，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并非绝对的划分标准，“人数标准”还有两点补充原则:首先，人数与其它因素相结合原则。人数并非划分贵族制与共和制/寡头制与平民制的准确依据，而要与其它因素相结合，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划分标准:在正当政体中人数因素要与才德因素相结合，少数人联系于才德之士，而多数人则与贫穷结合因此，‘平民政体’一词的确解应该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相似地，‘寡头政体’一词的确解应该是富有而出身(门望)教高—同时又为少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其次，人数为辅的原则: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明确提出第二个标准，只是因为人数是一种方便的概括的直接的标志，但实际上，“人数这个因素应该为次要的属性„„寡头和平民政体的主要分别不在人数的为多为少，两者在原则上的分别应该为贫富的分别。与此相对应，“贵族政体的主要特征是以才德为受任公职(名位)的依据:才德为贵族政体的特征，正如财富为寡头政体的特征，自由人身份为平民政体的特征。” 第二个标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性标准(阶级性标准)

3、根据法制性对政体更具体的划分

在具体分析各种政体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又对之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划分，在这些特殊的小标准中，隐含着亚里士多德的第三个政体划分标准—法制性标准。所谓“法制性标准”，是指以人的意志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将政体划分为法制政体与人治政体这是在对政权的动态运作状况进行现实考察后提炼出来的。在城邦中，根据不同的劳动分工，划分出不同社会群体，如农民、工匠、商人、武士、行政、司法、议事机构等等，各群体在政权运作过程中影响力大小和行为为一式的不同又造成同类政体之间的差异，各自分化出若干变异品种，法制性原则就是划分这些变异政体的标准之一。在平民政体中，按“人的意志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程度’又可以划分出五种政体，其中第三、第四种政体属于“其治理完全以法律为依归的”法治政体。而最末一种极端的平民政体“其政事的最后裁断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属于人治政体 同样，寡头政体中也包括人治政体(“权门政治”)和法治政体。

另外.在探讨君主制的具体形态时，亚里士多德也提到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法制性标准在价值性标准和政治性标准的基础上，解决了统治依据的问题。三、六种政体的评价

1、六种政体的特征

（1）君主政体：亚里士多德指出,主要特征有3个:王室的始祖由优异的才德和卓绝的功勋起家,建制的目的在于同平民群众相抗衡;一人掌握最高权力,全权统治着所有人民,管理一切政事,具有专制的性质;王位的继承采取世袭制。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政体适合于古代。王权经历代削弱,在现代已不多见了。

（2）僭主政体的特征也有3个:僭主的权力的僭窃得来;对人民实行暴力统治,施政专以私利为尚,压迫贫民,消灭异己,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的权力;王位也采取世袭制。这是所有世间自由人全都不能忍受的制度,因此僭主制是短促的。

（3）贵族政体的特征在于:其统治者是少数贤良,以才德为受任官职的依据;从法制意义上说,已具备较好的法律,而且由于贤良为政,不会乱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政体在大多数城邦中难于建立。

（4）寡头政体的主要特征在于:以财富为权力的实际基础,最高治权往往由少数豪门贵族掌握;他们因财富的优裕则要求一切方面都优先,追求着不平等;在他们执掌政权时,权力可以超越法律,既取盛名,又贪厚利,恃强凌弱,掠夺贫民;少数执政者往往是终身制,甚至是世袭继承。寡头政体难于保全,或由平民推翻或由于自相倾轧的内讧而发生变革。

（5）平民政体的主要特征在于以自由为宗旨。自由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人人轮流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表现在司法行政方面,有从全体人民当中选举陪审员、职官的任用制度,废除了职务终身制。在议事方面,有抽签参加议事会的制度。平民政体的又一特征是实行公职的津贴制度,使贫穷的公民可以担任公职,鼓励参政。平民政体较接近于共和政体。

（6）共和政体则指贫富两要素混合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中,由中产阶级掌握了职权。这是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觊觎。它能遵循理性生活,很少有野心。也就是第四卷中提到的最优的政体，所以亚里士多德把中产阶级看作是中庸之道的化身,并认为“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共和政体兼顾了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不趋向任何一端。因此这种政体消除了党派之争,避免了内讧,由内在均势而保持其稳定, 更为主要者，他认为共和政体崇尚法制，主张以法治国。是人治好，还是法治好?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当然是法制好。因为不论把治权寄托于任何人(或一组人)，而个人则难免感情用

