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影响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立法始终是政治舞台上最尖刻、最具分量和挑战性的角色。而此种意义上的立法理念在中国社会的理解几乎完全不同，历代的立法实践乱无头绪。1949年国民党法制体系彻底崩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立法理念和实践模式遭到排斥，剩下的只是完全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和意识形态重建社会主义立法制度了。在这个制度下，“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⑴，首先表征了党作为法律缔造者主体的身份，在中国共产党扶持下的立法必然主动或被动地服从党的权威。而在现实中，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长期惯例及党的内部规则的存在，使得党对立法的影响也并不完全由法律规定，因而党对我国立法的影响表现形式多样。笔者归纳了以下几点：

1、党中央提出立法建议

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有权提议修改宪法。而在实践中，通常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案，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再向全国人大提出正式的宪法修改草案。⑵1995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个精神，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请1996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这次全国人大会议经过审议，通过了这个纲要。⑶而且，1985年司法部部长邹瑜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草案）》所做的说明也清楚地描述了第一个五年全民普法运动建议出台的原因是由于“几年来，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⑷因此，党可以通过这种影响立法决策、立法规则的权力从而使得党的立法主张至少可以进入立法程序，为成为国家意志提供可能。

2、党中央对重要法案的事先批准和审查

党中央一直遵循着惯例所确定的模糊不定的基本原则，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法律，凡带重大原则性质的，事先报党中央批准；党中央主要确定所立法案的指导思想及重大原则问题，而不是事物巨细。

我们可以在1991年党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肯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确定党中央立法介入的范围和程序的文件。党中央对立法过程介入分四种情形：①宪法的修改、某些重大政治方面和特别重大的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草案，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前，都须经过党中央政治局（或党委）与中央全会的审议；其他法定机关提出的修宪议案，也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或全国人大中的党的领导小组报送党中央审定；②政治方面的法律。在起草前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立法思想和原则呈报党中央审批；③政治方面的法律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在提交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审议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呈报党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审批；④中央对法律起草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凡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起草的法律，一律由全国人大党委会党组报中央审批，其他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需报全国人大审议的，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统一报中央审批。⑸这一文件从决策上讲，规定的都是“立什么法，怎样立，为什么立”的问题，这些问题可比人大当“橡皮图章”有意义得多也有影响力的多，而该文件也显然有将党在立法中的地位、功能明确下来甚至正式下来的意图。[!--empirenews.page--]

3、控制人大代表的比例与名额

我国的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我国选举制度的运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其作用的和功效的”。⑹“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中，共产党在比例上占优势，而民主党派与非党人士比例，原则上反映了我国党派关系的实际”。⑺笔者从《人民日报》统计的历届人大代表比例分析表中发现，无论哪届人大，中共党员所占比例总是绝对多数，第一届为54.49%，第二届为57.75%，第三届为54.83%，第四届为76.8%，第五届72.78%，第六届为62.5%，第七届为66.9%，第八届为68.4%，第九届为71.5%.⑻而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发言、表决都不能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指示。”“代表„„首先是党员，不能因为当了代表就可以不遵守党纪。党当然不能对所有代表发号施令，但作为党员，不管你是代表也好，政府组成人员也好，都得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⑼而事实上，在每次人大开会前，人大代表中的共产党员都被要求参加“组织生活”，听取党组织传达的中央精神，领会中央立法意图。而中国共产党是依前苏联模式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党，没有对党的绝对忠诚是不可能成为党员的，所以党员在政治上是绝对服从上级的。尽管近些年党对人大党员代表的纪律约束有所松动，但仍未妨碍党在立法时贯彻其意图。所以至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未否决一项党中央授意的法律，也没有哪一部法律未经党中央批准而在全国人大或常委会中通过的。

4、党中央向国家机构推荐重要干部担任重要公职

党中央直接干涉人大立法工作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但是要实现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合法化，就需要一个公开的途径，即“推荐”制度。“推荐”制度一直是执政党控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的主要手段，而“作为国家机构的首长，可以不接受党委的命令；作为党员，不能不接受党委的命令”。⑽党把经过考察后的优秀党员选派到各部门、各级政府以及重要的人民团体、社会团体担任领导干部，而且在“推荐”“选派”日益演化为“人事任免”的趋势下，党不仅实现了其对立法的影响力，而且也实现了对这些重要部门的合法领导。

