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调整种植结构、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2020年伊始的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外部环境严重恶化,多国宣布暂停大米、小麦等农作物出口,中国作为粮食进口大国,一旦粮食出现危机,这个刚需所产生的世界性恐慌将远远大于一次疫情所产生的冲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可见,粮食是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一张王牌。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内陆省份,农业生产资源稀缺,粮食安全的状况关系到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小康的实现。本文主要根据1949—2019年贵州省粮食产量相关统计资料,通过粮食总产量波动、粮食自给率等指标对粮食安全进行分析,探讨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保证粮食安全的对策。
一、贵州省概况
(一)资源环境状况。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的东南部,土地面积1760.99万公顷,常住人口3529.50万人,属于中国西南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在1100 m左右,全省土地资源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坝地较少。其中山地和丘陵占92.5%,山间平坝区占7.5%,素有“八山一水
一分田”之说。贵州是我国的喀斯特大省,在可溶性碳酸盐岩基础上发育而成的喀斯特地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61.9%0;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850〜1600
毫米。气候温和湿润,无霜期较长,农作物生长期达270天,高原山地气候垂直差异大,光热水等要素垂直分布明显,非常有利于立体农业的发展。
(二)粮食生产情况
贵州农业资源稀缺,粮食生产能力脆弱,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贵州粮食生产几经曲折,与1949年相比,全省粮食总产量从296.55万吨增长到1051万吨,年均增长10.22%;粮食平均单产由108.43公斤/亩提高到258.67公斤/亩,总体上看贵州粮食生产经历了四个阶段。
1.(1949-1957)快速增长阶段。新中国建立初期,土地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播种面积迅速增加,粮食产量快速上升。全省粮食产量从296.55万吨增加到535.60万吨,年均增长7.67%。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09.4公斤上升到318.7公斤,全省粮食自给有余。在此时期贵州省为粮食调出省份,8年共调出平价粮11.41万吨。
2.(1958-1965)持续下降阶段。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导致粮食产量连年下降。1957-1965年粮食产量由535.60万吨下降到316.1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18.7公斤下降为到197公斤,这是解放以来贵州省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整个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3.(1966-1976年)停滞与徘徊阶段。受到10年文革影响,贵州省粮食产量增长缓慢,而这期间人口增长迅速,人均粮食占有量严重下降。1966-1976年人口由1885万增长到2585.11万,增长37.14%;而这期间粮食产量由474
万吨增长到569.70万吨,增长21.19%,年均增长率1.86%。1976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一度下降为186公斤,比困难时期的1960年还低11公斤。自1966年开始,贵州省粮食不能自给,需要从省外调入粮食满足需求。
4.(1978-2000年)快速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内容的一系列农村改革使束缚的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粮食生产得到较快发展。1984年全省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达757.80万吨。1991年突破800万吨大关达到885.5万吨,1998年产量又突破1100万吨大关,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300.74公斤,这是自1957年以来,人均粮食占有量首次突破300公斤。2000年粮食产量达到1161.3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为309.21公斤。
5.(2001-至今)缓慢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贵州省粮食产量波动下降。2000-2019年粮食产量由1161.30万吨下降到
1051万吨。其间粮食产量经历了
3次大幅波动。2011年贵州省遭遇1951年以来的严重旱灾,粮食减产235.4万吨,下降为876.9万吨。2011年之后粮食产量回升,2015和2016连续两年创历史新高,2016年后持续下降,2019年为1051万吨。
二、贵州粮食生产消费分析
(一)种植面积和产量分析
如图一所示:我国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变化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1.(1949-1978)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波动上升。种植面积从1949年的2735万亩增长到1978年的4047万亩,产量从1949年的296.55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643.36万吨,这一阶段两条曲线的距离较近且趋势一致,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播种面积取得。
2.(1979-1985)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束缚的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粮食连续增产,随之出现卖粮难,农业结构调整开始“压粮扩经”。这一时期粮食播种面积由1978年的4047万亩下滑至3318万亩,直接导致产量由1978年的643.36万吨下滑至594.96万吨随,产量和面积两条曲线双双向下。
