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立法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立法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人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80年的20％发展到2002年的38％。作为世界上城市化进程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外经验表明，立法先行，运用法律的强制约束力，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的矛盾，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制度保障。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些大中小城市相继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目前660多个城市中，已有近百个城市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然而由于相关立法不完善，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在城市规划、城市产业结构、城市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行、公众参与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借鉴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立法经验，通过完善的立法建立健全保障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依法规范生态城市建设，避免重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当务之急。
1、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立法概况及特点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开始通过严格的立法来推进城市生态化建设并取得明显成效，例如，日本、美国、德国、法国、荷兰等。这些国家通过立法，已经建立了涉及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绿色贸易、绿色税收、绿色审计、绿色教育、公众参与等一系列完善的生态城市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下面以日本、美国、欧盟为例论述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立法的特点。
1．1日本城市生态化建设立法进程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密度高，自然资源匮乏，人口、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环境立法最全面和最早探索循环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之一。目前，日本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型环境问题，有关城市生态化建设方面的立法大多存在于环境法律体系之中。作为环境保护综合性的基本大法，日本环境法的立法经历了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到1972年的《自然环境保全法》，再到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的过程，立法目的从公害控制发展到对环境整体的保护，立法目的不断深化。《环境基本法》针对城市型污染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基本策略，提倡全程的环境保护，确认了国家、政府、企业、民众等社会主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引导和规范全社会的环境保护行动，积极支持环境教育和民间环保活动，还涉及提供环境信息服务与发展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自1993年以来，日本相继颁布《容器包装回收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家电产品回收法》、《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绿色购买法》、《建筑废物回收法》、《容器再利用法》、《食品回收法》、《汽车回收法》、《化学物质综合管理法》、《家用电器再利用法》等法律，其中的《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提出“促进物质的循环，减轻环境负荷，从而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全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从法制上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环境立法重视建立综合性基本环境计划和协调机制，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采取行政控制和市场调节等多元机制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强调民众参与和公民的环境权益，最终确立了整体环境观指导下的统一、综合性的环境基本法模式，通过理性化的渐进法律制度设计，形成健全的环境法律体系。
日本建设省从1992年开始组织专家研究生态城市建设。北九州市从1997年开始实施以环境产业建设、环境新技术开发、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城市建设计划。目前，日本的城市规划中，与土地、住宅、城市建设相关的法律有200多个，城市规划法是其中的母法。在法律体系中《国土综合开发法》、《国土利用规划法》等全国性、综合性土地利用规划法律是《城市规划法》的基础。与《城市规划法》关系密切的平行法律有《土地收用法》、《地方税法》、《农地法》、《森林法》、《自然环境保护法》等。与《城市规划法》关系密切的下属范畴的法律有：《建筑基准法》、《土地区划整理法》、《城市再开发法》、《新住宅地开发法》、《城市公园法》、《文物保护法》、《河流法》、《港湾法》、《道路法》、《轨道交通法》、《停
车场法》以及其它与城市道路、市政、公园、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相关的法律。上述法律法规体系有效规范着日本的生态城市建设，起到良好效果。
1．2美国生态城市建设立法概况
美国的环境法律制度分为地方、地区、州和联邦四个层次，不同的行政管辖区域具有不同的规制方案。作为普通法法系国家，其综合性的环境成文法——《国家环境政策法》制定于1969年，较早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了命令控制、排污控制、技术强制和市场控制这四种模式。《国家环境政策法》还创造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有效矫正了传统发展战略忽视环境利益和环境价值的弊端，符合经济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取得了良好实效。单行立法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早以立法推行污染预防的国家，并特别重视发展环境技术，其污染预防包括污染物的源头预防和消减、再循环利用以及必要的末端处理等环节J。其《资源保护和回收法》就是对危险废物实施全过程监控的综合性环境基本法，该法有力地促进了废物循环和综合利用。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环境问题的激化与公众环境意识的增强，促成美国先后通过《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环境教育法》、《职业安全和健康法》、《噪声控制法》、《宁静社区法》和《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等。同时，美国对土地利用的规划管理进行了城市规划历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为保护城市环境、维护社会公正，强化“土地用途管制”的调控机制；二是对土地概念的新认识，城市规划的广域化和中央集权化，开发控制机制的改善与强化。城市规划成为实现经济成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的法制保障。例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在1971年以前城市总体规划处于顾问性地位，重视城市规划的人不多。1971年以后，加州开始承认总体规划的重要性，并通过司法判例使城市总体规划取得了城市开发宪法的地位，所有土地利用资格的审批权力必须以它为依据。据该州有关法律规定，城市总体规划必须具备防治环境污染和环境安全等要素j。1990年通过的《污染预防法》，宣布“对污染应该尽可能地实行预防或源削减是美国的国策”。1992年颁布的《能源法》，规定开发和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及沼气等新能源将享受税收优惠，立法鼓励使用新能源、推广新技术和淘汰落后工艺等。2000年颁布的《有机农业法》，对农业的发展做出严格规范，生态城市伯克利发展的都市型农业为生态农业的典范。
