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经验总结

第一篇：近十年经验总结

近十年经验总结

黎阳发表最新雄文2013年4月02日 http:///index.html 编者按：著名爱国学者黎阳先生近日撰文总结近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并对其中一些突出问题、涉及国家和人民核心利益的关键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对某些精英使用错误理论甚至怀有不良动机误导改革方向和相关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并对相关的国家政策制定者、决策者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在此转发黎阳这篇雄文，供广大网友学习参考，同时转呈习总和党中央参阅、研究，希望对党中央温故知新、谋定全局有所帮助，希望新一届党中央能凝聚民心，众志成城，共同奋斗，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可能有的同志或领导看起来感觉不太舒服，但“良药苦口”，苦一点或许药效更好，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嘛。下面请看黎阳先生的这篇雄文（注：发表时内容有所修订）：

人权首先是生存权。鲁迅说：“一要生存，二是温饱，三要发展”。这句话把人权核心组成部分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说得清楚之极：生存第一，温饱第二，发展第三。“温饱”是“生存”的延续、扩展和升华；“发展”是“生存”的持久保障。“温饱”和“发展”都只能也必须以“生存”为基础和前提。离开“生存”，“温饱”和“发展”就毫无意义。跟“生存”相比，“温饱”和“发展”永远是从属的、第二位的，永远只能服从于生存、服务于生存、有利于生存而不能有害于生存。生存权是人权的核心，是人权最大最重要最本质的部分。离开生存权，“人权”就毫无意义。脱离生存权，奢谈“人权”就纯属胡说八道。没有生存权就没有一切，危害了生存权就危害了一切。侵犯生存权是最大最恶劣最不可饶恕的侵犯人权。“生存权第一”这个根本原则决定了一个判断是非的基本准则：特殊情况下能够允许为“生存”而暂时牺牲“温饱”和“发展”，也能够允许为“发展”而暂时牺牲“温饱”，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为“温饱”和“发展”而牺牲“生存”，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人是社会性动物。所谓“生存权”，指的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所有人的整体生存权而不仅仅是某个单个个体的生存权。保护人权，首先必须保护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牺牲少数人的生存换取多数人的生存是正义，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生存是卑鄙，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展”（注：实为“发财”）是罪大恶极。牺牲多数人暂时的温饱和发展来换取多数人的根本生存是迫不得己，牺牲多数人的根本生存来换取多数人暂时的表面的温饱和发展是ＳＢ。

看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是非功过看什么？首先看对“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做了什么——优先顺序和轻重顺序必须永远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第一，其次才是温饱和发展”。不管其它做了多少、做得如何，只要捍卫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那就可以基本上肯定；只要危害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那就必须基本上否定。如果属于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展”，则必须坚决彻底否定，不管这少数人的“发展”看上去如何“辉煌”。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判断是非功过最高最后最大的标准。不是说要“以人为本”吗？什么叫“为本”？想想母亲看到孩子受到威胁时的本能反应，想想母兽发现幼崽面临危险时的本能反应——母性虽然未必说得清什么叫“为本”，但必定本能地把自己后代的生存视为根本，本能地不让自己的后代遭到伤害，本能地不惜一切保护自己的后代。“以人为本”即“以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为根本”，象母性出于本能保护后代的生存一样出于本能保护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人命关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把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看成天大的事，绝不允许其受到任何威胁伤害，一旦发现威胁立即火急火燎全力以赴，不惜一切立码解决，其它一切都必须让路，不消除威胁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死不松手、誓不罢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有对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重视到这个程度才算得上是“以人为本”，否则不过是吹牛撒谎招摇撞骗。

从2004年爆发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算起，毒奶粉在中国大陆大规模肆虐泛滥迄今多少年了？九年——当政十年，倒有九年在闹毒奶粉，一直闹到如今——如今问题解决了没有？不但没有，而且愈演愈烈——从“大头娃娃”发展到“结石娃娃”、“早熟娃娃”；从安徽河北几个省发展到全国各地……如今到了什么程度？中国人普遍害怕在中国大陆买奶粉，只要有可能就想方设法求亲拜友从国外和港澳地区直接买奶粉，不惜代价，不厌其烦。后果如何？“中国人到处抢购奶粉危及当地婴儿供应”、世界性恐慌、全球性反弹——“香港对离境人士所携带的出境奶粉数量进行严格限制”、“澳门特区政府宣布将优先接受澳门居民登记购买奶粉”、“美国的Walmart等连锁超市发布了每次顾客只能购买5至12盒奶粉的限购令”、“新西兰开始奶粉限购，当地的部分超市甚至贴出中文标注的„奶粉一人一次限购两罐‟的限购令，通过邮寄等方式将乳制品带到境外都属于非法”、“澳大利亚的一些大型连锁超市、药房也贴出中文限购标示，规定每人限购2罐或4罐”、“德国的DM大型连锁超市对婴儿奶粉实行了限购，每名顾客每次最多只能购买四盒”、“荷兰各大超市、百货店和药店普遍都施行了严格的限购政策”……所有这些令中国人联想到什么？“奇耻大辱”、“声名狼藉”、“老鼠过街”、“开除球藉”……（注：茅于轼不是宣布过吗？“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如今全世界对中国实行了变相禁运“婴儿粮食”——奶粉，究竟是“市场规则”不灵了，还是无辜的中国婴儿的父母们做了什么“犯天下大忌”的事？没闹灾没打仗没出现政治危机，突如其来就在这个整天和谐的和平时期对中国来了个奶粉禁运，如果碰到了中国大规模缺粮呢？）

举国追求直接从境外直接买奶粉，这说明了什么？中国老百姓普遍对中国大陆的整个食品工业体系、食品检验体系、商业销售体系彻底丧失信心——不管是不是中国造，只要你一过手就靠不住，就可疑，就不放心：即使号称“进口奶粉”，谁知道是真是假？谁知道是不是冒牌货？谁知道是不是从哪个下三烂的生产商弄来的假冒伪劣？如今家家户户谁不是就那么一个孩子、就那么一条命？谁愿意拿自己孩子的生命健康冒险？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改革代价”？谁不想为自己孩子的生存和健康多一点保险？要保险，最理想的办法当然是确保自己孩子吃的奶粉跟没发生大规模毒奶粉的地方的孩子吃的一模一样，最靠得住的办法当然是从境外国商店直接买——人家的孩子吃什么我的孩子也吃什么，彻底绕过现有的食品工业体系、食品检验体系、商业销售体系，惹不起，躲得起，半点边不沾，半点从中做手脚的机会也不给你，这该保险了吧？这就叫“以后代为本”——“以后代的生存为根本”：即使自己的生存无可奈何地被无孔不入的毒气、毒水、毒食的威胁所笼罩，也要想方设法多少为后代的生存增加哪怕一点点安全保障。即使这种努力是那样的渺茫、那样的可怜、那样的微不足道，也仍然不惜功本、不惜代价、不屈不挠，为后代的生存权绞尽脑汁——“可怜天下父母心”。