在全国人大中，直接由中共中央委员会控制的干部名单包括委员长及副委员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委员，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而在全国人大立法中其核心作用的委员长会议的成员就是委员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委员长会议决定所有提交给代表大会和常委会的议案，决定常委会的立法程序，决定常委会的人事任免。⑾当然，起立法核心作用的委员长会议，实际上也只是形式上讨论常委会党组已经决定的事项，而党组是绝对将非党人士的副委员长排除在外的。

5、党中央对各级国家机构中的党组织有直接控制力

党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 制度之一。现行党章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由该机关中负责工作的党员组成；党组成员不由党员代表大会产生，而是由批准党组成立的上级党委指定，党组成员服从上级党委的领导。[!--empirenews.page--] 无论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均有各级党组存在。具体到人大来讲，各级人大虽然是所辖区内最高权力机关，但人大常委会都有党组领导，党组又受上一级党委领导，所以事实上各级人大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同级党委可以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党组发布指示、命令并指导工作，而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党组须得向同级党委积极汇报工作、请示和报告工作。因此，当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时，对党中央意图不清楚，可用“请求”方式要求党中央对该政策或指导进行明示、再肯定或解释含义，从而形成“自上而下”的过程。

由于党组这一形式的存在，法律法规与党的政策就很容易被混同，党中央可以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意见”、“报告”以“转批”、“转发”形式，迅速将人大立法变为党内文件或将党内文件变为法律规范。例如，1986年12月8日《党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实际上就是把人大的立法转变为党内文件。1986年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提出《意见》，对1986年换届选举作出非常详细规定，内容就是对当时《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解释与修改（其中甚至包括与当时《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相冲突的内容），从法理上讲就是一项“立法”草案。而在同年11月15日-12月2日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决定。而后的12月25日党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县、乡两级换届选举工作一些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当年的选举“坚决按照中办发（1986）36号文件精神”（即12月8日的“通知”）办理。如此做法使得中办（1986）36号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上有了法定约束力。⑿

6、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

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基本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⒀所以，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虽然在法理上能制定宪法和法律并有权追究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但是在实际政治体制中人大却必须接受党领导人大的“默示权力”。⒁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法律”只不过是“政策”这个巨人的影子。⒂例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到了党的十二大，党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重要的基本政治原则；1982年宪法修改时就将各政党都必须守法的法治原则确定在宪法中了。

近年来，人大的领导人在谈到党与立法关系时总是强调，“要以党的重要指导思想为指导”，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李鹏在2000年9月28日“全国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研讨班”讲话时强调，“三个代表”也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他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宪法几次修改后说，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全国人大都把大会提出的党的重要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载入宪法，变成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这充分体现了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也体现了人大工作自觉接受党的领导。⒃他在2000年11月2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会议”中也要求“立法工作自觉接受党的领导”。⒄作为我国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在中国政府过程中不断增强其作用，但是其威望的提高、作用的增强并不是在共产党作用和权威缺失的条件下发生的。恰恰相反，这种地位的提升是共产党重视并提携的结果。在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党的第二号领导人李鹏当选委员长。截至2000年11月2号，李鹏所[!--empirenews.page--] 领导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已经通过法律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57件，最重要的在他的任期内通过了竖立人大权威的《立法法》（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立法机构的活跃只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执政党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的功能，人大和执政党的关系一直没有跳出“形式和内容”的范畴。我国的执政党实际上已把国家机关的权力统一于全身，而且掌握着军事力量，决定着利益表达、综合、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它已不同于世界各国中的一般意义上的政党，相当于国家组织却又超越了国家组织。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特征，也体现了中国自己的特点。

第二篇：浅析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几个问题

浅析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几个问题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领导，是一项根本性原则。因为，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关和代表机关的作用，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1度、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

本篇论文主要谈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必要性，二是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政策依据之完善和相关建议。

