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

第一篇：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

作者:张学智

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35卷(总185期)]

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东亚各国的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影响。最近二十年来，由于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东亚国家显著的经济成就，儒家文化越来越多地引起世界的关注。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作用，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儒家文化的精神，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道德理想主义，二、普遍和谐观念，三、自律原则和内在超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则以“三不朽”为集中体现。

一、道德理想主义

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指以道德完美为人生的第一价值，最高追求，完成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建立功业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哲学上，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性作为宇宙本体，作为宇宙间一切事物体现出的性质。先秦儒家的著名文献《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旧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也是道德原理，是儒家最主要的道德范畴“仁”的形上根据。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一些道德节目，孔子没有对这些节目作哲学学理上的发挥。孟子从人的现实心理感受、心理经验方面论证了道德的本原地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把道德作为人本有的属性，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特点。先秦儒家的另一位大师荀子提出“隆礼代“重法”的主张，把道德作为政治纲领和立国根本，强调士君子的修身是施政的基础。《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把宇宙的普遍法则“道代“天命”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认为人性、物性是对“道代对“天”的获得，它有自然的和道德的双重含义。《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以格物致知为人格修养的最初步骤，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的前提和根据，以“止至善”为修养的最后结果。先秦儒家的这些思想是后世儒家普遍奉行的原则和致思方向。

两汉是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儒家和阴阳家结合，以阴阳五行为架构为范型笼罩一切方面。如把儒家“五常”和五行相配，使儒家的伦理纲常立于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之上，道德理想主义罩上了一层实证的外表形态。董仲舒认为天是人的范式，人是天的副本，因而“人副天数”天的最根本属性是道德：“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人的道德性是摹画天、效法天而有。《白虎通义》则把“三纲六纪”等基本人伦规范和天地相比附：“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父子法地，夫妇法人。”(《白虎通义·三纲六纪》)魏晋隋唐时期，是老庄和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基本的政治制度、人伦规范及民间礼俗，仍以儒家为主。即使在思想理论界也是三教并行、三教融合。“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是当时士大夫普遍奉行的观念。唐代中期以后，韩愈、李翱提倡儒家道统说、复性论，力图恢复儒家的独尊地位，将佛道逐出思想舞台。宋明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潮是理学。理学批评佛教、道教，又吸收了其中的理论成果。理学从天人一体的角度，论证了道德的本体地位，对人的本性、人的行为原则、人存在的意义、人格理想及达到理想人格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发。道德理想主义取得了完备的形式，发生了深远影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王夫之这些最著名的理学家，其理论基础皆是道德理想主义，着眼点皆在天人性命。其论述范围贯穿哲学、经学、史学、文学各领域。明亡后，由于异族统治，实行高压政策，加上理学本身的弊端，儒学主流演为乾嘉朴学，主要用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及文字训话、考证、声韵等技术性工作，义理之学居于非主流地位。清末以来，由于受列强的侵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救亡图存的大计出发，主要着眼于政治哲学、东西文化之争等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不如西方，从而追寻中西思想所以不同的原因，儒家思想日益退细。特别是五四以后，知识界受到丧权辱国的刺激，认为中国的败亡主要是数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作祟。儒家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封闭自大、泛道德主义等是最大的祸根。要扫除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必须批判封建文化的主干和灵魂—儒学。其间虽有一部分学者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亦难以挽救既颓之波。自此，文化论争中的自由主义、西化派逐渐占了上风。至三四十年代，中国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承续意识，主张对传统文化返本开新的学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些流派相融合，创造出了一些民族新文化的形式，这些学者主要有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台港的学者唐君毅、牟宗

三、徐复观等人及一批海外学者，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担当意识，继续用西方文化融汇阐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意欲为中国文化寻求现代出路，并用于救治西方文化出现的弊病。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新儒家学者虽然学术背景不同，立论亦各异，但他们都要保存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力图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宰制一切、意义价值弃而不讲、道德理想沦丧的情形下，为人的道德主体争一席之地，重新确立道德人格的至上地位，摆脱人为物役、往而不返的可悲局面。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性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作为宇宙本体，并从中推演出许多相关的意义。何为人，古今中外思想家给了无数答案。儒家的答案是，人的道德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儒家从这一点深刻挖掘人的内涵。儒家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不仅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得到说明，而且可以从现实的经验层面找到根据。人有身和心两个方面，人的肉体，具有一些最基本的物质欲望。但人最本质的是心，心是高于身的。《中庸》认为“天命之谓性”，人性是天道的体现。人的道德修养在于遵循自己本来具有的善性去实践、去扩充。在道德实践中，把心中原本微弱的善端修养成广大坚固的势能积累。性善论是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主流，荀子的性恶论遭到普遍摒弃。从性善论出发，儒家认为，从人的本性说，人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不应该像道家那样退处山林，离群素居，追求个人身心的安适。人应该刚健有为。《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应该效法天地，刚健不息，积极有为，同时厚德载物，辅相化育。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建功立业的前提，具备了充分的道德资养，才能做出丰功伟绩。而功业从主体说是道德人格的完成，从客体说必须是博施济众的行为。儒家的重要典籍《大学》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成就人格的全过程，是以道德为根干，以功业为道德的推扩和结果。格物致知的目的，一方面是掌握具体事物的知识，给人的功业以知识基础；另一方面是为了认识体现在事物上的天理，以增进道德。前者是“见闻之知”，后者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在价值上高于“见闻之知”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推广到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以德政、仁政为政治的最高典范。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第一要义。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以仁德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孟子的理想政治是“不忍人之政”，而“不忍人之政”是“不忍人之心”的推扩。荀子一方面隆礼，一方面重法，以道德和法制为治国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仍以仁义为最高原则。他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宋明理学的理论重点转至宇宙人生、心体、性体上，理学家皆以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与宇宙的根本法则是一致的。德政是“万物一体‟，根本义旨的体现。在施政措施中，儒家强调给人民以实际利益。在义和利发生冲突时，要以利服从义。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君臣是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位置的成员，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宋明理学强调君对臣的绝对统御关系，但认为忠、节等道德行为是完成自己的义务和责任，非为一家一姓的私利。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对封建皇权及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儒家政治哲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既重视夷夏之辨，又重视用中华文明教化周边文化落后的民族。重视夷夏之辨，意在防止中华文化为其他文化所同化、吞噬。一旦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文明程度低的民族占据国家统治地位，夷夏之辨又是号召推翻异族统治的思想纲领。儒家重视夷夏之辨又重视教化周边民族，就是反对武力征服，反对杀戮、驱赶，主张与周边民族和平共处，承认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共跻先进文明。这就是儒家“用夏变夷”的精神。中国数千年的民族政策受儒家这一思想影响很深。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在现时代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以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标准为主流的发展方向在现时代遇到了极大的挑战。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在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科技的巨大成果使人们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所用的思维方法是唯一的，是最正确、最有力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的一切问题，包括意志、情感、观念取向等精神领域的深层部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崇拜也达到了极点，意义、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迅速褪色，“分析的时代”的思维方法主宰着各个方面。单向度的、只注重物质利益、注重身体感官的满足、忽视人的精神享受的思潮弥漫于一切方面。人的生命殖民化了。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背离了多样化与诗意，人的心底被物质利益驱使得四处驰鹜，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人与人在心灵深处的沟通成了难事，人越来越变成了物化的存在。西方哲学人文主义各派对人的非科技理性因素的寻求，倡导找回真正的人，都是对这一主流思潮的间接的、曲折的批评，对理想人生的企盼。西方思想家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拨开西方中心论的层层迷雾，到东方哲学中寻找救治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弊病的药方。中国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如重视德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生的意义和理想，强调人和人、人和环境、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主张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二者的和谐统一等方面，可以作为正在高涨的全球性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支力量，对科技理性迅速膨胀、人文价值失落的现实有所匡正救治。

