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个特殊的春天
一个特殊的春天
又该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天气渐渐变暖，人们穿起了薄薄的衣服。可好天气没过几天，天又冷了，人们只能不情愿地换上厚厚的衣服。但是，最让人们烦恼的是SARS病毒的蔓延。
SARS，我国又把它叫做非典型性肺炎，这是一种新的传染性很强的的疾病。如今，无论你走在哪儿，都可以看到戴着大大的口罩的人。全国不少地方的学校都进行了假期调整，提前放了假。本来，春天了，大家都可以去春游，去郊外踏青和写生什么的，但怕互相传染非典不能去也不敢去了。放假了，大街上人并不多，大家都在家里呆着，都尽量不去或少去公共场所。噢！对了，今天胡锦涛、温家宝和吴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到一线医务人员的身边，走入老百姓的中间，慰问大家，这使我们都感到无限的温暖。
这是一个特殊的春天，SARS病毒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我相信，明年的春天将会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媚的春天。推荐阅读： 关于春天的作文
第二篇：小学作文：一个特殊的春天
一个特殊的春天
山西省离石市 离石市第一小学三年级七班 城玥 又该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天气渐渐变暖，人们穿起了薄薄的衣服。可好天气没过几天，天又冷了，人们只能不情愿地换上厚厚的衣服。但是，最让人们烦恼的是“SARS”病毒的蔓延。
“SARS”，我国又把它叫做“非典型性肺炎”，这是一种新的传染性很强的的疾病。如今，无论你走在哪儿，都可以看到戴着大大的口罩的人。全国不少地方的学校都进行了假期调整，提前放了假。本来，春天了，大家都可以去春游，去郊外踏青和写生什么的，但怕互相传染“非典”不能去也不敢去了。放假了，大街上人并不多，大家都在家里呆着，都尽量不去或少去公共场所。噢!对了，今天胡锦涛、温家宝和吴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到一线医务人员的身边，走入老百姓的中间，慰问大家，这使我们都感到无限的温暖。这是一个特殊的春天，“SARS”病毒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我相信，明年的春天将会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媚的春天。一个特殊的春天2004-12/173','',''173
第三篇：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doc
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07级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王雪微1257407031
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07级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王雪微12574070
31摘要：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因而借用地质学上的概念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社会学范畴。社会分层结构及变迁，一直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社会分层问题，相继出现多种社会分层模式和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的三阶层理论，即把人分成上等阶级、中等阶级与下等阶级。但是以上三个阶层所包含的范围都极其广泛，每个阶层都包含着很多不同的群体，农民工就是这样，属于社会的某一个阶层，具有某一特定阶层的特点，但是农民工群体本身就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社会群体，也有着其特殊的结构、社会属性和地位等等，本文就城市社会分层的大背景，从实际出发，综合分析农民工阶层的形成发展过程、结构特征、社会属性和地位等，以便更进一步了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
关键词：社会分层；农民工；结构特征；群体地位；社会理念
Abstract:Social inequality is also divided into high and low as the ground structure as a number of ordered hierarchy, which borrowed the concept of geology on the formation of a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sociological category.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society and change, sociological theory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of the problem.So more and more people concerned about issue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have emerged a variety of models and theories, including influential social theory of the three sectors, namely, the people divided into upper class, middle class and lower-class.However, the three sectors included in the scope is extremely wide, and each sector contains many different groups, migrant workers are like this.Belong to a certain class of socie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ticular class, but the peasant-workers is itself a special and complex social groups, but also has its special structure, social attributes and status, etc., the paper on urban social stratification background, from reality,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igrant worker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ector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ttributes and social status, Migrant worker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particular social group.Keywords: social stratification;migrant workers;structural features;group status;social
philosophy引言