一、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必要性之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额切身利益，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领导是极具必要性的。关于其必要性，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其一，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人类进步事业中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飞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毛泽东明确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2能够负担的。”

其二，从宪法依据上看，我国宪法序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我国宪法序言还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领导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没有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与党的执政地位是相符合的。

其三，从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成绩看，执政十五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国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

其四，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进入人均GDP从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的发展阶段时，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需要正确应对各种社会矛盾，需要保持社会和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GDP从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的发展阶段，历史性地需要一个1 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6年3月9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2006年3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

坚强的政治核心来领导国家发展。

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催生了大量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群体，形成了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的格局。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大量出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而解决这些矛盾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样复杂的社会矛盾，这样复杂的是社会关系，需要有一个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的政治核心来领导，需要依靠立法有序地作出权威性、稳定性的调整和规范。

其五，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看，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协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建的政权组织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协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建的政权组织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1954年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至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地位得到确立。

其六，从与西方国家政党与议会关系的比较来看，西方国家的政党往往需要通过竞选等方式在议会中取得领导地位。而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先有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然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服从党的领导。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早期建立议会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是先有议会，后有政党。政党是在议会派别斗争中产生的，并走向议会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政党与议会选举紧密联

3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两党制或多党制。”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是

一条基本的政治原则，党领导人大立法是必然的结论。

其七，从党对国家实施领导的主要方式看，党对国家实施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上述要求，党对国家的领导应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途径实现。因为只有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才能把党的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

综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经过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形成和充分证明了的，并已写入宪法。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在依法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做好人大工作始终要坚持的最重大的政治原则和最根本的政治保证。

二、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政策依据之完善和相关建议。

在任何一个国家，执政的政党一旦推行了错误的政策，对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该国的立法，都将产生很不利的后果。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大环境下，所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政策依据之完善是很有必要性的。3 陈高田：《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载张恒山、李林等：《法治与党的执政方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页。

（一）正确的政策对立法的指引

毛泽东同志总结性地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

4不可粗心大意。”

一个先进的政党，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科学地分析社会矛盾，正确地制定政策，适时提出各个历史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引领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立足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夺取革命胜利的总政策和各项具体政策；在过渡时期，党制定了逐步实现工业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制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政策和各项具体政策。

实践证明，正是依靠这些正确政策，当领导人民完成了革命任务，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并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胜利。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依靠的也是这些正确政策。

当然，我国立法所依据的政策也有失误之处，这会直接影响立法的成效。

与此相关，依据特定时期具体政策制定的法，其实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依政策的正确程度。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按所有制标准制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法、私营股份合作制企业法等，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就为统一的《公司法》等立法所取代。还有，按不同性质所立的《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也被后来统一的的《合同法》所取代。这些立法修改的背后，都与特定时期的政策依据息息相关，其实效也与这些政策的生命力息息相关。

总结以上这些立法中的问题，需要反思的是：我国立法中的党的政策依据尤其是党的具体政策依据在某种程度上，“一是为适应当时形势需要，二是为调动有关方面的积极性。就

5是说，主要并非以具有稳定性、根本性的因素的综合作用作为政策的根据。”为此，要完善

立法的政策依据，需要探寻稳定性的解决方案。其中，可行的方案之一早就存在，并且是由党自身提出来的。

中共中央于1949年2月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规定：在人民的新法律还没有系统的发布之前，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为依据。目前在人民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政策。

党的一些政策具有弥补同一历史时期立法之缺的作用。但是，作为党的政策的升华的宪法、法律，是对此前成熟政策的归纳和凝练，有必要首次作为此后相关立法的重要依据。其次，在无法可依之时，在依据具体政策立法时，还要坚持以党的总决策、基本政策作指导，这样有利于把握立法活动的原则和方向。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党的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党要保持在政治上的优势，关键要保证党的政策的的正确性，这样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鉴于此，党在制定政策、作出立法决策用以指导立法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党外人士、专家学者等的作用，充分尊重他们对党的政策在实践中的贯彻所提出的完善意见，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周旺生：《中国立法改革三策：法治、体制、决策》，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五期。