1．3欧盟生态城市建设立法态势
欧盟的大多数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就开始关注城市建设对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欧洲1973年的第一个环境行动计划就讨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之后在环境领域建立了管理机构。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生态法规的颁布，欧盟国家有关城市生态化建设的科学知识、工程技术、政府管理和公众行为均达到了较高水平，包括：经济发展与城市生态的协调；污染控制、节能措施和可更新能源的使用；水资源的严格管理；城市生态景观的明显改善；公民积极参与生态建设。欧盟的环境法规是基础性准则。欧盟成员国的环境立法需要同欧盟的环境立法接轨，成员国法律的调整则是一个转变过程。要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通过谈判与欧盟就未来的发展达成一致，符合欧盟的法规水平和这些国家在改善环境状况方面的意向是谈判的标准之一。许多成员国为达到欧盟环境法规的标准而积极采取措施，例如，德国于1998年修订的《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明确宣布：“本法的目的是促进循环经济，保护自然资源，确保废物按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进行清除”；法国有关法律规定到2003年要有85％的包装废物得到循环使用；荷兰将欧盟的环境法规都融人其立法中，而且清洁产品的生产和使用有来自消费者的压力。
从德国的城市建设法制看，经过近两个世纪的不断充实完善，其城市规划法已发展成为以《建设法典》为主导法律，包括《空间秩序法》、《联邦自然保护法》、《城市建设促进法》、《联邦有害物质防护法》、《文物保护法》、《田地重整法》以及《建设法典措施法》、《地产交易计价原则的规定》、《建设用地的法律规定》、《规划图例的法律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在内，覆盖空间秩序规划、区域规划、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诸多层面的综合体系。其《建设法典》特别强调在规划编制之前与完成之后的公众参与以及其它城建、环保等国家行政部门的参与。
总之，从国外城市生态化建设的实践看，除了公众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和生态建设的参与意识外，还拥有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注重通过严格的立法来保障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协调，充分发挥立法的规范、强制和保障作用，构建了符合城市生态化发展要求的法律体系，使法律成为推进城市生态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的制度保障。
2、中国现阶段生态城市建设立法状况分析
在立法上，中国有关生态城市建设的法律法规有三类：一是《环境保护法》及各部污染防治法，这些法律法规对城市的环境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明确提出“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防治城市扬尘污染”、防治城市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城市要使用清洁能源等规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中专章规定“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水污染防治法》中强调“城市污水要集中处理”；《环境噪声防治法》中，有很多针对“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的立法规范。二是以《城市规划法》为核心，包括《城市绿化条例》、《城市市容和环境管理条例》、《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等以解决城市发展诸多矛盾为目的的法律法规。三是许多省市积极开展了地方性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的立法工作。例如，2004年11月，由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的《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开始施行，从法规上保障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能够长期规范地坚持下去。深圳市政府从2004年起全面开展生态城市建设规划工作，并提出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紧密结合地方实际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依法强化环境监督管理等。目前，中国相关立法对生态城市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法制保障作用，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尽管中国现已初步形成包括宪法、法律以及相应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所构成的保障城市生态化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但与国外较完善、成熟的规范城市生态化建设的法制相比，中国的相关立法还处于较低层次，某些法律、法规甚至有冲突之处。中国环境法多为污染防治立法，缺少促进生态化建设的立法。从环境法律法规的创制来看，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促进公众、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立法活动的法定程序和机制，导致一些法规在颁布后才发现缺乏针对性，脱离实际而难以实施，甚至出现不必要的立法冲突。另一方面，现行环境立法权多由行政权支配，属于行政管制立法，对公民环境权利的实体及程序性规定既少，又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当公民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很难通过适用具体法律实现救济。这既背离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环境法原则，也造成公众环保意识不高以及生态建设力量薄弱。
第二，从立法导向看，国外立法将可持续发展、尊重生态规律、预防污染、污染者负担、污染物综合控制，尤其是公众参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综合决策等原则纳入立法中，而中国并没有完全纳入。中国现行环境法律法规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体现了从人的利益出发间接保护环境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要求完全不符，这就要求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重构环境立法，以构建促进整个环境生态系统有序更替与演进的环境法律体系。
