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制度的特点

第一篇：日本政治制度的特点

日本政治制度的特点

当今社会，东方国家多走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国家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地处亚洲的日本，却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东方国家。日本，它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制度的支持，日本的政治制度必然也有值得探讨与学习的地方。

日本现行政治制度是以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日本国宪法》为主要依据的。根据宪法，日本采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原则，实行了同英国类似的议会内阁制。“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国会对行政、财政、司法拥有监督权，可决定内阁首相从选，有权审议和通过政府预算和国家财政议案，可对玩忽职守和违反法律的法官进行调查和起诉甚至予以罢免。众议院有权通过内阁不信任案。

内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在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的领导下，总揽全国行政大权，领导和监督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它除执行一般行政事务外，还有权解散众议院，宣布国会大选，召开国会或决定召开国会临时会议，有权提名最高法院院长人选，任命各级法官等。

司法权属各级法院。最高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形式上同国会、内阁处于平行地位，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有权提名下级法官。检察机关是各“检察厅”，统管检察官事务，但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归内阁法务省管辖。法务大臣有权统一指挥检察工作，但不能直接指挥每个检察官，而只能通过检察总长进行。

除三权分立外，日本实行中央与地方相对分权的地方自治管理形式。地方自治体行政首长、议会议员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官员由地方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地方自治体有管理财产、处理事务以及执行行政的权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条例。“仅适用于某一地方的特别法，非经该地居民投票半数以上同意，国支不得制定”。

而且，日本现在还存在天皇制。根据宪法，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不再拥有政治上的一切权力，只是根据宪法的规定从事一些形式上和礼仪上的国事活动。

二战后日本政局动荡，各政党分化组合频繁，对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依新宪法建立的政治结构成为日本宪政民主的主要载体。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日本特有的政治结构。

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政体。其特点为议会中心、内阁集权、“议”“行”相容、议会内阁互相制约。

根据日本内阁制原则，哪个政党执政，取决于其在议会拥有多数议席或能结盟凑足多数。所以政党活动首先而且主要围绕争夺国会议席进行。只有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政党才能组阁，否则就沦为在野党。政党发挥的影响力也取决于在议会中席位的多少。

议会是政治舞台的中心，但只议政表态，实际的问题，要政府解决，政府的权力又集中在内阁乃至首相手中。日本首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集中权力，取决于执政党能否在选举中获得稳定多数及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相当微妙和复杂。如果首相是党内最大派系的领袖，便可以像英国首相一样大权独揽，甚至在下野后仍可以操纵大权。

日本内阁制政体的形式是“议行合一”，但“议”谁都可以“议”，在“行”上只是由议会极少数人控制。这部分人就是内阁成员，他们既是议员又是行政上层首脑。“议”“行”的一致还取决于执政党在议会有无优势，有多大优势，能否保持这种优势。自民党在1993年以后都是和别的小党组成联合政府，如果照顾不到小党的利益，就会产生政府下台的危机，所以自民党不容易推行自己的政策。

日本议会对内阁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监督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在必要时可以通过不信任案迫使内阁辞职;当然，内阁反过来也可解散议会。若是前者，议员还可以照当;若是后者，议会和内阁要重新组成。议会要政府下台，政府就要议会解散，所以双方互相制衡，都不能轻举妄动。

说到日本的政治制度特点，就不得不分析日本政党政治了。战后民主化促进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使日本保持了一极多党的政党体制。自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是日本最大的保守政党。从1955年成立以来就把持政权，除自民党外，还有社会党(1995年更名为社民党)、公明党、共产党、民社党，在1993年后出现了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自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控制政权，是因为它在国会占有多数的席位，每每强行通过法案。1993年，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导致政党分裂，虽然很快和在野党组阁重新执政，但在议会的议席数一直不能超过半数。因此像以前一样惟我独尊，我行我素是不可能了。1996年实行小选区制后，有利于多党两极制的实现，但现在尚无这种苗头，所以很可能走向意大利式的不稳定的一极多党制。

二战以后，日本处于美军占领时期，可以说，日本是在战败后一下子就完成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但是，这种西方式的民主观念及其行为方式，却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为日本各阶层所接受。与西方的“天赋人权”不同，日本信奉的是“天赋国权”、“国赋人权”。因此日本的政党政治和西方的政党政治可以说有着形同实异的一面，带有“日本特色”。它既有一部西方式的民主宪法，又有日本传统政治的游戏规则。

日本的政党政治的一个特征是“派阀政治”，这一点继承了战前日本政治的传统。派别林立是许多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共同特点，其客观基础是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和其他国家的政党相比，日本政党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各派别不但思想上、政治上自成体系，而且具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各派都根据需要建立了事务所、会计和执行机关等具体机构，管理本派事务，研究本派的活动策略。每个派系还有自己的基层组织，通常以“会”的形式出现，如中“曾根派”的“新政治调查会”等;各派别除了自己的核心组织外，还有各种类型的支援团体。在一个政党内，一个派阀首领作为一名实力人物，培植自己的亲信，尽可能多地网罗忠实“子孙”，组成自己的家族式派阀集团，目的是千方百计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有资格成为这个组织的领袖，自己比别人更有能力使这个组织坐稳政权的宝座。在日本“只要有三个人就能形成派阀”。派阀首领自己对派系性质的概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派阀与政党的并容与互利关系。我认为，日本的政治还是以金钱促使产生的。在日本，政治是属于有钱人的。一直以来关于日本的选举就有三大“神器”之说，即“看板”、“地盘”和“钱袋”。“看板”指社会地位与声望，“地盘”指选区与行业，“钱袋”指竞选过程的经费。国会议员选举通常需要上亿日元的竞选资金，在这样的选举现实下，纯粹由个人负担整个选举经费是很难想象的。正因如此，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现任的国会议员们不得不投身于某一个“派阀”中，借助“派阀”的势力和依靠“派阀”的经济资助。而作为“派阀”的掌门人，如何大量筹措选举资金，也就成了该“派阀”性命枚关之所在。而日本的政治家们在这方面几乎个个是行家里手。外界把这称为“金权政治”。

