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外安乐死的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安乐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安乐死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在当今的年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是父母给予的应当珍重。这里主要通过对于日本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来看到中国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说明问题。一.安乐死的意义
安乐死源于希腊的EUTHANASIA一词,原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又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对它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它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二.日本安乐死的发展
日本最早的安乐死案例出现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发生了六起安乐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谓的积极安乐死,并且是由亲属执行结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乐死协会试图通过一项根据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法案,这项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结束后,有关协会成员努力游说议会成员,但是最终由于社会的反对声音过高而没有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导的安乐死应当是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放弃生命维持治疗,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积极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后来,安乐死协会开始改变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遗嘱的执行上,而不再试图改变法律。
2.1日本关于临终关怀,特别是终止生命维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卫生与福利部和医学会1989年印制了生命临终措施指导手册。该手册在前言中写道:根据探讨中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负担的考虑,对于仅仅是为了延长患者临终生命的医疗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对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和呼吸系统将要终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只能是延长患者的痛苦„„从今以后,类似情形的医疗保健措施应当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决定权。而且。1992年3月,日本医学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印制了一份题为“给临终关怀医生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遗嘱。
199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死亡与医学保健专门委员会出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措施是可以允许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现有医学条件所无法逆转的;第二、必须病人在清醒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终止治疗措施必须由医生实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实施。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止治疗方面,也多处提到了“有尊严的死”一词,尽管死亡与医疗保健专门委员会没有详细论及“安乐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禁止“积极安乐死”。报告指出“杀死„„通过药物方式,尽管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许。”
三.中国安乐死的发展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王明成离开人世, 王明成的“安乐死”请求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在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却不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三.结论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在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国策等条件的束缚之下导致人民对于安乐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样,历史的不一样导致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观念和意识。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关于安乐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传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安乐死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传统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种传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
目前学术界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安乐死”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终止生命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或仁慈助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为被动“安乐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辅助设施和药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愿望,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时候,有过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实施“安乐死”。如通过立遗嘱。而非自愿“安乐死”针对的是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安乐死在日本备受关注和争议,日本成文法律尚无关于安乐死的规定。但是从案例的处理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消极安乐死,虽然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部分能够接受它已经做出了肯定性规定。尽管消极安乐死从法理上讲在日本属于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所以在日本还没有因消极安乐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对于积极安乐死,日本社会和民众所持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而且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确定的犯罪行为。从日本发生的积极安乐死案例来看,行为人都以杀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从量刑上看明显较轻,不同于其它杀人罪,这说明人们认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界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安乐死案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和日本很类似,对消极安乐死有着较大的肯定性。而积极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讨论。从中国政府对安乐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态度来说,安乐死在立法方面有着很大的阻碍,其中积极安乐死是一大方面。
虽然国外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于安乐死设立了法律进行规定,但是用于中国的现在的国情还是不符合的。在亚洲东方文化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从中国,日本等国家现在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态度以及讨论。对安乐死的认可只在存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认可,不能接受安乐死的积极死亡方面。所以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安乐死的立法都会很片面的或是保持现状不立。文化,道德,观念,伦理等等思想上的影响对安乐死中国化的进程有着无可估计的阻碍。但是它的发展却也是必然的要求,人的自由,人的本性等人对于自身的追求,不可不导致于安乐死的进程的快速发展。因此,安乐死在中国的发展将是冲突传统,也是人的解放的发展。