第三，《城市规划法》在生态城市建设中至关重要，但中国城市规划法现已滞后于城市生态化建设的要求，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规划对城市建设的软约束。许多城市总体规划尚未到期，但城市建设规模已突破原定规划的现象与总体规划的实施进程滞后于规划期限的现象同时并存；城市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和重复建设浪费并存；城市建设时序混乱，基础设施不能合理布局和相互衔接，道路建设修了挖，挖了又修。二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衔接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由于对城市郊区的规划管理没有具体细则，规划部门与土地管理部门分而治之，使得城郊接合部成了“两不管”的脏、乱、差地带。三是开发区建设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开发区规划建设与城市总体规划脱节，破坏了城市的总体规划。各类开发区、大学城、科技园、软件园、旅游度假村等可独立进行规划，自成体系，给城市的长远健康发展埋下隐患。四是缺乏规划监督约束机制，违法建筑泛滥、环境污染严重。
3、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立法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日本、美国、欧盟等国家城市生态化建设的立法经验，结合国情，中国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生态城市建设立法。
3．1确立可持续发展、环境权的宪法地位
在宪法中确认和保障“可持续发展”，并与国际接轨，共同履行《21世纪议程》所规定的国际义务，是生态时代宪政重心从传统的工业经济转向以生态、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必然表现。从国外立法的演进历程看，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矛盾的不断加剧，尤其是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后，许多国家在宪法中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有的国家还把公民有在良好环境下生活的权利，即“环境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规定在宪法中。随着可持续发展、环境权的宪法地位的逐步确立，各国法律“生态化”趋势明显，开始出现全球环境法的趋同现象。虽然中国现行宪法第9条、第10条、第22条和第26条已明确了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是环境保护立法的宪法依据，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要比环境保护的概念深刻广泛得多。可持续发展涉及人口、粮食、物种和遗传资源、能源、工业、人居环境等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所以中国如果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宪法地位，将有利于把尊重生态规律，促进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贸易的立法精神融人整个法律体系中。同时，在宪法中明确公民的环境权，将有利于从宪法层次，为促进环保与生态化建设的公众参与提供立法依据。
3．2修改完善现行《环境保护法》、《城市规划法》体系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方面：一是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侧重污染防治的状况，确立对广义的环境保护进行全面综合整体规范的立法模式，为环境单项法的立法提供依据，并发挥指导地方政府进行有针对性的地方环境立法的作用。二是构建以预防为主和全过程控制的环境管理模式，实现行政机关间的有效配合与协作。三是明确公民参与环保的具体机制和渠道，建立促进非政府环保组织发展的激励机制。
城市规划法的修改方面，借鉴国外经验，明确《城市规划法》在城市法中的核心地位，协调与土地、农村规划、自然保护、市政、交通、文物保护等相关法律的关系。城市建设应力求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相统一，优化产业结构和街区布局，在不断完善城市社会经济功能的同时，力图改变生态功能脆弱的状况。要合理控制城市规模，把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大转向内涵发展。切实发挥城市规划法对城市土地及空间资源的调控作用，建立对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公务员的监督约束机制。
3．3通过立法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国外经验表明，循环经济是生态城市的支撑和标志，其运行是通过实施生态预算、生态指标、绿色会计、环境审计、环境标志、生态产业、清洁生产等建立可持续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并促进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和资源再生产业的发展。国外的循环经济立法，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领域内，建立消费拉动、政府采购、政策激励的循环经济发展机制，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者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借鉴国外经验，全国人大常委会现已将制定循环经济法
纳入立法规划。
3．4通过立法加强环境教育、鼓励公众参与
从环境意识看，国外通过立法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向公众提供免费的环境教育，公民有较强的环境意识和参与意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颁布了环境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促使国家、地方政府和经济机构积极支持环境教育，20世纪90年代后环境教育的内容已迈向可持续发展教育¨。尽管中国政府1994年颁布的《中国2l世纪议程》，明确提出通过教育提高全民环境意识，1996年颁布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提出实施全民环境道德教育的长期规划，但与发达国家的教育力度和国民的环境意识相比，中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也不适应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环境教育的内容包括环境科学、环境法律和环境伦理等诸多方面，可通过制定《环境教育法》构建面向全民全程终生的环境教育体系，要通过刚性的生态城市建设法制与柔性的环境教育的良性互动，促进生态城市建设的法治化。同时，可考虑在国家环保局颁布的《环境许可听证暂行办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制定《公众参与环保法》，确保公众通过法定程序和途径全面参与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活动，在涉及环保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建立公众知情权机制、表达机制、监督机制和救济机制，促进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第二篇：国外养老经验对中国养老的启示
国外养老对中国养老的启示
1欧美国家
法盛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各国财务状况、物质福利、健康和生活质量等指标评出全球退休指数。评出世界上最适合养老的十大国家，位居榜单前十位的国家，其中7个欧洲国家，1个北美洲国家，2个大洋洲国家。