二、普遍和谐

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便是“和”的观念。“和”包括自然界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普遍和谐的观念来自“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从先秦到宋明以至现代一个重要理论特点。天人合一不是把人所居的自然界当作仅仅征服的对象，对它无限地索取，也不是把它当作神灵的创造和启示加以崇拜和敬畏从而在它面前无所作为。儒家论证天人合一有不同的角度，有的认为天人皆气所构成，人与天“混然中处”因而“万物一体”(如张载)。有的认为天和人皆是宇宙根本原理的表现者因而人理即天理，人可以从天理反观人理，从人理反观天理，天人不二，天人合德(二程)，有的认为天是人的价值源泉，天给人以性命之理，因而“人是天地的心”(陆王)。有的认为天地是人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因而人对天必须善加护持(荀子)。论证虽不同，但中心义旨是人与天和谐相处，人从天获得生命意义、价值意义。

在儒家看来，天本身是和谐的，《易传》有“保合太和”之说，即认为天是一个和谐体，天道的运行，四时的代谢，万物的生化等出自它们本身的必然性，按着自己固有的规律动作。从宇宙宏观的角度看，天地万物处在一和谐的共同体中。《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这就是“诚”诚即万物都按自己的规律运行而整体呈现和谐。这里突出的是，作为宇宙成员，万物(包括人类、人类中的各人种、民族)平等，万物按自己的规律运作，整个宇宙是一个多元和谐体。

人与宇宙也是和谐的。《中庸》以中和为天地之大本达道，《易传》认为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变，与鬼神合其吉凶”汉儒以阴阳五行配宇宙间一切事物，将人与天纳入同一框架中。董仲舒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人的一切都是效法天的，包括人的生理结构。这里虽有诬妄或滥用的成分，并且从某方面来说过于消极，但其中心意思是，人与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系统。人的活动应遵从宇宙的规律。这对今天人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人过分地从自然索取而不顾其内在和谐，从而造成自然资源的R-1乏、环境的破坏、人的生存环境恶化等，都有警诫作用。

人与人的和谐，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的核心三纲五伦，就是在承认社会等级制度、承认人的位分的差别上，和谐人与人的关系。孟子反对墨子的兼爱说，认为他否定了人实际上存在的差别，亲疏厚薄皆平等相待，是一种不合人的人伦亲情原则的邪说。儒家承认人与人的社会差别，但认为人在人格上平等。宋明理学强调人的位分，人在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但人皆可以成就理想人格，皆可以从自己所处的位分上进行道德实践。理学家提倡“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就是主张追求理想人格要在日常行为中达到，人不必做轰轰烈烈的大事，人可以不逾越自己的位分而成就理想人格。在现代社会中，等级制度在大多数国家遭到废弃，自由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强调的人与人的和谐更多地是在平等的前提下主张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融洽的关系。儒家在这方面的指导原则是“仁”，“仁”即对人有同情心、爱心，并且这种爱心是出于人心的本真，不是出于功利目的。“仁”是爱的基础和来源，是道德情感本身，“义代“礼代“智”是“仁”的推扩，是道德情感的不同表现。没有道德情感的义、礼、智，只是空洞的律令、虚伪的礼节。儒家的这一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日渐疏离，利益原则吞噬爱心的今天，更应该大力提倡。

人自身身与心的和谐、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也是儒家的重要精神。孔子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身心和谐的过程。《论语》中不仅记载孔子的言论，也记载孔子的生活细节，就是要人了解孔子的圣贤人格表现在一切方面。孟子有碎面盎背之说，认为人的道德境界可以使貌色形态有温舒润泽之气。“富润屋，德润身”，是儒家一个著名的古训。魏晋玄学家重视“神理”宋明理学家重视“气象”，都认为精神修养可以使身心和谐。在身心两个方面，儒家要人修养道德从而调适身心。孔子要人首先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轻视世俗的荣利，并且教人“志道据德，居仁游艺”，奉行道义而身有所寄托。孟子要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从而心宽体胖。宋明理学要人立志做圣贤，完成自己的道德义务。从古至今，儒家精神培育出了许多英雄节烈、志士仁人。中华民族也因为这种精神而不失坠。这在今天普遍重视物质利益，轻视人格追求，社会风气奢糜化、庸俗化的情况下，提倡儒家精神，挺立道德人格，激励自己奋发向上，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自律原则和内在超越

所谓自律即靠自己内心的约束、自己内心的意志力量来完成道德行为。自律是儒家与其他学派以及西方基督教伦理思想相比较而有的特点。儒家主张，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的道德行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孔子有一句话：“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意思是，实行仁德，完全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孔子还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用刑法来统一人的行为，靠外在的行政命令和法律的力量；用道德来统一人的行为，靠内心意志的约束力。孟子突出了人的道德行为的自律特点，他论证说，人看见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而产生恻隐之心，这是人的本能的反应。这就是“仁”的根据和萌芽。人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四端”孟子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救人的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就是因为它出于恻隐之心，而不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完全靠道德上的自律力量。宋明理学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孔子和孟子有一发展，这就是，把道德放在同现实利益的冲突上，方显出道德力量的崇高与伟大。宋明理学家认为，人天生就有一些本能欲望，如果不用道德加以裁制，就会流于过分。道德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它是在和人的本能需求、人的利益原则的冲突和斗争中显出的。这种冲突越是尖锐，就越表现出道德的力量。宋明理学有一普遍认同的口号“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应该如此的“无上命令”，人欲是对于这无上命令的损害。“存天理，灭人欲”往往被人理解为要去净人的本能欲望，包括“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基本需求。因此造成许多人对理学乃至儒家的误解与憎恶。其实，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只是去掉不合某一特定时期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的那些意志和行为，特别是去掉妨碍人的道德理性做主的那些意志和行为，让人在道德理性的宰制之下。所以理学家有“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法。

儒家的道德自律原则把道德建立在人的自我约束上，它不像基督教那样，以一个外在的、超越的绝对者作为道德的根据。所以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具有宗教精神淡薄这样一个特点。儒家讲超越，超越的意思是，人不能越出他生存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存在一个独立不改、卓尔不群的绝对者，但人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某种超脱。人的肉体不脱离尘世，但他的精神可以和宇宙为一。在某种意义上儒家承认超越者的存在，但这一超越者不是神、上帝，而是“理代“道代“太极”理、道在儒家看来是一种必然性。对理和道存在的论证，儒家取理性的、哲学的路径，而不取信仰的路径。儒家认为理和道不是神秘的，而是理性的。道是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它的超越性在于，它不是具体的存在，不是感官经验把握的对象。它是必须用思维把握的、抽象的存在。说把握到它也不是得到某种神秘的启示，而是得到一种又是道德的又是审美的境界或胸怀。宋明理学有“理一分殊”之说，“理一”即最高的、最抽象的道理，也是最高的伦理原则。“分殊‟，指这一最高的道理又表现为具体事物的理和具体道德规范。对于道，儒家赋予它的含义比理更广泛，常常用以指宇宙总体合规律与合目的的运行。道不是个认识范畴，而主要是个伦理的、审美的表示境界的范畴。因为认识起于把握个别，其对个别的超越也不外乎对具体经验的叠加与组合。境界论则不同。它的功夫在某种“观法”，也可以说某种信念、某种觉解。它不是对感官经验的综合与重组，而是在经验到的事物上看出意味，所谓“别有会心”佛家的“青青翠竹，皆是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最能道出儒家境界论的神髓。有了某种境界，就是有了某种受用，就是在精神上超离了当下经验，也就是有了某种超越。这个超越靠心的觉解，因而是内在的。但他不是宗教式的神秘冥想，而是哲学上的知解。如果把宗教定义为某种终极关怀(如田立克)，那么儒家的终极关怀是人本身，是人怎样通过道德和知识修养达到某种观解，并由这种观解带来对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的某种体认。这种境界是浑全的、综合的、非神秘但又不完全建基于经验之上。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仁智双全，孟子讲的“上下与天地同流”，程颗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的“万物为一，无所窒碍”，王阳明的“良知是造化的精灵”，一般儒者所谓的“与道为一代“与天为一”等境界表示的意思。这一思想的精义在于，不是外在的救赎，而是内在的超越；不是信仰的结果，而是理性的结果；不是人在外在的绝对者面前的渺小和罪感，而是人在尘世间的刚大至正和自我充裕感。所以儒学是一种重视人自己、提升人自己地位的同时又尊天爱天，在天人的相互映照中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学说。

