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外农村社区管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外农村社区管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农村社区作为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新载体，是中国实现农民就地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以来，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快速推进，一批批农村社区建成启用。然而，中国农村社区管理滞后于农村社区建设，整体上管理水平低下，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区功能的发挥，不利于农村社区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国外农村社区建设起步早，在农村社区管理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对完善中国农村社区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国外农村社区管理的主要模式
根据政府与社区自治管理组织的关系，国外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有3种：自治型社区管理模式，以美国为代表；混合型社区管理模式，以日本为代表；行政主导型社区管理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这里选取美国、日本和新加坡3个代表国家，对国外这3种农村社区管理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
（一）美国的自治型社区管理模式
在美国，只有密西西比州、缅因州、西弗吉尼亚州和佛蒙特州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他各州的农村地区很分散。美国农村社区通常指的是人口在2500人以下的农村居民点。目前，美国农村社区的占地面积大约为48.58万平方千米，人口规模在6000万人左右。美国是一个实行高度地方自治的国家，乡村自治在整个地方自治的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乡村自治制度是美国农村社区管理的基础。村民委员会是美国乡村自治的权力机构，拥有一定限度的立法权。社区、村民是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在管理的过程中不受政府的干预。
1.村级自治体机构履行村自治职能，是美国农村社区管理的核心
村自治体机构包括议事机构和执行机构。理事会是村的议事机构，主要职能是负责医疗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和福利体系建设，以及设立与废止村其他办事机构等。村长是理事会的负责人，理事会其他成员由村民选举产生，通常由村中比较有地位的人担当。执行机构的负责人也是村长；办事职员实行聘任制，由村长任命并对村长负责，主要承担村的日常事务。村法官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任期一般是4年。村法官的职责是司法调解，类似于中国的农村司法员或调解员，虽然裁决的程序没有诉讼严格，但作出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2.村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社区管理
社区会议、社区听证会和村民公决是美国村民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常用方式。在定期召开的农村社区会议上，村民听取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席所做的前一阶段工作汇报，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安排展开讨论。在社区听证会上，村民主要就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涉及社区公共利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尽快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村民公决是美国乡村立法的基本要求。村民公决主要是村民对一些重大事项，比如村选举时间变更，村的设立、更名、合并和撤销，立法等，进行集体表决。
3.社区组织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美国社区组织完全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中心，主要负责社区公共福利事业工作，服务领域涉及社区治安、教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承担着社区治安、教育、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等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
4.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中起辅助和指导作用，主要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宏观指导
在制定法律法规方面，美国政府主要制定涉及农村社区住宅、民权、信用贷款和投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农村社区管理方面的法律一般由农村社区的村民委员会制定。在宏观指导方面，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政策要求来推动一些和村民生活和生产相关的项目，带动农村社区经济发展；通过扩展社区组织来执行有关政府社区开发项目，传递社会服务；建立一些公益组织，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满足社区居民不同层次的需求。
(二)日本的混合型社区管理模式
日本农村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区居民的自组织联合，主要表现为单个自然村落或多个自然村落的联合。日本农村社区的管理表现出如下两大特征。
1.政府和社区居民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处于双重主导地位
在日本农村社区管理中，政府和社区居民具有明确的管理分工。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农村社区的整体发展规划，政府的规划不仅仅是指导，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方向性，决定着社区的整体发展方向；并为农村社区提供经费、技术等，推动其发展。社区及社区居民的主要职责是执行政府制定的农村社区发展规划，并管理农村社区的日常事务。在处理农村社区的日常事务时，社区及社区居民有决定权，政府不会干涉。可见，日本农村社区事务管理的自治水平较高。
2.农村社区管理在多方共同参与下完成
从总体上看，社区自治组织，民间性、公益性社会组织，自组织性、服务性经济组织（协会），以及半自治性、半 行政性组织共同参与日本农村社区管理。
日本农村社区的自治组织是町内会（有的地方称为自治区）。日本的市町村内部一般有村内会，有的村内会下面还设了班、组等基层构成单位。村内会具有社会性、志愿性与公益性特征，是农村社区居民自我治理的主要平台。村内会主要从事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基础的公共性管理、服务及其他自治活动，比如公众健康、信息服务、交通安全、犯罪预防、筹集基金和防止灾害等社会和公益活动，以及能够增进农村社区居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活动。
日本农村社区有数量众多的民间性、公益性社会组织和自组织性、服务性经济组织（协会）。民间性、公益性社会组织大都由社区居民组成，分布广，服务领域广泛，开展的活动包括社区治安维护、活跃当地文化体育生活、保护消费者利益、社区环境治理、增进社区般设置涵福利、社区就业和社区社会保障等。各种各样的农协是日本自组织性、服务性经济组织（协会）的代表。农协除了对农民进行专业培训，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推广农业技术，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农业保险外，还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 社会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本市町村公共团体一盖农林、民生、商工、卫生、劳动、土木和水产等方面的行政委员会，比如选举管理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固定资产评价审查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等。这些半自治性、半行政性组织是日本农村社区的重要组织机构，主要从事国家层面的公共服务及公共管理、办理地方自治事务，在实施政府基层管理和实现社区自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日本农村社区管理的重要补充。
（三）新加坡的行政主导型社区管理模式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语言的移民国家，人口主要由近100多年来从欧亚地区迁移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移民社会的特性，加上殖民统治历史的影响，新加坡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社会特色。新加坡的国情和社会特点，决定了其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是行政主导型，行政管理力量贯彻于社区管理全过程。
