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_枪炮病菌与钢铁

第一篇：读书心得_枪炮病菌与钢铁

文明与野蛮，从来都是一个问题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贾雷德·戴蒙德教授通过对最近13000年来关于人类的近代史的全景考察，试图从地理学、生物学、病菌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视角解读人类社会的命运的起伏。

他认为答案存在于公元前11000年冰河结束期的年代，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大洲发展的不同。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的差异。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万年前，澳洲土著和现代欧洲人的祖先互换位置，那么现在澳洲土著可能不但占领了欧亚大陆，而且也占领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现在的欧洲人可能已经沦为澳大利亚一些遭受蹂躏的零星分布的人口。

在冰河时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族群都过着四处飘荡朝夕不保的狩采生活，而地理禀赋的不同让各地的农业发展有所不同。气候适宜，物种繁多，作物茂密的地区，农业较为发达，大部分人能够过着定居生活，人群之间的交流沟通机会加大；农业生产带来的丰盛粮食则让某些人脱离生产劳动而从事技术创新，因此农业奠定了组织、文字、政治、以及技术等等文明基石。

由此看来，欧洲文明的霸权建构的三大优势：钢铁、病菌、枪炮，无不与农业息息相关。在欧洲人的征服史上，枪炮与钢铁的作用众所周知，但戴蒙德对病菌作用的论述则令人耳目一新。最为明显的例证在十六世纪，在墨西哥，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交锋中，使白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不是传说的先进枪火对土著的屠杀，而是天花病毒。1618年，墨西哥大陆的2000万人因传染病减少到160万，95%的原住民便是死于白人带来的天花和麻疹。科学证明，传染病菌多从动物身上变异而来，先传染给人，然后才在人类群体中传播。欧洲农业历史悠久，家畜众多，欧洲人几千年来与病菌频繁接触，已形成适应性；而印第安人则不然，农业的欠发达让他们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触的经验，肌体很少遭遇此类病菌，所以在天花面前溃不成军。

可见，病菌的优势也间接来自于农业。

戴蒙德教授认为四点因素决定了各大文明的竞争劣势：首先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其次是大陆之内传播和迁移的速度，第三点则是各大陆之间传播和迁移的速度，最后则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因为欧亚大陆在这四个方面明显高于其他大陆，所以农业最为发达，这也为欧洲人扫荡世界铺平了道路。但是，为什么不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呢？

从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观点来说，中国的落后是令人诧异的。中国农业产生早，而且从华南到华北不同的作物物种都有分布，加上广阔的幅员和众多的人口，中国在农业诞生一万年之后还能进行高产的集约农业。但地理的统一性在政治上表现为经常性的稳定，进而带来内部的集权以及对外在世界的漠视。最具体的例证，就是郑和下西洋在皇帝一声令下后就被停止，而哥伦布可以找到不同的国王来支持他的冒险。在地理大发现的年代，帝王一个偶然而不可逆转的决定，就让本来在航海处于上风的中国走向后退与封闭。

从某种象征角度来说，枪炮可以看作技术，钢铁则代表着资源，病菌则可以被视为传播的隐喻。资源在技术的进步下得以被使用，再辅以传播使得优势得以放大。文明如水，流水不腐是自然之理，保守不变是文明难解之痒，没有传播带来外来的交流对话甚至冲突，任何文明都会走向灭亡。

第二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作者：星火一班·李静

我们人类所生活的地球已经有46亿年的历史了，从原本的没有氧气、没有生物，逐渐演化出原始海洋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共同的原始祖先。经过漫长的进化历程，地球上开始有了丰富多彩的物种与生命。人，是地球生物中最具智慧的存在。在现在的考古发现中，广为人知的较早的人类祖先是320万年前南非古猿Lucy，其脑容量只有400ml，我们现在则达到了1300ml以上，虽然能够直立行走，或许已经能够使用简单工具，但生存依旧是早期人类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

掌握了工具的使用，加速了人类进化的速度。和漫长的46亿年时间相比，这几百万年来，人类的进化速度可谓飞速。和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社会明显拥有更多更复杂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工具的使用和文明的发展相互促进，人类社会的进化在工业革命之后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速度，不同的社会之间也逐渐出现分化。从纵向的角度来说，以中国为例，我们经历了原始社会时期、奴隶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以及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而从横向的角度来看，以当今世界为例，欧洲北美地区普遍要比非洲、南美和亚洲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上要高得多。从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等多种维度，我们都可以去尝试来解释这种差异。然而，《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则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入手。

这本书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上次冰川期结束后的13000年间，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发展成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工业社会，另一些地区则仍然保留这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这种不同地区的社会分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文明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一种文明对待另外一种异己的文明，似乎总是有一种毁灭和吞噬的倾向。正如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他们的工业文明，他们需要攫取更多的财富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原始的资本。贾雷德·戴蒙德在前言中用非常生动的故事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归结起来，这个问题就是：为何原本来自于同一个祖先的人类，逐渐出现了不平等？进一步，贾雷德问到：为什么财富和权力分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而不是其它方式呢？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杀害、征服或者消灭欧洲人和亚洲人？历史为何呈现出它当前的这种模式。

贾雷德试图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和许多人类学家一样，他不只注意到了文明存在的差异，更想深刻探讨形成这种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人类社会在近几百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加剧，自相残杀，伤亡也更为惨重，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很有必要。

形成这种非常普遍的历史模式的因素有很多，许多人类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采用环境决定论的角度，演绎了人类历史的前世今生，并解释了世界何以如此参差。从贾雷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最早的人类活动或许可以追溯到700万年前的非洲，之后，非洲大陆上的人类开始了漫长的迁徙历程，人类大约100万年前达到了亚洲，50万年前到达了欧洲，之后继续扩张，在距今1~3万年左右，人类通过亚洲东北部向美洲大陆扩张，通过亚洲南部向大洋洲扩张，终于在世界6个事宜人类生存的大洲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回顾这漫长的人类“扩张史”中，《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以生物进化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角度考察了动植物驯化问题、粮食生产问题以及大地理问题；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造成了技术、文明等巨大差异。如贾雷德所论述的，不同地区的野生动物物种种类以及植物品种，使得一些特定的地区有了粮食剩余和粮食贮藏，从而形成了具有一定的规模且人口稠密定居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作为一种智慧型生物，人类个人的力量虽然微小，但聚集在一起，却能产生可怕的力量。这些形成固定的大规模聚落的社会里的人类对改造世界的技术掌握随着人类社会代际的累加不断加强，发明出了枪炮、钢刀、远洋船只，并有了自己的行政组织和语言文字。

而另一方面，那些并未获得大量经过驯化的动植物物种的地区，则很难形成上述的具有强组织性的人类社会组织。他们依靠少数野生物种生存，由于地理环境原因，容易产生流行疾病，形成大规模的人口变得艰难。同为人类，他们也掌握了一些工具的使用方法，比如简单的弓箭，还有代步的骏马，但这些与那些技术与社会组织发育更为成熟的社会相比，则显得不堪一击。远洋船只让那些技术更为强大的文明能够突破其原本的生存空间，向更为广阔的世界空间进发；枪炮、钢铁则让他们拥有了更为强大的战斗力。西方人或许没有忘记大航海时代，欧洲文明的辉煌鼎盛；但对于那些被奴役、被支配、被侵略的地区的人来说，那段历史确实一段不愿想起的恐惧。