真要“以民为本”，那就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把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看成天大的事，更不用说发现民族的后代受到伤害了——“少年儿童是人类的未来”，是根本中的根本。要想有未来就必须竭尽全力保护后代。保护后代是起码的人性。伤害后代的人不但灭绝人性，而且连兽类都不如，连兽性都灭绝了：“虎毒不食儿”，连最凶残的野兽都知道保护自己的后代。不但兽类，就连草木都有保护后代的本能——比如蒲公英开的是黄花，一旦结籽黄花就变成了布满种籽的毛绒绒的白球。如果在它未结籽、还是一朵黄花时就把它拔掉，它的根、茎、叶会很快枯萎死亡，唯独这黄花会在这最后的时刻迅速完成发育成种籽的转变，迅速从黄花变成布满种籽的小白球。这说明什么？说明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把体内仅存的最后的一点点维系生命必须的水分养分全部集中起来供给种籽，也就是说即便到了最后关头、最绝望的情况下都把最后一点生的机会留给后代。草木尚如此，兽类尚如此，何况人乎？任何民族只要不是丧心病狂自取灭亡，必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遗余力保护自己的后代，再困难、再绝望也要竭尽所能保护后代。当真把后代的生存视为根本，只要稍微哪怕有一点人性，一旦发现后代面临威胁岂能无动于衷？“救人如救火”，别说“一万年太久”，一天都太久，一刻都坐不住，更不用说眼睁睁看看着后代天天被下毒达九年之久——针扎在背、骨哽在喉、眼里揉了沙、肉里扎了刺，吃得下吗？睡得着吗？坐得住吗？等得起吗？当政十年，任凭毒奶粉为害九年不得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却居然心安理得，这叫什么“以人为本”？“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是凤阳花鼓戏里的文学夸张，“自从出了一奸相，十年已知九年毒”却是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不错，这些年里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没少做，大张旗鼓的煞有介事没少吹：“3点指示”、“国务院六项决定”、“有信心在一两年内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出台三项强制性婴幼儿奶粉国家标准”、“阜阳假劣婴儿奶粉事件调查工作取得初步进展”、“六部门共同要求进一步加大奶粉市场核查工作”、“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开展奶粉专项执法打假集中行动”、“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基本查清”、“国务院调查组初步认定安徽„大头娃娃‟患病原因”、“质检总局公布奶粉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连续合格企业名单”、“我国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粉产品标签内容”……然而结果呢？——历史只认结果，现实社会只看现实；物理上计算做功不看拐了多少弯转了多少圈走了多少路，只看速度位移是多少；现实中看毒奶粉不问说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分了多少人，只问如今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多少——解决了，什么都用不着说；没解决，说什么都没用。

无情的事实是：声嘶力竭兴师动众大折腾了九年，毒奶粉问题不但没解决，而且愈演愈烈，烈得举国人心惶惶，烈得举世嘲讽围堵，烈得整个政府信用完全破产，老百姓对中国大陆的整个食品工业体系、食品检验体系、商业销售体系彻底丧失信心……“饿死三千万”是捕风捉影信口开河，实际谁看见了？而毒奶粉“毒害三千万”却不但是有目共睹，而且是自己亲口供认：“一个三鹿奶粉，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网民们大概不知道。我们普查了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达到3000万，国家花了20亿”——20亿，折合给3000万儿童每人66块6毛6，相当于肯德鸡的一个全家桶，广州的一盘白斩鸡——伤害了一个孩子一辈子的健康和生存权，用66块6毛6就打发了，就这还心疼得直嘬牙花子：“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买美国“两房债券”、美国国债白条白扔了多少中国人民血汗？几万亿！眼睛都不带眨一下！一个外国混混据说被下了毒就不得了，雷厉风行抓，雷厉风行判，雷厉风行举国表态人人过关，雷厉风行搅得周天寒彻，比死了亲爹都来劲；为一个洋人闹得人仰马翻，而当足足三千万中国孩子被下了毒呢？如此雷厉风行了吗？“人人过关”了吗？“解决问题不过夜”了吗？有“追究毒死洋大人”的那股一追到底心狠手辣的劲头吗？没有，没有，足足九年都没有，有的是“仰望星空”、“道德的血液”——“企业家的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讲，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道德问题十分重要”、“我以为诚信和道德是现代社会应该解决的紧迫问题”、“每个企业家或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要知道热爱群众、热爱国家”、“要有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情是道德的基础”……不疼不痒说了那么多，意思其实就一个：靠“以德治国”解决毒奶粉毒食品问题——虽然也装模作样说了几句“如果再出现假冒伪劣产品，我们一定严惩不贷”，实际呢？“调查组一走免费治疗就停了”、“调查组走后两个多月，劣质奶粉商贩仍未到案”、“劣质奶粉责任人虚假撤职假处分”、“质奶粉事件中被撤职人员仍在上班”、“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在退隐一段时间后已经复出，本该销毁的三聚氰胺奶粉在躲过追查风口之后重现一些地方的市场”……没兴趣拯救几千万被下毒的儿童，只有兴趣“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不积极抓下毒的，只积极抓揭露的和受害的——三鹿三聚氰胺奶粉问题早几个月就有人开始在网上揭露，但在2008年9月5日新西兰政府下令新西兰官员直接向中国中央政府报告、新西兰总理直接找上门向温家宝交涉之前，三聚氰胺毒奶粉问题一直被严密封锁，更不用说立即将产品下架暂停销售、回收已经销售产品、警告消费者不要食用了。等新西兰总理强行干涉、三鹿三聚氰胺奶粉问题大白于天下、纸里再也包不住火后又严禁内地媒体擅自报道、禁止律师插足、严判积极抗议的受害者——悠悠万事，“奥运”为大，维稳为大，政绩为大，面子为大，亿万生灵尤其是婴儿的性命生存权算个屁——为害婴儿是什么性质的行为？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的行为，为害整个中华民族生存权的狠毒透顶的行为。

无辜的孩子的生存权尚被如此草菅，其它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呢？更不用说了——地沟油、假冒伪劣、毒食品、毒药品、毒衣料、毒建材、毒添加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食品污染、转基因主粮、豆腐渣工程、“卖血村”“艾滋村”“癌症村”遍地开花、“艾滋大省”横空出世、北方“黑霾压城城欲摧”、首都变令人窒息的“雾都”、南方“一江死猪向东流”、黄浦江成臭猪肉汤般的“猪江”……过去中国大灾荒时方有“易子而食”，如今号称“和谐世界”“太平时节”，“易毒而食”却成了司空见惯——人们等于在彼此下毒：粮农不吃自己种的用于卖的粮，菜农不吃自己种的用于卖的菜，果农不吃自己种的用于卖的果，牧民不吃自己养的用于卖的猪，饭店不吃自己做的用于卖的加工食品……如今的问题已经不是有哪些被污染有毒害，而是还有哪些没被污染没毒害。偌大中国如今还能找到几方地确保含有未受污染的净土净水净气、多少饮食医药卫生保健日用品确保不含有毒有害假冒伪劣物质？“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毒枭”。哀我民族，被迫处于一年到头吸毒气、喝毒水、吃毒食、穿毒衣、居毒室、彼此下毒、无处不毒的大环境里，还要整天被逼着问“幸福不幸福”？这还不算，堂堂政要居然还公然宣称“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假冒食品不一定伪劣”、“食品出现问题，未必是商人存心害人”、“老百姓不能总想呼吸新鲜空气不付代价”——国民党时代“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如今可好，连上边的这口气都不放过了。人活着不就靠一口气吗？活人跟死人不就差一口气吗？自古以来再闹饥荒也没听说过缺空气的，如今居然空气都成了商品要收钱了，古今中外谁曾见？难道没钱就连喘气的资格都没了？空气要收钱，没钱就得吸毒气，就得断气——人断了气还能活吗？这不是明目张胆剥夺穷人的生存权又是什么？