1.政府直接干预社区管理活动
在新加坡，有负责全国社区管理工作的专门职能机构。人民协会是全国社区建设、发展和管理总的协调机构和领导机构，具有半官方性质，主席由国家总理担任。全国又分5个区域设立社区发展理事会，社区发展理事会负责本地域内的社区管理工作，主席一般由议员兼任。为了直接指导和管理社区工作，新加坡在社区内也成立了各种形式的行政机构，在社区管理中体现了国家行政管理行为。此外，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结合紧密，政府会对社区组织的管理行为进行引导，并统一组织社区管理层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管理理念、管理行为等，在新加坡社区管理中体现了政府的社会价值观。
2.社区管理体系完善
除人民协会和社区发展理事会外，全国设了16个市镇理事会。市镇理事会受政府安排，负责辖区内社区的公共环境整治、物业管理等。再往下是公民咨询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按照选区为单位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负责协调与组织社区的国庆庆典、植树节、讲华语运动和礼貌运动等各种大型活动，并修订社区内的公共福利。居民委员会是新加坡社区管理的最基层组织，主要负责社区的日常管理。比如，组织文娱活动、休闲旅游等社区交际项目，密切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发动组织社区内居民，实施各种美化公共环境的活动；通过组织邻里守望计划等，维护社区治安环境。
3.民间组织是推进社区活动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新加坡，有各类自愿福利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广泛而深入地参与社区活动，为各类人群提供公共服务、救助服务和义务服务。“道德太和观”是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机构，下有55个实体，不仅为残疾、贫困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帮助普通居民。
4.社区居民自主参与意识不强
由于新加坡社区管理中的行政性和官方色彩较浓，社区居民依赖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习惯于接受制度的安排，参与社区管理的意识较为薄弱，自主参与社区管理的程度较低。但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义工群体在新加坡社区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政府注重培养为社会自愿贡献的 “义工精神”，在子女就学、购买住房和荣誉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义工队伍发展。目前，新加坡有3.2万义工，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为社区义务提供各种服务。
（四）3种管理模式比较
1.相同点
一是3种农村社区管理模式都具有健全的社区管理机构，而且权责明确。二是社区组织均作为重要的管理主体，在农村社区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3种农村社区管理模式都切合本国国情，因此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不同点
一是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中的介入程度不同。在自治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政府不直接介入农村社区管理，而是间接管理或用法律、经济手段调节。在混合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政府只是为农村社区管理提供指导与支持，较少介入农村社区管理。在行政主导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政府处于领导地位，直接负责农村社区管理工作。二是农村居民的参与程度不同。在自治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农村居民积极、主动和多途径参加农村社区管理。在混合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农村居民开始主动参加农村社区部分领域的管理。在行政主导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中，居民很少主动参加农村社区管理。
二、对中国的启示
1.建立队伍精良的农村社区管理机构
当前中国农村社区管理机构中高素质人才缺乏，管理人员素质整体水平较低。要提高农村社区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为表现优秀的人才设计一些升迁和奖励的渠道，吸引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加入到农村社区管理中来。对在岗的管理者定期进行培训，培训前要做好培训需求分析调查，创新培训形式和培训内容，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培养一支稳定的素质高、有专业技能的管理者队伍。乡村精英素质相对较高、能力相对较强，在农村社区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威信，对当地的风俗习惯、资源和经济发展等情况又熟悉，如果参与社区管理，既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又可以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农村社区发展策略。要积极引导乡村精英参与农村社区管理，通过专业管理人员与乡村精英的互补，实现专业与本土相结合的高效管理。
2.培育社区组织，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
在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农村社区管理中，社区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农村社区服务缺位较多，服务水平不高，这跟社区组织发展不足、作用没得到很好的发挥有很大关系。政府要放宽社区组织登记条件，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鼓励农村社区组织发展。根据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在农村社区倡导成立一些有特色的服务组织，比如，有助于社区居民反映诉求、化解矛盾的维权类社区组织，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公益类社区组织等。尽快完善社区组织相关立法，以制度化保障社区组织在农村社区管理中发挥应有功能，并为社区组织活动营造良好的条件、提供资金支持。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把一些社会性管理与服务职能交给相应的社区组织来完成，放权给社区组织，逐步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3.鼓励农民广泛参与农村社区管理
从整体形势上看，国外农村社区管理趋于自治化、公众化，这既符合世界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也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健康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意识淡薄，缺乏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热情和能力，习惯于传统的集权和统一被动管理。要加强宣传和教育，让农民认识到在社区管理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农民主动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意识。利益是人们采取行动的动力，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农村社区的整体利益联结起来，建立利益共同体，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社区管理事务的积极性。参与农村社区管理对农民的素质和能力有一定要求，要加强社会公德规范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农民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自觉维护社区利益；普及基础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造就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新型农民。增加农民参与社区管理的渠道和途径，使农民能及时有效地反映诉求、实行监督。相关部门在制定农村社区公共政策时，要充分听取农民的建议。
第二篇：国外网络舆情管理及启示要点
国外网络舆情管理状况分析
网络舆情治理应包括：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管理与控制、应对与处理等内容。其中，网络舆情管理和控制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和难点所在，因此，下文以网络舆情的管理和控制为主题来分析国外网络舆情管理状况。
