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疫情应对的优先方法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对疫情应对的优先方法

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如何应对重大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生长于中国社会土壤，形成于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是植根中华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丰富起来的，不仅保障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人类社会发展增添更多色调、更多范式、更多选择。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迅速数万名医务人员，星夜驰援、奔赴一线，组织各地对口支援疫情严重地区，迅速动员全国人民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筑起严密防线。如今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各地均已复工复产，中国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走出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中国大地上再次涌动着不竭的生机活力。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证明，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指示批示，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亲自赴疫情防控一线，建立完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疫情防控体系，进行统一指导，分类领导。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地积极进行疫情防控工作。各级党政部门，启动突发卫生公事件响应，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到哪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雷厉风行，站在第一线，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普通党员群众积极投身一线工作，凝聚形成强大的人民力量。这体现了我国疫情防控能力和大国担当，也体现了党中央统一领导的强大力量，更体现了党统一领导的显著优势。

中国制度的最突出优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相统一，确保民主真正可以落到实处。西方的的民主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程序民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实际上是一种对立关系，根本利益是相互矛盾的。政府按照程序做事，不违背民主程序，不需考虑普通人民的利益，只需要对资本家负责，只要完成规定的程序就算完成任务。即使这届政府做得不好，最多推翻这届政府选举新政府，而新政府依旧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英国政府竟然会提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群体防疫的方法使60%的英国人患上病毒，而获得群体免疫来抗击疫情。其本质上就是想要减少对于经济的损失和对于资源的损耗，为了保障少数资本家的利益，牺牲大多数普通人的生命安全。相较于纽约时报指责中国对于武汉进行封城市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英国政府的做法是更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将人的生命视若无物，是极度不负责任的做法。而英国的做法在中国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中国的民主制度，是实质上的民主制度，党和和政府的做法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民主制度是在目标上是保障人民的利益，有的这一根本目标，从而保障了中国民主制度真实性。其次，中国还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可以保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程序的落实。

中国制度的第二点优势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中央集权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党中央对于国家大事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具有强大的公信力，一声令下让武汉这座数千万人口的交通枢纽城市停止交通运输，控制了向外输出病原的出口；14亿中国人待在家中，闭门不出，街巷上空无一人，将病毒“闷死”；空军紧急运输设备和物资数万吨；数万名医生奔赴前线；召集大量的工人投入到一线的工程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仅用了十余天便完成了建设；广大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一线为人民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无数人为打赢抗击疫情战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反观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缺少执行力和公信力在日本首相宣布学校停学之后，仍有地方上的教育部门继续组织学生上课；在意大利，当政府宣布停止学校停课，学生们竟然在街区上举办游行庆祝学校放假，将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在德国，数百人的音乐会仍在举行。相比之下，在面临巨大灾难之时，国家能有强大执行力，无疑是我们巨大的制度优势，集中国家力量办想办的事情，推动整个疫情向好发展。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执政考验

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执政考验

任何执政党都有一个执政考验问题，所谓执政考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实质是如何长期执政的考验。因此，思考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执政考验，就要把执政作为一种战略来思考，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进而做到执政并长期执政。

一、把长期执政作为一种战略来思考

中国共产党正经历着执政并长期执政的考验。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把长期执政作为一种战略来思考，深入研究执政党的执政规律，从执政党的特点出发，立足于执政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环境，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保证党执政并长期执政。

第一，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是用合法性来解释“认同”的概念。政治的合法性，不仅表现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更表现为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道义上的合法性。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道义支持上的。我们不能用韦伯的理论来阐述共产党执政的法理基础，但这一理论也给共产党执政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即共产党如何更好地执政，进而不断获得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力的认同。早在1957年，邓小平就指出：“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党的领导和执政为全国人民所拥护、所认同。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和执政，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历史和现实也充分证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合格的。但要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要求不会仅仅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执政党必须不断变革和创新，不断地丰富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资源。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总结党执政60年党的建设基本经验时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人为本，贯彻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这一条基本经验，强调了党执政的基本理念，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本质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甚至走向失败和垮台。因此，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执政并长期执政的法宝。

第二，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应该说，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宣布自己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而且在实践中也代表了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不能说在历史上共产党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教训告诉我们，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共产党就无法生存。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这样，在掌握政权时也是这样。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必须牢牢记取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执政以后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极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被人民抛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大批党员、干部担任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职务，手中掌握着这样那样的权力。如果拥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着眼点和努力方向就会发生偏移，政党性质、党员干部的政治信念就会发生蜕变。“在现实生

活中，确实也有些党员和干部违背党的要求，他们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更多地偏向于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热衷于追逐不应该属于自己的不合理的、非法的个人私利，并不惜利用自己的地位、职权、影响去竭力维护和扩大这种私利。”（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当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党员干部，去着力追求个体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时，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共产党必须做到清正廉洁，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第三，注意应对国内突发事件。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对一些新的矛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使之在遇到一定条件的时候，突然激化和爆发。任何社会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最多、最经常、最普遍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矛盾触及的层次更具深刻性。因为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随着“四个多样化”（社会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及其影响的不断加深，各种社会矛盾已进入深层次，如经济上的矛盾已触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层次，政治上的矛盾已触及国家权力配置的层次，思想上的矛盾已触及价值观甚至民主观、自由观、人权观的层次。在社会生活中，在广大的人民群众内部，有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矛盾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其结果只能是导致不同利益群体各自划分“利益范围”，导致整个社会离心离德，从根本上损害人民整体利益。所以，各级领导一定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消除那些有可能涣散社会凝聚力的不良倾向和因素，从而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高度聚合于实现共同利益上来。

第四，积极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积极应对复杂国际局势是党执政战略中应充分注意的。这是由于复杂的国际局势，有可能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比如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问题，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问题，边境安全问题，等等。积极应对复杂国际局势要吸取戈尔巴乔夫当年所谓新思维的教训。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领导人后，首先把改革重点放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1987年他应美国一家出版公司之约，赶写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突出地强调“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高于一切”。实际上，用全人类的利益覆盖国家利益，这是极为幼稚的。有人误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是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误解。国家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从边界纠纷、海洋权的争夺、世界石油资源之战，我们都能切身体会到国家利益的存在。积极应对复杂国际局势要坚持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不断提高判断国际形势和战略思维的能力。以历史的、世界的眼光客观地看待形势，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审视自己，以更加广阔的胸怀博采众长，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发展的大局中寻找发展机遇，掌握前进的主动权，使之为领导工作的目标服务。