“易子而食”只发生在过去大灾荒的短暂时期，灾荒一过就没了；“易毒而食”却发生在如今的“和谐世界”、“太平时节”，至少持续了九年而且愈演愈烈、不知道何时是尽头；“易子而食”是生存形势所迫，“易毒而食”是“公知”煽动的贪婪和某大领导的蓄意放纵包庇；“易子而食”者的精神良心都受到强烈的自我谴责，“易毒而食”者的精神良心则彻底沉沦，完全麻木。人大的反毛狂张鸣说“„文革‟把中国变成了„食人部落‟”。不对，正在拼命把中国人变成“食人部落”的是 某大领导和他们这群“普世公知”，是他们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煽动制造出来的“易毒而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互相下毒等效于互相卖“人肉包子”，等效于自相残杀人相食。使一个民族这么多人精神上如此麻木、明知所吃的一切有毒还不得不照吃不误；使一个民族这么多人如此持久地彼此下毒还无动于衷、习以为常，不但连自己的后代都不放过，而且有意识地把后代当成重点下毒目标。这等效于把一个民族推入无缘无故互相残杀的长期的隐形内战，互相吞噬还心安理得麻木不仁。这难道不比直接人吃人的“食人部落”更凶残更灭绝人性？这些凶手难道不是图谋把整个民族变成“食人部落”的恶魔？这种以“易毒而食”为手段的变相的人吃人规模如此之大，范围如此之广，花样如此之多，持续如此之久，手段如此之狠毒，性质如此之恶劣，后果如此之严重，难道不是最恶毒最贻害无穷的罪行？如此深入持久大规模的罪行古往今来哪个时代有过？环顾世界哪个国家有过？“普世公知”们整天诅咒的毛泽东时代何曾有过？这难道不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极端骇人听闻的邪恶？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难道不是前无古人罪大恶极的天下第一奸？贺卫方的一句话用在这里才正合适：“是什么让操作这套制度的人们变得如此丧尽天良？！”将来的人们回顾如今这“易毒而食”的历史时倒真该参照《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5月21日第299期的文章“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里的一段话说：“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谈到„易毒而食‟死亡人数时，永远给出一个模糊的数字，后人会鄙视我们。”

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按照这样的标准，按照“判断一个政治人物的是非功过首先看对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做了什么”的标准，某大领导在过去当权这十年中对“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的真正立场是什么？

——到过死难矿工的家里，矿难却依然如故；到过学校的废墟安慰瓦砾下的孩子，豆腐渣工程依然如故；谴责过企业家缺少道德的血液，有毒食品依然如故；多次控制房价，房价一天高过一天；多次关怀过环境保护，空气一天脏过一天……“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5.12汶川特大地震前有人9次上书指出汶川地区可能要发生大地震，最后一次上书是在2008年4月份。结果呢？石沉大海。如果把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岂能如此无动于衷？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影响整个民族的生存。尽管无数事实证明目前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并没有真正解决，“有关部门”仍然强行在中国大规模推广转基因食品。如果把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岂能在没有绝对安全保障之前如此轻率决策？

——毒奶粉害死人，豆腐渣工程砸死人，无孔不入泛滥成灾的有毒有害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日用品以及气污染、水污染、土污染时时刻刻在隐形杀人、慢性杀人……如果把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对此应该是救人如救火、急如星火紧急状态限期解决，一天都不能容忍，岂能容忍其持续多年不得解决而且愈演愈烈？

——制造散布有毒有害假冒伪劣的食品药品日用品和各种污染的绝对主力是谁？是计划经济公有制的国营企业，还是彻底实现了“市场化”、“私有化”、“股份制”、“自由化”、绝对按照唯利是图、“赚钱就是资本最大的道德”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民营企业”？计划经济不管有什么问题，能计划造假吗？能计划下毒吗？公有制的铁道部和一切国有企业不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过蓄意下毒、蓄意制造假冒伪劣、蓄意制造事故？是国有铁路7．23那样的恶性事故层出不穷，还是私营运输公司7．22那样的恶性事故层出不穷？如果把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为什么对制造散布有毒有害假冒伪劣的食品药品日用品和各种污染的绝对主力私有企业那么纵容包庇，又是“赦免原罪”、又是“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却对消灭公有制的国有企业那么急不可耐？——对国有企业竭尽诬陷诽谤之能事，对“民营企业”的问题一概装聋作哑；市场经济连奶粉都管不好，却硬要去管铁道；对美国欠的那么多国债一声不吭，却死死揪住铁道部的债大做文章拼命往死里打；6小时完成铁道部拆分成公司的全过程、上万亿注册资本的公司不经资产评估和审计验资就成立„„打击制造散布有毒有害假冒伪劣和各种污染的犯罪时何曾有过如此积极性和高效率？

“听其言，观其行，看结果”——结论：对老百姓的生存权根本不当回事，从来不保护，从来不留情；只管“开药方”、“发宣言”、“拿话甜和人”，绝对不当真，绝对不做实事，绝对不釜底抽薪动真格的，更不亡羊补牢防患于未然；对如何避免死亡挽救生命毫无兴趣，对出了事死了人之后如何在镜头前表演哭丧最感兴趣；说的是“以人为本”、“道德的血液”，干的是“全面下毒，灭绝中华民族”；温文尔雅的表面，冷酷恶毒的内涵；“人道”、“人性”的言词，灭绝人性的行动；貌似弥勒，心赛毒蛇；大奸似忠，大贼若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鱼找鱼，虾找虾，乌龟爱的是王八”——肉麻吹捧如此国贼巨奸是“忧国忧民”、“千古一相”、“打下了好的基础” —— “建设创新政府”“使经济社会充满活力”、“建设廉洁政府”“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效率”、“建设法治政府”“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的人是什么东西可想而知，所谓“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的自吹自擂是什么货色不难预料。）

灭绝人性的行动来自灭绝人性的理论——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普世公知”疯狂鼓吹的邪教理论“市场万能论” —— “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只需要看不见的手，不需要看得见的手”、“政府和权力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干预市场，不得介入企业的经营和销售”、“政府退出”、“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要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这个“理论”是个噬血的理论，吃人的理论——它只认利润，不认人命，整个理论体系中没有人的生存权的任何位置。根据这个理论，盈利是硬道理，赚钱才最道德，其它一切都必须从属于盈利赚钱，人命更算个屁。根据这个理论，不管市场出现什么问题，不管是买卖奴隶、谋财害命、卖人肉包子、杀人越货、劫道绑票、杀人放火、下毒造假、坑蒙拐骗……统统没有关系，用不着大惊小怪，必须听之任之，等着“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如果“竞争和淘汰”没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呢？那就证明所有现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因为“利润就是道德的血液”。如果政府干预那就是“破坏市场规则”、“极左”、“僵化”、“文革余孽”、罪大恶极……如此一来老百姓就只有死路一条么？“普世公知”们说，非也非也，出路还是有的，只是急不得，要苦苦煎熬耐心等待——等到自由化私有化的市场没法靠戕害人命赚大钱的时候，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们就会“良心发现”、“改邪归正”，那就自然实现了“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那就自然苦尽甜来和谐世界皆大欢喜了。在此之前则对不起，您就乖乖中毒、乖乖等死、乖乖为市场化做贡献做牺牲吧——这就叫“改革代价”。那么什么时候自由化私有化的市场才会没法靠戕害人命赚大钱呢？答曰：没有准儿——西方市场经济的奴隶买卖持续了三百年，孙二娘的那类人肉包子生意历史大概更悠久。相比之下中国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改开”的三十年历史算老几？急什么？“长虫吃扁担——一节一节来”吧。结果：彻底的市场无政府主义，老百姓的生存权统统被交给彻底实现“市场化”、“私有化”、“股份制”、“自由化”、绝对按照唯利是图、“赚钱就是资本最大的道德”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民营企业”任意摆布。“以民为本”＝“以民为资本、将本求利”，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权让少数人赚人命钱。不管整个中国已经毒品遍地、污染满天、豆腐渣工程横行、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房价飞涨、死猪满江河、整个中国的食品工业体系、食品监管体系、商业销售体系在老百姓心目中信用彻底破产、人们不顾一切到境外市场直接抢购奶粉食品、中国的食品医药环境遭到全世界的轻蔑嘲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公权力硬是无动于衷，闭目塞听，置若罔闻，听之任之，不查，不问，睁着眼睛看着不管，不管死了多少人、害了多少命，硬是要坚决等待“市场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等待“道德的血液”消除唯利是图，等待狐狸自觉自愿保护鸡圈……