（1）瑞士是全球公认的、名副其实的“最适合养老的国家”。居住环境一流：面积不大，但星罗棋布地盘踞着山川、河流、湖泊、森林……它包含了太多我们所能想象的美。还有各种高尔夫、登山、滑雪运动，让老人退休生活更精彩。这里的人平和、朴实、包容，热爱生活，崇尚自然，相处融洽。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全民医疗保健体系和强制性养老金制度等让瑞士成了“最适合养老”的国家。
一是时间银行。
“时间银行”由瑞士开发的一个养老项目，即人们在退休以后，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去照顾需要帮助的老人。其服务时间将会存入社保系统的个人账户内，“时间银行”会将服务时间统计出来，并颁发一张“时间银行卡”，在未来自己需要他人照顾时，可取出使用。另外，对于那些已经把时间存起来，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不使用“时间”的老人，“时间银行”便把义务服务的时间折合成一定的金钱或物质奖励，返还给老人。
二是，先进贴心的养老院。
瑞士大概有1700家养老院，其中60%为公立，40%为私立。瑞士养老院的规模都不大，每家通常设有几十至三百张床位不等。虽然容纳人数不多，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瑞士养老院基本可以做到1个专业护工照顾1个老人。
（2）挪威建立的石油基金（2006年更名为养老基金），目前资产达到10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养老基金。除以挪威520万人，相当于每人拥有19万美元的养老财富
在挪威并没有“养儿防老”的说法，他们更乐于去到养老院养老。挪威养老机构的环境静逸、空气清新，关注老人的身体心灵。很多养老院都会为长者开设演讲比赛、歌舞表演、电脑课程、外语培训等活动，甚至连心理医师、音乐理疗师、牧师等工种都配备了！
2亚洲
在亚洲也有养老很好的国家，比如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
（1）韩国的社会保障做的很好，社会保险（四大保险）、公共扶持（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服务。
韩国现代养老金体系的发展起源于1960年设立的公务员养老金计划。1963年，韩国从公务员养老金计划中分离出军人养老金计划；1975年，韩国设立了私立学校教师养老金计划；1988年，韩国建立覆盖全民的国民养老金计划。公务员、军人及私立学校教工等特殊职业养老金与国民养老金计划形成了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社会保障制度。1994年和2005年，韩国分别引入了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和第二支柱退休养老金计划作为国民养老金计划的补充。2008年，韩国引入基础老年养老金计划，资金由财政拨付，用于保障低收入老年家庭，构成了零支柱。至此，韩国形成了以第一支柱为主体、第二和第三支柱特色发展、零支柱保障低收入老年家庭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
（2）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老年化特别严重，社会中的各个行业都有大量的高龄工作者。
日本的养老保险有三个层次，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厚生年金基金和企业年金，这些福利几乎包括了社会中所有年龄及阶层的人，所以说日本的养老机制福利，社会福利都是很好的。
日本的养老体系经历了多次改革并具备了有以下特点，多结构形式的制度、养老保险基金的金融上的运用。
3我国
我国的养老机制也经历了多次改革，在制度不断完善改进的过程中，我国老年人的福利也在不断改进，比如我们身边的例子，在我们家乡老年人出行就享受了很多福利，公共交通上老年人有很多优惠，有老年免费卡和老年优惠卡，对老年人出行有很大的便利。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特别惊讶于瑞士的时间银行制度。因为我国较大的人口基数，在这种双刃剑的条件下，我感觉这个制度能很好的弥补劣势并把它转为优势。因为养老对于我国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护理人员，比如很多敬老院都存在人手不够的情况，这就导致了部分老人得不到足够的照顾，以及必要的聊天谈心的精神照料。在家的老人虽然能得到儿女的照顾，但是儿女都是有工作的，对于一个孩子的老人，必要的照顾更是不够的，也会给孩子加大负担。而如果实行这种制度，创建这么一个组织，参与这个组织的很多刚退休身体健康的老人都可以安排照料年纪更大的老人，这些老人在一起也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爱好，能更好的省去一大部分护理人员，甚至可以几个老人配备一个有医学知识的护理人员也是可以的。
另外，我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国家富强，虽然还没达到发达国家但已经全面脱贫。在这种情况下，老人的福利也在不断上升。国家可以再接再厉，吸取日本挪威等国家高福利的经验，继续增加老年人的福利。
第三篇：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
2006-8-
211 引言
生态城市思想提出后，有关的示范建设也在世界上广泛展开，目前国外已有不少城市取得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经验和效果。1992年美国在加州伯克莱实施了生态城市计划，其理念和做法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加坡经过几十年努力，已建设成为举世公认的花园城市和生态型城市。澳大利亚的哈里法克斯生态城项目是该国第一例生态城市规划，不仅涉及社区和建筑的物质循环规划，还涉及社会与经济结构，它走出传统商业开发的老路，提出了“社区驱动”的生态开发模式；怀阿拉市则充分融合了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技术，包括城市设计原则、建筑技术、设计要素与材料、传统的能源保证与能源替代、可持续的水资源使用和污水的再使用等，解决了该市的能源与资源问题。巴西的库里蒂巴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典范而享誉全球，其公交导向式的交通系统革新与垃圾循环回收入项目、能源保护项目曾荣获国际大奖。日本的九州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从某种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别的产业所利用，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放为零”的构想。德国Erlangen市率先执行“21世纪议程”有关决议，采取多种节地、节能、节水措施，修复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生态规划，成为德国“生态城市”先锋市。西班牙马德里与德国柏林合作，重点研究、实践城市空间和建筑物表面用绿色植被覆盖、雨水就地渗入地下、推广建筑节能技术材料、使用可循环材料等，改善了城市生态系统状况。此外印度的班加罗尔、巴西的桑托斯市、意大利的罗马、美国的华盛顿、克利夫兰和波特兰大都市区、俄罗斯的莫斯科、澳大利亚悉尼、坎培拉等城市都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或开展这方面研究。建设成果突出、影响较大的工作有美国加州伯克莱生态城市计划(1992)、克利夫兰和波特兰大都市区、印度的班加罗尔，巴西的库里蒂巴和桑托斯市、澳大利亚的怀阿拉市和Halifax生态城市建设计划(1994)、新西兰的Waitakere市、丹麦的哥本哈根、日本东京生态城市建设计划(1993)等。当前的趋势是从传统上那些小城市／镇延伸到一些开发时间较长、城市空间较大、产业形态复杂的国际大都市，如：东京、纽约、伦敦这样的全球性大都市，以及像新加坡、香港、汉城这样的洲际性大都市。与生态城市已有的丰富理论相比，这些实践并不完善，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城市建设，这些城市只是在向生态城市迈进的道路上走得更近一些，但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总结。