一、国外网络舆情管理的基本手段和方法
经过长期的探索，国外网络舆情的管理和控制逐渐形成了五种基本手段和方法：行政性机构管理；政府立法管理；技术手段控制；网络行业、用户等自律；市场规律的自行调节。目前来看，每一种管理方法在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同时又都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1）行政性机构管理。各国纷纷将网络舆论管理纳入原有的广播、电视或信息管理体系之下，扩展现有管理机构的职能或成立新的网络管理机构，以制定行政性条例和规定、监督条例和规定的实施、许可证管理等行政的方式和力量进行网络舆情管理。这也使网络的行政管理受到各国原有广播电视等管理惯例的影响。在美国，传统电子传播领域，包括广电、电信等，全部隶属于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管理，网络产生之后，自然也归属于FCC管理之下。在法国，CST（le Conseil Superieur de la Telematique）通过检索终端———Minitel系统管理网络舆情，确保网络舆情与法国电信签订的合同内容相符。新加坡主要由广播局SBA(the Singapore Broadcasting Au-thority)管理网络舆情的内容，实施执照分类制度，内容事后审查等。特别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做法值得借鉴。为加强政府层面的管理，澳联邦政府将广播管制局和电信管制局合并，于2005年7月1日成立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负责整个澳大利亚的互联网管理工作，并在首都堪培拉、墨尔本和悉尼设有办事处，组成了管理委员会，已有690人的管理队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做出的这一决策，使广播电视和电信、互联网管理结合在一起，更加有利于高效管理，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和欢迎。互联网是社会大众共有的虚拟世界，但不应是绝对的自由平台，如果管理不善，任其自由发展，国家信息安全、企业电子商务、大众个人隐私就会受到损害，网络谣言、网络色情和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就会泛滥。所以，传播和媒体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针对上述问题进行监管。在墨尔本，已着手对手机短信、网络传播中的违法内容加强管理，不留死角。
同时，因网络舆情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等问题，因此还有一些其他政府机构参与网络舆情的检测、控制和管理。如么美国根据《爱国者法案》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中情局等都有权对公民上网信息、电子邮件等进行监视。
（2）政府立法管理。在法治社会，通过法律手段管理互联网具有稳定性和合法性，成为互联网管理最根本性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并且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从立法看，各国互联网立法的重点在于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网络言论和行为进行界定，明确保护什么，禁止什么；二是明确政府、服务商、网民等互联网主体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保证言论自由和网络舆情管理之间的矛盾关系。大多数国家在保证社会利益的原则下对网络言行、舆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立法保护和限制。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互联网法律最多的国家，对互联网进行规范的范畴已经涵盖到基础资源管理、国家安全、电子商务、网络犯罪、未成年人上网保护、个人隐私、知识产权保护、垃圾邮件等几乎各个互联网领域，代表性的法律包括《电信法》、《互联网免税法》、《数字千年版权法案》、《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30多部。“9·11”事件后，就网络信息安全领域加强立法成为各国的一个普遍趋势，重点是对上网行为和网上内容进行监控和管理。美国布什总统签署的《爱国者法》和《国土安全法》，授权政府或执法机构监控和屏蔽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内容，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调查机关要求下，有义务向美国政府提供用户的有关信息和背景，当局无需事先征得法院同意，即可监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上的其他相关信息。在谷歌公司2010年4月20日曝光的全球要求进行网络内容审查的政府名单中，美国位居前列，这也印证了法律所发挥的效力。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制定互联网管理法规的国家之一，使互联网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澳大利亚有关涉及互联网管理内容的法规及标准由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行业机构和消费者共同制定。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规主要有《广播服务法》、《反垃圾邮件法》、《互动赌博法》、《互联网内容法规》和《电子营销行业规定》等。网络实名制管理在澳大利亚得到社会舆情和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要求，互联网用户必须年满18周岁，并用真实身份登录；未成年人上网必须由其监护人与网络公司签订合同。这样增加了人们在使用网络时的信用，更利于自律和别人的监督。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推行互联网强制过滤计划，防范网络不良信息对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经济利益的威胁。传播和媒体管理局与各网络服务商签订协议，要求他们不得传播垃圾邮件、淫秽色情信息、暴力内容以及有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信息等，并向他们提供过滤软件。出现传播违法内容问题时，传播和媒体管理局可根据协议，要求网络服务商关闭受感染的服务器。同时，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设有专门的举报投诉热线，接报24小时内就会采取处置措施，并向投诉方做出回复。2010年以来，澳大利亚全国有22万多人通过这一方式举报了2800多万封垃圾邮件。同时，开展网上执法，传播和媒体管理局与警方密切配合，共同严格查处网络各种违法行为。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政府警署负责网上执法，并设有专门的互联网监控部门，对网络违法犯罪情况实施监控，特别是监控针对儿童的网上色情信息。
英国《调查权法案》、日本《犯罪搜查通信监听法》等也授权本国调查机关必要时可对互联网信息进行公开或秘密的监控等。
俄罗斯信息部2006年1月也根据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总统令出台了有关法令，决定对上网行为实施监控，要求本国互联网接入服务商安装网络监控设备，为联邦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设置网络监控后门。
1995年，韩国国会就修改通过了新的《电信事业法》，将“危险通信信息”作为管制对象。2001年，韩国先后颁布“不健康网站鉴定标准”和《互联网内容过滤法令》，在法律框架内确立信息内容过滤的合法性。近年来，韩国还陆续制定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保护信息法》等法律。对于在互联网上散布淫秽色情信息、通过侮辱诽谤来损害他人名誉、反复发送可诱发恐怖或不安情绪的信息、网络赌博、放任发布对青少年有害的信息等行为，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一经核实后，可要求互联网服务商或网站管理者进行删除或限制，对违法情节严重的责任人可处以刑罚或罚款。韩国是世界上首个强制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韩国目前已通过立法、监督、管理和教育等措施，对邮箱、论坛、博客，甚至网络视频和游戏网站等实行了实名制管理。
马来西亚《资讯及多媒体法》规定，利用互联网散播谣言或发布不正确消息者，除罚款外还可判处最高3年徒刑。
2005年10月7日，新加坡首次对两名在博客(网络日志)中发表种族煽动性言论的年轻男子判刑，旨在警告他人：网上言论自由也有限度。根据新加坡相关法律，所谓煽动性行为是指煽动新加坡不同族群之间相互仇视和敌对，初犯者将面临最高5000新元的罚款或者高达3年的监禁。近年来，新加坡屡出重典，从互联网准入、渠道管理和法制建设三方面净化网络空间。在准入方面，政府规定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内容供应商、政党组织、宗教团体和其他拥有政治、宗教内容的网站，都必须向新加坡媒体发展局申请许可证，保证遵从“互联网行为准则”，禁止出现破坏政治稳定和宗教团结的言行。许可证要求，网站如果提供政治或宗教问题讨论的公告板或论坛，也必须事先注册。这样，政府从源头上减少了网上错误言论的产生。
法律在有力地监督和控制网络舆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各方的一些自主权。
