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市公交立法及其对北京公交发展的启示

第一篇：国外城市公交立法及其对北京公交发展的启示

国外城市公交立法及其对北京公交发展的启示

李红昌

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公共交通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不少国家出台了专门的城市公共交通法，北京市作为中国的首都和亚洲特大城市，公共交通问题也不容忽视。借鉴国外城市公共交通立法对于北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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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具有乘载量大、运输密度高、占地少的优点，美国、德国、法国等国都非常重视用立法手段规范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营，对公交管理者、运营者、交通工具使用者做出了司法规范，以确保城市公共交通的优先发展，提高城市公共交通的效率，满足人们的出行需要，美化城市形象，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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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前30年，公共交通在美国的客运交通中占有主导地位，成为当时世界上使用最广泛、技术最先进的交通方式。二次大战结束后，小汽车迅速发展，大量美国人放弃了公共交通。至60年代中期，公共交通首次出现经营性亏损，1975年票款收入仅及运行成本的一半，公共交通事业陷入服务量缩减、票价上涨、基础设施被忽视、服务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中。

早在1964年联邦政府就通过了《城市公共交通法》，并承诺提供拨款资助各地区交通规划项目，最高数额达到总费用的2/3，目的就是要维护已有的公共交通系统，还要改善和扩大其服务。此外于1970年通过了《城市公共交通扶持法》，明确规定公共交通获得道路权，开辟公共汽车专用道或优先通行道。在1974年能源危机后，国会首次批准对公共交通的公共拨款和经营性补贴。70年代后期，由于公交企业亏损严重，公共拨款中大部分用作经营性补贴。

联邦政府的资助计划虽然使公共交通稳定在一定水平，但由于小汽车的使用不断增加，公共交通在总出行人次中的比例仍从1975年的5%下降到1990年的3%，乘客公里也从3%下降到2%。联邦政府开始意识到，城市公共交通立法不能单纯从调整运输供给出发，而应当综合考虑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结构和调控、限制运输需求。

1991年，《综合地面交通效率法》经联邦总统布什签署通过，该法提供了限制小汽车使用和鼓励公共交通的必要框架，要求在城市中实施综合交通规划，明确要求重视各种交通方式的协调和配合，包括公共交通、小汽车、自行车和步行，并进一步要求制订州和大都市范围的长期综合交通规划，全面考虑土地使用、经济发展、大气质量和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的影响。1998年，《21世纪交通平衡法》经联邦总统克林顿签署生效，该法增加了有利于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内容，鼓励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城市地区低速磁浮技术的研发工作，并保证到2003年将为公共交通提供360亿美元的公共交通基金，另有50亿美元可用于各种拨款。1999年有26亿美元用于支持城市和农村的公式分配计划，即按照一定公式分配给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化地区。公式分配基金中约70%用于公共汽车。同时，经营性补贴范围不断削减，联邦政府只照顾小城市和农村的公交系统。

美国联邦政府的公交投资和城市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政策取得了良好的回报，城市公共交通的客运人次已经开始回升，全国很多城市和城镇正投资建造新的公共交通项目、智能交通系统和高满载率车辆的专用道。公共交通不仅使消费者受益，而且在缓解交通拥挤、发展经济和清洁空气等方面贡献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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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法国政府始终坚持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政策。1995年至2001年间，法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一些与城市公交相关的法律，其中最重要法规是《空气清洁法》和《国家城市振兴协作法》，充分体现了政府在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方面的政策导向作用。

《空气清洁法》明确规定各城市必须改善城市交通环境、减少空气污染、搞好城市交通规划、开发建设公共交通专用道必须纳入有关部门的决策程序当中。几年来法国各城市根据交通规划的要求，先后建成了许多条公共汽车、有轨汽车专用道，并且大部分已投入使用或近期投入使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城市振兴协作法》则主要强调城市各项政策方面的协调配合，包括城市道路空间的合理利用、在道路使用上给

予公共交通优先权、并在财政投资方面为公共交通建立稳定的投资渠道，例如建立公共交通发展基金、向社会各企业征收交通税及要求各市、镇、省和地区建立交通统一协调委员会等。该法规定该委员会中必须有政府权威人士和各界代表参加，由交通委员会统一制定政策，协调城市交通的发展。该协调委员会可以制定具体的城市交通政策和措施，制定道路空间的合理分配政策，和进行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有机协调，将城市规划、住宅、交通为一体统筹解决交通问题，通过制定城市交通规划，在道路的分配使用上切实保障公交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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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4年，德国交通专家委员会就做了全面系统的关于改善城乡交通状况的报告，指出在人口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公共市郊客运对于解决城市或城乡地区交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鉴于此，联邦政府立法目标就是组织和资助公共市郊客运，使之能够安全、迅速、有效地完成公共市郊客运任务。