市场果真万能吗？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果真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吗？胡说八道。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出现金融危机、世界大战、凯恩斯主义，更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这次西方各国、港澳地区对中国搞的奶粉禁运难道不是“政府和权力干预市场”？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一项法律，禁止美国政府部会机构购买与中国政府相关企业生产的电脑资讯科技。这难道不是“政府和权力干预市场”？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这些鼓吹“市场万能论”最力的“普世公知”们为什么这会儿一概装聋作哑一声不吭？他们怎么不跑到美国欧洲各国和港澳地区指手划脚教训指责“政府和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预市场、不得介入企业的经营和销售”、“要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为什么不自园其说？可见他们自己也并不当真相信自己拼命鼓吹的东西。就凭这些就足以证明“市场万能”是胡说八道；“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是胡说八道；“只需要看不见的手，不需要看得见的手”、“政府和权力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干预市场，不得介入企业的经营和销售”、“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要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等等全是胡说八道。凡是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政府权力的管制没有广泛深入无微不至的——你到欧美市场卖个加工食品试试，看有没有政府权力的管制。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之流所谓“市场万能”、“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之类信口开河只能骗骗那些社会经验不足、迷信“专家权威”、对历史和国外实际情况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的人。

世界上任何事物、任何规律的存在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没有绝对的、无条件存在的事物和规律。市场也不例外。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没有权力管制，无以成市场——没有权力管制“没毛大虫牛二”，扬志卖刀的市场买卖就做不成。不错，市场经济有巨大的潜力，在一定条件下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但凡事都有两重性，不管什么东西，潜力威力越大，一旦为害破坏性也越大，因此越需要严加管制——汽油的潜力威力巨大，只有被严格管制在密闭容器里进行受控制的燃烧才能对人有益，只要有丝毫空隙得以泄露、摆脱了控制自由燃烧，立即就成了灾害。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任何潜力威力巨大的东西都是驭则为利，放则为弊，纵则为害——汽油的潜力威力巨大，炸药的潜力威力巨大，核材料的潜力威力巨大，水的潜力威力巨大，火的潜力威力巨大，电的潜力威力巨大……所以必须有严格的易燃易爆物品管制、武器管制，毒品管制、核管制、水管制、火管制、电管制、交通管制……凡潜力威力巨大的东西都非管制不可。权力必须关进笼子，市场也必须关进笼子。有的东西关进笼子还不够，还必须控制得密不透风，半点空子都不能留——不信让易燃易爆剧毒的液体气体来点跑冒滴漏试试？你越证明市场经济威力无比，就越从反面证明市场必须受到权力的严格管制——既然市场经济神通如此广大，那不关进笼子封进罐子还得了？权力管制不到位，“市场经济”的结果就是孙二娘的人肉包子大行其道，三聚氰胺毒奶粉之类无孔不入。水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火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市场岂能自己管理自己？

市场是否万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是否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那要看站在什么角度了。如果站在“追逐最大利润”的角度看问题，的确如此。但如果站在“保护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角度来看问题，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目标是追逐最大利益，那确实不需要管制，确实“要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如果目标是“确保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那管制必不可少——对潜力威力巨大的事物的任何管制出发点说到底都是“保护生存权”——如果跟人类目前生存权无关，谁会吃饱了撑的去多管闲事？在没有发现核能之前，有人管制核材料吗？现在有人去管制银河系以外的东西吗？鼓吹“市场万能论”的“普世公知”与绝大多数人的立场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他们的一切出发点都是如何“最大盈利”，丝毫不管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美其名曰“发展是硬道理”。这就割裂了“生存”与“发展”的关系，本质是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展”（注：实为“发财”）。

只要认同为了“发展”可以牺牲“生存”，那后果就非常可怕——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法本工厂和V-2导弹生产线算不算“先进生产力”？算不算“发展”的典型？但其工人呢？全是奴隶囚犯，生存权毫无保障的囚犯。这是不是“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展‟（注：实为„发财‟）”的典型？如此“发展”、如此“先进生产力”对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坚持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为„温饱‟和„发展‟而牺牲„生存‟”的底线，“普世公知”们完全可以把纳粹集中营里奴工的命运照样强加到中国老百姓头上——北方的雾霾、南方的“猪江”、无孔不入的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日用品和环境污染、司空见惯的“易毒而食”等现状难道不该引起中国老百姓的高度警惕、警惕他们正不声不响地、不知不觉地、持之以恒地、阴险毒辣地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巨大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室吗？

注意看清楚“普世公知”们理论逻辑的悄悄演变过程：“发展是为了生存”——“发展是硬道理”——“为了发展可以牺牲生存”——“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来换取多数人的发展”——“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精英‟的„发展‟”——“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财”——“易毒而食”。

“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任凭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日用品泛滥成灾、举国污染登峰造极就是不管的根本原因就在“普世公知”这个经过一系列偷梁换柱之后给出的真正理论：“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财”。出现这样的结果，关键的关键就是一条：突破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这个最要害的原则底线。

重复强调一下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核心观点：“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一要生存，二是温饱，三要发展”、“„温饱‟和„发展‟都只能也必须以„生存‟为基础和前提”、“离开„生存‟，„温饱‟和„发展‟就毫无意义。跟„生存‟相比，„温饱‟和„发展‟永远是从属的、第二位的，永远只能服从于生存、服务于生存、有利于生存而不能有害于生存”、“没有生存权就没有一切，危害了生存权就危害了一切。侵犯生存权是最大最恶劣最不可饶恕的侵犯人权”、“特殊情况下能够允许为„生存‟而暂时牺牲„温饱‟和„发展‟，也能够允许为„发展‟而暂时牺牲„温饱‟，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为„温饱‟和„发展‟而牺牲„生存‟”、“保护人权，首先必须保护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牺牲少数人的生存换取多数人的生存是正义，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生存是卑鄙，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展‟（注：实为„发财‟）是罪大恶极。”——不管何时何地，“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这个根本原则绝对不能动摇。

同样，“看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是非功过首先看对„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做了什么——优先顺序和轻重顺序必须永远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第一，其次才是温饱和发展‟。不管其它做了多少、做得如何，只要捍卫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那就可以基本上肯定；只要危害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那就必须基本上否定。如果属于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展”，则必须坚决彻底否定，不管这少数人的„发展‟看上去如何„辉煌‟。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判断是非功过最高最后最大的标准。”

拿这个标准衡量那个整天“仰望星空”的“道德的血液”，一切外衣、一切伪装立刻撕得粉碎：当政十年，对中华民族后代的生存权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伤害，居然还有脸声称“做得还不够好”、要求老百姓“宽恕”——太谦虚了，一贯不遗余力地灭绝中华民族，仅仅一个“不够好”够用的吗？毒害了十三亿，三鞠躬就打算完事？天下那有那么便宜的事！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历史的判决可以迟到，但决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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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近十年《伤逝》研究报告

近十年《伤逝》研究报告

近十年《伤逝》研究报告

鲁迅所写的小说《伤逝》，形式特别，意蕴深厚，解读空间较大，因而自1925年面世以来，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特别是最近10年，更是论者颇多、论文频出，且论者的研究方法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社会学、历史学层面的解读，而是将多种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方法作为武器，试图从新的批评视角，对《伤逝》的复杂意蕴进行更为准确的透视和更深层次上的把握，以期抵达文本的本质意义。

一、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分析

贾振勇认为，“鲁迅在《伤逝》‘真实’与‘虚空’的对立紧张的矛盾中”，“看到了男性价值世界在制造‘娜拉出走’这一历史乐观主义女性神话所起的助封为虐的作用，看到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对它的终极价值目标釜底抽薪的势能”。“《伤逝》正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在展现‘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民族集体经验的虚妄性特征时，集中而深刻地展现了它的男性中心文化的霸权性和引诱性，展现了他对女性这一历来受压抑群体的本体性漠视，以致古老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借助它而获得了现代性工具”。周玉宁也认为，《伤逝》“细腻而深刻地展示了男女间的隔膜与厌弃”，“显示了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异，理解与沟通的困惑”，“子君才从父权的家庭走出，就又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置于夫权之下，以期得到一种稳定的保障”，她的悲剧乃是“一个尚处于半‘新’半‘旧’状态中的女性的悲剧，一个受过个性解放启蒙，而思想意识的出发点仍停留在男性中心范式里的女性悲剧。涓生虽然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脱不了男权意识，最终还是习惯地以女性为牺牲”。