当前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是个大问题。现代化过程最基本最主要的人口变动矢量就是农民工进城变成工人。农民工则是这一变动的中间形态或过度形态。他们进到城里从事非农的工作却未改变农民的身份，未被城市所认同接纳。他们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是矛盾的复合体，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正因为他的特殊就更值得人们关注，关注这个群体的发展。
2.1 社会分层
2.1.1 社会分层随时代的历史沿革
社会不平等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以“等级”的形式存在的。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几乎在每一个等级内部都有各种独特的等级。到了19世纪，人们广泛使用“阶级”和“阶层”概念来描述社会中人们的地位等级，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在当代社会学中队社会分层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第二次世
-背景分析
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学中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职业声望的测量。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曾提出在“社会主义发达阶段”出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一体化趋势的观点。80年代以来，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分化现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社会学分层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对社会分层作了新的探讨。2.1.2 社会分层的客观性
由于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因而，不管哪个社会，总是存在着不平等，存在着社会分层，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依据一些标准进行社会分层，社会雪中常用的分层标准有权利、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等。农民工群体也是一样，按照以上任何一个标准划分，农民工都有别于其他群体，因此农民工阶层的不平等行呀是客观存在的。总而言之，社会分层式客观存在的，应该利用它为社会服务，进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
规、体制的调整体现为人们利益关系的变
化，用分层的理论说，最终表现为调整社会分层结构。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群体
3.1 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称谓
农民工：一个带有歧视性的自相矛盾的称谓，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但是不从事农业生产，主要在非农产业就业，依靠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员。农民工之所以被称为农民工，是由于他们特殊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的。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户籍身份，即农民工虽然进城务工，但其身份归属依旧是农民，大部分城里人仍然把农民工视为农民对待；二是职业身份，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一些非正式的职业或边缘职业，如建筑业、采矿业、服务业以及个体经营或自谋的职业，从事的是城里人不愿意干过没人干的职业；三是社会保障身份，当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生活遭遇风险与困难时，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他们提供援助和保护，农民工只有依靠个人力量。有这三个方面的不同，农民工被定位在游离于城镇居民之外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
农民工究竟是农民还是产业工人，意见分歧较大，有人说农民工的社会身份是农民，是因为农民工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尽管不再农村谋生，但他们的根在农村，他们的家庭、最终归宿、心里寄托于感情牵挂都在农村。也有人说农民工的社会身份是工人，是因为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与城市中各行各业的产业工人几乎没有区别。眼下之所以出现农民工身份确认的问题，是因为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现行的体制还没有为落实农民工平等的产业工人地位做好准备。
农民工这个称谓，形象地刻画出进城打工者无奈而又尴尬的社会地位。农民工长期受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一系列限制，虽然离开了土地，但又不能进入城市。他们已成为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构成我国目前社会的第三元，他们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亦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居民。二元体制导致了城里的农民工无法建立于城市人交流的生活圈。他们
2.2 社会分层的新变化
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农民问题，所以，中央的突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市值得提倡的。其次就是中产阶级欠缺的问题。尽管大家都想推进中产和中间部分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迄今为止，这个阶层的比例很小，算来算去大概在全部人口的12%左右。于是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样是不合理的，是的，我们就应该努力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改革开放以前认为财产、财富、收入的“均等化”是合理的、是公平正义的。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口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就树立了一种新的公平正义的概念，即公平正义不等于均等化，有贫富差异仍然可以实现公平。改革开放持续三十一年来，对政策、法
在城市中尽管工作和生活多年，但依然是城市的陌生人，他们无法获得城市市民的身份，不能取得城市户口，不能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他们生活在城市里，但不是城市人；他们是农村人，却没有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特殊就在于他们是城市和乡村的“边缘人”