日本代议民主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建立的。保护私有财产是其制度的根本目标，政治结构的变化也是围绕如何促进私有制的发展，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进行的。

所以，日本政治结构的发展应有以下特点：

1、政党体制将由一极多党制向二极多党制转化

2、自1955年以来，自民党在国会成为多数党，主政长达38年之久。1993年7月沦为在野党，但不到一年又实现了对政局的主导。直到现在自民党在议会的席位一直没有超过半数，不得不和其他政党组成政党联盟。持续十几年的经济衰退，使人民对自民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自民党主导的构造改革趋于失败，自民党面临分裂的危机。1996年成立的民主党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二大党，民主党可能会更加强大，3、选举制度的变化

日本1996年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在小选区制下，每个选区选举一名议员，所以有利于自民党等大型政党。而比例代表制可以使小党有生存的空间，但比例代表制为“灰色高官”的再当选提供了机会，丑闻缠身的自民党议员即使在小选区落选，也可以在比例区当选。在小选区有几个候选人时只要30%~40%的选票就成为多数，可以当选。所以小选区产生的“死票”要多于中选区。小选区制今后会不会取消也是值得注意的。

4、自民党决策体制的变化

小泉提出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脱离政调会完全由内阁控制，加强内阁主导可以使自民党迅速调整政策，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但此举遭到自民党议员的反对，能否成功还要看以后的发展变化。今后自民党政府还会继续抵制族议员对政府政策的干预，但目前来看，族议员还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5、构造改革对今后的影响

实行小选区制后，自民党政策加速向中间政策转变。日本在社会经济总体崩溃的状态下，已经没有力量保护落后企业了，自民党面临政策转型的考验。

社会政策与日本人口的发展

周 云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

【摘 要】社会政策已成为很多国家调整国内人口发展的重要手段。面对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不断下降的

趋势,日本政府自1994年开始出台各种有利于人们生儿育女的社会人口政策。这些政策在目标、影响人群、法律效力及涉及政府部门方面有所不同。就目前来看,一些改善育儿环境、间接提高受孕几率的政策是有效 的,但这些政策对最终提高出生水平的效果却不理想。在任何人口和文化中,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是多 生还是少生,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关键词】人口发展;人口政策;日本

【中图分类号】C924.243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0301),女,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面对人口压力时很多国家都试图利用包括人 口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来调整人口总量的发展。在诸多可控因素中,多数国家都将目标放在了生 育和迁移(而非死亡)这两个重要的人口学要素 上。当迁移,尤其是国际迁移不被一些国家所重 视或开放时,生育就成为可依赖的控制人口发展 的唯一有效途径。Weeks曾总结过控制生育政策 的途径,包括了直接和间接的政策。[ 1 ]但他所讨 论的政策多为降低人口数量或人口增加速度的政 策,并不适用于人口发展速度已经十分缓慢的国 家。根据联合国2006 年发表的《2005 世界人口 政策》的报告,世界范围内对本国生育水平满意 的国家比例从1976 年的53%降至2005 年的 36%。认为生育水平过高的国家比例则从1976 年的37%上升至2005年的41%。在发达国家地 区,自1976年以来,几乎没有国家认为本国的生 育水平过高。相反,认为生育水平过低的国家比 例从1976年的21%上升到2005年的65%。[ 2 ]也 就是说,超过3 /5的发达国家已对低生育的水平有了强烈的感受。发达国家目前被与发展中国家 完全不同的人口问题所困扰,也就是生育水平过 低、人口高度老化的问题。[ 3 ]如何鼓励国民生育, 提高整个国家的生育率是这些国家追求的直接目 标。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正是在发达国家祈 盼提高生育水平这样一个背景下,本文试图利用 现有资料,分析日本有关人口发展的社会政策的 变化历程,政策的内容,以及相关政策对人口变动 的实际影响效果。通过日本这样一个代表目前世 界上低生育水平国家对本国生育行为干预的各种 努力结果,思考人口相关政策的实际作用和特点。