第二篇: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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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介绍,指出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美国及澳大利亚的经验,建立一部土壤污染防治法,并突出强调我了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所必须具有的原则及制度,预防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公众参与原则是防治土壤污染所必须具备的原则,同时政府责任制度、经济刺激制度和土地恢复制度是保障土壤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是保障土壤污染防治法建立后能够有效实施的根本保障。
引言
美国在上个世纪曾经启动了一项超级基金计划。为了解决地下水污染问题,投入200多亿美元净化地下水。主要方法是把地下水抽出进行净化处理后再注回地下。计划执行一段时间后,科学家发现经过净化处理后的地下水,回到地下后水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后发现,原因来自土壤。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净化后的地下水再次被污染。科学研究发现,其实土壤污染与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息息相关,仅仅治理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并不能够使整个环境质量和农产品质量得到根本的改善。由此,土壤重污染被当作一个重要的环保课题提了出来。当前,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开展的如火如荼,而我国尚处于初期阶段,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弥补国内立法的不足。
一、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概况
(一)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日本是最早在土壤保护方面立法的国家,为了解决日本日趋严重的市街地(市区)土壤环境污染问题,日本环境省于2002年制定了《土壤污染对策法》,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之前,日本先后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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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基于农用地、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水质污染(与地下水相关的部分)防治法而建立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颁布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律》《土壤污染环境标准》《关于土壤·地下水污染调查·对策方针》《Dioxine 类物质对策特别措施法》等一系列法律,确立了预防对策和恢复对策的一系列措施。
2002年日本制定了《土壤污染对策法》,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检查制度(杂则)、惩罚条款进行了规定,并规定了成为土壤污染调查对象的土地条件及消除污染的土地基准等。该法案运用环境风险应对的观点,对工厂、企业废止和转产及进行城市再开发等事业时产生的土壤污染进行了约束。进一步加强了对预防原则、政府职责、土地标准的划分、激励机制等的规定。
(二)美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美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主要是《超级基金法》,1977年的“腊夫运河污染事故”使得 美国颁布了超级基金法(Superfund Act),建立了一套在法律、管理制度以及技术规范方面比较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超级基金法》主要意图在于修复全国范围内的污染地块,明确清洁费用的承担者;规定包括土地厂房、设施等不动产的污染者、所有者和使用者应以追溯既往的方式承担法律上连带、严格、无限责任;制定了“危险登记评估体系”和“国家优先名单”的运作方式,并建立了超级基金以资助“棕色地块”的管理和修复;对土壤污染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同时明确了政府的责任,规定了美国环保局(EPA)根据《超级基金法》实施整治行动时具体程序。
在“超级基金法”颁布后,针对环境问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美国也陆续颁布了一些修订版和补充法案,如《超级基金增补和再授权法案》(Superfund Amendments and Reauthorization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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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以下简称SARA)以及《棕色地块法》(Small Business Liability Relief and Brownfields Revitalization Act),《棕色地块法》阐明了污染的责任人和非责任人的界限,并制定了适用于该法的区域的评估标准,保护了无辜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权利,为促进棕色地块开发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澳大利亚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澳大利亚环境成文法很多,主要是一些单项立法,综合性环境立法较少,属于“大环境法”的模式。澳大利亚环境成文法按其内容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有关环境规划和污染防治的法规,包括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危险物品控制和污染防治等法规;二是保护自然遗迹和人文遗迹的法规;三是开发、利用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法规;四是在相关法规,包括职业安全、劳动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刑事法律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
澳大利亚联邦有关土地的环境保护法律主要有:《海洋和淹没土地法》(1973年); 《国家拨款(自然保育、土壤保育)法》(1974年);《矿物(淹没土地)法》(1981年)。地方有关土地的环境保护法(包括6个州、2个区和首都的环境立法)主要有:(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土壤保育法》;《土地委员会法》(1976年); 《土地与环境法院法》(1979年,1983年修订)等。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公众参与制度,并且在技术层面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如微灌技术、卫星技术等,另外,澳大利亚很重视从整个生态维护的层面进行土壤污染防治,如对国内某些区域土壤通过设立保护区的办法进行重点保护。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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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涉及土壤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另外,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止土壤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我国于1995年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尽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少,但大多针对经济利用、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规划及土地权属问题等方面,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分散而不系统,缺乏具可操作性的细则和有威慑力的责任追究条款。现有土壤保护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可行性低,如《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污染物指标偏少,缺少有机物指标,无法满足土壤污染控制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且未考虑土壤种类和母质复杂性,就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以总量为基础;缺乏居住、工业建设项目中相关的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依据标准,缺乏居住、农田、采矿用地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
与现行环境法律中体系性较好的大气、水、海洋污染防治法律相比,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包括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标准体系、监测监控体系、土壤修复技术体系等。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填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已成为当务之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关法律的缺位已经逐渐在业内引起重视,在某些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已针对某些具体场地土壤制定了相关标准,如2002年,上海市政府为配合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制定了《黄浦江两岸滨江公共环境建设标准》。这也说明土壤污染问题受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是规范土壤保护工作的迫切要求。