事，办事不公。他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他说:“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只有按照法律办事，才能做到正义即公平。亚里士多德把共和政体看作是理想的政体,期望在各城邦中普遍建立起来。亚里士多德推崇共和政体，从方法论上看，既有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又有浓厚的折衷主义成分。

第三篇：《政治学》读后感

《政治学》读后感

12届 陈海钦

在开始阅读《政治学》之前，我先去查阅了一些资料试着先了解《政治学》的作者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前384年4月23日－前322年3月7日），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和柏拉图、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老师)一起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三段论），并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他的思想对西方的文化取向和内容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还是现实主义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所涉及的学术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他所在时代已有的全部学科，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包含道德、美学、逻辑和科学、政治和玄学。主要有：《工具论》、《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

结合《政治》这门课程的学习，我选取了《政治学》这本书进行阅读，我阅读《政治学》的第一目标是争取能够大概了解这本书的字面文本所表达的意思，其次是深刻领会其中所表达出来的深层含义。但是当我开始读第一卷时就发觉自己的学习还远远不够，感觉比较艰难，但我激励自己一定要努力阅读，结合网络查找的资料辅助阅读。那么接下来我想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阅读总结和感受。

《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调查结果写成的。这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

述政治问题的著作，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十分广泛，涉及了国家（城邦）的目的、起源、产生、衰败及保全的原因，政体的分类、变革和维持，理想城邦及其构建，公民的教育等。首先我就本书的总体结构做一下梳理：

全文共有八卷，写作分为两个表达层次，分别为探讨理想国家并涉及以往理想国家的探讨和研究现实国家，现实政府的形式，探讨民主制国家和寡头制国家衰落的原因以及安定的最好办法。每卷分别表达的主题如下：

卷一：论家庭，指出城邦的来源组成及重要性。

城邦其实就是某一种社会团体，而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目的都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按照时间的次序，最先有家庭；家庭结合成村落，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结合成一个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城邦虽然在时间上慢于个人和家庭出现，但就其本性而言，要先进于个人和家庭。关于家庭本文就奴隶制度展开了讨论。接着对贸易进行了讨论。最后讲到统治者应当具有完美的伦理德性。总之，每一个家庭都是构成城邦的一部分，而成员的组合是构成家庭的各个部分，各个部分的善德必须符合整体的善德。

卷二：论理论城邦和优良城邦，对早期理论作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对柏拉图的批判。

讲述苏格拉底等思想家们以划一来求完整，实际上不符合城邦的本质，指出他们理想中的城邦最高成就实际上是城邦的消亡。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城邦由不同种类的人组合而成。

详细阐述了财产共有，妇孺归公的柏拉图式的社会理想将会带来巨大问题和麻烦，必定无法实现和消失。

对柏拉图式的《法律篇》以及政体进行批判和质疑，并证明理想的善政并不是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的混合。

卷二还讲了克里特、拉根尼和迦太基三邦的政制，其中讲述克里特政制时提到当城邦面临政治解体的危难境地时，强大有力的邻国就会产生入侵的念头。联想到我们国家也是如此，目前我们国家国际形式复杂多变，只有不断发展自身的综合国力，相信很多外交问题会逐步解决。

卷三：是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政体类型学”部分，研究国家的性质和公民的权利义务，借此阐述公民和政体理论。

亚里士多德沿袭了希罗多德——柏拉图的政体分类理论，并予以展开发扬，构成亚氏政治哲学的中坚部分。他在书中指出，要想研究“城邦制度”，必须要先弄清楚什么是“城邦”。而本书在第一卷也有讲述到何为城邦。决定城邦同或异，主要应当是政制的异同。而种族的异同却不足以成为标准。

卷三除此之外还详细的讲述了公民、德性、政体、政体类型、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公正、城邦权力归属问题、官员选任和法律的统治等。

其中叙述了五个种属的君主政体分别为史诗时代的古制、蛮族君

王、民选总裁、斯巴达式的诸王和绝对权力的君主。政体的三个正宗类型分别为君主政体、贵族整体和共和政体，与之相对应的三个变态类型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