一、日本人口变化的趋势及后果 人口变动是社会制定和改变社会政策的基本 依据之一。日本自1920年开始几乎每5年进行 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称“国势调查”),目前已 经进行了18次。[ 4 ]这些连贯、高质量的普查为我 们分析人口变动提供了方便。根据日本多年的普 查, 日本的人口, 特别是生育率在逐年下降(图1),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程度更是在世界上少 有(图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生育 率在经历了短暂的上升之后在1950 年降到了 2813‰, 1960下降到1713‰,而到1991年则降至 1位数的919‰的水平。与其相伴的是总和生育 率的直线下降:从1950年的3165下降到1960年 的2100, 1975年左右跌至人口更替水平之下,而 到1980 年为1175、2000 年1136、2005 年1126!— 3 — 这种状况引起了日本社会和政府的担忧。小川等 人认为,如果日本持续其2005年的1.26总和生 育率,其后的每代人将以40%的速度减少。[ 5 ]以 目前生育水平为基础的人口预测说明,日本的人 口总量将连续下降。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认为 日本人口总量到2050年将下降至8 900万,如果 不采取任何制止下降或提升增长的措施, 500年 后日本将剩下15万人口。[ 6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让 人感到整个日本民族会因此消亡。当然担忧的问 题并不限于生育率本身,也涉及到因生育率的降 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老龄社会的负担问题。政 府担心生育率的下降会使日本经济失去活力,社 会难以支撑社会保障系统;[ 7 ]个人更担心“谁来 为我养老”。[ 8 ] 图1 日本出生率的多年变化图2 日本总和生育率的多年变化 资料来源: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统计资资料来源:同图1.料集, 2007 [ Z/OL ].http: / /www.ip ss.go.jp.日本社会对生育水平极度关注始于1990年。当时日本总和生育率跌至1157,社会上对此反应 强烈,以致于出现“1157振荡”之词,说明1157的 总和生育率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接受和承受的水平。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表1),日本在1976 年对国家人口增长的现状是满意的,但到2005年 则认为人口增长过慢。这种“过慢”的看法早在 1996年时就已出现,只是到2005 年政府才明确 表示需要有提高生育水平的国家政策。与此同 时,日本政府改变了一贯的“直接支持”民众采用 避孕措施的态度,在2005年转向“间接支持”的 策略。虽然我们没有日本官方资料说明这种态度 转变的原因,但从其他国家鼓励人们采用避孕措 施来降低生育率的理性逻辑来看,日本政府的这 种做法是有其提高生育水平的考虑。也即少用避 孕措施可增加受孕、生育的几率。

表1 日本政府对相关人口问题的看法(197612345 1245 资料来源: http: / /www.un.org/ esa /population /publications/WPP2005 /wpp2005.htm.注: 1 拯救母亲的生命;2 维持身体健康;3 维护精神健康;4 强奸或乱伦;5 经济和社会原因.在意识到生育率过低之时,人们也试图了解 和分析为什么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目前流行的解释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包办婚姻的减少,婚后与父母 同住比例的减少以及婚前性行为的大幅度增 加。[ 9 ]政府的解释则是人们未婚、晚婚以及已婚 夫妇生育的减少。[ 10 ]正是在对人口现实的这种认 识和忧虑的背景下,日本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有利 于人们生育的社会或人口政策。

二、日本与人口相关的社会政策 “人口政策”是一个社会为达到特定的人口变 动趋势而采用的一种策略。[ 1 ]Weeks认为,这一策 略可以是单一目的,例如在多长时间内将某种人口 指标降至或升到某一水平;也可以是多层面的,例 如提高妇女的生育健康。人口政策通常是在有了 证据说明若没有一定的人口政策,既定人口目标无 法实现的情况下而制定的。它可以分为直接的人 — 4 —

口政策(直接干预影响人口变动的行为的政策)和 间接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们行为的政策)。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例如中国),日本在 当今人口增长对国家发展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似乎 也没有公开的、直接以增加人口数量为目的的人 口政策。但我们应该看到与其他发达国家相似, 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些会直接影响人们生育行为、但没有明确人口数量目标的人口政策。特别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针对不利于人们 生儿育女的社会环境,着手制定了多项社会政策, 努力提高其生育水平。表2反映了近年来日本政 府一系列提高生育率的努力,从中可以看出政府 的迫切希望和政策方向的焦点。

表2中的信息主要说明,日本提高生育率的 表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相关人口政策 时间政 府 对 策政策经手的相关部门

1994.12 “有关今后支援育儿措施的基本方向”(也称“天使计划”, 19952004)大藏、文部、厚生、劳动、建设、自 治6大臣

2001 “有关工作和育儿并存的支援政策方针”2 内阁会议决定 2002 “少子化对策再加1”政策32003 “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62009)由“少子化社会对策推进会议” 决定

2006.3 设置“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政府·执政党协商会”-2006.6 “有关少子化的新对策”8 由“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政府·执 政党协商会”的对策会议决定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政府相关网站内容整理.注: 1 这是“天使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一方针确定了在2002年开始“等待入托儿童0人作战”计划。3 其中提到全体社会都来支持下一代的培养,“下一代人的培养”首次成为官方文件中的使用语言。

4“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是根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于2003年在内阁府内成立的一个特殊机构。政府内阁总理大臣担 任会长,内阁官方长官、总务大臣、法务大臣、外务大臣、财务大臣、文部科学大臣、厚生劳动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国土交通大

臣、环境大臣、防卫大臣、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为委员。这一法律阐明了如何支援那些生育承担着未来社会重任的健全子女的人们以及如何完善培育子女环境的一些基本理念。6 这是2003年7月30日通过、同年9月1日实行的第133号法律。这一法律的基本内容包括了“雇用环境的完善”、“育儿服务 的充实”、“地方社会对育儿支援体系的完善”、以及“母子保健医疗制度的充实”、“宽松教育的推进”、“生活环境的完善”、“经 济负担的减轻”以及“教育和启发”等。[ 11 ] 7 提出为迎接未来5年左右人口转变期,日本全国应努力推动改变少子化潮流的各种政策。涉及对育儿的支援、工作方面的改革以及其他相关重要政策的各种规定。