四、儒家的价值次序

儒家的价值次序是所谓“三不朽”《左传》中有关于“三不朽”的议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襄公二十四年》)这个次序，代表了儒家对人全部活动的评价标准。立德，指道德高尚超于常人，足为世人楷模。儒家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为圣人，首先在于他们高尚的道德。儒家认为，德首先表现为在为人群服务中高尚的行为，其次表现为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特出的节操。这表明，儒家的价值指向首先在集体、在人群。即孟子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不得已的事。其次，儒家的立德不仅指个人以德行为最高追求，而且指国家以德为立国根本。不过，以道德为立国根本是儒家的理想，实际情况是，除传说中的三代以外，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多靠利益原则治国。韩非论述这种情况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蠢))>，竞于气力、智谋的，往往借道德之名以行。因此，孔子疾名实紊乱，而有正名之说。孔子的正名，就是以名去核正实际，恢复到以德为治国原则；就是想接续尧舜周孔的传统。儒家所谓道统，就是古圣相传的以德为治国原则的传统。韩愈之为宋明儒学的先驱，就在于他自觉地担负起接续道统的责任。

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关系上，儒家主张立德为体，立功立言为用。德为根本，功与言是德的自然推广。体在价值上高于用。体可含摄用，用不必包含体。三者兼具，是儒家的“内圣外王”实际上，儒家所谓圣人，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人，颜渊与孟子仅得亚圣之名。后世以道德文章配享孔庙者，如周程张朱，不过贤人而已。儒家所谓三不朽之人，实非常难得。儒家以内圣外王为理想，主张本德行以开出事功，所以中国历史上崇尚事功的风气一直很浓厚。正史所载，以有大功业者为主要内容。传统中国以立言为立功之余事。所以中国虽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诗人等，但大多身兼官吏学者双重身份。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终不见用而退回书斋删诗书、订礼乐，教授弟子。中国自科举制度确立后，也以做官出仕建立功业为正途，立言为第二等事。所立之言，亦以经邦济世、强国富民者为高。纯粹的文艺作品不为所重。以宋明理学而论，其学术著作，皆为儒家经典的注释及讲学语录、与友人论学书信等。对比西方同时期，儒家实缺乏成体系的、首尾一贯、不依傍经典而行的独立哲学著作。究其原因，除中国人崇尚实用，轻于纯理论思维这一倾向之外，轻视立言实为主要原因。理学家确有“托诸空言，不如实行之深切著明”的思想。

儒家的精神与价值，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就逐渐形成了。孔子总结了他以前的儒家传统，给了多方面的发挥。孔子本人的人格就是儒家精神与价值观的最完全的体现。儒家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儒家文化是在中国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背景下产生的，虽然他所包含的精神和价值中有永恒的因子，但它必须有适合现代社会多方面需求的创造性转化，才能在现时代发生有利的影响。这是认同或反对儒家文化的学者的共同意见。在近年的文化冲突、文化论争中，绝大多数学者经过认真思考，逐渐抛弃了极端的全盘西化论和复古论，但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面对西方世界种种社会弊病，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有逐渐抬头的趋势。儒家的未来命运、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一直是中外思想家关注的热点。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特色的儒家文化，如何开出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两大支柱—民主和科学。用现代新儒家的话说，就是传统的内圣之学如何开出新外王。现代新儒家试图在承续传统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的前提下谋求儒家的现代发展。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这个理论认为，传统儒家学说可以说是“理性的运用表现”，即德性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境界，直接地通过人的道德境界的升进、提高起作用。德性无法对政治制度和人的思维方式发生直接影响。其结果是，在政治上只有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即治道，而无规定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政道。亦无在个人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订定的制约国家存在形式的法律。法律只是维持五伦的工具、赏罚的媒介。在知识特征上说，亦只有道德理性的显现—智的直觉。智的直觉的特点是，非主客二元性的理性认识，因此不必是经验的、逻辑的，不必以辨解的推理过程和严格的数学量度的形态出现。而后者因为有一政治的和思维的形式、框架，故可称为“理性的架构表现”由此之故，传统儒家没有民主和科学这两项现代社会最珍视的价值。儒家的现代发展主要的就是开出民主和科学，也就是由“理性的作用表现”发展为“理性的架构表现”。但牟宗三对这一转出的论证是思辨的、理论上的，没有在现实性上、可行性上作出说明。他的论证是，科学思维方式与儒家的道德理性是互相对立的，是一个“逆”，但从道德理性本身的内涵说，它是一个善的价值。故科学必是道德理性的内在要求。道德理性内在地要求转为其逆—观解理性。这一转即它由作为本体的道德理性转为作为其内涵的观解理性。这一转即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而坎陷之后的观解理性，自有其一套工作工具，不与道德理性相干。若只知观解理性而不知它与道德理性的关联，从人的活动的全部和文化理想方面说，是片面的。

道德理性转出民主政治也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民主政治是道德理性(善的理念)之需要，因道德理性决定人对政治类型的需求。因为此政体本身之全部即为道德理性所要求，或者说，此政体的出现就是一个最高的或最大的道德价值之实现。这表示要实现此价值，道德理性不能不自其作用表现自我坎陷，转为观解理性之架构表现。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并非天上掉下来的，得到此价值是人为理想、正义而流血斗争才获得的，这也是由人的道德理性内在地要求的。故民主政治其细节可由政治学这一门观解理性来决定，但其价值方向却须有道德理性来决定。这里，关于道德理性转出科学和民主政治都是从价值上说的，都是思辨的、理论上的，科学与民主政治究竟如何出现，其内容如何，新儒家尚无具体说明。新儒家的贡献在于在人的全部文化获得、文化理念中肯定道德价值的优先地位、道德观念的统领地位，以此为人的终极关怀，防止人根性中掠夺、贪婪的一面片面膨胀。这一点无疑是有价值的，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有某种警省和提示的作用。而这一点适为后现代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民主和科学的真正出现，还要靠这两大价值本身的力量，并谋求和道德和睦相处。不是道德从本体地位否定自己而为科学与民主，而是本来平等的三种价值的协调和融通，这是问题的本质。

第二篇：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

作者：《光明日报》（2016年04月28日 11版）

演讲人：陈云良

演讲地点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演讲时间：2015年10月

冷静对待儒家文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指明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

然而，我们在什么样的地基上建造法治中国大厦？我们赖以生存的儒家文化土壤和法治精神是相生还是相克？儒家的德治能否转换成现代法治？这些基础性命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可否认，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对形成超稳定的治理结构功不可没，其中不乏可以扬弃的因子。儒家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是一套文化体系，也是一套治理体系。封建制度下的臣民被无所不在的儒家伦理结构在家与国之中，所谓“不知礼，无以立”。儒家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儒家文化的产生与维系反过来又固化了农耕文明，阻碍了其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这就是为何中国古代虽然不乏有才有智之士，亦不乏技术和理论上的创举，却无法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然而，由儒家文化的封闭性所固化着的农耕文明在全球的工业化浪潮中并不能“独善其身”。一百多年前，在西方炮舰的猛烈轰击之下，国人的意识逐渐清醒，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率先睁眼看世界，在引介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对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基因的传统文化不断予以反思和批判，并在新文化运动中达到高潮。“打倒孔家店”、“拥护德先生”等等就是那一时期所普遍倡导的观念。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的倡导，在解放国人被束缚几千年之久的思想观念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文化体系和治理体系输入了新鲜血液，中国由此逐步踏上了近代化的征程。然而，百年以后，在我们走向市场经济，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面对信用缺失、纲纪崩坏、吏治腐败的问题，不断有声音呼吁要重回儒家伦理，承袭儒家伦理中的精华以化解当前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还有人甚至认为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服从意识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守法观念。追本溯源，这实质就是儒家的“德治”、“礼治”在现代的翻版，与法治是格格不入的。以等级观念、服从意识的压制型伦理所塑造的守法观念并不是现代法治所需要的，秉持这种守法观念的公民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公民，而只是顺民乃至臣民。

