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诈骗、违法放贷（★）

第一篇：冒名、诈骗、违法放贷

目前，虚假授信、冒名贷款、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收贷不入账、账外经营是贷款业务领域的主要案件风险。

一、冒名贷款

（本息对账）

冒名贷款——是指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了他人(或单位)名义或虚构假名贷款、利用职权要挟他人(或单位)贷款、乘办理贷款之机截留全部或部分贷款贪污或挪用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冒名贷款违规问题较为突出，但也不排除大额贷款用此手法）冒名贷款有四种形式：

顶名贷款——指金融机构内部人员以自己名义为不符合条件的亲朋好友办理正常手续的贷款，将贷款归其亲朋好友使用。

搭名贷款——指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因自己或亲朋好友无法贷出贷款，而在其他贷款人贷款时要求其多贷出一部分，将多贷出部分供自己或亲朋好友使用的行为。

盗名贷款——指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他人不知道情况下，使用其名义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假名贷款——指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编造假名进行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借名和冒名贷款的区别就是假借他人名义知情和不知情，冒名贷款的性质更为严重。借名冒名贷款中，名义借款人和贷款实际使用人不一致，且往往贷款种类规定的用途和实际用途不一致，抵押贷款少、信用贷款居多，贷款质量差，风险很大。其风险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11种：

1、部分客户经理直接或间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当自己需要周转资金时，往往采取借名冒名贷款的方式发放自批自贷贷款(主要采取骗取或伪造贷户身份证和贷款证，私刻假印章、模仿贷户签名以贷户名义在信用社获取贷款)。

2、客户经理的近亲属需要贷款而又不符合贷款条件时，客户经理可能采取假借他人的借名冒名贷款方式发放关系人贷款。

3、信用社加强贷款跨区域管理（特别是SC6000上线后），跨区域贷款操作相对较以往难度加大，客户经理可能会采取假借辖区内他人名义的借名冒名贷款方式发放跨区贷款。

4、虽然借款人符合条件，但是以前已经办理了贷款，按照规定不能再向其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客户经理如果还想办理这笔贷款业务，就可能采取借名冒名贷款的方式发放事实上的垒大户贷款(有的用企业法人或股东的名义贷款给企业使用)。

5、加强贷款授权制度管理后，客户经理只能在权限内发放贷款，当超过自己权限时，客户经理要上报有权人审批。当某种原因未能审批而客户经理又想发放贷款时，客户经理可能采取借名冒名贷款的方式发放超权限贷款，使贷款授权书成为一纸空文。

6、客户经理为逃避监督，在同一时期用两个人以上的名义冒名或借名办理多笔贷款，由一人使用。

7、部分农村信用社内部管理混乱，为完成收息任务，虚构借款人名义和个人资信等信息资料，违规假名放贷。以贷还贷、以贷结息，虚增贷款利息收入，自欺欺人，利润指标失实。

8、个人贷款企业使用。由于部分企业因贷款所需手续不全、更有甚者，有些企业由于属产能过剩行业，无法以企业名义取得贷款，信用社内部人员协助企业以冒名贷款方式取得贷款，转移用途投向于产能过剩行业。

9、个人贷款村委会使用。以村委会主任(村支书)名义申请贷款，村委会实际用款。

10、多人贷款一人使用。联保小组成员受自身利益驱动，互相利用、互相借用私章，虽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但联保小组贷出的资金实际被其中一人使用。（纠纷突出，加之通常情况下，联保贷款授信额度相对于独立自然人的授信额度进行了倍数放大，风险加剧）

11、由于农村农户的土地房屋无相应的土地证和房产证，造成顶冒名贷款基本以保证人担保的形式发放。

借名冒名贷款的风险：

1、降低了信贷资产质量。据调查，冒名贷款的收回率一般在60%以下，而且大部分会引起贷款纠纷。这是借名冒名贷款存在的最大风险，因为借名冒名贷款立据承债人和贷款使用人相分离，权利和义务不对等，贷款到期后实际用款人往往不履行还款义务，大部分都会引起贷款纠纷，给信用社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2、使信贷管理制度难以落实。信用社虽然制定了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严格防范自批自贷、超权限贷款、垒大户贷款、跨区贷款等违规贷款，但是，违规人员往往采取借名冒名贷款的方式，通过欺骗的手段获得贷款，逃避信贷管理制度，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违法违规贷款，给信 贷资金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隐患。

3、严重影响自身持续发展。（大面积违规贷款——监管评级不达标——一票否决制——对职工的影响——业务受限——可持续发展（经营数据证明）——统一法人改革）。

4、社会影响恶劣，形成严重的声誉风险。借名冒名贷款中，多假冒农户之名，使不符合信用贷款支持的自然人、甚至企业法人获取了贷款支持，而本应获得支持的农户却难获贷款，使相关农村金融方针政策在基层不能得到有效落实。同时，借名冒名贷款一般是用款人与信用社员工互相串通、内外勾结、以权谋私的产物，往往出现信贷人员利用手中职权违反信贷纪律，以贷谋私，向借款户“吃、拿、卡、要”，不见好处不办事，某些工作人员与一些私企业主、专业户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吃喝玩乐打成一片，由此产生腐败，严重影响信用社的社会形象。同时，信用社因为发放借名冒名贷款，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潜在损失极有可能转化为现实损失。另外，由于借名冒名贷款往往是信用社员工与用款人互相串通、内外勾结的结果，利用职务之便向用款人提供有关的信息，在得知被冒名后可能向信用社提出民事索赔。还有一种情况，随着征信系统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记录已逐步实现联网，客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查询到自己的信用记录和状况。因此，当冒名贷款逾期不还时，被冒名人将会出现不良信用记录。（贷款化股金——冒名贷款——征信异议。建议一是必须立即主动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申请异议处理，及时消除客户的不良记录；二是及时进行内部账户处臵，正确归属会计核算。）

5、严重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主要体现为违反《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法规，监管部门将进行严厉查处。一是规避了贷款分级审批的制度，越权发放贷款。违反了《贷款通则》关于“贷款人应当建立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贷款管理制度”、“按规定权限报批”的规定。有些信用社主任、信贷人员因为某些关系人的贷款数额大，又无物抵押，上报审批又无望，于是采取了化整为零，冒名、借名的方式帮其获得贷款。二是违反了大额贷款一般要有担保的规定，使贷款风险无防。《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一个不敢用真名立据的借款人，显然不符合资信良好的规定。这样借款人即规避了贷款风险又把风险留给了贷款人。违反了《贷款通则》关于贷款“三查”的有关规定，使贷前调查、贷时审查成了自欺欺人、糊弄上级检查的挡箭牌。

从冒名贷款大量存在的原因看，时间跨度长、违规数量大、涉及机构广。究其原因，有历史原因、社会因素、体制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农村信用社粗放管理、粗放经营所致。

制度不健全是形成冒名贷款的基本原因。

制度执行不严格是形成冒名贷款的直接原因。一笔贷款发放牵涉到信用社主任、客户经理、门柜人员和监督检查人员等多个岗位多名人员，贯穿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等多个业务操作环节，由于各条线、各环节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业务流程来办理，“三查”制度流于形式，不能发现存在的问题或发现问题没有引起重视，为顶冒名贷款的发放提供 了可乘之机。更有甚者，部分客户经理内外勾结，违规操作发放顶冒名贷款。此外，由于受信贷人员数量限制等原因，客户经理岗位轮换制度落实不到位，部分联社客户经理长期不进行交流，致使顶冒名贷款的问题长时间不能暴露，日积月累成重垢。

员工素质不高是冒名贷款长期存在的内在原因。（最为悲哀——“新员工”受到的影响——缺乏正确的职业道德教育，不准确、不充分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

内部监督缺失是冒名贷款泛滥的重要原因。信贷业务方面的专业检查很少，每年基本只开展高管离任稽核方面的检查，而且只是泛泛检查，审计意见就问题说问题，从实际情况看，监督检查不深入不彻底，很多检查在一定程度上走了过场，许多问题未能及时发现，或者是发现后不能及时、彻底纠改，内部监督的效果不理想。此外，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不力，部分联社对顶冒名贷款的相关责任人不按规定进行严肃追究，而是碍于情面姑息迁就，不能起到警示与防范作用。

二、贷款诈骗罪（案例贷款）

1：引资案件其主要犯罪人“魏成彬”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例2：以“贷款诈骗罪”走刑事的途径清收贷款诈骗罪——是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的一种常见多发的金融诈骗犯罪。所谓虚构事实，是指编造客观上不存在的事实，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信任；所谓隐瞒真相，是指有意掩盖客观存在的某些事实，使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产生错觉。刑法第193条规定了贷款诈骗罪，构成贷款诈骗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行 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有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非法据为己有的目的。至于行为人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是为了挥霍享受，还是为了进行其他违法活动，并不影响贷款诈骗罪的成立。如果行为人为了解决生产经营资金短缺的急需，在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过程中，说了假话，使用了欺骗手段，但以后还要想方设法归还贷款，其目的不是为了非法占有贷款的，不构成贷款诈骗罪。2．行为人必须有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刑法列举了五种贷款诈骗的具体行为方式：（1）“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这主要是指行为人编造根本不存在的，或者情况不实的所谓会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或者以引入外资需要配套资金等理由；（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主要是指行为人使用虚假的出口合同或者其他所谓在短期内能产生很好经济效益的合同，以骗取贷款；（3）“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主要是指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内容虚假的银行存款证明、公司或者金融机构的担保函，划款证明等在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所需要的文件；（4）“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主要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能证明行为人对房屋、设备等不动产或者汽车、货币、可即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一切文件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5）“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如伪造单位公章、印鉴骗取贷款，或者以假货币为抵押骗取贷款,先借贷后采用欺诈手段拒不还贷等情况。3．诈骗贷款要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属“数额较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数额巨大＂； 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数额特别巨大”。行为人的行为符合以上三个特征，即构成贷款诈骗罪。

根据刑法的规定，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十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是指：（1）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2）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3）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4）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5）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指：（1）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2）携带贷款逃跑的；（3）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的。

注：一是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根据刑法第30条和第193条的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224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 诈骗罪定罪处罚。二是区分贷款诈骗与贷款纠纷的界限。有些借款人在获得贷款后长期拖欠不还，甚至在申请贷款时就有夸大履约能力、编造谎言等情节，而到期又未能偿还。这种借贷纠纷，十分容易与贷款诈骗相混淆，区分二者的界限应当把握以下四点：(1)若发生了到期不还的结果，还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为诈骗贷款罪而应以借贷纠纷处理。(2)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尽管到期后行为人无法偿还，但如果贷款确实被用于所规定的项目，一般也说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诈骗贷款的故意，不应以贷款诈骗罪处理。(3)要看行为人在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偿还。如果行为仅仅口头上承认还款，而实际上没有积极筹款准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帐，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4)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多方做客观行为全面考察行为人主观心态，从而得出是否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这对于正确区分贷款诈骗与借贷纠纷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其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钱财的行为，应当注意分清两种人员在共同犯罪中采用行为的性质：

1、如果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为主，而采用的行为主要是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社会上的其他人员仅是提供帮助的，这时就应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所犯的罪行来定性处理，如是贪污，就应依贪污罪处罚，社会上的其他人员则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如是侵占就应以 职务侵占罪治罪，其他人员则以职务侵占罪的共犯处之。

2、如采用的行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为主，相互暗中勾结，共同商量或进行策划，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仅是予以配合，充当内应而为之提供帮助的，这时就以贷款诈骗罪定性处罚。

贷款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还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

三、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高危行业、定罪量刑）

《刑法》第186条对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做了明确规定：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造成较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关系人的范围，依照《商 业银行法》和有关金融法规确定。”

违法发放贷款罪属于渎职性质的犯罪。但其处罚比一般渎职罪的处罚重得多。这主要是考虑到金融机构是具体掌握钱财的机构，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可能给国家、其他单位或者公众造成重大的损失。同时这种行为也会极大地影响和破坏金融机构的信用，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为了督促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恪尽职守、认真工作，相关法规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渎职行为采取了从严的方针，规定了严厉的处罚。