使党的政策更加正确，依靠正确的政策指导立法。

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立法工作，这是中国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立法要依靠正确的政策，但政策正确与否离不开观念上的认定，客观上是否正确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需要经历历史的检验。因此，对正确政策的认定和检验的过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形势需要制定出相应政策后，还要建立政策纠正机制，还要及时领导修改已过时的法律规定，以减少新的政策同过时法律规定间的脱节和不一。

（二）党的政策的法律化是实现依法执政的需要

党的政策是党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措施，是党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但是，与法律的规范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相比较，政策虽然有灵活性、及时性之便利，但是也有随意性、不确定性、不规范性等不足。因此，党实现执政，固然十分需要发挥政策的作用，也要看到其制定中缺乏规范性和实施中缺乏权威性和保障性的不足，在可行的条件下，需要及时将政策上升为法律并通过法律进行执政。

“执政党的政策是社会一部分有高度组织性的人员的决策结果，却要用来引导、要求或者规范社会的全体成员。这种以非国家的规范形式治理国家、以少部分人的决策来规范、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统治，必须以法律化的方式来实现，才是最稳妥、最符合民主宪政

6要求的选择。”

从形式合法性角度看，党的政策的法律化过程，是党的执政取得合法性的过程，是人民群众接受党的执政的过程。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将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使政策在法治的框架下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接受，应是一种贯彻政策的最好的方式。

从实质上看，政策法律化的过程也是党的执政经受人民考验的过程。“一个真正代表民

7意的政党，其政策在法律化过程中是不会被从根本上否定的。”

法律是实践证明正确的、成熟的、需要长期执行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的政策上升为法律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制或移植式的操作，这是一项经过法定程序的立法活动。只有经过审议、表决，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遵循一定的立法技术要求，党的政策最终才能升华为法律，党的政策才具有国家意志性，才能取得实施的强制保障性。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还不善于将自己的政策主张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表现为人民意志的法律，不善于通过实施法律的方式去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8而是习惯于发布党内文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直接贯彻党的会议决议、决定和指示。”

综上，推进党的政策的法律化和按照法律化后的规则治国理政，这是依法执政的要求，也是使正确政策稳定化和得到制度化保障之必须。

（三）从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走向主要依靠法律

在建国之初，我国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当时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历史性任务，决定了不可能通过一系列法律程序制度出各种法律来巩固国家政权。当时，制定了一些法律，但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主要是依靠党的政策来治理。然而，事实上，依靠政策来治国理政的基本局面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体制逐步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改革，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主要依靠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历史新时期。

往后，在治国理政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在正确的政策指导下制6 李林：《宪政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载张恒山、李林等：《法治与党的执政方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同上注，第168页。石泰峰、张恒山：《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一期。

定的法律，首先要得到尊重和执行，这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主要依靠需要慎重以待和逐渐完备

“从中国情况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先有法而后有政策的情况是没有的，但不能绝

9对化地将立法与实践经验的关系，看成一定要先有实践经验而后才能立法。”在正确的政策

指引下进行立法，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必一定要先有实践经验而后才进行立法。立法贵在及时，贵在适时。与此同时，鉴于立法的复杂性和程序的规定性，政策的法律化需要慎重以待和逐渐完备。

以立法的形式为例。立法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社会关系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是多元多样的，社会关系候总需要立法调整的事项并不是单一的某一立法形式所能回应和覆盖的。一般而言，应将涉及全局的宏观问题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将中观问题通过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形式予以规范，将微观问题更多地交由社会自治组织、市场自律组织等社会主体通过行业规则、市场惯例等加以规范，节省成本，解决问题，积累经验，总结提升，稳步推进，逐渐完备。

在中国，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领导是很有必要性的，不论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地位、性质和作用等等，还从立法的目的、意义等各个方面看。我们现在要做的能做的就是怎样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正确领导建言献策。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第三篇：立法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对社会生活影响

立法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对社会生活影响

摘要：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是我国一项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而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需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报酬。国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以来，其受益面不断扩大，全国31个省市都实施了最低工资标准。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对于保障职工的劳动权益和合法利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克扣工人工资现象的发生，有利于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维护社会稳定；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为劳动关系中的劳动报酬部分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有利于正确确定劳动关系，也为企业搞好内部分配提供了一个基础。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为深化企业内部工资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加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工作提供了基础。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和调整，有利于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最低工资标准 就业 公平社会稳定 劳动者 构建和谐社会