亚里士多德所指的理想国家实际上是柏拉图的第二等最好国家。他的理想始终是法律统治而绝非专制统治，即使国王是哲学家。他接受这个观点，不是作为对人类品德缺点的一个让步，而是作为好政府的固有部分，因而是理想国家的特征和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卷四：对现实中各种政体的建立以及其原则进行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卷四第一章中就提到，对于政体的研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其次，应考虑适合于不同种类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的政体；再次，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哪种政体最为相宜，并研究怎么样才能创制这种政体，并且在建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久远存在；最后，还应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

在阅读此书前，对“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不太理解，此书中第四章有介绍，正确地解释“平民政体”一词，应该是由人数多，但自由而贫穷的人控制的政体；类似的，正确地解释“寡头政体”，应该是人数较少但富有而出身较高的人控制的政体。

卷

五、卷六：论述政变和革命，建立较为稳定的平民和寡头政体的方法。

寡头制和民主制都处于不稳定的均势之中，因此二者都存在向各自极端发展而走向毁灭的危险。

寡头制政体可能因群众蒙受不公正待遇或统治集团内部自相倾轧而向极端发展，丧失统治的基础而沦落为专横的小派别的统治；

民主制则可能因党争或对财物、名誉、优越的追求或因不比列的增长而成为暴民的统治。

对此，亚里士多德建议统治者应该保有那种几乎是藐视一切自有行动的权力，尽可能表现得不像是一位专制的君主在统治，避免公开暴露专制统治者的不道德行为。统治者要确立一系列法律，设法让平民保持富裕，或得中产阶级的忠诚。

卷

七、卷八：理想国家的建设。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三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善良，即本性、习惯和理性。本性毫无疑问是首要的。也就是说，他首先必须是人而不是动物。

动物主要靠自然本性生活，很少受习惯的影响，而人的生活除了受本性的影响，还要受习惯和理性的影响。习惯和理性是人所独有的。本性、习惯、理性三者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特别是当理性能够统御本性和习惯的时候，人才可以过上至善的生活。而对于最优良的城邦而言，公民的善和城邦的善是一致的。所以最优良城邦中的立法者可以通过立法和教育，来培养或培训公民的德性，使公民灵魂的这三个组成部分达到和谐一致。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对城邦的少年儿童进行教

育。最优秀的政体必然是这样一种体制，遵从它人们能够有最善良的行为和最快乐的生活。

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关注了公民教育的方方面面，包括婚配、生育、儿童教育的科目设置、教育阶段的划分、如何度过闲暇生活等。公民应具有健壮的体格，因此立法者要关心城邦的婚姻和生育的时间。女子18岁，男子37岁结婚，婚期应于冬天。公民的体质不能像运动员，也不能过于虚弱。立法者应关心孩子的营养、儿童训练和保育，杜绝污言秽语，在青年达到有资格参加共餐年龄前，禁止他们吟咏长短格诗歌或看喜剧。立法者最应关系青少年的教育。教育分为：读写、体育、音乐和绘画。教育不能仅以一种德性为目标。

全书第八卷讲到教育后就结束了，感觉本书并没有真正完成。阅读完全书后，深感自己没有完正领会和看懂，连基本的文字意思都只是一知半解。但我深感亚里士多德的探索为政治体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该要向他的这种探索精神学习和致敬。

第四篇：政治学读后感

读《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感

------彭晨2010101124310青少2

实事求是，这本书看到一小半的时候，我就被震撼了。从小在学校或者在电视网络上接受到的政治学，大多是很积极的正面的，类似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这样的叙述，而在官方的宣传中，学生和农民往往又被给予了比较正面的评价，但是我从这本书看到的却截然不同。

现在我明白政治从来都不是因为道德而彰显而长久的。政治需要的是政治家相当的智慧。而在这本书中，学生和农民是被在一个纯粹客观的角度来剖析的，没有半点感性，主管意气用事的评价，真正的看到的事实是，我们以前是被官方的说法蒙蔽了，一旦我们开始有自己的思考，一旦用彻底的冷静和理性去分析，其实这两个群体也没有那么悲壮，倒是一直被很小心的利用。

在政治领域中，学生虽然被大众认为是最激进和不妥协的革命者，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没有能力和实力建立一个统治秩序。所以学生团体可以作为先锋被具有政治野心的派别利用，同样通常也被已经大权在握的政治阶级抹杀。