各种政策包括了政策的目标、影响人群、法律效力 的强度以及涉及政府部门的不同这几个层面上。首先,面对1990年总和生育率“1157震荡”的现 实,政府用了4年多的时间确定了首期“天使计 划”。目标是给婴幼儿的成长提供社会支持,通 过社会的努力来分担人们养育子女的经济和日常 照料的担子。这些政策的部分目的是让民众不要 被育儿的重担吓倒而少生或不生。第二,政策的 影响人群不仅包括了婴幼儿,也包括了对婴幼儿 父母的支持。例如2002 年的“少子化对策再加 1”政策强调帮助那些因照顾子女辞去原有工作 却希望再次就业的父母找工作,考虑男性的工作 方式对育儿和低出生率的影响。[ 10 ]在2000年之 前,日本的人口政策多强调“少子化”,而2002年 左右开始,政府的相关政策更强调对“下一代人 培养的支援”。这种词语上的微妙变化可能更体 现了政策的目标虽然是提高人口数量,但在政策 的表述方面则更强调社会对个人需求的满足的责 任,使人口数量问题看上去更是一个社会政策问 题。第三,日本政府的人口政策最终上升到了法 律层面———《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国家希 望利用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企业等应付低生育 率问题的责任和义务。最后,近十几年来日本政 府有关低出生率问题的不同提案和法律是由政府 — 5 —

不同部门牵头制定的。开始是由多部委和领导牵 头商讨制定,而进入21世纪以来则多由“少子化 对策推进关系会议”牵头决定。

除上面对日本人口相关政策的归类外,我们 也可以把日本有关人口的政策分为减少育儿家庭 的照料负担和增加育儿父母经济收入的直接有利 于婴幼儿成长的政策以及增加避孕措施的种类、减少人工流产和弃婴例数的间接增加人们受孕、生育几率的政策。

11儿童津贴制度。这是直接面向儿童的社 会政策。这一制度随着生育率的降低而增加着补 助的范围。1971 年只有第三胎才可享受到补助(从出生到初中毕业), 1983年扩大到第二胎(从 出生到上小学), 1992年则放宽到第一胎(3岁以 内)。政府的儿童补贴享受年龄在不断变化,从 早期的部分子女初中毕业前、1992年的所有子女 3岁以内、2000年的6岁以内到2004年的9岁小 学毕业之前。[ 12 ]补助的额度也有所变化, 2000年 时头胎和第二胎每月各补助5 000日元,三胎以 上每月则各补助1万日元。[ 10 ] 21针对父母的补助。这主要体现在1992年 实施的不带薪的“父母产假法”,到1995年人们 可带25%工资休产假, 2001 年可带40%的工资 休产假。[ 12 ] 31增加避孕方法的选择范围。日本人在避 孕方法的使用方面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例 如,高避孕套使用率、荻野方法(安全期)的普及、避孕药的低使用率以及绝育手术的低比例(图3)。这种特点的形成与日本个人计划生育的 历史长、对一些方法的推崇、使用习惯、不同方法 的技术发展阶段以及法律法规的限制有密切关 系。尽管村松稔提到日本法律法规的分布及传媒 的宣传顺应了民心, [ 13 ]但不应忽视的是法律法规 和政策确会影响人们采用哪种方法,或社会能够 提供哪些方法。例如,日本是较早开发IUD(Ota 环)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1931年日本政府规 定避孕行为为非法, 1936年禁止使用Ota环。[ 14 ] 1974年厚生省又再次允许使用IUD;1999年准许 使用铜环IUD。

低剂量口服避孕药也是一个例子。这种在其 他发达国家十分流行的方法直到2000年才在日 本正式得到认可。而1999年1月日本政府在接 到“伟哥”上市申请6个月后就给予了批准。[ 15 ]这 与长久以来人们使口服避孕药合法化的各种努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暂不论日本政府的性别差异 的态度,仅就允许“伟哥”上市的事实就可能说明 “日本政府在用各种方法增加生育率”,“因为让 人怀孕的药物得到了政府的批准,而阻止怀孕的 药品得不到批准”。[ 16 ]或者说,尽管日本人现在有 更多的避孕方法上的选择,但长久以来政府对有 效避孕或提高受孕方法的控制政策,多少会影响 到人们的生育行为。

图3 日本不同避孕方法使用的变化 资料来源:同图1.41降低人工流产水平。人工流产在日本人 口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生育率的下降过程中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对人工流产有影响的早期法 律有1880年出台、禁止任何形式的人工流产的刑 法和1940年出台的优生保护法。之后又有1948 年通过、1949 和1952 年修正的优生保护法。1991年厚生省颁布了一个法令,将人工流产的孕 期时间要求降低到22个星期内。1996年政府提 议并迅速通过了修正法律。新法律删除了所有与 “优生”相关的字眼,并更名为“母亲保护法”。[ 17 ] 现在做人工流产手术已经没有了优生的考虑,法 律规定不得对精神病患者和有精神障碍的人做绝 育手术。做人工流产的理由只能是母亲的健康可 能因为身体、经济等因素受到伤害以及被强奸等(见表1)。