简介: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一般包括奖金和一些补贴。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年调整一次。

历史：最低工资制度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其后，英国、法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结合本国实际，建立了各自的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的产生是由于在工人的斗争下，政府不得不采用法律性措施，规定工人的工资不得低于某一限度，以改变工人工资水平和实际工人不断降低的局面。随着二十世纪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很快普遍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他们考虑到：第一，低工资不可能成为高效率工人；第二，工人实际收入低，购买力也低，势必妨碍市场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第三，工人中低收入阶层如其工资收入低于维持生计，势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因此，有必要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以避免或减少以上问题的不利影响，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只要与其本国经济发展相适应，是与促进经济发展不相矛盾的。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也先后规定了本国的最低工资收入标准或工资浮动下限。到目前为止，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或类似规定。

对现在社会最低工资标准现状的详细了解： 包吃包住费用不能计入

该负责人特别指出，企业不能把“包吃包住”费用计入最低工资标准。举例说，某市即将实施的最低工资标准是960元/月，若一企业为职工提供食宿设施，每月发给职工700元工资，加上企业为职工提供食宿支出的伙食费100元、住宿费220元，合计为1020元。这样的做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属于企业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违法行为。企业应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工资后，再对自愿选择在企业吃住的劳动者，收取相关费用。

社保费用在最低标准内

省人社厅表示，最低工资标准包含个人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公积金。劳动者依法享受法定休假日、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产）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省人社厅强调，最低工资标准不是企业的分配标准，企业不能将最低工资标准分成若干部分，以其中的一部分来计算加班费。

低于新标准须进行调整

省人社厅指出，“如果在5月发放当月工资的企业，支付的工资报酬应不低于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如在5月发放上月工资的，尚不属于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范畴，但在6月发放5月工资时，必须不低于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最低工资规定》，用人单位应在最低工资标准发布后10日内将该标准向本单位全体劳动者公示。

各种待遇超过最最低标准，也未必合法

最低工资标准是正常工作时间劳动的最低报酬，不包括加班工资、各种福利待遇。如包食包住的费用，就不能算在最低工资标准中。所以，一些企业将加班费、各种福利待遇算下来了，这要看企业的工资结构。

未签劳动合同也要按标准来

按规定，只要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就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者进单位时间和工作熟练程度无关。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不签是违法的。而且按照规定，无论双方有无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都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只是一个最低的保障标准，而不是实际的发放标准。企业仍应根据政府公布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工资指导线，通过与劳动者开展平等协商建立工资共决机制，合理约定工资报酬和工资增长。对于原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如果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低于新标准的，近期也应进行修改。最低工资标准在现在社会的总体局限性：

最低工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挥最低工资标准的宏观调控作用不够；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测算制定不够科学合理；尚未形成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对最低工资制度的宣传力度不够；最低工资的立法层次较低，需提高立法层次，增强最低工资的强制性。最低工资标准对社会劳动力的影响：

完备的人力资源市场，不需要政府干预，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人尽其才。如果政府干预市场，就会影响其中的均衡水平。最低工资政策，如果确定低了，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如果确定高了，就会让两种人退出市场：出不起高于最低工资政策的企业家，将会放弃投资，这实际上是对投资行为的一种限制，尤其是对刚起步的企业家来说，将会面临比较高的人工成本的约束；能力不足以拿到最低工资的人力资源，也将会因此而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对其起点才能不佳，缺乏工作经验，需要通过实践来丰富经验和提高才能的人来说，更难以进入市场。如果确定的正合适，那就没有必要有这个政策。不过，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对千变万化的经济因素很难像企业家和寻找工作的人那样反应快，并且能作出多样化的决策，所以，要制定合适的最低工资，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碰巧制定了，也因为很难适应变化，而不是过低，就是过高。