1971年德国颁布了《客运交通经济法》。1979年又在该法的基础上颁布了《有关公共客运法》。客运法中规定，经营者采用有轨电车、无轨电车或公共汽车在固定的线路或临时线路从事公交运营的，必须得到批准；公交企业扩大规模、进行基本建设改造时须持有政府交通运输部颁发的某一地区交通运输经营批准令，经营者或委托经营者必须有经营的能力并能够保障经营的安全；必须具有充分的可靠性（无任何不良及违法行为）；申请者和经营此项业务的人员需具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同时还需要通过道路客运交通部门考核验证；车辆和设施必须符合安全条件；经营者必须在经营有效期限内以符合公共交通利益和技术的方式经营。

在德国，公共市郊客运被视为现代城市规划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中强调，在所有地区，与交通密切相关的开发和交通服务必须同争取达到的发展目标相协调。此外，改善交通状况被看作是在人口密集地区达到城市规划目标的手段。公共市郊客运基础设施的规划同区域规划、地方规划以及城市建设联系密切，公共市郊客运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受到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的资助，公共市郊客运的税收也可以减免，当公共市郊客运在执行公共管理方面的任务导致经营亏损时，可以得到部分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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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城市客运市场的日益发展，从事客运的人员和单位将会越来越多，需要对从事客运条件、责任、义务、经营的批准、监督、终止、相互间的协调及违约处罚等各方面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完善的城市交通立法不仅严格明确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乘客间的行为规范准则，还能有效避免企业间的恶性竞争，确保良好的城市交通秩序和城市客运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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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市交通共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一是北京属特大型城市，人口众多，且分布极不均衡。市区不足10%的面积集中了全市约70%的人口，城区人口密度高达3~4万人/平方公里，人口的集中导致了出行的集中。其二是北京城区土地有限、道路总量不足，受资金和时间的限制，短期内通过大量修建道路以满足交通需求是不现实的。其三是机动车交通需求的增加远远快于道路的增长。统计数据表明，1999年城市道路长度比1995年增长24.9%，同期机动车拥有量却增长了63%，相当于每增加一公里的道路，增加880辆机动车。其四是结构不合理。北京的出行方式结构中轨道交通所占比例过低，还不到5%，自行车比例过高，超过45%。而从国际经验上看来，轨道交通应占19%左右，自行车不应超过30%。自行车的大量出行，使得道路交通“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严重，而且难以治理。城市交通拥挤不堪。全市严重拥堵路口路段已从1994年的36处增长到99外，市中心区道路网高峰期的平均负荷度超过90%，11条主干道的平均车速已降至10公里/小时。在交通高峰期，车辆的行驶速度甚至为1公里/小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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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运力增长缓慢，车辆老旧。在北京人口急速增长、出行总量增长迅速的情况下，公交车辆的增长速度却很低，更新换代也比较缓慢。

二是道路通行条件恶化，车速继续下降。据调查，1990年以来，北京市客货车辆行驶速度分别下降了15.6%和11.5%。按此推算，相当于损失公共电汽车标准车（解放单机）约1000辆，平均增加公交乘客在途时间约9分钟，折合公交乘客社会时间损失每天多达750,000小时，（按日公交出行人次500万计）。

此外，频繁的刹车制动，不仅增加了油耗还加速了车辆的磨损，导致运营成本的增加。

三是线路间换乘不方便，缺少与大客流集散点相适应的大型换乘枢纽。据测算，除同向换乘外，公共电汽车线路间的换乘距离过大，一般为500~600米，尤以新建立立交桥处为甚。目前北京三环内的立交桥处，垂直线路的平均换乘距离超过750米，多条线路首、末站在同一地点集结衔接的不多。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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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各国城市公共交通立法，尽管框架结构不尽相同，但是立法的目的和主要内容基本类似。从目的看，无外乎是对城市公共交通管理者、经营者和乘客的行为进行规范。而从内容上看，则涉及到管理机构的责任、公共交通的建设与规划、交通工具和设施的使用与维护、经营与营运等各个方面。目前我国交通立法中已有《铁路法》、《海运法》、《内河运输法》、《公路法》等，尚无城市公共交通法。现行的依据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一些政策和办法，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改革城市公共交通工作报告》、《城市公共交通当前产业政策实施办法》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管理条例等。这些政策、办法和条例对于加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促进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们的法律层次低，因而在执行中法律效用较差，且缺少统一和规范。为此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起草了《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已报国务院审议。该条例对公共交通各方面具体的管理工作做了较全面的法律规定，是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基础之一。北京市以前无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基于目前北京市公共交通的管理实践，以及经济发展的要求，系统地制定北京市城市公共交通法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立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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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北京城市公共交通现状，借鉴国外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经验，加快和完善北京市城市公共交通法规会优化城市交通运输结构，有力地促进北京市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中共北京市委八届六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将交通现代化作为城市现代化增长的需要，北京市城市公共交通立法规的设立将更有利于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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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北京城市交通立法有利于打破垄断，促进公平、合理、有序竞争。城市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公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城市公用事业的基本特征，即“服务的公共性、建设的超前性、效益的间接性、经营的垄断性”，其中经营的垄断性，在当前的改革形势虽已逐步走向“打破垄断，提倡竞争”的格局。北京市目前公交市场上有北京市公交总公司、运通总公司北京市巴士股份有限公3家企业，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格局。但是，运通线路只走北京市的外环，在线路设置上首先就处于较低的地位。其次，其线路往往绕远路。再者，其票价制定往往高于北京市公交总公司，5站地就要加钱，夏季起步价就要2元钱，高出原公交车一倍。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运通的客量。实际上，美国、法国、德国等国都注重在公共交通领域引入竞争，在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同时，不断削减对运营亏损的补贴，以达到提高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效率的目的。