（3）技术手段控制。技术的问题要靠技术的手段来解决。有效的技术控制手段是行政管理和网络管理有效的基础。目前网络舆情控制最常见的技术手段是对网络舆情进行分级与过滤。分级制度是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种防止网络色情舆情的办法。将内容分成不同的级别，浏览器按分类系统所设定的类目进行限制。最常见的是设置过滤词，通过过滤词的设置阻挡有关内容的进入。例如，最近，英国“科波拉软件公司”开发出一套舆情分析软件，1秒钟能阅读10篇文章，能够自动分析网站、报纸等新闻媒介发表文章所持的基本观点，可以帮助政府和一些大公司全面了解公众舆情对他们的看法。
目前国外主要有五大商业性网络舆情检测系统，它们目前主要是为企业服务的，但同样可以为政府服务。同时无论为谁服务，在技术上都是大致相同的。下面介绍一下这五大技术系统。
1、Buzzlogic。它是一家基于数据分析技术从事网络广告制作、网络舆情分析、市场营销推广以及企业公关策划的公司，其提供的“BuzzLogic Insights”服务通过对博客进行高时效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舆情动态分析，为营销人员提供产品反馈意见、品牌认知度情况；为公关人员提供与知名博客建立关系、发现并跟踪新舆情的服务；帮助企业发现、吸引以及评估行业影响力，了解消费者需求，以改进服务。
2、Nielsen。尼尔森公司是全球性的信息和媒体公司，它拥有领先的市场地位、全面的媒介资讯，是出版界，展览界和报纸界公认的品牌。其提供的“BuzzMetrics”服务，在全球口碑测量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它在结合经验、数据、技术的基础上，帮助企业对在线言论及传播行为进行分析，其中包括微软、福特、诺基亚、宝洁、索尼等全球知名企业，中国舆情网-舆情必修课以增强企业在产品、市场、营销方面的竞争力，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促进业务增长。
3、Reputation Defender。众所周知，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隐私的概念，博客、微博、论坛以及社会媒体的扩散创造了一个全球进行交流信息的空间。互联网的增长、网络的特性、现实的状况使得管理网络声誉尤为重要。ReputationDefender通过专有技术，帮助客户监控网络，删除负面舆论（服务的层次取决于收费的高低），为企业塑造良好的网络形象。如今，它已经为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服务过。
4、Visible Technologies。它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从事网络品牌管理、网络营销推广以及通信业务的公司，其基于专业的技术队伍、大量的数据分析以及“客户第一”的服务理念，帮助企业跟踪消费者舆情，管理相关搜索引擎，尤其是其提供的“TruCast”服务、“TruView”服务为企业提供及时、全面、高效的战略解决方案，保护和促进企业的网络声誉，谷歌、雅虎、博雅、恒美、WPP集团等都与之有过合作。
5、Cision。它通过对博客、论坛、富媒体网站等进行大范围的网络舆情监测，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媒体资讯智能服务。公司的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致力于简化公司、公关代理、政府和非牟利机构的公关活动，并将跨越两个主要的媒体领域：媒体测量和资源分析，以帮助企业了解行业趋势、树立品牌形象以及提高其整体的公关和媒体监察能力。
技术手段也有其局限性。技术本身的机械性，并不能灵活的处理各种具体问题。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控制技术就会产生相应的反控制技术，因此技术管理不可能达到完善的程度。
（4）网络行业与用户自律。目前网络舆情管理中喊得最响的就是各方自律。因为自律给行业发展带来较少的限制，更有利于网络的自由发展。在网络出现之初，国外一些计算机协会与网络自律组织相继成立并制定一些行为自律规范。
英国互联网发展这些年快速而有序，网络色情传播等案件数量较少，一个叫“互联网监看基金会”（ＩＷＦ）的机构功不可没。这是一个由政府牵头成立的互联网行业自律组织，多年来在打击网络色情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英国互联网管理探索出一个良好的行业自律模式。互联网监看基金会成立于1996年。英国政府的贸易和工业部牵头，汇集内政部、伦敦警察局等政府机构以及主要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共同商讨如何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监管，最终达成了一份《R3网络安全协议》，并随之成立了互联网监看基金会，成员多为网络企业，也有教育、文化、政府、司法机构的代表。互联网监看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性组织，由来自互联网行业各方面的人士组成的董事会进行管理。《R3网络安全协议》中的R3是指3个以字母R开头的英文单词，即分级、报告和责任，它们很好地概括了互联网监看基金会的工作方式。首先，各家网络服务提供商作为互联网监看基金会的会员，有责任对自己提供的内容进行审查，删除违法内容，主要指不适合青少年的色情内容，并根据相应法规对一些内容进行分级标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目前确定的分类指标主要为裸露、性、辱骂性语言、暴力、个人隐私、网络诈骗、种族主义言论、潜在有害言论或行为以及成人主题等。而互联网监看基金会更主要的工作还是处理各种不良信息报告。网络用户如果发现了不良内容，可以登录该基金会的网站进行报告和投诉，基金会随之进行调查和评估，如果认定是非法内容，则会通知相应网络服务提供商将非法内容从服务器上删除，并根据情况将问题移交执法机构处理。十多年来，互联网监看基金会与政府部门通力合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该机构在今年3月刚刚发布的2010年年报中表示，那些处于该机构打击范围内的网络色情内容，现在已在英国的网络上几近消失。而对于那些服务器架设在其他国家的不良网站，该机构一方面会联系所在国的相关机构进行处理，另一方面也根据长期的工作经验列出一张“黑名单”。只要是在互联网监看基金会“黑名单”上的网站，英国的网络服务提供商一般都会切断网络访问途径，或是采取其他方式干扰对这个网站的访问。
在美国，很早就有一些网络自治组织和条例，如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的十条戒律、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网络伦理申明等等。目前主要有9个著名的互联网信息安全行业组织，包括美国计算机协会(ACM)、信息系统审查与控制协会(ISACA)、计算机安全协会(CSI)、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计算机应急响应协调中心(CERT/CC)、美国计算机职业者社会责任协会(CPSR)等。这些行业组织分别从信息安全的技术、教育培训、信息交流、从业资质认证、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从业人员社会责任等方面制定了许多详细的职业道德规范。
在法国，互联网企业先后成立了“法国域名注册协会”、“互联网监护会”和“互联网用户协会”等机构，以及法国唯一的负责自我调节和协调的独立机构——“互联网理事会”。德国也设立有“国际性内容自我规范网络组织”以确保网络内容的安全性，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使用者。
亚洲国家中，日本的行业自律体系非常完善。电气通信业者协会、电信服务业提供商协会等行业组织，制定了一系列行业规范，如《Internet网络事业者伦理准则》，强调行业自律与法治相结合，使网络参与者的自律成为解决网络问题的重要方式。新加坡2001年由政府管理部门、互联网业界进行协商并在对用户意见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内容操作守则》，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互联网业自律体系，鼓励互联网服务商制定自己的内容管理准则进行自我监管。这个守则虽然不具备法律强制性，但一旦采用就必须全盘接受，不得有所删改。该守则已被新加坡三家最主要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商星枢网、太平洋网和新加坡网所采用，并被纳入到与用户的合同中。
其他一些国家也很重视行业自律：如以色列网民1994年自发组织成立了互联网协会，提出互联网自我管理和操作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埃及互联网协会要求所有会员坚守自律准则，“有责任与公众的安全、健康、福利需求保持一致，要迅速揭发可能危害公众、环境及可能影响或与埃及传统价值、道德、宗教和国家利益相冲突的一切因素”等。
（5）市场机制的调节。发生关系的各方，通过各自所需的获取与付出，达到一种各方认可的协调与平衡。这种调节是以一定的市场规律为前提。这种自由的协商，缺乏一个权
威的把关人作为中间环节。结果是协商的各方很可能仅从自己的个体利益出发，根据自己的规则与价值判断来决定取舍，而这种取舍很有可能不符合或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给社会造成一定的损害与误导。
以上这些网络舆情管理方式在实际运用中一般是相互配合来使用的，但是以哪一种方式为主导，则依各国的具体情形而定。
（二）国外网络舆情的管理模式：差异性