有观点认为，在挖掘和倡导儒家文化对市场经济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作用时，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尝试将对儒家文化的讨论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儒家的礼可以矫正社会的无德，儒家的仁可以纠正社会的无信。不少学者建议重塑乡贤文化来解决当前乡村治理的失范和混乱，不啻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乡村法治模式。儒家对于家庭和教育的重视亦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宝贵资源，也是世界公认的中华民族美德。不过，儒学所固守的儒家伦理无论怎样限定，在本质上都是农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都是源于封建专制的人治文化。法治中国的建设固然离不开对本土资源的挖掘，但不假思索地将儒家伦理当中背离法治精神的传统贯穿于法治文化的培育之中，则毫无疑问是南辕北辙，试图在儒家文化中透析出法治的本土资源也无异于缘木求鱼。

等级观念滋生权力腐败

三纲五常是儒家文化的基本骨架，而“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三纲五常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乃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等级伦理可谓是儒家文化中的构架性元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皆禁锢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中，同时也被森严的等级制度所异化和扭曲。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要求臣子尽片面的忠、孝绝对义务，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人权、自由、理性等观念都因等级伦理的压制无法破土而出。即使像诸葛亮这样绝对聪明之人也摆脱不了这种迂腐的等级伦理，忠心侍奉傻子阿斗。曾国藩这样的近“圣”之人在明察慈禧的昏淫之后，仍然摆脱不了愚忠思想束缚，弃正义不顾，从为腐朽的清朝政府卖命中求得人生的满足。可以说，等级伦理作为封建社会权义分配的基本逻辑，是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长盛不衰的深刻根源。

虽然等级观念作为一种腐朽落后的伦理观念，自“五四”以降就一直遭受无情的鞭挞，但等级伦理至今依然没有从我们的文化结构中清除干净，国人的身体中依然流淌着等级伦理的血液。在权力运行场域中，人们在行为选择方面首要考量的多数是上级的“意思”，而有意无意忽视了法治所应有的正义、公平，以至察言观色的能力甚至成为官场晋升的重要资本。那些敢于坚持己见、仗义执言的人往往会逐渐被边缘化，成为社会“异类”，在“劣胜优汰”的官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官本位、权力本位早已成为社会实现平等、自由、正义与法治的掣肘。权力腐败现象在等级社会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即使当年朱元璋“剥皮实草”的峻法酷政也未能在反贪肃腐方面取得成功。之所以如此，乃因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构建了权力腐败的社会心理基础：等级观念使权力绝对化，绝对化的权力必然呈放纵状态，法律制度毫无约束力；绝对化的权力反过来又巩固了人们的等级观念，使其成为人们心理结构中超稳定系统，对权力腐败，人们因心理定式的驾驭不愿或不敢出面制止，使其得不到有效的社会制约。中国世俗社会制约腐败的民间力量十分弱小，民治基础极端薄弱；社会制约力的软弱又进一步使权力呈恶性膨胀，腐败得以随意化、普遍化，法律形同虚设，其制约力被消解殆尽，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等级伦理加上儒家文化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伦理，为了保全自己，为了自己的升迁，对于来自上面的恶，人们被迫放弃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忍“恶”负重。权力在等级伦理中逐渐异化成牟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十八大以来在高压反腐态势下那么多“老虎苍蝇”不断落马，足以证明权力异化有多严重。权力失范当然有制度上的成因，但更为深刻的文化基因是等级伦理。等级观念、服从意识不仅不会形成法律的普遍遵守，反而会造成对违法行为的姑息和迁就，“老虎”们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上行下效，最终导致法律的普遍无效。而且儒家文化中的服从，是对具体权力的服从，它只习惯服膺于人的肉体，服膺于具体的对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不是服膺于抽象的规则、无形的法律。由是，实践中不少党政负责人歪曲党的领导，把坚持党的领导狭隘地理解为对党政一把手的无条件服从，将合理的反对意见定性为“反对党的领导”“不讲政治”。党的领导权被异化成某些党政负责人把控话语权、谋取个人私利的挡箭牌。

宗法意识消解规范理性

宗法意识担负的是秩序建构职能，是封建社会一种重要的行为规范，至今仍然是世俗社会行事的基本准则，它对民间百姓的慑服作用在许多时空层面上要超过国家法。国家法，尤其是建构性的国家法未必能够深入民心，成为人民的普遍信仰。但宗法意识几千年前却已融入民间百姓的行为举止之中，其民间影响力远非国家法可比。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宗法意识在实现社会秩序建构的同时，又牢牢抑制法治的生长，可以说宗法意识是儒家伦理化和消解法治精神的最主要因素。宗法意识对法治建设的阻碍作用甚至要远远超过等级观念。儒家传统要求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尤其是子女应绝对孝顺父母，“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但儒家传统中以忠、孝、义、顺等为基础构造的宗法伦理是一种片面化甚至极端化的行为规范。宗法伦理所要维护的主要并非公平、正义，而是权力秩序的稳定，哪怕是一种压制型的畸形稳定。这种观念环境下无法自然生成公平、正义之法治精神，在当今社会还会抑制国家法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阻滞法治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展开。

宗法意识的作用机制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生长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壤的基本品性。正因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就显得相当封闭，自然经济主体的经济交往关系也就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渐次向外扩展，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作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习惯，宗法意识也以上述交往形态为核心表征。宗法意识从孝出发，以孝推出悌，继而推出信，由里及表，通过血缘关系以己为中心扩展成一个有亲疏远近之分的伦理圈。这正是目前我党严格禁止的“圈子文化”，宗法意识就是圈子文化的内在基因。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把这种社会结构称为差序格局，他说：“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全在同一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延伸，首先是父子，然后是近亲，继而是远亲、朋友，远至同学、战友、老乡都可以拉入这个圈子。宗法意识是其引力波。以各种“宗法关系”为纽带搭建的“圈子”成为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在利益圈内部，法治形同虚设；在利益圈外部，法治则会遭遇来自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所以，在国家致力维护股市稳定时，利益集团竟然敢于践踏一切法律规则，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无忌惮做空。

以各种“关系”为纽带搭建的“圈子”成为一个个利益共同体，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生成的熟人社会规则在当今社会就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关系”。大家在办事的时候首先是要托熟人、找关系，人情大于王法，反而将制度规范置于可有可无的次要地位。***、令计划热衷于搞小圈子，其实就是要在法律之外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益集团，将法律屏蔽于圈子之外，使得权力的滥用失去法律约束。其成员在圈子里肆无忌惮，胆大妄为。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常见于各种场合的老乡派系，都不过是宗法伦理的放大与外化。不要怪我们的律师把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而是宗法伦理这张大网实在太坚韧，太大了，无人能逃避。150多年前，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留下了一句至今脍炙人口的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宗法伦理衍生出来的各种“关系”、“圈子”无疑还是将人们固化于特定的身份之中，以身份而非以契约作为社会交往的纽带。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逐渐被宗法伦理化约于无形，可以说，根源于宗法意识的“关系”严重冲击了规范理性。国家法所蕴含的规范理性难以经由法律的实施融入个体行为决策之中，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文明建设也就难以取得突破。新的党纪条例禁止党员干部搞同学会、老乡会，追求的是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摧毁的就是横亘在法治大道上的宗法伦理。