二、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发掘主题内核

鲁迅写作《伤逝》到底动机何在?王文彬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涓生的悲哀与悔恨的心理内涵包括辩白、自责和超越三个层面。而贯穿他和子君爱情生活全过程连续不断的思考中，表明他对爱情悲剧原因的分析，对生活和生命的认知，对子君之死实有的体验及其升华，抒写在他悲哀和悔恨中由对个性主义和自我牺牲的人道主义的两难选择到两难都选择的心灵历程。”赵敬立也认为，“写作《伤逝》是鲁迅假借了恋爱的形式，对自我从思想到人生道路进行深刻而痛苦的反省、探索、总结与调整”，是他“由‘仿徨期’心路历程的曲折而艺术化的反映和记录，是他崇奉给自我(及改革家)的一篇深自悲泣和伤悼的‘诛文’，一曲长歌当哭的哀惋”。因此：“《伤逝》有着‘双重’叙述主题，表层显在‘主题’是爱情主题”，“深层潜隐的主题”则是“自我伤悼”，鲁迅并不是真的“要把爱情故事当作一个主题去叙述”，而是“以反讽的笔法借用这恋爱的形式的”网。陈留生则认为，鲁迅与一个叫许羡苏的女孩子交往共1年，“在写作《伤逝》时已相交5年，鲁迅对许羡苏一直有好感，而许羡苏对鲁迅则是敬中有爱，但始终缺乏使二者关系飞升到恋爱层面的契机，许羡苏的婚事因此而耽搁。在鲁迅与许广平确立恋爱关系并准备向新的生活迈进时，他在有意无意间感到有愧于许羡苏，因此就虚拟自己果真与她结合了其结局必然会像涓生与子君那样，以悲剧告终。既然如此，还不如不结合。这样，鲁迅悬着的心终可平衡了。

谢世洋对上述观点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他指出，《伤逝》是对五四时期沉酒爱情、躲避社会斗争的青年群体的典型刻画，是对知识分子“国民性”的反思、啃叹与批判日。刘起林、易瑛认为《伤逝》的主题内核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涓生是站在追求生命终极价值的角度来对待人生以及他与子君的爱情的，他对子君爱情的追求与放弃，都与他对生命最高意义的追求紧密相连，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对涓生来说实际上是一曲生命终极意义追求的悲歌”。为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将作品的意蕴揭示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终极意义的憧憬期”、“现实生活的品味期”、“凡俗人生的彻悟期”和“生命追求的抉择期”，并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阅。另有一些论者，如罗小茗认为，在涓生眼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个由进步变为落后的子君，是因为作为公务员，涓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力与怯弱，需要种种启蒙者的成就感来掩饰，而维持这些成就感，以及继续启蒙的力量，则来自于‘大无畏的子君”，“所以，与其说有一个‘革命的子君’被涓生选择了，倒不如说是涓生选择了一个活生生的子君身上被额外赋予了光明意味的某个部分”，“在对现实生活无限度的解释权力中迅速地无需中介地回附到物质的平庸，这无疑是涓生思路中最可疑最可怕之处”谢菊在考证了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情之后认为，《伤逝》“其实就是鲁迅借助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将这些事件的经过(即兄弟失和、失业、与许广平恋爱等)、他的思考以及他内心深处难言的隐痛写出来”。“出于这样的动机，《伤逝》是为他自己而写的，是写给自己看的作品，因此没有公开发表而收人文集出版。而用爱情题材来表达，既与他当时正在和许广平恋爱、有切身的生活体验有关，也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在逻辑一致”，因为兄弟失和“是鲁迅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而在冯金红那里，涓生被看做是“一个既矛盾分裂又统一和谐”的人物形象，表面上涓生忏悔的是“无过之过一一说出真实”，但事实上涓生的“过”是在他“说”之前，他的忏悔“有着双向乃至矛盾的自我评枯”，“他在哀怨惆怅的叙述中不自觉地将他和子君之间关系破裂的责任几乎全推给了子君，而自己却给人一个勇于承担后果的印象”，在这个“忏悔的迷宫里”，“高尚、善良、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的涓生与另一个似乎更为醒目的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涓生扭作一团”

三、文本的比较研究

王兵以《野草》为参照，发现了《伤逝》的象征意义。他指出，“以往，我们称鲁迅为现实主义作家，强调的多半是他创作中的现实性”，其实，“从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就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而“在(野草》中，象征性终于盖过真实性而达到了高峰”。如“《伤逝》中的‘家’和‘夜’象征着人类的生存困境，‘爱’象征着人类精神追求中世俗的牵绊和情感的重负，‘花与动物’、‘谈天、读书、散步’与‘家务’象征了脱俗与世俗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子君’象征了一种虚无的存在，‘涓生’象征着不可征服的生命”等等。而“涓生这类形象的出现，表明鲁迅的创作由病态的人格揭露跨向了理想人格的塑造的新阶段”。王兆胜则从家庭文化角度，将《伤逝》与钱钟书的《围城》放在一起加以解读。他在比较中发现:鲁迅的《伤逝》对家庭采取的是“内审”方式，而钱钟书的《围城》则采取“外观”方式;《伤逝》表现了作者的一腔热血，真挚、热烈是作品的基调，《围城》则表现作者的冷漠关照，清冷是作品的态度;《伤逝》的叙述模式为“以涓生为叙述视角的限定视角”，《围城》则是“以全知全能视角进行非限制视角的描述”。鲁迅以“爱情和幸福的家庭”作为理想和信仰，而对逝去的爱情和以爱情为基础的家庭感到伤惋，而钱钟书则消解了“爱情和幸福的家庭”的理想意义，对此做出世俗的理解，采取了漂移的态度，从而表现出了不同的家庭观念问。郭海军把《伤逝》与鲁迅的另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放在一起加以比较、鉴别，认为虽然《狂人日记》的叙事模式是第一人称修辞模式，《伤逝》的叙事模式是第一人称客观模式，表现的思想内涵也完全相异，但在形式建构方面仍具相似性。“日记”和“手记”形式的使用，使得“独白性内容获得了客观化的品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徐新江在对《离婚》和《伤逝》进行比较后认为，爱姑和子君的悲剧分别是“熟睡国民”的悲剧和“猛醒女性”的悲剧，并把这两个悲剧分别归人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徐慧琴和冀爱莲则认为鲁迅是“怜作为农村劳动妇女的爱姑不觉悟，惜作为知识分子的子君的落伍;他怀着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火热心肠，给青年导航、指路”。

综上所述，近10年《伤逝》的研究虽然还难见惊人之作，但研究的多元化态势十分突出，使人明显感觉到论者学术思维的日益拓宽，其中从性别角度的分析(认为涓生、子君的爱情悲剧乃是两性之间的悲剧)颇具说服力，虽然这类文章给人以蜻蜓点水之感，但与从其他角度切人的论文相比，显然更接近文本的原意。而意义的潜在性、非自明性也注定了:通过不懈的努力，经典作品《伤逝》所蕴涵的一切，必然还会得到更深、更广的探寻和挖掘。

参考文献: 【1】贾振勇．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J]．鲁迅研究月刊，2001，(3)：23-27．