当前我国学界对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还停留在案例介绍阶段，对这些成功的经验并未有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本文试图深入分析当前较为成功的建设案例，对其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梳理，以图为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启发。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
总结国外影响较大的生态城市建设案例，其成功的经验主要在于明确而具体现实的目标体系、具体的项目、突出的重点领域、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的一体化、详细的分工实施体系、广泛的公众参与，加上具有明确法律地位和角色定位的推进和实施机构及完善的法律条例、市场化的管理体制等作为支撑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生态城市建设经验，并不是对已经存在的“生态城市／镇”的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因为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镇)，而主要是叙述和总结以“生态城市”为目标的生态城市建设试验和实践过程。即使是那些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的城市或地区，只要其实践活动对“生态城市”建设具有积极的、可借鉴的意义，我们仍然把这些实践当作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来对待。
2.1 明确而具体、现实的目标
西方国家的生态城市建设，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对目标的设计。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态问题，这些目标的设计者并没有好高骛远地想要一下子改变一切，提出诸如在我国生态城市
建设中经常提出的如“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等等宏大而空洞的目标，而往往是从小处入手，非常具体和贴近现实，能够直接用于指导实践活动。如丹麦生态城市建设的阶段性环境目标是：试验区内水的消费量减少10%、电消费量减少10%、回收入家庭垃圾减少城区垃圾生产、通过建立60个堆肥容器回收入10%的有机垃圾制作堆肥、回收入40%的建筑材料。这样的目标清晰明确，利于公众的理解和积极参与，也便于利用职能部门主动组织规划建设，保障了生态城市建设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2.2 具体的项目
不论是欧洲还是美洲，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后面，总是有具体的项目支撑，并且有保证这些项目得以实施的政策。
譬如，被誉为全球“生态城市”建设样板的美国加州伯克利，它的实践就是建立在一系列具体的行动项目之上，如建设慢行车道、恢复废弃河道、沿街种植果树、建造利用太阳能的绿色居所、通过能源利用条例来改善能源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公交线路、提倡以步代车、推迟并尽力阻止快车道的建设、召开有关各方参加的城市建设会议，等等。这些项目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微不足道的行动使生态城市建设得以扎实有效地进行。
又譬如，德国生态城市弗莱堡建设别具特色的项目包括：①大气环境保护项目，依据交通污染占到了大气污染的80%的调查结果，弗莱堡通过加强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公共交通系统和鼓励自行车使用，来进行环境保护。经过长期有序地建设城市有轨和公共汽车交通，形成了与整个周边地区融为一体的公交换乘网络，统一了在价格上极具吸引力的票价体系，鼓励市民在所有公交换乘地点换乘城市公共交通，方便到达城市和郊区的各个出行点，减少私人汽车的出行，降低空气污染。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发展与郊区相连的自行车道路网络、在市区增建自行车停车场和停车位，使自行车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比重逐年得到提高，极大地减少了由于交通发展而导致的环境污染。②能源利用的环境保护项目，通过在节约能源、使用新型能源以及发展热电联合等三个方面来减少环境负担，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其中，在节约能源方面，该市通过提高能源价格以及分发节能灯等方式减少居民的能源消耗。在开发新能源方面，利用对太阳能研究、开发和生产项目的资助以及建设“太阳能城市”等措施来推广新能源的利用。此外还有城市垃圾处理项目、居民区生态环境处理项目等等，每一个项目都具体明确并有系统的推进措施，保证了生态城市建设项目按科学的轨道稳步推进。
2.3 广泛的群众参与
在美国生态学家Richad Rezister提出的生态城市建设的十项计划中，第一项就是普及与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公众是城市的生产者、建设者、消费者、保护者，因此，国外成功的生态城镇建设都刻意地鼓励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参与，无论从规划方案的制定、实际的建设推进过程、还是后续的监督监控，都有具体的措施保证群众的广泛参与。这种做法，在很多城市收入到了良好的效果，可以说，广泛的群众参与是国外生态城镇建设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
如哈利法克斯生态城创立了“社区驱动”的一切程序。“社区驱动”是开发由社区控制，社区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维护全过程都由社区居民参与，是一种社区自助性开发方式。社区开发的管理机构一管理组，是通过邀请个人和重要组织的代表加入而组建的。作为居民、签约的投资者或支持者(人或组织)，在个人或者组织的目标是恰当、允许的情况下，可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社区建设。每一个居民都可参加到生态城市“赤脚建筑师计划”队伍中去。在来自股权登记和居民会议反馈的基础上，一系列赤脚建筑师计划评议会、设计讨论会传递有计划、开发及设计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从区域基础设施、历史、生态到社区艺术、设计，从地方规划、管理到整个场地规划建议，从详细设计、材料获取到场地建设组织和程序等内容。每居民都可参与计划最后的详细设计，同时在设计、建设过程中学到城市生态学的有关理论和实践应用知识，使建设者既了解社区，又了解生态学。建筑师、城市
生态学家则在其中起咨询、教育的作用。社区还设有城市生态中心作为公共教育场所，公众在这里通过图书馆、展览、咨询、报告可方便地知晓城市生态的有关知识，了解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进展。这种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公众的深度参与是项目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
又如德国生态城市Erlansen城在建设中，努力与市民一起进行规划，有意与一些行动小组，特别是与环境有关的小组合作，并使他们在一些具体项目中作为合作伙伴，同时又使他们保持自由，并可以抨击当局的某些决策。韩国汉城21世纪议程中，在每一个目标的背后都具体地提出公众参与的领域和途径，有效地保障了项目的实施。日本大阪市每年9月发动市民开展公共垃圾收入集活动，并向100万户家庭发放介绍垃圾处理知识和再生利用的宣传小册子。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更是利用广告衫、日历卡、笔记本、公交车等多种多样的载体，号召市民参与废弃物回收入再利用活动。