和合伦理化约法治精神

如果将等级伦理与宗法伦理作为儒家文化的糟粕予以批判尚能够被接受的话，那将和合伦理也作为批判对象似乎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和”有着特殊的情怀。《中庸》有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吕氏春秋》则曰：“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历代学问家都将“和”、“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湛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热潮中，我们更是容易对和合伦理不加反思地全盘继受。从现实图景来看，和合伦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但也消解着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和则忍，忍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由于一味追求“和为贵”，培育了人们“忍为尚”的消极容忍心态。因为和合文化的熏陶，人们习惯于消极退让，有理让三分，耻于面对面的权利相争、干戈相向，不习惯对簿公堂，具有浓厚的厌讼情结。更为严重的是，对违法犯罪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扫各自门前雪。人们为了求得自身的平和，容忍和放纵犯罪，放弃正义、公平和良知。和合伦理之下，法律之于违法犯罪者，犹如用丝线来绑老虎。容忍甚至麻木的社会心态是违法犯罪行为的社会温床。更加严重的是，在和合伦理下，人们容易形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看客心态，甘当和事佬，进而缺乏对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的应有关注。而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意识的觉醒，如果人们总是将自己脱离公共场域，公民意识和法治社会必然持续难产。

和合伦理反映到司法上，则是司法者过分偏重息事宁人，而不注意化解矛盾，不注重处理结果的公平与公正。在司法制度建设中，不少学者还试图从和合伦理中寻找调解制度的传统文化资源，认为“儒家文化‘以和为贵’的思想不仅对封建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维护功能，而且对当代民事诉讼法的建设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大调解一度有取代裁判之势。审判成了和稀泥，法官成了“泥瓦工”。秋菊要讨个说法无奈而不得。我们不否认和合伦理对调解制度来说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也不否认调解制度对定纷止争和缓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意义，但我们要反思的是和合伦理与调解制度真的符合法治精神吗？和合伦理真的能孕育和谐社会吗？“一让两有，一争两丑”，和合伦理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试图以静制动，以善制恶，以对私利的妥协来换取社会交往中的平和，并以此来构建社会秩序。而法治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个体权利的肯定来抑制他恶，由表及里，通过权利的对抗来构建社会秩序。法治的基本性格不是“和”，而是“分”：通过权力分工来实现分权制衡；通过当事人分庭抗礼的抗辩式诉讼来实现公平正义；通过立法实现权利分配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只有在“分”的文化当中才能厘清各自的权义边界，只有在“分”的环境中才能让各自的权利义务得到有效实现，只有在“分”的制度中才能让侵权弃义的行为得到应有惩罚。和合伦理作为儒家传统，在个人道德领域、人与人交往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社会层面过分强调和合伦理则会抹杀法治的基本性格，无法建成真正的法治国家。合同（契约社会）只能通过先君子后小人的程序才能签订，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法庭的分庭抗礼才能达成。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法治启蒙

植被需要适当的土壤和气候才能成活，法治也只有在相合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建成。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在此背景下进行法治建设，必然会逾淮为枳，发生错乱与迷失。以等级观念、宗法意识与和合伦理为内核的儒家文化总体上腐蚀法治精神，严重阻碍人们法治信仰的养成。要加快建设法治中国，首先必须进行文化启蒙，改良传统，培养法治文化，形成信仰法治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启蒙依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题。孙中山先生也曾认为中国实行宪政首先要进行文化启蒙与改良，要有一“训政时期”，他在《建国方略》中说“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我国人民之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他在公布《建国方略》的宣言中说：“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西人也同样肯定文化对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的习俗、习惯是美国民主制度取得成功的三大原因之一，文化起了关键作用。遗憾的是，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浪潮中，很多人热忱有余而理性不足，在不反思和解决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的相克之处的前提下不加批判地提出继承传统文化的主张。严复先生曾言，“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如果潜藏于人们意识深处的这些落后的儒家文化不被改良，法治中国的建设就很难走上正确的轨道，并时时受到羁绊。

磨刀不误砍柴工，培育法治意识，形成全民守法的局面的当务之急不是简单地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当前，一方面需要借助儒家文化合理元素重塑和提升个人的道德素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理顺和重构社会秩序，为社会注入活力，这就需要改造我们的基因，进行法治文化的启蒙，形成一套法律至上，唯公平、正义、权利至尊的伦理道德，涤除我们血液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改良和合伦理。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法治启蒙和文化改良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思想再造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西欧的法治社会是在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自15世纪初期到17世纪末期，经过了近300年的历史。可见，撼山易，撼秉性之难。因此，我们必须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法治建设的艰巨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法治启蒙和文化改良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活动、党风廉政建设等一系列活动的主体内容就是对传统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彻底剔除。首先在党内养成法治意识，从上至下，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文化启蒙和改良的主体是人民，法治的本质在于民治。依法治国必须要靠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参与到法律的执行与实施中来。民治不兴，法治难成，千百年来的理论演绎证明了这一点，当今社会活生生的现实亦给我们同样的启示。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紧紧围绕人民，聚合人民的力量来培育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

(陈云良，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卫生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创建的学术理论有“模糊法学理论”“转轨经济法理论”“公共服务法制化理论”。参加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前期起草工作。)

第三篇：最美精神与价值观

践行我们的价值观争做最美长兴人

稽查大队高继豪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说：“态度、价值观和信念等被笼统成为‘文化’的东西，在人类经济进步的过程中无疑起着重要作用。”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今天，在新一轮发展形势下，要打造“锦绣长兴、太湖望县”，不仅需要政策、资金、技术等的支撑，而且还要有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来自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务实、守信、崇学、向善。

务实，即讲求实效、实事求是，侧重从政治生活层面上的倡导。崇尚“多做少说，做也不说”，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守信，即尊重规则、信守承诺，侧重从经济生活层面的倡导。中国古代 “五德”之一有“信”，其意为守信、诚信。崇学，即重学善学、敢闯敢创，侧重从文化生活层面的倡导，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向善，即人心向善、从善如流，侧重从社会生活层面的倡导。向善表现为一种高尚珍贵的情操。

近期，社会上涌现出“最美妈妈”、“最美司机”、“最美姑娘”、“最美教师”、“最美爷爷”、“最美警察”等一大批影响全国、感动全社会的“最美人物”。这些道德模范和时代楷模，在平凡中见伟大、在朴实中见崇高，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凸显了雷锋精神的时代特征，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最美”精神激发着全社会的向善力量。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向善的本性是最重要的。”不论是“最美妈妈”吴菊萍挺身而出的“惊世一举”、还是“最美爸爸”黄小荣奋不顾身的“惊人一跃”，或是“最美司机”吴斌强忍剧痛的“完美一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和养成的在特殊时刻瞬间迸发的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需要。“最美”，就美在朴实无华的善良、美在真挚无悔的奉献、美在勇于担当的责任、美在不假思索的瞬间。他们都这样回应社会的赞誉——鲜活的生命就在那里，我不能什么也不做，看着他（她）消失。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原是一切真、善、美的根本。尊重生命，护佑生命，把生命提高到最有价值的地位。这样的生命意识激发社会向善力量，于个人言，是对自身生命的备加珍惜，对生活的信心；于他人言，是通过爱心善意可以帮助改变妞妞等个体的命运；于整个社会言，则有助于建立起和谐的社会关系，改变社会群体的命运。“最美”使人们相信，一个人有了向善之心，才能充实自己的人生；一个社会有了向善的力量，才能变得和谐美好。