3.(1986-2000)粮食种植面积波动增加,加之90年代初的“三高”(高产、高质、高效)农业结构调整,单产曲线迅速走高,面积产量两条曲线距离逐步扩大,三线趋势一致,这一时期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单位产量的提高。从图一可见,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播种面积的增加和单位产量的提高。面积与产量曲线波动趋势保持高度一致,而两者与单产曲线之间却时有背离。(2009-2014)年虽然单产出现下滑,但由于播种面积增加产量依然保持增长。(2015-2019)单产保持增长但由于播种面积减少直接导致产量下滑。由此可见播种面积的增减变化是影响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图一:1949-2019贵州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单产
资料来源:贵州六十年、历年的《贵州省统计年鉴》
4.(2001-2019)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农产品的供给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到新的阶段。我国开始了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民收入为目标的农业结构性战略调整,“粮经比”这个概念因其表达经济作物种植比重和收入来源(一般认为经济作物产值高于粮食,经作越多意味着收人越高)简单明了,被作为衡量种植结构调整情况的指标。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不少地方政府把“粮经比”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甚至纳入年度考核体系。贵州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加大,而粮食种植面积却不断减少,直接导致粮食产量减少。如图二所示:1979年,贵州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含其他作物)的播种面积分别为84.72%比15.28%。而到2019年为49.59比50.41,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
图二:1949-2019贵州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占比图
(二)粮食单位产量分析
70年来,尽管贵州省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粮食单产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从图三可见:贵州粮食单产低于全国水平且差距巨大。历史上贵州省粮食单产曾高于全国水平,1949-1971年贵州省粮食单产曲线高于全国单产曲线,特别是1958年贵州省粮食单产达到140.76公斤,比全国高36.26公斤。1971年后贵州省粮食单产开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到2019年贵州粮食单产比全国低122.34公斤。除单产水平差距外,贵州省的单产稳定性也较差,下降幅度较大的年份有1960年、1972年、1984年和2011年,其中2011年的单产下降幅度巨大,同比减少52.65公斤。
图三:1949-2019年贵州省和全国粮食单位产量
单位:公斤
资料来源:贵州六十年、历年的《贵州省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粮食供需平衡分析
1.粮食消费情况。粮食消费可分为口粮用粮、工业用粮、饲料用粮、种子用粮以及损耗。在贵州省粮食消费中,口粮的和饲料用粮的比重较大,两者占到粮食总消费的85.32%。自2004年来,受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拉动,贵州省粮食消费量逐年增加。2004-2014年,贵州省粮食消费量增长十分迅速,从
1268万吨增长到1479万吨,年均增长1.55%;粮食人均消费由327千克增长到422千克,年均增长2.58%。
表一
:2004-2014年贵州省粮食消费结构
年份
粮食消费量
(万吨)
常住人口
(万人)
人均消费
(千克)
口粮用粮
(万吨)
饲料用粮
(万吨)
工业用粮
(万吨)
种子用粮
(万吨)
2004
1268
—
327
745
446
2005
1272
3690
345
719
472
2006
1292
3632
350
720
475
2007
1301
3596
358
718
485
2008
1328
3537
371
722
506
2009
1349
3479
382
716
520
2010
1356
3469
390
692
547
2011
1364
3484
393
673
565
2012
1414
3502
406
667
576
144
2013
1462
3508
417
670
592
173
2014
1479
3730
422
663
598
191
资料来源:贵州省粮食局网站
2.全省供求情况。由于粮食需求不断增加,而粮食产量增长缓慢,贵州省粮食供需缺口逐步扩大。
表二:
2004-2014年贵州省粮食消费情况
年份
粮食产量
(万吨)
粮食消费量(万吨)
粮食缺口
(万吨)
省外购进粮食
(万吨)
粮食自给率
(%)
2004
1149.6
1278.0
128.4
145.0
89.95
2005
1152.1
1286.0
133.9
156.0
89.59
2006
1038.0
1292.0
254.0
163.0
80.34
2007
1100.9
1301.0
200.1
188.0
84.62
2008
1158.0
1333.0
175.0
184.0
86.87
2009
1168.3
1352.0
183.7
198.0
86.41
2010
1112.3
1358.0
245.7
246.0
81.91
2011
876.9
1364.0
487.0
305.0
64.30
2012
1079.5
1414.0
335.0
367.0
76.31
2013
1030.0
1461.0
431.0
446.0
70.50
2014
1138.5
1479.0
341.0
434.0
76.94
资料来源:贵州省粮食局网站
从表二可看到,2004-2014年贵州省的粮食增长非常缓慢,2014年产量为1138.5万吨,比2004年减少
11.1万吨,而同一时期粮食消费量增加了
201万吨,使得粮食供需缺口不断扩大。2004-2014
年,贵州省粮食缺口由128.4万吨增加到341万吨,粮食自给率从95.29%下降到76.94%。此外,个别年份因受自然灾害粮食缺口严重,2011年粮食受灾产量减少,缺口达到了
487万吨,粮食自给率下降为64.30%。随着粮食缺口逐步扩大,省外购进粮食逐渐增加,2004-2014年,贵州省从省外购进粮食从145万吨增加到434万吨,年均增幅为11.58%。
三、粮食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分析
(一)产需矛盾突出,供应缺口加大,粮食安全水平不高。
随着贵州省粮食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未来贵州省的粮食供需缺口将不断扩大。1.快速发展的畜牧业推动了饲料用粮消费上涨,以生猪为主的养殖结构加大了饲料用粮需求,同时也增加了粮食安全的压力。