通过城市交通立法，制定平等的竞争规则，规范企业间的竞争行为，使整个公共交通事业得到有序发展。通过立法引进竞争，以形成多家竞争的市场格局，真正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上去，同时也使乘客得到更好的服务。如法国《城市交通法》规定，“交通总政策也是不同交通方式间及企业间公平竞争的基本依据”，这就保证了城市客运交通在健康有序的环境中发展。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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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作为一种提供准公共物品的行业，同时公共交通的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回报率低、社会福利性高，仅凭其票款收入无法支付公交场站的规划、建设和保护以及车辆的更新换代，所以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通过城市公共交通立法，可以明确政府对北京市公共交通的财政补贴以及补贴方式。政府从政策、规划等方面给公交企业以支持，通过补贴方式改善公交企业的经营环境，从而增强公交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

力。在德国《公共市郊客运法》中明文规定，“当公共市郊客运由于执行它在公共经济方面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又不允许它用交通收入来弥补费用支出时，它可以得到经济补偿”。法国交通法中也规定，“公共交通企业执行规定的票价和服务标准，应该得到合理的政府补贴，以维持公共交通运营活动经费收支的平衡”。以法律手段确认对城市公共交通的补贴无疑有利于北京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立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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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公共交通管理上，市民往往机械地去适应交通政策的改变，缺乏双向沟通的渠道和机制。通过北京市城市公共交通立法，可以在法律上认定公众参与公共交通的权利。如法国城市交通法规定，“国家、有关地方政府及关心城市交通的代表，在城市规划原则下，通过民主协商，共同制定交通政策和实施方案”。法国的交通委员会、德国的交通运输专业联合会一般都由政府有关人员、交通专家、公共交通经营者和市民代表组成。

第二篇：国外安乐死的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安乐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安乐死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在当今的年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是父母给予的应当珍重。这里主要通过对于日本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来看到中国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说明问题。一．安乐死的意义

安乐死源于希腊的EUTHANASIA一词，原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又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对它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它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二．日本安乐死的发展

日本最早的安乐死案例出现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发生了六起安乐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谓的积极安乐死,并且是由亲属执行结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乐死协会试图通过一项根据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法案,这项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结束后,有关协会成员努力游说议会成员,但是最终由于社会的反对声音过高而没有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导的安乐死应当是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放弃生命维持治疗,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积极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后来,安乐死协会开始改变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遗嘱的执行上,而不再试图改变法律。

2.1日本关于临终关怀,特别是终止生命维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卫生与福利部和医学会1989年印制了生命临终措施指导手册。该手册在前言中写道:根据探讨中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负担的考虑,对于仅仅是为了延长患者临终生命的医疗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对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和呼吸系统将要终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只能是延长患者的痛苦„„从今以后,类似情形的医疗保健措施应当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决定权。而且。1992年3月,日本医学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印制了一份题为“给临终关怀医生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遗嘱。

199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死亡与医学保健专门委员会出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措施是可以允许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现有医学条件所无法逆转的;第二、必须病人在清醒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终止治疗措施必须由医生实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实施。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止治疗方面,也多处提到了“有尊严的死”一词,尽管死亡与医疗保健专门委员会没有详细论及“安乐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禁止“积极安乐死”。报告指出“杀死„„通过药物方式,尽管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许。”

三．中国安乐死的发展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王明成离开人世, 王明成的“安乐死”请求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在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却不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三．结论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在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国策等条件的束缚之下导致人民对于安乐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样，历史的不一样导致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观念和意识。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关于安乐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传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安乐死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传统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种传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

目前学术界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安乐死”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终止生命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或仁慈助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为被动“安乐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辅助设施和药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愿望，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时候，有过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实施“安乐死”。如通过立遗嘱。而非自愿“安乐死”针对的是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安乐死在日本备受关注和争议,日本成文法律尚无关于安乐死的规定。但是从案例的处理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消极安乐死,虽然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部分能够接受它已经做出了肯定性规定。尽管消极安乐死从法理上讲在日本属于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所以在日本还没有因消极安乐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对于积极安乐死,日本社会和民众所持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而且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确定的犯罪行为。从日本发生的积极安乐死案例来看,行为人都以杀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从量刑上看明显较轻,不同于其它杀人罪,这说明人们认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界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安乐死案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和日本很类似，对消极安乐死有着较大的肯定性。而积极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讨论。从中国政府对安乐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态度来说，安乐死在立法方面有着很大的阻碍，其中积极安乐死是一大方面。

