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问题

第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问题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拒绝过体系，他们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被教条化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因素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普遍联系和人类历史一般本质、规律的反映，同样需要体系。【关 键 词】传统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绝对真理式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 正 文 】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empirenews.page--]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 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 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empirenews.page--]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 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empirenews.page--]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上一页[1][2][3]下一页 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empirenews.page--]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 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问题答疑

问题1：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前，直至上溯到远古时期，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落后，劳动力一直处于需大于求的状态，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人越多越好，并且以多子多孙为福，甚至历史学家往往以人口数量的变化判断一个国家国力的增减。而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为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所以人口红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很快我们就开始面临人口众多与人均资源不足的矛盾，然后人们就开始意识到要控制人口数量，实行计划生育。这是由于真理的相对性，可是真理同时又具有客观性、一元性（一位教皇也说，真理只有一个）。我的问题是：真理具有时效性吗？还是只有其相对性具有时效性而绝对性没有呢？应该如何理解真理的相对性与唯一性的辩证关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农业社会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元，整体的人口基数不高，因而人口增加导致的边际效益就很高，但是资源是有限的，土壤自身的肥力是有限的，科技的发展可以用较少的人实现更高的生产效能，因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这点上说，传统的农耕文明可能会产生“多子多福”的意识，这可以理解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如何理解真理的一元性？

真理的一元性是指，就某个确定的问题和对象而言，真理只能有一个，即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相符合的客观真理。这个命题是针对真理的多元论的，真理多元论认为，对待同一个对象可以有多种认识结论同时并存，这些结论都是真理，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因而就取消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想象一下，如果在某个土地广袤而人口稀少的古代农耕国家，一方面是“多子多福”，另一方面是“少子多福”，二者都是真理，这可能吗？福如果界定为民富国强的话，是唯一的标准，那么其中必有一个是真理另一个是谬误。其实真理的一元性主要是相对于多元性的一种确定的主张，即在一定的时间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那当时当地的实践，这个实践是唯一的，结果只能证明“多子”还是“少子”。

如何理解真理绝对性与相对的统一？

所谓绝对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任何真理都标志着主观与客观的相符，认识是多子多福，而客观是农耕文明的所有地广人稀的国家都实现了人口红利。二是人类认识按其本性来说，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认识每前进一步，都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这一点也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点很有意思，实际上在认识到真理相对性后的一个反思与确认，即使真理具有相对性，但是每次真理的获得都是人类接近物质世界向前迈进了一步，这点认同射出去的箭矢一样是绝对的。

怎样理解真理的相对性，不完全是时效的问题，时效好像是某种药品保质期，超过保质期的药因为时间过了就无效了。真理的相对性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时间够长后，人们自身认识的深度、广度、拥有的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和理解，这些新的理解超越了原有的真理，而成为新的真理。“多子多福”不是有效期过了，而是因为人口资源的关系随着人口增加改变了，是因为新的生产方式工业文明出现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们对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不完全的。第一，世界上永远有未被认识的东西，我们的认识丛有待扩展；第二，从特定事物或现象来看，对事物反映的深度总是有限的，具有近似的性质。所以真理的绝对性是强调真理与谬误的对立的确定性和人类不断提升认知能力的确定性。真理的相对性是指真理是人类认识的结果，而认识永远是有限的。在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中，人们认识到“多子多福”，但是到了人口红利消失时，“多子多福”被推翻了，但是不是成为某种彻底的“谬误”，而是人们增加了一个前提——“地广人稀，才能多子多福”；在新的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产生后，人们进一步认识的到福关键在科技含量，人口不是决定性因素了。所以，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不是同一层面上，而是真理的两种不同的属性和方面。

问题2：货币为什么是商品？ 食品工业（C:V=70:30)为什么比机械工业（C:V=90:10)利润高？

首先，货币为什么是商品？关键是马克思的货币论是从货币起源来界定货币的本质的。从货币起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货币原本是简单随意的等价物（羊，斧头等）到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金银）的过程中，货币首先是商品，具有商品的共性，都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如果货币没有商品的共性，即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那么就不可能在交换过程中被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但是货币又和普通商品不同，作为一般等价物，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货币是表现商品价值的材料，可以将商品价值表现为一定量的货币量。二是货币具有直接同所有商品相交换的能力。货币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商品，是财富的代表，拥有它就意味着能够去换取各种使用价值。因此，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的本质属性。