违反放贷犯罪行为的认定主要可以从侵害的客体、损失的额度、主观行为表现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违法放贷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制度。在客观上的表现为行为人具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于违法行为认定的依据主要是《贷款通则》和《商业银行法》，在这两部法律中有关对贷款发放的规定是作为认定放贷人的行为是否违法的主要依据。在《贷款通则》中对于借款人的要求：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原应付贷款利息和到期贷款已清偿;没有清偿的，已经做了贷款人的认可的偿还计划。对贷款程序的要求：信贷人员要对贷款进行调查，贷款人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当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的情况，测定贷款的风险度;在贷后检查上，贷款发放后，贷款人应当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情况及借款人的经营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和检查。在《商业银行法》中，第三十五条，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 行严格审查;第三十六条，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

其次，在主观方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具体讲，滥用职权发放贷款是故意犯罪，玩忽职守发放贷款一般是过失，但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则是故意的，不论行为人是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还是不认真履行自己职责，还是行为人滥用职权，发放人情贷款或者以贷谋私都可以构成本罪。

第三，对损失的认定。这是正确把握立案标准，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违规放贷罪属于结果犯，在行为人因违法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时，才能以犯罪论处。对于违法发放贷款罪的追诉标准，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2．单位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而对于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的追诉标准为1．个人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2．单位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关系人”是指《商业银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商业银行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信贷业务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上述所列人员投资或者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企业和其经济组织。

第二篇：违法放贷案例集

总计15篇，标题分别为：《银行高管违规放贷后隐居13年 听令行事不知是否犯罪》、《银行放贷1.26亿去向不明 一张担保存单系伪造》、《森豪公寓虚假按揭，三银行被骗15.6亿，涉案银行工作人员以国有企业人员失职罪领刑》、《北京农商行被骗7.08亿 8银行干部“放水”受贿近千万》、《海南：两名银行信贷员违法发放贷款被判刑》、《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发放贷款是构成挪用公款罪还是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杨文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案》、《郑杰、钟辉犯贷款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一案》、《农行爆出重大违法经营案 内外勾结骗取巨额贷款》、《信贷员违法发放贷款被判刑》、《未认真审核按揭贷款资料，终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公司经理贷款诈骗 信用社主任违法放贷同领刑》、《公司经理贷款诈骗 信用社主任违法放贷同领刑》、《信贷员违规放贷暴露信贷管理漏洞》。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违法放贷主要有几种行为方式：一是利用银行账外账户，违反国家规定，以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吸收存款，并将吸收的存款以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高息贷出，第一篇即是此种方式；二是在金融骗子糖衣炮弹下陷落，不认真审查资料，放松警惕，不按法定程序发放贷款，导致巨额款项成为呆账、赖账，金融骗子有以假存单作担保的方式骗取贷款、也有虚构购房合同、个人消费等获取虚假按揭贷款，这是违法放贷的主要方式；三是与用资人互相串通，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的‚体外循环‛手段，将资金借给用资人，并由用资人当即返给出资人高额利息差，《杨文》一篇即是此种方式；四是内部人员与社会不法分子相互串通、勾结作案，挪用银行资金、虚开大额定期存单、办理假质押贷款、违规办理贴现、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谋取高息，《农行》一篇就是例子；五是利用职务之便，冒用他人名义违法放贷款于己用且不偿还，最后一篇对内部人员骗贷的特点进行了详尽分析。银行高管违规放贷后隐居13年 听令行事不知是否犯罪

银行高管违规放贷后隐居13年

躲在村里变成游民受审时称不知是否犯罪

原北京城市合作银行中关村支行高管冯伟，伙同领导违规发放贷款7个多亿后，畏罪潜逃13年被抓获（本报去年10月27日曾报道）。昨天记者获悉，海淀法院一审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冯伟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18万元。他违规放出的贷款至今仍有2.7亿余元未能追回。

48岁的冯伟大学文化，案发前，他先后担任北京城市合作银行（现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的资金部经理、副主任等职务，主管资金部的相关工作。据指控，1993年至1997年间，冯伟伙同行长霍海音(已判决)利用资金部所管理的银行账外账户，违反国家规定，以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吸收存款，并将吸收的存款以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高息，先后向北京天宝乐科贸有限公司等12家单位共发放贷款7.46亿余元。检方认为，被告人冯伟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规定，应当以违法发放贷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上冯伟为自己辩解说，正常情况下银行的贷款都必须要通过信贷部专门办理，便于上级银行监管，但是行长霍海音特意以资金部名义开了专户，专门用于吸收高息存款及高息贷款，而贷款的审批、资金去向等，全部都由霍海音一人说了算，他只是在执行霍海音的指令。检察官说，这些违规发放的贷款基本谈不上有贷后管理，因此这些已发放的‚高利贷‛中，至今仍有2.7亿余元未能收回。

法院审理认为，冯伟身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伙同他人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检方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惩处。而冯伟和霍海音违法发放贷款，显然有悖于金融机构自身的角色，冯伟作为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多年的金融机构工作经验，明知相关金融管理法规的规定，却仍与霍海银设臵账外账，不做贷前审查，无视放贷风险，以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大量贷款无法收回的严重后果，已完全背离了自身所应履行的职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因此对他的无罪辩解不予采纳。

法院一审认定冯伟的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18万元。

而该行行长霍海音，被认定侵吞公款7000万元，挪用公款10.5亿余元，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20多亿人民币的重大损失，同时犯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罪等，已于2004年被判处死刑。目前冯伟已提起上诉。

■对话

总结教训：不要乱签字

记者：十三年的生活状态怎样？冯伟：不想再谈这个事情了。为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逃亡了13年。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否犯了罪？冯伟：我一直不知道因为什么抓我，直到2010年才知道。记者：不知道高息放贷是违法的吗？冯伟：当时不知道高息放贷是违法的，那个年代很普遍，即便是违规，但是我想都是领导的问题，跟我没关系，我只负责把手续办好，把账记好就行了。

记者：你逃亡期间与前妻和孩子的关系怎样？冯伟：不谈这些问题。

记者：后悔出去逃亡吗？冯伟：这个没法说……生活就是这样吧。这么多年，有得有失。

记者：能总结出什么教训？冯伟：现在我总结一条教训，不要乱签字，签字就要负责任。

银行放贷1.26亿去向不明 一张担保存单系伪造

1亿巨款去向不明

许兴元，案发前是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某支行分理处主任。1996年10月至1997年6月，为增加本单位的存款额并为本单位赚取1．5％左右的体外循环息差，许兴元违反金融管理制度，将吸收的客户存款1．25亿元人民币不入账，和本单位资金1300万元人民币，共计1．37亿元人民币以单位名义借贷给北京中恒企业发展公司等单位使用。案发后仅追回赃款1133万元，其余1．26亿元去向不明。

经审查，案发地检察院以非法拆借资金和挪用公款两项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来，此案因‚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改变管辖权，由市检二分院审查。

担保存单系伪造

受理案件后，检察官像往常一样认真审阅卷宗，起初并没觉得该案有什么特别之处。随着对证据材料的反复审查，案情逐渐清晰——许兴元之所以敢违规将巨额资金借贷出去，是因用款人提供了一张由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出具的9000万元人民币存单做担保。后经鉴定，该存单系伪造。

案情似乎很简单但检察官和书记员却不约而同察觉到几个疑点：用款人是谁？伪造的存单究竟是银行内外勾结的‚杰作‛，还是许兴元被犯罪分子利用？

关键人物浮出水面

带着种种疑问，检察官讯问了犯罪嫌疑人许兴元。许兴元供述：他确实不知道作保的存单是伪造的，只怪自己轻信了朋友，没有审核存单的真假。许兴元说出了那个所谓的‚朋友‛，也就是实际用款人的名字——陆峰。

检察官凭着职业敏感马上意识到陆峰是揭开此案谜团的关键人物。只有陆峰到案，才能查清许兴元供述的真假，才能查清究竟是银行内外勾结，还是有组织有目标的金融诈骗犯罪团伙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并存？二分院决定立即向公安机关发出追捕陆峰的监督函。

挪用公款还是玩忽职守？

随后，二分院检察官与基层检察院、法院和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针对有关案件定性的问题组织了案件讨论会。检察官认为：首先，许兴元虽然有挪用公款的行为，但目的并非为个人使用，而是为了给单位拉存款，给单位赚息差，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法定要件；其次，如果陆峰到案后查实许兴元确实是被骗，那么其行为就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而应根据犯罪时间适用修订前刑法所规定的玩忽职守罪。对此，反对意见认为：给国家造成上亿元的经济损失，难道仅是‚玩忽职守罪‛？

如果定挪用公款罪，许兴元将面临无期徒刑的制裁；如果检察官的审查意见正确，定玩忽职守罪，等待他的不过是最高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两种可能的结果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使检察官感到如泰山压顶般透不过气来。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音，检察官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固然可恶可恨，于情理应重罚！然而于法，毕竟要罚当其罪！如果过分强调危害结果，认为不重罚则于理难容，岂不再次陷入早已被法理和实践所否定的客观归罪的误区。对于终将被送上被告席的许兴元来说，他的公正又何在呢？

首犯陆峰落网北京

对许兴元犯罪定性的争议日渐胶着，争议越大越激励检察官把对陆峰的追捕追诉进行到底！一次次给公安机关打电话，一封封地给公安机关发监督函，可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尚未追捕归案‛。一时间，陆峰成了藏在神秘面纱背后的隐身人，抓捕陆峰的工作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来自北京和外省市的信息表明，近几年发生于全国数省市的特大金融诈骗犯罪案件都与同一个名字——‚陆峰‛联系在一起。此‚陆峰‛与彼‚陆峰‛是同一人吗？一个大大的问号画在眼前。检察官几乎预感到那层神秘的面纱就要被揭开，犯罪分子的真实面目将要暴露了。

承办人再次向公安机关发出一封监督函，要求加大追捕力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99年8月9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日子，重大金融诈骗犯罪团伙的首要分子陆峰在北京落网！

5．5亿巨款被挥霍一空

陆峰被捕后，公安机关组织精干力量进行突审。承办检察官为查清许兴元的犯罪事实，也参加了对陆峰的审讯。

陆峰，34岁，江苏人，体态偏瘦，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透出几许精明，记忆力惊人地好。出人意料的是，陆峰几乎没做任何狡辩，就供认了自己的全部金融诈骗行为，其同伙13人也相继被追捕归案。

据交代，在近四年的时间里，这伙金融骗子跨地区疯狂作案20余起，诈骗金额高达5．5亿元人民币，几乎挥霍一空。陆峰的犯罪手段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方设法去结识在各银行负责信贷业务的负责人、主任等，先拉拢关系，交往成为所谓的‚朋友‛后，趁对方放松警惕，就以假存单作担保的方式骗取贷款，然后逃之夭夭。

许兴元犯玩忽职守罪

陆峰说，许兴元就是被他选中并利用过的诈骗工具之一，许兴元对假担保存单的事一无所知。陆峰的供述解开了当初在许兴元案件中的所有疑问——许兴元只是陆峰诈骗团伙周密部署下的一个工具。许兴元为提高业绩，片面追求存款余额，却忽视了金融安全的防范，使诈骗团伙趁虚而入，造成国家财产的巨额损失。

检察官随后将许兴元以玩忽职守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开庭审理后，市二中院完全采纳了检察院的公诉意见，以玩忽职守罪判处许兴元有期徒刑4年。在接到判决书的那一刻，许兴元泪流满面，他激动地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老父老母了，没想到检察官这么公正，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陆峰被判极刑

半年后，检察官再次见到陆峰，是在其诈骗团伙被移送二分院审查起诉之后。因与许兴元案件有关联，检察院把陆峰诈骗团伙的案件也交给了同样的承办人。在吃透了120余本，摞起来足有一人多高的卷宗材料，并整理了相关证据后，检察官以金融凭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伪造人民团体印章罪等罪名将陆峰团伙送上了法庭，2001年11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陆峰、成敬死刑，其他人员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年限不等的有期徒刑。