农民在政治中也没有那样崇高，有史以来农民就是被利用的对象但是我们更要承认，农民是最苦的，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他们一旦发现自己本可以过得和其他群体一样富足，就想改变处境，便有了造反的潜力，但是不到底线，不到涉及生死生存的问题一般无碍，何

况当权者对付这群人，随便丢一点小小施恩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想维持统治，不仅不能硬碰硬，反而应该主动的，有实质性的，去分地给农，分权给民，当然无论是实质上的还是形式上的，只要是让农民觉得他得到了利益就行。

倘若想夺权，从古代的农民战争来看，所谓的造反者们是根据那时的统治者形象的不足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比如，周武王为了反对商纣王的暴政，把自己塑造成亲民爱民的形象；同样的还有刘邦的“约法三章”进咸阳秋毫无犯等等。

再说说军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用强大而尴尬几个字概括，当控制不了的时候，军人可以左右政权的更替，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军人似乎缺乏政治头脑，一旦得势，想要独揽大纲，结果通常有两条：要么被政党同化，要么便在政治中失败。成果者极少。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局限性吧，农民历来是愚民政策的受益者，对于统治者来说，他的天下的子民越不聪明越有利于统治，统治者从来都不会说出他的统治术，学生在政治上不成熟，思想单纯；农民思想受局限，他们的目的仅仅只是想解决当前威胁生存的问题，这也是他们造反的源动力；而军人是掌握力量的群体，但是这一群人缺乏政治的周密性，容易冲动，义气用事，不计后果。

总之，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应该是觉醒的成分比较多，我知道，政治永远处在一个黑幕之中，政治永远不会像政治书中所说的那样，事实的政治一定是要“身在此山中”才会明白，才会懂得。

第五篇：政治学活着读后感

《活着》读后感

——一段人与命运的友情

《活着》是我在几年前度过的书，初步接触《活着》这本书其实是多年前的一部由《活着》改编来的电视剧——《富贵》。在电视剧中，瘦小的演员陈创，生动的演绎了一个败家，苦命，一生坎坷，由嗜赌浪荡的阔少爷到朴实憨厚的农民，再到善待生命的老者。其中的辛酸苦楚，是很深刻的。在我个人来觉得，电视剧的喜剧效果比较强，在这种喜剧效果的衬托下，富贵凄苦的命运愈加显得凄苦。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主题就愈加明显。

这篇关于《活着》的故事是这位活着的老人向作者讲述的。他叫徐福贵，曾经是个阔少爷。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动荡，如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等，都通过男主人公的眼睛和亲身经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生动的再现。而在此期间，福贵也经历了与每个亲人、朋友的悲欢离合：为了让儿子有庆上学，他把女儿送给了别人，不久后女儿跑了回来，全家重又团圆；县长的老婆生孩子需要输血，结果儿子被一不负责任的大夫抽血过量致死，后来发现县长竟是福贵在国民党军队时的小战友春生——春生在后来的文革中经不住迫害，悬梁自尽；几年后，女儿凤霞嫁了个好女婿，可幸福的日子并没有继续下去。凤霞不久死于产后大出血；两个孩子死去后，一直善良贤惠又体弱多病的妻子家珍也撒手人寰，只剩下他和女婿二喜、外孙苦根祖孙三代相依为命；几年后，二喜在一次事故中惨死，福贵便把外孙接到了乡下和他一起生活；可是好日子没几年，小苦根也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幼小的生命。最后，福贵买了一头要被宰杀的老水牛，也给它取名叫“福贵”，一个人平静地生活下去。

命运是如此的捉弄福贵！他的命好悲苦！但是，他依旧活着，否则，作者又怎么能听他讲述自己。

就是那段艰苦的日子，中国政局不稳，苦了老百姓的安稳生活。但是，人间的情义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着的。这种情不管是深是浅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定是真情！伟大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交织在这个故事里，文字叙述的突兀感一直压迫着人的心灵，使人欲罢不能。文字间流露出的感情像小溪般，流淌在读者的心田，又像牛奶一样，十分细腻，牵动着读者的每一根神经。没有大喜大悲的跌宕，但当我看到福贵的儿子与孙子都是懂事且孝顺时，我总会发自内心的愉悦，看到凤霞找到了一个厚道本分的丈夫二喜时，我总会为之而喜；但同样，当我看到那些可爱的子孙和孝顺的女婿一一离去时，又会有种揪心的离别的痛楚。终于，当福贵唯一的孙子也有些死亡的征兆时，我会在心底小心的呼喊：“不要，别再让苦根死掉了！”但，接下来的文字已无法改变，唯一的苦根也死了。