如前所述，在网络舆情的管理上，国外主要是参照现有的广播电视的管理模式。这些模式就功能而言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经济性管理；二是社会性管理。经济性管理主要侧重于对各种经济关系的协调，如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社会性管理则侧重于对社会效益的控制，如网络行为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等。在具体操作中偏向于哪一种管理类型则依具体情况而定。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他们更早的走上了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市场运行机制趋于成熟，因此偏重市场调节与行业自律来对网络舆情的内容进行管理。如加拿大政府授权对网络舆情信息实行“自我规制”，将负面的网络舆情信息分为两类：非法信息与攻击性信息。前者以法律为依据，按法律来制裁；后者则依赖用户与行业的自律来解决。同时辅以自律性道德规范与网络知识教育，并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效果。在美国，政府对网络舆情管理的立法屡屡遭到一些社会团体的反对，认为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剥夺，结果有关立法都被法院以违宪裁决而告终。因此，目前美国网络舆情的管理，除违法内容依法惩处外，其它也主要是依行业自律与市场调节来进行管理，并以法律的手段来确保自我调节的有效性，如美国在1998年出台《网络免税法》，对自律较好的网络商给予两年免征新税的待遇。200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与国家白领犯罪中心(theNational White Collar Crime Center)设立网络欺骗控告中心(The Internet Fraud Complaint Cen-ter)，提供广泛的社会监督。英国在西方国家中是传统色彩较浓的一个国家，其网络舆情管理是实行立法与自律并举的方式进行。1996年，英国颁布《3R互联网安全规则》，对网络舆情中的非法信息，特别是色情淫秽内容进行管理，其管理是以网络服务商与网络用户的自律为基础，只是有人举报时，政府才介入调查、处理。
或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或由于市场运行机制的不成熟，或由于社会稳定缺乏一定的保障，一些亚洲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对网络舆情内容的管理具有较多的限制。如韩国是第一个有专门的网络审查法规的国家。早在1995年就出台了《电子传播商务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BusinessLaw)。其信息传播伦理部门(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Ethics Office)对“引起国家主权丧失”或“有害信息”等网络舆情内容进行审查。信息部(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可以根据需要命令信息提供者删除或限制某些网络舆论内容。在越南，内务部有权监控网络舆论内容，包括电子邮件以及网络用户在网络传输的任何信息。在新加坡，SBA监控网络有害信息，包括色情的，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内容提供商被要求用代理服务器对某些网络舆情信息来源进行过滤[5]。
（三）国外网络舆情管理的具体方式：多元化
以什么方式来管理网络舆情?网络发展从起步到成熟，在管理方式上也经历着艰难的探索。
二、国外网络舆情管理对我国的启示
网络时代是一个舆情更容易分散的时代。与传统媒体舆论相比，网络舆情具有分散的特点。传统媒体易于产生集中舆论的效果，可以使受众传媒为公众营造出一个意见气候，而人们由于惧怕社会孤立，会对强势气候采取趋同行动。在网络传播环境中，传播的整个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得过去难以产生全面社会影响的非大众传播方式有可能更深刻地作用于更大范围的受众，过去相对明朗的意见气候因此变得复杂起来。那么，参照国外网络舆情的管理经验，我国的舆情管理可以受到哪些启示呢？
（一）网络舆情管理方式：多管齐下
国务院新闻办在2000年4月成立网络新闻宣传管理局，并在各地设立网络新闻宣传管理处对网络舆情进行管理。涉嫌违法的网络舆情则交由公安部门的公共信息网络安全处处理。在具体操作上主要是在政策导向的前提下，通过人工把关与技术控制相结合来进行。目前网络舆情管理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对网络信源的控制、对网络链接的管理、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对网络交互的关注、对行业人员素质的培训。
1、在网络舆情的导向上，对传统媒体的管理，上级主管部门经常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政策及指示不定期的传达下来，在这一主导精神的指导下，下级部门各司其职，分工管理；网络舆情的管理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体制上，国家广电总局对网络宽频的审批权进行严格的行政控制:非媒体网站发布网络舆情信息同样要经各级政府新闻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以此来限制非媒体网站的进入可能造成的舆情信息混乱，从而达到舆情统一的目的。
3、在技术控制上，进行多层次的网络舆情监管，如各地网络新闻宣传管理处设置一个内存庞大的搜索引擎终端，重点对其管辖区的网络舆情进行全面的监控。各网站又备有专门的网络管理人员对其网站的舆情内容进行全天候的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通报与处理。同时使用关键词过滤，并对有问题的IP地址与不良信源进行封堵，从而多渠道、多角度的控制了有害网络舆情信息的进入。
为了更好的便于管理，近年来各网站对用户推行实名登记制，即用真实的身份进行上网登记。国家曾于2000年颁布有关条例要求网吧上网实行实名制登记。但实名制在实际推广中收效甚微，原因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技术手段来保证其可靠性。
（二）网络舆情引导方式：整合疏导
网络舆情的分散性在反映民情、民意，促进社会民主进步方面固然体现出其自身的优越性，但是网络舆情的分散性，对于受众未必是最佳选择。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天生害怕孤独，在享受了充分表达自我见解的自由后，人们可能反过来寻求与社会交流的声音，求得与社会主体的认同，从而产生一种心理安全感。正如麦迪逊所说，“在雅典6000人人民公会上，即使每个人都是苏格拉底，很大程度上也只可能是一群暴徒”。针对网络舆情分散性的特点，简单的“堵”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疏导。可行的政策是“在分散中求集中”，具体来说，就是在分散无序的网络舆情环境中建立权威和信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主流意见，从而实现对舆情的引导。
1、培养网络舆情中的“意见领袖”
传播学理论中有“二级”传播理论[10]196。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中的信息和舆情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大众，而要经过“意见领袖”。通常人们认为网络舆情里无所谓权威，无所谓精英。然而，网络上，虽然人人拥有发言权，但是“人人能说”并不代表“人人所说都会产生影响”。相反，有些时候，可能反而因为网络发言的“低门槛进入”，使得人们对这种他人的言论产生了不屑和不信任的态度。因而，为了有效地管理网络舆情，需要培养网络舆情“意见领袖”。版主作为网络舆情的管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网络舆情意见领袖发言的，其意见也带有一定的引导性。因而选择具有良好素质的版主是网络舆情培养意见领袖的一个途径。
另一个途径就是培养网络舆情名主持人和名评论员。网络舆情主持人要熟悉网络媒体，了解网友心理，熟练运用语言技巧，与网友进行多方面的交流，还要就关注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主导网友的舆情，引发网友深入讨论。网络舆情培养名评论员的意义在于，通过网络评论来引导网友讨论，说服网友，从而起到引导网络舆情的积极作用。
2、版主既要把好关又要导好航
网络舆情的意义在于，它赋予受众在互联网这个公共传播媒介上平等发言的机会。网络传播削弱了传统把关人的特权，但并不等于说把关人的社会职能的终结，而是有更高的要求，即既要做把关人又要做导航员，在充分尊重言论自由、允许各种不同观点和意见发表的同时进行积极的疏导和引导。版主正是具备这种双重角色的人。他是网络舆情的管理人、讨论话题的主要制造者。一般来说，版主的权限及功能有删帖权、封ID权、加精品权；日常工作包括删除口水帖、合并雷同主题、提醒发帖人发言等等。如果说作为网络舆情的清洁工和守门人是版主把关的意义所在，那么版主因时、因势发表具有导向性的帖子则是其作为导航员的题中应有之义。版主评选并推荐高质量的帖子、阅读率点击高的帖子，都无形中折射出网络舆情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此外，版主的把关和导航还体现在对于议题的控制能力上。如果议题控制得当，其社会效应往往是传统媒体不能比拟的。
3、积极引入社会主流意见 舆情导向意在由领导者引导舆情。实际上，舆情导向应该是一种自然的传播现象，谁在公众中发表的意见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引导舆情的作用。毫无疑问，网络舆情积极引入具有权威性的社会主流意见，可以起到引导网络舆情的作用。社会主流意见包括:媒介意见、政府态度以及专家和专业组织的见解。网络舆情管理人员在适当的时机，引入媒介意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舆情引导的作用；政府的态度在民众心理有着不可替代的权威地位，在重大问题上，网络舆情引入政府机构的权威信息，或者相关政府官员来网站做客，接受民众咨询，则会非常有效地廓清迷雾、引导舆情；与政府一样，专家和专业组织在本领域内的权威性也使其发表的见解具有某种权威性和指导性，邀请专家和专业组织参与网络讨论，形成“网络沙龙”，无疑能起到引导网络舆情的作用。
第三篇：简述中国应急管理的政策体系及国外应急管理体系对中国的启示