【2】周玉宁．性别冲突下的灵魂悲歌——《伤逝》解读[J]．江苏社会科学，1994，(2)：119-123．

【3】王文彬．两难选择，两难都选择——《伤逝》心理内涵诠释[J]．安徽大学学报，1995，(5)：46-53．

【4】赵敬立．唱歌一般的哭声，给旧我送葬——《伤逝》新解[J]．鲁迅研究月刊，1996，(11)：16—24．

【5】陈留生．《伤逝》创作动因新探[J]．南京师大学报，2003，(2)：1 15—120． 【6】谢世洋．是“兄弟情”之哀还是“国民性”之叹?——《伤逝》主题辩[J]．南昌大学学报，2003，(3)：110—114．

【7】刘起林，易瑛．《伤逝》主题内核：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4)：106—109．

【8】罗小茗．涓生的思路——《伤逝》重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3)：221-222．

【9】谢菊．《伤逝》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01，(11)：56-61．

【10】冯金红．忏悔的“迷宫”——对《伤逝》中涓生形象的分析[J]．鲁迅研究月刊，1994，(5)：21-25．

【11】王兵．人生终极意义的永恒追求——以《野草》为参照看《伤逝》的象征意义[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1)：39-42．

【12】王兆胜．伤惋与漂移——从家庭文化角度解读《伤逝》和《围城》[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86-90．

【13】郭海军．生动而有效的艺术传达——《狂人日记》与《伤逝》的叙事模式比较分析[J]．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4，(1)：21-24．

【14】徐新江．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离婚》与《伤逝》的悲剧意义比较[J]．兰州大学学报，2000，(5)：128-131．

【15】徐慧琴，冀爱莲．女性反抗者悲剧的解锁者[J]．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1)：51-52．

第三篇：近十年食物中毒情况分析

近十 年 食 物 中 毒 情 况 分

析

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生物工程（食用菌方向）班级：1204班 姓名：李金刚

学号：20120707512

（—）近十年食物中毒发生起数汇总表见下：

年份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报告起数 2004 82 135 136 44 397 2005 51 67 84 54 256 2006 55 196 221 144 596 2007 64 150 194 98 506 2008 57 96 174 104 431 2009 34 77 114 46 271 2010 32 59 97 32 220 2011 13 57 73 46 189 2012 17 51 66 40 174 2013 25 39 61 27 152 由上表可以绘出图表见下：

图 1

图2

根据折线图1可以很直观的看出从2004年到2013年近十年间的食物中毒发生起数总体呈下将趋势，从图2中可以发现每年食物中毒多发生在第二第三季度。由上可以初步得出我国近十年对食物中毒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食物中毒的发生可能与气温气候等的变化有关，温度的升高使微生物活动旺盛，使食物更容易发生异变从而引起食物中毒。

（二）近十年食物中毒人数汇总表见下：

年份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中毒人数 2004 1786 4762 5800 2238 14586 2005 1244 2129 3751 1897 9021 2006 1271 5542 6573 4677 18063 2007 2054 3508 5681 13280 13280 2008 1216 3348 5035 3496 13095 2009 1100 3020 4742 2145 11007 2010 792 1947 3331 1313 7383 2011 566 2640 3224 1876 8324 2012 438 2586 2436 1225 6685 2013 758 1494 2033 1274 5559

由上表可以绘出图表见下：

图3

图 4

由图3可以很直观的看出近十年来食物中毒的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客观的反映了我国近年来的食物中毒防范措施在逐渐健全。由图4可以看出总体来说一年当中食物中毒发生最多的多集中在第二第三季度，这两个季度的温度一般较高，湿度的条件较适宜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易使食物腐败等从而引发食物中毒。

（三）近十年食物中毒死亡人数表见下：

年份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死亡人数 2004 61 101 102 18 282 2005 41 59 96 39 235 2006 27 58 73 38 196 2007 25 70 109 54 258 2008 27 29 62 36 154 2009 33 50 80 18 181 2010 27 59 80 18 184 2011 16 29 61 31 137 2012 12 31 50 53 146 2013 19 25 45 20 109 由上表可以绘出图表见下：

图5

图6 由图5可以看出近十年来食物中毒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与食物中毒人数的变化趋势相似，都在逐渐下降，我国的卫生水平在提高，对食物中毒的防范措施在提高。由图6可以看出食物中毒死亡人数在第二第三季度较多，不过相差不是很大。

（四）近十年食物中毒原因分析统计表见下：

选项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报告起数 136 51 265 174 172 118 81 78 56 中毒人数 8481 3882 11053 7816 7595 7882 4585 5133

3749 微生物性 死亡人数 34 10 18 5 5 20 16 14 报告起数 138 84 103 89 79 55 40 30 21 中毒人数 2428 1721 1671 1502 1274 1103 682 730

395 化学性 死亡人数 165 106 78 74 57 66 48 57 报告起数 75 65 151 189 125 81 77 53

有毒动植中毒人数 1367 1426 3158 2789 2823 1269 1151 1543 990 物 死亡人数 69 76 85 167 80 93 112 51 99 报告起数 48 56 77 54 55 17 22 28 25 中毒人数 2310 1992 2181 1173 1403 753 965 918

1551 不明原因 死亡人数 14 43 15 12 12 2 8 15 12 由上表可以绘出图表见下：

图7

由上表和图7可以发现由微生物性引起的食物中毒发生的起数和人数较多，但它引起的死亡人数不多。化学性引起的食物中毒起数和中毒人数不多，但致死率较高。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物中毒起数较多，但中毒人数不多，致死率也不高。所以应更加重视化学性中毒的宣传和预防。总体上各个人数都处于下降趋势，说明了我国近年来医疗水平的提高。

2013 49 3359 1 19 262 26 61 718 79 23 1220 3

（五）食物中毒场所统计表见下： 2004 报告起数 133 中毒人数 6561 集体食堂 死亡人数 15 报告起数 188 中毒人数 4299 选项 年份

2005

3498 6 123 1907 2006 237 8265 5 181 3263 2007 2008 142 162 5082 5302 1 4 219 147 2657 3110 2009 50 2978 7 145 4139 2010 2011 2012 37 44 42 2117 2733 3096 0 4 3 106 86 96 1260 2576 1615 2013 37 2388 3 81 1563 家庭 死亡人数 15

201 162 228 132 154 145 99 128 报告起数 21 43 86 61 64 51 27 28 12 中毒人数 2014

2982 3837 2984 3042 2821 1621 1516 324 饮食服务单位 死亡人数 0

0 3 4 2 5 3 3 8 报告起数 55 28 92 84 58 25 50 31 24 中毒人数 1712 634 2698 2557 1641 1069 2385 1499 1650 其他 死亡人数 35 26 25 16 15 36 31 7 由上表可以绘出图表见下：

图8

由上表和图8可以发现发生食物中毒中毒起数最多的在集体食堂和家庭，但两者比较家庭发生起数多但中毒人数没有集体食堂多，应该是因为集体食堂人们比较集中家庭人数比较分散。家庭因食物中毒而死亡的人数最多，远多于其他。可能是因为在家里发生食物中毒不能及时发现，治疗。饮食单位和集体食堂死亡人数较少，说明相对较完全，易早发现，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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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近十年抗美援朝研究综述

近十年抗美援朝研究综述

史秀勇

（鲁东大学 政法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在在党史研究领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近十年来，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本文拟就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政治动员、各地区抗美援朝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等方面加以归纳综述。关键词：近十年；抗美援朝；研究综述

The Research about The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Abstract：The research about the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is an unfailing issue in Party’s history research field.In the recent ten years, the research on the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has come into a new period;many influential academic achievements come out in succession.This thesis sum up and summariz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decision making of the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resist movement and the research of Social Mentality of the Chinese Populac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During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the research of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of each region, the influence of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Key woreds: Nearly a decade；the war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research summary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也是中国人民面对世界头号强国的一次生死较量，最终逼迫美帝国主义以停战谈判而告结束。近二十年来，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相继涌现，本文拟就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政治动员、各地区抗美援朝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等方面将现有学术成果加以归纳综述。

