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外社区建设及其启示(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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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浅谈国外社区建设及其启示

浅谈国外社区建设及其启示

论文 关键词:社区建设 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

论文摘要:社区建设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之下国外社区建设已经 发展 到成熟的阶段,本文通过介绍新加坡、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四国社区建设特点,为我国社区建设,构建我国和谐社区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一、新加坡社区建设

新加坡是东亚新兴 工业 化国家之一,经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经济 发展,社区建设已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管理方式。新加坡居民大部分由华人组成,其社区建设,可称作华人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特点是政府依法指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在管理取向上不断弱化,其弊端是政府对社区管理成本过高。但政府对社区干预较为具体、直接和明显,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指导,把握社区活动方向,给予社区自治组织充分发育空间,引导社会团体、企业 商家参与社区建设,建立社区服务 网络,针对不同群众提供有效援助,形成了积极有爱心的社区风气。

在新加坡社区建设中,社区组织发挥很大的作用。其中,最高社区组织机构是人民协会,它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也是基层组织的主管机构。它以选举为基础,组织、领导和协调社区事务,负责把居民的需求反映给政府,并把政府的政策信息传达给居民。人民协会下设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联络所、居民委员会等组织机构,负责社区建设基础工作。在社区服务方面,新加坡培养社会自愿贡献者,又叫义工。通过义工为社区服务这种自愿贡献的精神,促进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减轻了政府的压力,节约社区建设管理的成本。

二、日本社区建设

日本是最早追随西方 现代 化发展方式的亚洲国家,其城市社区建设也深受西方国家影响,但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采取混合的治理方式,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两者分工合作,在社区建设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政府提供政策、制度和基金,社区自治组织是政策与制度的主要建议者。在1974年日本建立了地域中心体制,地域中心是由区级政府根据人口密度和管理半径分的一定区域的行政管理机构,隶属于区政府地域中心部。地域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负责收集居民对地域管理的意见;对市民活动和民间公益团体活动给予支持和援助;对地域的各项事业进行管理;为居民提供窗口服务和设施服务等等。地域中心满足各阶层居民的需要,使居民生活日益改善。

为了辅助地域中心对社区的管理,社区居民自发建立了住区协议会。它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群众自治组织,居民自愿参加,其主要任务是对区政府的中、长期计划、任务进行讨论,把居民的意见反馈给区政府,对地域共性问题讨论提出解决的对策。可以看得出来,日本通过这种昆合治理的方式,使得政府宽松有序引领社区建设,住区社区组织与居民积极响应参与社区建设,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共同为社区建设服务。

三、美国社区建设

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依靠其 政治 经济高度发展,使得国内社区建设步入成熟阶段,形成了具有独特色彩的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管理体系。美国的市是州政府的分治区,市政体制采用的是“议行合一”或“议行分设”的地方自治制度,城市社区没有政府基层组织或派出机构,实行高度民主自治,依靠社区自治组织来行使社区管理职能。社区自治组织不仅享有社区发展规划与目标、社区公共事务、社区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决策权与管理权,还享有对政府的社区行政管理以及专业机构的社区服务管理的建议权、监督权。

社区是美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部门,其结构包括社区委员会、社区服务团体等自治组织结构。社区委员会主要职能是:处理社区日常事务、制定社区建设计划、管理社区成员的聘用、组织公众参与社区活动等。社区服务顾问团体是由各专业职能部门代表、社区委员会主

席及市议会中本区代表组成,承担协调商讨、征求社区居民意见的职责。此外,非营利组织对社区建设也作出贡献,它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具体实施者,为社区建设争取各类经费支持。据统计美国非盈利组织约有150多万个,占美国各类组织的6%,平均每12个就业人员中就有1人为非赢利组织工作。1999年,通过募捐、接受个人和企业捐赠、基金会和政府资助以及服务收费,筹集6700多亿美元。这些社区服务组织,给美国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在提供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享受到政府的资助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

虽然,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处在主要地位,但也不能缺少政府的扶持。政府一般在宏观上对社区进行管理,为社区 发展 制定政策,指导监督社区组织工作,给予社区经费资助。美国政府每年用于福利财政支出300亿美元,尽管每年以15%比例增长支出,但难以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需求,所以美国出现了很多基金会、慈善机构,为社区建设融人大量资金。美国政府针对社区发展建设,制定了相关的社区法制政策,保障社区建设依法进行。除此之外,社区居民也积极投入社区建设中来。其中,志愿者服务对社区建设意义重大。志愿者服务是指以某种方式参加帮助别人的工作或活动而不领取报酬的行为。美国官方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在一些社区中心,志愿者比全职社区工作人员还多,志愿者的加入拓宽了社区服务的资源,提高了社区服务质量,减少社区经费开支。

四、加拿大社区建设

加拿大是世界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也是 经济 发达国家。加拿大的社区建设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步人社区建设的成熟阶段。最早的加拿大社区是由居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到20世纪60年代,政府开始介入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其社区建设的特点是从社会问题出发,调动社区组织的积极性,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拿大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比较突出,主要围绕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展开。这里的社区服务包括:政府服务图书馆服务、安家服务、各种非盈利服务组织信息、宗教服务等。加拿大人把提高和保持社区生活质量作为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邻里关系,社区娱乐设施、鼓励和培育多样化氛围,一切有助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服务,才是民众所需要的。建立充满生机的社区,重要的是建立关系而不是正式政府体制。社区委员会是社区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讨论社区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作出解决方案;向政府反映社区居民的需求,获得政府支持;执行社区日常管理工作等。社区委员会在社区服务建设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加拿大社区服务建设中资金来源充足,政府给予大量的资金投入,政府拨款占60%,服务收费占29%,社会捐助占11%,政府通过部分常规性拨款,非盈利组织按政府的法规和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其余的通过专项资助项目,由相关组织竞标。此外,加拿大社区治理与志愿组织密切参与是分不开的。加拿大大约有18万个自愿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组织中约有130万工作人员,占加拿大劳动人口的9%,同时这些组织还动员了650万名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志愿组织充分实现了把资本性资源和非资本性资源有机地结合来提供公共服务,对社区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国外社区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从以上这些国家社区建设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社区建设与国外差距很大,要通过综合治理,促进社区建设。