森豪公寓虚假按揭，三银行被骗15.6亿，涉案银行工作人员以国有企业人员失职罪领刑

尽管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并非第一个受害者，但‚邹庆案‛正式浮出水面却是自中行始。

2005年初，在中行申请上市期间，审计署受命对中行进行了一次内部审计，森豪公寓虚假按揭的问题始被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之中。北京市检察机关随后就此展开立案侦查，并将相关涉案人员相继羁押并逮捕。

2005年4月，中国银行对外披露称：从2000年12月至2002年6月，由邹庆担任法人代表的北京市华运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以森豪公寓为幌子，采取假按揭的方式，从中行北京市分行申请按揭贷款199笔，涉及公寓273套，形成风险敞口6.449亿元。森豪公寓位于东二环朝阳门桥向西100多米路南，停工已久。该楼盘1997年左右即开始宣传，1999年左右已经封顶。当时报道称住宅部分的开盘均价高达2500美元／平方米，而商用部分的均价更是高达3500美元／平方米。

经法院审理查明，在该案中，邹庆指使公司职员虚构该公司开发的森豪公寓商品房销售事实，采取与购房人签订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为购房人伪造收入证明、首付款证明等贷款材料，并以购房人名义与中行北京分行签订个人按揭贷款合同申请按揭贷款的手段，骗得上述巨额贷款。

同为该案被告的原中行北京分行零售业务处副处长徐维联在作证时称，到2002年上半年出现开发商不付月供的情况，要求他们付款，他们就是不还钱，保证金账户里也没钱。这时意识到这个项目有问题。

曾为邹庆实际控制的另一公司——华庆时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员的郭玉敏提供的证言称，几个亿的按揭款下来后，由华运达房地产公司的账汇入到华庆时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账上，再汇往用款公司，包括外地、本市的，而最终的指示，正是来自邹庆。

截至一审判决日，华运达房地产公司已累计归还本金人民币6517.842539万元，尚有贷款本金总额人民币57976.157461万元没有归还。2004年，中行北京分行将上述项目未还贷款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三银行集体陷落

森豪公寓并非唯一的诱饵。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9月至2002年6月间，担任华庆时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庆时代投资公司)董事并实际控制该公司的邹庆采用同样的手法，从中行北京分行骗取个人按揭贷款共计人民币1.07亿元。

截至宣判日，华庆时代投资公司累计归还贷款本金人民币仅1329.45万元，尚有本金近9400万元没有归还。

不幸的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也并非唯一的‚上钩之鱼‛。经法院审理查明，1994年至1998年间，邹庆在担任华运达经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实际控制赛格纳公司、华之强公司等关联公司期间，以开发森豪公寓项目、太利花园项目、北京青年宫项目需要大量资金为名，采取关联公司相互担保以及用后贷还前贷的方式，先后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城市信用社(现为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展览路支行(现为北京银行展览路支行)签订借款合同，累计骗取贷款人民币8.0826亿元。而最终追缴的数额更为寥寥，仅为人民币1.6万元。

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汉中分行则陷落于邹庆等人所营造的信用证陷阱之中。

1998年4月，时任北京华运达经贸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被告人邹庆、华运达经贸公司总经理的被告人韩智德，虚构进口贸易事实，在以该公司名义委托中国惠通(集团)总公司代理进口货物的过程中，采取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北京分行)交纳保证金人民币373.5万元后提供虚假的信用证项下附随单据的手段，通过惠通公司骗取农行北京分行开立的金额为美元225万元远期不可撤销信用证。

而据汕头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运输业务部、汕头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出具的书面材料证明，1998年间，上述信用证附随国际运输提单上所提的船舶没有到港记录。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的传真函证明了上述国际运输提单上所提船运公司在香港无注册记录。

随后，邹庆等人又分三次，以类似的手法骗取资金美元162万元、美元186.6万元、美元229.5万元，并将上述信用证项下款项在香港议付后予以非法占有。未了局

事实上，在森豪公寓审贷期间就能发现虚假按揭的蛛丝马迹。原中行北京分行消费信贷业务科工作人员尚进的证言称，其同事曾电话查访四五个申贷人，均否认自己买房，有的材料发现申贷人学历不高，年纪轻但收入高。

尚进称，而且该项目月供还款，不是贷款人还，而是从华运达房地产公司保证金账户还。审卷、面签时没有发现申贷人资质证明出具的公司过于集中，后来汇总才发现，但款都放了。检方认为，正是由于相关银行工作人员疏于防范，才让邹庆得手，造成严重损失，涉案三人应以国有企业人员失职罪追究刑事责任。

2006年7月4日，徐维联、尚进、张笑非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案发前，三人分别任中行北京分行零售业务处副处长、中行北京分行零售业务处消费信贷业务科科长、中行北京分行零售业务处消费信贷业务科信贷员。

2007年9月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院对备受社会，特别是房地产界关注的‚森豪公寓‛系列案中的涉案银行工作人员进行了一审宣判，三人均以国有企业人员失职罪领刑，同时被判的还有两名律师，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获刑。

骗贷者、银行工作人员、出具文件证明的律师，一条虚假按揭的链条完整浮现。

北京农商行被骗7.08亿 8银行干部“放水”受贿近千万

重金打通银行高管，以虚假按揭等方式骗贷7.08亿元。今天上午，北京华鼎信用担保公司董事长胡毅涉嫌骗贷案在市二中院开庭审理，8名为骗贷‚放水‛的银行干部一同受审。检方指控，北京农村商业银行CBD支行、十八里店支行、大郊亭支行的行长、副行长等人在这起骗贷案中收受贿赂近千万元。

此案共18名被告人，涉及贷款诈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窝藏罪、敲诈勒索罪等共8个罪名。

银行‚试水‛房贷遭遇巨骗

现年30岁的胡毅早年经营过房地产，后来开办了华鼎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从事个人房贷的信用担保业务。时间长了，他也找到了银行信贷的漏洞，曾以虚假按揭在一家全国性银行的北京分理处骗贷。2007年前后，胡毅开始重点攻关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胡毅很快和北京农商行的一位高管搭上了关系，并由此结识了北京农商行CBD支行行长田军、行长助理刘利华、授信审批部经理闫雪松、副经理张嘉。

胡毅在案发后供述自己骗贷的初衷是，他运作过司法拍卖项目，但苦于没有足够资金，所以想用骗来的贷款参加司法拍卖，竞拍地产项目后再加价卖出，最后将贷款还给银行，如此实现‚空手套白狼‛。

恰巧，北京农商行此时开始‚试水‛房贷业务，正在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刚开张就撞上了胡毅这个巨骗。

领会行长心思送上宝马轿车

‚胡毅给人的感觉不是很聪明，但是胆大、敢干。‛承办此案的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人告诉记者，胡毅的骗贷手法既简单又拙劣：华鼎公司曾从事过二手房贷担保业务，手头有大量的个人客户贷款资料，胡毅就利用这些旧材料，编造虚假的购房事实骗按揭。

为成功骗贷，胡毅不惜本钱拉拢CBD支行行长田军。一次聊天时，田军说他看中宝马的某款车型，可在北京‚没看到有卖的‛，让胡毅帮着扫听扫听。胡毅心领神会，没过几天就把这款宝马车买来送给了田军。

CBD支行是北京农商行一级支行，下辖大郊亭支行和十八里店支行等4个支行。田军安排胡毅在大郊亭支行办理按揭业务，将胡毅介绍给了大郊亭支行行长孙建华、副行长李欢。

银行按揭有严格的业务流程，其中的面签环节要求放贷员必须与房屋买卖双方见面，查实之后才可放贷。但田军等人以督促下级银行开展房贷业务为名，一再催促大郊亭支行尽快向胡毅放贷，所以华鼎公司的按揭业务竟然可以做到免面签。

即使如此，胡毅仍嫌大郊亭支行手续繁琐，他和大郊亭支行只做了40笔左右房贷后，就转向CBD支行下辖的另一个支行——十八里店支行。

在十八里店支行，行长朱立国、副行长史振勇对胡毅大开绿灯，甚至还派银行员工上门提供‚房贷服务‛，数亿虚假贷款的发放畅行无阻。‚大家知道胡毅是上级行领导认识的关系户，贷款审查就不是那么严格了。其实只要放贷员一个电话，就能发现二手房交易的买卖双方其实都是假的。‛公诉人说。

据检方指控，胡毅及其前妻李京晶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间，指使下属，虚构二手房交易的事实，采取冒用借款人员身份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等方法，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大郊亭支行、十八里店支行骗取贷款250余笔，共计人民币4.47亿余元。

拿钱砸干部上下通吃

胡毅之所以能成功骗贷，在于他拿钱砸人的手段，一条线上的人，他从上面开始砸，一直砸到底。重金面前，本应司职信贷安全的银行干部却成了骗贷者的保护伞。

据公诉人介绍，对于负责信贷的银行干部，胡毅平日安排吃饭宴请、洗浴桑拿拉关系，逢年过节还要送购物卡、现金。在这些银行管理者眼中，年纪轻轻的胡毅俨然就是有实力有人脉的大老板，一开口就能带来上亿元的房贷业务，双方就此达成了‚‘胡总’吃肉，我们喝汤‛的默契。

检方指控，从2008年至2009年2月案发，田军收受了胡毅给予的人民币360万元以及轿车2部、手表5块、玉石及象牙雕件等价值350余万元的物品，款物合计人民币710万余元。

胡毅还以信贷审批为脉络，将银行上上下下掌管此事的干部统统拉下了水。检方认定，胡毅向CBD支行行长助理刘利华行贿价值5万余元的金饰品、手机等物品，向授信审批部副经理张嘉行贿人民币30万元、港币100万元，向十八里店支行行长朱立国行贿人民币10万元和笔记本电脑1台，向十八里店支行副行长史振勇行贿107万余元款物，向大郊亭支行行长孙建华行贿港币10万元和手表1块，向大郊亭支行副行长李欢行贿港币5万元。

据公诉人介绍，骗贷过程也露过马脚：两名被盗用身份资料的‚购房人‛意外发现了自己名下的莫名按揭，农商行总行获悉后曾指示调查，却被田军等人敷衍塞责。

一枚公章戳破骗局

2008年底，十八里店支行遭遇房贷审计，田军等人这时才得知胡毅已无力偿还房贷按揭，一旦断供，假按揭之事必然引爆。为堵假按揭的窟窿，田军等人又想到了另一种从银行‚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小企业贷款。

小企业贷款是银行对生产经营稳定、产品需求成熟、销售渠道可靠、具备一定信用的小企业客户发放贷款。但在田军等人的指点下，胡毅从‚执照贩子‛那里买来40余家无真实经营背景公司的营业执照、企业公章等全套手续，再以这些空壳公司在十八里店支行骗取小企业贷款。

据检方指控，胡毅骗贷45笔，共计人民币2.61亿余元。按照几名被告人的如意算盘，他们准备以小企业贷款的资金填补假按揭的窟窿，并预谋在小企业贷款1年之后，以小企业破产和清理不良资产等方式，使数亿元欠贷无疾而终！

然而，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局‛，最终竟毁在了一枚公章上。2009年2月27日，胡毅前妻李京晶为支取其中一家空壳公司的贷款，前往农商行营业部办理信贷卡。细心的银行柜员发现，这家成立1年有余的贷款企业，公章竟然是新的，根本没有沾过印泥，银行详查发现贷款支取账户竟牵扯多笔小企业贷款，于是报警。面对闻讯赶来的民警，李京晶供出了这起7个亿的骗贷大案。