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影响了就业？

今年上半年，全国有23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达到11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北京，为11元/小时。在受到劳动者欢迎的同时，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也引发担心：会不会影响就业？会不会工资涨上去了、工作却丢掉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表示，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是大势所趋。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适时予以上调，正是保障低收入群体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最低工资标准并非越高越好。“理论上讲，最低工资标准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提高得过慢过少，会影响低收入劳动者生活，甚至出现用工荒。但如果提高得过快过多，则会加重企业负担，可能导致企业裁员，从而不利于就业。”苏海南说，这其中的关键就是适时适度。

据了解，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并非只在今年。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要求，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应调整一次。2004、2005、2006这三年，各省市区平均调整了1.9次。2007、2008年全国分别有29个、20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只有2009年没有上调。考察同一时段我国的就业状况，在最低工资标准密集调整的2004年到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2004年4.2%，2005、2006年均为4.1%，2007年4.0%，2008、2009年均为4.2%，2010年上半年4.2%。其中2007年全国有29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且涨幅较大，但这一年的就业形势良好。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国各地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但这一年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动可以反映出就业的走势。从2004年以来的历次调整看，可以说在提高低收入者工资水平的同时，未对就业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

总评最低工资标准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从广义上来说保障劳动者合法收入，稳定收入水平，使劳动者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以缩小收入差距，缓解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维护社会稳定；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研究表明，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仅不会降低就业，却能促进企业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进而改善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促进全社会共同富裕。

在理论上，一般只有当最低工资标准过高，违背了经济规律时，才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但从我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实践来看，这一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并不高。

相关数据也表明，2005年，我国大多数省市最低工资标准在社会平均工资的40%以下。而发达国家的最低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多数稳定在40%-50%之间，有的还超过了50%。总体上看，不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目前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不会对劳动力的吸纳和就业产生太大的压力。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的转型期，市场机制导向的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充分形成。加上我国劳动力特别是一般熟练劳动力供给人数远远超过市场需求，企业中的工会组织作用发挥还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介入，完全由市场机制去调节，劳动者的工资很可能被人为地压低。

最低工资标准的博弈，不仅是一个“你卖我买”的商品交换过程，更是一个事关劳动者利益和生存权利的社会问题，事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国上亿劳动者的收入，不可能永远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他们也有权利来充分分享自身劳动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总之，从1894年新西兰颁布《产业调解仲裁法》，建立第一个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当今全世界已经有80%以上的国家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世界各国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建立最低工资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有必要建立最低工资

制度，并不意味着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无限制地调整。如果脱离设置最低工资制度的最初目的，而随意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将可能造成企业人工成本的快速上升，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反过来也就会减少劳动者的就业几率。

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应根据实际的发展变化情况，灵活掌握，把握好度。如美国从1938年至1981年最低工资共上调16次，平均每2.7年一次；而当1998年最低工资提高到5.15美元后, 最低工资又连续10年未作调整，直到2007年1月才又一次调整。

结束语：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最低工资标准的作业，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握好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适时地弥补或纠正市场的不足或失灵；在不断提高职工收入的基础上，有效刺激就业，保障职工权益，最终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百度百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http://www.xiexiebang.com/

题目：立法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对社会生活影响

班级：公共事业管理1001

姓名：赵靖

学号：3100105193

第四篇：论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论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今天，中国和共产党已经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回顾过去，在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无数人民深受本国封建压迫的同时也在饱受帝国主义的迫害，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追寻光明是人们的首要任务。但是，经过农民阶级的探索，经过资产阶级的改革，由于本身阶级的局限性，加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两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决定了两个阶级的失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经济，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世界，这句话都会有所适用。在新民主主义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渗入中国，这一思想给予了中国探索者已深深的启迪作用。于是，有了由工人阶级的产领导的革命运动真正崛起，其中又联合了农民阶级共同斗争。把握了社会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情以及经过无数的斗争不断地壮大了起来，并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新势力。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必然性：（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①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宣传新文化的报刊大量涌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课程开始登上高等学校讲坛；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陆续翻译出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队伍逐渐形成。