在日本,人工流产数量之多促使政府和学者 考虑如何改变这种现状。2000 年日本“21 世纪 健康快乐家庭”委员会提出一个到2010年10年 间开展母婴保健全民运动的计划,其中明确提到 要降低青少年中的人工流产率。[ 18 ] Goto 等人认 为,为阻止非意愿性妊娠和人工流产,日本有必要 开展更为全面的计划生育活动,包括改善妇科保 健、加强生殖健康的教育、制定基于人们避孕需求 研究和分析的政策。[ 19 ]针对那些虽然没有做人工 流产、生了孩子却不想养育子女的个人,社会还为 此有所准备。例如2007年5月10日日本熊本市 的慈惠医院在日本首创了“弃婴摇篮”,接受出于 不同原因被遗弃的婴儿。医院根据相关法律于 — 6 —

2006年12月向熊本市提出了设立这一设施的申 请。但市政府以“这一设施超出现行法律预想” 为由,向厚生劳动省提出商定的要求。基于厚生 省“没有违法性”的答复,熊本市在2007年4月5 日发放了设立“弃婴摇篮”的许可证①。[ 20 ]可以想 象,这一计划若被各地所效仿,必定对增加婴儿的 存活和生长有积极的作用,或者说对日本人口的 增加、出生率的提高有正面的作用。

三、相关政策的效果

对于现代社会的家庭来说,生儿育女已经不 是一件自然和简单的事情。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中,人们对子女的依赖程度降低、扶养子女的经济 和精神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家庭的传统角色在淡 化或消失、个人也越来越追求自我享乐和舒适。人们已经不需要生育很多子女来实现个人的社会 价值,也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达到少生少育的目的。日本政府也正是通过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来 试图改变其人口减少的趋势。如果从政策目标来 看,相关政策的效果不一。

就各期“天使计划”,其直接后果是幼儿园和 入园儿童数量的增加。例如,入园儿童的人数从 1994年的159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197万人,其 中3岁以下儿童的入园人数则从41万人增加到了 62万人。[ 10 ]因此在改善就托环境和就托儿童数量 方面,日本的人口政策是成功的。政府的政策为人 们放心生育提供了良好的育儿环境。降低人工流产的努力也颇有成效。从图4的 趋势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工流产数占 全国人口出生数的66% ,之后这一数字不断回 落。到1990年,日本生育率水平凸显过低、政府 开始准备有所动作之时,人工流产的例数仍占出 生人数的近38%,也就是每出生100名婴儿时就 有近40个胎儿被流掉。但这一数字到2005年时 则下降到27%。尽管这一水平相对其他国家来 说仍然很高,但从日本本国的趋势来看是在下降 且达到了近年来的低点。虽然我们在这里无法断 定降低的人工流产数的后果,也即生育是否是其 结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数字的降低并不单 纯是人们避孕成功的后果,因为避孕方法历来都 存在且可得,只是在2000年时低剂量的避孕药加 入到避孕方法的选择类别中。另外,避孕方法的 现用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55%左 右徘徊(图5)。因此我们认为人流与出生人数比 例的降低有其以最终婴儿出生为结局的一面,这 也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

图4 日本人流与出生人口的比例图5 日本人避孕方法现用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同图1.资料来源:同图1.然而针对提高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问 题,如果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真如Retherford 等人[ 9 ]解释的那样,那么目前出台的一系列政府 认为对生育率的提高会有所帮助的各项人口、社 会政策就可能不会发挥太多的影响。例如,我们 不可能再让妇女少受教育、只待在家中不外出工 作,也不可能再为年轻人包办婚姻。或者我们可 以认为,日本生育率的下降是个人观念性改变的 结果。当人们的生育观念有所转变,特别是受到 社会经济的强烈影响时,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生 育观念和行为是非常困难的。经过日本政府近1 5年的各种努力,日本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的

①日本的群马县自1986年开始设置了5年称为“天使的宿地”的弃婴收养设施,因设施的条件不够好,发生过婴儿被冻死的事件而

关闭。熊本市的弃婴窗口则接受了这一教训,慈惠医院将弃婴窗口设施内的温度始终保持在36摄氏度。一旦有人放入婴儿(必须是出

生后2周的婴儿)设施自动锁住,外人不可再开启;同时医院相关部门的警报鸣响,医院的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地抱回婴儿。另外,在弃婴

窗口附近设置有摄像头,但角度只能看到弃婴的影像。[ 21 ] — 7 —

变化并不大,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例如厚生劳 动省2008年元旦对2007年生育水平的总结是: 出生人数低于2006年,总和生育率从2006年的 1132略微上升到1133。[ 22 ]尽管总和生育率略有 变化,但仍远远低于人口更替和提升水平。说明 人们的生育观念依旧停留在小家庭、少生育的水平上。因此,从生育水平的角度看,日本目前实行 的提高人口数量的政策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对日 本这样的低生育水平的国家,如何改变人们的生 育观念、提高个人生育意愿将会是一个现实而严 峻的问题。同时,日本的经验也再次告诉我们,人 口问题的解决需要有科学和前瞻性眼光。低生育 水平发达国家的苦恼和社会政策的出台也为世界 上不同类别生育水平的国家提供了很多应避免的 教训和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第二篇：日本政治制度概况

三、政治概况与制度

（一）政治行政

日本国宪法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通过让国会（立法权）、内阁（行政权）、法院（司法权）这三个独立的机关相互牵制，保持平衡，以保障国民的权利和自由。国民也以各种方式与三个权力机关发生联系。日本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它是主权属于国民、按照国民意志开展政治活动的民主政治国家。作为主权者的国民通过选举选出议员，由议员组成议会，议会制定法律，将国民的意志反映到法律中。