3.2 农民工的社会学含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民工”是一个“身份+契约”的称谓。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演化了这一过程，农民在“从身份到契约”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独特的“身份+契约”的阶段。在此阶段，“农民工”旧的农民身份挥之不去，新的工人身份不易获得。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农民要承受“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负担。
从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是有各种不同的角色构成的。人的一生要进入不同的社会位置，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同时由于社会生活的多元性，也使处于同一社会地位上的个体同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根据角色所占据的社会地位是否经过角色扮演者的主观努力，将角色划分为先赋性角色与自致性角色，农民工恰好是这两个角色的同时扮演者。在我国由于受二元社会的影响太深，除了种田的农民不必称为“农民种田者”外，农民干的其他任何工作都被称为“农民**”。这就是“先赋性角色+自致性角色”或“身份+契约”的突出表现。
3.3 农民工的类型
3.3.1 城市化的农民工与肥城市化的农民工
从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方面看，农民工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已经城市化的农民工，他们多年在城市工作，有稳定的职业、收入和相对固定的住所。二是肥城市化的农民工，他们或者是以农业为主进城务工为辅或者以进城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的季节性农民工，或者是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将来有可能成为城市人，也可能再回去做农民，或者是常年在外务工，但家仍在农村的农民工。
是否在城市定居时区分城市化的农民工与非城市化的农民工的主要标志。由于特殊的国情，我国改革开放31年间，在城市
定居的农村流动劳动力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仍处在流动状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讲，职业转变重于城市定居。
3.3.2 乡镇企业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农民工
从农民工就业地域上看，农民工可以分为两类：乡镇企业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农民工。
乡镇企业的农民工是指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离土不离乡的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人员，其身份是农民。他们或是在本村、乡镇的企业里劳动，或是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劳动。这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阶层分化模式颇具中国特色。
城市中的农民工是农民工的一个典型的群体。“进城务工农民”主要指这一群体。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始终未能被城市接纳，而是在这一过程中演变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无法获得真实的城市市民身份，不能取得城市户口，不能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城市市民的各种福利待遇，这种弱势的“边缘人”身份使得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实际上使我国在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又出生了三元结构。三元结构隐含着很多社会问题。流入城市的农民由于并不能取得城市户口，因而他们对城市社区没有认同感。城市只是他们赚钱和暂且栖息之处。生活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社会保险覆盖面小，拖欠工资严重，这是几乎所有城市农民工劳动生活的真实写照。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3.3 体力型、技术型、智能型农民工与劳动资本复合型农民工
体力型农民工是指主要依靠体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类型。一般来讲，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技能、素质一般偏低，属于“棒劳力、低文化”。这些农民在一无资本，而二无技能的情况下，多数只能从事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进行一些简单劳动，呈现出“卖力气”的体力型的特征。
智能型农民工，主要是指那些依靠自身智力和经营能力而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农村
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一大批农村能人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一试身手，脱颖而出，成为致富的带头人，这批能人是新生力的代表着，具有显著的示范作用和带动效应。他们往往独辟蹊径，以敏锐的眼光看准某一致富的行业，凭借自己良好的智力能力率先取得成功，成为农民工中的佼佼者。
技术型农民工，主要是指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就业的农民。农村中有不少的技艺工匠。这些农民以自己拥有的某项技术或经营能力以及用于的生产资料或资金，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经营小型的工、商、服务行业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经营小商店、小饭铺、小工厂、小作坊等发展成为城市中的个体劳动者或工商个体户阶层。
劳动资本复合型农民工，是指不仅提供劳动而且提供资本而实现城市就业的农民工。资本存量较多的农民，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搞一些个体经营企业，办一些小型经营作坊，或在城镇之间搞运输，或经营饮食服务业，或搞一些农副产品深加工业等等。劳动资本复合型农民工，占整个农民工份额很有限。
3.4 农民工的社会属性和地位
自从“农民工”出现以来，对于其阶层的归属问题的争论就一直存在着。农民工身份转换时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根据经典作家关于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的理论和农民工的产生、生活特点，农民工应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作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主要以强壮年人口为主，农民工是成长中的先进分子，农民工是联系农村和农民的天然纽带。对农民工社会属性的新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人阶级构成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解决了新时期工农联盟面临的新问题。同时，这一新论断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有利于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步伐，有利于加快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环节社会矛盾，有利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因此清楚了解农民工的社会属性和地位显得尤为重要。