贾雷德的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却努力尝试跳出西方决定论的思想约束，而是选择了考古学、地理学、演化生物学和地理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思考方式，大胆地对人类社会不平等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进行考察，并进行了非常翔实且令人信服的论证。这在众多的文化相关研究视角中显得尤为可贵，并呈现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有一个章节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论述。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依旧存在的文明。贾雷德看到了这一现象。他认为，中国人的原始祖先们驯化动植物积累下来的物质基础，以及中国拥有南北两个粮食生产中心，中国的地理和生物学上的条件确实是事宜人类生存的地方。通过对中国各地语言系统的研究，他发现整个中国的语言种类相比世界其他各地要少得多，这里面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国早早的就实现了统一，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六国，统一中国。此后，尽管经过朝代更迭、皇权变更，中国在形式上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尽管语言、外貌、血统特征区分明显，但他们又遵循同一套官话体系和政治体制。对于中国，贾雷德进一步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原本强大的中国却在近代失去了这种领先优势呢？贾雷德认为，这也跟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相关，权力高度集中的王朝，来自中央的一个决定或许便能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而中国，正好是在整个世界快速发展的时期，选择了一种退避策略。我们说“成也萧何败萧何”，确实是有几分道理的。这样的一种观点论述非常新鲜，但又不得不承认，它是具有说服力的。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并不期许自己去做那个入侵者和扩张者，我们依旧维持着自己平和稳健的作风；但是，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却也必须要获得不被他人侵略的保护自己的力量。中国现在的崛起与强大，同样也是依靠于整个民族的统一和国家政治经济方面决策的民主性与正确性。

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发展成为现今的模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累积的过程。46一年，300万年，5000年……个人在这些漫长的历史中，真的微如尘埃。但正是我们这数不清的尘埃一起，依靠我们生存的环境，才创造了今天的世界。在这进程中，人类本身生物性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生来平等，任何中心论或者是种族歧视，都显得可笑起来。环境作为一种终极因素，决定了人类文明和技术的差异，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这其中所包含平等的观念，也正是《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著作的魅力所在。

第三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3000字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原创： 骑士阿来 骑士阿来爱写字

最近利用业余时间花大力气读完《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作者是美国人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网上认识的一些大神都推荐过这本书，包括李笑来，的确值得一读。

这本书的学术性较强，相比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这部历史小说，读起来自然是费力不少。再加上我读的中文版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相比原著有些偏差，影响到阅读。李笑来在《财富自由之路》一书中给读者一个读书建议：尽量去读原著，不要读译本。

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尝试着去读这本书的英文原著。

上网查了作者戴蒙德的基本资料，他现在已经年过八旬，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研究人类史、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学者。作者能创作这样一部巨作，归功于他对历史学、生物学、地理学、语言文字等学科的深入研究，可见作者的学识之渊博。作者为了学术研究实地探访了全球很多地方，非洲、新几内亚、欧洲、澳洲等等。戴蒙德在美国至少也是中产阶级，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名教师，他本人获得了博士学位，美国的院士，他的妻子是一名心理咨询师。由此可以推断，父母对他从小悉心培养，能取得这么大的学术成就，离不开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写出这样一本具有上帝视角的书是欧美人，而不是我们中国人呢？正如作者在书中的提问：为什么欧亚大陆领先于非洲、美洲？（美国是欧洲移民国家，这里的美洲指的是中美洲和南美。）又，为什么在领先的欧亚大陆上，欧洲人主导了世界，而不是中国人？

我对我的疑问的思考答案是：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开启了欧洲人对其他大陆的殖民时代，与此同时，欧洲文明开始和其他大陆的文明接触、碰撞、冲突、融合等，这包括中国人、印第安人、非洲人、新几内亚土著、澳洲土著等。在这个殖民的过程中，逐渐使欧美人具有了全球性的视野。

而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同时，中国处于明朝统治时期。明朝初期，明成祖朱棣支持郑和下西洋，中国人还在和海洋接触。明朝中后期，实行海禁。清朝以天朝自居，闭关锁国。中国人从此不再去探险海洋，错过了海洋时代。不再和其他文明接触，自然无法形成这种全球性的开放视野。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是欧美人而不是中国人，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在书中阐明：欧亚大陆领先美洲非洲，欧美主导全球，形成今天这种世界格局，并不是白人比黄种人、黑人天生就聪明，作者不赞成人种优势，不是种族主义论者，而是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了各大陆的发展历史，他是“地理决定论”的倡导者。

欧亚大陆的人民率先告别了狩猎采集社会，拥有了集约型的粮食生产，也就是产生了农业。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多余的粮食，这些粮食可以养活农民以外的其他人，手艺人、官员等，集约型的粮食生产是产生中央集权的政府、文字等的前提，而这些政府组织和技术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社会的发展。

那为什么是欧亚大陆率先产生了农业，而不是非洲美洲呢？作者赞成“地理环境决定历史”，先天因素差异甚大。（哈哈，在此需要拼爹。）

第一，相比非洲美洲，欧亚大陆拥有更多的可以供驯化的植物和动物。我们知道，农作物是从野生植物驯化而来的，牲畜是从野生动物驯化而来的。农作物和牲畜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作者在书中用表格的形式对各个大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进行了统计和对比，用心良苦啊！

在此，读者可能要反问：非洲至今都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可供驯化的野生动物肯定更多，怎么驯化而成的牧畜反而少呢？作者在此借用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者由此引申出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可以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戴蒙德在书中列出了野生动植物要驯化成农作物和牲畜必须具备的条件。比如，斑马由于不具备这些条件，至今都没有被驯化。

第二，跟大陆的轴线有关系。我们知道，欧亚大陆的轴线是东西走向，在纬度上的差异不大；而非洲和美洲的轴线是南北走向，在纬度上差异甚大。而在同纬度，气候变化不大；而在同经度，气候差异较大。这就导致了农作物和牲畜在欧亚大陆上更容易传播，相互促进，发展的速度就更快。我认为，气候在同纬度差异不大应该和地球的公转有关。

粮食生产、农业的发展，不仅使欧亚大陆逐渐产生了中央集权的政府组织，文字、冶金、枪炮等先进技术；并且欧亚大陆的人民在长期地和牲畜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了对流行病的抗体，对常见疾病的抵抗力可以遗传给下一代。我们知道：人类很多的流行病都来自于动物，特别是牲畜。比如今年的非洲猪瘟疫，就是担心会传染给人类。

而这些来自动物的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进行殖民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大陆原本有几亿印第安原住民，由于美洲本地驯化的牲畜很少，美洲原住民并没有产生对流行病的抵抗力。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并非被欧洲人的枪炮杀死，而是死在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流行病。流行病的杀伤力是惊人的，这导致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的迅速灭亡。据估计在哥伦布到来后一两百年间，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真是恐怖！

亚洲曾经也被欧洲人殖民过，但是亚洲人并没有大量死亡，原因是千万年来，欧亚大陆彼此交流，不论是农业、文化、技术，还是病菌、流行病，亚洲人也天生具备抵抗力。

欧亚大陆领先非洲美洲大陆，在欧亚大陆上，欧洲和中国具有代表性，在唐代宋代，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领先欧洲，为什么后面就开始落后欧洲了呢？