→日本的政治制度：议会内阁制 图示：

1.国会——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也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

在所有的国家机关中，只有国会是由主权者——国民直接选举出的议员构成，最好的反映国民意志。

（1）国会的构成： ①两院制：

日本国会采用两院制，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其目的是：a广泛反映国民的意见 b进行慎重审议，防止单议院失控 c使参议院具有补充作用，以填补众议院解散期间的政治真空。众议院参议院日本的众议院和参议院设在国会议事堂内,两院各有自己的会场和办公室。国会议事堂以中间的塔楼为界,正面右侧为参议院，左侧为众议院。☆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不同：

②四种国会：日本的国会有四种，包括常规国会、临时国会、特别国会、参议院的紧急集会。常规国会：每年1次，在1月中旬召集。会期150天（最多延长一次），审议下一的预算等。

临时国会：由内阁决定，或任意一个议院议员总人数1/4以上者要求召集。或者，在众议院的任期届满后或参议院常规选举后30天以内召集。特别国会：在众议院解散总选举后30天以内召集。审议内阁总理大臣的提名等。

参议院的紧急集会：在众议院解散期间，有紧急需要时召集。但是，在下次国会上如果无法在10天内取得众议院的同意，则表决无效。☆国会的组织构成：

（2）国会的权限

①立法权：国会议员拥有法案提案权。法案原则上首先经由委员会进行审议，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在正式会议上进行审议表决。☆立法过程：

△法案的提出：法案分为国会议员起草提出的议员提议法案和政府提出的内阁提出法案议员提议法案提交给该议院的议长，内阁提出法案提交给众议院或参议院的议长。

△两院协商会议：国会的表决原则上众参两院需一致。两院的表决不一致时，召开两院协商会议，有协商委员的2/3以上赞成时协商方案成立，经两院再表决通过后作为法律成立。协商方案不成立时，如有众议院出席议员的2/3以上多数再表决通过，则作为法律成立。②条约批准权：内阁拥有条约签订权，但事先或事后需要取得国会的批准。

③财政权限：日本实行税收法定原则，各种税金的征收和更改须根据国会制定的法律执行。此外，国会对内阁编制的预算进行表决，对决算进行批准。

④行政监督权：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提名。此外作为对于行政的监督职能，国会拥有内阁不信任表决权（仅限众议院）。如果表决通过，内阁必须在10天内辞职或解散众议院。⑤弹劾审判：弹劾审判是为了弹劾有失职行为的法官而设置的审判制度。也对已辞退的法官判断是否恢复其失去的资格。弹劾审判的法官由参众两院的议员组织。⑥国政调查权：宪法认定各议院拥有国政调查权，以便广泛进行与国政有关的调查。具体由委员会听取政府机关及相关人员的说明，要求提交材料，进行证人传唤。证人传唤的目的是为了就政治家的可疑事件、企业的丑闻等与国政有关的重要事项询问证人。

2.内阁——负责行政

（1）议会内阁制

内阁总理大臣获得国会提名后，任命国务大臣组织新内阁。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需是“文职人员”，国务大臣的过半数必须是国会议员。内阁就行政权的行使对国会负有连带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可以罢免国务大臣。

（2）内阁的工作和权限

①召开内阁会议：内阁的最高决策会议称为阁僚会议（内阁会议）。会议对从经济政策、外交道防卫、社会保障、教育、国土保全等所有范围的内容进行讨论。内阁会议有每周两次的“定期内阁会议”，还有在必要时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还有不召集内阁会议，将内阁会议文件传阅给各位大臣以取得签名做出内阁会议决定的“巡回内阁会议”。

②签订条约：内阁拥有外交权，代表国家与外国进行交涉。其一是拥有签订条约的权限。③编制预算案：唯有内阁拥有预算的编制权。根据各省厅的预算预估文件，日本财务省汇总预算草案，经内阁会议决定预算草案后提交到国会。

④制定政令：为了实施宪法、法律的规定，内阁可以制定政令。

⑤提名最高法院院长和任命其他法官：最高法院院长由内阁提名，由天皇任命。最高法院院长以外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和下级法院的法官们由内阁任命。

⑥国事行为的建议和批准：天皇没有与国政有关的权限，因此天皇实施的国事行为，必须有内阁建议的批准，内阁对此负责。

⑦各行政部门的指挥监督：内阁指挥、监督各部门（省厅等），并办理国家公务员的任用、免职等事务。（3）日本的行政机关：由1府12省厅及其附属机构（委员会、厅）构成。这些机关原则上归属内阁管辖，但会计检查院不属于内阁管辖，是独立的组织。

3.法院——独立，以实现公正的审判

（1）日本的司法制度 ①司法权的独立：日本国宪法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仅限对最高法院及其下级法院赋予司法权。此外还规定了法官的独立，“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及法律的约束”。

②三审制：日本采用三审制，对一个案件最多进行3次审判，通过公正慎重的审判，以防止错判，保护人权。（2）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是拥有司法权的日本最高国家机关，由1名最高裁判长和14名最高法院法官构成。最高裁判长基于内阁提名、由天皇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由内阁任命、天皇认证。