得到李京晶被抓的消息，胡毅连夜逃到了天津，此后他让手下每天换一家酒店为他开房，却仍于一周之后落网。

海南：两名银行信贷员违法发放贷款被判刑

来源：互联网 日期：2012-03-25

建行海口市住房城建支行两名信贷员，在办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时，事前不做认真调查，事后又疏于监管，导致278万余元银行贷款无法追回，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法院日前分别判处他们有期徒刑1年。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底至2003年初，原琼铁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连某在公司职工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以公司名义，用公司已被法院查封的集资楼为抵押物，通过朋友周某联系，向建行海口市住房城建支行申请职工集资楼按揭贷款。为此，连某等人召集了一批社会人员，冒充琼铁公司的112名职工，并伪造了身份证明等申请材料，加盖公章后交给城建支行，欺骗城建支行与上述冒充人员签订个人住房贷款合同，骗取该行596万元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刘某作为城建支行该项业务的信贷员，未依职责认真审查连某提交的上述个人按揭贷款资料的真实性，没有按建行规定进行调查核实即作出建议给予贷款，并报告给作为部门经理的被告人梁某。而梁某对刘某提供的资料也未进行认真审查，对其真实性也未核实，即作出同意意见并报行长提交审贷会，使该笔被骗贷款顺利获得批准。

城建支行在原琼山市房产局办理了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备案登记后，于2003年1月23日至2月28日，将596万元陆续划入琼铁建材公司的贷转存账户。之后，大部分款项被连某提现用于个人挥霍，至今仍有本息278万多元未追回。

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发放贷款是构成挪用公款罪还是构成违法发

放贷款罪

来源：互联网 日期：2012-03-25

案情

1996年年底，江西省某电子公司的谭峰（已判刑）通过原中国某银行江西省信贷处科长徐某与时任中国某银行东乡支行行长的淦某相识，并商量贷款事宜。由于谭峰不能直接在东乡支行贷款，谭峰便与淦某商量以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获取，并由淦某于1997年1月27日找到某乳胶制品厂厂长陈某，由陈某与谭峰签定虚假购销合同的办法办理了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1月30日，谭峰将该汇票贴现得款983269.07元，3月25日，谭峰归还某乳胶制品厂100万元。1997年3月24日，淦某以同样的方式为谭峰办理了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谭峰在将该汇票贴现后归还了某乳胶制品厂100万元；1997年7月2日，淦某、谭峰和陈某三方再次签定一份购销橡胶200万元的假合同及承兑汇票协议，由淦某为谭峰办理了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后谭峰将该汇票贴现后仅于同年7月23日归还某乳胶制品厂50万元，余款150万元至今未归还某乳胶制品厂。

分歧

关于被告人淦某的行为如何定罪，产生了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淦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共计人民币400万元，挪用给他人使用，数额巨大，给国家造成人民币150万元损失，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而本案中被告人淦某行为侵犯的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的构成要件，应以违法发放贷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管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人淦某虽为东乡县支行行长，但其并没有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去挪用江西某乳胶制品厂的资金，且没有谋取个人利益，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被告人淦某的行为并没有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其行为侵犯的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属于刑法第三章的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范畴，其行为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应以刑法中的违法发放贷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杨文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案 来源：互联网 日期：2012-03-25

「案情」

被告人：杨文，男，34岁，湖南省岳阳市人，原系中国银行岳阳市岳阳楼支行职员，住该行南湖家属区第2栋1单元2楼。1998年1月25日因本案被逮捕。

1996年5月至1997年10月间，被告人杨文以牟利为目的，利用其在中国银行岳阳市岳阳楼支行东茅岭分理处任主管会计的职务之便，经中间人撮合，与用资人互相串通，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的‚体外循环‛手段，将资金借给用资人，并由用资人当即返给出资人高额利息差。被告人杨文用这种方法先后作案7次，将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蒲圻市支行（以下简称蒲圻农行）、湖南省棉麻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棉麻公司）、湖南省衡阳县南岳镇信用社、南岳区独秀信用社、湖南省青少年基金会等单位共2500万元的存款不入银行帐，非法借给湖北省武汉市谭氏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谭氏公司）和岳阳市恒昌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使用。由于用资人在资金使用期限届满后大部分资金不能如期归还，以致案发时尚有2200万元资金没有收回，经追缴赃款赃物折抵后，仍有1300余万元无法收回，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审判」

1999年4月25日，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文犯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罪，向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认为，被告人杨文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发放贷款，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构成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罪。案发后，被告人杨文有投案自首情节，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被告人杨文辩称，其在1997年10月1日以前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辩称：（1）被告人杨文在1997年10月1日以前，将1700万元资金用于非法发放贷款的行为，是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施行之前的行为，而当时的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他单行刑法均未将此类行为规定为犯罪。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定罪‛和‚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杨文非法发放这1700万元贷款的行为构成犯罪。（2）关于此类犯罪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规定，目前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故起诉书认定被告人杨文的行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3）被告人杨文牟利的目的不明显。（4）被告人杨文之所以犯罪，同出资人与用资人恶意串通有很大的关系，且出资人有明显的过错。（5）被告人杨文案发后能投案自首，故请求法院对被告人杨文从轻或减轻处罚。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杨文身为银行工作人员，无视国家金融管理法规，以牟利为目的，利用职权和工作便利，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的方式，将2500万元资金用于非法发放贷款，致使资金大部不能收回，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罪。被告人杨文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文在1997年10月1日以前非法发放1700万元贷款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经查，被告人杨文的犯罪行为属于连续犯罪，其行为已延续至1997年10月1日以后，应全部适用行为终了时的法律即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故其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杨文在1996年5月从蒲圻农行吸收的资金300万元，因到期后已经将本息如数偿还，未给蒲圻农行造成损失，对此可以不作犯罪认定。被告人杨文在作案过程中获得赃款3万余元，且多次接受用资方的邀请到外地游玩，其牟利的目的明显。直至案发，本案尚有2200万元的贷款未能收回，后以追缴的赃款赃物折抵，仍有1300余万元无法追回，显属损失特别重大。被告人案发后能自动投案，且能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于1999年12月3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被告人杨文犯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郑杰、钟辉犯贷款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一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01）深中法刑二初字第116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郑杰，男，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生，汉族，福建省福清市人，中专文化，住福清市融城桥溪路23号，系深圳亚青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暂住深圳市罗湖区凤凰路中山花园1号楼19楼3室，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被监视居住，十一月八日被逮捕，二000年一月五日被监视居住，二00一年一月十七日被逮捕。

辩护人孙卫宁，广东君诚律师事物所律师。被告人钟辉，男，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生，汉族，广东省博罗县人，高中文化，系工商银行深圳湾支行下沙办事处会计，住深圳市田贝三路田苑新村28号301室，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拘留，十二月三十日被逮捕，二000年三月二日被监视居住，二00一年一月十七日被逮捕。

辩护人廖耀雄，广东国欣律师事物所律师。辩护人田彦群，深圳市罗湖律师事物所律师。上列被告人均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于二00一年二月二十日，以深检刑一（2001）诉字第43号起诉书，以被告人郑杰构成贷款诈骗罪和票据诈骗罪、被告人钟辉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师玮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郑杰及其辩护人孙卫宁，被告人钟辉及其辩护人廖耀雄、田彦群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一九九五年，被告人郑杰与深圳尚青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子勋（在逃）商谈贷款事宜，双方商定由黄子勋将尚青公司的贷款资料提供给被告人郑杰，而被告人郑杰以尚青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所贷款项中的300万投资到尚青公司。由于尚青公司是台商与沙头角商业贸易公司合作的中外合资企业，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均由中方厂长保管，故黄子勋为了让郑杰从银行获取贷款投资到尚青公司，便与会计张国英（在逃）私刻了尚青公司的假公章，并用该假公章在人民银行办理贷款证。贷款证领回来后，黄子勋在未通过董事会的情况下私自委任被告人郑杰为尚青公司副董事长，并将尚青公司的贷款证、假公章及其私章交给被告人郑杰。后被告人郑杰在工商银行开了一个帐户，号码为：28724201034，作为贷款帐户，此帐户未入尚青公司财务会计帐，预留印鉴为被告人郑杰的私章，故尚青公司向银行申请的贷款全部由被告人郑杰自己支配使用。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被告人郑杰以尚青公司的名义利用伪造的‚深圳尚青模具有限公司‛印章、法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董事会决议、财务会计报告、购销合同等一系列虚假材料，向工商银行沙头角支行申请开出承兑汇票九笔，总额计人民币6500万元，未还清的二笔，金额为人民币1100万元。申请贷款三笔，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全部未还。被告人郑杰诈骗银行款项及利息共计人民币25942797.92元。

公诉机关还指控：被告人钟辉作为工商银行沙头角支行信贷员，在办理尚青公司申请贷款和承兑汇票的业务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未履行信贷员职责，在未对尚青公司的资信情况没有进行详细调查，且对尚青公司申请贷款和承兑汇票的原因和购销合同及贷款用途没有核实的情况下，撰写了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调查报告，导致工商银行沙头角支行向尚青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承兑汇票6500万元，并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郑杰诈骗银行贷款和票据，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贷款诈骗罪和票据诈骗罪；被告人钟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并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要求依法判处。

被告人郑杰不认罪，认为抵押是真实的，没有诈骗的故意。其辩护人孙卫宁也认为抵押是真实的，被告人无诈骗的故意，构不成犯罪。被告人钟辉不认罪，认为其已尽了调查义务，也进行了请示和汇报，没有隐瞒和欺骗，郑杰贷款也有物业抵押。其辩护人廖耀雄和田彦群认为银行的损失未定局、损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被告人钟辉的责任较小，构不成犯罪。

经审理查明：一九九五年，被告人郑杰与黄子勋（深圳尚青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在逃）谋议骗取银行贷款，由黄向郑提供尚青公司的贷款资料，而郑以尚青公司的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将其中的三百万投资到尚青公司。此后，黄子勋伙同其公司会计张国英（在逃）私刻了尚青公司的假公章，并用该假公章在人民银行办理了贷款证；黄还在未通过董事会的情况下，私自任命郑杰为尚青公司副董事长；黄将贷款证、假公章及其私章较给郑。郑在工商银行开了一个帐号为28724201034的贷款帐户，此帐户未入尚青公司财务会计帐，所留印鉴为郑杰的私章，骗取银行的贷款由郑杰个人支配。

被告人郑杰在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以尚青公司的名义，用伪造的深圳尚青公司印章、法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董事会决议、财务会计报告、购销合同等一系列假材料欺骗工商银行沙头角支行，骗取承兑汇票二张，金额为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实际诈骗一千一百万元人民币；以同样手段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和七月四日、八月二十日诈骗工商银行沙头角支行贷款三次，骗得贷款一千万元人民币。

被告人钟辉作为工商银行沙头角支行的信贷人员对被告人郑杰以尚青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和承兑汇票的原因、购销合同及贷款的用途没有认真核实的情况下，撰写了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调查报告，导致工商银行沙头角支行被骗贷款二千一百万元人民币。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记录在卷：有被告人郑杰向工商银行沙头角支行申请承兑汇票和贷款时使用的虚假的证明文件《申请书》、《董事会决议》、《承兑协议书》、《借款合同》、《法人证明》、《购销合同》、《法人委托书》等；有被告人钟辉撰写的内容严重不实的《调查报告》；有黄子勋的供述，证明其同被告人郑杰谋议由郑杰以尚青公司的名义用虚假的证明材料向银行贷款，并为郑杰私刻了尚青公司的公章、办理了贷款证，还将《法人委托证明书》交给郑杰，郑给其五十万人民币；证人杜继荣的证词，证明被告人郑杰代表尚青公司与其代表的深圳市长城国际贸易公司签定的购销钢管合同三份均为假合同，因其公司并没有钢管卖给尚青公司；尚青公司出纳李梅春的证词，证明被告人郑杰所开的贷款帐户并不属于尚青公司；尚青公司中方代表梁启明的证词，证明被告人郑杰不是尚青公司的副懂事长，其董事会也未通过过增资决议；尚青公司副董事长刘荣祥的证词，证明不认识被告人郑杰，不知到公司申请承兑汇票之事，张国英不是董事会成员；为被告人郑杰申请承兑汇票和贷款抵押人福清市展宏商业城法人代表梁韦清的证词，证明其为被告人郑杰担保是被郑杰欺骗；审计报告，证明被告人郑杰于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从工商银行沙头角支行开出承兑汇票二张，金额一千五百万元，尚欠一千一百万元，于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七月四日和八月二十日又从该行贷款一千万元，均未归还；被告人郑杰和被告人钟辉均对被告人郑杰尚欠工商银行沙头角支行二千一百万元人民币无异议。足以证明。