戴蒙德在书中对比了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论述相当精彩，我读到此处时感到惊喜、豁然开朗。众所周知，欧洲的土地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在政治上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欧洲却一直分裂成很多国家。

什么原因促使了欧洲的分裂和中国的统一呢？作者答：地理环境因素。

1、欧洲的海岸线比中国的海岸线复杂得多，有利于形成独立的国家。看看地图我们就知道，像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挪威等一些国家，都位于半岛上。英国、爱尔兰、冰岛，就是岛国。

2、欧洲被河流、高山阻断、隔开，看看地图就知道，欧洲中部刚好是阿尔卑斯山，多瑙河、莱茵河虽然没中国长江、黄河长，但是流经的地方多，把欧洲大陆切割成很多块。而中国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原、华北、华东也包括华南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并且南北的水路早就被京杭大运河连接起来了。

3、欧洲多雨，农业的发展并不过多依赖于大型的水利工程。而在古代，兴建大型的水利工程必须要有中央集权的政府，这样便于对劳动力和各种资源的统一调度。美国学者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治水社会】学术理论，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形成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模式？中国的【治水、灌溉农业】助推了中国大一统的局面。

4、中国的东面南面是大海（东海渤海南海），西面是高山（青藏高原），北面是沙漠（新疆的隔壁和沙漠）。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很容易使国家走上封闭、孤立的道路。

而作者戴蒙德在分析了中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分裂后，提出了一个学术观点：【最优分裂原则】。当我读到作者这个观点时，完全是眼前一亮、感受到了思想的魅力。【最优分裂原则】研究的是社会的分裂程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作者指出，地理便利程度不高不低，处于适度分裂的状态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分裂导致很多独立的国家和社会在科学技术上互相竞争，有利于科技的发展。比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各国在航海上互相竞争，地理大发现使各大陆开始连接在一起。在此需要指出，过度的分裂并不有利于技术的进步，因为政治、社会的稳定也是发展技术的基本前提。

而中国在帝王统治下维持的长期稳定环境，使中国缺乏社会之间的竞争，再加上皇权很容易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打压，导致了近五百年来中国在科技上落后于西方。比如，明朝初期，明成祖朱棣支持郑和下西洋，一等朱棣死去，继任皇帝不支持，下西洋就不能延续，闭关锁国实行海禁。

受戴蒙德【最优分裂原则】的启示，我对当今的台湾问题也有了新的看法，在此不想拓展。

以上就是我对此书的总结与感想，也把此书推荐给对人类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第四篇：读《枪炮、病菌与钢铁》有感

读《枪炮、病菌与钢铁 》有感

苏州现场班 朱从义

这本书解答了我很多关于历史的疑惑，值得认真拜读。

作者写书的起因是为了解答新几内亚人关于一个问题的疑惑：为什么同样是人，西方国家在近代却发展迅速，成为了优势人种，而新几内亚人仍然停留在原始的社会形态，落后很多。这个其实放到中国人身上也是一致的：为何我们在近代的发展历程中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翻阅了大量资料，了解了人类起源及发展史，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答案：地理环境最终影响了人类的演进史。我们都知道四大文明古国，而事实上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最早都来源于古巴比伦王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文明主要起源于中国（公元前7000年以前）和两河流域（公元前8000年）。可是据考古了解，地球上的人类祖先来自于500万年前的非洲，那为何不是非洲成为文明的中心，反而是其迁徙的后代在两河流域和黄河区域创建了璀璨的文明？经过对比，作者发现，在这两个区域有世界上最容易驯化的植物（大米、小麦等）和动物（牛、马、羊等），这些动植物的驯化使得农业发展，从而使原始狩猎部落的人开始定居。而居民的出现使得国家文明和其他手工艺者得到发展，反过来进一步促使文明进步。反过来，非洲地区缺乏可驯化的植物，动物尽管很多，但是大部分也只能驯服而不能驯化，因而最终阻碍了文明的出现和发展。

同样，美洲、大洋洲也是一样的问题，特别是动物。()人类早期的祖先迁徙到这些地区时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狩猎技能，而那些从未接触过人类的动物并不知道害怕和防范人类，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灭杀。可驯化动植物的缺乏使得美洲土著长期处于落后的社会形态之中。

除了影响这些文明出现的因素，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两河流域的文明迅速扩散到了以色列、埃及、印度、希腊和西欧地区，却没能传播到非洲、美洲？仔细了解下，就会发现早期的人类传播手段是有限的，无法跨越时空的界限，这导致非洲、美洲本身是一个南北分布的地形，这使得在一个地区驯化的动植物往往无法快速传播，只能局限在一个局域内，从而阻碍了文明的交流和互动，降低了发展速度。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解释中国近代的落后：中国本身的地形不像西欧地区一样被分割成小块，使得中国较早的出现了统一的文明帝国，在几千年的帝国更替中，中央集权变得越来越牢固，一方面这个可以强化国家的力量，另外一方面也使得国家由于缺乏外部竞争而失去了探索的压力，走向了闭关锁国的道路，最终在近代科技的变迁中丧失了优势。

整本书围绕着这些观点做了大量的调查和数据统计，尽管可能存在一些牵强之处，但瑕不掩瑜，分析的思路和逻辑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第五篇：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一）：站在间谍卫星的高度

作者 | 虚竹

1环境决定论的是与非：论演化中的环境因素

（一）假如时光可以倒回，哪怕只倒回一点点，倒回到我接触《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之前，我肯定会和绝大多数朋友一样，对环境决定论嗤之以鼻：TOO YOUNG TOO SIMPLE!睿智如我们中国人，最善长辩证思维，怎么会认同如此片面主观的观点呢？！

但是看完此书之后，我已经被作者所深深影响。作者博采诸学科之长的丰富知识和朴实无华却极具说服力的论证打动了我。虽然我仍然认为“环境决定论”这个提法本身还有很大问题，但是关于环境对人类社会曾经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影响，我已不再怀疑。

（二）环境决定论及地缘政治学，是在西方有着悠久传统的思潮。从古希腊开始，缘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而不同于东方思想家主要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希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都有关于环境决定民族和社会特质的论断。近代以降，孟德斯鸠、黑格尔和马克思等著名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如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气质性格，人们的气质性格又决定他们采用何种法律和政治制度。黑格尔视地理环境为“历史的地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环境决定论并非一派胡言。相反地，人类从古至今深深地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本书中提到了影响各大陆间社会文明水平的四组环境差异：可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数量；影响文明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如主轴线、地理障碍等；影响大陆间文明传播的因素，如孤立程度等；各大陆的面积和人口。由于这些环境差异，导致了各大陆进入农业文明的时间顺序和发达程度各不相同。比如欧亚大陆很早就全面进入了农耕时代，但是澳洲大陆在近代被西方征服前仍然没有农业发生。居于中间的美洲和非洲，则由于水平相对较低，也逃脱不了被征服或殖民的命运。这正是由于农业文明的差异，导致落后的一方对病菌的抵抗力、军事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化水平都不能很好地发展，以至于在两种文明发生冲突时完全居于下风。

至于人类社会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告诉我们，“想观察历史的方向，重点在于要用哪种高度……要看更长期整体的趋势，鸟瞰高度便有不足，必须拉高到类似太空间谍卫星的高度，看的不是几世纪，而是几千年的跨度。”（P161）要论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就必须站在这样的“间谍卫星”的高度。从这个高度看来，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不能说是决定性的，也应该说是无与伦比的。总的来说，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自身能力的低下，环境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很多时候往往是关键性的。由于环境是一个长期变量，在近现代人类历史进入加速发展轨道之后，就相对不那么明显了。