第三篇：日本企业文化特点

电影《忠犬八公》讲述了一只日本秋田狗对主人的忠诚和爱，从侧面也反应出了一些日本的企业文化。

日本企业文化最为明显地体现为如下特征：

一、忠诚

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员工的忠诚，员工忠于上司、忠于企业、公司忠于员工。日本企业不仅推崇能力，更看重忠诚。同时，日本企业员工也同时把忠诚企业作为自己人生的荣耀。在日本，不忠诚的人是被人唾弃的。日本员工时时处处维护自己企业的荣耀，不允许任何人有辱自己的企业。日本年轻人一旦进到一家大公司，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公司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企业是员工的家，情感的纽带，道义和责任的要求都使得企业不会轻易辞退员工，员工跳槽的现象也也十分罕见，从一而终任劳任怨是日本企业员工所只能从的道德准则。此外，日本企业一般不轻易解雇员工，使员工产生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心理。日本员工行为中往往表现出无条件服从企业，为企业发展忍受各种苛刻的条件。日本人的忠的意识除了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外，还因为自身的忧患意识浓重，日本的耻感文化特色，资源短缺，受灾频繁，是日本人必须强调一种忠的意识，才能更好的生存，从忠于天皇、忠于国家、忠于企业，日本人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文化资源。

二、以人为本，重视团队精神的发挥

日本民族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耕民族，种族单一，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具有长期的家族主义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日本民族主义传统和与此相联系的团队精神渗透到企业文化和管理的各种制度、方法、习惯之中，使企业全体员工结成“命运共同体”。员工与企业之间保持着叫深厚的“血缘关系”，对企业坚守忠诚、信奉规矩，有着很强的归属感。日本企业把“以人为本”的细想贯彻到企业文化中，把培养团队精神视为企业文化的灵魂。正是这各方面的综合，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渗透力、感染力和激励力，使得日本企业成为一个个真正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从而爆发出勃勃生机和很强的创造力，完全不同于美国企业的机械性组织。

团队精神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日本企业重视团队能力，个人能力被置于其次地位。日本企业采取年供序列工资制，晋升主要凭年资相应的职务晋升也主要凭年资，资历深、工龄长的员工晋升的机会较多，并保证大部分员工在退休前都可升到中层位置。这种制度是以论资排辈为基础的，员工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对企业的忠诚度比能力更重要。对员工实行长期考核和逐步提升制度，要成长为一名受重用的优秀员工，要被派往多个地点去任职，要经历多种岗位和工种，虽然有些工作貌似琐碎无聊，与企业似乎无关，但能否安心兢兢业业地做好这些工作，却是企业考察员工的适应性与团队意识的重要手段。

日本企业内部往往没有鼓励员工相互竞争的机制，要求员工之间，上下级之间团结协作，过分的自我表现会收到无情的打击，为了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员工不能以个人好恶来评判事物，二是要以群体的和谐为评判标准。在日本，集体活动甚至于下班后去喝酒都不能够轻易不参加。

三、精细

日本作为地域狭小的岛国，资源匮乏，为应对这种局面，日本人养成了精细的文化习惯，甚至有人认为日本人太过于拘泥小节。

日本企业不允许在细节上出现问题，并习惯于从细节上考察员工。日本员工为了在细节上追求完美，精益求精，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解决看似可以忽略的小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日本产品的质量在这些精细之处击垮对手。

四、家族主义特色显著

日本过去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日本民族具有明显的农耕民族的某些文化物征，它首先表现为集团内部的互助合作，由于农耕作业，从播种到收获，绝非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家人、族人必须互助合作，这使得日本人养成了团结互助的良好习惯，与个人才能相比，他们更重视协作与技术的作用，即表现为家族主义。这种家族主义观念，在企业中则普遍表现为“团队精神”，一种为群体牺牲个人的意识。在日本，集团是一个广泛含义的概念。日本社会是集团的社会，一个企业可以被看作是集团，企业内部的科室、班组、事业部等也都是大小不一的集团；在企业外部，相互间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结合成集团，无数个集团最终又构成日本国家和民族这个总的集团。所谓家族主义就是把家庭的伦理道德移到集团中，而企业管理活动的目的和行为又都是为了保持集团的协调、维护集团的利益、充分发挥集团的力量。家族主义精神要求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和为贵”的思想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

第四篇：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其主要特点是“议会至上”、以内阁为权力核心、君主虚位、政党组织严密。

首先，英国实行议会民主制，体现“议会至上”的原则。议会至上，即立法权在三权中居于核心地位，行政和司法机关都是立法机关的一个部分，行政权和司法权实际是立法权的派生，三者互有重叠。议会由英王、上院和下院组成，其中上院是贵族院，是主要西方国家中唯一以贵族政治为基础的政治机构。[1]在司法权与立法权关系上，议会上院是英国最高法院，具有除苏格兰刑事案件外其他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上诉管辖权；大法官是上院议长也就是最高法院院长，同时还是内阁和执政党成员。政党获得权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即获得下院即众议院议席的多数，同时一般由获得下院相对多数的党领衔组建内阁，并由该党的领袖出任政府首脑。

其次，实行内阁制，作为“议会至上”原则在行政权与立法权关系上的制度体现。即国家的权力体系以内阁为核心，内阁拥有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英国内阁由英王授权在下院中获多数席位政党的领袖组建，成员必须是议员。内阁对下院多数负责，若下院通过对其不信任案，内阁要么辞职，要么提请英王解散下院重新大选。下院中获得次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反对党，受法律保护，平时组成“影子内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内阁不仅拥有行政权力，而且具有立法建议权，由执政党所控制的议会多数保证立法的通过。