二、始终保持执政党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肩负着重要历史责任。放眼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科技革命不断深化，人类的社会生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时代在进步，文明在升华，矛盾相交织，社会在变革，这既给我们提供了机遇，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党要做到执政并长期执政，就要不断增加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始终保持自身的生机与活力。

第一，“老祖宗不能丢”。邓小平这一名言需要共产党人牢牢记住。老祖宗不能丢，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丢，丢了就丢掉了共产党的根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共产党

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处理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如果一个共产党员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理论认识的基础上，一旦遇到困难，就会产生怀疑，进而对党执政的基础产生动摇。

第二，党的宗旨不能忘。党的宗旨不能忘，也就是老百姓不能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一切对人民群众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要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重视党群关系的建设和发展，时刻警惕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如果像苏联那样，严重的官僚化和腐化，将极大地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党群关系的瓦解也就是必然的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反映着党的建设的整体面貌，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作为执政党，更应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特别是反腐败斗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起人们极度不满的正是执政党内的种种腐败现象，因此，必须以反腐败为重点，搞好党风建设。

第三，党的凝聚力战斗力要加强。共产党靠什么才有力量？靠的是组织的力量。组织要有力量，必须做到党内讲民主，中央有权威。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我们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和统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削弱党中央的权威，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要健全各项具体制度，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准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努力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让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但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腐败现象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会严重影响党员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我们必须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取信于民，取信于党员，只有这样党才有号召力。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如果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就不能发挥应有战斗堡垒作用。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真正使党的各项基层组织成为团结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和建设的坚强战斗堡垒。

第四，党的自我更新机制要加强。列宁有句名言：“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重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一个政党要有成就和发展，所需要的是它的成员无私奉献，而不是投机钻营。但党一执政特别是执政时间一长，就会有一些不想贡献，只想捞取好处的人混入其中。更危险的在于，如果制度不健全，那种不学无术、投机钻营者更为得势。而改革者，特别是忧国忧民忧党者要想有所作为，不一定能打破这种局面。苏共的教训说明，如果执政党没有一个自我纯洁和淘汰机制，听任姑息党内腐败分子、投机分子、浑浑噩噩自甘庸俗者、离心离德冷漠旁观的“不作为”者等不合格甚至违法乱纪党员长期混迹党内，党确实有自毁长城的危险！

第五，领导者个人素质要提高。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不能把制度的作用神化。在现有的体制范围内，要提高领导者个人素质。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具有宽广的胸怀，淡泊名利，要戒为人不正，为政不正。这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要求。政治，在统治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这种管理，要求个人品行

要清正、廉洁，为政要公正、无私、清明。任何国家及其为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管理，都强调为政者的清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前我们强调对领导干部“八小时外”的监督，实际是要求领导者把政治和品行统一起来，这应该是共产党的干部所要做到的。作为一个党员或党的领导干部如何确立自己做人、做事、做“官”的形象和风格，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对共产党员来说，这应成为加强个人的作风修养，提升自己思想境界的根本所在。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思考党要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情出发，解决与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当前，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只有抓紧解决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才能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才能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做到执政并长期执政。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3期

第三篇：小学防控疫情舆情应对预案

小学防控疫情舆情应对预案

小学防控疫情舆情应对预案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校网络舆情应急处置水平，有效应对和快速化解网上舆论危机，支持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占领各种网络信息传播载体，形成学校网络舆情预警防范和监测引导机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关于加强和改进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网络上出现的对学校社会声誉、教学秩序、事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或对学校师生生活、工作、学习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等突发网络舆论情况。

二、工作原则

1.统一领导原则。将重大网络舆情应对处置工作纳入全校应急工作统筹安排，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加强组织协调。

2.预防为主原则。学校各处室、年级组、教研组应做好网络舆情突发的预防工作。

3.协同一致原则。各处室、年级组、教研组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协同一致，处置好网络舆情突发事件。

三、组织机构和保障

1.东岗小学网络应急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成：

组　长：魏宏舜

副组长：蔡继英

谢延平

成　员：各科室负责人

年级组长

团队负责人

2.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全面负责日常工作及领导小组交办的事宜。

四、处置程序及办法

(一)研判预警。学校信息处及其他处室对本校可能引发重大网络舆情的突发事件、热点敏感问题，要及时搜集掌握有关真实信息，做好应对处置准备，增强工作前瞻性和时效性。

(二)快速反应。学校处室发现重大网络舆情后，要按照快速、畅通原则和逐级报告、双重报告等要求，及时将情况报告学校网络应急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分管副校长、校长。同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建专门工作组，召开碰头会，制定并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快速及时内将事情原由、事实真相、事件处置情况等组织成汇报材料，并做到30分钟内口头汇报和90分钟内书面汇报。如有必要，需将材料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沟通有关情况。

(三)分类处置。面对网络媒体出现的突发重大网络舆情，按照信息内容的不同，在严格执行保密法律法规、新闻宣传纪律等规定的基础上，需按以下不同办法分类处置：

1、属询问、置疑、诉求类的，安排学校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办理、提出答复意见，经学校主要领导和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统一回复;能当即回复的要当即回复，需要一段时间办理后才能回复的，要在当日回复处理意见并告知回复处理结果具体时日。

2、属对学校某一突发事件或社会热点、敏感问题恶意传播或炒作类的，要依法告知事实真相或事件处置情况;对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或严重损失及告知事实真相、事件处置情况后仍继续恶意传播或炒作的，商请执纪执法部门依纪依法查处。

3、属捏造、歪曲或夸大事实，恶意攻击、诽谤，煽动闹事或涉嫌网上违法犯罪活动类的，要依法澄清事实真相，如属于学校内部人员，以说服教育为主，情节恶劣者按学校相关校规校纪给予处罚，如属于校外人员商请执纪执法部门依纪依法查处。

4、属对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有重要积极意义类的，要积极采纳建议并按要求予以回复。