本院认为：被告人郑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申请贷款和申请承兑汇票贴现的方法，诈骗银行贷款，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贷款诈骗罪，应予严惩；被告人钟辉身为银行工作人员，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玩忽职守，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和开具承兑汇票，造成重大损失，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郑杰构成贷款诈骗罪，被告人钟辉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罪名成立，予以支持。但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郑杰犯票据诈骗罪的罪名，因其行为与票据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不相符，而不成立，不予支持；然其骗取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本质上是诈骗银行贷款，应按贷款诈骗罪予以处罚，诈骗数额应以被告人实得数额为准。被告人的行为发生在旧法时期而旧法的法定刑又轻予新法，故应适用旧法处断。被告人郑杰及其辩护人的以抵押是真实的来否定诈骗的故意的辩护理由不成立，因抵押是否真实与被告人郑杰是否有诈骗的故意无关，而且抵押人的证词证明其抵押是被骗的，故不予采纳。被告人钟辉及其辩护人的关于被告人钟辉无罪的辩护理由，为事实和证据所否认，且被告人钟辉的过失行为与银行被骗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十条第三项、第五项，第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郑杰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被告人钟辉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人民币。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监视居住因被剥夺人身自由而折抵刑期（即自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二00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止）。

3、被告人郑杰诈骗银行二千一百万元人民币，继续追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农行爆出重大违法经营案 内外勾结骗取巨额贷款

2005年03月25日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关键词:农行 违法经

营 点击：2283次

内部人员与社会不法分子勾结骗贷高达11498.5万元

在中行、建行接连发生金融大案的同时，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农业银行日前又爆出内部人员与信用社及社会不法分子相互勾结，骗取银行贷款事件，金额高达11498.5万元。

今天银监会发布公告称，2004年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担保贷款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从2003年7月2日到2004年6月4日，农业银行内蒙古包头市汇通支行市府东路分理处、东河支行，包头市达茂旗农村信用社联社所辖部分信用社的人员与社会人员相互串通、勾结作案，挪用联行资金、虚开大额定期存单、办理假质押贷款、违规办理贴现、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谋取高息。已查明涉案资金累计98笔、金额11498.5万元。

目前，内蒙古银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涉案机构进行了严肃查处，对农业银行包头市汇通支行、东河支行分别给予50万元、25万元的罚款，暂停农业银行包头市分行个人存单质押贷款业务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限制达茂旗联社所辖各信用社开办大额存款业务，暂停包头市郊区农村信用社联社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同时对案件相关责任人提出纪律处分意见，责成有关单位对43名责任人进行处理。其中，移送司法机关3人，取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终身任职资格3人、5年任职资格1人，开除公职13人、留用察看1人、撤职7人、降级3人、记大过5人、记过1人、警告5人、通报批评2人、辞退4人、免职3人。

银监会表示，2005年，银监会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强化‚问责制‛，有效震慑金融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全力维护金融秩序稳定。

信贷员违法发放贷款被判刑

本文来源：中国普法网 发布时间：2012-06-14 7月6日，湖南省永兴县首例违法发放贷款犯罪案件在该县法院审结，因被告人袁某某、罗某某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有悔罪表现，均被法庭依法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分别并处罚金四万元和三万五千元。

被告人袁某某系湖南省永兴县农村信用社柏林信用社信贷员，被告人罗某某系湖南省永兴县农村信用社业务股副股长。2006年6、7月份，该县复和乡的胡海生（因犯贷款诈骗罪于2009年7月28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化名‚胡海全‛、‚李勇‛，用虚假的身份及资产证明等资料向该县农村信用联社柏林信用社申请贷款。身为柏林信用社信贷员的被告人袁某某和身为该县农村信用联社业务股副股长的被告人罗某某，未对胡海生提供的贷款申请资料及抵押物等进行严格审查，违反国家规定向其发放贷款，致使胡海生于同年12月份分别以‚胡海全‛名义骗得贷款46万元，以‚李勇‛名义骗得贷款45万元，合计91万元。贷款至今未追回。

案发后，公安机关扣押了被告人袁某某人民币17万元，此笔款后由袁某某领回4.5287万元、公安机关罚款1.93万元、转给柏林信用社10.5412万元。审理过程中，被告人罗某某向法庭递交悔罪书表示认罪，并请求判处缓刑；二被告人请求亲属分别缴纳罚金人民币4万元和3.5万元。二被告人所在单位出具意见证明二人平常表现好，请求对其从宽处罚，社区矫正机构出具意见证明二人符合判处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条件。

法院审理后认为，二被告人身为该县农村信用社职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农村信用社相关信贷管理的规定，未对借款人提供的资料及抵押物情况的真实性、借款用途、偿还能力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而发放数额巨大的贷款，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违法发放贷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袁某某明知胡海生以虚假身份申请贷款，仍为其填报材料申请贷款，从而造成贷款被骗，情节严重，但鉴于被告人袁某某具有坦白情节和悔罪表现，且系初犯，可予从轻处罚。被告人罗某某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法庭递交悔罪书表示认罪，请求判处缓刑。根据二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可对其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未认真审核按揭贷款资料，终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建行海口市住房城建支行两名信贷员，在办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时，事前不做认真调查，事后又疏于监管，导致278万余元银行贷款无法追回，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法院日前分别判处他们有期徒刑1年。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底至2003年初，原琼铁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连某在公司职工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以公司名义，用公司已被法院查封的集资楼为抵押物，通过朋友周某联系，向建行海口市住房城建支行申请职工集资楼按揭贷款。为此，连某等人召集了一批社会人员，冒充琼铁公司的112名职工，并伪造了身份证明等申请材料，加盖公章后交给城建支行，欺骗城建支行与上述冒充人员签订个人住房贷款合同，骗取该行596万元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刘某作为城建支行该项业务的信贷员，未依职责认真审查连某提交的上述个人按揭贷款资料的真实性，没有按建行规定进行调查核实即作出建议给予贷款，并报告给作为部门经理的被告人梁某。而梁某对刘某提供的资料也未进行认真审查，对其真实性也未核实，即作出同意意见并报行长提交审贷会，使该笔被骗贷款顺利获得批准。

城建支行在原琼山市房产局办理了个人住房贷款抵押备案登记后，于2003年1月23日至2月28日，将596万元陆续划入琼铁建材公司的贷转存账户。之后，大部分款项被连某提现用于个人挥霍，至今仍有本息278万多元未追回。

公司经理贷款诈骗 信用社主任违法放贷同领刑

中国法院网讯 公司法定代表人卢亚军打着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名义，在明知自己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下，诈骗金融机构贷款78万余元。而身为信用社主任的韩文喜，却违反贷款审批规定，违法发放贷款，造成382万余元贷款无法收回；且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信用社资金185万余元。近日，这起涉金融安全的犯罪案件，在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结案，两名被告人卢亚军和韩文喜分别被判十五年和二十年有期徒刑。被告人卢亚军，男，现年42岁，原系界首市供销社废旧有色金属回收冶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韩文喜，男，现年50岁，曾先后担任界首市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主任，东城信用社副主任。

该案案发于2004年7月。当时界首市一名机关干部尹某到韩文喜所在的信用社联系贷款，结果被该社工作人员告之，其已在此处使用过三笔贷款。从未在此信用社贷过款的尹某感到奇怪和惊讶，遂到该市信用社反映情况。韩文喜得知消息后怕罪行败露，即安排他人写了一份假证明，证实该三笔贷款与尹某无关，该贷款应由出据者归还。后，信用联社对该事进行调查，即发现韩文喜违规向卢亚军等人发放多笔贷款的事实，遂以韩文喜、卢亚军、田某合伙诈骗贷款报案。同年8月20 日，韩文喜、卢亚军被批准逮捕。

阜阳中院经对该案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卢亚军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先后以个人、亲戚、以及冒用他人名义，通过被告人韩文喜，从信用社数十次贷款，至案发尚有49笔计236.5万元贷款未能偿还。在贷款过程中，卢亚军多采取贷新款还旧债、结清利息的方式，因此既有借贷转帐，又有领取现金的情况。法庭经认真细致的调查，最终认定卢亚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贷款的数额为78.5万元。

被告人韩文喜在担任该市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主任期间，结识了卢亚军及界首市某采购供应站法定代表人田某，并违反发放贷款审批规定，先后为二人签批发放贷款。其中，卢亚军有49笔计236.5万元，田某有31笔计146万元贷款均未能归还。

此外，被告人韩文喜还利用职务便利，采取冒用或虚构他人姓名的手段，从该信用社贷款137.55万元被其占有未归还，他还采取收贷不入帐手段，占有所收取贷款及利息47.55万余元。阜阳中院以贷款诈骗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卢亚军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万元；以职务侵占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并罚，决定执行被告人韩文喜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10万元。

银行副行长首被定违法放贷罪 3个月放贷四千万

在审批过程中没按规定核查借款人的真实资信成就了借款公司的行骗行径

副行长首被定违法发放贷款罪 违规放贷近4000万元给银行造成2300余万元损失

被一中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

2003年起，商业银行开始推广个人消费信贷，为了多拉贷款完成任务，不少银行轻松放贷，在审批过程中对借款人资信的真实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几年后，那些借贷款造成的呆账、坏账、死账接踵而至。

记者今日获悉，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昌平支行原副行长李子军，在3个多月时间里违规放贷近4000万元，给银行造成2300余万元损失，他因此被一中院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据悉，这也是法院在贷款潮过后，首度以此罪名对银行领导进行责任追究。

数额巨大

3个多月违法放贷近4000万元 现年54岁的李子军曾经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昌平支行副行长。

据了解，在他任职期间，正好是银行刚决定将个人消费贷款业务扩大到昌平支行的时候，作为副行长的李子军主管个人汽车消费贷款和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两项业务。

公诉机关指控他的犯罪事实有两笔：2003年9月至12月间，李子军在任职期间，在该行与北京众实宏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向孟某、席某等人发放个人汽车消费贷款13笔，共计人民币1855.5万元，造成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昌平支行损失1363.8万余元。

2003年9月，李子军在与北京众实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向王某、唐某等人发放贷款10笔，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造成昌平支行损失1006.8万余元。

审批宽松

虚报月薪也能蒙混过关

据了解，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先后颁布了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作为贷款人的银行在收到贷款申请后，应对借款人和保证人的资信状况、偿还能力以及资料的真实性进行调查。

2003年9月，工行进一步明确，银行对个人汽车消费贷款的审查程序，要求银行的贷款调查员需与借款人和汽车经销商进行面谈或者到借款人的家庭及单位核实提供的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完整有效。但是工商银行昌平支行的工作人员却表示，由于在2003年，徐某代表北京众实宏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众实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李子军代表的工商银行昌平支行签订了《汽车贷款消费合作协议》和《房产抵押消费贷款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两家众实公司负责对借款人的资信进行调查和首付款方面的确认，并保证贷款资料的真实性。

基于此，银行工作人员仅仅对借款人资料的完整性进行了审查，即核对身份证等资料是否提交等项目，至于其他，银行工作人员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亲自办理贷款的昌平支行工作人员表示，在办理个人汽车消费贷款时，她看到众实公司的股东孟某的月收入赫然写着‚34万‛，在明知此项资料与孟某的真实收入情况相去甚远的情况下，她仍然办理了贷款——而这些，都是报李子军通过的。

