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阅读体验——读《穆青传》有感

第一篇：独特的阅读体验——读《穆青传》有感

独特的阅读体验——读《穆青传》有感

冯志云

读毕张严平老师用春夏秋冬一个轮回著成的《穆青传》，轻轻掩卷，注视着封面上穆青老人丘壑纵横却温暖坚定的脸，任泪水慢慢滑落。心中有弦铮然作响，感动与思考牵引着难平的心潮„„

严平老师在《穆青传》的“后记”中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的内核，归结到底都是一段或长或短的心灵旅程。这部《穆青传》执意告诉读者的正是关于中国新闻界一位旗舰式人物的心灵历史。”从《穆青传》中，我触摸到一个背着小布包仓促离家的16少年滚烫的革命之心，一个奔走在东北茫茫雪原上的小记者受民恩惠之后的感激之心，一位新华社副社长、经过战火洗礼的共产党员与另一位和平建设时期为人民呕心沥血的共产党员灵魂碰撞之后喷薄的感动之心„„随着严平老师大气、诗性的笔触，我在阅读中走过了穆老的一生，目睹了这位“中国新闻界的脊梁和良心”的坎坷却精彩的心灵之旅。读毕，灵魂震颤。

《穆青传》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从前少有的。这种少有的体验，首先体现在文字上。在我的阅读生活中，许是出于中国人传统的审美习惯，我喜欢沈从文那一脉明朗舒隽、意境深远的文字，并且一直认为用淡淡笔触写出悠悠思绪的文章才是上品。而人物传记是一个人一生的盖棺论定，更应当用平和冷静的笔触去剖析传主的是非功过。因此初读《穆青传》，严平老师感情丰盈、气势磅礴的文字风格让我一时难以接受。不知为何，阅读《穆青传》前，我总是觉得这样风格的文字属于狂飙突进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属于与那些自命的时代代言人喷涌的感情黏合成胶状物的文字。一个传者，怎么会在记述传主人生经历时用如此不加节制的笔触？带着这样的疑问阅读全书，泪水滑落的瞬间，我知道自己错了。穆青老人的一生，若不用这样史诗般大气磅礴的语言，实在难以道尽他那为党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与朗日般生辉的高洁人格；甚至读到最后，我觉得这样的文字还不够，还应当再大气一点，再激越一点，方能让心中翻腾的感动与崇敬在文字之中找到寄寓之所。而掩卷瞬间，我也清楚地认识到，《穆青传》并非前80年代不加节制的呼号文章；我清晰地感觉到，向来热情的严平老师，是怎样压抑着她心中涌动的敬佩感动，对这位新华社一生热情的老社长进行了真实而质朴的描摹。

周原推门进屋。穆青劈头吼道：‘写！现在就写！立即写出来！’

„„

穆青一夜无眠。寒风吹打着窗纸，细细的黄沙从门缝、窗隙间钻进来，静静地落在脸上、被子上。他蜷缩在被窝里，一闭上眼睛，焦裕禄的面孔就在眼前晃动。

„„

穆青的泪水洒满枕头。许久以来积蓄在他心底的种种寻找、期待、思考、情感„„这一刻，如长河决堤。

整部书，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处处有严平老师和穆老的心灵共鸣——这种共鸣，来自共同为之工作的新华社，来自共同为之奋斗的新闻事业，更来自性格深处、共同相信的这个世界的真善美。所谓“文如其人”，因为严平老师和她的真挚激情的文笔，到此时我才真真切切地有了感受；而所谓“人如其文”，因为穆青老人和他那些为国忧心、为民着想的文字，到此时我方看到了真真正正的契合。可以说，《穆青传》带给我独特的阅读体验之一，就是让我知道，人与文，传者与传主，是怎么样高度契合，得到统一的。而好的文字的质地与风格，也绝非只有古朴明净一种。严平老师在《穆青传》中所体现的文字风格，并不如我阅读之初所认为的那样，是简单的宣泄与呼号，而是有克制、有反思，却充满热情，恰如曹文轩先生在北大讲述汪曾祺风俗美学时所提到的80年代作家们那样：

他们不想再随便冲动，让宝贵的情感一泻无余。更不想学那些演技拙劣的演员，幻化出心底深处根本没有产生过的感情贴到脸上，然后靠生理机能的嘴角抽搐，以显示极度的痛苦。他们从作品里撤出，冷峻地、不露神色地、客观地表现着生活。即使介入，也不像过去那样动辄就作“义愤填膺”状、“惨痛欲绝”状、“昂扬激越”状，而镇定自若，感情自然，行动平稳，痛苦和欢乐都是有节制的流露。嘴形大张的号啕，变成胸腔中的哭泣；爱情失落后的跌跌撞撞的奔跑，变成了日暮时缓缓脚步和哀哀目光。

文字之外，《穆青传》的阅读带让我思考最多的，是严平老师称之为“爱”的东西。穆老的一生，起落参差，可他写得最多的赠言，是“勿忘人民”。是什么让穆老对人民有如此深沉厚重的爱？又是什么，让穆老对使他一生起落的中国共产党，有坚定的信心和不渝的信仰？爱民与爱党，如何就能在穆老身上，形成两点一线式的统一？

穆老的农民出身是一种回答，他的母亲的爱与恩慈是一种回答，延安的“整风运动”时毛主席的信任与决断是一种回答，严平老师的“爱”也是一种回答。她说：

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爱，能比一个人对他的祖国、民族和人民的爱更博大、更深厚？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爱，能比一个人对他的理想、信念和事业的爱更坚毅弥久？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爱，能比一个人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燃成火把的爱更至真至纯？