“最美”精神是雷锋精神新的弘扬。50年前，雷锋这位普通的战士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一种不朽的道德精神：助人为乐，给人以春天般的温暖；服务人民，给社会以秋天般的奉献；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对事业投以夏天般的热情；做好事，不嫌点滴微小；做好人，能在日常平凡中成就纯粹高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律己成就温良恭俭让之美德，为人达于仁爱道义之至善。行为平凡而品格非凡，动机单纯而德性纯粹，生命短暂而精神长久。因此，他赢得了人们的崇敬，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道德典范。49年前，毛泽东主席挥笔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不难看出，“最美”人物与雷锋，其精神实质都一样，共同用自己的血和汗甚至生命不断描绘着雷锋精神这幅中华民族最可珍贵的精神画卷。不同时代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主旋律，甚至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但根本内容和透射出的精神光芒却是相通的，甚至一致的。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也是当今时代人们对“最美”精神的渴望，也是“最美”现象的精神底蕴。正如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所说的那样，“最美”的称谓，是公众对日常生活中那种平凡而出人意料的善良行为的道德激赏和赞美，体现了百姓内心的一种社会理想和价值期许，是对真善美的认同。

“最美”精神生动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荣辱观体现的是道德行为规范。它影响人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和价值尺度，决定人的行为准则。可以说，“最美”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代表。“最美人物”群体的出现，是独特的文化基因、健全的制度安排、良好的环境氛围、有力的典型宣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种子发芽需要“良田沃土”，道德成长离不开“社会营养”。一个人关键时刻的抉择，源于日常行为与精神气质；危难时刻迸发出的美丽举动，更是社会价值观的忠实演绎。

“最美”精神为长兴打造“锦绣长兴、太湖望县”提供强大动力和新的契机。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崇高的追求，时代楷模是精神富有的典范，“最美现象”背后闪耀的“最美精神”，能够引发一个地方道德力量的内生发展。“最美”是群众命名的，发现和传播“最美人物”的过程，是一次全社会的道德确认的过程。这种普遍由民间而网络而主流媒体，由媒介传播而政府参与而社会团体响应，共同把一个又一个“最美人物”推向全社会的现象，反映了全民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觉醒。“最美”行为的自发性昭示世人，当今时代，价值观的“长城”依然在公众心中坚强挺立，真善美始终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最美人物”发掘的民间性告诉我们，“最美”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绝大多数人的内心充满正直、善良和勇气，美好的道德情操是时代和人民的强劲呼唤；“最美”事迹的传导性充分证明，面对转型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这些最美的人、最美的心灵，能够激发全社

会对向善风尚的大力弘扬，促进社会正能量的集体输出，推动社会正气、道德力量的持续增长，反映人们对重构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和谐美好社会的强烈愿望。

当英雄的事迹传开，我们从网络上又一次读到了“值与不值”的争论。什么时候，在生命的急危关头，在道义的取舍时刻，我们开始学会用如此工具的理性去权衡？以如此功利的心态去抉择？这是对英雄壮举的亵渎，也是对人性善良的漠视。

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利益需求，开阔者我们的视野，解放着我们的欲望，也消解着生命的真谛，流失着生活的意义。曾经神圣的意识形态在世俗化的潮流中经受冲击，曾经普遍的社会认同在多元化的解构中日渐疏离，一些曾是大众生活道德标杆的人物被肆意质疑、嘲弄，一些冲击道德底线背离责任伦理的言行被片面同情、辩护。金钱的逻辑，正无情地挤压着我们的生活，颠覆着原有的价值观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

当长江大学的学生跪求现场的船主挽救同学的生命，却遭到冷漠拒绝，这“黑了良心”的丑陋一幕，深深伤害着青年学子的心灵，也深深刺痛着社会大众的良知。几年前南京“彭宇案”发生后，有人便得出结论：“老人倒地不要去扶”；最近上海的几起“钓鱼执法”案曝光后，有人就开始学乖：“本车拒绝搭载救助”。在相似的困境中，我们是否也有意无意地附和、接受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维？是否已经养成一种对他人生存状态的习惯性冷漠？

传统美德，是一片丰饶的土壤，生长着本真的人生体验，孕育出鲜活的道德追求。“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不仅是儒家文人士大夫的道德理想，也是中国普通民众生活日常的道德实践。人伦亲情，生命热爱，诚信意识，道义情怀，奉献品格，中国特色的道德建设正是从这里衍生、拓展。

面对社会风气的变化和伦理底线的下滑，我们心情沉痛地去感叹、愤懑；面对道德尺度的紊乱和价值取向的模糊，我们理直气壮地去质疑、批判；面对生活秩序的失范和世道人心的冷漠，我们满怀希望地去等待、寻找。但是，假如当这一切过后，还是习见的庸常和喧哗，甚至或心甘情愿或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追逐其中乐此不疲，那么，谁来填补价值的虚空，谁来祛除心灵的魔障？唯一能救赎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是道德建设的主体。

其实，这些普通的人物，原本并非为着这响亮的掌声和颂歌，并未奢求这热烈的倡扬和感动，他们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去展示自己的本真：他们只是顺应人性的自然，去实践自己的良知。他们以平民的思维和逻辑，诠释朴素的生活真谛，演绎简洁的人生故事，生发淳厚的草根精神。他们心头那一份绵绵的热，那一缕亮亮的光，柔和地温暖着世道人心，照亮了身边世界。

道德伦理的勃兴，是当下文化建设的重心。“最美”精神的呵护，需要什么？

“最美”需要人格的教育。生活就是选择。道德是人的生存的一种方式，是人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价值诉求，是人把握社会、把握世界的一种实践力量。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常常看

到这种现象，有些人将道德作为一种工具，有困难时依赖道德，有私利时不要道德。这就是一个道德人格不健全的问题。道德人格是深层、基础的道德意识。我们不需要口号式的道德说教，这只会培养人们的虚假的道德人格。认同式的道德教化，才能引起道德在人们心里的内化，达到道德人格化，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才能坚持道德的操守。

“最美”需要价值的引领。一个个朴素的故事，抒写看美丽人生的传奇，我们被久久地感动；一颗颗平凡的良心，映照看人间美德的光彩，社会在热情地歌颂；一波波深刻的反思，表达着道德失落的焦虑，媒体正急切地寻找。然而，当感动的潮水漫上堤坝，当歌颂的激情澎湃而过，当寻找的脚步来来去去，我们是否已经从中积淀了更为丰厚、更具活力的道德资源，是否已经从中开辟出更为清晰、更其宽阔的进步路径，是否已经从中深化出更加大众化、生活化、日常化的核心价值？我们要建立的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是体现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和鲜明特色的社会风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行方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最终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最美”需要党员干部的示范。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谆谆告诫全党：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官德隆，民德隆；官德毁，民德降”，政治之清浊、社会风气之好坏，广大党员干部的道德修为是个重要的风向标。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不断地锤炼自己的思想道德，认清“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自觉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大是大非面前清醒坚定，在急难险重任务前挺身而出，在道德操守上慎独慎微，在廉洁自律上善始善终，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人格力量为群众作出示范，努力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

“最美”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草根爱心”静水深流，滋润大地，必能释放巨大能量。但不容否认，我们的社会今天还在遭遇“道德沙尘暴”。社会转型期，利益的分化与侵蚀、观念的多元与错位、社会的发展与阵痛，使得道德的挺立与生长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社会生态，必须需要我们社会公众都参与进来。危难之中有真情，大灾面前见精神。当危难来临的关键时刻，我们总是有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众志成城、团结奋战的精神；总是迸发出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种顽强拼搏、勇于奉献的精神；总是洋溢着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高扬起互助友爱的精神。这一切，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当前抗击冰雪灾害、夺取救灾全面胜利的信心所在。

培根说过：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最美”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持之以恒的修为，以澄清心灵，提升境界，更在于这种大爱强大的凝聚力、穿透力、辐射力。它以高尚的境界感染人，以不朽的精神触动人，以可贵的品质修炼人，以持久的习惯塑造人，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民道德建设中，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巨大力量。