(四)动态跟踪。学校要落实专人对突发重大舆情及处置后的事态实行动态跟踪，适时采取应对处置措施，坚决防止网络舆情危机发生。

(五)总结评估。在网络舆情被消除或趋于平稳后，学校网络应急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要根据舆情的发生、传播和处置情况及时进行总结、梳理、反思，不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应对网络媒体的能力。

五、后续工作

(一)善后处置

学校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指导做好突发事件的善后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和影响。

(二)总结分析

学校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会同参与处置的相关部门(单位)对突发事件处置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修订和完善预案。

对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损失的，要报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违反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小学防控疫情舆情应对预案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校网络舆情应急处置水平，有效应对和快速化解网上舆论危机，支持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占领各种网络信息传播载体，形成学校网络舆情预警防范和监测引导机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关于加强和改进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网络上出现的对学校社会声誉、教学秩序、事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或对学校师生生活、工作、学习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等突发网络舆论情况。

二、工作原则

1.统一领导原则。将重大网络舆情应对处置工作纳入全校应急工作统筹安排，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加强组织协调。

2.预防为主原则。学校所有教师应做好网络舆情突发的预防工作。

3.协同一致原则。班主任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协同一致，处置好网络舆情突发事件。

三、组织机构和保障

重大网络舆情发生后，应立即成立校网络舆情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应急组织机构

1.网络应急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成：

组　长：**国

副组长：**强

**霞

成　员：各班班主任

2.事件承办人

**东

**冲

四、处置程序及办法

(一)研判预警。学校教导处对本校可能引发重大网络舆情的突发事件、热点敏感问题，要及时搜集掌握有关真实信息，做好应对处置准备，增强工作前瞻性和时效性。

(二)快速反应。学校教导处发现重大网络舆情后，要按照快速、畅通原则和逐级报告、双重报告等要求，及时将情况报告学校网络应急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建专门工作组，召开碰头会，制定并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快速及时内将事情原由、事实真相、事件处置情况等组织成汇报材料，并做到30分钟内口头汇报和90分钟内书面汇报。如有必要，需将材料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沟通有关情况。

(三)分类处置。面对网络媒体出现的突发重大网络舆情，按照信息内容的不同，在严格执行保密法律法规、新闻宣传纪律等规定的基础上，需按以下不同办法分类处置：

1.属询问、置疑、诉求类的，安排学校相关人依法依规进行办理、提出答复意见，经学校主要领导和学校网络信息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统一回复;能当即回复的要当即回复，需要一段时间办理后才能回复的，要在当日回复处理意见并告知回复处理结果具体时日。

2.属对学校某一突发事件或社会热点、敏感问题恶意传播或炒作类的，要依法告知事实真相或事件处置情况;对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或严重损失及告知事实真相、事件处置情况后仍继续恶意传播或炒作的，请执纪执法部门依纪依法查处。

3.属捏造、歪曲或夸大事实，恶意攻击、诽谤，煽动闹事或涉嫌网上违法犯罪活动类的，要依法澄清事实真相，如属于学校内部人员，以说服教育为主，情节恶劣者按学校相关校规校纪给予处罚，如属于校外人员商请执纪执法部门依纪依法查处。

4.属对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有重要积极意义类的，要积极采纳建议并按要求予以回复。

(四)动态跟踪。学校要落实专人对突发重大舆情及处置后的事态实行动态跟踪，适时采取应对处置措施，坚决防止网络舆情危机发生。

(五)总结评估。在网络舆情被消除或趋于平稳后，学校网络应急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要根据舆情的发生、传播和处置情况及时进行总结、梳理、反思，不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应对网络媒体的能力。

五、后续工作

(一)善后处置

学校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指导做好突发事件的善后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和影响。

(二)总结分析

学校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会同参与处置的相关人对突发事件处置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修订和完善预案。

对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损失的，要报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违反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小学防控疫情舆情应对预案

为进一步加强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处置工作，正确引导、妥善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舆情，最大程度地避免、缩小和消除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原则

(一)第一时间原则。突发事件发生后，做到第一时间监测、收集、研判舆情发展走向，及时上报舆情动态，为应急处置提供第一手资料;在第一时间对外发布准确信息并慎报原因，情况较为复杂的舆情信息，在事态尚未清楚、但可能引起公众评议猜测或随意解读时，根据具体调查情况，再作后续详细发布，牢牢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舆论主导权。

(二)全局利益原则。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负面舆情信息时，坚持以维护党委政府形象和社会大局稳定为目标，把群众利益、大局利益始终放在优先位置。

(三)口径一致原则。在对外信息发布中，做到步调统一、口径一致、权威发布，避免说法不一、自相矛盾，造成于己不利的后果。

(四)疏堵结合原则。注意把握对外信息发布的分寸和节奏，尊重事实，循序渐进，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正确引导和利用网络传媒，在公开透明发布信息的同时，及时删除各类可能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谣传信息。

(五)协作协调原则。充分发挥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团队协作、上下沟通、左右协调的作用，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二、组织体系及职责

成立疫情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指挥全校疫情舆情处置工作。

组长：李索学

成员：庞温格、焦红晓、郝香芷

主要职责：

(1)领导和指挥学校各类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处置工作;

(2)根据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发生、发展、衍变情况，适时启动本应急预案，召集各相关成员协同开展处置工作;

(3)组织收集、跟踪舆情信息，及时里满教委和有关部门通报情况;

(4)通过正规权威媒体适时适度发布真实消息，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引导舆论;

(5)根据事件进展情况，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并配合做好各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突发舆情处置工作。

三、监测预警

(一)舆情监测

由办教学点负责人牵头，各班主任配合，认真履行信息收集工作职责，实行定时搜索、收集涉及我校的负面舆情信息。

(二)预警工作

各班主任要切实加强日常信息调查研究，做到动态监测，详实记录，及时收集各级涉及我校疫情的负面舆情信息，经本部门负责人审核后，立即上报突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学校班子相关领导批示。

(三)预案启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舆情信息的来源、性质、规模、发布平台级别和影响力等指标，及时提请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批示。批示后，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迅速启动联动机制，立即组织协调开展舆情处置工作。