首先,社区建设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扶持还远远不够。资金投入不足,没有充足的资金运作,社区建设无法顺畅进行。政府除了增加拨款,还可以通过多渠道来筹集资金。例如,政府对于社区建设项目可以减免税收或税收返还等政策,设立社区建设基金会,呼吁社会各界向基金会捐助资金,吸引 企业 公司等盈利机构也把参与社区建设回报社会作为一个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建立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社区建设多元投资机

制,从根本上解决社区建设经费不足的问题,为社区建设谋求长久之策。

其次,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我国社区组织与国外有明显不同,是符合 中国 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组织。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工作的领导核心,承担着在社区内宣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 法律、法规,支持和保证社区居委会依法履行职责,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和居民群众进行社区建设的重任。所以,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社区党组织建设。居委会建设更不能忽视,作为社区建设的执行组织,居委会负责社区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我国居委会行政倾向严重,必须提高居委会自治功能。为了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我国社区服务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大力开展志愿者活动,建设社区志愿组织。同时,应该坚持社会化、产业化的社区服务 发展 方向,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群众的需求。社区志愿组织与政府之间建立相互合作关系,政府给予社区志愿组织优惠政策,刺激该组织大量投入社区建设所需,社区志愿组织积极为社区建设服务,减轻政府负担,共同为社区建设服务。

总之,新加坡、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在各自社区建设发展中分别形成了适合自身 经济、社会和 历史 文化特征的社区治理方式,较为成功地达到了有效社区建设目的,促进城市社区有序协调发展。我国社区建设也必须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发展之路,为构建和谐社区,还得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第二篇:国外社区建设经验的启示

国外社区建设经验的启示

和谐社会建设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和谐社区建设也相应地成了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由于我国社区发展的历史短暂,缺乏一套完整的发展模式,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 对加快我国社区建设步伐,无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国外社区建设的实践和特点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

1、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 计划性、规范性强。美、加两国的社区建设在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带有自发性质, 随着社区地位、作用的突出, 特别是上世纪年代联合国社区发展后, 社区建设成为两国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进而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两国政府每年对社区工作都要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 每项计划包括工作内容、组织措施和目标要求等等, 大多数都有数量指标。如每年对老旧社区的改造数量, 新社区福利机构、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安全教育培训中心的设置标准, 社区居民就业、贫困、医疗、老年、青少年与儿童等方面的各类发展计划、廉价住房计划、济贫计划等等。但两国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据安大略省社区事物官员介绍, 过去政府既要负责掌舵, 又要划船, 现在只负责掌舵,不再参与划船。将具体事务交给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 政府只负责宏观调控, 这样做既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又发挥了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在美国纽约, 政府和官员在社区建设中的职责都有明确的分工。

2、大量具体工作主要由民间团体承担, 工作机制、组织体系健全。美、加两国的社区工作组织体系是由政府各职能部门、政府资助的社区组织和民间组织举办的非营利机构组织组成, 他们称之为“ 三大版块” 或叫做“ 三个部门”。政府在社区工作体系中承担的主要职责一是制定相关政策和立法, 并通过制定规划来贯彻执行二是财政支持。政府每年要拨出专项资金用于社区发展事业。加拿大安大略省年用于社区建设方面的资金达亿元, 占全年财政支出的。财政拨款的主要依据是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就社区内拟帮助对象和服务内容所提出的申请, 政府根据每年的监督、检查情况, 确定下一年的财政资助三是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与管理, 政府通过制定标准, 发执照等进行管理, 民间团

体以及所举办的非营利服务机构是政府在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上的合作伙伴和具体执行者。他们在政府组织、协调下独立地开展社区内的各种有偿、低偿或无偿服务, 以自己的服务争取政府、社会各界和居民的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加拿大的企业界对社区建设也给予了极大关注, 他们不仅为社区捐款捐物, 而且主动投资社区事业, 直接提供商业性的服务。

3、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发达, 专职人员都受过社区工作的专业训练。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 主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福利事务的社会中介机构。在两国的社区建设中, 非政府组织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数量多, 仅在多伦多市, 与社会有关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就有多个, 美国现有非营利性组织万个。二是分布

广泛, 涉及到社区服务、文化、治安、卫生等居民需求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群众有需求, 他们有服务。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主要表现在①为社区居民提供具体的服务。②拓展奖金来源。③了解和反映

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 两国从事专职社区工作的人员, 无论是在社区管理组织中, 还是非营利性组织或志愿机构中都要经过专业训练。

4、社区参与广泛, 自治和自助能力不断提高。社区参与广泛主要体现在社区参与的结构上。参与人员不仅有中老年人、中青年, 而且有中小学生不仅有社区内的非营利性组织和志愿者, 而且还有驻区企业单位。加拿大的志愿者受到全国的高度重视, 国家规定, 中学生每年必须到志愿组织义务劳动一定时间, 否则不能毕业。据统计, 美国现有以上的成年人参加过各种志愿活动, 其中有以上的人曾为社区发展事业和社区组织提供过某种志愿服务。

二、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性问题分析

1、行政化倾向严重, 居民对新成立的社区组织认同感不强

政府管理重心的下移, 街道职能的强化, 是对基层管理的加强, 但也会使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更浓, 因而使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更受压抑, 引发了居民对社区组织合法性的怀疑。各地在社区建设中重构社区组织居委会, 社区

协商委员会等多数由住户代表象征性地选举产生, 即使在直接选举的地方, 也都采取先选后聘的办法。因此, 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 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