其实，每一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份善良，潜藏着，萌动着，生长着。“大义大勇”在生活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举手之劳的平凡善举。一次举手之劳，是长久温暖，是危难之下

“最美”，也是日复一日的“平常”。勿以善小而不为，人性的善良温暖就在这样的微小善举中，不断凝聚成“最美”的风景。

第四篇：儒家文化与企业管理

儒家文化与企业管理

企业发展的根本在于管理，管理的重心在于管人，管人的精髓在于管心，管心的精髓在于共同认可的文化。文化是企业发展之魂，儒家文化是管心的文化，儒家文化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文化。

儒家人文主义的管理理论，以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为其方法论，建立起了科学的管理模式。在当代管理中正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管 形 需 先 管 心

企业管理应有两大管理系列，一是原则管理系列，科学管理创始人泰罗以及后来者他们所创立的系列管理模式——MBA管理，一言以蔽之，原则管理，我们笼统称之为刚性管理,当然其中也不乏文化管理的要求,但不构成其主流。二是文化管理系列，文化管理是管心的艺术，是柔性管理。我们倡导的文化管理，是管心的文化，原则管理大体上源创于西方，文化管理大体上源创于东方。我们加强文化管理研究，但我们并不排斥原则管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原则的企业将是混乱无序的企业。原则是管人形体，文化则是管其心智。原则需要人去执行，执行原则的人，心必须是正的。两大系列，一“东”一“西”，一刚一柔，一内一外，刚柔兼济，内外相谐，“东”“西”结合，才是企业管理的最佳境界。

第五篇：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

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

——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发言摘登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任蜜林

光明网-《光明日报》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12-31

论坛综述

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于9月27-28日在浙江省衢州市召开。本次论坛由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领导小组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光明日报社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浙江省衢州市委、市政府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承办。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及美国、日本、英国、韩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等地的高校、科研机构的6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具体又包括以下几个分论题：

一、儒家文化的本质及其在构建时代精神中的地位、作用、意义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不断发展，其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换言之，从古至今儒家文化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实际上也关系到儒家文化对于当代的时代精神构建能够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存山研究员指出，在探讨儒家文化是否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时，就有必要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是什么。他认为这个“常道”应是从先秦儒学到秦以后儒学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或理念。在他看来，这个“常道”所包含的主要内涵或核心价值就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他认为在我们现当代的“时代精神”中，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常道”，弘扬了“中华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之相“因”；而其所“损”掉的是“三纲”以及其它具历史局限性的文化因素，其所增“益”的则是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原则等等。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认为儒家的本质包括“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为贵”的人际观、“性善论”的人本观、“大一统”的国家观等五个方面。南开大学李宪堂副教授则指出，传统天然具有建构性与阻滞性的两面性。他反对把传统奉为拜物教的对象，反对在未经基础清理的情况下建造迎合民族虚荣心的形象工程。认为对待传统的正确做法是，服从于实践的辩证法，把握时代的根本，关注现实的课题，把伦理、道德总是与战略、策略问题分开处理，把群众性的精神需要和集团、个人的利益诉求区别对待。

二、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创新儒家文化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儒学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儒学，而且是世界的儒学。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创新儒学也就成了儒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清华大学钱逊教授指出，在当前弘扬儒家文化中，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如民间推广《弟子规》的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似乎认为读好一本《弟子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甚至把《弟子规》当成根本，四书、五经等当成枝叶。他认为这把《弟子规》说的太过，颠倒了本末关系。因此，他认为经典学习需要深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首先就是要倡读《论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学做人。美国学者田浩教授主要介绍了朱氏家族最近的一次婚礼，这个婚礼继承了朱子家训，也吸收了西方婚礼的一些仪式。同时又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做了一些改革。他通过这个例子来谈如何继承和发展儒家传统礼仪。俄罗斯学者布罗夫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当今世界遇到了诸如局部战争、种族冲突、自然灾害、生态灾难等大量问题，而儒学中的和谐、诚信、在社会中相互依赖、自我修养等各种价值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还认为，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儒学正在变为具有普适性的学说，其不应受到国界和领土的局限，可以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使用。浙江大学何俊教授指出，很多人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很大的误解，如把它理解为折中主义、机会主义。但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个动态的平衡。把握这个动态平衡的操作方法便是忠恕之道。忠道就是指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而恕道则是指能够包容、接纳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在他看来，当今社会忠道比较容易实现，但恕道则很难做到。因此，只有恕道精神在我们的意识和行动中能够与忠道达到高度的一致，我们的社会才能呈现一种比较好的和谐状态。中国社科院郭沂研究员指出，儒学如果要融入到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时代主流思想的一部分，其根本途径就是使儒学创新发展。只有创新发展了，儒学才能真正为我们的时代所接受。在他看来，儒学的创新发展有两个途径：一是儒家之道的弘扬和拓展。这个儒家之道，不是超越的概念，而是人的道德行为准则。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儒家之道就是指儒家的价值理念或价值观。二是对儒家的常道做一论证。他认为，儒家的常道或核心价值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任务就是重新论证它，让它重新回到我们这个时代。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新的哲学，用新的哲学来激活儒家的核心价值，使其回到我们这个时代。

三、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与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创新儒学相关，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也是当今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浙江大学李明友教授指出，我们现在弘扬传统文化，弘扬儒学，不是历史上的尊孔读经，而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一个觉醒。因此，我们要把它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思考。他认为，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儒学中一些负面的、过时的东西已经基本上被清除了。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可以不讲。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儒学当中跟现代化能够融合的、能够对中国人的精神建设和思想建设起积极作用的东西进行弘扬。在他看来，儒学对当今现代化能够起积极作用的主要部分就是关于人的理论，也就是说人的品格、人的道德以及一种忧患精神和和谐观念。中国台湾学者林安梧教授以《论语》为中心阐述了儒家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关系。在他看来，《论语》在未来21世纪的文明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用一种交谈式的思考来取代用一种语言、命令颁布戒律的方式的“启示性的经典”。是用人间的文化教养的薰习来取代一种启示的以及带有强烈性的、独占性的、排他性的宗教传统。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指出，孔子的杰出贡献在于肯定了每个人生命的内在价值。在孔子看来，无论哪一层次的人的生命都有其内在价值。这就是“仁爱”的“仁”。既然如此，正视自己的生命、发现自己生命本身所固有的内在价值、善待自己生命的内在价值、善待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应进而正视并善待他人生命的内在价值，善待他人的生命。中国社科院王青副研究员则主要从总体、专题、中日儒学比较及日本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等几个方面对近年来中国大陆日本儒学的研究作了介绍。

四、孔氏南宗文化对江南发展的影响

衢州号称“东南阙里”、“南孔圣地”。因此，探讨孔氏南宗的地位、作用等无疑对于认识南孔文化乃至整个儒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衢州学院吴锡标教授从文化符号视野的角度审视了孔氏南宗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孔氏南迁之后，其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浙西南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在强化区域国家认同、改变社会风貌、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文化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传播；二是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三是推动了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衢州市委党校李洁芳教授指出，孔氏南宗文化对衢州、对闽浙赣皖乃至整个江南的思想文化、道德伦理、民情风俗及政治经济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促进学术中心南移、促进了文学艺术发展、推进了教育发展等几个方面。衢州学院刘小成认为，从对孔氏南宗各个支派梳理的基础上来认识孔氏南宗对江南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在他看来，江西临川、浙江的金华温岭，这些支派都属于孔氏南宗。此外，南宗支派在其他省份如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都有广泛的分布。他认为，应该对这些支派加以深入的研究。