第四篇：古代疫情社会危机及应对路径

古代疫情社会危机及应对路径

摘要：疫情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且会衍生社会危机，古代社会的重大疫情更是易于形成严峻的社会危机。古代社会的疫情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发生的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多发生在人口密集、社会经济繁荣的地区，直接造成大量的人口减少。古代疫情这一自然特性与当时社会状况结合，非常易于引发社会危机，如物资与医疗资源配置、社会生产基础、社会心理等层面的紧张与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分裂甚至社会动荡。古代国家政权在应对疫情及相关社会危机时的政策核心包括三个层面：有效防控疫情；维护社会稳定、消弭社会风险；掌握疫情防控的主导权、维护政权根基。古代国家政权应对疫情、社会危机的一般路径，是由疫情的自然、社会属性决定的，而导致应对能力、成效等重大差异的，是国家政权本身的活力。

关键词：古代疫情；社会危机；危机治理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疫情是非传统安全中一个古老的议题，这一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受到的重视不同，但从未远离“人的安全”“人类安全”的范畴，且这一威胁每次都以突如其来的方式袭击人类。古代与当代，都非常重视疫情问题。（一）非传统安全视野中的疫情是一个综合安全概念。安全，在一定意义上指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2014年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1]2020年2月中国又突出强调生物安全。安全问题是国际社会绕不开的议题。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强调政治安全，与国土安全或是军事实力没有直接关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被认为是从属于军事安全问题的。[2]自由主义国家安全观认为，在资源、环境、人口等方面产生的安全问题已经与国土安全、军事威胁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同等重要。[3]建构主义则注重从“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4]来分析安全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非传统安全”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被丰富。中国学者强调非传统安全的“非战争”“非军事”“非国家中心”等特点，[5]突出与“人”相关的现实问题，[6]认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安全范畴内需要统一、综合[7]。传染病疫情完全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陷入极其严峻的风险状态。当疫情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安全问题领域，就意味着人类对安全问题的认识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重大拓展。截止2020年2月13日，在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中，以“国家安全”和“传染病”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关中外文献仅有7篇，而以“国家安全”和“传染病”作为主题进行搜索，有关中外文献仅有54篇。但正如国外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参与到卫生议题中。[8]疫情与国家安全关系的一系列议题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明末鼠疫与明帝国灭亡之间的关系，[9]查士丁尼瘟疫对国家军事安全的打击等。疫情涉及的安全问题领域包括社会秩序、社会认知、公众健康等，[10]疫情引发的生物安全及其影响体现在经济安全、人口安全、国防安全和政府安全等领域[11]。从安全化角度审视传染病等疫情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认识。国家需要从安全化理论的角度探讨公共卫生机制问题。[12]安全化，就是把此前不属于安全领域的议题引入安全领域，或者从安全视角审视此前非安全领域的一些议题，如将教育议题纳入安全问题之中或从国家安全视角重新审视教育等各种重大问题，还如美国将中美经贸、文化等一切关系安全化并以此来制定对华战略等。（二）古代文献对疫情与安全的多视角认识。古代世界对疫情现象及一般规律有了一些认识。《周礼》提到有专门的医官，其责任包括处理“四时皆有疠疾”；《春秋》记载公元前674年“齐大灾”，《公羊传》解释此大灾即重大疫情。古代的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疫情的威胁及某些自然规律，如一些反常的季节现象与疫情的关系：“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果实早成，民殃于疫。”[13]古代的人们认识到，疫情是对人类社会的沉重摧残。公元541年西亚地区的一场疫情中，民众像“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搾干、碾碎，收获的季节居然没有人收获谷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一些村镇的居民甚至死绝”。[14]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场疫情导致田园荒芜、无人耕耘，酒窖洞开、无人问津，奶牛像是无主似的在大街上闲逛，当地十室九空。[15]古代的人们也认识到疫情的普遍性及其防护的重要性。疫情在中国古代史料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疠、时疫、瘟疫等都是表达重大疫情的词语。人类历史上多次惨遭疫情的大面积蔓延、肆虐，古代西方的“黑死病”在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肆虐波及整个西欧。因而，疫情在古代社会就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16]《千金要方》中就很重视对水源和居住环境、个人卫生方面的防疫防护。古代西方认识到“来自瘟疫地区的病人或者死尸、甚至是没有生病者，都可能引发瘟疫”[17]。只有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国家安全的联系，以战略视角梳理疫情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才能够有效防范在安全领域中形成负面的“蝴蝶效应”。一直与人类历史相伴、不时地猖獗泛起的疫情警示着人类：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中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国家都需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18]这不仅是2020年全球重大疫情所引发的思考，而且是人类医学通过长期探索认识到“同人类争夺地球的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19]也是古代疫情引发的多重危机给予人类的历史反思。无论是现实的疫情还是历史上的疫情，不仅会推动人类探索新的医疗技术，而且会推动国家、政府在社会领域更好地防范、应对疫情，更好地维护国家与人类的生物安全，不断追求“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20]这一“人的安全”“人类安全”的美好理想。人类历史上多次惨遭病疫，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甚至影响到朝代更替。古代疫病多发，但也相应地酝酿出了许多有效应对措施，其中部分措施特别是社会危机方面的应对举措，至今实用并能够启迪现代社会如何更好地维护生物安全。