三、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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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模式
与现行环境法律中体系性较好的大气、水、海洋污染防治法律相比,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包括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标准体系、监测监控体系、土壤修复技术体系等。回顾日本及澳大利亚,其土壤污染防治之所以运行的较为成功,与其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日本,早在1970年就颁布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律》,之后又制定了《市街地土壤污染暂定对策方针》等一系列与土壤污染防治有关的法律,直到2002年才颁布《土壤污染对策法》。当前,我国有关土壤保护的法律主要分散在各部门法中,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刑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及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另外,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止土壤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我国于1995年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仍然存在很多缺陷,如可行性低等。为了更加有效的保护土壤,在原有基础上对各法进行修修补补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步伐,因此,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填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确立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原则
1、预防原则
土壤是一个半稳定状态的复杂物质体系,对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和外来的物质有很大的 缓冲能力。从广义上说,土壤具有自净作用,但是当污染物的数量和污染速度超过了土壤的净化能力时,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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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了土壤本身的自然动态平衡,使污染物的积累过程逐渐占优势,从而导致土壤正常功能失调,土壤质量下降。预防原则从源头出了,控制污染物的产生是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方法。
预防原则实施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日本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规定了一系列的预防原则条款,在大气方面,日本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止法》以限制烟尘排放,同时规定了《Dioxine法》,详细规定了Dioxine 类物质的排放标准;在水质方面,制定了《水质污浊防止法》,详细规定了排放标准、禁止将有害物向地下渗透等;在废弃物处理方面,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规定了填埋标准、最终处理场的建设标准等;在化学物质及农药方面,制定了《化审法》以处理特定化学物质的技术标准,《肥料取缔法》规定了防止土壤污染的标准,《农药取缔法》规定了有关土壤残留的登录保留标准等。
如上所述,我国还没有建立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土壤污染的预防规定只是零星的规定在其他部门法中,因而,我国在建立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时,有必要在总则中明确规定预防原则,并将预防原则贯穿整个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去,同时在分则条款中制定若干具体措施,如建立土壤污染监测、预报与评价系统,仿效美国制定“危险登记评估体系”,同时根据土壤环境容量确定具体的土壤环境标准;发展清洁生产,彻底消除污染源,包括控制“三废”的排放,加强污灌管理,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等等;另根据欧盟的经验,废物管理是预防土壤污染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制定的《关于环境保护、尤其是污泥农用时保护土壤的86/278/EEC指令》,对农用污泥作出了规定,《关于废物的75/442/EEC指令》要求废物在处置时不能污染土壤[16]等都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
2、污染者付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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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原则实施最成功的要属美国。美国政府根据超级基金法有权要求造成污染事故的责任方治理土壤污染,或者支付土壤污染治理的费用。拒绝支付费用者,政府可以要求其支付应付费用3倍以内的罚款。如“腊夫运河污染事故”中,污染者共赔偿受害居民经济损失和健康损失费30亿美元,同时,美国在超级基金法中采取污染者即为“潜在责任人”的做法,建立了严格、连带和溯及既往的法律责任制度。土地污染者对其污染行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这种责任的追溯期永久。通过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可避免土壤环境污染纠纷无章可循、污染责任无法鉴定及土地修复责任无人承担的局面,改变我国在土壤污染方面对企业几乎无任何约束的现状,并制约因土壤污染修复或赔偿条例缺失造成的国外重污染工业纷纷迁移到我国的趋势。而且我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许多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老工业企业多为国有企业,加之历史上对污染土地不予重视等原因,在操作层面上实行“污染者付费”原则存在较大难度,因而,有必要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明确污染者付费原则,在污染土地治理与开发过程中,在“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基础上,体现“受益者负担”原理,建立严格、连带和溯及既往的法律责任制度,设立尽可能公平合理的责任机制并使之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动与促进污染土地的治理和开发。
3、可持续发展原则
美国在棕色地块再开发中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原则,规定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原则:其一,经济发展建基于生态平衡前提上,其二,公平地分摊发展的效益和不利的影响。同时假设了新发展模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转变;增长的效益要求理性的政策努力以保证公平;技术变革只是诸多可能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并且未必是最好的解决途径;空间、时间、阶层的外在形式必须给以明确的考虑;社会经济--生物因素是互为关联的,忽视这种关联就会产生问题。美国棕色地带的再开发,除了把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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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受污染地产修复为有生产能力的地区、有利于人类健康的环境外,同时强化了社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体系中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意义重大。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真正落实,需要对可持续开发加以规划,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不足以取得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和统一发展,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进程来处理被废弃或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地产,市场并不能保证理性的发展,对开发者有吸引力的往往不一定对整个社区有利。在一些差异大的因素诸如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经济进程、社会问题、经济流动性和市场准入问题、土地使用规划、城市开发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等方面,这一点就体现得更为鲜明。当然,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城市土地开发问题,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
4、公众参与原则