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断扩大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2）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五四运动中，他们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发挥了巨大威力，实现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五四运动以后，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党条件日趋成熟。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起，他们开始着手建党活动。在中国最早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在上海成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4）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各方面给予的实际帮助，从外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伟大意义：（1）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2）中国共产党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新型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3）它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4）它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振兴进行过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但这些英勇的斗争成效甚少,屡遭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能代表人民利益并密切联系群众、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政党,作为凝聚和组织全国革命力量的领导核心。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先锋队和坚强的战斗司令部,中国新的革命运动有了发动者和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很快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党发动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并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其他各项工作。同时,党通过领导中国革命的初步实践和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下,很快制定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形式、任务和目标以及前途等问题;同时确定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即“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又一个重大进步和飞跃。党通过发展工农运动和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是一个有50多名成员的小党,但它代表着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经过80年的英勇奋斗,它已发展壮大为一个拥有64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并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里领导各族人民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开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开始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但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面对着许多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军阀割据，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等等，面对着这些挑战他们任然继续努力并取得了不同程度上的成功。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发展处于又一个紧要关头。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了。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中国共产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中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很快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面对这一冲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当即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针，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7年后，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相应改善，外贸出口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度回升，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在周边许多国家因这场危机而出现经济衰退、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缓解这场影响全球的风暴承担了风险，付出了代价，作出了积极贡献。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确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稳定因素。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进一步提高。

伴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夏，中国又遇到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受灾人口达二亿二千三百万。面对特大洪水的袭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正确判断，周密部署。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奔赴现场，同广大军民一道顽强奋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三十余万官兵参加抗洪斗争，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上下万众一心，军民协同作战，终于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由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时刻。在如期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五洲四海，万众瞩目，神州大地，一片欢腾。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人民终于洗雪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1999年12月20日，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澳门也如期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澳门的回归，标志着在中国国土上彻底结束了外国列强的占领。这是旧中国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在香港、澳门回归过程中，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逐渐朝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台湾当局尽早结束与大陆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同时还多次表明:不能允许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现阶段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项主张。这一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体现了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诚意，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中国的科学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不管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依然会不断促进中国的发展，带领万千中国人走向跟辉煌的时代。

B13150220 杨楠

第五篇：对电子商务立法的一些构想

对电子商务立法的一些构想

原有的法律法规已远不能适应和满足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怎么样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原有法律法规，加快构建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保障并引导我国电子商务的有序健康发展呢？

目前电子商务发展的阻碍更多来自于法律保障措施的滞后。阻碍我国电子商务规范发展的法律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电子商务信息安全缺乏法律保障。

第二，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不足。

第三，无纸化交易难以进行税收征管。电子商务交易的无纸化特征使税收征管无纸面账务可查，消费者和商户在网上的隐匿性阻碍了税务部门获取征税依据，而且有形商品、劳务、特许权的区别变得模糊，并涉及到跨国交易的地域税收管辖权问题。

第四，网络虚拟财产难以保护。目前我国法律对网络虚拟财产保护尚无明确定义。

第五，电子商务难以进行反不正当竞争。在网上将他人的商标、标识、厂商名称，移作自己网页的图标、链接标识或埋置在自己网页的源代码中，在网上发布信息对竞争对手进行匿名网络诽谤，损害竞争对手的商誉，侵犯其商业秘密，以及借助技术标准、软件产品等形成的行业垄断等行为，需要依据反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制定更加详细具体的法律法规加以制约。

第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受挑战。在电子商务交易中，消费者受到损失时因无法追查商家真实身份，或因跨地域涉及司法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以及消费者诉讼成本过高等而放弃救济，迫切需要对相关法律进行补充。

第七，隐私权不易保护。

同时，电子商务还涉及到网上虚拟市场的监管、市场交易秩序规范、跨国交易的海关监管、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产品质量监督、网络广告发布等系列问题，都需要有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支撑。