再次，英王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职位，并无真正的实权。在英国政治制度中，国王作为国家元首均为世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象征性、礼仪性意义，是在特殊情况下介入政党间的权力调解，平常较为超脱，不承担具体责任。

最后，英国政党的组织体系相对比较严密，但右翼党比左翼党要松散。政党无论是作为群众党还是精英党，大都有一个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乃至还有一套党的外围组织如工会、青年、妇女组织，对本党执政起着一种辅助作用，甚至可以对政府形成某些牵制。

可见，英国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是“议会至上”，司法权和立法权都出于立法权，民主政治的实质部分居于虚位君主之下。这种政治制度的优点是，无论是体制形成还是实际运作都相对民主、公正，更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和周全。但缺点是，体制或制度容易模式化，导致官僚主义，影响执政效率。

英国政治民主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介于传统与变革、激进与保守之间的道路，从中反映出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那就是独具特色的不列颠式岛国心态，培育出了英国人在政治变革中的二元主义行为方式以及一种绅士风度的政治心态。

英国位于欧洲西部的不列颠群岛上，由大不列颠岛、爱尔兰东北部及周围5500多个小岛组成，西濒大西洋、东隔北海、南以多佛尔海峡和英吉利海峡同欧洲大陆相望。温和湿润的气候，平缓的地势造就了英国舒适的生存条件，自17世纪末以来，国内再无革命发生，社会稳定。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独特的社会发展走势，使英国人形成了以稳健、审慎、理性、独立、灵活、保守、调和、谦卑、妥协、隐忍、克制等特质为核心的不列颠式的“岛国心态”。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容易安于现状，重视传统经验，不易受极端观念、理想主义和个人感情的支配，乐于遵循、服从某些古板陈旧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和规定”。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念旧守成的群体心态。另一方面，相对独立安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促使他们在政治上“注重保持自身特色，善辟蹊径，自成体系，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中造就自己的风格特点”。[2]首先，具有老资格的英国工人阶级，常把争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如果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他们便不思革命与暴力。其次，英国上层统治者，一向奉保守主义为圭臬。为维护阶级统治和等级制度，他们宁肯保留君主和贵族，一本正经地遵循君臣礼仪。在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他们宁肯诉诸宫廷政变，邀请外国君主驾临不列颠。再次，在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由于拒绝妥协和让步而被历史无情推翻之时，英国的王室及君主却因顺应历史潮流而没有被淘汰，作为一种旺盛的适应机制保存下来，在现代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既重视传统又追求特色的不列颠式岛国心态造就了英国政治民主发展道路上的二元主义行为方式。所谓二元主义的行为方式，即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相互交织，共同对英国政治民主发展道路发挥作用。在英国政治民主的发展道路上，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扮演了两个关键的角色。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历史传统在传统与变革的交织中，推动着英国式发展道路的形成。英国的保守主义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保守，它是承认进步的，但是这种进步是有限度的进步，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的进步；他也承认变革，但是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稳重的态度。英国的激进主义一方面主张对现存制度进行根本变革，另一方面又要求回归过去，回归自然传统，回归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正是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斗争中，才使两种理论得以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英国式的渐进发展之路。但是，在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道路上，保守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二元主义的行为方式使得英国两党在坚持各自利益的同时总能通过妥协来解决矛盾，避免了因各自固执己见而导致政治僵局或者暴力冲突，也使得基本的民主原则能在没有成文宪法保护的情况下完全按照一系列惯例正常运转，真正实现了民主文化与民主制度的完美结合。

英国的贵族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已起源，随着社会的发展，贵族逐渐形成为社会的一个阶级，控制着上院和最高司法权，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英国社会富于开放性、流动性、灵活性和竞争性，门阀之见和阶级偏见较小，具有很强的亲和趋向。在英国，“没有因袭的社会风尚去阻挠拥有土地的士绅经营工业或做买卖；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会阻止一个工匠的社会地位上升”。结果常常形成独特的社会景观：“贵族、绅士与商人、农夫杂处，商人与修理机械的工人共同饮酒，贵族的幼子进入贸易圈。”[3]这种既以进入上流社会为目标，又追求平等与自由的精神，最终形成了绅士风度的政治态度。绅士风度的政治态度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谦恭有礼，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时，通常就表现为为保存双方的颜面，各自后退，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制度。

第五篇：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1、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答：

1、以皇帝为中心，高度集中权力

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利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就着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此后，这种政治体制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在人神关系上，鼓吹君权神授，君权至上，以神权服务于君权，使政权与神权相结合，以神权作为政权合理性的依据。在君臣关系上，宣扬君令臣从，臣效死忠，下级依附上司，全国依附君主。在权力配置原则上，君主一人全面垄断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财政、军事和文化教育大权。

2、人治高于法制，人治的实质是独裁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在高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行政权力包揽一切，实行人治。虽然每个朝代都曾制定和修订法律，但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人治而不是法制，尤其是君主的言论，可以任意冲击、取代法律。

3、具有制度的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

中国古代政治机构的设置相当完备，从君主到臣僚，从中央到地方，上下相依、交叉相连，统治法网严密周全。

4、宗法制残余严重影响到古代政治制度建设，父权观念深入人心

居家为孝，事君为忠，借助父权来加强君权和行政权

5、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在漫长的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儒家经典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代各项制度与政策的依据。

6、贵族特权和官僚政治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始终。

7、上述特征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还具有外戚、宦官交替干政祸国，将城市作为统治的中心，“明君”“盛世”的重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