虽然国外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于安乐死设立了法律进行规定，但是用于中国的现在的国情还是不符合的。在亚洲东方文化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从中国，日本等国家现在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态度以及讨论。对安乐死的认可只在存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认可，不能接受安乐死的积极死亡方面。所以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安乐死的立法都会很片面的或是保持现状不立。文化，道德，观念，伦理等等思想上的影响对安乐死中国化的进程有着无可估计的阻碍。但是它的发展却也是必然的要求，人的自由，人的本性等人对于自身的追求，不可不导致于安乐死的进程的快速发展。因此，安乐死在中国的发展将是冲突传统，也是人的解放的发展。

第三篇：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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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介绍，指出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美国及澳大利亚的经验，建立一部土壤污染防治法，并突出强调我了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所必须具有的原则及制度，预防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公众参与原则是防治土壤污染所必须具备的原则，同时政府责任制度、经济刺激制度和土地恢复制度是保障土壤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是保障土壤污染防治法建立后能够有效实施的根本保障。

引言

美国在上个世纪曾经启动了一项超级基金计划。为了解决地下水污染问题，投入２００多亿美元净化地下水。主要方法是把地下水抽出进行净化处理后再注回地下。计划执行一段时间后，科学家发现经过净化处理后的地下水，回到地下后水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后发现，原因来自土壤。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净化后的地下水再次被污染。科学研究发现，其实土壤污染与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息息相关，仅仅治理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并不能够使整个环境质量和农产品质量得到根本的改善。由此，土壤重污染被当作一个重要的环保课题提了出来。当前，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开展的如火如荼，而我国尚处于初期阶段，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弥补国内立法的不足。

一、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概况

（一）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日本是最早在土壤保护方面立法的国家，为了解决日本日趋严重的市街地(市区)土壤环境污染问题，日本环境省于2002年制定了《土壤污染对策法》，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之前，日本先后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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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基于农用地、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水质污染(与地下水相关的部分)防治法而建立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颁布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律》《土壤污染环境标准》《关于土壤·地下水污染调查·对策方针》《Dioxine 类物质对策特别措施法》等一系列法律，确立了预防对策和恢复对策的一系列措施。

2002年日本制定了《土壤污染对策法》，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检查制度(杂则)、惩罚条款进行了规定，并规定了成为土壤污染调查对象的土地条件及消除污染的土地基准等。该法案运用环境风险应对的观点，对工厂、企业废止和转产及进行城市再开发等事业时产生的土壤污染进行了约束。进一步加强了对预防原则、政府职责、土地标准的划分、激励机制等的规定。

（二）美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美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主要是《超级基金法》，1977年的“腊夫运河污染事故”使得 美国颁布了超级基金法(Superfund Act)，建立了一套在法律、管理制度以及技术规范方面比较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超级基金法》主要意图在于修复全国范围内的污染地块，明确清洁费用的承担者；规定包括土地厂房、设施等不动产的污染者、所有者和使用者应以追溯既往的方式承担法律上连带、严格、无限责任；制定了“危险登记评估体系”和“国家优先名单”的运作方式，并建立了超级基金以资助“棕色地块”的管理和修复；对土壤污染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同时明确了政府的责任，规定了美国环保局(EPA)根据《超级基金法》实施整治行动时具体程序。

在“超级基金法”颁布后，针对环境问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美国也陆续颁布了一些修订版和补充法案，如《超级基金增补和再授权法案》(Superfund Amendments and Reauthorization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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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以下简称SARA)以及《棕色地块法》(Small Business Liability Relief and Brownfields Revitalization Act)，《棕色地块法》阐明了污染的责任人和非责任人的界限，并制定了适用于该法的区域的评估标准，保护了无辜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权利，为促进棕色地块开发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澳大利亚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澳大利亚环境成文法很多，主要是一些单项立法，综合性环境立法较少，属于“大环境法”的模式。澳大利亚环境成文法按其内容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有关环境规划和污染防治的法规，包括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危险物品控制和污染防治等法规；二是保护自然遗迹和人文遗迹的法规；三是开发、利用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法规；四是在相关法规，包括职业安全、劳动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刑事法律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

澳大利亚联邦有关土地的环境保护法律主要有：《海洋和淹没土地法》(1973年)； 《国家拨款(自然保育、土壤保育)法》(1974年)；《矿物(淹没土地)法》(1981年)。地方有关土地的环境保护法(包括6个州、2个区和首都的环境立法)主要有：(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土壤保育法》；《土地委员会法》(1976年)； 《土地与环境法院法》(1979年，1983年修订)等。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公众参与制度，并且在技术层面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如微灌技术、卫星技术等，另外，澳大利亚很重视从整个生态维护的层面进行土壤污染防治，如对国内某些区域土壤通过设立保护区的办法进行重点保护。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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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涉及土壤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另外，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止土壤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我国于1995年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尽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少,但大多针对经济利用、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规划及土地权属问题等方面，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分散而不系统，缺乏具可操作性的细则和有威慑力的责任追究条款。现有土壤保护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可行性低，如《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污染物指标偏少，缺少有机物指标，无法满足土壤污染控制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且未考虑土壤种类和母质复杂性，就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以总量为基础；缺乏居住、工业建设项目中相关的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依据标准，缺乏居住、农田、采矿用地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