其次，关于食品工业与机械工业资本有机构成与利润率的关系。关键是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各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一致，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就会导致各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不相同，从而具有不同的利润率水平。那些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由于可变资本比重相对较小，创造的剩余价值量也就较少，这一部门的利润率也就低（如同机械工业）。而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由于其可变资本比得相对较高，可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其利润就会高一些（如食品工业）。也就是说，同量的资本，由于投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就有不同的利润率，从而获得数量不等的利润。对资本家来说，他要求同量的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就要求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形成平均利润。

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部门之间的竞争是指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为争夺有利的投姿场所而展开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使各个部门之间原本不一致的利润率趋于一致，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因此，部门之间的竞争过程就是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平均利润率是通过资本在部门之间转移的方式形成的。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就会把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撤出，转移到利润率高的部门。通过资本的转移，那些利润率最高的部门，资本数量增加，生产规模扩大；那些利润率低的部门，资本数量减少，生产规模缩小。这种资本的转移和投入，会引起各部门供求关系及商品价格的变动，在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高的那些商品供给增加，会导致供过于求，从而商品价格下降，利润率也随之下降；而利润率低的部门情况正好相反，由于资本的向外转移，商品供给减少，会导致供不应求，从而商品价格上来，利润率也随之上升。资本的这种转移以及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变动，一直要持续到各部门的利润率大致相等时才会停止。因此，平均利润率是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即剩余价值总量与社会总资本的比率。

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反映了各生产部门资本家重新瓜分剩余价值的过程。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按照平均利润率所获得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平均利润形成后，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似乎利润量完全取决于资本量，利润完全是资本的产物。这就完全歪曲了利润的本质和来源。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学说，说明平均利润仍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平均利润只是各部门资本家通过部门间的竞争，对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重新分配的结果。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对金融危机问题的剖析

马克思主义对金融危机问题的剖析

[摘要]美国金融危机自2008年9月爆发以来，引起了世界的金融动荡不安，我国经济也因此受到影响。要全面认识这次金融危机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我认为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等方面分析，才能科学认识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探索科学的应对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机制方法

美国金融危机自2008年9月爆发以来，引起了世界的金融动荡不安。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来势汹汹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了世界各国的金融业，不仅威胁着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还使整个世界的经济陷入低迷之中。我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出口大幅下降，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甚至停产倒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民工大批返乡，经济增速徒然下滑。其实，此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不是一种新的经济现象。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就不断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问题，只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生产分配关系的政策措施，使危机的形式有所变化，危机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一、为什么会爆发这次严重的金融危机？

1、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结果。

这次经济危机就现象而言，表现为总供给相对于有支付的能力的总需要的过剩。而就其实质来说，它是资本的积累过剩，即资本积累相对于它所企求的利润率的过剩。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对此，马克思认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①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也因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社会化。但是，在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中，社会化的生产力却变成资本的生产力，变成资本高效能地榨取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的能力。这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虽然，经济危机的抽象的一般的可能性首先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引起的。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种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生产吴县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第二，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 此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不是不经波折的持续增长，而会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使社会资本再生产也有周期性。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周期一般包括四个阶段，即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据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出，我国经济正处于复苏阶段。

2、经济全球化的后果。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经营活动实际上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织，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萌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③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导致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当今社会，在国际范围内，随着WTO的成立，其成员对本国或本地区市场的控制大大放松，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也因此经济有所发展。

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进程，它在产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主要表现为：其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其二，在经济增长中忽视社会进步，环境恶化与经济全球化有可能同时发生。其三，各国特别是相对落后国家原有的体制、政府领导能力、社会设施、政策体系、价值观念和文化都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治理危机。其四，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变成一个全球行为。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变成一个全球行为，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后，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也跟着发生变化，也导致了这次金融危机如此大的“杀伤力”。

二、我国该如何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错综复杂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违背发展规律的结果，从中暴露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端。我国能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减到最小，得益于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自主创新能力有较大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又好又快的势头，为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武器和根本方法，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呈现企稳向好势头，但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世界经济复苏还将经历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巩固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必须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既切实降低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造成的影响，解决眼前的难题；又着眼长远，为经济社会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第四篇：从马克思主义看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问题之我见