2、居民参与不充分, 参与机制不完善由于对社区组织心理上的不认同, 直接造成了居民对社区事务漠不关心。一方面, 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的、供居民参与的事项极少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 居民对参与的价值和作用表示怀疑, 缺乏足够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 居民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常常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 就召集居民开会。什么时候开会、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来定, 居民代表只有听的份儿。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缺乏一套详细、规范、操作性强的程序作支撑, 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居民参与的缺失影响了社区组织机构与居民之间的有效合作。

3、相关法律制度滞后, 不能有效地规范社区组织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首要条件, 社区中各类组织和居民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动。然而, 目前我国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主要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居委会组织法》, 前者制定于年,后者在年颁布实施。由于颁布时间早, 这两部法律中有许多内容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

4、动力机制不健全, 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动力不足

目前全国正在开展城市社区治理活动,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需求导向型社会变迁, 对变革的各方来说都能从中获得利益。从理论上讲, 这是一项从中央到地方, 从官员到普通百姓各方都能获益的伟大工程。从中央政府和国家的角度看,通过治理可以减轻国家的政务负担, 实现国家稳定, 百姓安居乐业, 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提升自己在民众中的声望, 增加政治治理的合法性。对基层政府来说, 通过改革可以提高自己的自治能力, 有更多的自主权, 也能得到普通百姓的认同,同时, 它也有一个投人少回报多的利益偏好, 所以它也获得了利益。对试验区的政府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出政绩的好机会。这场变革为自己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种变迁现在正在进行着, 虽然对各方都有利, 但是除了中央一级国家政府力度比较大之外, 地方政

府、社区组织以及居民个人在实际的运行中都表现得不是十分积极。

三、国外社区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1、政府的有限介人—社区建设成长的后发优势

中国的社区成形“ 后发” 于西方, 有限政府理念在社区的树立以及适度的国家主义倾向或许不失为一种阶段性“ 后发优势”。但公民社会的形成依赖的是从内部建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秩序,不必过于仰仗来自外部的国家强制力量。因此,要强调两个维度上的“ 有限政府” 理念。一个是时间纵向上的。和西方城市社区一样, 中国社区建设官民二元动力机制也是动态的, 构建公共空间领域的需求迟早会让政府的触角退让, 这只是时间问题, 政府必须未雨绸缪, 因势利导。其次是空间横向上的。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干预是有限度的, 基层政府必须超脱各种利益, 专事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

2、主体的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

由于社区公共事务非常贴近个人生活, 相对远离宏大的政治话题, 所以扩大公民参与远比城市街道“ 直选” 等建议显得更具有现实性。而它催生民主观念的特质, 则更具有本质上的意义。广泛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基础, 也是社区建设的本质要求。所谓广泛参与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社区建设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社区中的离退休人员和家庭妇女,而且包括社区全体居民和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等等。二是指参与活动的广泛性。这也就是说, 各类社区主体不仅参与社区服务活动, 而且参与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社区医疗卫生、社区文化等等活动。总之, 社区建设中的广泛参与, 既是指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又是指参与活动的广泛性。它是衡量社区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广泛参与是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

3、培养社会中介组织—社区建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改革角度看, 如何培育和促进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是今后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必须要予以超前的研究和寻找推进方案。首先, 没有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就不可能做到政事分离、政社分离, 就难以形成“ 小政府, 大社会” 的管理格局。其次, 没有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极容易使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由政府推动走向政府包办的运作格局。再次, 没有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就不易形成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运行格局。所以, 培育造就社会中介组织, 已成为社区建设朝着专业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的“ 重中之重” 的任务。

社区专职干部上联上级党委和政府, 下联社区居民, 是社区工作的专职管理人员, 是社区建设的直接组织管理者, 他们的素质如何, 直接影响社区工作的发展。因此, 应培养一批专业化、知识化的社区工作人员, 授予专门的知识, 给予必要的锻炼和考验,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使其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技能去开拓、创新, 使社区工作能够适应新时期社区建设的复杂局面, 有力地促进社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的进程。

4、法律与制度的保障一社区建设的终级关怀

发展的最基本要素有两个, 一是制度的发展,二是人的发展。依法建立健全社区自治制度, 是社区建设的可靠保证。

其主要制度为居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居民委员会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以居民会议为主要决

策、议事形式的民主议事制度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实际, 由居民讲座制定的居民自治章程或居民公约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制度以居务公开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制度。目前函需制定实施适合社区自治组织进行“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的基本自治制度。如《社区居民会议制度》、《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区规民约》或《社区居民公约》、《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区务公开制度》等。政府的制度性供给, 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 虽然使社区建设可能在这一点上缺乏人情味儿, 但它却是社区建设的可靠保障, 也必将体现出它对未来社区建设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2]林尚立 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刘春元 哈尔滨商业大学,责任编辑 张鲜华

原文出处:《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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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对比及其启示(定稿)

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对比及其启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提出的时间不长,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模式,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农村建设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外新农村建设回顾

(一)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历史回顾

韩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正式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段时期一方面韩国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日益扩大,使得农村问题成为韩国政府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取得成功,政府能够有财力支援农业和农村。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大力倡导“勤勉、自助、合作”理念来振奋农民精神,以项目开发为纽带,以政府支援和农民自主为基本动力,带动农民开展家乡建设活动。在交通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公路,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居住方面,通过改善住房条件,使得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通过实施农村电气化工程,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电普及,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通过改善农民饮水条件、兴建村民会馆、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使农民得到极大的实惠。