3.4.1 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式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概念有三重含义。一是职业农民，二是阶级农民，三是户籍农民。自从“农民工”出现以来，对于其阶层归属的争论一直莫衷一是，大多数学者 认为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新血液。但有学者认为农民工仍然是农民，例如张智勇在《户籍制度、歧视和社会分层——论农民工目前不是中国新的产业工人》一文中，阐述了他的观点，并从四方面论述其理由但我们认为否认城市农民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就谈论农民工的社会属性时不能忽视中国工人阶级的新变化，很多理由也恰恰说明农民工正向工人阶级转化，这种转化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城市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论断，打破了关于农民问题的传统观念、习惯思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论断。因此，对农民工社会属性进行再认识可谓具有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民工身份的转变时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让农民摆脱农民的身份是党和政府长期追求的奋斗目标，让农民摆脱农民的身份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确认农民工产业工人身份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出路。
3.4.2 农民工的地位
农民工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民工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有力的的促进了中国社会从温饱走向小康，也必将对中国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农民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工流动实现了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从改革发展的格局来看，农民工流动既解决了某些先进地区的劳动力不足，也缓解了不发达地区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就业压力；同时，这种流动也有力的冲击了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旧体制，构造了市场机制在区域间的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新体制。
如果说改革进程中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一直处于滞后状态的话，那么，农民工的这种流动就业显然是超前构造了一个劳动力市场体系。农民工降低了工业成本，增加了国民经济积累。据测算，全国农民工一年为国民经济提供的剩余积累大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之的9%。农民工是实现农民自身价值的有力尝试，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再到企业家的改变，是人生价值得展观念，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深化体制改革，加强立法和对农民工的法律保，深护，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保障。关注农民工群体，因为群体的特殊性就更加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 向德平著．《城市社会学》．（1）：
到了充分的体现。总结
【2】 农民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3】 面的，除了前面分析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些市场根源和政策根源等【4】 等，但是由于复杂程度之高，因此本文不佳讲述。农民工始终扮演着一个“边缘人”的尴尬角色，应当做的是建立一个城乡统一【5】 的、完善的劳动力机制，加强对农民工的培【6】训，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条件；更新发
28－30．
杨云善 时明德著．《中国农民工问
题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
刘怀谦著．《中国农民工问题》．人
民出版社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
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4期 池子华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
迁》．安徽人民出版社
第四篇：少数民族是一个特殊群体
少数民族是一个特殊群体，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县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经济相对落后。全面、客观地把握民族地区发展现状，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我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现就我县两个少数民族乡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如何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供参考。
一、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
我县是一个散杂居民族地区县，居住有30余种少数民族，总人口 2834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34，彝族、回族、哈尼族是我县的世居少数民族，总人口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90％。分别居住在全县8个乡（镇）、全县有两个彝族乡，18个彝族村委会，少数民族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县国土面积的26％。
夕阳、双河两个彝族乡位于晋宁县西南方，是昆明市仅有的七个民族乡中的两个，也是晋宁县最边远、偏僻的山区少数民族乡。夕阳彝族乡距县城昆阳60千米，双河彝族乡距县城昆阳40千米。东接玉溪市洛河乡，南与峨山甸中镇、玉溪市红塔区交界，西与易门县十街毗邻，北与安宁市接壤。