随着人类能力的增长，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消退。但是环境因素是否已经不重要了呢？笔者认为下此结论尚且为时过早。现代科技的进步，“全球帝国”（赫拉利语）的形成，信息时代的来临，确实抹平了很多环境上的差异。但是以资本主义（市场）为基本逻辑的当代社会，便利性的反面就是比较优势的马太效应——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一点点微小的成本就可能造成全球资本对该地区的放弃，而地理环境因素在当代经济中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市场的成本。从这个角度来说，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恐怕还远远不是表面上的那样简单。

（三）任何带有“决定论”色彩的理论，往往带有宿命的倾向，更有片面的弱点，因而也往往成为他人所攻击的目标。与环境决定论类似的还有文化决定论、基因决定论等等。

但是环境决定论本身是否就是对手的一种标签化攻击策略？先把你标签化，使你具备可攻击的狭隘性，然后再狠狠予以攻击。其实很多思想家或学者只是注意到了或者强调环境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本不应该被狭隘地标签化为“环境决定论”.本书作者也是这样，他的核心观点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前言P15），“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拥有发明才能的人。事情恰恰是有些环境比另一些环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种和利用发明的更有利的条件”（P436）。这样的观点和论述当然不能简单粗暴地归于环境决定论，然而恐怕也较难完全摆脱被标签化的命运。

2民以食为天：论粮食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读完此书的另一个体会是：“民以食为天——古人诚不欺我也！”

在人类的需求层次中，生存是最基本的需求。而在生存这个层次中，填饱肚子又是最基本的一个子层，是最最基础的需求。但是基础的含义往往不是人们所直观感受到的那么简单。比如粮食，在满足人类填饱肚子之外，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粮食生产技术的差异本身就是环境差异的直接结果。必须有合适的野生物种，供人们驯化出作物和家畜，人类社会才能从狩猎采集社会转变到农耕社会。然而，世界上至少有140多种大型食草类野生哺乳动物，最后只有14种被人类驯化成功。野生植物方面，被驯化的比例就更少了。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发展出了粮食生产，而其他地区大多是从这些地区学习来的。但是一旦拥有了粮食生产能力，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使得数万年的狩猎采集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粮食生产带来定居生活，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形成规模更大的社会。粮食剩余导致食利阶层和专业人士的产生，从而发展出技术、行政组织、文字，甚至还有对流行病菌的抵抗力。或许，农耕时代的食物是单一而缺乏营养的，农耕时代的农民是更加辛苦终身而无所依傍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当代的一切文明，都是基于粮食这个人类与大自然的中介。

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当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之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已经摆脱了生理性贫困，农业也被边缘化而逐渐脱离大多数人的视野。可能以后很多人终其一生也难以真切地体会到食不果腹的滋味。但无论如何，填饱肚子仍旧是人类这种“动物”的头等大事。而我们曾经的和未来的文明，都离不开粮食这一普普通通的物质。

3语言：人类社会的活化石

生在南方山区方言繁杂之地，又曾经阴差阳错地修过语言学的课程，因此对于我来说，语言学的相关知识都是既有趣又贴近实际的。而这本书中，戴蒙德教授关于语言学的精彩论述，又让我禁不住要击节赞赏。

戴蒙德教授自述从小受语言学影响，甚至在取得生理学博士之后还差点放弃科学而去做一个语言学家（前言P16）。正是这样的积累，使得他在写作本书时对语言学的成果手到擒来、运用自如。比如新几内亚语言占全球6000种语言的六分之一，比如中国的四大语族八大方言，比如南岛语系所包含的四个语族有三个在台湾，又比如非洲的五大语系。资料如此丰富，纵横分析又鞭辟入里，让我对语言学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分。

人类的语言是随着人类的繁衍和迁徙而同步扩散与演化的。有人类的地方，就有人类的语言。人类每个个体的语言，都存在着一定差异。这个差异的形成，则归于各种历史和环境因素的结果。但是人类总体的语言，又可以根据语音语法划为不同的语系语族语支，而这种划分的系谱，还有诸多可挖掘利用之处。比如本书中作者在分析语言的亲属关系时所指出的，语言的起源地会拥有更多更高阶的语支，这是因为语言的流变与时间密切相关。

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扩张如同走马灯一般，除了杀戮之外，原住民被驱赶流放到蛮荒之地，又造成了更边远地区的人口更替。这种现象的频繁往复，造成了人与土地的断裂。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每个人都不是纯正的原住民血统，语言则更是既受了外来语言的冲击，又在自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但是语言的变化是需要时间的。只有经历越久远的年代，才能发生更大的变异。而相对晚近的变异，基本上只产生较低语阶的变化。正是基于这个原理，我们可以推断出：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土著已经非常少的台湾，而不在占领了跨度达大半个地球的那些广阔岛屿上（虽然他们的语言占了南岛语系959种语言中的945种）；而占非洲最广阔面积的班图语，起源于西部一小块地区。

基因与语言作为跟随人类足迹而占领全球的两大特征，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反向推演出历史的演变进程。对于语言学来说，词源统计分析就是这样一种方法。潘悟云教授曾说过，语言是人类文明活的化石。潘教授认为他所从事的对各种方言的大数据统计分析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那时听到还不曾有深刻的领会。如今看来，确实如此。

4历史研究的走向：论历史研究的科学化

历史是怎样的一门学科？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历史爱好者可能会津津乐道于历史的迷人之处，其他人文学科的爱好者估计会不置可否若即若离，科学迷则可能对于历史不屑一顾。“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说法虽然是以讹传讹（胡适原话本是针对“实在”这一哲学概念而言的），但是却成为一个广泛流传而且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历史往往被众人当作一种谈资，而忘记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古训。这实在是国人的悲哀。

中国是有着一个优秀史学传统的国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道：“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太史公不畏权势秉公写史，虽身遭酷刑而不改其志，堪称万世师表。但是这种精神在后代史家就没落了：与太史公齐名的司马光，修史却只敢修到前朝；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实录》，后世被多次颠覆重修，反复如儿戏；清代统治者更是大肆篡改前朝史料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或许是过早地认识到了文字的巨大魔力，中国历代统治者越来越重视作为“意识形态”的官方史学，于是正直的史家精神就沦落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低。

历史是可以被正确认识的，这首先需要的是科学中立的态度。不偏不倚，价值中立，只做事实判断，而不作价值判断，正如本书作者一样。事实判断越多，历史的真相就越近。而价值判断越多，历史就越来越朦胧。历史研究应该坚持中立的态度。

历史也可以成为一门科学。诚然，历史并不能像数学、物理之类的理工类学科一样，用类似于“E=mc?”这样简洁清晰的公式来描述道理，也不能在实验室进行试验。但是，历史和科学一样，都在做着不断逼近真理的努力，方法论上的差异并不足以构成根本性的差别。历史研究的是更复杂和更广阔的时空，这就注定了它不能用一些简易的方法，而必须寻找更为合适的模式，比如比较法和自然实验法。另外，当代技术的进步和学科的融合，为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性。正如作者在这本书中所尝试的，用分子生物学、生物地理学、行为生态学、遗传学、流行病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等一系列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历史。正因为历史的博大，所以诸多学科都可以为我所用。也因为现代科学的突飞猛进，精确化、大数据化的发展趋势，溢出效应明显，直接对历史等学科有所助益。