总结韩国新农村运动的运作机制,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规划先行、分步实施。政府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村建设的重要性,进行全面科学的规划设计,围绕总体设计分阶段、分步骤推进,由自上而下的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统一推动和实施;二是准确定位。韩国政府将农民定位为农村建设的主角,而政府在农村建设中只是充当引导、援助作用的配角;三是援助方式上,做到重点突出。资金以扶强助优的集中方式,向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领域投入;四是采取科学的激励机制。采取分类激励村庄、民选产生村领导、强化村民会议、资金用于民众相关领域的方式,调动农村社区的积极性。

(二)日本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

日本农村建设的历史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61年到1998年。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工农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从1961年开始,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等一系列法律,并修订了《农地法》和《农振法》等法律。基本思路就是从产业振兴的角度切入,以促进农业发展为主线,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主要内容都是围绕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增加农民收入,以缩小工农产业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些法律法规虽然从农业角度涉及了农村发展问题,但并没有系统、专门的内容关注农村建设问题。

2.农村与农业并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99年以后开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农业面临食物自给率明显下降,生产成本较高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弱,农户经营规模小,兼业农户占主体地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山区农村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基于这种情况,在旧《农业基本法》的基础上,从1999年起,日本又出台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以及《山区振兴法》等配套法律,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这些法律和计划将如何振兴农村列为重要内容,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支持山区半山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大力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吸引年轻人留在农村和新的农业劳动者进入农村;三是制定地域性的产业重振计划,推进农村、山村及渔村地区振兴;四是设立“农村建设专项费”,支持

农村个性化、亲环境型发展;五是鼓励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六是建立城市与农村共存及双向交流的机制。通过创建绿色观光事业及体验农村生活等活动,增强城乡国民间双向交流。

(三)欧盟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及措施

欧盟农村建设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以农业结构调整促农村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62年到1991年。二战以后,为了实现欧洲重建,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在经济一体化带动下,欧共体成员引发了农业一体化要求。1962年法国、荷兰、意大利推动欧洲共同体建立了共同农业政策。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中规定: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体农村发展措施主要是实施落后地区发展补贴;利用欧洲的结构基金特别是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为农村地区采用农业新技术、改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非农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2.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向关注农村发展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从1992年到1999年。1992年欧盟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改革共同农业政策,把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降低价格支持水平,控制农产品生产和财政预算开支的过度增长,进行国土整治和保护环境,促进农村发展。除了农业生产措施外,促进农村发展的措施主要是完善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建立农业结构调整基金支持环境保护;对55岁以上农业生产者实行提前退休制度,安置青年就业;扶持山区和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农业等。

3.农村与农业共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2000年开始。1999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第三次更彻底的改革。欧盟提出建立欧洲农业模式,将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将农村发展作为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注重农业在农村发展中的多功能作用,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使农业、农村、环境协调一致、共同发展。

欧盟理事会1999年制定了“关于欧盟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支持农村发展条例”。该条例围绕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环境和农村遗产保护、农村地区竞争力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优先资助的发展目标,制定了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并落实了相应的资金。此外,还有欧盟地区发展基金、欧盟社会基金和渔业指导财政资金,也支持农村发展。

国外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启示

从国外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从韩国、欧盟和日本的经验来看,找不到适用于所有地区的标准化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每种新农村建设模式都决定于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发展机遇等多种要素。欧盟、日本以立法为主要手段,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促进农村发展;韩国则以行政运动为主要手段,采取迅猛的激进方式,推进农村发展。尽管各国农村发展道路不同,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的扶持功能,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等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我国地域辽阔,多民族聚居,各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大。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农村地区发展地域差异更大,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比上述三方更大,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国外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国外农村建设的成功模式不可复制,必须根据我国地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条件,进行综合考虑,统筹规划,找出适合我国各个地区发展特点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当前许多地方组织大批干部到韩国考察农村建设工作,回来后生搬硬套,使得新农村建设走样。如有些地方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新村

庄建设,搞大拆大建,严重损害农民利益,违背了中央提出的农村建设的初衷。

(二)准确定位新农村建设中各个主体的角色

从韩国、欧盟和日本的农村建设实践看,政府组织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要合理划定政府公共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界限,双方在其职责范围内密切协作,共同实现农村繁荣的目标。应该明确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采取各种措施,发挥农民积极性,使得农民的主体作用得到切实发挥。其中采取的每一个涉及农村的措施、制定的每一项涉农政策都必须以农民的意志为出发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政府只是新农村建设的配角,只是起到引导、统领、服务作用。

(三)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

韩国将农村分成基础村、自主村和自立村,只对后两种给予奖励和补助,这是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我国一些地方存在“奖懒罚勤”的现象,使得一些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因此,在今后新农村建设活动中,基层地方政府应该进行充分科学的调研,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村庄对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划分村庄类别,制定差别化的奖励和补助政策,充分做到“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建立农村公共设施投入和维护使用的长效机制

韩国新村运动中走的弯路之一,就是重蹈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覆辙,建了许多集体性质的公共设施,缺乏后续投入和维护办法,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最后不了了之。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明确新农村建设的市场化导向。除了道路、饮水、医疗、教育等公益性特别强的公共设施外,社区文体娱乐健身类准公共设施尽量由农民自己出资或市场化,政府最多适当补助一点。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政府的财力有限,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不可能象发达国家那样对农业和农村进行大量补贴;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全部包干,就会使得农民产生等待意识,增强懒惰思想,也不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五)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

新农村建设行动要逐步建立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这一点从欧盟、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还很滞后,我国现在采取的农村建设的做法主要靠行政推动,制定一系列政策进行。长久来看,必须制定和完善保证我国新农村建设长远发展的法律法规,如有学者提议将“农业基本法”修改完善为“农业和农村基本法”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此外还可以制定诸如“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投入条例”等,这样通过法制化途径,可以使得新农村建设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六)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弱国,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以上,这样一个国家搞新农村建设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明显的成效,必须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因此,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从现在起,就可以制定农村建设的长期规划,然后有步骤的推进。在计划推进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七)要加强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的研究和探讨