2.4 突出的重点领域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问题指向性，它往往不试图在城市中全面铺开地进行生态城市建设，而是面向问题、抓住重点、逐步推进，针对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交通拥挤、地面硬化、垃圾污染等问题，集中力量促使一两个问题的解决，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培养人才、教育公众、树立形象、凝聚人心，逐渐扩展到对其它问题的解决。比如巴西的库里蒂巴建设重点在于城市交通和垃圾资源化，日本有些城市的建设重点在于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而欧洲的一些城市则重点考虑生态社区，美国在建设生态城市的初期，主要是建造一些生态核心场地项目，即这些场地的建筑物均由节能、节水技术建造，后来逐步扩大到水的循环使用、雨水的保持、太阳能供热、城市工业使用再生能源等。
德国南部著名的生态城市弗莱堡，一开始就将生态城市建设的重点放在硬化地面的透水改造、屋顶绿化、河道自然景观的恢复上。首先，对城市所有的硬化地面(公路除外)进行彻底拆除，代之以多种形式的透水地面(包括透水砖地、卵石地、孔型砖地、碎石地、有机质屑地等)。这一项改造，给弗莱堡的环境带来了多方面的改善。其次，弗莱堡城市的居民通过庭院自助绿化、墙面立体绿化、阳台绿化、屋顶绿化、让天然植被回归城市等方法，有效地帮助自己居住的这个太阳辐射强的城市减少了热岛效应，使其卫生状况、环境质量和居住舒适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第三，弗莱堡城中的河道以模拟自然河床、保持河与岸的自然过渡结构、维持岸边自然植被为原则来维护河流环境，使河道中的水质清，河岸景观自然美丽，而且维护费用少。
生态城市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施需要系统而复杂的支撑条件，而在人们认识尚待深化、各种支撑条件远不完善的情况下，选择面向问题的重点突破，要比急功冒进的全面推进科学得多。首先，选择突出的问题入手，容易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同时投入也相对小得多，并且实施的主体也相对明确，容易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次，在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可以积累经验，完善相关的支撑条件，培养人才，教育广大的公众，使下一步的工作更容易推动；第三，一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为城市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强城市的吸引力，激发居民和决策者的自豪感与主人翁精神，使其有更大的意愿和投入来将生态城市的建设推向更深、更广。
2.5 生态建设与城市建设的一体化推进
有别于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经常出现生态建设与城市建设“两张皮”的状况，国外的生态城市建设通常将生态目标的实现融入到城市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城市建设统筹安排、科学规划，使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生态建设协调发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通过在城市建设中强调发展公共交通和土地的综合利用来实现节约资源、降低污染、保护生态等目标。
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学者认为，为了实现生态城市的目标就应该尽量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运输，因此当前国外较为成功的生态城市，多数把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作为主要的交通政策。所谓土地综合利用，就是在规划和设计中，把工作、居住和其他服务设施结合起来，综合地予以考虑。使人们能够就近入学、工作和享用各种服务设施，缩短人们每天的出行距离，减少能源消耗。
巴西著名生态城市库里蒂巴是将公共交通与土地的混合利用有机结合、成功实现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一体化推进的杰出代表。为避免小汽车使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土地占用、城市蔓延等问题，该市并未单纯地采用传统的控制小汽车使用或拥有、提高排放标准、减少道路供应以及其它的税收入、收入费等政策，或对公共交通进行财政补贴等方式，而是成功地将土地利用与交通相结合，不仅鼓励混合土地利用开发的方式，而且总体规划以城市公交线路所在的道路为中心，对所有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密度进行了分区，城市仅仅鼓励公交线路附近2个街区的高密度开发，并严格抑制距公交线路2个街区外的土地开发。一体化道路系统提供的高可达性促进了沿交通走廊的集中开发，土地利用规划方法也强化了这种开发。轴线开发使宽阔的交通走廊有足够的空间用作快速公交专用路。在许多建成区，也使用类似方法，使现有公交线路的沿线开发沿着主要线路向城市外缘发展，并把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规划与已有的交通走廊规划合为一体。土地利用与交通的成功结合，以及公共汽车快速交通技术的应用，保证了城市有2／3的市民每天都使用公共汽车，并且做到公共汽车服务无需财政补贴，研究人员估计每年减少的小汽车出行达2700万次。
2.6 完善的法律、政策和管理上的保障体系
生态城市的保障体系包括自然基底、经济实力、科技、文化、社会稳定、法律、政策和管理体制等等多个方面。在诸多因子中，自然基底、经济实力、科技、文化和社会稳定等因素往往是既定的，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但法律、政策和管理体制上的保障却可以相对比较快地提高和完善。综观国外成功的生态城市建设案例，极为重视这几项保障因子的建设，都有详细的分工实施体系、具有明确法律地位和角色定位的推进和实施机构及完善的法律条例、市场化的管理体制等作为支撑条件。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国外对生态城市建设的立法工作极为重视，一些国家通过立法，已经为生态城市建立了一套绿色(或生态)法律保障体系，即：绿色秩序制度，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绿色市场制度、绿色产业制度、绿色技术制度等；绿色产销制度，包括绿色生产制度、绿色消费制度、绿色贸易制度、绿色包装制度、废物回收入利用制度等；生态激励制度，包括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投资制度、绿色税收入制度、绿色统计制度、绿色审计制度、绿色会计制度等；绿色社会制度，包括绿色教育制度、绿色信息(宣传)制度、绿色行政制度、绿色采购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对作为生态城市建设重要保障的管理体制，也在一些著名的生态城市得到了重视。例如，澳大利亚著名生态城市Halifax近十年的建设自始至终都是由著名的非赢利机构——澳大利亚生态城市委员会组织实施，该机构丰厚的专业知识、先进的理念和高超的组织能力，将来自政界、建筑、森林、采矿和能源组织，自然保护组织以及如南澳大利亚燃气公司等企业和Kauma遗产保护委员会(Kauma Heritage Committtee)等等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凝聚到生态城市的建设活动当中。又如，为避免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南非生态城市米德兰德(Mi&and)还专门创设了一个独立的非政府机构——米德兰德生态城市联合会(Midr and Ecocity Trust)，以保障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项目顺利开展。讨论与思考