与现行环境法律中体系性较好的大气、水、海洋污染防治法律相比，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包括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标准体系、监测监控体系、土壤修复技术体系等。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填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已成为当务之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关法律的缺位已经逐渐在业内引起重视，在某些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已针对某些具体场地土壤制定了相关标准，如2002年，上海市政府为配合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制定了《黄浦江两岸滨江公共环境建设标准》。这也说明土壤污染问题受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是规范土壤保护工作的迫切要求。

三、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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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模式

与现行环境法律中体系性较好的大气、水、海洋污染防治法律相比，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包括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标准体系、监测监控体系、土壤修复技术体系等。回顾日本及澳大利亚，其土壤污染防治之所以运行的较为成功，与其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日本，早在1970年就颁布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律》，之后又制定了《市街地土壤污染暂定对策方针》等一系列与土壤污染防治有关的法律，直到2002年才颁布《土壤污染对策法》。当前，我国有关土壤保护的法律主要分散在各部门法中，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刑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及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另外，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止土壤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我国于1995年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仍然存在很多缺陷，如可行性低等。为了更加有效的保护土壤，在原有基础上对各法进行修修补补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步伐，因此，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填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确立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原则

1、预防原则

土壤是一个半稳定状态的复杂物质体系，对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和外来的物质有很大的 缓冲能力。从广义上说，土壤具有自净作用，但是当污染物的数量和污染速度超过了土壤的净化能力时，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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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了土壤本身的自然动态平衡，使污染物的积累过程逐渐占优势，从而导致土壤正常功能失调，土壤质量下降。预防原则从源头出了，控制污染物的产生是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方法。

预防原则实施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日本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规定了一系列的预防原则条款，在大气方面，日本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止法》以限制烟尘排放，同时规定了《Dioxine法》，详细规定了Dioxine 类物质的排放标准；在水质方面，制定了《水质污浊防止法》，详细规定了排放标准、禁止将有害物向地下渗透等；在废弃物处理方面，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规定了填埋标准、最终处理场的建设标准等；在化学物质及农药方面，制定了《化审法》以处理特定化学物质的技术标准，《肥料取缔法》规定了防止土壤污染的标准，《农药取缔法》规定了有关土壤残留的登录保留标准等。

如上所述，我国还没有建立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土壤污染的预防规定只是零星的规定在其他部门法中，因而，我国在建立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时，有必要在总则中明确规定预防原则，并将预防原则贯穿整个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去，同时在分则条款中制定若干具体措施，如建立土壤污染监测、预报与评价系统，仿效美国制定“危险登记评估体系”，同时根据土壤环境容量确定具体的土壤环境标准；发展清洁生产，彻底消除污染源，包括控制“三废”的排放，加强污灌管理，控制化肥农药的使用，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等等；另根据欧盟的经验，废物管理是预防土壤污染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制定的《关于环境保护、尤其是污泥农用时保护土壤的86/278/EEC指令》，对农用污泥作出了规定，《关于废物的75/442/EEC指令》要求废物在处置时不能污染土壤[16]等都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

2、污染者付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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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原则实施最成功的要属美国。美国政府根据超级基金法有权要求造成污染事故的责任方治理土壤污染，或者支付土壤污染治理的费用。拒绝支付费用者，政府可以要求其支付应付费用３倍以内的罚款。如“腊夫运河污染事故”中，污染者共赔偿受害居民经济损失和健康损失费３０亿美元，同时，美国在超级基金法中采取污染者即为“潜在责任人”的做法，建立了严格、连带和溯及既往的法律责任制度。土地污染者对其污染行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这种责任的追溯期永久。通过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可避免土壤环境污染纠纷无章可循、污染责任无法鉴定及土地修复责任无人承担的局面，改变我国在土壤污染方面对企业几乎无任何约束的现状，并制约因土壤污染修复或赔偿条例缺失造成的国外重污染工业纷纷迁移到我国的趋势。而且我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许多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老工业企业多为国有企业，加之历史上对污染土地不予重视等原因，在操作层面上实行“污染者付费”原则存在较大难度，因而，有必要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明确污染者付费原则，在污染土地治理与开发过程中，在“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基础上,体现“受益者负担”原理，建立严格、连带和溯及既往的法律责任制度，设立尽可能公平合理的责任机制并使之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动与促进污染土地的治理和开发。

3、可持续发展原则

美国在棕色地块再开发中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原则，规定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原则：其一，经济发展建基于生态平衡前提上，其二，公平地分摊发展的效益和不利的影响。同时假设了新发展模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转变；增长的效益要求理性的政策努力以保证公平；技术变革只是诸多可能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并且未必是最好的解决途径；空间、时间、阶层的外在形式必须给以明确的考虑；社会经济--生物因素是互为关联的，忽视这种关联就会产生问题。美国棕色地带的再开发，除了把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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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受污染地产修复为有生产能力的地区、有利于人类健康的环境外，同时强化了社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体系中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意义重大。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真正落实，需要对可持续开发加以规划，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不足以取得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和统一发展，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进程来处理被废弃或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地产，市场并不能保证理性的发展，对开发者有吸引力的往往不一定对整个社区有利。在一些差异大的因素诸如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经济进程、社会问题、经济流动性和市场准入问题、土地使用规划、城市开发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等方面，这一点就体现得更为鲜明。当然，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城市土地开发问题，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