要想使得新农村建设取得突出成绩,必须有科学先进的理论进行指导。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理论还很不完善。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方针,指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和方向,但是没有给出具体实施细则。事实上,由于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制定出适合于全国所有农村具体情况的实施方案。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该如何去建,着力点究竟该放在什么地方,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都还有待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在实践上进行大胆尝试和摸索。

第四篇: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对比及其启示

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对比及其启示

陶爱祥

译者:

国外新农村建设回顾

(一)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历史回顾

韩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正式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段时期一方面韩国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日益扩大,使得农村问题成为韩国政府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取得成功,政府能够有财力支援农业和农村。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大力倡导“勤勉、自助、合作”理念来振奋农民精神,以项目开发为纽带,以政府支援和农民自主为基本动力,带动农民开展家乡建设活动。在交通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公路,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居住方面,通过改善住房条件,使得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通过实施农村电气化工程,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电普及,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通过改善农民饮水条件、兴建村民会馆、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使农民得到极大的实惠。

总结韩国新农村运动的运作机制,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规划先行、分步实施。政府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村建设的重要性,进行全面科学的规划设计,围绕总体设计分阶段、分步骤推进,由自上而下的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统一推动和实施;二是准确定位。韩国政府将农民定位为农村建设的主角,而政府在农村建设中只是充当引导、援助作用的配角;三是援助方式上,做到重点突出。资金以扶强助优的集中方式,向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领域投入;四是采取科学的激励机制。采取分类激励村庄、民选产生村领导、强化村民会议、资金用于民众相关领域的方式,调动农村社区的积极性。

(二)日本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

日本农村建设的历史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61年到1998年。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工农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从1961年开始,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等一系列法律,并修订了《农地法》和《农振法》等法律。基本思路就是从产业振兴的角度切入,以促进农业发展为主线,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主要内容都是围绕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增加农民收入,以缩小工农产业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些法律法规虽然从农业角度涉及了农村发展问题,但并没有系统、专门的内容关注农村建设问题。

2.农村与农业并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99年以后开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农业面临食物自给率明显下降,生产成本较高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弱,农户经营规模小,兼业农户占主体地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山区农村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基于这种情况,在旧《农业基本法》的基础上,从1999年起,日本又出台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以及《山区振兴法》等配套法律,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这些法律和计划将如何振兴农村列为重要内容,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支持山区半山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大力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吸引年轻人留在农村和新的农业劳动者进入农村;三是制定地域性的产业重振计划,推进农村、山村及渔村地区振兴;四是设立“农村建设专项费”,支持农村个性化、亲环境型发展;五是鼓励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六是建立城市与农村共存及双向交流的机制。通过创建绿色观光事业及体验农村生活等活动,增强城乡国民间双向交流。

(三)欧盟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及措施

欧盟农村建设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以农业结构调整促农村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62年到1991年。二战以后,为了实现欧洲重建,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在经济一体化带动下,欧共体成员引发了农业一体化要求。1962年法国、荷兰、意大利推动欧洲共同体建立了共同农业政策。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中规定: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体农村发展措施主要是实施落后地区发展补贴;利用欧洲的结构基金特别是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为农村地区采用农业新技术、改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非农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2.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向关注农村发展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从1992年到1999年。1992年欧盟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改革共同农业政策,把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降低价格支持水平,控制农产品生产和财政预算开支的过度增长,进行国土整治和保护环境,促进农村发展。除了农业生产措施外,促进农村发展的措施主要是完善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建立农业结构调整基金支持环境保护;对55岁以上农业生产者实行提前退休制度,安置青年就业;扶持山区和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农业等。

3.农村与农业共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2000年开始。1999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第三次更彻底的改革。欧盟提出建立欧洲农业模式,将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将农村发展作为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注重农业在农村发展中的多功能作用,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使农业、农村、环境协调一致、共同发展。

国外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启示

从国外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从韩国、欧盟和日本的经验来看,找不到适用于所有地区的标准化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每种新农村建设模式都决定于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发展机遇等多种要素。欧盟、日本以立法为主要手段,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促进农村发展;韩国则以行政运动为主要手段,采取迅猛的激进方式,推进农村发展。尽管各国农村发展道路不同,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的扶持功能,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等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二)准确定位新农村建设中各个主体的角色

从韩国、欧盟和日本的农村建设实践看,政府组织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要合理划定政府公共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界限,双方在其职责范围内密切协作,共同实现农村繁荣的目标。应该明确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采取各种措施,发挥农民积极性,使得农民的主体作用得到切实发挥。其中采取的每一个涉及农村的措施、制定的每一项涉农政策都必须以农民的意志为出发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政府只是新农村建设的配角,只是起到引导、统领、服务作用。

(三)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

韩国将农村分成基础村、自主村和自立村,只对后两种给予奖励和补助,这是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我国一些地方存在“奖懒罚勤”的现象,使得一些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因此,在今后新农村建设活动中,基层地方政府应该进行充分科学的调研,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村庄对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划分村庄类别,制定差别化的奖励和补助政策,充分做到“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建立农村公共设施投入和维护使用的长效机制

韩国新村运动中走的弯路之一,就是重蹈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覆辙,建了许多集体性质的公共设施,缺乏后续投入和维护办法,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最后不了了之。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明确新农村建设的市场化导向。除了道路、饮水、医疗、教育等公益性特别强的公共设施外,社区文体娱乐健身类准公共设施尽量由农民自己出资或市场化,政府最多适当补助一点。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政府的财力有限,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不可能象发达国家那样对农业和农村进行大量补贴;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全部包干,就会使得农民产生等待意识,增强懒惰思想,也不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五)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