最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从三个方面对此次论坛作了总结：一是要从中国的发展路线、发展道路、发展理念来理解儒学研究的意义。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看重儒学的复兴，归根到底是因为其涉及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二是要破除长期支配我们的二元对立思维，推动中国文化的光明发展。他认为多元性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属性，因此，当前发展儒学不是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起来，而是要吸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跳出某些新儒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对立思维方式。真正实现儒学研究领域中的百花齐放、兼收并蓄是今后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三是儒学的发展取决于它自身的创新。儒学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儒家要想成为我们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与历史同步。只有如此，儒学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才能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此外，本次论坛还通过了《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宣言》，呼吁通过中外学者的定期研讨和交流，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发掘儒学中普遍和永恒的价值，从而为达到共建人类和谐与道德的精神家园之目标不懈努力。

领导致辞摘要

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王伟光

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历史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其精华成为塑造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自产生以来，对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结合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实际，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加强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挖掘和承继。

一是刚健进取的精神。儒家自创立以来，形成了一种积极入世、刚健有为的传统。这种刚健进取的精神在儒家经典《易传》中的表达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诗经》中的表达就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二是道德理性的传统。儒家传统中的理性主义，主要表现为道德理性，出发点并不在于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关系，而首先在于解决人类社会内部的伦理关系问题。三是和谐中道的观念。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核心观念是和谐中道。中道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法，更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道德和精神境界。四是“民本意识”和注重民生的思想。作为先秦儒家精神来源的周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敬德保民”的思想传统。

我相信，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时代精神过程中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继承儒家和谐中道思想、民本主义观念和理性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要求。我们应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的背景，在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大力发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历史长河中始终站在前沿，处于文化强国之列。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茅临生

南孔儒学是浙江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几百年来，浙江文化思想史上大儒辈出，学派特立，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明代阳明学派、清代浙东学派、浙西经学等多个有浙江特色的学派与学说体系。这些学派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以民为本的经世关怀，在中国儒学史上大放异彩、泽惠后世、影响至巨。

近年来，浙江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繁荣发展为主题，以服务群众为方向，秉承浓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取得了显著的文化发展成就，文化大省建设不断实现新突破、跃上新台阶。

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省文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对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对文化发展有精辟的概括，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具体到儒家文化而言，就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没有文化基石，一个地区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在世界文化相互激荡的历史潮流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增强国家软实力，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力量。让我们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建设文化大省、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不懈努力。

中共衢州市委书记 孙建国

衢州是孔氏南宗所在地，是一座具有1800多年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南北同宗，同根一脉，同出一源。作为儒学文化的重要一脉，南孔儒学是儒家文化学说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在推动文化传播、促进人文教化、改良民风习俗、倡导社会文明、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衢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着眼于从更高的层次、更宽的视野、更新的角度加强对儒学文化的研究，探索儒学文化的现代意义，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自2006年以来，我们成功举办了两届国际儒学论坛，获得了丰硕成果。

本届论坛以“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为主题，旨在以时代视野诠释传统儒学的深刻内涵，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使其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资源。

当今时代，必须把现代化建设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新的活力，成为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精神力量。第一，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改革创新”的精神，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第三，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厚德尚和”的理念，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第四，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好学崇智”的风尚，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本组照片均由周芸拍摄

专家发言摘要

李景源（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

自从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认识和评价儒学？在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和转型的条件下，如何在文化重建当中，来发挥儒学的作用，以及在学术上怎样研究发展儒学？我个人认为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遭遇的民族难题之一。我认为有两个历史难题，一个就是中国在选择自己发展道路时，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困扰我们，另一个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这一难题我个人觉得正在逐步得到解决。我感觉到儒学研究正在日益扩大，许多研究机构，新的建制陆续设立，也出现了一批有志于弘扬和发展儒学，推进儒学进入新的形态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现在已经崭露头角。尤其是民间学术力量积极的参与进来，出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他们的这种研究成果，我认为对我们儒学研究是一种源头活水。非常实际，非常有价值。33年前，邓小平在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要求，中国将来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大国的基础是学术大国，学术的积累，学术的繁荣，是儒学推陈出新的关键环节，所以，衢州儒学论坛今后发展的方向，是不断的提升论坛的学术含量。

钱 逊（清华大学教授）

我希望，在民间开展“读论语，学做人”这么一个活动。所以我提出进一步要读《论语》。《论语》是儒学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经典，它的中心思想是讲做人。今天提倡读《论语》，主要也是要学做人。从现在社会现状看，大家都感到，我们的社会缺乏信仰，没有精神支柱，道德沦丧；很多人对于究竟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感到迷惘。还有，中国人一向以礼仪之邦引以自豪，但是现在到了国外却被人批评为不文明，这就是说当前有学做人的需要。而我们要从我们的文化中找寻资源，首选的就是《论语》；只停留在《弟子规》，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这就是我倡导开展读《论语》，学做人活动的原因。很多先生都希望《论语》进课堂。我赞成这个意见。不过，《论语》进课堂实现起来比较难，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把思路放开点，不把希望全寄托在进课堂，先从民间做起来；如果你认可这个活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开始去做这件事。这样就可以把这件事推动起来。

李存山（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儒家文化的“常道”是什么？汉代以后把孔子所说的“相因”解释为就是“三纲五常”。实际上，“三纲”并非儒家文化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秦汉政治制度所增益，它用“阴阳”比附君臣、父子、夫妇，其源出自黄老之学的《黄帝四经》，它所蕴含的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从关系也不同于先秦儒家所讲的，实际上出自法家韩非。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指先秦儒家和秦以后儒家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以此为判据，我认为儒家文化的“常道”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其凝聚为《易传》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而且它可以参与到我们对时代精神的构建。我们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里既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常道”，又对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有所“损益”，所“损”者如君为臣纲等等，所“益”者如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等等。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复兴，一个强盛的中国奉行“与邻为善”、“和谐世界”的外交方针，这也是世界人民的福祉。

林安梧（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

这次来参加会议，在我们的会场上，大家讨论的蛮热烈，从早上到下午，讨论的议题是《如何保持儒学的精华如何保持儒学的特色》。从大家的讨论我发现了几个特点：从古希腊到当代，从日本到西方。在讨论过程中大家最关心的是怎么发扬怎么落实，这些年来也是一再被提及，这个问题我想是整个中国文化到了一个真正的春回大地的时候了，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雷声大雨点看似也不小，不过很可能大地承接到的水还不够，所以真正是否真的春回大地值得我们努力。这点跟我们看到的，包括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有很大不同。这些华人他们文化基本上杂糅了古宗教或者民俗。有人说民俗宗教像杂草一般，不过杂草为维护水土最重要的，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些在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保持了很多宗教的传统。21世纪是以一种多元文化对话的世纪。我们能够为这个人类文明提供些什么呢？儒学不只是人间的伦常之学，他是大礼者与天地同节也，大乐者与天地同和者也，天人性命贯通之学，这部分他在常民世界里就有了。这是儒学的一个生长，儒学的生长是个重要的时候了，我这次来，有些感触，这些也是会上大家讨论引发的一些想法。我愿意说看到年轻一辈对儒学的投入，对古典的熟悉，整个儒学文化正在春回大地当中，我希望真的能够落实，能够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在大地春回中，这是我的一个小小期待。吴锡标（衢州学院教授）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提到孔氏南宗的时候，常常提到衢州孔氏家庙，第二个把衢州孔氏当作孔氏南宗，其实我们这样认识孔氏南宗的话，显然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应该把视野再放大一些，走出南宗家庙也走出衢州孔氏，从更深的范围更广的领域里面去认识孔氏南宗。.孔氏南宗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他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认识，第一方面他是中国文化。第二方面他是一种地方文化。第三方面他是一种政治文化。第四方面他是一种思想文化。孔氏南宗无论是在衢州也好在江南其他地方也好，它对民间思想文化的传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无论是在民间教育还是放在书院当中，他对推动儒学的演进，思想文化的发展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责任。从以上这几个层面说孔氏南宗不仅仅是衢州的孔氏南宗，也是浙江的孔氏南宗，也是全国的孔氏南宗，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共同的努力把他推向更广的层面，使他成为世界的孔氏南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