论述题：简述中国应急管理的政策体系及国外应急管理体系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以及管理的政策体系：
2003年非典以前，中国的应急管理属于单灾种防灾减灾阶段，各部门几乎是单独负责所辖领域的抢险救灾和灾害预防，2003年非典以后，才进入综合化应急管理阶段，06年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颁布《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国应急管理的政策体系构成是“一案三制”即应急预案、应急体制、应急机制、应急法制。
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强调以社区、乡村、学校等基层单位为重点，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了职责，确定专兼职的工作人员或机构，制订各类应急预案。应急体制遵循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
应急机制有预防与准备机制、预警与监测机制、救援与处置机制、善后于恢复机制组成。
应急法制方面，2004年，紧急状态入宪，2007年11月1日，《突发事件应对法》生效。
国外应急管理现状对我国的启示：
启示之一： “防患于未然”，是应急管理首先要牢固树立的工作思维方式
启示之二：加强快速救援的联动机制建设，是应急管理的关键部分
启示之三：提升公众的理性危机意识与应对能力，是应急管理的根本保证
第四篇：国外社区建设经验的启示
国外社区建设经验的启示
和谐社会建设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和谐社区建设也相应地成了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由于我国社区发展的历史短暂,缺乏一套完整的发展模式,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 对加快我国社区建设步伐,无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国外社区建设的实践和特点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
1、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 计划性、规范性强。美、加两国的社区建设在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带有自发性质, 随着社区地位、作用的突出, 特别是上世纪年代联合国社区发展后, 社区建设成为两国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进而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两国政府每年对社区工作都要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 每项计划包括工作内容、组织措施和目标要求等等, 大多数都有数量指标。如每年对老旧社区的改造数量, 新社区福利机构、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安全教育培训中心的设置标准, 社区居民就业、贫困、医疗、老年、青少年与儿童等方面的各类发展计划、廉价住房计划、济贫计划等等。但两国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据安大略省社区事物官员介绍, 过去政府既要负责掌舵, 又要划船, 现在只负责掌舵,不再参与划船。将具体事务交给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 政府只负责宏观调控, 这样做既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又发挥了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在美国纽约, 政府和官员在社区建设中的职责都有明确的分工。
2、大量具体工作主要由民间团体承担, 工作机制、组织体系健全。美、加两国的社区工作组织体系是由政府各职能部门、政府资助的社区组织和民间组织举办的非营利机构组织组成, 他们称之为“ 三大版块” 或叫做“ 三个部门”。政府在社区工作体系中承担的主要职责一是制定相关政策和立法, 并通过制定规划来贯彻执行二是财政支持。政府每年要拨出专项资金用于社区发展事业。加拿大安大略省年用于社区建设方面的资金达亿元, 占全年财政支出的。财政拨款的主要依据是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就社区内拟帮助对象和服务内容所提出的申请, 政府根据每年的监督、检查情况, 确定下一年的财政资助三是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与管理, 政府通过制定标准, 发执照等进行管理, 民间团
体以及所举办的非营利服务机构是政府在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上的合作伙伴和具体执行者。他们在政府组织、协调下独立地开展社区内的各种有偿、低偿或无偿服务, 以自己的服务争取政府、社会各界和居民的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加拿大的企业界对社区建设也给予了极大关注, 他们不仅为社区捐款捐物, 而且主动投资社区事业, 直接提供商业性的服务。
3、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发达, 专职人员都受过社区工作的专业训练。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 主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福利事务的社会中介机构。在两国的社区建设中, 非政府组织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数量多, 仅在多伦多市, 与社会有关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就有多个, 美国现有非营利性组织万个。二是分布
广泛, 涉及到社区服务、文化、治安、卫生等居民需求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群众有需求, 他们有服务。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主要表现在①为社区居民提供具体的服务。②拓展奖金来源。③了解和反映
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 两国从事专职社区工作的人员, 无论是在社区管理组织中, 还是非营利性组织或志愿机构中都要经过专业训练。
4、社区参与广泛, 自治和自助能力不断提高。社区参与广泛主要体现在社区参与的结构上。参与人员不仅有中老年人、中青年, 而且有中小学生不仅有社区内的非营利性组织和志愿者, 而且还有驻区企业单位。加拿大的志愿者受到全国的高度重视, 国家规定, 中学生每年必须到志愿组织义务劳动一定时间, 否则不能毕业。据统计, 美国现有以上的成年人参加过各种志愿活动, 其中有以上的人曾为社区发展事业和社区组织提供过某种志愿服务。
二、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性问题分析
1、行政化倾向严重, 居民对新成立的社区组织认同感不强
政府管理重心的下移, 街道职能的强化, 是对基层管理的加强, 但也会使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更浓, 因而使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更受压抑, 引发了居民对社区组织合法性的怀疑。各地在社区建设中重构社区组织居委会, 社区
协商委员会等多数由住户代表象征性地选举产生, 即使在直接选举的地方, 也都采取先选后聘的办法。因此, 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 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
2、居民参与不充分, 参与机制不完善由于对社区组织心理上的不认同, 直接造成了居民对社区事务漠不关心。一方面, 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的、供居民参与的事项极少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 居民对参与的价值和作用表示怀疑, 缺乏足够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 居民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常常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 就召集居民开会。什么时候开会、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来定, 居民代表只有听的份儿。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缺乏一套详细、规范、操作性强的程序作支撑, 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居民参与的缺失影响了社区组织机构与居民之间的有效合作。
3、相关法律制度滞后, 不能有效地规范社区组织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首要条件, 社区中各类组织和居民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动。然而, 目前我国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主要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居委会组织法》, 前者制定于年,后者在年颁布实施。由于颁布时间早, 这两部法律中有许多内容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
