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部字与的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
:本文从玉部字分类,主要对装饰品、礼器、瑞玉和丧葬用玉这四类进行分析。玉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
8000
年来的文明历史,它一直从未间断过,先前古代的玉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深远,使中国文化不断地发扬光大。
一、玉的使用
玉是我国的“国石”早在12000多年前的辽宁海城小孤山仙人洞,古人就已经用玉制成了片状有刃的砍斫器。[1]在之后的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遗产中,均出土了数目众多、制作精细的各种玉器。玉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至现在,一直受到了各阶层人们的尊重与喜爱,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从而形成了不可动摇、绚丽璀璨的玉文化。
二、玉字阐释
在甲骨文中,从“玉”的字有五个(包括玉字本身):玉、玨、王又、王殳、璞。[2]
玉是美丽的石头,有五种美德,玉字形体像三块玉组成,中间的一竖将其连贯起来。我们可以从玉的字源上来追溯玉字的本义,玉字的甲骨文写作“
”,像用绳子串连的三块玉片,并且两头露着绳子,金文写作“
”,两头已经不把绳子露出。小篆沿用了金文的写法,但是三横是要求等均分布的,与“王”字不同。到了楷书阶段,人们为了与王字区分开,将其加一点写作“玉”,但是当它作为字的偏旁部首时一般还是写作“王”,只是最后一笔写为提。专家根据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分析,认为史前人类最初只是把玉从石头中挑选出来,仅仅是因为它特有的光泽而将其作为一种装饰品,很可能还夹杂着贝壳串连起来。所以许慎强调玉字“五德说”的解释是他个人加上去的,有一定的主观色彩。[3]
三、玉部字的分类
(一)装饰品
这类字是从审美角度而言,作为装饰品,当然是找些外观漂亮的东西来佩戴和摆设。新石器时代,人们把玉从石头中挑选出来,用绳子想办法把它们串连,这样的形状就是甲骨文的由来,美丽的光泽和润滑的手感使得玉在那个古老的年代就脱颖而出。
其后,玉作为装饰品伴随着“道德说”兴盛起来。进而提出“玉德”的思想,孔子把人们尚玉的行为解释为上天赐予玉的一种特质,与君子的品德相符合,因此形成了孔子关于玉的“十一德”说,许慎的“五德说”也是从孔子的学说中发展而来的。玉被人格化、道德化,儒家学者选择玉作为其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载体,很多人都比德于玉,依据是否佩戴玉和佩玉的好坏来评价一个人的品行。当时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风,学者们把佩玉当作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是用来警示自己的言行举止要符合君子的风范,从而使玉作为一个装饰品的意义复杂化。
《说文解字·玉部》中记录的字里有很多字属于装饰品,最主要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佩玉,多是指玉佩,“珩”释为玉佩中横在最上面的玉器,用来节制行步,这说明古人在佩戴玉以后连走路也要毕恭毕敬,还有一部分是饰玉,是指作为器物的某处的装饰,有刀剑、冠帽上的饰玉,这也只是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所以玉在这里也是等级身份的象征。
(二)礼器
礼器是陈设在宗庙或者宫殿中的器物,常在祭祀、朝聘、宴飨等各种典礼仪式上使用。除此之外,礼器还用来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级。
最早出现的礼器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祭祀用玉,由于这时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一切都不了解,所以当他们遇到打猎、农耕一些部落的大事时,他们都要举行祭祀活动来进行祈祷和占卜。当时的部落首领很有可能就是大巫师,《说文解字》中记载“靈,指巫,用玉通神明。”依据目前的出土资料,专家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墓主人身边放了很多玉器,这些玉器应该就是他们生前常用来作法的神器。
关于“琮”的说法有很多,其中一种认为它是祭祀用玉,因为考古学家是在死者胸前发现的,所以认为它是佩戴在巫师身上用来作法的。古籍记载礼仪中要佩戴“六器”,有璧、琮、圭、琥、璋、璜,他们都被赋予了礼的规范,用来祭祀天地四方。
礼玉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礼器,自商代就有,玉不再是做法的神器,开始成为王权的象征,它为森严的等级制度服务,用来表示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因地位的不同而佩戴玉器的材质繁简不同,这是礼仪文化与玉器融合的时代。《说文解字玉部》中的“瓒”指质地不纯的玉,还记载了天子用全、上公用、侯用瓒、伯用埒的制度。身份决定所执的圭的质地大小也不同,“珽”释为大圭常三尺,是天子所持的玉笏;“瓛”释为桓圭长九寸,是上公所执的玉器。[4]
礼玉甚至在玉的颜色上也有明确的限定,《礼记·玉藻》中记载“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仓玉;世子佩瑜玉;而士佩瑜纹”。
(三)瑞玉
《说文解字·玉部》中的“瑞”指用玉做的信物。瑞玉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符信,传达着约定的意思,“琥”是指发兵的虎符,大多是把玉剖成两半,上面有雕刻的虎纹或者文字,国君和外在将领各执其一,合符即可发兵,《史记·信陵公列传》就记载了“窃符救赵”的故事。经考证,“瑗”也是一种信物,古时天子召见诸侯,诸侯召见卿大夫、士时,命人拿瑗去见被召见者,作为凭信。瑞玉作为信物,也可以蕴含着特殊的意义。“玦”在《说文解字》中释为玉佩,因其形状有缺口,所以引申为决断和决心,两个人关系决裂时,可以拿玦以示对方断交的决心。《史记·