公共参与原则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形成之后能否具体落实重要体现,实施最为成功的是澳大利亚。从50年代澳大利亚农民开始普遍接受了保护环境的基本原则,通过改进耕作方式促进水土保持;80年代末,一个爱护土地(Land-care)运动在澳兴起,大批农民加入了各地的“爱护土地小组”这些农民在一起交流如何防治土地退化,政府给予支持,投入资金治理水土流失,还设置官员协调农民的活动。澳大利亚对改良天然草原,种植人工草地,合理利用草场非常重视,围栏面积4亿公顷,占草场总面积的90%,人工补播及改良草场面积已由50年代的6003公顷增加到现在的2700万公顷。
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确立公众参与原则,使农民逐渐树立保护土壤的理念。当然,理念的形成与落实可能并不能很快得以落实,需要一个过程,但澳大利亚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农民接受了保护土壤的理念,土壤污染防治将起到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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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立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制度
1、政府责任制度
预防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及公众参与原则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乃至整个环境法的重要原则,而政府责任是落实这几个原则的重要保障。美日澳都很注重政府职责,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三个层次都设有专门的环保机构,联邦政府设有环境与遗产部,州一级的环保机构较为复杂,以维多利亚州为例,政府设立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厅,下设环境保护局、自然资源局和生态再循环局,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主要通过协商和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家环境发展规划,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则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方式使州环境规划得以实施,各级政府都直接主导相应层次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绝大部分环保工作由政府直接参与完成[22]。再看日本,在土壤污染状况超过环境省所定的标准时,则将此地域设立为指定区域,由地方长官(都道府县)设立指定区域、进行公示并记录于台帐(称之为“指定区域台帐”),台帐的记载事项和保管要求由环境省令决定。都道府县的地方长官在没有正当理由时,不得拒绝阅览台帐的要求。美国也相继规定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的责任,如EPA于2000年10月出台了正式的棕色地块经济振兴计划(Brownfields Economic Redevelopment Intiative)该项计划授权各州、社区和各类买下棕色地块的产权所有者(stakeholder)协同工作,对棕色地块进行合理的评估、清洁和可持续的再开发利用。
中国之所以在责任问题上落实不好,就是因为政府责任不够明确,政府责任不但要规定,而且要落实到实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步发达国家后尘,2、经济刺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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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刺激制度是指利用经济杠杆对人们的环境行为进行调控的一系列规定的总称[25]。这种制度是经济学中费用—效益原理在环境管理中的一种应用,行为人所投入的进行环境治理和保护的费用是与其本身的经济利益、社会效益密切相关的。经济刺激制度实施较为成功的是美国和日本。美国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治理和再开发的投资,据规定,用于棕色地块污染治理方面的开支,在治理期间,免征所得税。在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的实施使得原本作为其营销手段的调查和治理的措施,转变为一种主动的新型的土壤环境污染风险管理和降低环境风险的相关服务产业,即土壤污染评价、土壤调查对策工程中介、有关土壤污染的保险业务的开发等一系列的相关产业,在此背景下,日本的金融业也开始探讨在进行土地担保和贷款业务中应该增加因土壤污染而带来的风险等融资审查内容。
经济刺激制度是鼓励公众由消极到积极保护土壤的最有效方式,因而一部行之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制定便成为关键所在。我国可以在税收方面给予企业以优惠,规定用于治理土壤污染方面的开支呆以免征或少征所得税,同时在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时兼顾今后的土壤污染治理产业,考虑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净化和跟踪监测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复合型环保业务和市场的发展前景以此形成专门的产业领域、将会改变产业结构,使环境保护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从而降低人类的产业活动对环境产生的负向负荷,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土地恢复制度
日本在制定土壤污染对策法之前,相关法律已经建立起不同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如基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而建立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基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措施法律而建立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基于水质污染防治法而建立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与地下水相关的部分),目前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还很不完整,因而有必要在接下来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建立一系列的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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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恢复对策,如利用已有的生物技术---蘑菇群落、蚯蚓等;污染治理费用专款专用,即对于污染者所付费用及政府为治理土壤所拨款项必须用于土壤治理,不得挪作他用;采用补助金和基金手段来推动社会团体参与到土壤修复;加强对污染物的处理,如对农药及废弃物加强控制。
目前来说,任一原则的单独运用都不足以遏制土壤污染,因此,在大力推行预防原则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土壤污染修复,形成一套土壤污染防治的预防性、综合性、整体性、全过程的制度,争取从各个环节上防治土壤污染。
第三篇: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国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不尽相同。纵观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大致划分为四种类型,即投保资助型养老保险、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国家统筹型养老保险。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概览
借鉴国外养老保险的成功经验和教训,针对中国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建立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应当采取以下对策。
(一)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国外成功经验表明,养老保险制度越完善、服务越到位,投保者的热情就越高,保险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投保者越没有热情,保险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我们应积极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建立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交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二)合理设置个人账户 国外养老金个人账户制的成功经验表明,采用资本积累的个人账户制,能使公民建立对自己未来负责的观念,并促使长期储蓄制度的形成。智利改革的成功,证明了个人账户制不仅适用于像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同样可以在一个幅员较大的国家实现。同时,可以鼓励建立各种补充养老保险基金,以此来弥补储蓄机制的再分配功能不足。我国虽然在养老保险中设立的个人账户,但从实际运行来看,并不是十分成功,个人账户资金亏空严重,完全失去了个人账户的资金积累作用。面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有必要对个人账户制进行适当改造,并根据我国国情来合理设置个人账户。
三)探索多种筹资方式
探索多种筹资方式总结各国的实际做法,我们可以发现,养老保险筹集资金的方式大致包括社会保险税、单位交费、个人交费、政府补贴等几种。我们应当借鉴别国的做法,确立适合我国的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如何确立适合本国养老保险需要的筹资模式,以及所选筹资模式是否能够体现公平与效率标准,是各国政府在构建本国养老保险制度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
(四)完善基金投资运营机制