4、动力机制不健全, 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动力不足
目前全国正在开展城市社区治理活动,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需求导向型社会变迁, 对变革的各方来说都能从中获得利益。从理论上讲, 这是一项从中央到地方, 从官员到普通百姓各方都能获益的伟大工程。从中央政府和国家的角度看,通过治理可以减轻国家的政务负担, 实现国家稳定, 百姓安居乐业, 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提升自己在民众中的声望, 增加政治治理的合法性。对基层政府来说, 通过改革可以提高自己的自治能力, 有更多的自主权, 也能得到普通百姓的认同,同时, 它也有一个投人少回报多的利益偏好, 所以它也获得了利益。对试验区的政府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出政绩的好机会。这场变革为自己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种变迁现在正在进行着, 虽然对各方都有利, 但是除了中央一级国家政府力度比较大之外, 地方政
府、社区组织以及居民个人在实际的运行中都表现得不是十分积极。
三、国外社区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1、政府的有限介人—社区建设成长的后发优势
中国的社区成形“ 后发” 于西方, 有限政府理念在社区的树立以及适度的国家主义倾向或许不失为一种阶段性“ 后发优势”。但公民社会的形成依赖的是从内部建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秩序,不必过于仰仗来自外部的国家强制力量。因此,要强调两个维度上的“ 有限政府” 理念。一个是时间纵向上的。和西方城市社区一样, 中国社区建设官民二元动力机制也是动态的, 构建公共空间领域的需求迟早会让政府的触角退让, 这只是时间问题, 政府必须未雨绸缪, 因势利导。其次是空间横向上的。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干预是有限度的, 基层政府必须超脱各种利益, 专事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
2、主体的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
由于社区公共事务非常贴近个人生活, 相对远离宏大的政治话题, 所以扩大公民参与远比城市街道“ 直选” 等建议显得更具有现实性。而它催生民主观念的特质, 则更具有本质上的意义。广泛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基础, 也是社区建设的本质要求。所谓广泛参与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社区建设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社区中的离退休人员和家庭妇女,而且包括社区全体居民和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等等。二是指参与活动的广泛性。这也就是说, 各类社区主体不仅参与社区服务活动, 而且参与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社区医疗卫生、社区文化等等活动。总之, 社区建设中的广泛参与, 既是指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又是指参与活动的广泛性。它是衡量社区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广泛参与是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
3、培养社会中介组织—社区建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改革角度看, 如何培育和促进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是今后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必须要予以超前的研究和寻找推进方案。首先, 没有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就不可能做到政事分离、政社分离, 就难以形成“ 小政府, 大社会” 的管理格局。其次, 没有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极容易使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由政府推动走向政府包办的运作格局。再次, 没有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就不易形成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运行格局。所以, 培育造就社会中介组织, 已成为社区建设朝着专业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的“ 重中之重” 的任务。
社区专职干部上联上级党委和政府, 下联社区居民, 是社区工作的专职管理人员, 是社区建设的直接组织管理者, 他们的素质如何, 直接影响社区工作的发展。因此, 应培养一批专业化、知识化的社区工作人员, 授予专门的知识, 给予必要的锻炼和考验,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使其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技能去开拓、创新, 使社区工作能够适应新时期社区建设的复杂局面, 有力地促进社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的进程。
4、法律与制度的保障一社区建设的终级关怀
发展的最基本要素有两个, 一是制度的发展,二是人的发展。依法建立健全社区自治制度, 是社区建设的可靠保证。
其主要制度为居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居民委员会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以居民会议为主要决
策、议事形式的民主议事制度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实际, 由居民讲座制定的居民自治章程或居民公约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制度以居务公开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制度。目前函需制定实施适合社区自治组织进行“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的基本自治制度。如《社区居民会议制度》、《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区规民约》或《社区居民公约》、《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区务公开制度》等。政府的制度性供给, 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 虽然使社区建设可能在这一点上缺乏人情味儿, 但它却是社区建设的可靠保障, 也必将体现出它对未来社区建设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2]林尚立 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刘春元 哈尔滨商业大学,责任编辑 张鲜华
原文出处：《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1期
中国社会学网 http://
第五篇：国外保障性住房的对中国的启示[推荐]
国外保障性住房的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投资新建或收购的，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保障性质和特定用途的住房。它是我国在新形势下对多年以来各类政策性住房（如经济适用房、安置房、廉租房等）建设、分配、管理工作进行总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作为解决居民住房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一种有效政策供给，社会保障性住房在发达工业国家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多层次供应体系和灵活高效的运作机制，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保障性住房正处于探索的初级发展阶段。因此，需要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的模式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性住房供应和管理体系。
今年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建设规模或将高达1000万套，未来五年我国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到“十二五”末，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将从目前的7%到8%提高到20%以上，基本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但这一计划要想真正实现需要健全的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支撑。保障性住房本是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很有效地措施，20多年来，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城市住宅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居民住房条件总体上有了较大改善。但就现在来说大量的问题都致使保障性住房不能成为一项切实利民的政策。与商品房相比，保障性住房制度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人开始怀疑这项举措的推行。