新农村建设行动要逐步建立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这一点从欧盟、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还很滞后,我国现在采取的农村建设的做法主要靠行政推动,制定一系列政策进行。长久来看,必须制定和完善保证我国新农村建设长远发展的法律法规,如有学者提议将“农业基本法”修改完善为“农业和农村基本法”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此外还可以制定诸如“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投入条例”等,这样通过法制化途径,可以使得新农村建设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摘于商业时代,2011年6月

第五篇:社区建设的启示

“社区建设是城区工作的永恒主题”,这个得到全国社区建设同仁认同的命题,5年前,被塑在了XX市XX区政府机关的大楼上,社区建设的启示。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命题——“税源经济是全区事业的生命线”,也被塑在了区政府机关的大楼上。在这个并列的“永恒主题”和“生命线”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外人也许不会深究,而XX人正是在这个充满了辩证法的发展思路指导下,以社区建设促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支撑社区建设,演绎了一曲踏踏实实、轰轰烈烈打造新世纪的新XX之壮歌。“永恒主题”为什么永恒?——来自XX市XX区社区建设的启示早春3月,XX的夜晚还有些寒冷,而位于市中心、长达一公里的湖南路却是一派暖融融、喜洋洋——全市10多万市民为庆祝“梅花节”在这里尽情狂欢。欢乐的人群与灯光隧道、水幕喷泉、光环灯柱交相辉映,“全国文明一条街”、“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等标识若隐若现。XX区区委书记叶皓看着这一切,脸上流出了微笑。“10年前的湖南路还是一条4米多宽的小路,1992年拓宽后,老百姓自发的拆墙开店,东搭一块,西盖一点,整个街杂乱无章,卖的大都是假冒伪劣商品。”叶皓介绍说,“现在的湖南路不仅成为我们XX区乃至XX市的环境亮点,更重要的是,它一年要为我们区贡献数亿元的财政税收。”湖南路的神奇崛起,得益于XX区在1997年提出的“税源经济是全区事业的生命线,社区建设是城区工作的永恒主题”这个充满了辩证法的发展思路。正是这个思路拉开了XX社区建设的大幕。永恒主题:环境和发展的辩证法改革开放的历史走到九十年代,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在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XX区的工作也不例外地围绕经济这个中心来开展。一时间,全民经商办企业,区、街、居似乎都成了经济组织。然而,城区的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区、街、居全民经商办企业的结果就是“破墙开店”——搭违章、铺摊点、搞创收。牺牲了市容和环境,并没有见到经济就此繁荣起来,却造就了一个职能错位的政府。如卫生城检查,检查时,政府是做管理的,忙着拆违章、赶摊点;检查结束,政府又成了抓经济的,忙着建违章、布摊点。结果是老百姓怨声载道,认为政府不讲信誉,搞形式主义。痛苦的实践让XX人开始反思:在市容和繁荣之间有没有一个平衡点?城区政府的职责到底是什么?XX是XX市中心城区,云集着众多的企业商贾、机关学校。作为一个城区政府,要不要为这些不归自己管辖的单位和人口服务?为他们服务算不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反复思考、论证,XX的决策人统一了认识:作为一个城区政府,不能只抓微观经济,更重要的职责是城市管理;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和政府办事能力主要是看税收,而城市环境、氛围正是税源好坏、大小的重要前提;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政府理所应当做纳税人的公仆,为所有社会单位和个人提供服务。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XX区提出了“税源经济是全区事业的生命线”和“社区建设是城区工作永恒主题”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命题、一个完整的工作思路。当时,还以创造了多少产值和利润来评价一个区,一个街道,甚至一个居委会的工作,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提出这样的思路,是需要见地和勇气的。据叶皓书记回忆,“这两句话提出来以后,我们就把社区建设作为纲来统率全区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感觉到,社区建设不仅包容同时还扩大了城区工作的内涵和外延。”1999年岁首,“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暨XX经验论证会”在XX举行。同年2月,XX区被民政部第一个确定为“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社区建设是城区工作永恒主题”这一命题被推向全国。在“永恒主题”和“生命线”的辩证理念统帅下,短短几年间,XX就实现了税源经济与社区建设的良性循环。跳出街居:走向社区大舞台社区建设千头万绪,从哪里入手?是采用传统的工作方式,按区、街、居这条直线布置下去,还是从街居走向社区,开门搞社区建设?放眼XX辖区,XX大学、河海大学、紫金山天文台、水利科学院、跃进汽车集团、三乐电气总公司……共有22所高校,60多所科研院所,32家大企业,还有包括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在内的50多个大机关。过去,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单位“闭关锁国”,自成体系,与地方和外界很少往来。如果这些占辖区90%以上的大单位不参与,这样的社区建设还是不是真正的社区建设?这些问题,关系到XX社区建设的群众基础和真假成败。于是,他们对社区建设这个“永恒主题”做了一个界定:在全区范围内打破行政隶属关系界限,围绕社区经济、社区政治、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各个方面,发动驻区单位和驻区居民,同创共建自己的家园。叶皓说,“做这个界定,我们主要突出两条,一是政府的职能应与社区建设方向一致,这就是为驻区单位和居民创造最佳工作和生活环境;二是条与块的行政隶属关系要在社区建设中打破,体现同创共建。”正人先正己。