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不断增大,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应是缓解供给不足的最具潜力的途径。在控制风险前提下,允许养老保险基金有条件、有步骤的进入资本市场,可以使养老保险基金更好地分享我国国民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的成果,实现保值增值。
(五)合理确定养老保险水平由于养老保险需求是无限的,而资金筹集的水平是有限的,所以应当有效地控制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规模,确保养老保险水平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其最低应高于职工退休后生存的需要,最高应低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养老保险水平高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将对劳动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六)创新养老保险管理方式 养老保险管理方式,是指各级政府在介入养老保险是如何明确各自的责任范围。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管理,实行分层次管理方式,各级政府的养老保险责任非常明确。借鉴他们的经验,我国也应当选择与运用恰当的管理方式,作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现的手段。
(七)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
国外发达国家普遍依靠立法来保障制度的实施,我国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形成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或者加快养老保险制度立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养老保险各方的权利、义务明确下来,对于不依法执行者可以追究相应的责任,对于企业可以追究其欠缴费的责任,对于政府部门也可以追究其管理不善的责任。@在实现管理与监督分离的基础上,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营机构的监管。
确实,在当前条件下,要完全放弃现收现付制是不现实的,但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完全坚持现收现付制必将使养老保险体制陷入危机。我们当前也不具备完全积累制的条件,同时由于完全积累制缺乏代际间的分配功能,与传统的中国养老制度也不相容。所以,我们在探索中应不断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模式,不断完善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第四篇:国外汽车保险发展对我国汽车保险的启示
国外汽车保险发展对我国汽车保险的启示
运输1101 陈强 3110405027
目录 汽车保险的起源和发展................................................................................................2 1.1 1.2 2 汽车保险的起源....................................................................................................2 汽车保险的发展....................................................................................................2
世界各国汽车保险的发展现状和特色........................................................................2 2.1 2.2 2.3 2.4 2.5 美国“从人主义”的汽车保险制度....................................................................2 英国“完全市场细分”的汽车保险制度............................................................2 德国的汽车分级保险制度....................................................................................3 法国社会管理功能突出的汽车保险制度............................................................3 日本有效保护交通事故受害者的汽车保险制度................................................3 我国汽车保险的发展历程和现状................................................................................3 3.1 3.2 我国汽车保险业的发展历程................................................................................3 我国汽车保险业的发展现状................................................................................4 影响我国汽车保险发展的因素分析............................................................................4 4.1 4.2 4.3 我国汽车保险制度不够完善................................................................................4 我国汽车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5 我国汽车保险奖惩系统不完善............................................................................5 解决上述问题的相应对策............................................................................................5 5.1 5.2 完善我国汽车保险制度........................................................................................6 治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对策................................................................................6 我国从中得到的启示....................................................................................................6 6.1 6.2 6.3 6.4 车险市场化改革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7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费率和核保政策................................................7 拓宽车险销售渠道................................................................................................7 保险公司应加强独自开发新的车险产品及相关服务........................................7
总结................................................................................................................................7 汽车保险的起源和发展
1.1 汽车保险的起源
国外汽车保险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当时.随着汽车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出现与发展.因交通事故而导致的意外伤害和财产损失随之增加。尽管各国都采取了一些管制办法和措施,汽车的使用仍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引起了一些精明的保险人对汽车保险的关注。
1896年11月由英国的苏格兰雇主保险公司发行的一份保险情报单中刊载了为庆祝“1896年公路机动车辆法令”的顺利通过而于11月14日举办伦敦至布赖顿的大规模汽车赛的消息。在这份保险情报中还刊登了“汽车保险费年率”。
最早开发汽车保险业务的是英国的一法律意外保险有限公司一1898年该公司率先推出了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并可附加汽车火险。到1901年保险公司提供的汽车保险单已初步具备了现代综合责任险的条件.保险责任也扩大到了汽车的失窃。
1.2 汽车保险的发展
20世纪初期汽车保险业在欧美得到了迅速发展。1903年.英国创立了汽车通用保险公司并逐步发展成为一家大型的专业化汽车保险公司。1906年,成立于1901年的汽车联盟也建立了自己的汽车联盟保险公司。到1913年汽车保险已扩大到了20多个国家汽车保险费率和承保办法也基本实现了标准化。
1927年是汽车保险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美国马萨诸塞州制定的举世闻名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的颁布与实施,表明了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开始由自愿保险方式向法定强制保险方式转变。此后,汽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很快波及到世界各地。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的广泛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汽车保险的普及和发展。车损险、盗窃险、货运险等业务也随之发展起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欧、美、日等地区和国家汽车制造业的迅速扩张。机动车辆保险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并成为各国财产保险中最重要的业务险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汽车保险已占整个财产险的50%以上。世界各国汽车保险的发展现状和特色