【内容摘要】：说到时政热点，毫无疑问，这段时间讨论的最多的事情就是钓鱼岛事件了，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抵制日货闹得沸沸扬扬。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此事件端正自己的态度，摆正自己的立场，因此，就钓鱼岛事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思想方向，我有了以下的观点。

【关键词】：钓鱼岛利益马克思理论

一、钓鱼岛问题之现状

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强烈要求收回钓鱼岛的，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钓鱼岛但却在日本的控制之下，这是中国人不能容忍的。我认为钓鱼岛的问题跟日俄的北方四岛问题和日韩的竹岛(或称之为独岛)问题很相象，这些国与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主要来自于历史原因，军事原因，政治原因，民族间的情绪。但是钓鱼岛的的争执的核心是主权问题，日本妄想强行行使日本国内法，使非法侵占中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的卑劣行径变成既成事实。

二、日本的闹剧

钓鱼岛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尽管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双方曾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毫无信义，在其实际占领的前提下，更是加速了对钓鱼岛的国土化进程。日本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活动，在岛上建立了若干设施，其中有25平方米的房屋，供水用水槽，石碑标记等，还修了直升机机场。更有甚者，日本还对我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科学考察船进行武力威胁和驱赶。针对日本的种种不法行径，中国大陆及台湾对钓鱼台列岛声张主权，自1970年代开始，华人组织的民间团体曾多次登岛或试图登岛，以具体行动宣示主权，称为“保钓运动”。而此次发生的让中国人民气愤的钓鱼岛事件，更是使得中日外交战因此事而不断升级，愈演愈烈。事实上，钓鱼岛问题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并且可能成为中日关系之间的一颗“定时炸弹”。过去几十年来，中日关系一边发展，一边不断集中爆发矛盾和冲突。每次两国关系恶化，日本或者是挑事者，或者是放纵偶发事件升级的一方。无论历史、贸易还是海洋权益，只要日本不率先发难，不火上浇油，中日关系就相安无事。之于长期以来持友好态度、对日本宽容大量的中国，日本的行为可以说是以怨报德。历史证明，面对日本这样的邻居，光讲友好显然是不够的。过分强调中日关系重要，会使日本误判中国对国家利益的排序，误判中国社会对日本挑衅的容忍度。中日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利益体，两国过去发生过战争，今天在战略上互相防范。两国的友好只能以互利和相互尊重为前提，日本的自我纵容应明确不被允许。虽然中国不想与日本主动摩擦，但过去几十年，特别小泉执政以来，中国的善意没有被日本准确理解，中国只有同时加强与日本斗争的另一面，才能促使日本全面看清并尊重中国。

三、中国的态度

中国在此次钓鱼岛事件中一定要强硬一些，决不能让日本得寸进尺，积小胜

为大胜，从量变转化到质变，一步步将钓鱼岛蚕食到手。对于钓鱼岛未来前景的展望，我认为在我国将来国力强盛的基础上，中日双方可以通过平等协商，以合作的态度解决钓鱼岛问题，但很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仍尚需时日。

四、我的观点

(一)从唯物论看钓鱼岛问题

作为一名理科生，对于钓鱼岛事件没有特别专业的认识，但是我觉得最起码要明确的事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中日之间的问题需要长期的协商解决。通过课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我认为在钓鱼岛事件上我们必须明确，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而实践则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所以我们要坚持主观与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钓鱼岛事件的根本还是中日两国关于领土归属的问题，而我们知道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认识论都告诉我们，应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来看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说到底，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也曾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在钓鱼岛事件发生不久后，在成都、重庆、贵州、西安等地均发生的学生大规模反日游行活动，从主观出发，我们学生非常爱国，应该支持国家争夺钓鱼岛的行动，显然，这一点我们是做得很好的；从客观出发，我们也应该理性的爱国，这样才能正面地给国家以帮助。游行是一种表达我们反对日本侵犯我国钓鱼岛主权意愿的方法，但在游行中却出现了许多不恰当行为，如果仅仅是文明的游行活动倒没什么，但就我所知的成都游行事件是有些失去理性的，比如在成都春熙路出现的一些打砸日本商场伊藤洋华堂的恶劣行径。诚然我们可以抵制日货，但决不能以这种非法手段，对本国日货进行打砸，这是非常不理智的做法。