历史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历史并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事实’，就像一个愤世嫉俗者说的那样。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前言P22）。为了追寻这个价值，我想我们应该在历史研究科学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5辽阔的星球

家里的地球仪被小朋友不小心碰落而摔断了底座之后，它就一直呆在一个角落里，如今已经积满了灰尘。但其实不论怎么样，我想我都没有足够认真地观察过它。是《枪炮、病菌与钢铁》，是戴蒙德教授，让我再次把目光凝视在这个蓝色的模型上，久久地、细细地察看每个角落。

从新月沃地到安第斯山，从澳洲大陆到新内几亚大岛，从不列颠、日本到新西兰，还有吕宋、爪哇、苏门答腊、马达加斯加这一连串大岛，以及所罗门、斐济、萨摩亚、库克、复活节等等这些数量众多、遥远而迷你的太平洋小岛，无论成片的大陆还是星星点点的岛屿，都开始鲜活起来。很少外出旅游的人，还是第一次发现孤悬在深深太平洋当中的蕞尔小岛夏威夷居然也有四千多米的高山。以前只有简单的七大洲、四大洋的概念，不曾细细想过这辽阔的星球是如此的千差万别。在这千差万别之中，人类的足迹跨越了数万年，跨越了茫茫大洋，却又因为环境的阻隔而进入了各自不同的进化轨迹。

戴蒙德教授还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动态的地球。冰川时代与当代的差别如此之大，是令我们这些古史门外汉所不曾预料到的。当今全球变暖，尚未造成海平面哪怕分米级别的上涨。然而古冰川时代却有大量的海水被封闭在大陆冰原当中，造成了海平面比现在低数十米。现在的新几内亚大岛曾经是澳洲大陆的一部分，现在的南海曾经是华南的低地。曾经沧海是桑田，信乎！

考古学的碳-14测定法则又给了我们一项科普。原来灰飞烟不灭，只要残存着一点碳，化为灰烬的历史，就仍然被这默默地记忆着年轮的元素记录下来了。只要后人技术足够高超，就能够准确地识别这历史之时钟。

这个星球虽然辽阔，历史虽然飘渺，却也残存着一丝温情，总有办法能够让后人重温前人的足迹。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二）长久以来就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地理大发现时，我们会发现世界各地的人类的组织文化、生产力、科学技术会存在那么大的差别？都在地球上混了相同的年头，都是脊索动物们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晚期智人亚种，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在测量技术不发达的过去，人们很容易将后天的特征当成先天特征，然后进一步把不同民族在技术水平的差别归因于人种原因。遂“劣等民族”之概念大行其道，终于酿成纳粹进行种族灭绝的惨剧。战后专家对此概念专门进行了分析研究，最终结果是肯定的，全世界所有现存已知民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先天性智力差距。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附录中《历史中的民族》一文明确阐述了这个研究结果“遗传上的差异在决定人类各民族间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时是微不足道的。”目前此结果已经被较为广泛地接受。《枪炮、病菌与钢铁》（以下简称《枪》）中也没有把各民族那些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差距归咎于遗传学上的因素。这与我自大二上了人类学课以来来的一个信念吻合。因此《枪》一书的前言中陈述了这个基调时我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了。

既然遗传学上没有显著差别，那么各民族都经历过构木钻燧、刀耕火种的阶段。为什么同样生活了几千年以后，有的民族有了枪炮，钢铁，还对许多病菌有了佷强的免疫力，而有的却完全没有呢？《全球通史》中采用的观点就是《历史中的民族》一文的观点，“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提供给某个社会群体的向其邻近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大。文化最简单的部落基本上是那些与世隔绝较长时期的、因而无法从其邻近部落的文化成就中得益的部落。”美洲原住的印第安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和澳大利亚南部的土著都是典型的例子。

这个观点一度成为我解释这个问题的信条。直到读到《枪》为止。因为《枪》用非常新奇的角度和极其精彩的论述，近乎完美地解答了一个《全球通史》中没能解答的问题：“学习机会”说只能解释先进技术、生产力和组织文化的传播，但是为什么那些东西诞生在欧亚大陆的几个地区，而不是诞生在黑非洲或澳大利亚南端呢？

《枪》在开篇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直接把我难倒了。因为这个问题我一直以为除非发明时光机否则永远无法回答的。过去我解释东西方差异最后的基础就是起步不同，中国起步早（此处不考虑欧洲后来失传的那些文明的因素，因为和东方比较的不是他们的后代）。但是为什么中国起步早，我从来没去想过。换句话说，就是我或许能解释从公元前3000年、2000年起的四、五千年内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但至于公元前3000、2000年时为什么会那样开端，我觉得这不可能想出答案。

读完《枪》之后我觉得我似乎错了。答案确实是可以想出来的，虽然不读《枪》的话我可能的确是永远也想不出来的。

我发现：《枪》全书的阐述，实际上就是更从具体化的角度解释了我前阵子写的文化的自然选择理论啊！但是自然选择的前提是存在能够适应生存环境的优良基因。而我的理论只是说了这些基因何以能生存下来，或者说优良在何处，而《枪》除此之外，还着重解释了最初那些优等文化基因是怎么产生的！尤其让我激动的是，这本书在图书馆中列入“自然科学图书室”,看来图书馆也多少认识到该书与“自然”选择的关系。偶与图书馆心有戚戚，疏为难得。

闲话到此为止，下面就结合我自己的理解谈谈《枪》是如何回答那些问题的。

今天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人类文明，主要是从几个特定地方发源的：新月沃地（今天的两河流域一带）、南亚、东亚等。人类的历史确实也告诉我们这一点。在那几个地方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统一国家政权，最早的常备军，最早的金属用具和武器。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为什么是新月沃地？

首先，在没有外界传入技术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学会驯化植物成为农民，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他们活动的区域内有适合驯化的植物。这一点上，新月沃地、中国黄河流域与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形成鲜明的对比。新月沃地和黄河流域生存着种类相对比较多并未含能量（卡路里）较多的野生谷物，大麦小麦等等。相对而言美洲野生的粮食只有玉米，而且者所含能量也不如前者。尤其是新月沃地特殊的气候环境——半干旱的地中海气候——造成了不利于植物多年生长的条件。于是那里生存得较多的就是那些一年生草本植物。这种植物的特点就是把大部分能量用于繁殖，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物种在新月沃地的特殊气候环境下生存下来。籽粒大而多，使当地人青睐通过谷物采集得到食物而不是通过狩猎。这就造成了极好的采摘并学习种植这些植物，发展农业的条件。因此，同样是数千年数万年前的人，生活在新月沃地和黄河流域的就有更多的机会驯化更多含能量更高的植物，发展更高产的农业。从而导致两个对今后命运有决定性结果：人口的增加和定居生活。我们分开来说，先说定居。