在审批过程中，李子军也从未要求银行贷款调查人员按照规定对借款人的真实情况进行核实。

连锁反应

企业假贷款应对财政危机

按照工商银行个人汽车消费贷款的规定，办理汽车贷款的汽车经销商应该是生产厂家指定的一级代理商或者经生产厂家认定的4S专卖店，注册资本应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但实际上，众实宏业公司的股东证实，该公司既不是汽车经销商，也不是一级代理商，注册资本仅为150万元，此后追加至816万元，并不符合发放贷款的规定；而众实房地产公司，实际上也是众实宏业公司以汽车消费信贷为名，向银行假贷款以后，注资成立的。

没想到在2003年，两家公司都陷入了财政危机，为了解决资金紧张这一‚燃眉之急‛，公司的负责人和股东‚策划了‛以员工购车买房的名义，向银行假贷款缓解企业危机的策略。

据了解，目前该公司的高层人员，已经因涉嫌合同诈骗和高利转贷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案件判决

法院首判副行长违法放贷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李子军和他的辩护人提出，上述贷款事项，均是经过集体研究并请示了领导，目前的损失不能完全归咎于其个人。并且，李子军也并未从中获取任何好处。

但仅仅没有按照规定核实这一‚疏漏‛，不仅成就了借款公司的行骗行径，还使得银行和一些被伪造的借款个人蒙受了巨大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子军身为银行工作人员，在审批贷款发放的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对借款人的真实资信进行核查，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并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法院根据李子军犯罪的性质、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判决李子军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2万元。

■法条链接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确立违法发放贷款罪：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

本版文/记者王巍本版制图/毛京东

■案发简述

涉案公司的负责人和股东‚策划了‛以员工购车买房的名义，向银行假贷款缓解企业危机

涉案公司利用公司门卫、保安和司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并编造这些人在公司的职位收入，向银行贷款

银行工作人员仅对借款人资料的完整性进行了审查

银行向涉案公司发放了近4000万元的贷款，该公司逾期未能还款。此后，李子军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浮出水面

信贷员违规放贷暴露信贷管理漏洞 发表于：2011-05-10 09:44 浏览(1767)摘要

2010年9月12日，黑龙江梅里斯公安分局接到举报，梅里斯区达呼店镇信用社信贷员王某利用职务之便，多次违法发放贷款，并冒用他人名义违法放贷款于己用且不偿还，数额巨大。近年来，国内银行机构在抓业务经营的同时，对内部管理有所忽视，导致内部员工利用熟人及职务之便非法骗贷的案例激增。对此，我们建议各商业银行在信贷人员管理方面，抓思想教育，抓法制教育，抓技能培训，逐步规范操作行为，不断提高信贷人员综合素质，加快信贷队伍建设，促进信贷业务健康稳定发展

【案件回放】贷款流进自己兜

王某曾担任复兴村、民主村管片信贷员，官儿不大，权力不小。在职期间，他曾多次利用职位之便，放贷归自己所用。2004年9月、12月，冒用村民王某、朱某的身份，贷款7.5万元，至今仍未偿还；2005年11月，冒用村民荣某、杨某等人的身份，以‚五户联保‛的形式，贷款10万元；2005年12月，又以‚搭便车‛的形式，违法放贷给黄某、王某每人4万元，至今仍有4.61万元不见踪影；2006年12月，冒用周某、鄂某等人的名义，以‚五户联保‛的形式贷款7.5万元。

王某在信用社工作多年，练就了一身‚冒名顶替‛的本领，抓住当地村民法律意识淡薄，对身份证保护意识差的弱点，以多种骗术索要了身份证的复印件，加之自己是‚内部人‛，办事方便，神不知鬼不觉就将贷款以他人名义放到自己手里。

2010年12月13日，分局专案组和华丰派出所得到线索，在梅里斯区育德家园一出租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王某如实供述了2004年9月至2006年12月之间，利用信贷员的职务便利，冒名他人为自己贷款25万元且未偿还及违法放贷10万元的犯罪事实。

【案件分析】内部人员好作案 从该案可以看出，银行内部人员作案不同于外部人员作案，因其深谙银行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熟悉金融业务操作程序，作案的策划比较周密，作案后不易被及时发现。具体来说，具有如下特点：

1、主要表现为挪用、贪污和索贿、受贿。内部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和工作之便，采取多种形式将国家、企业或银行资金转给个人经商、办企业，甚至进行投机倒把、诈骗等活动。有人干脆直接将掌管的信贷资金用于个人炒股和放贷；有的内部人员在办理吸收存款、收回贷款业务时不入账；有的假冒他人之名套取贷款，窃取和截留客户存款，有的监守自盗，中饱私囊；有的负责人甚至私自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搞账外经营，牟取暴利。

2、作案手法非常隐蔽，不易查处。银行内部人员作案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最能窥测银行业务活动的薄弱环节。有的采用盗用银行密押，伪造文件和重要凭证作案；有的采用收贷收息不入账，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掩盖犯罪行为，直接贪污、挪用；有的利用发放贷款接受贿赂谋私。作案后，千方百计掩盖作案事实，毁灭痕迹，制造假象，转移赃物，相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给案件侦破带来极大困难。

3、有较高的智能性。随着金融电子化的发展，银行内部人员作案呈现智能性的特点，他们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运用高科技手段有针对性地研究诸如破解加密技术，模拟防伪标志等手段实施作案。

在该案中，王某便是利用了自己‚内部人‛的身份，躲过贷款业务审查的部分环节，将贷款以他人名义挪腾到自己手里。

【风险提示】信贷管理存漏洞

我们认为，该案表面上是信贷员利用职务之便、村民信用意识薄弱骗取贷款，深层原因在于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存在漏洞。如果其他职位上的员工对工作负责、能够切实执行银行机构的相关政策，违法放贷事件也不会发生。国内银行机构在信贷管理上存在着贷款经办人法律意识薄弱、内部监督机制不完善、执行力不强等风险。

第三篇：农村信用社违法放贷的侦防

农村信用社违法放贷的侦防

●李佚 张波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营销资金的短缺已成为遏制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解决了这一瓶颈，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的保障。但由于农村信用社在信贷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上存在漏洞，信贷员法制观念淡薄，一些不法信贷员大肆进行违规发放贷款活动，造成大量信贷资金流失，严重阻碍了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功能的发挥，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加以防范和打击。

一、农村信用社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问题剖析

１、贷款前对借款人资信条件审核不严。信贷员在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对借款人的身份、资信状况进行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情况。但有些信贷员受小利小惠的左右，置规章制度于不顾，根本就不进行贷款前资信调查。

２、信贷审批监管不力。根据贷款审批规定：贷款人应当建立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贷款管理制度。审查人员应当对调查人员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评定，但部分审查人员碍于情面，思想麻痹，防范松懈，使一道重要的防线流于形式。

３、贷后检查无人过问。信用社对辖区内大额贷款一万元以上的实行按月贷后检查，并填写贷后检查报表，但很多都没有做到。

二、防范农村信用社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对策

１、提高信贷人员整体素质。把好信贷人员和基层信用社主任任前考察关、任中考评检查关和离任审计关。特别要对基层信用社主任任职期间的工作状况进行连续不断地定期考评，重点是发放贷款所必要的要素质量、合规合法情况。

２、强化内部管理。要进行严格的贷前调查，建立真实完善的农户经济档案，科学评定农户信用等级，核定贷款额度。要进行认真的贷前审查，按规定办理贷款手续，对资料不真实、证件不齐全、内容相矛盾、不符合贷条件的不发放贷款。还要进行跟踪检查，既要检查贷款户执行借款合同情况，看是否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有无挤占、挪用行为，又要检查借款人的经营情况，了解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对即将到期的贷款按规定及时向借款人发送还本付息通知单，使借款人及时筹集资金，按期还本付息。

３、严格考核，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县联社要健全检查监督制度。每年对基层信用社至少要进行两次信贷风险检查和信贷管理情况检查。县联社和各信用社都要加强对信贷人员的日常考核。既要对信贷人员收贷收息、盘活不良贷款等数量指标的考核，更要对贷款质量指标的考核。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也应切实负起责任，在实施检查监督过程中，既要对信用社整体经营合规性进行检查，也要注重对机构负责人的道德行为、管理行为、决策行为、经营行为等进行监督和评价，把对机构一把手的监督纳入人民银行、银监局的金融监管活动。作者单位：睢宁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第四篇：顶冒名贷款事件揭莱芜农信社违规放贷真相

顶冒名贷款事件揭莱芜农信社违规放贷真相

 来源：齐鲁网  2013-12-21 08:00 [提要]近日，有媒体报道，莱芜市孝义信用社出现顶冒名贷款事件。经过记者调查发现，莱芜市信用社违规放款事件一千多起，金额上亿元。

齐鲁网12月21日讯 金融业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行业。字面上的担保人成为了实际的贷款人，而其本人却毫不知情。近日，有媒体报道，莱芜市孝义信用社出现顶冒名贷款事件。

现象：担保人被诉 替借款人还款

王先生是莱芜市一名普通市民。2009年，一位叫朱振营的人偶然到访，让他不经意卷入了一场金融纠纷。王先生告诉记者，朱振营称要急用钱，厂子里需要资金，让王先生作担保人。王先生答应了，并签了字。两年后，王先生突然接到了来自孝义农信社的民事诉讼状，诉讼理由为“贷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担保人王先生需要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数额为30万元。

在诉讼过程中，王先生惊讶的发现，这笔贷款的借款人并非朱振营，而是一个名叫李德存的人。王先生称，他并不认识李德存。当初签字的时候，王先生也没有见过贷款合同，只是在担保合同上签了字，而且担保合同上没有写明被担保人是谁。王先生告诉记者，这笔三十万元的贷款中，除了他，还有另外三名担保人。朱振营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担保人的签名中。朱振营实际上只是担保人，真正的借款人却是李德存。

另一担保人告诉记者，当时朱振营领信贷员来找他签字时，表示是为了朱振营的贷款作担保。而担保人给李德存打电话时，李德存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贷款。三十万元的贷款实际上是被朱振营直接从农信社处支走了。

三位担保人都表示，朱振营上门申请担保的时候，农信社的信贷员与之随行，这让人不得不对朱振营与农信社信贷员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除此之外，王先生提供的一份借款人李德存借款时的虚假抵押物更让人感到意外。王先生告诉记者，李德存的营业执照是伪造的，签发日是2009年7月18日，那天是周六，工商局不上班。对此，莱芜市孝义管理部门也出具了官方认定。

王先生表示，这是农信社信贷人员的严重失职，甚至存在与朱振营恶意串通的可能。他表示，孝义农信社之所以会起诉自己及其他担保人，是因为朱振营没有按期还款。按照约定，贷款要由几位担保人偿还。

记者在调查中得知，朱振营已经被莱芜市公安部门刑事立案调查，孝义农信社向几位担保人追讨贷款的诉讼，也最终通过几位担保人的上诉有了最终裁定。裁定书写道：上诉人消音农信社在该笔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借款及保证合同当事人的责任承担，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驳回孝义信用社的起诉。莱芜市孝义农信社一笔三十万元的贷款，最终经过法院二次裁定，认定农信社存在违规行为，不予支持。

真相：顶冒名贷款事件不是个别现象

王先生告诉记者，顶冒名贷款的情况并不少见，时间集中在2007年到2010年之间。“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王先生说。

记者随后来到了莱芜市农信社进行求证，工作人员表示负责人不是谁都可以见的，不预约，负责人不见陌生人。随后，在行业知情人那里，记者得到了一份文件，签发方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莱芜监管分局，题目为“莱芜银监分局关于顶冒名贷款专项集中治理活动总结情况的报告”,受理方是山东银监局。文件中称，关于莱芜市顶冒名贷款的专项治理活动从2010年2月6日起正式开展，治理期间共排查发现顶冒名贷款1125笔，金额达16875万元，分别占全部贷款和余额的3.69%和1.82%。其中，顶名贷款1080笔，金额16294万元；冒名贷款45笔，金额581万元。在存在的问题一项中，报告称，对于顶冒名贷款的专项治理，面临现金清收率较低的问题。全市农村信用社通过现金方式清收顶冒名贷款57笔，金额654万元，现金清收率仅占3.9%。