夕阳乡总面积为156.51平方千米（包括白马龙村岔入峨山境内农田非地0.54平方千米）。共辖10个村委会,38个自然村、40个村小组，总人口10155人，其中农业人口9444人，有彝、汉、哈尼三种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7921人，占总人口的78%。2006年全乡共完成经济总收入6663万元。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的人口，还有254户284人，其中：弱势群体五保户、残疾人还有164人，人均纯收入在625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低收入的人口占多数。
双河乡总面积为152.03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9098.94亩，林地面积为183688.5亩，全乡辖6个村委会，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313人，其中，彝族人口7505人，占总人口的78%。双河属于滇中高原浅割中山地带，全乡最高海拔2511.3米，最低海拔1900米，年平均气温13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具有铁、铅、锌等矿产资源，境内风光秀丽、景色怡人，高达73%的森林覆盖率为昆明附近少有。1990年，双河乡被昆明市政府划定为“昆明市双河磨南德水源保护区”，1999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为云南省40个革命老区乡（镇）之一，2006年被列为“金牌秧佬鼓”之乡。2006年，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完成12275万元，完成工农业总产值11458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完成7324万元，农业总产值完成4134万元，全乡粮食总产量达342万千克，农民人均纯收完成2274元。2006年完成财政收829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241万元）。2007年6月底，全乡共有中小学生1395人，其中，小学916人，中学347人。小学巩固率达100%，升学率达100%，中学生巩固率达99.3%。
夕阳、双河是一个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的“三区”彝族乡，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比较滞后。
夕阳、双河彝族乡发展具有的有利条件：
（一）自然环境方面：较为丰富的土地资源，６０人一平方公里，且开发价值日趋显现；有全昆明市保护较好的森林资源38.6万多亩，且旅游价值，生物开发价值在不断提高；双河有比较丰富的水资源；储有一定量的矿产资源，现正积极推进着乡村组的公益事业的发展，“五位一体”的乡情，给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二）基础设施方面：县、乡、村道路交通网络形成，交通条件在逐步改善，宝夕公路已全面竣工，乡村农田水利设施大部分配套，烟水工程的实施加快了农田水利化的进程。电力通讯、有线电视网络也相继完善。
（三）人力资源方面：人口在文化素质、经济意识、法律意识、竞争意识等综合素质方面有所提高，勤劳致富的愿望得到增强，科技致富水平得到提高，浓烈深厚的民间民俗文化得到开发利用，为我们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业，倡导科学、进步、文明、和谐的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产业布局方面：烤烟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稳定的，惠及乡、村、组、群众的产业；生猪生产成为群众重要的经济来源，科技运用在生猪生产上稳步推进；粮食基本能自给；矿产资源的挖掘、整合给两乡公益事业建设的快速推进创造了条件；新项目的引进，为少数民族乡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注入新活力。
二、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
双河、夕阳彝族乡这些年在发展上虽然取得明显的成效，但总体上看，与全县其他地区相比较，发展仍相当缓慢，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一）农民整体素质较低，不能适应农业产业化的要求。现在的农村，具有一定文化基础和劳动技能的青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留守村中大部分是老、弱、病、残、妇、幼，这部分人整体素质偏低，思想观念陈旧，习惯于传统农业，对现代效益农业接受程度低。目前各村效益农业虽有所发展，但规模较小，技术含量不高，而且随着扶持效益农业补助资金的减少，效益农业发展的步伐将会减慢，这些严重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提升。
（二）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种植管理粗放，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过小，生产效率低。目前，两乡少数民族村人均耕地虽有1.45亩左右，但农户生产经营地块零碎、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这不仅给科技推广、灌溉、排涝、病虫害防治、土地开发等带来了很大困难，而且农业生产相对成本高。同时由于缺少投入，管理粗放，组织化程度低，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直接影响了村民的收入。如在烤烟生产中，中后期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烟叶质量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快，时鲜蔬菜、荚豆等新兴产业推广难度较大，形不成规模。缺乏市场信息，部分干部群众怕担风险，不敢放开手脚大规模进行结构调整。
（三）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不够。目前，两乡虽然上马了一些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项目，但从总体上来说，大多数还以卖资源为主，与建立绿色生态农业乡的总体发展战略相悖，长期效益不足，发展后劲不足，规模小，市场竞争能力差。由于地理环境制约，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导致第三产业缺少发展空间，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
（四）道路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近年来，虽然各方面对少数民族乡建设加大了资金投入，但一些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
（五）乡财政单一，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级组织战斗力不强。少数民族村级集体基本上无经济收入，村级集体经济主要依靠帮扶单位给予解决，大多是“空壳村”，乡村两级自身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村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增大。2006年，夕阳乡财政收入仅为452万元，但支出则高达829万元，双河乡为530万元，支出829万元，面临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