既然选择了做农民，并且也有机会发展比较高产的农业，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定居生活。当然并非农民就一会永久定居。因为原始农业者会发现一块土地连种几年肥力会下降，于是可能会换地方。但即使是这种迁徙，至少在若干年内还是在一个地方定居的（而不像《狼图腾》中提到的游牧民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草场，一年内要搬几次家）。过去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定居会给一群原始人带来什么。《枪》在这点上给人启发很大。它提到定居使得人们可以有了一个大量贮藏食物的条件。这就使食物的生产可以放开限制。在流动迁徙中不可能有这种条件，所以人们不会也不能去考虑无限制增加食物。这样一来定居者的食物量要远远超过迁徙者，能养活的人口数量明显也将更多。此其一也。另外，定居生活使定居者能够生养更多的后代。而一个经常迁徙的家庭中，因为迁移不能带太多累赘，所以前一个孩子学会走路跟上大家（大约要到四岁）之前是不宜生养第二个孩子的。但是定居者就没有这个限制。只要有足够的食物，孩子可以敞开了生。这又是导致定居者人口远超迁徙者的原因。此其二也。定居，从这两个方面导致人口的迅速增加成为可能。

然后再谈人口。人口数量，可以说是影响原始族群命运最关键的因素，而我过去事实上从未注意过——直到《枪》提醒我这一点为止。第一，众多的人口导致的结果是对食物更多的要求，于是刺激农业进一步发展。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增长。第二，众多的人口导致众多潜在的发明家，集思广益，从而使技术迅速进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话说这点我应该意识到的。因为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我读完了。其中就提到这种情况。书中说银河帝国和自由星系联盟双方的人口都是成亿来计算，所以互相的技术发展都很快。当发现对方有什么新技术时已经见怪不怪，不会说“竟然做出了这种东西啊！”而只会说“果然做出了这种东西啊。”不知田中芳树是否也读过《枪》，但这种认识与《枪》是一致的。）第三，众多的人口导致新型的复杂管理技术出现。在只有几十人、互相都很熟悉的小部落里，遇到纷争有家长、族长出面就可以搞定，最多也就是把全寨子人叫到一起商量一下。但是到了成千上万人的一个群体里面，这显然行不通了。相互之间不熟悉，不熟悉就不买账，不买账就不听劝，不听劝就私斗不止。而且也不可能动不动就把几千几万人全都召集起来帮忙解决这种。于是就必须靠法律，靠官吏和暴力机构（剩余粮食也足以养活这些脱产者）来处理问题。

*关于人口多导致管理系统复杂这点我再加上我自己的一点想法。那就是单个群体的人口增加（不是一个区域所有群体的总人口增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群体之间的战争和兼并，然后形成较大的群体。即使农业发展了，毕竟生产力还是很有限，抗灾能力就更有限了。所以经常性的斗争肯定是少不了的。这也许是对《枪》观点的必要补充。否则即使人口很多，但是分成众多微小的群体，仍然无需也无法形成复杂的管理系统。

除了农业，还有畜牧业的问题。它的作用比较复杂。《枪》通过细心地收集数据，发现新生代冰河期之后的生物大灭绝，也给新月沃地等地方带来了契机。很多大型哺乳动物在地球的其他地方灭绝了。但是新月沃地、中国等地留下了较多的可供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典型的就是牛、马、骆驼。而黑非洲、美洲就没那么幸运了。尤其是后者，可供驯化的大型哺乳类只有美洲驼，怎一个惨字了得……于是很自然的，在新月沃地和中国出现了最早的战车、骑兵以及用畜力进行农业耕作和运输的技术。骑兵在后来数千年的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并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时立下汗马功劳。畜力运输和耕作进一步推动农业技术发展，并增加人口。增加的人口又进一步继续扩大技术等优势。

这事实上已经基本上把一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即为什么是在新月沃地等地方而不是在美洲、非洲、澳洲出现最早的国家政权与那些先进的生产、作战技术。以上诸因素在下文中还会提起，因为他们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会给欧亚大陆的人们带来生存竞争方面的其他优势。

二、为什么是欧亚大陆？

为什么1500年之后，是欧亚大陆的人去美洲、非洲、大洋州扩张和殖民，而不是相反？新月沃地和中国这人类文明的两个重大源头都在欧亚大陆，这不假。但是这个源头出现的文明之泉为什么是向这里而不是那里流淌？新月沃地距离非洲如此之近，它的文明之光为什么没有传播到黑非洲呢？仅仅是撒哈拉沙漠的阻隔吗？

《全球通史》中说“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文化上是所有主要民族中最易受到遏制的民族；其次是新大陆的美洲印第安人；再次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黑人；最后是——最少受遏制，进步最大的——欧洲大陆各民族”,并以此解释各地的文化水平差异。《枪》则更进一步，说出了这种“与世隔绝”除了交通不便利之外的另一个因素：经纬度。

从世界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各大陆比较起来，欧亚大陆跨越的经度首屈一指。美洲、非洲、大洋州均望尘莫及。所以可以说欧亚大陆是一块东西轴向的大陆。而非洲、美洲跨越的纬度要远远超过其跨越的经度。它们可以说是南北轴向的大陆。大洋州情况特殊，暂时按下不表。

同一个纬度下的环境和气候通常比较接近。而同一个经度则更可能大不相同。因此一般来说，原始人类迁徙的方向更倾向于在同纬度上进行跨经度的横向迁徙。东西轴向的欧亚大陆的原始居民是幸运的。他们可以东西横向迁徙很远而遭遇的气候变化可能不大。欧亚大陆给他们提供了长途旅行的便利。但是对于非洲和美洲的原住民来说就不行了。因为非洲和美洲跨越的经度窄，这些原始人迁徙的范围就远不如他们在欧亚大陆的同胞。所以说美洲的印第安人其实人数并不算太少，理论上是可以形成较大范围的深入交流和学习的。可惜纵向的美洲大陆给他们的交流产生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如果在美洲只能进行横向交流的话，交流面就狭窄得多了。

如此一来，欧亚大陆的居民不但有条件产生最早的农业、畜牧业，率先做到了人口数量的激增。又随着人口数量的激增，发展出了复杂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然后，又能借助欧亚大陆各地居民的横向交流把各种文化成果推广开去，让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都随之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和牲畜的驯化加上相对方便的交往，又给欧亚大陆的人类带来一个既是灾难又是福音的因素：病菌。

人类历史上遭遇的众多传染病，有极大的一部分来自动物。人类驯化各种动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染上一些原本只有动物身上才有的病菌和病毒。到了后来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上杀伤力最强的那些传染病几乎全都是来自人类驯化的动物。黑死病、天花、白喉、梅毒等等。这些病菌病毒在欧亚大陆杀死了不计其数的人类成员，留下一批对它们的免疫力很强的幸存者。这是缺乏动物驯化的美洲和大洋洲人类的致命劣势。于是当西班牙人到达美洲时，他们带去了能在短期内大量消灭印第安人的传染病。这些病菌除了在印第安人之间打开杀戒之外，还从心理上粉碎了印第安人的抵抗意志。因为印第安人发现西班牙人不会染上他们染上的病。没有比这更让人沮丧的了。死于来自旧大陆病菌病毒的印第安人要远远超过死于刀剑枪炮者。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基因方面）的生存竞争。在这场生存竞争中，因为环境限制，在美洲浑浑噩噩生活了数千年而难有大发展的印第安人一败涂地。同样的事情也在大洋洲发生了。至此白人殖民者，这些新月沃地的传承者就可以自豪地唱道：再过几千年，我们来相会，光荣属于我们欧亚大陆的新一辈~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旧大陆死于这些病菌的人口显然要远远超过后来几百年中新大陆死于相同原因的人数。但是塞翁失马的旧大陆人类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得到了免疫力，从而在最终的生存竞争中一劳永逸地战胜了新大陆的人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明年到谁家……