随后，记者来到了莱芜银监局监管二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并不知情。在记者的提示下，负责人又表示想起来了，但称实际上并没有上千件顶冒名贷款事件。该负责人表示，具体处理情况需要去省银监局了解。记者到山东省银监局了解情况，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因为顶冒名贷款情况比较多，莱芜有专门的人员清理顶冒名贷款。

第五篇：冒名案

冒名案

（一）高院批复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最高人民法院的此次“批复”第一次打破了法院对此问题的“沉默”，旗帜鲜明地指出，公民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即使没有转化为普通法律规范上的权利，在受到侵害时也应当得到保护。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8月28日，齐玉玲的哥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判决结果很不满意。他说：“共计赔偿才9．8万元，我们家打这个官司已经花了近5万，而我妹妹这一辈子就给耽误了。我们家最气愤的是，到现在，所有责任人都没有受到处理。那个顶我妹妹名上学的人，现在还在银行储蓄所当她的主任。我们还要告。”

（二）媒体报道：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寒窗苦读 求学女遭人冒名顶替

由于不能直接被援引作为判案依据，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休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司法解释，被人冒名顶替上学的山东姑娘齐玉苓，以“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被侵犯”终审胜诉，首次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直接对话”——

近一个月来，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热切地关注着一起案子和一个名词。

这起案子，是山东姑娘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利一案；这个名词叫做：宪法司法化。该案第一次打开了法院以宪法为直接判决依据的大门，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的“直接对话”，被称做“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寒窗苦读 求学女遭人冒名顶替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起引起众多关注的案子。

11年前的夏天，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１７岁的农家姑娘齐玉苓，正紧张地面对人生的关口：考中专。当时，尚未改名的她叫做“齐玉玲”。

考试很顺。齐玉苓通过了中专预考，又参加了全省统考。然而，从普通录取到委培录取，她一直等到了９月初，通知书一直没来。

齐玉苓绝对想不到，就在她等得心痛、等到绝望之时，济宁商业学校给她的财会专业委培生通知书，却早已到了另一个“齐玉玲”的手中。她叫陈晓琪，是原圈里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女儿。因为预考落选，她连参加中专统考的资格都没有。但在其父一番精心运作之后，她拿着“齐玉玲”的通知书顺利入读济宁商校。毕业后，她一直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可怜的齐玉苓则是另一番命运：到中学复读，借钱上技校，到工厂当工人，如今又下了岗„„

1999年的一天，一位朋友无意中向齐玉苓说起：某家银行也有一个“齐玉玲”！而且和她来自同一地方、同一学校、同一级，考的也是济宁商校。天下能有如此巧合？此后的调查很快揭开了一个令她万分痛苦、万分气愤的事实：9年前，她被人冒名顶替了！

同年２月，齐玉苓以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陈晓琪等告上了法庭。

司法解释 宪法权利受到诉讼保护

诉讼路上的齐玉苓，并不一帆风顺。她遇到了我国法律上一直存在的一个盲点：宪法未能直接进入诉讼程序！在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宪法却并没有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黄松有说，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以及人身自由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但这些权利除了一部分通过普通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基本权利并没有具体化为普通法律法规上的条文。公民的这部分权利受侵害时，法院往往因为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可以援引，而导致这些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早在1998年便有这样一起案例。当时正在进行人大换届选举，北京民族饭店员工王春立等16人在饭店登记为合法选民，但饭店没有给他们发放选民证，也没有通知他们参加选举。于是，他们以该饭店侵犯其宪法上规定的选举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饭店承担法律责任。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法院未予受理。

可以说，我国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有相当一部分在司法实践中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也在其中。

如何才能让宪法权利同样也得到司法保护？

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最新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名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明确规定：“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8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终审判决齐玉苓胜诉！齐玉苓获得直接、间接及精神赔偿近十万元。据悉，这是全国审结的首例受教育权利被侵犯案件。

被人冒名顶替了11年后，法律终于还了齐玉苓一个公道！

接轨国际 宪法司法化大门开启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齐玉苓一案的判决，引起了各方的热烈关注。

一些法律专家指出，直接后果便是“宪法司法化”：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郝明金参加了齐玉苓一案的审理。他告诉记者：“长时期以来，由于没有相关的具体法律，宪法实际上被束之高阁。现实社会中，一些违反宪法的行为却得不到追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该案判决实现了重大突破，开创了法院通过‘涉宪诉讼’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先例。”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则表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如何用司法手段来保护，齐玉苓一案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宪法权利目前都能用民事手段来保护。法院的审判必须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来进行，对所有的宪法权利都加以民事保护，目前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环顾全球，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如今，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 世界各国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法诉讼的机构和程序。

在我国，让法院用更多的司法手段来保护宪法权利，这是全社会的共同希望。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齐玉苓一案的判决，仅仅是宪法司法化的一个探索、一个开始。要最终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尚需要修改和制定相关法律。

宪法司法化的大门正在徐徐开启！我们呼唤立法的支持。

（三）论文：

宪法究竟约束谁？――也谈“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彭亚楠）

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一直拒绝在诉讼中直接适用宪法，因此当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到侵犯时，如果普通法律没有相应的保护条款，那么公民将因不能诉诸宪法而无法获得救济。而今年8月，最高法院通过对一桩看似普通的民事案件的批复，似乎对这一立场进行了重大调整，首次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在该案中，原告齐玉苓与被告陈晓琪曾就读同一所初中，1990年齐玉苓被济宁商校录取，但陈晓琪却隐瞒事实盗用齐玉玲的名义到该商校就读。该案二审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一项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民事责任。

当人们为宪法权利终于可以在法庭上获得直接保护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注意，本案主要被告陈晓琪是一位普通公民，而非政府机关，宪法基本权利究竟能否被用来对抗公民个人的行为，公民个人能否成为侵犯基本权利的主体？对这一问题，不同的宪政体制所给出的答案并不相同。

依照西方宪政理论，一般而言，只有国家，而非个人，才有义务尊重并保护宪法性基本权利。以美国联邦宪法为例，除第十三修正案（禁止奴隶制和强迫劳役）对政府和公民个人均具拘束力之外，其他宪法规范所约束的都只是国家行为，因此无论公民个人的不法行为多么严重，即使因谋杀而侵害他人生命，也只是普通刑事犯罪，而非违反宪法，只有国家未经正当程序而处死公民才有资格构成违宪（第五修正案）。又如被西方奉为神圣的财产权，作为宪法权利是为了对抗国家的不当征收，而非他人的盗窃、诈骗和破坏，后者只能属于财产权的私权内容，而决非宪法性基本权利。十八世纪一位英国首相在形容财产权的神圣性时曾说，即使是最穷的人，也可以在他的陋室门前蔑视国王的权威：风能进，雨能进，而国王不能进！这清楚地折射出西方对基本权利的理解。

如此严格的要求乃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宪法的基本要旨在于制约政府权力，而非约束人民。基本权利标明了国家权力的边界，其要义在于抵抗国家的不当行为，而非私人的不法。

为何国家值得如此特别对待，以至于要认定只有国家才是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其原因在于，在各种社会实体之中，国家握有最强大和最令人生畏的力量，而对政府的警惕又根植于西方的传统之中，用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话说：“政府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因此若想让政府为善，就首先要假定其为恶，欲使千里马纵横驰骋，就首先要对其套上缰笼，而西方宪政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民逐步驯服暴政的历史。

这样看来，似乎宪法权利只能适用于一方当事人是国家的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而在双方当事人皆为平等主体的民事诉讼中没有存在的空间。但实际上西方国家在民事案件中适用宪法的也并不少见，其原因很简单，法院也是国家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同样有义务贯彻宪法精神，尊重并保护宪法权利。但这里宪法拘束的是法院，而非当事人，有可能违宪的是法院的判决，而非当事人的行为，法院绝不能说出“一个公民侵犯了另一公民的宪法权利”这样的话来。

如果把该原则贯彻到中国，那么本案中法院就只能依据宪法保护教育权的精神，对“公民因过错侵害他人人身应承担民事责任”（参见《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这一民法一般条款进行扩张解释，使民法上的人身权得以涵盖教育权，或者将失去教育机会作为侵犯姓名权的损害后果，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这种拐弯抹角的法律适用技巧看起来似乎纯属多此一举，因为无论是直接说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宪法权利，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还是说国家有宪法义务依据宪法精神解释民法，先把宪法上的教育权转化为私法上的权利，再认定被告行为构成民事侵权，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这两种方法在最终结果上似乎并无二致。但透过这貌似多余的弯路，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学者的良苦用心——他们想要在观念上捍卫宪法的纯粹性。

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有时会比事物本身更重要。正如面对半杯水，究竟是看到水还是看到空杯子，可以区分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同样，究竟是把国家看作义务人还是把个人看作义务人，也可以区分出宪政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唯有在观念上坚持国家才是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方能培养出国民健康的宪政理念和独立的公民品格。

中国的宪法视角与西方有所不同，我们侧重于强调宪法本质上的阶级性、内容上的根本性和效力上的最高性，而不太强调“制约政府权力”这一根本特征。因此我国宪法首先是一部明确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宣言，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强调其所调整的只是国家机构之间以及国家机构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这样，私法关系并未排除在宪法调整范围之外，除第36条（宗教信仰自由）和第40条（通信自由、通讯秘密）直接明确规定个人也是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之外，其它很多基本权利的文字表述也实际隐含可以对抗私主体。

基本权利“降格”为私权利，使得哪些权利才能称得上“基本”变得混沌不明。很难解释，为什么公民私拆他人信件构成侵犯基本权利，而杀人、抢劫却不构成（我国宪法基本权利并没有生命权和财产权的规定）。另外更重要的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宪法制约国家权力的核心功能，冲淡了基本权利的公法性。

如果法学界能够以本案为契机，对我国宪法和人权理论进行深刻反思，在观念上清理门户，重现宪法的公法本色，确立“宪法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基本法”、“人权和基本权利乃是人民对抗政府的权利”这些基本价值理念，那将是本案的历史性贡献。

（四）补充——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我替你上学提干 你替我下岗摆摊

——滕州，一连串古怪的冒名案

□ 撰文／申赋渔【南京】

近日记者闻知山东枣庄滕州有人考中学校后却被他人冒名顶替，便于5月25日赶赴山东，连续走访了枣庄、滕州邹城等地，奔波数百里，在滕州竟然发现了三起相类的冒名顶替事件。

●“她毁了我的一生”●

1990年的夏天，山东省枣庄市滕州鲍沟镇圈里村17岁的姑娘齐玉玲参加中考，预考通过后，她高高兴兴地参加了体检。7月份她又参加了全省的统考。到8月初，学校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没有齐玉玲的名字。但委培生的名字是不公布的。齐玉玲到班主任家打听，班主任说如果被录取的话应该有通知书的，让齐玉玲明年再考。齐玉玲不死心，回家再等。可一直等到9月初，大家都去上学了，她还

是没等到通知书，希望破灭了。9月中旬，齐玉玲来到邹城复读，但她只能作为社会青年参加考试了，分数线要比应届生高出40多分。这一年，她没考上，只得回家务农。

1993年，为了让齐玉玲当上城里人，她60多岁的父亲靠卖绳子攒点钱，另外再借一些凑了6000元钱，给齐玉玲买上了邹城户口。到了邹城之后，老父亲又筹了6000元，让齐玉玲上了邹城技工学校。

1996年，齐玉玲从学校毕业出来分到铁合金厂，谁知还没干上两年，厂里减员分流，齐玉玲又下了岗。现在齐玉玲就只靠每天早上卖早点、下午卖快餐维持生活。

9年间，青春活泼的齐玉玲已变得心力交瘁、面色暗黄，她怎么也没想到，也就是在9年前她自以为中考失利因而痛苦万状的时候，却有人偷偷拿走了她的录取通知书，摇身一变，成了“齐玉玲”，上了本是她考上的济宁商校，从此当上了城里人，还捧上了银行的好饭碗。在齐玉玲打工、下岗的时候，这位假齐玉玲又被提干，当上了某银行储蓄所的主任。