4、公众参与原则

公共参与原则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形成之后能否具体落实重要体现，实施最为成功的是澳大利亚。从50年代澳大利亚农民开始普遍接受了保护环境的基本原则，通过改进耕作方式促进水土保持；80年代末，一个爱护土地(Land-care)运动在澳兴起，大批农民加入了各地的“爱护土地小组”这些农民在一起交流如何防治土地退化，政府给予支持，投入资金治理水土流失，还设置官员协调农民的活动。澳大利亚对改良天然草原，种植人工草地，合理利用草场非常重视，围栏面积4亿公顷，占草场总面积的90%，人工补播及改良草场面积已由50年代的6003公顷增加到现在的2700万公顷。

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确立公众参与原则，使农民逐渐树立保护土壤的理念。当然，理念的形成与落实可能并不能很快得以落实，需要一个过程，但澳大利亚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农民接受了保护土壤的理念，土壤污染防治将起到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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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立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制度

1、政府责任制度

预防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及公众参与原则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乃至整个环境法的重要原则，而政府责任是落实这几个原则的重要保障。美日澳都很注重政府职责，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三个层次都设有专门的环保机构，联邦政府设有环境与遗产部，州一级的环保机构较为复杂，以维多利亚州为例，政府设立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厅，下设环境保护局、自然资源局和生态再循环局，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主要通过协商和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家环境发展规划，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则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方式使州环境规划得以实施，各级政府都直接主导相应层次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绝大部分环保工作由政府直接参与完成[22]。再看日本，在土壤污染状况超过环境省所定的标准时，则将此地域设立为指定区域，由地方长官（都道府县）设立指定区域、进行公示并记录于台帐（称之为“指定区域台帐”），台帐的记载事项和保管要求由环境省令决定。都道府县的地方长官在没有正当理由时，不得拒绝阅览台帐的要求。美国也相继规定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的责任，如EPA于2000年10月出台了正式的棕色地块经济振兴计划(Brownfields Economic Redevelopment Intiative)该项计划授权各州、社区和各类买下棕色地块的产权所有者(stakeholder)协同工作，对棕色地块进行合理的评估、清洁和可持续的再开发利用。

中国之所以在责任问题上落实不好，就是因为政府责任不够明确，政府责任不但要规定，而且要落实到实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步发达国家后尘，2、经济刺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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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刺激制度是指利用经济杠杆对人们的环境行为进行调控的一系列规定的总称[25]。这种制度是经济学中费用—效益原理在环境管理中的一种应用，行为人所投入的进行环境治理和保护的费用是与其本身的经济利益、社会效益密切相关的。经济刺激制度实施较为成功的是美国和日本。美国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治理和再开发的投资，据规定，用于棕色地块污染治理方面的开支，在治理期间，免征所得税。在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的实施使得原本作为其营销手段的调查和治理的措施，转变为一种主动的新型的土壤环境污染风险管理和降低环境风险的相关服务产业，即土壤污染评价、土壤调查对策工程中介、有关土壤污染的保险业务的开发等一系列的相关产业，在此背景下，日本的金融业也开始探讨在进行土地担保和贷款业务中应该增加因土壤污染而带来的风险等融资审查内容。

经济刺激制度是鼓励公众由消极到积极保护土壤的最有效方式，因而一部行之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制定便成为关键所在。我国可以在税收方面给予企业以优惠，规定用于治理土壤污染方面的开支呆以免征或少征所得税，同时在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时兼顾今后的土壤污染治理产业，考虑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净化和跟踪监测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复合型环保业务和市场的发展前景以此形成专门的产业领域、将会改变产业结构，使环境保护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从而降低人类的产业活动对环境产生的负向负荷，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土地恢复制度

日本在制定土壤污染对策法之前，相关法律已经建立起不同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如基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而建立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基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措施法律而建立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基于水质污染防治法而建立的土壤污染对策体系（与地下水相关的部分），目前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还很不完整，因而有必要在接下来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建立一系列的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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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恢复对策，如利用已有的生物技术---蘑菇群落、蚯蚓等；污染治理费用专款专用，即对于污染者所付费用及政府为治理土壤所拨款项必须用于土壤治理，不得挪作他用；采用补助金和基金手段来推动社会团体参与到土壤修复；加强对污染物的处理，如对农药及废弃物加强控制。

目前来说，任一原则的单独运用都不足以遏制土壤污染，因此，在大力推行预防原则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土壤污染修复，形成一套土壤污染防治的预防性、综合性、整体性、全过程的制度，争取从各个环节上防治土壤污染。

第四篇：国外智慧城市启示

自2009年IBM提出智慧城市概念后，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大张旗鼓，如火如荼，把城市信息化建设模式从数字城市、无线城市推向另一个高度。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率先启动智慧城市试点工作，智慧城市建设配套政策正在逐步推出，众多地方政府也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了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截至2012年10月，我国已有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76%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220多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智慧城市计划投资规模超过1。1万亿元。