三、为什么是欧洲？

解决了欧亚大陆的问题，接下来最后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欧洲人到亚洲殖民，而不是反过来？尤其是对于中国等文明古国，为什么在后来会被起步晚的欧洲赶上并超越？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可以采用我过去的思考结果（对这个问题我思考得比较多），以《枪》中的材料和分析为辅。不过《枪》中的观点与我原先的结论有很多相合之处。

我认为，近代中国输在以下几点：孤立的地位、统一的帝国政权、早期的辉煌。

正如《全球通史》和《枪》中都提到的原因。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促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地理上的隔绝将造成文化交流的障碍，从而导致文明发展的缓慢与落后。中国和欧洲之间间隔了长长的草原和沙漠带。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只有蒙古帝国在短期内使接连中国与欧洲的陆地通道保持足够畅通。其余时候中国成为东亚一个巨大的孤岛。这对于中国与欧洲交流是有相当阻碍作用的。但是为什么缺乏和中国的交流，欧洲却仍然能赶超中国呢？这就涉及后面几点。

统一的帝国政权给中国带来了利弊参半的结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统一政权的国家和民族。一方面统一的政权有利于保持这个民族不轻易被外来势力征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难以形成竞争，而且统治中国的集权统治者如果一个举措不当，很可能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和相当长的时间内抑制一个民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创造力。“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决定外，中国的朝廷还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动的决定：放弃开发一种精巧的水力驱动的纺纱机，在14世纪从一场产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在制造机械钟方面领先世界后又把它拆毁或几乎完全破坏了，以及在15世纪晚期以后不再发展机械装置和一般技术。统一的这些潜在的有害影响在现代中国又死灰复燃，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狂热，当时一个或几个领导入的决定就把全国的学校系统关闭了5年之久。”而在欧洲就不一样，哥伦布向西探索东方的计划在意大利得不到支持，在葡萄牙被拒绝，在法国被嘲笑，但是他最终可以在西班牙找到了对之感兴趣的人。而如果在中国，一旦皇帝没兴趣的话，无论是谁都找不到别人来支持第八次下西洋了。欧洲的分裂也导致小政权之间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不断竞争，并使得欧洲总体实力在竞争中提升。这又是统一的中国所欠缺的。（顺便说一下，谈到欧洲的竞争时戴蒙德和我在文化自然选择一文中一样引用了日本火器退化的例子，连表述都几乎一模一样，真叫人欣慰。该段文字附后，供参阅。）

早期的辉煌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负担。中国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实际上就已经雄霸东亚。上千年来，中华帝国在东亚几乎始终处于谁与争锋的地位。只有蒙古高原若干昙花一现的草原帝国偶尔能对它说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即使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那几年中，欧洲观察家仍然发现“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实际苦难和贫穷少于中国的国家。”（[美]墨菲 著，黄磷 译：《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12章第2节“繁荣和人口增长”）。曾经的辉煌让人迷恋过去的经验，从而难以适应新的变化。“中国人习惯于领导世界已长达2000年甚至更久，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及如何对外部世界恰如其分做出反应的看法不可能很快改变”（同上书，第15章第1节“衰退中的中国”）。造就曾经辉煌的原因，一部分源于上述原因导致的起步早，一部分则源于刚刚提到的统一的帝国政权。于是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欧洲的传统是分裂，而中国的传统是统一呢？

对这个问题，过去的研究者已经有过很多解释。其中目前在中国比较走俏的解释是治水论。即东方的大河环境常常需要建设大型的水利工程才能避免洪水泛滥并同时保护农业生产。而大型的水利工程建设需要统一的指挥。于是很早就产生了所谓“东方专制”.此说在早些年由马科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开创，近有魏特夫加上黄仁宇弘扬，故在我国甚嚣尘上。但我一直怀疑其中的逻辑。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比较大的，足够进行大型水利工程的政治实体要形成，需要很长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显然尚不存在必须的大型水利工程，那这段时间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活过来的？难道他们暴霜露斩荆棘茹毛饮血忍饥挨饿数百年，就为了等待一个大帝国的诞生？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祖先可能不如我们聪明，但是他们应该也不至于笨到那种程度。后来在钱穆先生的书上从观点到史料都说明中国的水患出现得很晚，除去大禹治水的神话以外，最早记载黄河水灾的记录是在进入春秋之后上百年了。而西周的政权架构，以欧洲人的标准来看已经算得上是专制集权（在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已经把商朝都算作专制政权了）。也就是说，钱穆先生证明了中国的水患出现在集权之后。通过时间顺序在事实上的颠倒驳倒了治水论，使我对治水论的怀疑比猜测高了一个档次。

《枪》中提到了治水论，用同样的理由进行了反驳。它用比钱穆先生更加坚定甚至露出一点轻蔑的口气说：“详尽的考古研究表明，复杂的灌溉系统并不是同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一起出现，而是在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到来的。就是说，先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政治集权，然后才有可能建设复杂的灌溉系统。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在政治集权之前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发展，没有一个是同江河流域或复杂的灌溉系统有任何联系。”

关于中国统一早的原因，我在本科的毕业论文中提到过自己的设想。大河环境对于尚须迁徙进行刀耕火种的农业民族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天然迁徙场。农业技术不发达时，农民为了始终在具备足够肥力的土地上耕种而不得不进行迁徙。对于居住在大河边上（而且是东西走向的大河，沿河纬度变化不大，气候也就相近一些）的农民来说，为了确保耕作所需的水源，最保险的迁徙方向就是沿河而动。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对外征伐大部分是沿着黄河进行的。这样一来沿河迁徙的各个农业族群就会有较多的机会进行交流——无论是文的方式还是武的方式。另外，大河还提供了便捷的水运环境，使沿河各地的交流更加便利。这在今天温州瓯江沿岸语言接近程度甚于山区这一现象来看也可以说明。所以一句话，大河环境造造成了沿河原始农业民族频繁的文化交流与武装兼并，这使大河沿岸较早出现大规模人类集体的几率要高于其他环境。而如前所述的原因，大规模人类群体需要更复杂的政治结构进行管理。于是最早的集权国家就容易在那里出现。而如西方的希腊、罗马，因为是人口较少的城邦，尚存在实施民主制的可能。但在通讯条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一旦人口剧增到一定程度，就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专制帝国的道路。

说句题外话，《枪》以人口多寡为标准将古代社会的人类集体进行了分类，从人口少到人口多依次称为：族群、部落、酋长管辖地和国家。“族群有几十个人，部落有几百个人，酋长管辖地有几千人到几万人，而国家一般都要超过5万人”.人口越多则社会管理结构越复杂。当然复杂的并不一定是更好的。复杂的无法适用于人口少的群体，简单的则对付不了人口多的群体。这倒是让我想到为什么汉族能一次又一次把南下的少数民族给“同化”,而不是相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族人口多，自然要采取比较复杂的管理模式。少数民族本来因为人口少，采用的就是比较简单的管理模式。如今少数民族南下到汉族的人口海洋中来，要想统治那么多的人口，自然不得不改用汉族复杂的管理模式。我想这应该是汉族同化胡人能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言归正传。在中国为什么那么早出现统一国家的问题上，《枪》的观点与我原先的设想基本一致。不过它的看法让我得到了补充。《枪》中做出的解释是欧洲支离破碎的地形地貌天然地将土地划分开来，形成众多能够独立发展文化的岛屿和半岛。这点换成我的说法也就是欧洲的地形不像中国那么适合古人频繁地进行或文或武的交流，但是原因解释得更具体了。《枪》中的这段论述很精彩，附文后，供参阅。