去年夏天，一位自称在滕州银行工作的陌生女孩来到滕州鲍沟镇圈里村，说是要找她的同事齐玉玲，可是齐玉玲和她的家人却不认识她。女孩描述了她所认识的齐玉玲的身高长相，齐家人越想越觉得这个“齐玉玲”很象是原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女儿陈恒燕。

陈恒燕为什么要改名叫齐玉玲呢？齐家人纳闷不已。仔细调查之后，齐家人终于得知陈恒燕9年之前假冒齐玉玲上了中专。齐玉玲趴在桌上痛哭失声。

“我辛辛苦苦上了十多年学的成果，没想到竟被陈恒燕偷偷地窃取了。我们俩同在一个村，当年天天一起上学放学，关系挺好的，没想到她竟会做出这种事，她毁了我这一生啊。”

●谁在为冒名顶替大开绿灯●

1990年8月，就在齐玉玲苦等不到录取通知书之时，陈恒燕天天往滕州八中跑。她也在等齐玉玲的录取通知书。结果通知书被她等到了。滕州八中轻易地就将本应交给齐玉玲本人的通知书交给了陈恒燕。

其实陈恒燕早在自己预考落选之后就开始了冒名齐玉玲的行动。

当齐玉玲在考场里神经高度紧张地参加全省中考统考之时，没资格参加统考的陈恒燕已用齐玉玲的名义取得了鲍沟镇政府的委培合同，正费尽心血考试的齐玉玲此时已注定在“给她人作嫁衣裳”了。

为了以后假冒他人不被戳穿，在齐玉玲体检之后，陈恒燕也以齐玉玲的名义参加了体检。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张假体检表上竟赫然盖有滕州市教委招生委员会的钢印。滕州市教委招生办副主任赵曰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现在人民币都能造假，人都能克隆，何况一个钢印呢？可是法院的鉴定结果却表明：钢印并非假印。

陈恒燕拿着齐玉玲的录取通知书来到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报到。按规定，报到时必须携带考生本人准考证，如准考证遗失必须携带遗失证明。陈恒燕既无准考证又无遗失证明，济宁商校却将之录取入校。

3年学校生活匆匆而过。陈恒燕以齐玉玲的名字上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滕州中国银行。查看现在这位假齐玉玲的档案，里面仅有当年的体检表和学期评语表。按照规定，考生档案必须包括：档案袋、考生登记表、体检表、录取信封、山东省中学生学籍卡片、山东省初中生学生登记表、学期评语表、考试成绩登记表、健康检查表、体质测试表、中学生社会活动表、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测试证、中学生体育合格证、中学生体育合格登记卡等。“齐玉玲”的档案严重不全。

需要说明的是，仅有的体检表和学期评语表也纯属伪造。首先体验表和1990年的体验表在日期、表格格式等方面有12处不一致，但这张明显作假的表格上却盖有滕州教委的钢印，人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滕州教委内部谁在参与作假？

学期评语表上每一学期的班主任签字均是滕州八中的教师张开宇，齐玉玲说张开宇只是她上初三时的班主任，初一初二班主任根本不是他。表格上写着齐玉玲的名字却贴着陈恒燕的照片。但就是这样一张连滕州八中也认为是假的学期评语表，在校长签字处却盖有当时八中校长刑启坤的私章。在学校盖章处也清晰地盖有“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公章。

这两张假表格又是如何放入齐玉玲的档案的呢？陈恒燕的父亲说是陈恒燕到银行报到，自带档案时他放进去的。可是中国银行枣庄支行人事科副科长朱平却很肯定地对记者说：档案不可能个人提，不会跟个人发生档案移交关系。何时、如何偷换档案成了一个谜。

●法院能否还我公道？●

1999年2月，忍无可忍的齐玉玲在家人的帮助下将陈恒燕、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滕州第八中学、滕州市教委等推上枣庄中级法院被告席。

法庭上，原告齐玉玲诉称，她与陈恒燕皆系滕州八中九〇届初中毕业生，齐玉玲中考被济宁商校录取为该校九〇级财会专业委培生，因陈恒燕、济宁商校、滕州八中和滕州教委的共同过错，齐的录取资格被陈恒燕冒名顶替，齐玉玲姓名权、受教育权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故请求法院判令各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等。

在调查取证后，法院认为，陈恒燕在中考预选落选，升学无望的情况下，由其父陈克政策划并为主实施冒用齐玉玲姓名上学的行为，目的在于利用齐玉玲已过委培分数线的考试成绩为自己升学及今后就业创造条件，其结果构成了对齐玉玲姓名的盗用和假冒，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但齐玉玲受教育权并未被侵犯。齐玉玲姓名权被侵犯，除陈恒燕、陈克政应承担主要责任外，济宁商校明知陈恒燕冒用齐玉玲姓名上学仍予接受，应承担重要责任；滕州八中在考生报名环节上疏于监督、检查，并与滕州教委分别在事后为陈恒燕掩饰其冒名行为违法提供便利条件，亦有重大过失，均应承担一定责任。

1999年5月18日，法院判决，齐玉玲获得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陈恒燕、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滕州教委负担4000元。

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郭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齐玉玲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不是自己放弃上委培中专的机会的，所以我们认为她的受教育权并未受到侵犯。”

记者接着询问：冒名顶替者现在工作也是因为冒名上学之后才得到的，对此会不会有所制裁？郭副庭长说，这要由冒名者单位决定。

齐玉玲对判决结果十分不满。1999年5月27日晚，当记者从山东滕州来到齐玉玲现在的居住地邹城采访时，齐玉玲对记者说：“上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我后来花6000元钱买户口，花6000元钱在邹城读技校，都是因为我想上学想读书。而上济宁商校只要交5500元钱，又转户口又有学上，我怎么会不上呢？我怎么会自己主动放弃受教育权呢？”

●滕州教委又成被告●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滕州发生的另外一起冒名上学案，滕州市教委也被列为被告。

1998年4月，山东滕州的任艳春已经下岗。她正在自艾自怨之时，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发现了一茬奇事。

这一天，这位亲戚从一家工商所门口经过，忽然听到有人喊“任艳春”。咦，任艳春怎么跑到这里来啦。他不由得走了过去，这一看让他吃惊不小。这位被喊为“任艳春”的人他认识，她是任艳春同校同级不同班的名叫梁红英的女同学。莫不是自己听错了？他又找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悄悄一问，那人说：“她就是任艳春。”

任艳春听说后不由得满腹惊讶，赶忙调查这一离奇事件。当全部了解事情经过后，任艳春呆住了。整整10年啊，自己竟一直蒙在鼓里。10年前梁红英就冒了自己之名，拿了自己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学籍、招生表和体检表开开心心地进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而自己正在以泪洗面。当自己含羞重新再读时，这位假任艳春已完成学业，春风得意地进了工商局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梁红英，你把我害得太惨了！”任艳春实在不愿再回头想过去的那些辛酸日子。

1998年10月任艳春毅然走进了滕州市人民法院。

●又一起冒名顶替案●

发生在滕州的冒名顶替案还不仅这两起。1998年12月，一位名叫张广荣的女青年也将冒用她的名字上学的任敏告上了滕州市人民法院。

张广荣家里贫穷。4年前，“高考落榜”的不幸消息几乎使张广荣万念俱灰。

可是上大学的梦没有一天不在刺痛张广荣的神经。她要读书，她报了自学考试辅导班。可没想到的是，在一次去辅导班的途中竟然横遭车祸。张广荣的脸上从此留下了两块永远抹不去的黑疤。1998年年初，正当张广荣为自己的命运在苦苦挣扎之时，她听到一个名叫任敏的人，在4年之前残忍地冒用了自己的名字上了大学。张广荣呆住了。

到哪里去找回自己失去的权利呢？张广荣卷上简单的行李，把几年来苦苦挣得的一点血汗钱揣上，去了北京。在北京的日子一言难尽，万幸的是，她终于拿到了国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批示，如果“查证属实，严肃处理”。

有了这张批示，张广荣信心大增。她一趟又一趟往济南跑。在济南她住最便宜的招待所，一天只吃两顿饭，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在山东省教委的干预下，枣庄市教委查清了事实真相，终于批准她进枣庄电大读书。虽然迟了4年，但张广荣已是心花怒放。这时的她，已经身背了上万元的巨债。

1998年10月，张广荣到派出所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学校，没想到自己的户口早在4年前就已被人迁走，自己成了“黑户口”。张广荣想，一定是她，是任敏。1998年12月底，张广荣愤怒地把任敏及帮任敏作假的任敏的公爹程耀民及程耀民的女婿刘伟告上了法庭。

1999年1月27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张广荣诉称，1994年7月，张广荣从滕州市第五中学高三三班毕业，并参加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成绩总分为300分，被枣庄电大外语专业录取，当时，山东省委招生办、枣庄电大联合下发了“录取通知书”。10月，通知书下发到滕州五中，被当时在该校任教的数学教师程耀民截获。随后，他又与女婿刘伟共同策划如何做好这件顶替他人上大学的勾当。

刘伟找到了张广荣所在的王楼村党支部书记张新义，佯称借张广荣的准考证和高考成绩通知单用一下随后便归还。张新义带着刘伟来到张广荣家，索走了张广荣的准考证和高考成绩单。任敏由此就冒充张广荣之名成为了枣庄电大九四级外语专业的学生。两年后，任敏电大毕业，分配到滕州市第九中学任教师，后转为正式教师。张广荣诉称，她的户口及在学校的共青团关系也由任敏冒名迁走。张广荣要求被告给予经济赔偿，并要求依法对3被告的违法行为作出制裁。

任敏说冒用张广荣的名字上电大是事实，但要求赔偿没有依据。因为当时准考证和成绩单是张广荣愿意给的。

程耀民说，他们没有损害张广荣的任何权益，包括姓名权。因为任敏用其分数单张广荣是清楚的；刘伟曾给张家买过东西；张广荣1995年要求参加高考，他曾经答应过给张再办学籍档案，并且张广荣还在他家吃过一顿午饭。

张广荣的说法却是：准考证和高考成绩单是被刘伟骗走的，自己事先根本不清楚，怎么可能自己考上大学不上白白给别人去上呢？她还向法庭出示了目击者张新义的证词。张新义在证词中强调，刘伟在借准考证和成绩单时，答应“用完了就还给张广荣”，而事实是张广荣从此再也没见到这两样实际上决定其命运的东西。

在记者5月31日采访滕州市人民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时，他对记者说，不久判决就要下来了。

●如何处理作假者●

1999年5月31日上午，就这些冒名顶替者所领取的毕业证书是否有效一事，记者采访了山东省教委纪委的有关同志。教委的同志回答说：这些人都已经结业了，离开学校多年了，说实话，我们已经很难管着，我们管不到了。这个当地的行政机关应该进行严肃的处理。教委的同志还说，对那些作假者也应该地方行政机关进行严肃处理。

记者又就冒名齐玉玲上学、工作，现仍在银行的陈恒燕的工作问题采访了中国银行枣庄支行人事科。人事科的同志讲：对她肯定要进行处理。我们现在在等法院的司法建议，法院会提供处理意见的。另外她还有上诉期，真正处理要等判决完全生效之后，我们对这件事要维护处理的 严肃性。

6月9日，记者又就此事采访了南京大法学院张教授，张教授说：“冒用他人之名，顶替他人的档案，不仅在民事上负有法律责任，而且可以追究假冒他人者的刑事责任，因为假冒者犯有伪造国家公文罪。如果查实，一般会判两年左右的徒刑。但就这几件事来看，除了最后‘任敏假冒张广荣’一案，其他几个被告已过了被诉讼期。因为就某一事件提起刑事诉讼，一般要在5年之内。”由此看来，这许多耽误他人一生青春的责任人有可能会逍遥于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