项羽本纪》记载了“鸿门宴”的故事,项羽见刘邦很友善,不忍心杀害他,范增三次对项羽举玉玦,暗示自己要杀死刘邦的决心,而项羽碍于情面终未下手。可见,“玦”有表示决心的寓意,作为一种象征物,它采取的是谐音的方法。[5]
(四)丧葬用玉
多年来,考古学家发现古代的墓穴与当时人们生活的房屋构造相似,古人们习惯把生前的喜爱物品当作陪葬,这其中也包括玉,并且玉在很多朝代是古墓中的主角,专家们也是根据挖掘出的这些玉器,来推断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
丧葬用玉分为两种,一类是一般的玉器,它可以摆放在墓室的任一角落,大多只是一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生前地位越高,堆放的玉器越多,当然这也与玉器的兴盛程度有关,汉代人们继承儒家思想,崇尚玉器,而唐代以后,玉的思想有所淡化,盛行的金质葬品要远远多于玉器。另一类是葬玉,它用来摆放在死者的身上。[6]
早在8000
年前的兴隆洼遗址中,专家们发现玉玦放在死者眼部,因此,葬玉制度可以追溯至此。古时候的人们有祈求长生不老的愿望,并希望死后可以继续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所以他们制造了“九窍塞”,用它们来堵住人的所有有孔的部位,认为这样可以防止精气外溢,灵魂就可以附着在身体上,获得永生。河北省满城汉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可谓是世间珍品,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的殓服,汉代人们认为玉能寒尸,可以使尸身不朽,这种玉衣制度在魏朝时被曹丕废除,后来很少发现。《说文解字·玉部》中的“琀”字指死者口中含的珠玉,西汉后的琀主要制成蝉状,蝉是从硬壳中出生,恰恰可以符合古人祈求再生的愿望。
“琮”在《说文解字》中释为瑞玉,但是专家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玉琮陪葬在墓主人的周围,有人推测这是一种生殖崇拜,而后发现的汉代玉衣的生殖器塞,形状与琮相像,专家认为这是古人用玉琮改制的,更加坚信了琮是一种葬玉的说法。
四、玉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自史前起,玉文化虽然有盛有衰,但是它从未间断过,它承载着中华民族
8000
年来的文化。有位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论述,“玉对中国来说,视为大地的舍利,是文明的积淀,融入中国历史的血脉中”。现如今,玉已经不再赋有古代的政治色彩,不再那么神秘,但是人们依然很崇尚玉,把它看做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7]
首先,在古代玉作为装饰品更多的是象征着人的身份地位。而唐宋以来,玉开始世俗化,它可以在市面上自由买卖,也彻底摆脱了诸侯贵族专用的制度。因此,喜欢玉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更多的是从审美角度去欣赏它。发展至今,人们还是喜欢用玉来做一些装饰品,受古代玉文化的影响,多是为了讨口彩,所以都选取一些上面有美好寓意的图案。如“蝙蝠”,蝠取的是福的谐音;“莲藕”则是符合喜结连理的寓意,多用于嫁娶。
其次,古代的玉文化受到道家的影响,认为玉可以让人强身健体,长生不老。汉代有把玉屑混合露水制成丹药的记载;《神农本草》也记载人死前服玉三斤,死后躯体三年色不变。现在我们可以找到这其中的科学原理,原来玉石是蓄“气”最充沛的物质,经常佩戴能使其中含有的微量元素通过皮肤吸入体内,从而平衡阴阳气血的失调,玉石所具有的特殊的“光电效应”,能提高人的免疫能力。可见,玉关于祛病益寿的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人们喜欢佩戴一些玉器,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玉作为一种文化,更是为文学创作添砖加瓦,很多文章的题材都与玉有关,这里面有传说,也有真实的故事。[8]
“和氏璧”的故事真是家喻户晓,故事记载了楚国的卞和得到了一块美玉,他把玉献给国君,可是两次都没有得到君主的信任,每次都被处以严重的刑罚,于是他便坐在深山里痛哭,哭的是自己的悲惨遭遇,更难过的是美玉居然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他伤心欲绝,直到泪水流尽,开始流血,没想到血与玉融合在一起,散发出五彩的光芒,显得更加珍贵。卞和拿着这块玉第三次进献国君,国君为他这种精神感动,终于认可了这块美玉,这就是传说中和氏璧的由来。有人说卞和是“玉痴”,为了献玉不惜失掉自己的性命,这个故事说明人们对玉的崇尚之深,为后世的文学创作也提供了珍贵的题材,玉文化对其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玉文化在我国已经根深蒂固,不断地对后世的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不仅蕴含着我国独有的民族特色,而且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但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必将会经久不衰,使中国的文化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杨伯达.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1.[4]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湖南:岳麓书社,2003.5.[5]张玉书.康熙字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6]张明华.玉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3.[7]杨伯达.关于玉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观点的探讨.中原文物,2001.4.[8]崔元.金文玉部字考释和上古玉文化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