进入2013年，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跃跃欲试加入智慧城市建设大军之中，如贵州的贵阳、六盘水、铜仁等地正在编制智慧城市方案。部分经济条件较好、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已经完成从理论探索、概念包装向实施和落地阶段的转移，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呈现规模发展态势。

国外智慧城市发展相对平缓

与国内智慧城市发展和建设热火朝天、政府和企业界热情高涨形成对比的是，国外智慧城市发展相对平缓，大张旗鼓的规划和建设浪潮并未出现。各国以点带面，城市信息化的升级正积极有序推进。

其中，亚洲地区智慧城市建设以政府推动为主，相对较为体系化。亚洲智慧城市建设较为活跃，政府往往制定详细的信息化规划，确立以信息技术为引领的智慧城市战略地位，从技术、产业、应用等多个方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竞争力。例如，新加坡启动“智慧国2015”计划，建立无处不在的信息网络，大力发展通信和信息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意图将新加坡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一流的国际化城市。

欧洲的智慧城市则侧重绿色低碳主题，以科研带动并引领智慧发展。在建设理念和发展主题上，欧洲智慧城市以绿色、低碳、环保的智慧应用示范和局部试点为主。比如阿姆斯特丹启动的智慧城市行动计划，其核心目标是在2025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20%。

相对来说，北美地区以市场化机制来推动智慧城市，更加注重数据开放和建设实效。北美地区采用“企业推动为主，政府引导促进为辅”的发展方式，该地区政府重视公共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强调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规划，城市管理者并不在意其发展的是智慧城市还是数字城市，而更加注重技术应用效果和项目所发挥的效益，但是其发展理念、应用范围均很超前。比如美国联邦政府牵头组织的一些开源数据项目催生了一批智能化、数字化应用，为市民带来了实际便利。

发展条件存差异

国外发展智慧城市所解决的问题和发展重心与国内不同，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国内外工业化发展基础、城镇化发展水平、信息化发展条件以及政府运作机制存在较大的差异。

首先，国外是在工业化条件较好、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较高的情况下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国外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工业化，已经或正在进入信息化时代，其城镇化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因此，绿色低碳、惠民服务、信息共享成为其发展智慧城市的主要诉求。此外，国外发达国家信息化建设较早，其信息化法律法规比较完善，信息基础条件较好，民众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并且国外在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多以纯市场推动为主，政府更关注单项工程的效益，更加注重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国外智慧城市启示

虽然国内外条件存差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国外的智慧城市建设总结出如下启示。

政府引导，市场为主。国外智慧城市的发展注重吸收市场、社会的力量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以市场为主体，通过机制设计和制度建设，培育社会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例如，建立智慧城市建设基金，基金由政府和企业各自出资50%，这样吸收企业参与基金运营管理，有效吸收并带动社会资本投入智慧城市项目建设，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持续的资金保障。

全面统筹规划，资源整合共享。全面统筹区域、行业信息化发展，统筹政府引导与社会力量参与，制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从城市全局出发，打破条块分割，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工合作、互补互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集约化建设，促进网络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共享。

服务民生为本，改革机制体制。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应用，让信息化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民生改善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方便快捷、高效低碳的信息化发展环境。

区域均衡建设，创新引领发展。政府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强引导，做好先进区域和落后区域的平衡、先进行业和落后行业的平衡，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区域均衡建设，逐步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

建立健全信息化政策法规。加强信息化地方立法，根据信息化发展的需求依法制定推进信息化建设的法规制度，通过法规制度规范网上工作、信息资源采集和开发利用、信用体系建设、个人隐私保护、信息化普遍服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急需的信息化项目建设，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法规制度保障，规范网络秩序，培育健康文明的信息化环境。

第五篇：国外城市管理经验借鉴及其启示

国外城市管理经验借鉴及其启示

班级：广告090

1姓名：孔祥玉

学号：2009112509

国外城市管理经验借鉴及其启示

今天我要谈的是新加坡的城市管理对我国城市管理的启示。作为城市管理的成功典范，新加坡成了国际公认的“花园城市”，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城市管理模式和方法。目前，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管理中出现了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例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乱拆乱建、公平缺失等等，这些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国许多城市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时空环境更加复杂，对城市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发达国家城市化起步较早，在城市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城市管理模式，因此，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来审视我国的城市管理，进而完善城市管理模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规划、建设和管理相分离

“建管分离”是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十分成功。该国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分别由不同的相互独立的部门承担。城市的总体规划由城市重建局负责，城市管理职能则主要是由市镇理事会行使。各部门之间除了定期进行交流外，一般相互不干涉各自的职权范围，权责明确，便于城市管理规范化进行。

2、城市管理实现法制化

新加坡城市管理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法制化的管理，这也是它成功的最重要经验。首先建立一套完备的城市管理法规体系，同时，城市管理的执法力度很大，“严”字当头。另外，还拥有一支素质精良的法纪监督稽查队伍和遍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监控网络。

3、重视宣传教育

新加坡政府认为法制化的管理只能“治标”，要真正“治本”需要从根本上减少城市环境的破坏行为，这就要依赖于广泛的宣传教育。因此，政府不断以各种形式对其居民进行城市管理方面的宣传教育，使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遵守各项法律规章、维护城市环境的重要性。