总而言之，为什么是欧洲？因为欧洲传统的分裂。而且分裂的同时又在距离和纬度上接近新月沃地，使得虽然交通不甚便利却不至于与世隔绝。欧洲受到了新月沃地文明的影响，又因为分裂而保持了整体的竞争力。所以尽管起步晚却能后来居上。中国起步早，人口多，帝国强，故周边鲜有竞争对手，这造成了中国两千年在东亚的绝对辉煌。绝对的辉煌加上中亚的阻隔，使中国得不到竞争的压力，还让中国留下了傲慢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终于被欧洲赶超，并且在被赶超之后又花了很大代价才低下高贵的头开始犹豫着向西方学习。

以上便是我把《枪》的主体观点和自己原先的认识结合起来以后，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基本解释。《枪》的魅力在于把知识连成了串，一下子让我想通了很多问题。(网)此外很多观点又与我原先设想的一致，更增添了它给我的亲切感。

附：日本的孤立导致火器退化和欧洲的竞争导致火器发达（《枪》中原文）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日本放弃枪支。火器在公元1543年到达日本，当时有两个葡萄牙人携带火绳枪（原始的枪）乘坐一艘中国货船抵达。日本人对这种新式武器印象很深，于是就开始在本地制造，从而大大地改进了枪支制造技术。到公元1600年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更好的枪支。

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于日本接受火器。这个国家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武士阶层，对他们来说，刀是他们这个阶层的象征，也是艺术品（同时也是征服下层阶级的工具）。日本的战争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间面对面的个人搏斗，他们站在空地上，说几句老一套的话，然后以能体面地进行战斗而自豪。如果碰上农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枪支乒乒乓乓乱放一气，这种行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枪是外国的发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鄙视，就像1600年后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视一样。由武士控制的政府开始只允许几个城市生产枪支，然后又规定生产枪支需要获得政府的特许，再后来把许可证只发给为政府生产的枪支，最后又减少了政府对枪支的定货，直到日本又一次几乎没有实际可用的枪支。

在同时代的欧洲也有一些鄙视枪支并竭力限制枪支使用的统治者。但这些限制措施在欧洲并未发生多大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哪怕是短暂地放弃了火器，很快就会被用枪支武装起来的邻国打垮。只是因为日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孤立的海岛，它才没有因为拒绝这种具有巨大作用的新军事技术而受到惩罚。

附：欧洲的分裂和中国的统一及其结果（《枪》中原文）

因此，了解了中国把政治和技术的卓越地位让给欧洲这方面的真正问题，就是了解了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的问题o答案又一次用地图表示出来（见下图）。欧洲海岸线犬牙交措，它有5大半岛，每个半岛都近似孤悬海中的海岛，在所有这些半岛上形成了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府；希腊、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丹麦和挪威/瑞典。中国的海岸线则平直很多，只有附近的朝鲜半岛才获得了作为单独岛屿的重要性。欧洲有两个岛（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它们的面积都相当大，足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和保持自己的语言和种族特点，其中的一个岛（大不列额岛）因为面积大，离欧洲大陆又近，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欧洲独立强国。但即使是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岛——台湾岛和海南岛，面积都不到爱尔兰岛的一半，这两个岛都不是重要独立的政体；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现代以前一直处于与亚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欧洲被一些高山（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挪威边界山脉）分割成一些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治单位，而中国在西藏高原以东的山脉则不是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中国的中心地带从东到西被肥沃的冲积河谷中两条可通航的水系（长江和黄河）连接了起来，从南到北又由于这两大水系（最后有运河连接）之间比较方便的车船联运而成为一体。因此，中国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广阔的两个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的决定性影响，而这两个地区本来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后来竞合并为一个中心。欧洲的两条最大的河流——莱茵河与多瑙河则比较小，在欧洲流经的地方也少得多。与中国不同，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对其他核心地区产生长期的决定性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又都是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

中国一旦于公元前221年最后获得统一，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独立国家有可能在中国出现并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在公元前221年后有几个时期出现了分裂局面，但最后总是重新归于统一。但欧洲的统一就连查理曼、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下定决心的征服者都无能为力；甚至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所控制的地区也没有超过欧洲的一半。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和非常一般的内部障碍，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初始的有利条件。华北、华南、沿海地区和内陆的不同作物、牲畜、技术和文化特点，为中国的最后统一作出了贡献。例如，黍的栽培、青铜技术和文字出现在华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铸铁技术则出现在华南。我用本书的很大篇幅着重讨论了在没有难以克服的障碍的情况下技术的传播问题。但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三）郭世超

作为后人，我们总是免不了要对发生过的历史作些“如果”的想象，特别是当这种历史对我们是带有屈辱色彩的历史。比如中国人就常想“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如何”，同时也会有大量“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的问题，如“为什么日本能维新成功，而中国不能”.美国学者贾雷德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在他这本广受赞誉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他用四百多页的篇幅与读者一起回顾了13000年的人类文明史，探讨为什么是欧洲大陆征服了美洲和非洲而非相反，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即，是环境，更准确的说是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一切。

这不是一部乏味的学术著作，从它获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奖就可以看出。书中讲述的一些历史故事就让人看着绕有兴致，比如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带领一支168人的部队击败一支八万多人的印加帝国军队并俘获他们的皇帝，进而征服整个印加帝国。这实在让我初看时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即使武装到牙齿的168个美国大兵，我也无法相信他们就有击败八万多个手里仅仅拿着长矛的土著的能力。而贾雷德则从这些不可思议中提炼出背后的原因，让我看后对这些解释也大为信服，同时让我也跟随作者思考，读到这样兼具阅读快感和思想快感的书确实让人十分兴奋。

这本书给我最大印象的还是它思考问题的角度之独特，我对书中的有些观点也不能完全认同，但是作者具有新意的一些角度还是让我看罢击掌叫好。比如从大陆的地理的延伸方向来探讨技术，文明传播的问题就让我大开眼界，而在此基础上作者严密的推理和论据列举又让我见识了一为严谨的学者应有的态度。再比如它对中国在近代的落后的解释可能更令人惊讶，我们一直洋洋得意的统一的大国竟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统一专制的体制使得一项新技术一旦被禁止或排斥就可能永无出头之日，而在诸国众多的欧洲，即使一个地方被排斥的技术另一个地方也可能继续使用，从而使得一项足够优良的技术，或者说一项制度有足够的时间空间显现出它的优势。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并没有进一步扩展，而是本着本书强调环境作用的主旨，指出不是中国人决定了这种状况，而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一切。这样的角度显然不够全面，但是在我们已有的观察中国的角度上增加一个新的角度，无疑对认识问题是大有好处的。

读罢此书，还让我对作者的胸怀产生了敬意。他写这本书并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深处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本着一个学者科学的态度，他从学术上解释着他关注的问题。但是他从这个角度驳斥了一些西方人所谓的人种观点，即认为西方的先进是因为他们的天赋，是一种上帝的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