区里首先提出了“三服务一争创”的目标,即“为全区老百姓服务,为省委、省政府、省市机关服务,为驻区部队、院校、企事业单位服务,争创全省首善之区”;同时,制定了“做优环境、贴近服务”的原则,为驻区单位拓路、栽树、送服务上门,为市民建广场、铺绿地,在全区开展住宅小区出新工程、全民健身工程、楼道亮化工程。另一方面,他们经过深入的发动宣传,通过“同住一个社区、共建一个家园”的号召,与驻区单位和驻区居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在区街两级成立“社区建设发展委员会”和“社区党建联席会”,与大单位及时沟通、共谋发展、有效组织社区资源。跳出街居走向社区,为XX的社区建设赢得了广阔空间。驻区单位不再把自己当“外人”,而是积极主动的出地、出人、出物支持社区建设:各院校的图书馆、体育场免费向社区开放;部队的生活服务设施与居民共享;过去拓宽道路,修建活动场所,被认为是区里的事,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现在则是慷慨解囊,主动资助,无偿出让。西康路工程,省级机关一次性资助2000万元,广东路拓宽,XX军区某部让出1000平米楼房和2000平米营地。“如果把驻区单位算进去,我们的文化硬件设施是全市一流,如果没有驻区单位,我们是倒数第一”。即将获得“全国文化先进区”称号的XX人如是说。解放居委会:迈出自治第一步社区建设不能全靠政府包办代替,居民的事,说到底,还要靠居民自己来当家作主,要靠居委会来协调、落实。可是,居委会成天都在干什么呢?XX人有一个很形象的形容:忙自己的嘴、做政府的腿。社区建设这个“永恒主题”要永恒下去,必须把居委会从“嘴”和“腿”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其实,居委会从50年代诞生以来就一直做着政府的“腿”,但政府并没有给他们多少好处,办公经费少、人员待遇低是每个居委会的写照。在全民经商办企业的大潮中,产值利润也成了居委会的工作目标。不把他们从“忙嘴”——解决自己“钱”途的境况下解放出来,何谈组织居民开展社区建设?同时,街头巷尾的违章搭盖拆不拆,出租的办公用房、社区服务用房收不收回,群众也在看。虽然没有更多的上级精神和前人经验,XX区还是义无反顾地下决心,要把居委会从“忙嘴”中解放出来。他们从1998年初就开始实行居委会运作经费完全由区财政拿钱的政策:给你办公费用、工资、奖金,解决你的后顾之忧,逼着你拆违、退租、全身心地投入为群众服务。现在,XX区每个居委会每年的经费约在10万元左右,居委会基本不需再为“钱”途担忧。然而,不再让居委会做政府的“腿”是比给居委会解决经费更需要下大决心的事情。上级机关、职能部门,谁不愿意在下面有条代劳的“腿”?所谓“上边千条线”,谁都离不开那“下边一根针”。居委会100多项工作,80%以上都是上级政府交办的。社区建设要深入,必须把居委会解脱出来。首先,从最令居委会头疼的计划生育工作入手。计划生育是国策,无人敢轻视,但是指标压力太大,报表台帐太多,常常是居委主任们手忙脚乱,工作效果却不尽人意。他们决定由区财政、街道、计划生育部门各出一些经费,为每个社区居委会聘任1名社区计生干事,专司计划生育工作,既为社区居委会减了负,又确保国策落实在基层。这种“只减负,不剥离”的经验,得到国家计生委的肯定。社区环境卫生也是一项压力大的工作。以往,居委会整天疲于应付垃圾清扫、上级的卫生检查评比等,办公室常常是“铁将军”把门,居民群众要办事找不着人,急得直骂娘。居委主任们一肚子委屈:“我们出了力,受了累,反而不落好。”于是,XX全区环卫工作按市场机制运作,向社会公开招标,让具资质的保洁公司一揽子承包,实行垃圾清扫、保洁、运输一体化,调查报告《社区建设的启示》。社区居委会不再当清扫工,只需做监督者。逐渐地,居委会淡出了行政性、事务性工作,把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更多地运用到社区工作和为居民服务的实践中去。在湖南路街道西流湾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杨顺新运用掌握的电脑知识建立社区信息数据库,登记社区所有居民和单位的基本情况,随时调阅,方便快捷。康藏路社区42号大院脏、乱、差,自行车常遭窃。新一任居委会上任伊始,即召集居民代表和产权单位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很快改善了环境和治安状况,居民们直夸新社工真能干。中央门街道9个社区居委会把社区养老作为工作重点,推行《社区助老服务时间储备制度》,动员低龄老人、青壮年义务为高龄老人、困难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服务,深受社区居民欢迎。放权立制:给民主一个生长空间1999年底至2000年初,XX区全面实施社区体制改革,按照区位、人口、社会心理等要素,把全区173个居委会的属地格局划为87个社区,并通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了新一代有文化的年轻当家人。与此同时,他们大力加强社区硬件建设,87个社区基本做到社区居委会办公室、警务室、社区服务站、社区卫生站“四房”到位,电话机、传真机、空调、电脑、电视机、影碟机、照相机“七机”齐全。其中,90%的社区居委会用房达100平方米以上,35%达到200平方米以上。但是,有了这些还不够,他们要给社区一个真正的自治空间,让基层民主这颗大树生长起来。首先,他们看到了一个事实:社区居委会没有财权。没有财权的居委会就得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就很难说拥有真正的民主自治权力。打开这个制约社区建设发展的“瓶颈”,给社区居委会放财权!XX区为此出台了三条措施:为所有社区居委会开设独立的银行帐户,并配备兼职会计、出纳人员;区级财政把对社区的投资(包括经费、社区建设专项资金)纳入预算,直接拨款到社区居委会帐户;实行社区民主理财、财务公开制度,以社区成员代表组成财务监审小组实行跟踪监督,并定期公布财务收支情况,接受社区居民监督。这项改革,一方面使社区居委会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居委会拥有自己独立的财务,为社区居民办事腰杆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建设美好家园,民主自治不再是一句空话;同时,财力的保障稳定了社区工作者队伍,使“社工职业化”有可能尽快实现;另外,居委会有独立账户,可直接接受社会捐赠,畅通了社会捐赠渠道。2001年,有了独立帐号以后,社区居委会接受各界捐款达80万元以上。当然,自治的培育要做的不仅仅是放权,还要有健全的制度保证。在XX区,所有的社区都建立了民主议事制度,除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代表议事外,还有议事园、公示栏、议事箱等形式,在社区居民中就社区的大事、小事和存在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广泛议论后再做决定。天津新村社区居民自愿捐款1万多元建立了社区帮困基金,围绕基金的使用,通过开展议事园活动,大家一致同意拿出一部分资助孤儿童紫薇的生活和教育费用,资助唐彩珍老人做股骨手术的医疗费用。同时,还有民主评议制度。