2.1 美国“从人主义”的汽车保险制度 美国被誉为“轮子上的国度”,汽车保有量极高。美国的汽车保险是随着汽车工业和保险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美国的保险公司向汽车用户提供服务和收费时,在保险的相同的条件卜,保险公司确定保险费率的依据更多考虑的是人的因素,而不是车的因素。通常,保险费的多少随着投保人的年龄、性别、驾驶经验、违规记录、抽烟与否、婚姻状态、居住地点和汽车价值、种类等的不同有着很大差别。因此同一辆汽车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不同,保险费率可以相差3倍,即同一辆汽车由于投保人的不同其所支付的保险费能相差3倍、英国“完全市场细分”的汽车保险制度。
2.2 英国“完全市场细分”的汽车保险制度 英国汽车保险历史悠久,世界上第一张汽车保险单便在这里诞生。车险的保费收入多年来一直是财产保险业务的龙头险种,而每个家庭在这个项目上的支出约占家庭总开支的1/10。英国机动车辆保险通过许多因素综合加权的方式确定保费,这种做法:一方面,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投保车辆的风险状况,更加注重驾驶员的因素,将代表不同风险的投保对象进行区别对待,可以让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体验到缴费的公平;另一方面,对于驾驶记录差、屡次造成事故的司机,高额的保费附加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惩罚手段,激励消费者养成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安全驾驶的习惯。例如,英国居民生活常识中就包括要尽可能保持“无赔案记录”,当有了一年“无赔案记录”,第二年去保险公司续保时可以获得较大的折扣。为此,被
保险人在因一些小事故向保险公司索赔前通常会仔细考虑,看选择获取理赔还是保持“无赔案记录”更为经济。因为驾车一年不出事故可以享受30%的折扣,连续3年安全驾驶将可以得到高达60%的折扣。如果长期保持安全驾驶记录,一年的保险花费只有不到200英镑。这些承保制度客观上实现了防灾防损,减少了事故发生的频率和可能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最大化地体现了保险的社会效益。费率制定的先进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推动了英国车险市场新的变革。由于采用多因素加权计算保费,很多公司都为此专门设计了计算机数据处理软件,实现信息采集自动化。
2.3 德国的汽车分级保险制度
德国的车险业务也是德国非寿险业务的核心。德国保险公司往往将汽车保险分为不同等级,作为核定保险赔偿率的依据。当然,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做法。也就是说,等级越高,说明这种车出问题的概率越低,保险赔偿率就越高,如果事故后保险赔偿金额一定,保险等级高的车事先交的保险费用就相对少。以大众POLO为例,根据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和保险公司的评价,这款车的保险等级定为10级,每年只要交350欧元保险费就够了;而同类级别的车一般为13级或14级,要交65(Yv700欧元。所以,据此而定的汽车品牌保险等级在国外早己成为消费者选购汽车时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而国外各大汽车厂商为了保证品牌的市场占有份额,也纷纷把这些问题作为技术课题加以研究解决,以提高自己产品的保险等级。
2.4 法国社会管理功能突出的汽车保险制度
法国车险市场是个较为成熟和规范的市场,竞争充分,产品丰富,市场细分度高。法国汽车保险业的经营区域和范围已经大大超越传统保险的内涵,汽车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愈加突出。比如,保险公司为减少酒后驾车事故发生率,允许客户在因饮酒而不能驾车时,可在保险公司报销一次交通费用;在重大节假日,保险公司会适时在大的娱乐场所进行查验,并对因饮酒不能驾车的客户提供交通服务;有的保险公司内部设立汽车修理研究中心,为保户提供修车价格指导或为汽车修理厂提供技术培训等。
2.5 日本有效保护交通事故受害者的汽车保险制度
日本是世界上第三机动车保险大国,其将汽车保险分为两种,一种是自赔责保险,其性质是强制性保险。另外一种是民问的商业保险公司所经营的保险,就是“汽车综合保险”其性质为非强制性保险,投保与否由汽车拥有人决定。
日本汽车保险的宗旨是为了,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消除“穷肇事”和减少或消灭“肇事逃逸”事件的发生。政府推行实施强制性保险制度,也就是强制性要求所有拥有汽车的人必须加入自赔责保险厂。我国汽车保险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3.1 我国汽车保险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汽车保险业务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汽车保险进入我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但由于我国保险市场处于外国保险公司的垄断与控制之下,加之旧中国的工业不发达,我国的汽车保险实质上处于萌芽状态,其作用与地位十分有限。
1949年10月,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财经委员会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并开办汽车保险。当时主要承保地方国营交通运输部门和国营厂矿的汽车。私营工商业投保的汽车起初占30%以上,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比重逐年降低,并与1954年停办了汽车公众责任险。1959年1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召开“停办国内保险工作会议”。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满足各国驻华领使馆等外国人拥有汽车保险的需要,开始办理涉外业务为主的汽车保险业务。
1980年,我国保险业开始复苏,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全面恢复中断了25年之久的汽车保险业务,以适应国内企业和单位对于汽车保险的需要,适应公路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事故日益频繁的客观需要。但当时汽车保险仅占财产保险市场份额的20%。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机动车辆迅速普及,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也随之迅猛发展。在此后的20年问,机动车辆保险在我国保险市场,尤其在财产保险市场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到1988年,汽车保险收入超过20亿元,占财产保险份额的37.6%,第一次超过企业财产率。从此以后,汽车保险一直是财产保险的第一大险种,并保持高增长率,我国的汽车保险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
3.2 我国汽车保险业的发展现状
随着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我国机动年保险业务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保费收入从2001年的421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4 005亿元,年均增长22.7%。2012年我国机动车商业险收入规模达到2 891亿元,其中车损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贡献最大,两者保费收入占到我国商业车险收入的74%,其他险种相对较少。具体保费收入增长如下图所示:
图1 2005-2013年机动车辆保险保费收入增长趋势图 影响我国汽车保险发展的因素分析
4.1 我国汽车保险制度不够完善
车险不能充分体现保险的补偿和保障功能
我国的财产保险公司把车险承保业务当作一块重大利润来源,当客户出险时,拖延赔付的情况时有发生,不能完全体现保险的补偿和保障功能。国外许多保险公司在承保利润方面儿乎为负值,而是依靠资本市场投资来获取盈利。
车险费率厘定方面不够合理
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价格应当反映价值,费率应当能够科学反映风险情况。我国车险虽自2003年1月1口起实行自主费率,但山于发展时间短,各大保险公司还不能实现信息共享,还存在“一刀切”和“价格战”问题。另外,目前我国车险费率体系基本上属于“从车费率”,即影响费率的因素主要是与机动车辆本身有关,而西方国家大都采用“从人费率”或者是“从人”加“从车”的费率模式。从原理上讲“从人”因素较“从车”因素更加合理。
车险市场竞争以价格竞争为主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在经营车险时大多以价格竞争来赢得市场份额,存在恶性费率竞争。而对于消费者而言,机动车辆保险服务质量是一个较大问题。根据新华网的一项调查资料显不,被调查车主中有6成人对现在使用的保险不满,“服务质量差、服务内容没特色”。发达国家车险市场激烈的竞争,使各大保险公司山价格竞争转到服务竞争。
4.2 我国汽车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 逆向选择问题
逆向选择在保险市场上的表现有两方面:一是关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在保险市场上,消费者对自身的风险状况比保险公司更清楚,而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是根据平均风险水平厘定的,对于那些高出平均风险水平的消费者购买保险是有利可图的,因此越是风险高于平均水平的消费者越倾向于购买保险。这就迫使保险公司提高费率,而提高费率必然迫使低风险消费者退出保险市场,进一步恶化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二是关于保险产品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拥有关于保险服务信息优势,推出的保险产品也口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而且很多保单的条款在表述上专业词汇较多,模糊不清。相比较而言,投保人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投保人对各险种的认识以及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基本来自于保险代理人的解释。因此,许多对自己的保险需求和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并不是很明确的潜在消费者则被排挤出保险市场。