对比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成功案例，我们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差距和努力的方向。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生态市建设不同层面的探索，在至今近三十年的实践历程中，已有生态城市建设案例上百个，但真正成功、在国际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例子并不多见。总结其原因，在于以下四个主要的共性问题：一是对生态、生态城市等概念认识不足甚至曲解，加上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困难估计不足，导致建设内容片面化或者空洞化，同时出现大量建设性破坏现象；二是生态城镇建设目标过于超前或过于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与目前全国多数城市的平均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三是生态城镇规划地位不明、人才不足、脱离公众、内容混乱、实施不力；四是包括立法、体制、群众生态意识等等在内的生态城镇建设的支撑体系不健全，导致生态城镇建设推进不力，进展缓慢。因此，依据国外成功经验和我国国情，我国未来生态城市建设必须从加强理论研究、重视人才培养、发动群众参与、突出重点领域避免贪大求全、加快法律法规和政策、公众生态意识的提升等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努力缩小差距、迎头赶上。
当然，在肯定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国外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也有它的不足之处，突出地表现在生态理想主义与现实社会、文化的冲突和矛盾，譬如，它往往排斥全球化和区际贸易这两个现代经济的重要基础，强调在区域内获取区域所需的一切资源和产品；同时它试图打破和重构现代人类生活中一些重要的元素，如大众住房的理想模式、汽车等，它的推进也要以技术进步和区内居民高度的自觉性和认同感为前提，这首先使它失去了在现阶段广泛推广的可能性。因此，导致许多生态城市建设只能是在相对小的城镇或大城市中的小片区域进行实验，在一个现代城市这样大的尺度上的推进尚缺乏较成功的例子；同时也使一些生态城市建设项目(如Halifax生态城)走入了困境。
第四篇：国外安乐死的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安乐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安乐死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在当今的年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是父母给予的应当珍重。这里主要通过对于日本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来看到中国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说明问题。一．安乐死的意义
安乐死源于希腊的EUTHANASIA一词，原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又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对它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它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二．日本安乐死的发展
日本最早的安乐死案例出现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发生了六起安乐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谓的积极安乐死,并且是由亲属执行结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乐死协会试图通过一项根据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法案,这项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结束后,有关协会成员努力游说议会成员,但是最终由于社会的反对声音过高而没有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导的安乐死应当是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放弃生命维持治疗,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积极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后来,安乐死协会开始改变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遗嘱的执行上,而不再试图改变法律。
2.1日本关于临终关怀,特别是终止生命维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卫生与福利部和医学会1989年印制了生命临终措施指导手册。该手册在前言中写道:根据探讨中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负担的考虑,对于仅仅是为了延长患者临终生命的医疗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对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和呼吸系统将要终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只能是延长患者的痛苦„„从今以后,类似情形的医疗保健措施应当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决定权。而且。1992年3月,日本医学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印制了一份题为“给临终关怀医生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遗嘱。
199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死亡与医学保健专门委员会出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措施是可以允许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现有医学条件所无法逆转的;第二、必须病人在清醒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终止治疗措施必须由医生实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实施。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止治疗方面,也多处提到了“有尊严的死”一词,尽管死亡与医疗保健专门委员会没有详细论及“安乐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禁止“积极安乐死”。报告指出“杀死„„通过药物方式,尽管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许。”
三．中国安乐死的发展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王明成离开人世, 王明成的“安乐死”请求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在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却不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三．结论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在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国策等条件的束缚之下导致人民对于安乐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样，历史的不一样导致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观念和意识。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关于安乐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传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安乐死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传统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种传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