一、关于抗美援朝战略决策研究

关于抗美援朝战略决策研究一直是党史界非常重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关于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原因的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抗美援朝是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国内建设顺利进行。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敌视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所升级。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讲，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是统一的。建国之初，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炮火威胁的范围内，如果让美国军队和极端反共反华的李承晚政权打到鸭绿江边，中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抗美援朝是为新中国的国内建设争取一个好的外部环境。第二种观点认为，除了中美间对抗的不可避免之外，

[1]作者简介：

史秀勇(1986-)，男，山东泰安人，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08级研究生。中国出兵主要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考虑。认为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不仅是对着朝鲜，也是对着中国的。[2]第三种观点认为，新中国与美国不仅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更因为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所以在对于国际关系一般规范的理解上存在着根本分歧，而两国之间又缺乏相互沟通的渠道和相

[3]互理解的语言，中美两国最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最终走向全面对抗。第四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避免被苏联指责走上铁托式道路，而使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被孤立地位；二是避免在中国境内与美国进行战争，从而引起中国局势的动荡；三是避免苏联借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中国东北。第五种观点认为，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是基于朝鲜人民共和国的请求，同时考虑到中朝是一衣带水、唇亡齿寒的关系，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出参加抗美援朝的决策是基于对突发事件的控制和预防。有效的防范与预警，是突发事件应对机制中的首要环节。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对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突发事件而作出的应对决策。[6]

[5][4]

（二）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持主动参战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决策出兵朝鲜是事先就与斯大林和金日成达成了协议，是由毛泽东本人不惧任何挑战的性格和他“战略上藐视敌人，战略上重视视敌人”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姚旭在《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一文中也谈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新中国与美帝国主义之间一场不可避免的较量，是早就在我军作战计划之内的。关键就在于选择什么地方，当时有三种设想，一是在越南，二是在台湾海峡，三是在朝鲜。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我军选择了朝鲜作为与美军较量的场所，作者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打的是一场有准备之战。[7]

而持被动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不得已的举动，受形势所迫。[8]这种观点是基于新中国的国内经济亟待恢复，政权还未完全巩固，根本没有与美国直接对抗的意愿。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出兵朝鲜是受迫于苏联的压力，避免脱离社会主义阵营。[9]

二、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

抗美援朝运动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个案必然会与民众社会心理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已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

侯松涛在《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中对中国民众在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心态做了细致的分析。当时民众社会心态主要有：

一是畏战求安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阶层民众欢欣鼓舞，对新的生活充满憧憬。广大民众害怕朝鲜战争会蔓延到国内，破坏和平安定的新生活，重新回到连年征战的硝烟战场，从而表现出畏战求安心态。

二是漠然无谓心态。在传统政治心理中，广大民众认为政治仅是当权者、当官者的事，抗不抗美，援不援朝与自己无关。再由于朝鲜战争不是直接针对中国和主要发生在中国领土 上的战争，没有对多数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造成直接的或强烈的刺激。因此，当时不少民众一开始对“抗美援朝”抱着漠然无谓、漠不关心的心态。

三是恐美、崇美和亲美心态。恐美心态是由于慑于中美力量悬殊，认为直接与美帝国主义对抗是自寻死路。崇美和亲美心态主要存在于民族资本家，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基督教信徒和教会学校师生中的一部分人。

三、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政治动员研究

抗美援朝期间的政治动员工作有力地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政治动员研究也应为党史界所重视，现阶段的研究主要体现于一下几个方面：

(一)抗美援朝期间政治动员内容研究

林伟京在《试析抗美援朝战争中政治动员的内容与方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一文中对抗美援朝期间的政治动员的内容作了比较细致的总结。一是宣传党的抗美援朝的方针、政策，加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教育。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党中央和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发扬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向广大军民宣传党的抗美援朝的方针、政策，让广大军民明白抗美援朝的重要性。二是开展仇视、鄙视、蔑视美国的“三视”教育，树立胜利的信心。针对军民中存在的恐美心理和亲美思想,党中央在志愿军和人民群众中开展“三视”教育。三是动员志愿军战士努力克服困难、英勇杀敌，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有的学者提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政治动员内容以参战立场的正义与坚定为根基；坚持

[10]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注重出国作战的政策和纪律教育。也有的学者提出政治动员的内容主要有揭露美国侵略罪行，提高人民对侵略者本质的认识，增强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动员人民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宣传党的抗美援朝政策、方针和各地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积极性；宣传志愿军英雄模范、先进人物，树立学习榜样，激励人民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11]

（二）抗美援朝期间政治动员途径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进行政治动员的方法一是通过各种组织机构进行政治动员。例如，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还有各地大大小小的抗美援朝总分会、分会的群众性组织；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组织和集会功能。二是通过报刊、广播电台、文学艺术作品等进行政治动员。三是通过集会、会议进行政治动员，用先进人物的事迹教育、引导人民，鼓舞志愿军的斗志。[12]

魏代强在《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探要》（《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将政治动员的途径总结为：一是依托从中央到基层党的各级组织，统领全党全军迅速转入战备状态并始终保持高昂斗志；二是紧紧抓住民族统一战线这条渠道；三是紧紧抓住外交战线的渠道，进一步拓展统一战线外延，为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开展国际舆论宣传。

（三）抗美援朝期间政治动员经验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抗美援朝期间的政治动员经验主要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爱国主 义教育作为主题；广泛、深入、持久地进行政治动员；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政治动员。[13]

有的学者认为，抗美援朝期间的政治动员经验一是知其义，就是要正确认识战争政治动员的行为目的和运用法则，并能在实践中加以正确运用；二是合其时，就是要正确把握政治动员发起时机；三是得其法，就是要运用正确的形式与方法，使政治动员的效果达到最大化。[14]

（四）抗美援朝期间政治动员的成效研究

有的学者将政治动员的成效总结为四大方面。其一，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鼓舞了志愿军指战员的斗志，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其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对人民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其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15]

有的学者将政治动员的成效总结为三大方面。一是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为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二是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声望；三是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国家意识。[16]

四、各地区抗美援朝研究

抗美援朝的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总结全国和各地抗美援朝的论文不断增多。如孙启泰的《抗美援朝运动简介》（《中共党史资料》1990年36期）一文，对全国运动开展过程作了简要叙述，指出运动不仅支援了战争，还支持了国内其他各项工作。其他如白俊山的《辽西抗美援朝运动》（《方志天地》1990年5期）、张国强的《广西抗美援朝运动》（《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90年6期）、杜西德的《略述河南人民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河南党史研究》1990年6期）、车迎坤的《黑龙江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方针政策与实施》（《龙江党史》1990年5期）、李文芳的《天津的抗美援朝运动》（《天津党史》2000年第3期）、吕红的《浙江抗美援朝运动回顾》（《浙江档案》2000年10月）、韩瑜的《河东地区抗美援朝运动》（《天津党史》2000第4期）、杨清源的《陕西人民抗美援朝史话》（《陕西史志》2000年第3期）、张励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的群众动员》（《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3月）、赵宝红的《抗美援朝时期安东人民在工农商业中的贡献》（《兰台世界》2008年第4期）、付小东及谢燕春的《抗美援朝在甘肃》（《陇原春秋》2009年第9期）等文章，都从不同方面对各地区的抗美援朝运动具体情况进行了梳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美援朝运动整体面貌的研究。

五、抗美援朝的影响研究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反侵略战争，其影响是深远的。对抗美援朝战争影响的研究也被史学界所重视。

有的学者侧重于抗美援朝对于新中国影响的研究，并总结出抗美援朝对于新中国的三点影响。首先，抗美援朝战争沉重打击了美国称霸全球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赢得了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国际 4 环境；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有了空前的提高，这不仅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直接胜利，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再次，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增强了我军作战能力和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使军队素质和武器装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从而推动了新中国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进程。[17]