（二）从认识论看钓鱼岛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还告诉我们，虽然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但感性认识还有待于发展和深化为理性认识，所以我们要学会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也告诉我们，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所以我们也要学会分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次中日钓鱼岛事件，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单存关于渔民去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作业的合法性问题，但其实这只是次要矛盾，而这一事件的真实本质，也就是主要矛盾还是中日双方对钓鱼岛主权的争夺，即是对钓鱼岛周边海域丰富资源的争夺。就此事件的本质即主要矛盾来看，中国决不能答应日方提出的“只要船长认罪，就可放人”的条件。如果中方船长认罪且“被释放”就等于说明日本的执法船是在本国境内执行公务，也就等于承认钓鱼岛是属于日本；而不认罪则坚持了日本此次行为是非法的。自始至终，船长詹其雄都坚称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而对于次要矛盾，可以通过较为平和的方式解决。对此，民众应该支持政府，绝不能简单以认罪为条件来救人，而应该通过合法的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一敏感事件。

（三）从辩证法看钓鱼岛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都和其它事物处在一定的相互联系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所以我们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

性的观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分析钓鱼岛事件，我们不仅看到它涉及到中日双方的利益问题，同时也要看到它还与其它多种势力存在复杂联系，充分认识到其在钓鱼岛事件上的利益攸关另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事物的联系和发展都采取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和形式。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没有量变的积累，质变就不会发生；同时质变也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当事物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进行飞跃，达到质变。所以我们要学会防微杜渐。日本此次在钓鱼岛事件中的行为，无疑就是又一次量变的过程，他们企图以种种量变为手段，达到最终夺取钓鱼岛这一质变。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质变和量变的辩证关系原理同样还告诉我们，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应该要掌握适度原则。诚然，我们大学生可以通过一些合法的途径，比如文明的游行等，来表达我们的合理主张和爱国意愿，但前提是我们应该把握一个适度的原则，不应过分宣扬这种反日情绪及抵制日货的行为。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保持冷静，不应该感情用事，要拿出我们大学生应有的素质来看待这件事情，要学会理性爱国，尊重党和政府针对这一事件所作出决定，以维护我国社会的稳定问题。

总的说来，对待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去思考，用批判的眼光去看问题，对事情的一个侧面进行质疑，从而可以看到事情的另一个侧面，这样就可以更全面更客观更准确的看待整个事情。所以通过以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相关知识，结合历史和现实，对这钓鱼岛这一事件进行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来认识这一敏感事件，也更懂得身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要学会理性爱国。

日本对于钓鱼岛的狼子之心尽人皆知，而中国一贯的和平外交政策已经被打破。以前，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无疑中国是采取一种忍让的态度的。对此，换一个角度来看，就要了解当时采取温和政策另一个原因：为了取得日本的经济援助。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毫无疑问，因为钓鱼岛问题而最终爆发中日冲突的话，双方都会遭受严重的损失。但是，如果一味的采取让步的话，可能援助和主权我们两样都最终拿不到。而且，从某种意义来说，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个国内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问题，而主权却首先是一个必须处理的国际关系问题。没有了日本的贷款，我们仍然可能成长为经济大国；但是如果我们不断让步失去了钓鱼岛的主权或者其他边疆主权，我们就永远失去了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机会。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做好心理上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并不是要寻求同日本的冲突，但在关系主权的问题上不能单方面让步。这还要求我们的外交能够把握好微妙的斗争艺术。在采取坚定的外交政策和爆发冲突的极限中还有很大的余地。如果一味退让，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反而有可能导致总体冲突；如果我们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宣示我们不可动摇的决心，同时保持相应的灵活性，做好分化击破的工作，可能更为有利。中国政府必须对中日钓鱼岛冲突的不可控发展做好准备，包括必要的军事准备。钓鱼岛危机已经在日本右翼的带头冲击下上升为中日当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日政府之前不扩大冲突的默契已经瓦解。两国政府至少在目前情况下都没有退路，两国社会彼此的高度对立和敌视在推着局势往前走。

就今日钓鱼岛问题的严重性来看，“中国政府单方面采取控制措施已无可能，这将意味着中国内部团结的巨大损失，对政府的威信将是灾难性的。中国政府大概只能顺应民意，与日方逐渐展开控制钓鱼岛的真实争夺。这对中国意味着一定的战略风险，但这个风险是政府在民主化不断深入时必须面对并驾驭的，如果钓鱼岛是中国崛起的一道坎，我们也必须去迈过它。