目前学术界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安乐死”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终止生命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或仁慈助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为被动“安乐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辅助设施和药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愿望，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时候，有过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实施“安乐死”。如通过立遗嘱。而非自愿“安乐死”针对的是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安乐死在日本备受关注和争议,日本成文法律尚无关于安乐死的规定。但是从案例的处理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消极安乐死,虽然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部分能够接受它已经做出了肯定性规定。尽管消极安乐死从法理上讲在日本属于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所以在日本还没有因消极安乐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对于积极安乐死,日本社会和民众所持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而且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确定的犯罪行为。从日本发生的积极安乐死案例来看,行为人都以杀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从量刑上看明显较轻,不同于其它杀人罪,这说明人们认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界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安乐死案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和日本很类似，对消极安乐死有着较大的肯定性。而积极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讨论。从中国政府对安乐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态度来说，安乐死在立法方面有着很大的阻碍，其中积极安乐死是一大方面。
虽然国外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于安乐死设立了法律进行规定，但是用于中国的现在的国情还是不符合的。在亚洲东方文化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从中国，日本等国家现在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态度以及讨论。对安乐死的认可只在存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认可，不能接受安乐死的积极死亡方面。所以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安乐死的立法都会很片面的或是保持现状不立。文化，道德，观念，伦理等等思想上的影响对安乐死中国化的进程有着无可估计的阻碍。但是它的发展却也是必然的要求，人的自由，人的本性等人对于自身的追求，不可不导致于安乐死的进程的快速发展。因此，安乐死在中国的发展将是冲突传统，也是人的解放的发展。
第五篇：国外关于农民工立法经验的借鉴
国外关于农民工立法经验的借鉴
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德国和英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早在1871年的时候，德意志帝国成立，届时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工人阶级，他们为保护自己的权益与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威廉一世为缓和社会矛盾于1881年提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规定工人因伤、老、病、残、事故而带来的经济困难时，应当有获得救济的权利，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由此源来。1889年，德国在《残疾和老年养老保险法》中规定所有农民都必须参加此保险，将所有农民包括农民工都囊括在义务保险的范畴内，可见早在当时，德国就对农民工有了针对性的养老保险制度。二十世纪以来，德国又陆续以《职业介绍法》和《失业保险法》问世，由此，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三大体系相辅相成，成为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柱。英国是一个典型的福利型国家，在英国，绝不因国民身份、户籍、职位和地位的因素而影响他们养老金的获得，这些福利均可无条件获得，由政府税收承担。英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也趋于完善，在英国，国民的医疗费用中百分之八十八是由政府承担，剩下的部分由医院承担，医疗保险几乎等同于公共福利。由此及彼，英国的工伤保险制度也是相对完善的，所有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工伤保险都是强制的，不管个人缴纳金额的多少，都能获得同等及时的服务。
在户籍管理制度方面，日本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对人口的迁徙都没有限制。日本对户籍的迁移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人在哪里户籍就跟随在哪里，该国只对户口登记程序进行严格要求，大大不同于中国的严格限制户籍迁入迁出的政策。在印度，法律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因种族、地区、信仰、宗教而歧视别人，农民与城市市民有着同等的权利和身份地位。
在教育和培训制度方面，德国采用的是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存的双元制教育制度，不仅注重适龄青年的义务教育，还重点投入建立了大批职业培训机构，保证所有职位的工人入岗前都要获得专门的技术培训并获得相应的资格。除此而外，德国海通过《童工法》很好的解决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这在其城市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职业培训机制，美国大力投入并支持职业培训，以工作在在一线的老师授课，来培养工人丰富的实践经验，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同样被高度重视。这无疑是美国经济发达的因素之所在。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问题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只有妥善解决好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才能统筹城乡建设，才能促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正真意识上的达到社会公平。针对我国农民工问题，我们应当从社会保障体制健全的国家吸收经验并借鉴精华，来针对我国发展的社会不公平现状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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