但有些东西依旧活着，比如那头即将被人宰杀死的老牛，为人类辛勤劳苦一辈子，最终逃脱不了被贪婪的人吃掉的命运。但它遇到了福贵，他在众人的嘲笑和不解下买下了它。也许它不会死了，至少不会死在人类残忍的刀子下。它最后会在活着的状态下死去，归于尘土，像人类一样。

他说：

“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十元钱，这十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

从他的语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像他这样尝尽人生百味的老人，在晚年对生命的那种平静、自然的态度。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被富贵这种彻底的转变打动了。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之后，活着便是最大的奢求了。即使孤独，寂寞，即使到了连一头老牛都不能够陪伴了的时候，活着已是最好的结果了。

在电视剧里，编剧可能是实在不忍让这么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孤独下去，故事的情节安排苦根并没有死，爷孙俩牵着老牛，走在田间的路上，夕阳洒下来的阳光是那么美。

原著的结尾写道：

我听到老人对牛说：

“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

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男人挑着粪桶从我跟前走过，扁担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三句话道出了富贵这位老人的一生。当然远远又不止这些。晚年的富贵老人与老牛为伴，他很坦然的接受了生活带给他的一切，他似乎看透了生活，在他的眼里，没有痛苦，没有绝望，平静的讲着自己的一生。晚年的富贵俨然是一个生活的智者，可以说是生活和苦难改变了他，是苦难让他学会了劳动，学会了珍惜生命，关爱战友、妻子和儿女，学会了自立。这种变化估计是富贵自己也想不到的，想当年，他是地主徐家少爷的时候，从小娇生惯养，不学无术，长大后一身的丝绸，梳着油头，整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浪荡不羁，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徐家的败家子”，为了赌博，甚至去偷家里的首饰。由赌博造成的大破产，时他也得到了一点觉悟，他说“我想自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过日子了，我得养活我娘和家凤霞”，在被抓壮丁后，见过沙场上一幕幕的惨状后，他说“我是一遍遍的想着自己的家，想着凤霞抱着有庆坐在门口，想着我娘和家珍”，这时候，败家少爷的温情一面也显露出来了。当富贵的这种变化，展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不觉为生活这个大熔炉的力量所折服，人的棱角总是会在环境的变换中逐渐被打磨，至于变好变坏，环境因素非常重要，但作为人这个主体，人自己起到的主观原因更不容忽视。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内外因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内因是主要原因，外因是次要原因。所以，不管怎么说，富贵这种改变是值得欣慰的。

而富贵与命运之间的关系让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友情，在富贵还是地主少爷的时候，他浑浑噩噩，命运却不嫌弃他，及时输掉了所有家产，气死了亲爹，生活窘迫成那样，贤惠的妻子家珍还是回来跟他一起过着苦日子，被抓了壮丁却也平安的回

家了，亲人全死了，剩下他自己，但也还有头牛陪着，这就是命运对他的不放弃。从富贵来说，这样的命，他也不嫌弃，虽说是凑凑合合的过着，但也是坚强的活着。这就是富贵与命运的一段友情。

从《活着》这部作品中，我们能看出余华写作上的明显改变。学者张文淼先生的文章《从“先锋”到“现实”——由《活着》看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变》中写道：

“余华早期的先锋作品把人类内心最深处的黑暗、残酷及卑琐释放出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惊恐不安和绝望的世界。然而他九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活着》,却明确显示出向“现实”转变的倾向:减弱了形式试验,开始关注人物命运,重视故事情节的完整,逐渐从先前的哲学化命运思考向情感化生命体恤过渡,从冷静的理性立场向感性的人道主义立场转变。这种转变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先锋文学自身的局限性和作家自身的求变意识及创作心态的演变等都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余华早期的先锋作品充满了血腥、暴力、冷酷与诡谲,然而从《活着》开始,取而代之的却是无限的悲悯和温情。”

我读完活着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回忆富贵的一生，那种苦楚是那样的真实。因为许是因为富贵经历的这些大事件，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等是真实存在的。文化创作一旦与历史联系密切，给人的真实感就会很强。余华从这一个人物的一生写出了多少人的生活，写出了多少人的记忆。笔法朴实，却真是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