中国社会并非要求现在就完全夺回钓鱼岛，公众已经清楚这有困难。但公众不接受日本在钓鱼岛冲突中的对华嚣张，中国人的确咽不下这口气。人们的真实要求是，政府对日本的挑衅行为坚决回击，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或原地踏步。人们希望清清楚楚看到这样的进展。”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看待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

马克思主义看待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实践的观点是指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我们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实践的基础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现在高校培养的大学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实践非常缺乏，即便是对实践要求极高的技工类，很多学校因为种种原因取消和减少了实践的课程。大量理论的课程让学生在专业方向上的收益是有限的，缺乏实践能力的大学生成了纸上谈兵的高手。

供求关系上分析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从整个就业情况看，大学生的供给明显大于实际需求。不是总量的供过于求，而是结构性的供过于求，主要是培养的大学生的方向及大学生所应该学习的内容和社会的实际需求是脱节的。企业用人的时候，首选的是相关专业，其次是高潜质的人，因为企业在发展期需要大量的人员补给，有些人是可以在工作过程中逐渐培养的，这也就是为一部分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解决了就业的问题。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企业普遍实行的保守的发展战略和紧缩的财务战略，一方面人才资源的补给大幅减少，另一方面用于培养与培训的费用也大幅减少，在招聘的时候会对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优中选优。经济危机造成的结果是，无论是从结构看，还是从总量上看，大学生的数量都是供过于求。

在向知识经济时代前进的过程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就业政策选择。就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市场机制比较健全，政策的重点往往集中于如何促进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领域。而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既存在着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又面临着全球信息化背景。因此在增进劳动力就业方面将存在更多的压力。

现在我国是处于经济的转型期间，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市场竞争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加上，高校毕业生越来越多，更是冲击着整个市场的容纳能力。接着，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差异；产业发展不平衡，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充分，相当限制了就业的机会。

马克思关于劳动与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分析是在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而建立和形成的科学理论。从劳动和就业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就业的理论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 创立了劳动二重性学说，“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产业后备军学说。

马克思主义中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联系和发展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事物是普遍联系，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具有着一系列的特点：首先，联系具有客观性；其次，联系具有普遍性；最后联系具有多样性。联系的观点要求人们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观念，从动态中考擦事物的普遍联系。

从联系的观点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学生就业困难原因是由时代的客观性以及影响的普遍性造成的，再次在发展观点的指导下，大学生就业困难另辟蹊径更是具有对社会的发展的创新。因此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应该从联系、发展的层次出发。

时代是发展的，当今的时代产业是第三产业，而由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足限制了就业机会，可以扩大第三产业发展西部地区，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这对于解决就业问题是有重大的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应时而生，应时而变，既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原因。

改变学生、家长的观念，大学生应该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正视现实，增强危机感，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当代大学生必须要顺应时代发展，把自己事业与国家进步、社会的发展及人类的文明融为一体的品格，崇尚真善美，坚持真理，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学生要争取知识广博，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具有创新精神，随机性、灵活性的思维方式，做到因人、因时、因事而异。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面临更加激烈社会竞争，能视变化为机遇，视困难为坦途，有顽强的自制力，坚定的信念，及对生活充满期望，充满热情。当前社会大学生必须尽可能培养自己，处理信息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系统看待事物的能力、处理好人与资源的能力、运用技术的能力等。其次，加强社会实践。大学生可利用假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提高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积累工作经验。正确就业定位。当前大学生求职择业应当面对现实，根据市场实际状况更新观念，转换思路，到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工作，而不应过分关注工资水平及地理位置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实现人生价值。借助各种渠道，把握就业机会。当前大学生可利于人才交流会、网络资源等途径，寻找合适就业岗位，主动大胆把自己真实才干推销出去，珍惜和抓住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第五，先就业后择业。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不得已时，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先就业后择业，求职择业不可再像过去那样追求一步到位，如果斤斤计较眼前的职业岗位是否理想，那就会失去许多起步的机会，可以在先就业过程中积累工作经验，使自我价值得到较大的提升，为以后找到理想的工作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