(六)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两乡60多个自然村几乎都坐落在山上、半山腰，山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要实现机械化农业耕作几乎不可能，特别是夕阳彝族乡仍是牛犁、人背、马驼的传统耕作模式，人力、物力的大量投放，加大了生产成本，投入与产出价值比较低。农民种、养出来的物资运不出去买，也是最大的问题。另外是水资源缺乏，水利化程度仅达40%，饮水难、取水难的问题依然存在。如夕阳乡的木柞、保安、田房等村12个村小组，近3000多名群众，2000多亩山田还得靠天吃饭。
三、加快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
1、进一步转变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观念。思想保守，观念陈旧，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这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可以焕发出摆脱贫困的巨大动力。为此，要想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致富，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至关重要。政府在加大对少数民族群众帮资金、帮技术的工作力度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意识和科学素质，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造血”功能，进一步激活农民群众要求致富的强烈愿望，从“要我富”的观念向“我要富”的转变，毕竟“石头孵不出鸡”。
2、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双河、夕阳有丰富的林、矿、水、土、草等自然资源，乡党委、政府应抓住全省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绿色经济强省的机遇，抓住建设现代新昆明后花园的机遇，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期开发，将本乡的资源优势真正变为经济优势。发挥区域优势，大力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如夕阳乡具有地方特色的香糯米、葵花子、辣子已经闯入市场。蜂蜜、松子、菌子等农持产品有开发潜力，双河的甜脆弯豆、夕阳的甜龙竹已初见规模。
3、发展旅游业既能发挥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又符合欠发达地区保护资源和环境的要求，还能大量增加就业岗位。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观光农业和民族风情游，同时大力培植生态经济，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着力抓好现有形成的畜牧业、绿色蔬菜、林果等特色农业的综合开发，加大对生猪养殖和本地鸡养殖的推广扶持力度，推动本地生猪、鸡、兔、山羊等养殖上规模、上档次，提升产业层次。加强生态公益林建设，保护山区原有的天蓝、水清、山绿、环境优美的面貌，使之集生产、生活和生态于一体，充分展示农业示范、农业观赏、休闲等多种功能，推进旅游富民。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确实改善贫困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是解决温饱的基础，也是巩固脱贫致富的基础。为此继续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进一步加大中心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村庄整治，加大改水改厕力度，改善居住条件。通过异地脱贫，政策鼓励等措施，引导生产、生活条件差的少数民族村民向中心村和中心城镇集聚，推进城镇化建设。
5、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决定》和《云南省民族乡工作条例》。特别是将2006年中共晋宁县委、县人民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贯彻实施到民族工作中去，切实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扶持力度。《决定》明确规定了：财政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十一工’期间，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幅要高于全县平均水平；降低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本级配套资金的比例，财力不能自给的，应当予以免除。扶持优势产业，发展特色产业，在政策、资金、项目、技术、人才等方面向民族地区倾斜。继续加大财政、税收和金融的扶持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逐步加大对民族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县级财政对民族乡计算一般性转移支付时，所使用的系数应比非民族乡高5个百分点。从2007年起，县财政每年安排30万元民族机动金，主要用于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解决少数民族吃饭难、饮水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并随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需要和本级财政的增长按每年3％的比例递增。在两个彝族乡工作的干部、教师、医务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工作业绩与晋职、晋级等挂钩，对业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提拔任用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优先，其子女在县属中小学上学免收借读费，升入高中给予10分的加分照顾。对长期在民族乡工作的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给予适当的经济补贴等。但在调查中这些规定大多没有得到落实。当前，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是客观事实，只有
依法对少数民族地区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大量的倾斜和扶持，加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
6、加快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和灵活多样的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更多的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和农村适用技术人才。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政治坚定、维护民族团结、深受各族群众拥护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创造良好的用人机制和环境，稳定少数民族地区干部人才队伍，鼓励、支持、吸引各类人才到民族地区创业发展
第五篇：1979,那是一个春天
1979,那是一个春天
中国缺乏市场常识的障碍之一是,对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设计和质量规范缺乏经验。一个方法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照搬,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它称之为“三来一补”。