有的学者是从抗美援朝的国际影响加以总结。一是抗美援朝战争，向世人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二是美援朝战争，打击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遏制美国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三是美援朝战争，展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四是美援朝战争，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推进和平与发展世界主题的确立；五是美援朝战争，为世界各民族的反霸斗争树立一个自主命运、敢打必胜的典范。

[18]

还有的学者从抗美援朝与中国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方面总结抗美援朝的影响。一是抗美援朝战争为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二是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及抗美援朝战争后形成的军事战略态势，国家在开展大规模建设中，逐步确立了建设大后方的国防战略理论原则。[19]

侯松涛在《抗美援朝运动与一种运动动员模式的形成》（《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一文中，从抗美援朝与运动动员模式的形成这一方面分析了抗美援朝的影响；董志凯在《抗美援朝与新中国经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着重探讨了抗美援朝对新中国经济的影响。指出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担与激励，对经济体制迅速走向集中的作用。

上述研究成果主要是探讨抗美援朝的正面影响。周才方在《试析朝鲜战争对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影响》（《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12月）一文中分析了抗美援朝运动的负面影响。一是失去了解放台湾，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良机；二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巨大的经济代价，延缓了战后重建工作，加重了人民负担；三是失去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机会，导致中美两国长期敌对，关系紧张，消极影响十分明显。参考文献：

[1]王国学，陈锡久.《中国抗美援朝战略决策探析》[J].《学术交流》.2001(6)[2]陈宇.《抗美援朝战争若干问题研究综述》[J].《南京社会科学》.2001（2）

[3]卞慕东.《论建国前后中美全面对抗的必然性》[J].《广西大学学报》.1996（6）[4]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J].《党史研究资料》.1996（1）

[5]尹家民.《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出兵的台前幕后》[J].《党建》.2009年6月

[6]侯松涛.《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新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在突发事件的视角下》[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6月

[7]、[8]、[9]徐文晶.曾艳《近二十年抗美援朝战争若干问题研究述略》[J].《北京党史》.2000（6）[10]魏代强.《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探要》[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1）

[11][12][13]林伟京.《<人民日报>与抗美援朝中的政治动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3）[14]魏代强.《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探要》[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1)[15]林伟京.《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J].《齐鲁学刊》.2007(1)[16]王树华，文育富.《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评析及启示》[J].战争史研究.2009(3)[17]王英.《抗美援朝战争对新中国的影响》[J].《山东医科大学学报》.1999（4）[18]邹玉杰，宋文官.《抗美援朝战争的国际影响》[J].《学术交流》.2001(6)

[19]杨贵华.《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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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国近十年火灾形势

我国近十年火灾形势

由于人们错误的用电习惯，还可能会引起森林火灾等，从而给国家的森林资源带来严重的损失，森林发生火灾也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现在的形势需要我们做好消防工作，将火灾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水平。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火灾形势，同时也介绍了消防科学发展的前景等。

1、我国目前的火灾形势

我国火灾的特点：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火灾造成的直接损失也呈上升的趋势，比如，在1991-2004年期间，火灾的发生数同比增长4.6倍，而火灾损失则为2.2倍。特大火灾则呈下降的趋势，但是在火灾中群死群伤的问题却在不断的凸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喜欢群体社交活动，因此，超大规模建筑、人员聚集场所在不断的增加，还有就是新工艺、新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的使用，也大大增加了火灾的风险，比如在1979-2004年期间，全国一共发生了35起死亡人数在30人以上的火灾事件，这35起火灾一共造成了两千六百多人的死亡。

我国火灾发生的来源：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开始使用电源，我国的居民在用电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一些不良的用电习惯，对安全用电意识的薄弱，因此触发火灾的事件也频频发生，因此，在目前严峻的防火形势下，当务之急就是普及防火用电常识；如果是居民家里发生火灾，由于比较集中，而且城市防火设施齐全等原因，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火扑灭。还有一种就是公共火灾，这些事故的产生也是因为人们对防火工作的不重视，操作上出现失误等，没有仔细检查，电器的电线超过使用年限时也没有及时的进行更换，这些虽然在暂时缩减了开支，但是就容易造成火灾的发生，一旦发生火灾，不能及时的进行扑救，就会产生很严重的损失。防火工具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检查维修，只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那么就丧失了防火的功能。还要就是防火通道，在装置的时候没有从实际出发。当火灾发生的时候，因为这些因素，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甚至影响到人民的生命安全以及国家的财产安全。除了前面两种火灾，还要就是森林火灾，这主要是因为某些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影响等，森林由于自身的特点，在火灾发生时受狂风的催动，火势会迅速的蔓延，不容易受到控制，距离防火地区一般比较远，波及范围也比较大。

2、消防科学技术的发展

消防基础设施与研究所：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我国的消防事业也在飞速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有了以中科大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四个消防研究所及其大型消防企业为主体，相关单位人员为重点的消防力量。四个研究所分别是四川消防研究所、沈阳消防研究所、上海消防研究所和公安部天津研究所等。这四个研究所研究的方面也不一样，比如四川研究所主要研究的是防火材料、建筑火灾理论、建筑防火等方面；沈阳消防研究所主要研究的是火灾探测警报、电气火灾鉴定与预防、消防通讯等方面；上海消防研究所主要是研究消防装备、灭火理论、灭火技术等方面；而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则主要是研究消防法规、火灾理论、消防管理、消防工程等各个方面。

消防工具与消防员：消防工具是灭火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当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只有使用新型有效的灭火工具，才能及时的对火灾中的人员和财务进行抢救，只有这样，才能大大的提高灭火任务的效率。根据火灾发生的不同的性质，决定着使用不同的消防工具来进行灭火。灭火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消防车，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经济的进步，近些年来，我国的消防车引进了西方先进的配置，大大提升了喷水高度和出水量。在消防车内同时配置着先进的定位系统，这样可以帮助消防司机在最短的时间达到事故现场，进行消防作业。为了将消防员运送到更高的高度，以便更好的进行消防作业，就毕业采用升降梯，升降梯具有更稳更高的优势，对于控制火势，彻底消灭火灾是很有帮助的。除了消防工具的先进，消防员也要保证专业水平过关，这样才能在消防作业中，及时的控制火势；因此，消防员要具备熟练的操作技术，因为火灾的现场不能进行准确的预期，随时都会有突发状况的发生，消防员还要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做到什么场合都能临危不惧，能够冷静的处理各种紧急事件等。

消防标准化技术：任何事情任何工作都会有一个的标准，防火也是这样。我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成立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消防的各种标准进行了制定，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的消防标准化在飞速的发展，并且有很多的研究成果被用作了科学依据。防火科技的标准主要有消防管理专业通用标准、消防产品专业通用标准、工程建设消防专业通用标准、消防行业基础技术标准等各个方面。

消防意识：在已经发生的火灾事故中，我们会发现有许多的火灾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为了降低火灾事故的发生，我们要提高消防意识。预防火灾，人人有责，这并不是一个人、一个组织的事情，而是关系着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政府应该定期不断的开展各种各样的防火教育讲座等，加大防火的宣传力度，综合运用现在的高新技术，比如多媒体等，进行视频和图片的演示，让居民了解到防火意识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居民的防火安全意识。特别是火灾高发地区，比如医院、学校、一些大型娱乐场所等，更要加强宣传力度，将防火意识有效的传达给民众。人民的防火安全意识的提高，是解决火灾发生频率的根本。在加大宣传的同时，还应该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特别是一些公共地区的防火通道等，要定期进行监督检查，严厉处理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应该鼓励居民积极监督，有奖举报存在着安全隐患的地区；要知道，安全重于泰山。居民还应该接受安全性教育，在进入公共场所时首先就应该观看应急设施是否完备，比如查看逃跑的通道等，要具备一定的忧患意识。

3、结语

随着我国火灾事故的频繁发生，消防安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本文主要介绍了我国的火灾形势现状，和我国消防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说明了每个人都应该树立防火安全意识，从根本上降低火灾的发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