道德风险问题
道德风险是一种交易后的信息不对称。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后,保险公司不可能比投保人更清楚保险汽车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投保人就处于信息占有的优势地位。车险市场上的道德风险问题集中体现在频发的车险骗保案上。对于车主来说,参与其中的原因在于骗保可以省掉一部分保养车的费用。道德风险的存在,将破坏市场均衡或导致市场均衡的低效率。道德风险增加了保险的赔偿负担,推动了保险费率的上涨。
4.3 我国汽车保险奖惩系统不完善 保费等级数少
在我国目前最多只有10个级别,而国外奖惩系统的等级数一般都有20个以上。以韩国为例,韩国的初始等级为100%,最高220%,最低40%,每5个水平为一级。发生事故后,有责任的投保人会得到一些惩罚的点数。投保人每有1点上升10个保费水平。划分的等级数直接关系到BMS在减少风险非同质性中的作用,等级数越多,BMS制度就越有效。
没有考虑索赔额因素
我国绝大多数保险公司的奖惩系统在根据驾驶员的驾驶记录确定其级别时,通常只考察了他的索赔次数,对于其索赔金额并不计较。这不仅对索赔金额小的投保人不公平,也不利于保险人对投保人进行风险评估。
奖惩力度不够
比利时的BMS系统比较发达,奖惩方案有18个等级。最高等级的保费水平为200%,最低等级的保费水平为60%。各保险公司之间建成了一个统一的信息系统,以防比投保人通过转移保险公司来摆脱过去索赔的惩罚。我国虽然已经实施了奖惩制度,但山于各等级之间的差异不够大,故而还不足以发挥BMS对驾驶员的约束作用。
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汽车投保人信息平台
我国车险投保人续保时如果选择另一家保险公司,则该公司一般没有关于此客户以往索赔记录的资料,要对他的风险质量进行评估,实施奖惩就很困难。所以,如果某个投保人本来风险质量很差,一旦他换一家保险公司投保,就可以逃避 BM5对他的惩罚,这使得BMS在我国的运作效力欠佳。解决上述问题的相应对策
5.完善我国汽车保险制度 充分体现保险的补偿和保障功能
各大保险公司应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防灾防损上,通过降低事故发生率来实现自己的利润。而当客户出险时,保险公司会以各种方式给客户提供方便,比如在定损前预先赔付,还有在客户修车时提供替代车服务,这不仅给受害者以赔偿,更体现了保险公司的人性关怀,从而提高了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厘定合理的车险费率
各发达国家的车险费率厘定均山多种因素决定,基本上包括:车辆保养情况、行驶区域、车型、历史赔付纪录、年行驶里程数,驾驶人年龄、职业、性别、驾驶年限、投保人不动产拥有情况、信用记录和结婚年限,等等。而各国山于国情不同,其侧重点也不同。我国应根据具体情况健全费率体系,将“从车”因素和“从人”因素结合起来。各大保险公司应实行信息共享,根据风险状况的不同制定较为科学和合理的价格机制。
将产品设计和服务相结合,确实体现产品的创新 中国汽车保险业应该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恶性的费率竞争,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只有将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设计相结合,凭借自身的服务推出的特色产品,才能理性地赢得市场份额。如提供种类繁多的细分保险项目,供投保人依据自己的情况与偏好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组合;在续保、防灾防损上及当投保人出险时,向投保人提供细致的服务等。
5.2 治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对策 建立和完善信息收集系统
引起汽车事故的原因很多根据事故致因理论,可分为人、车、环境三个因素:人的因素驾车主要包括驾驶员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身体状况、以往肇事记录等;车的因素主要包括厂牌型号、车型、使用性质、车况、安全装置等;环境的因素主要包括行驶龄龄区域、道路等级等。保险公司可以与交通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实行信息共享,收集关于保险标的的风险信息并进行加工整理,建立客户风险信息系统,对投保人的风险等级进行细分,在此基础上分类管理并约束投保人对免赔额的选择,能够使投保人的免赔额约束更具有科学性,更有效降低或减少逆向选择。
完善法律法规
完善的保险法律体系是一国保险市场健康发展的保证。目前,针对我国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违规操作严重的情况,需要尽快出台《中国保险监管基本法》、《保险信用评估法》等保险监管法律体系,使我国的保险监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保障保险信誉机制发挥作用。
政府干预
首先,加强法制建设。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要求信息优势方向信息劣势方提供信息,以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其次,政府应当调整监管重心,加大对车险市场上保险中介的监管。依法打击不法中介,对保险中介的市场准入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提高保险中介从业者的从业“门槛”。而对于保险公司的监管,则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检查市场运行状况与预防市场偏轨上,为保险公司提供更大的自山发展空间。最后,通过建立个人信用档案来促使代理人信息得到较好显不,保证车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从中得到的启示
借鉴国外汽车保险制度的经验,得出许多启示,找出中外车险水平的差距,有利于提高我国保险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6.车险市场化改革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与德国相似,我国车险改革初期仍以较低层次的费率竞争为主要营销手段。因此,在改革启动之初的2003年前半年,车险费率一路走低,同时,赔付率则逐步攀升。与德国不同的是,仅半年多时间,我国车险市场的平均费率就开始呈上扬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多年的市场经济进程己经为车险改革打卜了较好的制度基础。车险改革之前,财产险市场除人保和中华联合外都是股份制公司,有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人保虽然由于体制等诸方面原因转型较慢,但股改后公司经营理念调整得也很迅速,局部地区人保费率开始上调。另一方面,传统财产险领域竞争亦很激烈,不存在较高的利润空间,保险公司只有通过主动的战略调整、产品创新及内部架构重组,公司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德国的激进式改革花了近五年时间才走向规范,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未及一年,市场开始逐步走向规范,基木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是,对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国外经验告诉我们,作为财产险的重中之重,车险改革不会一墩而就,对改革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风险,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前瞻性的准备,车险市场化改革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6.2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费率和核保政策
我国车险费率改革应分阶段逐步推进,分阶段地引入了折扣贴现率、投保人特定费率,并在基木保费的基础上适用浮动费率。而后再根据保险公司各自特点自行制定的自由费率制度。先实行附加保险费率的自由化,再等时机成熟时实行纯保费的差别化。为了缓和对汽车保险市场的冲击,确保车险消费者认同费率自由化,应对车险费率分阶段逐步实行自由化。
6.3 拓宽车险销售渠道 与品牌汽车经销商结盟,构建车险大超市,对我国保险业未来的发展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新方向。汽车保险协会成员公司可以与品牌汽车经销商结盟,构建车险大超市。协会各成员将各自公司开办的险种、保障范围、费率、售后服务等个性化的保险产品。车险费率市场化后,为降低业务成木,各保险公司应创新销售渠道,大力发展车险营销的电子化及银行保险。由于车险的被保险人具有分散性的特点,代理制度成为我国现行车险市场营销模式的主流。同时,电子商务的出现将引发保险领域的一场新的竞争。对于财产保险公司而言,机动车辆保险是最适合利用网络进行电子商务经营的业务之一。另外,开展银行保险业务,有利于利用银行覆盖面)‘一泛的营业网点,降低业务成木。同时各保险公司还要在服务上推陈出新,遵循“以人为木,服务至上”的市场原则,从价格竞争转向产品与服务的竞争。
6.4 保险公司应加强独自开发新的车险产品及相关服务
各保险公司设应该计既符合客户需求又具备自己公司特色的保险产品,加强独自开发新的车险产品及相关服务,使费率竞争和产品及服务竞争并驾齐驱。可以参照美国等机动车辆保险的险种构成,根据保险条件调整保险费,在传统汽车保险产品的基础上,开发长期储蓄型产品。可以效仿那些成功的实行“从人主义”的费率模式的国家,将投保额度按驾驶员的驾驶纪,年龄,家庭成员和地区环境几方面来计算。用投保人的驾驶纪录来控制续保时费率的幅度。如投保人在往年投保期间发生理赔事故,则上调其保险费率,而幅度依事故的大小、投保人应承担责任的轻重、被罚款的多寡而定。现今我国家庭一辆车往往是几个人共同开的,因此,保险公司可以按照家庭成员拥有驾照的人数来制定保险的费率。同样年龄的计费方式可以通过不同的年龄段来实现,一般青年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高于中年人,因此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卜,保险公司对中年人收取的保险费可略低。从发达国家的保险产品来看,国外车险做得更细,更多样化,我国车险改革后,主险基木没有改变,只是附加险增加了,但还不够完善,还要借鉴国外汽车保险的经验,取长补短,找出差距,从而设计出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保险产品。总结