2.酿酒行业是贵州省工业用粮需求较大的一个行业。白酒生产需要高粱、大麦、稻米等粮食酿造,酿酒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就业,然而巨大的粮食性需求给农业资源条件落后的贵州省增加了粮食安全的压力。
(二)农业资源稀缺,自然灾害频繁,粮食生产能力不足。
1.耕地稀缺,生态脆弱。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得贵州旱、涝、雹灾害频发,造成农业产量年际间的不稳定性,加大了粮食生产经营的风险性。
2.山多地少,农业生产具有分散性。资源和气候空间分布不均,使得适度规模经营较为困难,而险要的地理条件,不利于发展交通水利建设和机械耕作,限制种植业的发展。
3.“粮经比”考核导致粮食种植面积逐年下降,粮食产量难以保证。纵观70年来贵州粮食生产的起起落落,我们不难发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是左右粮食生产的主导因素,近年来片面使用“粮经比”指标,导致粮食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四、几点建议
粮食安全对于稳定和发展社会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贵州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乡居民收入较低,目前粮食还不能完全依赖于其它省份,为保障本地区的粮食安全,在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下,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效益是实现贵州省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途径。
(一)科学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确保区域粮食安全。
1.正确看待“粮经比”指标,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合理调整种植结构并不等于放弃种植粮食作物,片面使用“粮经比”指标,认为经济作物的产值高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越大,农村经济收入就越高的观点具有局限性。一是经济作物产值具有波动性。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很多经济作物的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近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如油料、蔬菜、水果等都经历了价格大战,农民面对过某种作物开始种植时价格高,到产品上市时大跌价的情况,大面积推广种植经济作物,满足了“粮经比”考核,却不一定给给农民带来收入增加。加之经济作物常是鲜活商品,不易贮存,极易给农民造成损失,影响结构调整的效果;二是从粮食作物上看,如优质大米、高赖氨酸玉米,菜用型蚕豆等都价格看好,其产值并不低于经济作物。所以片面强调“粮经比”是不科学的。
2.农业结构调整要与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相互融合。一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适当扩大马铃薯生产,增加耐旱杂粮和杂豆种植;二是结合当地农业资源环境,大力发展特色生态农业,积极培育名特优、无公害的农产品,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利用地理和气候条件,利用荒山草坡发展特色草畜产业,发展羊、牛、兔等特色养殖业,改善居民的膳食结构,保障粮食安全。
(二)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单产水平
1.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粮食单产提升。贵州省粮食单产较低,农业风险抵抗能力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水利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缺乏。水利和交通设施的不足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粮食安全发生的风险。加强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田水利灌溉设施配备,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和旱作农业,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口粮田,提升农业经营效率和粮食的获取能力。
2.构建种植业与养殖业协调发展的循环性农业生产体系。一是减少规模化养殖对水土资源环境的污染;二是合理利用养殖为种植业提供有效的有机肥,改善土壤质量。
3.加强基层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基层农业技术人才为主体,创新人才引进机制,为粮食生产提供技术保障。
(三)以坝区为引领,培育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方式,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激发农业经济的发展动力,提高粮食的整体经营效益。1.以坝区为重点,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经营是解决农业成本高、经济效率低等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整合现有的耕地结构,促进耕地集中连片生产。
2.积极发展合作社、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参与农业,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方式,提高粮食的生产、加工、服务能力。
3.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提升农民粮食种植技能,培养有文化、会技术、懂市场的专业种粮能手。推进粮油产业化发展,将农民和新型经营
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带动农户进行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生产。
4.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一田多用”模式。发展稻旱轮作,推广“一季多收”,科学安排作物茬口,将一季变多季、用空间换时间,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
撰稿人:李志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