4、城市管理单位与居民有效沟通

新加坡城市管理的主要负责机构—市镇理事会，把居民、城市管理中的承包商、基层领袖和政府部门都看作是自己的合作伙伴，始终保持着有效的沟通。市镇理

事会定期与建屋局、环境发展部等相关的政府部门举行会谈，通过宣传海报、布条、教育手册以及主办大型的活动来教育居民，同时还通过与基层领袖的定期会面以了解居民的问题和需求。

5、政府官员以身作则

新加坡城市重建局、建屋发展局、公园及康乐局、市镇理事会等公用事业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巡视公园、绿地、街道等，对有损坏或者不合要求的地方及时进行整治。新加坡的总理也对环境卫生、绿化及整个城市的管理工作十分重视，经常亲自上街巡视，亲自检查。因此，政府官员的重视保证了新加坡城市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新加坡城市管理模式的借鉴经验

1、借鉴可能性

城市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属性，才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我们认为，英美国家城市无论在经济、人口，还是在文化传承与中国城市的差异性较大，可借鉴的地方不多。相反，新加坡作为亚洲国家，与中国城市具有较多的共同属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加坡为城市国家，城市化率非常高。自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后，城市化率将得到进一步提高。因此，两者在城市管理方面存在许多共性;第二，新加坡经济较发达且保持了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中国改革开改三十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也取得较好成效，今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还实现了“率先突围”。因此，两者城市发展思路有其一致性;第四，新加坡的人文历史具有中华文化的渊源，其城市建筑也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中国城市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两者的城市管理文化也有相通之处等。因此，两者的城市共性，决定了两个城市管理方面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

2、先进经验

我们总结出新加坡城市管理中可以值得我国城市借鉴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管理理念先进。新加坡城市管理强调以人为本，服务优先，法治保障。在以人为本方面，新加坡致力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不断完善城市规划，加强“花园城市”建设。在服务优先方面，新加坡政府树立亲商思维、服务理念，政府行为要由服务型方式取代命令型方式。在加强法治保障方面，新加坡强调法律之内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没有特权，法律之上没有权威；二是城市管理体制科学。新加坡城市管理部门职责明确，国家发展部等行政部门之间职责是法定的，有关部门下属的多个法定机构，均由议会授权设立。新加坡城市管理协

调有力，成立了“花园城市行动委员会”，在拟定政策、综合协调有关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及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考评监督制度严格，其考评项目非常体系化，对每项指标都有十分具体的评分标准。新加坡社区自治程度高。新加坡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很有特色的一点就是社会和公民角色的确立，它将城市划分为5个社区，并设立社区发展理事会，在推动社区自治和参与城市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法制环境健全。新加坡城市管理的法制化水平较高，建立了一整套切合实际、操作性强、没有回旋余地的法律体系，立法严密，执法严正。

总的来说，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是符合城市管理发展需要的，但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不断改革与完善。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组建城市综合管理机构。我们有必要整合市与市有关规划、土地、市容等方面的协调机构的职责，由两地政府共同设立城市综合管理机构，指导两市城市管理工作，具体负责编制两市城市管理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协调实施，监督检查两市城市管理工作，负责两市城市管理考核，指导城市管理执法局执法工作，负责城市管理数字化管理与应急处理等。相关组建工作可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工作方案，报有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探索城市管理市场化运作机制。欧美城市管理中普遍适用的以“企业家政府”和“虚拟政府”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我国城市可以大胆借鉴，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引人竞争机制、利益机制和顾客至上意识，通过委托、招标、租赁、承包等形式，把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转移给企业、社区和私人机构，政府只负责市政公用设施规划、管理标准制定、价格监督和服务质量监督，环卫、市政、园林的养护实行企业化管理，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非政府组织承担市政设施的招标、监理、鉴定等专业性工作，在城市公用事业领域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实现城市管理市场化运作。

第三，提高城市管理社会化参与程度。从城市管理的发展动向可知，市民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可以更新城市管理的观念，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因此，我国城市应着力于建立政府主导，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城市管理机制，实行城市管理市民听证制度，让市民从决策、执法、监督全过程参与城市管理。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城市管理方案的科学性和社会认可度，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市民自觉参与城市管理、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则的积极性，因为来自于社会的规则，能最大程度得到群众的遵从。另外，我们还要发挥城市管理专家顾问组的作用，广泛吸纳专家和社会意见，择优配置社会智力，充分接受社会监督，实现城市管理社会化。

第四，加强城市管理法制建设。一方面，继续探索城市管理相对集中处罚权制度，建议由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牵头，进一步明晰我市城市管理执法局行政处罚权范围的界限，明确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之间职责分工，完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监督制度，切实提高城市管理执法水平。另一方面，建议对城市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疏理，做好立、改、废的衔接，以利于城市管理法制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同时，建议由市政府组织对城市管理法律法规执法情况进行检查，完善监督措施，推进法治城市建设进程。

第五，挖掘城市文化的独特价值。在城市管理中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城市文化潜在的社会经济价值，凸显城市文化要素，张扬城市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