―1979年3月3日,《经济学人》文章《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
邓小平在一年前引起的“外交旋风”不但没有停止的迹象,反而愈加猛烈地刮入美洲大陆。
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同日,邓小平再次登上《时代》封面。27天后,应卡特总统之邀,邓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对美国进行“破冰之旅”。这天恰是农历大年初一,似乎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
访美期间,邓小平与美方达成一项协议,即两国共建一所管理培训中心,引进美式管理理论、技术与著名的哈佛案例教学法,由美国派专人给中国的厂长们“上课”,讲授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当时邓小平已有“企业放权”的思路,但计划经济下的国企管理者对现代管理一窍不通,因此在“放手”之前,有必要让他们接受一些理论教育。另一方面,那些急切想进入中国的美国企业,也希望以这个培训班为平台,了解中国的经营环境,为迈入中国市场铺路。就这样,“中国工业科技管理中心”在北方海滨城市大连成立。一年后,第一批厂长班正式启动。
与此同时,现代管理学习如火如荼地展开。1月,中国第一本管理学学术刊物《经济管理》创刊。3月,国家经委举办首届企业管理培训干部研究班,国营企业的厂长们第一次集中学习企业管理知识,企业管理培训从此拉开帷幕。同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在京成立。提出“管理是一门科学。没有科学的管理,就没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的说法。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相继开设了管理学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北京外企服务集团限公司也在这一年成立,通过这个渠道,不出国门也有机会与外企管理“亲密接触”。一年下来,全国职工教育和培训人数达1000万,其中有500万人进入各种短期培训班。
邓小平访美释放了一个积极开放的讯号。而这年1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则给外商来华投资办企业以法律上的保障。随着国门打开,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走进来,给中国企业界带来管理上的鲜活之气。
到中国去!
春天,法国人皮尔?卡丹带领12位服装模特来到中国,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向首都群众展示了“皮尔?卡丹”服饰的魅力。
那时候,中国流行服饰不外蓝绿灰三色,沉闷无生气。皮尔?卡丹的到来引发了服饰革命,上海的服装店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新式衬衫。不经意间催生了浙江温州的纽扣、服装生意。此后很长时间,中国本土的服装生产一直停留于手工作坊阶段,而最早进入到来的“皮尔?卡丹”则成为中国百姓中知名度最高的服装品牌。
不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回访中国,邓小平希望他介绍一些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与中国合作。基辛格介绍了惠普。随后,惠普公司创始人之一戴维?帕卡德应邀访华。中方正式提议与惠普建立一家合资企业。
按照当时政策,不成立合资企业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另一家美国公司可口可乐的产品只能从香港向内地发送,仅限于在北京的友谊宾馆销售。
但由于种种原因,惠普只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办事处,直到1985年才组建合资公司。即便合资之后,跟当时的国企也“没什么区别”。员工薪酬有严格的制度,待遇令人羡慕:分房、分车,过年过节发鱼、发肉。而谈判之初的1979年,惠普只是在中国做成了第一笔计算机生意:在北京安装了5台HP3000计算机。
惠普公司是美国数一数二的高科技公司,向中国市场扩张时候,在本土市场正面临日本公司的挑战。就是同一年,日本公司在美国一举占领了40%的存储芯片市场。
惠普公司检验了日本生产的芯片,发现故障率仅为美国产品的五分之一。这个结果令美国人大吃一惊,却并没有办法阻止日本人的商业进攻。时隔不久,日本公司发动价格战,把许多美国高科技公司挤出芯片行业。
日美公司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不同管理理念的较量。美国公司注重流程控制,严格工序流程,其质量管理是末端控制。相比之下,日本公司之所以在质量上更胜一筹,因为采取了更高效的管理模式。譬如丰田公司的生产线上有一根特别的“安东绳”,一旦有员工发现生产异常,都有权拉动绳索,停止流水线运转,以防止次品进入下一道工序。美国人在末端把关,日本人则把问题消灭于源头。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缺少孙悟空”
日本工业化只有短短几十年历史,而日本公司却十分高效地建立了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一切以效率为先,以企业为重,索尼公司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担任8年公司总裁的盛田昭夫在1979年公开表示:“我不想恋栈太久,这样会损害下一代人的志气。我也不在乎继承人是否是我的儿女,我只是需要一位能干的人来领导索尼。”盛田昭夫有“经营之圣”的美誉,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为此曾写过一本畅销书《学历无用论》。在他发表上述讲话3年后,演员出身的大贺典雄坐到了索尼总裁的座位上。
因为独具一格的经营方式,日本公司引发广泛关注。1979年,哈佛教授傅高义出版了他的成名作《日本,世界第一》。两年后,美国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从对日本公司的研究中第一次提出企业文化概念。威廉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精髓在于以人为本,尊重每位员工的生产权利。他最后得出结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企业管理文化的局限性。
公司本性嗜利。既然日本企业如此具有扩张性,它就不可能永远偏居一隅。就在美国企业踏入中国大门之际,日本人也如期而至。
1月,中国从日本引进的年产1000万平方米压延法PVC壁纸的生产线在北京建成投产。这是中国第一条采用日本生产方式的生产线。随后,引进工作大范围展开。1979年,上海金星电视机厂从日立公司引进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四川长虹则引进松下公司的黑白电视机生产线;天津市计算机中心选择从富士通公司引进电子计算机;三洋公司与日立公司在北京成立中国事务所;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
6月,为了兑现一年前的承诺,松下幸之助访华。
到达北京当日,松下在有关单位邀请下观看了京剧《孙悟空大闹天宫》,从而引发了一段有趣对话。松下接受邓小平会见时说:“企业管理是个综合性的艺术,经营也是立体空间的,有无限创造性的艺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综合艺术家。前天,我看了京剧《孙悟空大闹天宫》,孙悟空神通广大。经营管理者也应该像孙悟空那样神通广大才行。”