汽车保险是伴随着汽车工业发展而来的,在拥有百年汽车工业历史的欧美国家,早已形成了健全完善且各具特色的汽车保险制度,虽然不同的国情导致各国汽车保险制度的侧重点不同,但他们的先进理念和完善制度都值得我们学习。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迅速,汽车消费的增长必将带动汽车保险业务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按照入世协议我国将逐渐开放保险市场,中国汽车保险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将直面国外保险巨头的竞争。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应该发现和总结我国现阶段汽车保险制度的不足,通过借鉴国外汽车保险行业的经验加以解决和改善,逐步完善和建成符合我国国情的汽车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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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国外普及义务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普及义务教育对我国的的启示
(一)我国普及义务教育的现状
1.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
1949年9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但由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义务教育的普及未能得到很好的实施。1980年12月,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八十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我国开始全面实施普及义务教育。
2.义务教育普及程度
根据《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全国共有小学30.09万所;招生1695.72万人;在校生10331.51万人;毕业生数1864.95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打到99.54%,其中男女净入学率分别为99.5%,99.58%。全国共有初中学校5.79万所,招生1859.6万人;在校生5584.97万人;毕业生1867.95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83.4%。另外,师资合格率逐年提高,小学专任教师合格率99.27%,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97.79%。城乡普通中小学的办学条件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至2008年底,全国普通中小学校舍建筑面积136521.37万平方米。同时,其他硬件设施的达标率也在逐年提高。
3.普及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
自《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越来越深入。可是,在表明教育成就的许多指标上,中国的普及义务教育还在任重道远。其存在的问题大致有以下方面:
(1)教育公平问题
教育公平的核心内容是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权和售教育机会的平等。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但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却极不平衡,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存在巨大落差。经济的不平衡导致教育发展失衡,这一现象如今在我国城乡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教育公平问题还表现在入学机会上,如今我国在入学机会上存在不平等,如在广大山区,许多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另外,大部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很差,资源相当匮乏,师资力量薄弱,而城市学校与乡村学校则有天渊之别。
(2)教育经费投入问题
生产力水平对教育起决定性作用。教育经费投入的多寡将直接决定义务教育教育普及程度。直到2008年底,我国教育之处占国内生产总值还达不到3%。
(3)学历和考试中心主义问题
受“教育传统”的影响,我国普遍重视知识教育和获取功名。普及义务教育后,学生苦读书,读死书,追求虚荣,鄙视实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至今仍有很大影响,造成教育片面追求智育,而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应试教育”肆行,忽视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育缔造了大量“分本意学习者”,因此,出现了学生厌学,因受不了压力而逃学甚至自杀等事件。
(4)师资队伍质量不高问题。
我国在教师教育,教师专业培训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足,义务教育阶段师资合格率虽不断地提高,但仍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的优先发展。特别是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取得了宝贵经验。
1.国民有正确的认识
早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就提出普及义务教育的设想,但因国内各方认识不一,特别是遇到上层贵族的反对而无法实施。产业革命成功之后,统治阶级认识有所转变,开始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发展教育。《初等教育法》序言中指出:“我国产业的繁荣,取决于初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没有受过初等教育的工人,“尽管他们有健美的肌肉和高度的技能,但在国际竞争中必然要完全失败”。“英国的未来决定于初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为了“维护其地位,就必须提高每个人的智力”。这种认识为英国初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政府视教育为立国之本,朝野上下齐心兴学。1872年颁布《学制》,并发出关于奖励求学者的训令,指出:“一般人民无论华族、士族、农工、商及妇人女子,均期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日本各界对普及义务教育的极端重视,使日本能在短期内迅速普及中等教育,成为“教育之国”。
2.国家用法律保证
马克思在谈到争取工人子女受教育权利时指出:“只有通过国家政权实施普通法律才能办到”;早在16世纪,德意志各公国就颁布了强迫教育的法令;英国自1834年以来分布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法规,禁止工厂使用童工,规定儿童接受初等乃至中等义务教育;美国自1852年到1918年全美48个州都制定了义务教育法,规定儿童到入学年龄而不入学是违法行为;日本自1872年开始实行教育立法,规定了免费义务教育,对违反者给予罚款。
3.注重教育投资
日本的教育起点低,历史短。但由于日本重视教育投资,不断增加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预算中的比例,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经费,使得普及教育工作速度惊人。同时,日本的一些民间企业、社会团体对办教育都肯花钱,他们认为:“只有教育投资才是最好的投资”。日本从1873年到1973年的100年间,国家教育经费增长50万倍还多,平均年增长1.5倍。
4.具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英、美、法、日、朝等国对教师的培训与提高都很重视,其主要做法有两点:一是发展各种形式的师范教育,培养合格教师。二是建立教师培训制度,不断提高教师水平。
(三)外国普及义务教育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1.增强全民重教意识推进义务教育进程。
国外普及义务教育的历史表明,只有当国民对普及义务教育有了足够认识,并将其视为基本国策时,才能为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大国,更需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为此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民重教意识,造成一种政府重视,社会支持,人民自觉履行义务的良好社会环境。象抓计划生育那样,把普及义务教育真正立为国策。
2.健全教育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加快普及义务教育步伐。
国外普及义务教育的经验表明,在实施普及义务教育过程中,立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律程序,把国家关于普及义务教育的方针、政策,制度、措施等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是最有利的保证。
我国已经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但地方还缺少与此相匹配的具体法规,况且还存在公民法制观念淡薄,执法部门执法不严的问题,这些是造成我国普及义务教育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亟待改进。
3.加大教育投入保证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
办教育就要花钱,并且要肯于花钱。谁这样做,谁就会在教育上有大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是重要的,但不应该是唯一的,社会各界都有对教育特别是初等义务教育投资的义务。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我国的初等教育由普及义务教育到免费教育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求得社会各界鼎力支持是一项符合我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好办法。
4.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提高义务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