社区居委会主任每半年要向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做述职报告,接受评议,并把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居委会处理和采纳的结果向社区公示; 民主监督制度。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代表参加街道每季度召开一次的政务监督会,给街道和区政府各职能部门提意见、反映问题;社区信访接待制度。每个社区设有信访接待室,住社区的人大代表和街道领导干部定期接待,倾听居民群众呼声,化解基层矛盾。这些制度极大地调动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民主,不再是一个画饼。以民为本:政府职能的良性回归通过抓社区建设这个“永恒主题”,税源经济这条“生命线”得到节节高涨,XX区不再眼盯着产值利润,但实力越来越雄厚。有钱了,干什么?XX曾经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住宅区,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往日的繁华已为陈旧。褪旧变新,既保留过往开来的遗迹,又展示新时代的风貌,成为XX区的一件大事。经过几年来的“住宅出新工程”,现已改造旧住宅400多万平方米,受益居民群众达20多万人。同时建成91个社区“全民健身点”;在3550幢住宅楼中新安装36000盏楼道灯,全区90%以上的楼道亮了起来。还投资60亿元,拓宽改造道路34公里,新建17个室内农贸市场,基本解决了“占道经营”的城市“顽症”。XX区有64万人,其中60万以上的人生活都比较好,相形之下,1万多困难群体的困难就比较突兀。因而,区政府一方面拿出资金在最低保障标准上增加40元补助;同时,动员区直机关所有干部和单位通过与街道对口的形式深入社区,与困难家庭“攀亲结对”;另外,他们还建立慈善医疗机制,为困难群体发放慈善医疗优惠卡,建立慈善医疗基金,对重病患者进行救助。这些举措既让困难群体分享社区建设的成果,又让他们体会到什么叫社区的温暖。为实现对下岗职工“只要不挑不捡、保证在24小时以内上岗就业”的承诺,他们拿出2000多万元招聘保洁员,又拨款200万元购买社区保安岗位。下岗职工取代农民保洁员的同时,也解决了乱搭乱盖、保洁不洁的问题;本社区来的保安员,责任心强,社区盗窃案件发案率明显下降。XX区社区老年福利“星光计划”已有29个项目进入实施。他们今年已经准备100多万元,为低收入、无收入和子女下岗的老人入住养老院、老年公寓发放补贴。同时,他们结合“星光计划”的实施,在87个社区成立老年协会,并要求所有的社区老年活动站(室)由老年协会管理运作,政府不再插手包办。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思路下,XX区大力扶持民营社区福利服务机构,鼓励他们在辖区内安家落户。主要了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对符合条件者,以最短的时间办理“两证”——社区服务机构证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证;在业务上提供指导;给予财力、物力支持;帮助开发资源、拓展业务。在这样的政策感召下,下岗职工开办的“心贴心老年服务活动中心”、“期颐托老院”、“爱心托残院”来了,企业合办的“百利-民生社区网络服务中心”来了,爱德基金会开办的专门托养智残儿童的“爱德慈佑院”也来了。尝到了甜头的“心贴心老年服务活动中心”负责人、下岗再就业明星韩品嵋认为,“我有今天的发展,全靠XX社区建设的大环境”。而由百利物流超市公司、林宁食品有限公司、市电信技术发展公司、东奇信息技术公司4家企业合作的“百利-民生社区网络服务中心”,在区里的组织、协调下,通过在社区安装通讯网络和家庭求助系统,向居民提供家政、商品配送、医疗急救、物业服务、治安保卫等一条龙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群众。调整街道:上下求索的新步伐社区体制改革为社区建设搭建了平台,社区居委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但负有指导社区工作职责的街道则“捉襟见肘”,不相适应的状况日趋显露:所辖地域规模偏小,制约发展;资源分布不均,不能有效开发利用;财力薄弱,限制职责的履行与能力的发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编制造成管理成本的浪费;人浮于事,给居委会增加了无谓的负担。街道的划分,已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历史,XX区的10个街道,除由郊区划入的江东街道外,另外9个街道均已历经半个世纪没有变动。在社区建设的进程中,要不要调整区划,改革街道?上级没有说,XX人面临又一次创新。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时代趋势,根据社区建设这个“永恒主题”的发展要求,XX人审时度势,于去年底进行街道区划大调整,把原主城区9个街道调整、合并为5个。这一调整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调整后的街道形成规模优势,带来较为理想的发展空间;优化整合资源,带来开发利用的最大效益;经济实力增强,硬件设施扩容,社区服务中心面积大大增加;“拆庙减僧”,减少成本支出,增加办事效率;有利于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为居委会“减负”。实际上,在这些看得见的好处之后,还有一个着眼于未来的打算:为最终调整城市基层社会结构、由街居制走向社区制,埋下伏笔,做好准备。街道调整,是XX人加速社区民主自治进程的一个深谋远虑;是社区建设这个“永恒主题”永恒下去的一个新探索。在抓社区建设促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保障社区建设的良性运作中,XX人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区委书记叶皓毫不讳言这一点:我们确实尝到了甜头。这几年,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这几个字:抓税源做环境。社区建设就是做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有了好的环境,才有更多的税源,税源多了,政府就能干更多的事情。可以说,我们在职能转变以后完全进入了良性循环。我们的企业已经全部改制完毕,连续四五年没有下岗职工来区政府要饭吃;我们可用的钱越来越多,包袱负担越来越小。进一步深化社区建设这个城区工作的永恒主题,把一些做法和经验形成制度和规范,在体制和机制上取得更多的突破和进展,这是XX人想做和正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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