邓小平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缺少孙悟空”,而松下幸之助决定帮助中国打造“孙悟空”。访华期间,他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根据协议,松下公司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松下建议:“即使引进技术和设备,如果经营不能有效地利用技术、设备,也是白费。”于是,上海灯泡厂的干部职工们有机会到日本松下总部进修培训,学习日式生产管理知识。松下还表示与中国建立合资企业的构想,回国后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但最终因牵涉方面过多而不了了之。
改革开放前无古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这一过程中,“改革”与“开放”互为犄角,相辅相成。体现在企业管理方面,一边是外资企业的大举进入,另一边则是中国本土企业的奋起直追。
日美公司纷至沓来,中国企业懵懂上路。1979年,北京烤鸭店恢复营业。
4月25日,北京和平门路口七层楼高的新店落成开业。不仅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饭店,也是亚洲数一数二的餐厅,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可以接待5000名顾客。满足如此庞大的接待量,达到宴请外国政要的标准,对饭店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年后,北京烤鸭店恢复启用“文革”中被废掉的商标“全聚德”,实施公司化运营。
更广阔的空间下,无数国营企业从政治争斗中解脱出来,呈现新相。南京无线电工厂,工人出勤率从二三成上升到平均93%左右,管理者颇为得意。但前来采访的日本记者却对7%的缺勤率感到难以理解,这似乎和日本媒体上中国劳动者为提高生产而“像白家鼠那样辛勤劳动”的描述有出入。大多数企业开始模仿国外企业建立最基础的管理制度。比如,实施年终奖制度,强调独立核算等。但是,对于旷工的工人,几乎没有一个管理者敢于开除。而百货商店的干部思索自由采购制度,这是对残存的“计划”思想的挑战。
“末位淘汰制”显威
1979年,中国最“热”的地方是广东。
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四个特区,三个在广东,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是深圳,一个与香港近在咫尺的渔村。那里是“三来一补”企业的扎堆地。
深圳皮鞋厂是当地第一家“三来一补”的工厂。改革开放伊始,香港商人刘天就跨过九龙海关,在荒郊的土地上盖起厂房。刘天就将制鞋工业中的一部分鞋面业务搬到这里,提供生产设备、技术和原材料,雇佣工人加工。深圳方面只取加工费,每年从中扣除20%作为投资补偿返还给刘天就。深圳皮鞋厂可以算是合资企业的雏形。工厂施行计件加工制和奖金激励制,加班还有加班费。有些工人月薪甚至比镇长都高出一大截,令人羡慕不已。很多人为进入工厂工作,不惜走后门。一旦进入鞋厂上班,立马变得风光起来。
这样一家企业却在1979年因为管理问题而引起舆论关注。皮鞋厂采用帮工制,深圳招不到熟练工,都是“香港技工手把手教”。
香港人敬业,认真,讲究规则。农民出身的本地工人则有所不及。此外,厂长是内地招聘的地方管理者,市场意识淡薄,对本地人有“护短”行为。工厂初创,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或多或少地感染上了国有企业的弊端:无故旷工、偷工减料等,很多工人害怕扣工资,常会把一些次品偷扔掉,导致交货量不足。
9月,工人们迎来“下马威”。刘天就“炒掉”了管理无能的厂长,还宣布了严厉的一项新政策,“末位淘汰制”―“凡是产品做得不好,废品率高,不听话不遵守纪律的人一律炒掉”。这是深圳人第一次听到“炒鱿鱼”,至于“淘汰制”更是闻所未闻。很多人一时不能接受,刘天就则严格执行新制度,“工厂最初三个月炒一次人,之后一个月炒一次,半个月炒一次,最后甚至一周炒一次”。最终止住不正之风。
在当时,皮鞋厂的解雇行为引起一些反对声音。新提拔上来的厂长陈凯伦认为,“培训一个工人并不容易,表现不好就炒,未免有些乱杀无辜”。
为避“护短”嫌疑,陈凯伦从队伍内部抓起,亲手设计了第一张收发登记单,标明时间、姓名与皮鞋的型号和颜色,严格监督每一个环节,取得很大成效。
“三个百分百”与岗位责任制
陈凯伦与刘天就在深圳进行管理实践时,首钢厂长周冠五在北京充当改革尖兵,推出一系列令员工“爱恨交加”的举措。
周冠五属于办事雷厉风行的角色。对国营企业作风陈腐、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弊端痛心疾首。1979年,率先嗅到“厂长放权”味道的周冠五主动向上级请缨,争当改革试点单位。国务院研究决定,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者自主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国企成为试点,率先承担起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重任。
7月,国务院连续下发多个批文,明确两点内容。
一、利润分配上,企业保留一定的利润留成;
二、权力分配上,给予企业一定的生产计划、资金运用、干部任免等方面的权力。
这为周冠五的改革提供了信心。治沉疴需下猛药。周冠五推出了一套令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方式,最具代表性的是“三个百分百”与岗位责任制。
所谓“三个百分百”,即每个职工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而岗位责任制也异常严格。迟到一分钟,或者在车间不戴安全帽,都会被扣罚奖金。一般违规最少扣罚一个月的奖金,行为严重者要罚去三个月甚至更多的奖金。“新政”实施后,工人“奖金扣得比较厉害”,但作业慵懒,质量低下的弊病得到根除。
年底,周冠五集中资金修建了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炉。效益好,工人积极性高,不到一年半就收回投入。周冠五改革的前三年,首钢利润年均增长45%,成为利税大户。局部试点取得成功很快得到大范围推行,1979年结束时“,放权”试点企业达到4200余家。
国企当中,另外两个不能避开的人物是荣毅仁和“乔厂长”。前者应邓小平只之邀,出山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日后这家公司将成为中国企业界“航母”。至于后者则是一个虚拟的国企厂长,在推行现代化管理过程中遇到一系列阻扰,引发社会各界思考和议论。
这一年,民营经济也有了动静。广州,容志仁以100元本钱开了一家食品店,专营学生餐;广东顺德,梁庆德创办的桂洲羽葵工艺厂生产出第一批鸡毛掸子、羽毛扇,谁也想不到他后来会转型制造科技含量相差悬殊的空调;这年,日后的上海首富周正毅拿出所有积蓄开了一家馄饨店,张果喜推销出了20套雕花樟木箱,而罗忠福尝试制作的沙发也在不经意间走红。
当然,说起民营老板,就不能不提“傻子”年广久。42岁的年广久第一次成为公众人物。原因是他雇用了12名工人炒瓜子,超过雇工8人的“红线”,引发关于雇工问题的大讨论。讨论的背后,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思想在作怪。
表明看来,民营经济不入大流。但因为渺小卑微,所以有着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无孔不入。多年后,这些从市场打拼出来的企业家,尘归尘土归土。
大浪淘沙,留下的都是在时代缝隙中咬牙坚持,且不断调整经营管理模式的逐浪人。不过,在创业初期,他们根本谈不上管理。
视角切换到理论界。
黎文斯的《行动学习》,弗里蒙特?E?卡斯特与詹姆斯?E?罗森茨韦克合著的《组织与管理:系统权变的观点》,斯蒂芬?罗宾斯的《组织行为学》,以及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相继在这一年出版。
当然,这些著作离中国的厂长经理们似乎还很有些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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