国内外电子商务立法对比

近年来，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分别制定和调整了专门的电子商务法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制定了《计算机记录法律价值的报告》、《电子资金传输示范法》、《电子商务示范法》、《电子商务示范法实施指南》等系列调整国际电子商务活动的法律文件。国际上4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制定颁布了实质意义上电子商务法。如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国际与跨州电子签章法》、俄罗斯《联邦信息法》、意大利《数字签名法》等，对电子商务涉及的各领域、环节、对象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现阶段我国涉及电子商务的立法有《合同法》、《物权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同时，我国在法律调整中增加了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有关内容，如《电子签名法》承认了数据签名的法律效力，新《刑法》中首次增加了计算机犯罪的罪名，《合同法》第十一条确认了数据电文、电子邮件的法律效力，《行政许可法》中明确了数据电文的有效性。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先后出台了若干涉及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司法解释。广东、上海、海南等地区已经开展电子商务地方立法起草工作。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电子商务活动的秩序。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与电子商务发展需求和发达国家的立法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需要制定一部全面的《电子商务法》，保障并促进我国电子商务的健康有序发展。

电子商务立法原则构想

电子商务在交易中以电子信息方式代替传统书面形式，涉及到以数据信息代替书面内容、以电子签名取代手书签名、以电子认证取代传统身份鉴别等概念。

因此，电子商务立法需要将书面交易、手写认证、身份鉴别等形式所具有的基本法律功能抽象出来，并在电子交易形式中找出具有类似价值的技术与法律手段，经过重新组合对电子商务关系进行调整，形成新的法律领域。

电子商务的立法原则是在电子商务活动过程中建立公平的交易规则。一是坚持中立性原则，包括保障技术中立，对传统的口令算法、加密技术、非对称性公开密钥法、生物鉴别法等认证方法不能产生任何歧视性要求；保障媒介中立，在电子商务涉及的载体和工具中，包括电信运营商、互联网运营商、无线网传输网、广播电视网、增值网络等，在法律上应允许各种媒介根据技术和市场的发展规律而相互融合，避免形成新的行业垄断；保障实施中立，在电子商务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上不可偏废，在本国与跨国电子商务活动的法律待遇上应符合WTO规则，不能将传统书面环境下的法律规范效力置于电子商务法之上；实施同等保护，反映公平理念。二是自治原则，即在电子商务交易行为中，为当事人全面表达与实现自己的意愿预留充分的空间，并提供确实的保障，保障网上商务活动的自由。三是安全原则，即结合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在法律上建立安全规范保障。

立法应关注六个关键问题

电子商务运行模式的选择和规范是电子商务法律规范的首要问题。必须结合当前实际运用的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通过法律将运行模式和基本制度固定下来。立法框架应包括电子商务运行模式的规范、基本制度的规范、运行标准的规范、安全保障体系规范等。

任何人只要具备网上交易的能力和有效的网上支付工具，能够为自己的交易决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便可作为买受人或卖售人参与网上交易活动。需要进一步对参与交易的主体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所应履行的义务，以及网上交易的具体操作规程和交易行为进行法律规定。此外，电子商务法还应关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电子商务市场的建立和准入。必须通过法律确立电子商务市场的准入机制，允许企业和个人在网上建立各种虚拟市场，并对卖售人设置准入门槛。

第二，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有必要根据国际通行的电子商务交易准则，对《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和明确，进一步明确规定网上交易合同成立的时间。特别是在网上电子缔约过程中，需要明确交易过程中的要约与承诺、电子要约的撤销、电子代理人、电子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电子合同的条款等系列问题。

第三，电子商务商业行为的规范。在法律上需要对电子商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认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应调整和充实相关内容。同时在《物权法》和相关法律中也有必要对网络虚拟货币的定义和概念加以确认。

第四，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数字化作品的网上传播，作品的技术性加密手段、权利管理、数据保护等环节，需要明确具体规则，需要在法律上予以规范。

第五，税收征管。对电子商务设置网上纳税的标准及其实现手段，明确网上纳税的依据、纳税义务人、税款的缴纳、网上纳税的规程、法律效力、监督及处罚原则等。

第六，争议与纠纷的解决。首先要确认电子商务争议与纠纷解决的方法，包括电子证据的采信、保全及电子公证的介入；其次要明确对网上签约电子合同履行地、付款地、电子票据出票地、电子提单签发地的判定，司法管辖权等；再次，对由于网络故障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责任追究，以及法律救济的形式、内容、实现等，要进一步加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