二、古代疫情的直接冲击与破坏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一些非常严重的疫情，如公元165年发生的安东尼大瘟疫、公元541年发生的查士丁尼大瘟疫以及1346年发生的黑死病。[21]这些疫情在古代社会显示了对人类安全的剧烈冲击力与破坏力。（一）扩散的地域广且主要在人口密集、社会交往频繁的地区。古代疫情主要发生在人口密集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基数大、流动性强，疫情易于传播。疫情发生的这一特点，在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都很突出。首先，城市是疫情的重灾区。作为国家（政权）的经济、文化中心，都城及其附近人口基数大，故瘟疫多发生在都城附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关于“都城”“都下”“都邑”发生瘟疫及其具体情况的记载较多。魏晋南北朝、唐朝、宋朝、明朝，其都城及附近都发生过严重的疫情。[22]中世纪的大瘟疫也突出地发生在大城市，许多大城市人口死亡超过半数以上。[23]其次，古代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是疫情发生的主要地区。如两汉时期的黄河流域，唐宋时期的江浙及淮南地区，明清时期的湖广地区、江西、山东、陕西等地，都是疫情发生的重灾区。这些地区正是人口密集、社会交流密切的地区。中世纪欧洲的疫情也主要发生人口密集、经济社会交往繁荣的地区。（二）疫情持续时间长、多有反复且发生频率高。由于医疗手段、社会与政府的管控能力、地区间合作等方面的限制，古代社会的疫情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查士丁尼大瘟疫持续半个世纪；明末一次大规模鼠疫持续11年，直至明朝灭亡。古代社会的疫情多有反复且发生频率高。如“中世纪大瘟疫”从14世纪中叶起反复发作，持续了近300年，在15世纪约每隔10年左右就会复发。[24]希腊城邦时期的雅典大瘟疫持续了两年，且时隔不久又爆发了一次。两汉时期平均每11.18年就会爆发一次瘟疫[25]；唐朝诗歌对疫情的描述贯穿于唐朝289年的历史[26]；明朝平均1.77年流行一次瘟疫[27]。所有这些都突出地显示了古代疫情反复发作、长期持续的特点。（三）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疫，民皆疫也”[28]，“皆疫”二字表明古代疫情的传染性和死亡率是极高的。如468年10月，中国北方豫州地区发生的一次疫情导致14.5万人死亡。[29]1444年冬季发生在绍兴、宁波、台州的疫情在一个冬季就导致3万多人死亡。[30]查士丁尼大瘟疫波及地中海周边诸多区域地区，高发时段每天死亡万人以上。[31]君士坦丁堡城中的尸体堆积街头，幸存者甚少，以致掩埋死者都甚艰难[32]。十四世纪中叶英国伦敦的一次鼠疫导致1/3的人口死亡。[33]

三、古代社会对疫情管控的主要措施

（一）预防发生与防护控制相结合及应急报告制度。古代有“治未病”的控防结合理念，我国战国时期和西方古罗马时期都将疏通城市水道视为预防疫情的重要举措。我国殷商时期曾用刑罚惩处向街道乱倒垃圾之人[34]；宋代认识到“疫之所兴，或沟渠不泄，畜其秽恶，熏蒸而成者”，[35]并在城市中设有专人来收取、清理日常生活垃圾和粪便；清代晚期出现了海港检验检疫制度。当然，总的来说，古代社会的疫情预防能力非常薄弱，疫情发生之初的警示、防护等举措便成为防范疫情扩散的第一道屏障，并逐步演变成为重要的制度。在我国秦汉时期就已出现疫情报告及相关责任追究制度，要求在疫情早期就实施隔离。[36]明洪武年间发布过关于灾情奏报的规定：灾伤去处、有司不奏…有司极刑不饶[37]。此后，这一制度被不断完善、强化，要求对疫情受灾“顷亩分数”等“明确具奏，毋得先行泛报”、及时奏报。[38]疫病发生之初的及时报告制度，有利于国家政府及时有效地展开防控行动，增强应对措施的及时性、有效性，因而成为一项基本制度。（二）疫情期间的医疗防护举措。我国古代有制度规定，疫情期间政府的医疗机构应当向民众开放。宋代官方医疗机构中的一些部门（如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等）就有在疫情期间为民间提供医药资源的职能[39]。明朝建立之初，政府设有地方医疗机构———惠民药局，府、州县设有专业医疗人员，在疫情等灾情中面向普通民众特别是“贫病者”“给之医药”[40]。中央政府向疫情严重地区遣医送药，也是一项普遍性政策。隋唐时期就有类似制度，如唐太宗时期，政府在疫情发生后会非常及时地向灾区遣派医护人员。[41]到了宋代，这一制度更加规范化、固定化。[42]1642年（明末），中国出现了第一部系统研究瘟疫的著作《瘟疫论》。作者吴有性（字又可）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心的医生，他经常深入疫情流行地区，一方面救治民众、一方面研究疫情传染病。《温疫论》在病理分析上有重大突破，它将疫情中的病情与其他热性病进行区别，重视机体抗病功能，并认识到空气接触、口鼻传染等传染途径，首次将疫情传染的病因与外科感染疫病视为同一范畴。正是由于《瘟疫论》在病理认识上的突破，催生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此外，东汉时期的《伤寒杂病论》、明代的《痘诊心得》中也有关于疫情防治的专门论述。（三）有组织的隔离及制度。由于疫情传染的特性，隔离处置成为一个关键性环节、基本手段，古代社会世界各地都重视这一举措。在中国，这一举措经历了从观念到制度的过程。先秦时期就认识到身患疾病就不能与人交往，以防止传染他人。[43]秦代法令中有对传染病患者（包括罪犯）实施隔离的规定。[44]西汉时期，如“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45]隔离安置措施逐步制度化、完备化。到了清代，相关规定被进一步具体化，要求隔离者远离京城20里路以外[46]。古代疫情期间，多安排专人收集、掩埋尸体，以隔绝疫情传播，这既是防范疫情的需要，也是让死者“毋使暴露”[47]。宋代的“漏泽园”是政府出资专门为疾病或者贫穷者设立的公共墓地，当疫情发生时，漏泽园便成为疫情尸体的掩埋地，此举能够有效防范尸体传播疫情。中世纪大瘟疫时，英国对葬礼时间及疫情家庭隔离等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48]，对疫情严重地区（如东部郊区）也实行区域性强制隔离[49]，规定疫区的人不能远离疫区[50]。《十日谈》中的十位青年男女就是因佛罗伦萨流行瘟疫而进行了自我隔离。