保障性住房在国外也是困难家庭居住的第一选择，有很多国家的保障住房政策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善。
以下是一些发达国家的保障性住房的主要政策在我国的适用度：
英国——“共有产权”模式：其方式就是先购买部分产权，然后逐步购买完全产权。英国的成功实践，让共有产权房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目前在我国一线或二线城市，即便政府支付50%，很多居民家庭或许仍然难以负担剩余部分。所以，此举比较适合三线城市或者中等收入家庭。韩国——10年内完成“百万户国民廉租房建设”：这种按照计划进度，有序提供廉租住房，并有执行程序和保障举措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逐步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另一方面给予市场良性的预期，即政府在住房供应中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稳定居民的购房预期，减少对高房价的恐慌和炒房行为。相关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多方面的困难，这为我们今后解决困难是提供了一定的参照方法。
日本——政府建金融公库并提供超低息贷款：对于当前贫富差距较大打中国来说，区分不同收入群体，提供不同的住房解决方案，是一种理想的思路，但政策执行中容易出现道德风险。而且，廉租房比重4%左右，或许难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要求。
新加坡——组屋和廉租房“双效保障”这一政策模型对于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的中国而言，很有启发意义。因为它能够保障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可是，主要房屋由政府来解决，成本很大。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而言，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美国——美国以全面的立法保障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为实现“人人享有体面的住宅”的目标，美国采取金融支持、税收减免、租金控制、住房资助券等多样化措施,并在不同时期，根据居民居住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颁布相应的住房保障法律，通过法律强制达到住房保障目的。此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大量、持续性的高额财政投入，是中低收入阶层住房状况得以解决的关键。对于法律体系还不完善的我国，美国的成功提示我们保障性住房实施的成功要以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发达的金融体系做后盾。所以，我们不单单要加大力度建设保障性住房，更要快速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完善法律体系。国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保障房政策的启示：
1、组建独立的非营利性机构主管全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是国家的法定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也不需要另外一个机构来审批。我国大陆地区可以参照其模式，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一领导下，组建一个独立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与运营专门机构，在各省市设立分支机构，专门分管各城市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运营、维修。这样可以保障建设专项资金的高效运作、相关政策的真正落实和后期的运营维护。为了加快该机构的成立，可以考虑整合部分国有大中型房地产公司作为该机构的构成主体，让它们退出商品房开发领域，成为专门负责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管理、运营与维修主体。由于修建保障性住房不以盈利为目的，需要国家对其进行资金投入和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国有房地产企业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体现国有经济在支柱产业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2、建立与完善住房保障法律。住房保障实施有赖于完善的住房保障法规，对中低收入居民、特殊阶层、边缘化人群的住房保障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以法律要求并保障财政拨款计划、租金控制计划、税收减免计划、抵押贷款贴息计划等的实施；对各种计划所惠及的人群具有明确的准入条件和收入标准，同时对违反法律的行为予以严惩。我国应借鉴美国住房保障的经验，尽快制定专门的住宅法和住房保障法，从立法层面对住房保障的实施计划、惠及对象、供应标准、资金运作方式、运作机构、保障措施进行法律界定。
3、住房保障体制的运作以维护市场机制为基础。西方国家将房地产市场中应由政府主导和有市场机制主导的两部分明确区分开来，大多数国家的住房保障的主要对象是中低收入者和无力为自己解决住房问题的特殊阶层，如刚毕业的大学生。住房保障只是住房市场机制的补充。
4、建立以住房储蓄为核心的保障性住房金融体系。无论是日本的官办的住房金融公库，德国的住房储蓄，还是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住房金融在住房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应加以借鉴，尽快成立专门为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住房抵押贷款、保险的机构，建立财政担保、补贴和市场之间的调节和补偿机制。
5、完善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和退出机制。实行土地出让与保障性住房供应挂钩的严格准入制度，在商品房土地出让过程中，严格规定并执行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用地；完善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家庭收入和成员结构等标准，住房面积标准以及相应的分级差价的标准。尽快建立经济适用房的退出机制，在收入标准、居住时限和分阶段租金水平上建立制度保障。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要更加明确应届大学毕业生、新生代农民工等中低收入人群保障性住房计划。
6、完善资格审查和惩罚制度。
国家需要制定出详细的相关规定以严格区分不同的收入群体，对不同的群体分别供应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在房屋的面积和价格上也要有所区分。在接受居民的申请后，要从多方面考察，杜绝弄虚作假。房屋的出租和出售要严格监管，严禁炒房，确保组屋政策的顺利实施。
7、动态调整。
住房保障的广度和深度是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能力、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消费结构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住房保障应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相适应，保障的范围、方式也应随着社会的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惊醒调整
除了上述方面，我国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还可以从土地来源、融资渠道等多方面来考虑。
保障房政策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但由于各个国家国情不同，因此不能全盘照搬。最重要的是针对不同收入档次的人，设立不同的政策。与国外相比，我们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主要体现在整体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我个人认为香港和新加坡的做法更值得借鉴。今后几年，随着我国对保障性住房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以及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我国大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环境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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