四、古代疫情衍生的社会危机

疫情的发生及其扩散，会对社会、国家（政权）形成全面挑战，会在医疗水平、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等层面充分暴露各种问题与紧张关系。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疫情都是对社会关系的严峻挑战。（一）冲击医疗资源、物资等管控能力。古代社会的医疗资源，与现代社会相比是非常紧张的。资源越是有限，其社会组织能力越是易于产生、暴露流弊。在我国古代，每当疫情发生时，皇权与权贵往往将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用于统治阶层，其出发点是保证皇权的核心力量、保持政府的运作。虽然这对于稳定政权秩序来说是必要的，但因用于民众的医疗资源太少，政权的社会基础会被严重削弱。显然，面对疫情，古代社会有限的医疗资源在组织化有序分配中是很难平衡的。食物（有时还包括衣物）资源，在疫情中与医疗资源是同等紧迫、重要的资源。疫情一旦持续时间较长，古代社会中的食物供给就可能崩溃，这在古代疫情中是常见的。政权防控疫情的一个要务或说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就是管控好食物资源。古代疫情中，政权的有效运转也会遇到重大挑战，如“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以至于“王者宫省空矣”[51]。而更严重的是，政权的腐败以及政权最薄弱的环节，往往会在疫情中加倍地暴露。（二）疫情与其他灾害并发全面引发社会危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瘟疫发生往往与自然灾害相关联。“大灾之后，必有大疫。”[52]如公元291年7月，秦、雍二州旱灾之后产生了疫情[53]；公元330年，“夏五月，旱，饥且疫”[54]。在自然灾害与疫情形成的灾害链中，农业恢复往往很迟缓，人口大批减少，疫情后民众在体质、心理方面也比较脆弱。“民必疾疫，又随以丧。”[55]疫情往往会导致“民物大溃，上减和气，嘉禾不植”[56]，使大量人口死亡、农业衰退、社会危机风险急剧上升。不论是古代社会还是医疗设备较为完善的当今社会，大型的瘟疫或者传染病都会给一国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隔离、经济运转的停滞等都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如拜占庭六世纪的大瘟疫就曾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基础设施被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3500万金索利迪。灾害相连，会对社会秩序形成巨大冲击。（三）社会心理与社会认同危机。唐朝诗歌中有“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的疫病灾情描写。疫情直接关乎生死，直接冲击心理安全，民众很容易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如“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57]。再加之疫情隔离、争夺有限资源等方面的压力等，人们会感到绝望甚至崩溃、会感到“没有人能够逃避疾病的侵染”[58]。因此，人们在疫情中会疯狂地“四处寻找上帝的惩罚”[59]，如犹太人在中世纪的疫情中常常被谣言中伤，成为被迫害及虐杀的对象。宋代江南经常发生严重疫情，民众在疫情中往往向鬼神“求助”，甚至不信医疗而信鬼神，进而影响疫情的有效应对，使得政府不得不专门出台禁止巫蛊之术的政策。[60]疫情中的人们安全感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宗教安抚吸引，甚至正常社会秩序也因此而会受到影响。（四）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疫情持续过程中可能会引发严峻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危机，如思想与认同危机、流民对社会秩序的冲击等。疫情等灾害在古代社会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灾难,有时远甚于阶级、阶层的对立与剥削。而疫情等自然灾害与阶级对立（剥削）会相辅而行、互为作用，将疫情灾害扩大化。[61]疫情及其防控进程中可能会出现重大的思想冲击波。如黑死病疫情造成的巨大灾难曾动摇了民众对宗教救赎的信仰，助长了人文主义思想、文艺复兴的兴起，助长了思想解放———人们寻求对苦难的新的解读。在我国疫情中也往往会出现宗教观念、意识的强化，这对世俗政权构成了挑战。疫情中往往会产生大量的流民，而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产生及长期存在会成为社会安全甚至是政权安全的重大难题。[62]如疫情的蔓延、持续曾是英国16—17世纪流民产生的重要原因。[63]流民是一种失范现象及行为[64]，因为脱离社会整合、脱离原有的社会角色，成为游离于社会管控（如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群体，使得流民群体中弥漫着排斥情绪的隔离型、消极心态[65]。大批流民的长期存在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社会**准备了条件。[66]虽然流民社会危机直接演化为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不是一种必然现象，但流民的存在会成为社会危机的“助燃剂”。疫情会影响国家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军队战斗力，如战争的国内经济基础、[67]兵员与供给、士气等。[68]如英法百年战争就因疫情而被迫暂停。战乱持续、朝代更替的东汉末年、明末清初，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疫情最为严重的两个时期。由此可见，古代疫情与国家政权安全之间有着直接关联。

五、古代应对社会危机的举措

每当疫情来临时，古代政权（国家）会面临医疗与物质资源不足、社会与政治资源衰减、社会治理能力脆弱等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古代国家政权以民生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稳定、政权稳固为目标，通过化解、遏制社会危机来维护政权安全，其核心是推行“仁政”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一）开仓赈济灾民，维持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除医疗救助外，为灾民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也是疫情中一项最基本的政权（国家）行为。我国隋唐时期就已形成疫情中开仓赈济的固定制度；金朝疫情期间的“粥厂”在时间与空间场所上都被固定化，这奠定了后世的“粥厂”赈济制度；[69]宋代在疫情期间的赈济，既有政府开仓行为，也有得到政府支持的地方“义仓”；明朝的“粥厂”赈济制度在管理方面更为严格，且扩大了救济范围，救济对象既包括疫情灾民也包括贫困疾苦者。[70]古代社会疫情中的食物救济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71]统治者从“仁政”思维出发，通过“勿绝廪”保持食物的基本救济、通过“存恤抚循”以达到“称吾意”的社会秩序。公元275年，西晋都城洛阳发生重大疫情，城中民众死者过半，政府便在救济措施中增加了向疫区地方“赐丝”的内容。疫情中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温饱供应，是稳定社会环境的要求，[72]可以快速安抚疫区民众的恐慌情绪。（二）减税免赋、促进经济恢复，维护民生基础。赋税沉重是古代农民抛弃土地的突出原因，[73]而一旦农民离开土地，古代中国的农本经济结构就会瓦解。因此，减免赋税是古代中国疫情后促进经济恢复、稳定社会的一个基本举措。疫情会导致社会劳动力严重衰败，正常状态下的赋税政策及标准远远超出民众的承受范围。中国古代普遍采取这一举措。如汉宣帝曾在一次重大疫情后诏令“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74]。公元前48年，“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汉元帝诏令“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75]，将减免赋税扩大到增加农民的一些耕作权。明太祖曾提出一个基本原则：“凡四方水旱辄免税。”[76]清代在疫情中减免赋税的力度有所加大，如1667年甘肃发生大范围的疫情时，康熙皇帝将“田赋丁银并免”[77]。减免租税的方法，古代西方社会在疫情处置中也会采用。伦敦大瘟疫时国王就曾下令减免赋税。[78]减免赋税关乎民生，也关乎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成为古代社会在疫情后恢复社会秩序、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举措。（三）安置民众，恢复社会安全感与社会秩序。疫情中的救济是临时性的，疫情之后要迅速恢复被疫情扰乱的社会秩序，推动营造和谐宽松而又有凝聚力、充满社会活力与创造力的社会关系与氛围。疫情后的社会秩序恢复需要解决一些核心议题，这些议题多与“人”有关。首先是安置疫情中流离失所、丧失家庭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如中世纪英国，就曾由政府出面为疫情中流离失所的大量儿童寻找监护人。赤壁之战曾伴随着一场重大疫情，疫情后曹操特别重视老年人、妇女、儿童的安置工作，注重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79]其次是增加劳动力。重大疫情后增加劳动力是古代社会的一个突出议题。其基本举措包括：一是增加人口。古代社会十分重视人口增长，而疫情后会更加积极鼓励生育。二是大赦。被赦免、减轻刑罚的人能够迅速转化为劳动力。三是放松对人员流动的管控，包括放松对地主豪强收容“奴婢”“仆从”、扩张势力的管控，其核心是增加人口自主谋生的机会，保存劳动力。四是国家（政权）在疫情中也会停止一些大型工程，将劳动力集中在农田。再次是安置流民。对疫情中产生的流民进行妥善安置，既是增加社会劳动力的需要，也是化解社会、政治风险的需要。无论是就地安置、回乡安置、迁移第三地安置，都能够增加社会劳动力，也能够强化对人口的管控。[80]英国曾在对流民的管控中采取了极刑，在“英王亨利八世就曾下令绞死了七万二千人，”[81]其目的是将劳动力固定在某一地区、某一领域。（四）通过强化管控力度凸显政权的主导力及形象。面对疫情中的社会危机，古代国家政权一方面积极、有效控制社会资源、社会力量，一方面对相关资源进行“合理化”分配，以凸显政权的主导性、主导能力、主导形象。其核心目的是消弭不利于政权的社会因素，强化政权的治理能力，增强政权的社会基础。1.政府的医疗应对及在医疗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疫情的医疗救治中，皇权会特别重视统治阶层，但也会较为积极地救治贫民，包括边疆地区民众、囚徒等。这一做法体现了民本思想，也能够增强政府的社会基础、全民政府的社会形象。政权（国家）对医疗资源有力管控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迅疾动员有效资源以应对疫情。古代中国的政权牢牢控制着医学研究与医疗资源，在疫情中统一协调全国的医疗资源包括统筹安排医疗机构实施救治；疫情过后，或者王朝兴替时，政府往往会强化医学经验的总结。如北宋时政府支持刊印《四时摄生论》《集验方》等医学书籍并面向民众发布，这对疫情预防和处置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培养医学人才、储备大量的疫情防控专业力量，是古代政权的一项基本政策。古代中国的医学人才大多为政权所控制。“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82]南朝宋政权开始创办官办医科学校、北魏也设立了国家性质的医学机构[83]。中世纪黑死病疫情中，政府推动的城市公共卫生“第一次卫生革命”在人类文明史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药品及其发展在中国古代也受政权（国家）的管制。2.引导、管控社会力量参与疫情救助，并避免社会力量膨胀失控在疫情等灾害防控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义仓，源自于公元585年隋朝时期，自创设之日起，义仓就必须接受官府领导，“委社司，执帐检校”[84]。之后历代义仓制度都遵循接受官府领导的基本原则。清代各州、县义仓有统一的规定。[85]这一原则，意在强化政府主导，避免形成游离于政府之外的重大社会力量。疫情期间，宗教组织与力量会比较积极地投入疫情防控，包括医疗救护、隔离及掩埋、增强民众战胜疫情的信心、心理安抚等。[86]宗教组织与力量在疫情救治的同时也会有效吸引民众的信任，一些具有野心的宗教力量可能会趁机兴起、谋取重大政治目标，中国历史上一些起义、**就采取了这种方式。中世纪疫情中基督教教士将行医与传教结合起来，其势力强大后，罗马皇帝不得不对其采取怀柔政策。[87]古代中国政权在引导、管控宗教力量参与疫情救治、防控的政策一般包括：一是禁绝将医疗活动神秘化、巫术化。如宋代就严厉禁止巫医活动[88]。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巫医会与政权争夺民众，且巫医活动本身也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二是有序引导宗教力量参与疫情救助，并将其活动置于政府的领导之下，一般以政府、皇权的名义赋予寺院相关活动以合法性并加以节制。三是在疫情中、疫情后主导“祈天”活动，强化皇权的“天意”及合法化。“昨者郡家……为之举行祈禳之典，民间感激……真仁侯也。”[89]古代皇权通过疫情的斋戒祈祷，将民间舆论走向掌握在手中，还通过“罪己诏”上达天听、下达民心[90]。3.以法令权威强化治理疫情发生后，古代中国政权往往以诏令的形式将各项政策法律化，诏令成为古代中国疫情防控的重要法律手段。诏令能够体现政权的最高权威性，最大程度地保障疫情防控中各项举措的推进、特别是紧急状态下应急举措的落实，虽在实际中有临时性、针对性、具体性的特点，但应急处置能力比较强。诏令还会将一些政策制度化，如在疫灾的及时上报、层层上报制度中，规定各级官员需要承担明确的责任，并设有较为明确的问责条例和相关督察机制。中国古代以法律形式规范抗击、防控疫病的历史也很久。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关于传染性疾病预防、疫情报告等规定；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殷商时期曾对向街道倾倒垃圾者施以刑罚，以免造成疫情传播。在古代中国综合性的法律中，零散地有一些关于疫情防控的内容。16世纪英国鼠疫时，政府颁布法令，规定“没有特许不得放任何…出境，如有违者，立即逮捕，所有财物一律充公”，[91]以实施严格的疫情隔离措施。这一法令与规范劳动力不得随意流动、保障劳动力资源的《劳工法令》相结合，[92]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后来英国的《政令大全》逐步完善，成为防疫减灾的重要法律基础。[93]六、结语：一般共性中何以产生差异古代世界疫情衍生的社会危机及路径，古代世界国家政权的应对重点（环节），都具有一般共性。但是，古代世界的疫情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导致了差异巨大的后果。如东汉末年、明朝末年的疫情，都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崩溃、国家政权的覆灭；但其随后出现的局面大有不同，东汉末年出现了长期战乱，而明朝之后很快出现了统一的王朝。唐朝在太宗、武则天时期都出现过疫情，明朝初年也有重大疫情，但其对社会的冲击远没有东汉末年、明朝末年那么严重。明朝末年的疫情及社会危机导致了朝代更替。英国16—17世纪的疫情及社会危机推动了时代变化，而14世纪欧洲的疫情则成为文艺复兴的一个推动因素。古代疫情管控的一般路径中，差异（包括行为、结果）何以形成？其关键因素是国家政权的活力。面对疫情及社会危机的挑战，由国家政权活力差异所决定的应对能力差异，会导致疫情的走势及其结局的巨大差异。历史，不会只发生在过去、不会只发生在他人（者），[94]疫情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并深刻反映了时代特征、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政权应对疫情及社会危机的能力特征。疫情过后人类终将实现新的进步，[95]但疫情冲击、挑战着人类的文明，不仅有疫情中的道德考验[96]以及人情冷漠、社会失范的考验，[97]更有国家、国际社会、人类整体的应对疫情、推进文明进步能力的考验。如果人类文明的进步仅仅能够诱发疫情,[98]而非更好地防范、防控、处置疫情，人类就只能在灾难中打转转。中国古代在疫情等危机处置中特别强调“控制主体的贤能”[99]，因为这是国家政权活力的一个核心要素。

第五篇：重大疫情应对处置措施及预案

重大疫情应对处置措施及预案

突发性重大传染病疫情是指按照甲类管理的鼠疫、霍乱、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肺炭疽、甲

型

H1N1

流感以及新发现或突然发生，造成或者有可能造成人民健康严重损害的传染病或其他传染病爆发或流行，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公告形式明确的按甲类传染病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乙类传染病。

一、编制目的为了提高公司各部门预防和控制突发传染病事件的应对能力和水平，规范疫情控制进程中的具体作业行为，减轻或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危害和影响，保障公司员工及顾客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传染性非典型性股炎预防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应急预案.二、工作目标

1.普及疫情防治知识，提高广大员工的自我保护认识。

2.完善和规范疫情的信息报告程序，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3.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措施，把突发疫情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

三、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

宣传普及疫情防治知识，提高广大员工的防护意识和公共卫生水平，加强预防工作，发现病例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2.依法管理、统一领导

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实行依法管理，按规定和上级要求成立疫情应急领导小组，及时处理、上报、协调与落实本部门疫情的预防工作。

3.快速反应、运转高效

建立预警快速反应机制，增强应急处理能力，按照“四早”要求，快速反应，及时准确处置。

四、组织管理

各部门疫情防控以属地管理为主，与企业系统管理相结合。本部门主要负责人负责疫情应急领导小组的全面指挥工作，发现本部门员工或来访人员中有甲类传染病、乙类传染

病病例或疑似病例时，立即决定并安排专人以最快的通讯方法在2

小时之内向所在驻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同时向总公司管理部门和总经理报告。组织人员做好传染病日常防治工作的管理及后勤保障。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期间，对疫情应严格按规范要求和规定程序逐级报告，确保信息畅通。

五、预警机制

根据国家发布的有关疫情预警信息，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有针对性的公布预警信息或解除预警戒信息。各部门负责人及管理人员获悉重大疫情的信息后，应立即落实预防措施，做好部门员工与顾客的安抚工作。

六、疫情响应

一旦发生或有可能发生的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立即启动本预案。根据国家发布的疫情等级，做好预防疫情患者的筛查准备工作，必要时做好人员疏散等紧急工作。

各部门根据当地人民政府疾控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利用

图像、影视、互联网、手机等多种形式对员工及顾客开展突

发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知识的普及教育，宣传卫生科普知识。

各部门应保障突发疫情事件的应急基础物资经费，购置处理突发传染病疫情事件相适应的物资，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随时调用，经费、物资使用后及时补充。

七、应对措施

当发现可能是疑似病例患者时，周边工作人员要冷静，立即通知本部门运营和安全管理人员，并向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报告。

1、当发现高度疑似突发重大传染病病例时，经本部门

主要负责人同意后立即向疾控中心和公司领导报告。

2、就地隔离患者，做好沟通和安抚工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品，如一次性口罩、手套等。

3、疫情传播期间按时对部门区域进行严格消毒。

4、重大疫情暴发、流行时，对本部门办公室等场所进行卫生处理，及时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疫情，并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采取措施；封闭或者封存被病原体污染的相关物品；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

5、需对本部门员工、来访者采取体温检测等预

防性筛查的，需严格按照疾控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办理，并做好沟通解释工作。员工通道进口应配备体温计或测温仪，其中配备和使用体温计的，一用一消毒的操作应公开进行，并确保消毒溶液的使用安全。进行体温检测筛查的员工须确保自我防护措施有效到位。

6、重大疫情尚未解除其间，需加强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带班的防控值班制度。

7、做好舆情监测与控制工作，并按规定报告公司舆情

应对管理部门。

八、突发重大疫情信息报告及信息发布

本部门的疫情发现、处理、防控措施起动机解除等全过程信息的发布，均须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并负责上报。

1、发现突发重大疫情患者应在2

小时内向疾控中心和公司主管领导报告。

2、重大疫情发生时，疾控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实行“零

报告”制度的，须严格报告程序，逐级向上级和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不得瞒报、迟报和漏报。

3、信息发布前应确定信息发布形式，拟定信息发布通

稿。严格遵守公司规定的信息发布纪律，未经批准严禁擅自

对外发布信息。

九、疫情解除

疫情期间，须随时关注省、市和驻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信息。政府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宣布解除紧急措施后，本预案停止执行。

十、本预案自

****年**月**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