爱，是这个人的心魂。

而我觉得，这样的回答完美，却太抒情。弱化那些《穆青传》给我的、让我沉湎的激情、感动、崇敬与景仰等感情因素，我希望能做出一个更为理性的回答。思索良久，我的回答是：作为一个老记者，穆老深知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新闻与政治是一树双花，相生相依；要做好新闻，必须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对政党和人民的热爱。正是源于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正确认知，穆老对党、人民的爱与忠诚，是发自内心，并且贯穿他的新闻事业始终的。

事实上，关于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我个人原也有不少迷惘。“新闻的本质就是政治”，这是李斌老师在一堂新闻传播史课上告诉我们的。说实话，当时我心下颇有不以为然之意。新闻是新闻，政治是政治，两者混而为一，何谈新闻专业主义？事后找了些相关资料阅读，却仍是不甚明晰；直到读了《穆青传》，我才知道，新闻，确实与政治息息相关。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政治这根弦永远应当是新闻工作中绷得最紧的。

而新闻记者讲政治，并非盲从政治。穆老的新闻工作告诉我们，新闻记者所应有的，是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新闻记者不应做的，是为政治利益所左右，成为政客的笔杆子。正是因为有鲜明的政治意识，深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穆老才会在风雨如晦的文革时期，拍板发出与当时阶级斗争的“主流”不符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感动神州；在文革后，拍板签发《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促成“四五事件”的完全平反；在90代初的思想动荡中，又是穆老，冒着风险发出通讯《风帆起珠江》一文，呼应了随后而来的改革开放大潮。而“大跃进”中，同一个穆青，对报道各地一个比一个放的高的卫星的文章，明确地说“不能再发了”；面对文革中上级指定报道的“反潮流战士”张铁生、造老师反的小学生黄帅，穆青坚决地说：“我们不发这些东西！”

为什么穆老总是可以把握住时代的潮流，扼住时代的命脉？因为他知道，对于记者，尤其是新华社的记者来说，新闻的本质是政治。由此，他知道中共是值得坚定信仰的，哪怕它暂时地失足犯大错；由此，他知道人民是值得热爱的，因此他的所有报道，都是努力地为人民鼓与呼。穆青一生中所有为人称道的报道，从早期《一枪未放的胜利》，到后来誉满天下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都是他正确处理新闻与政治关系的产物，印证了甘惜分“我认为政治与新闻是分离不了的，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的观点。

《穆青传》带给我至为独特的阅读体验，冲击了我不少阅读观念。好文字的质料与形式，文与人的关系，传者的传主的关系，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我没有料想到，从一本简单的人物传记中，我可以获得那么多。

第二篇：读传有感

读传有感

话说在貳零壹零年叁月貳拾陆号那浮生半闲的周五早上，竟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和同班同学相约去图书馆“淘宝”。

出于瞻仰伟人的情怀，同时也基于对貳拾世纪最杰出的历史人物的潺潺仰慕之情，便义无反顾的优先选择了那个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巨匠风云人物——毛泽东，由于坚信“旁观者清”，所以选择拜读迪克威尔逊先生撰写的《毛泽东》，迪克威尔逊先生是国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他的作品应该值得拜读。

此后断断续续的从叁月貳拾陆号到肆月拾陆号晚才算比较认真的读完一遍，自觉读完相当受益，于是便有了写些读后感的想法。同时那晚又恰逢周五，周末没课，寝室的叁位同胞刚好也都出去娱乐了，正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此正当“作为”时刻，天时、地利皆有，于是提笔略写，奈何好事总是多磨，忽而远方某君念余悠悠，于是打来一通电话，略表相思，大家也都知道粥是要用煲的，这一煲一个多小时也就过去了，一看时钟已经凌晨一点咯。此时此刻难为情，不禁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得不感慨精力有限啊！没能像毛主席一样可以工作到深夜，而仍然孜孜不倦，精神奕奕，伟人确有其与众不同的禀性啊！我的修为不够精纯，只能去约周公修炼咯！

看来想写东西的必要有了，还要有必要的机遇啊！

此后两周又是庸碌的往返于教学楼与宿舍之间，但希望多拜读一些伟人的传记来启发和激励自我的情绪却已经萌芽。好像闹钟一样，准时启动，又是同样半闲的周五，肆月叁拾号，只是时间却漠然的过了叁百叁拾陆个小时，这次借的是《罗斯福》和《甘地传》，心想“五一”出去耍一天，然后看书，写点东西。可是，可是„„这个就„„奈何，计划总是赶不上时间的变化呀！朦胧中“五一”假期就那样朦胧过去了。

时光如梭是极有道理的，时间也是可爱的，半闲的周五也是如期而至的，伍月柒号，不知何也，此时突然想起《红楼梦》里形容凤姐的那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的卿卿性命。”我觉得可以改一下，用来形容此刻写东西的心情，“机关算尽太匆匆，反误了卿卿时间。”

可见想写点东西确实很难，不仅要有时间，还要讲机缘啊！2010-5-7

重庆

第三篇：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及封建专制浅谈

葛喜生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系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鏐之后，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堪称自学成才而荣登中国最高学府历史教授宝位的奇才。著作等身，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名著》、《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古史地理论丛》等，其夫人及门生整理结集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凡1700万言。早年因《刘向、歆父子年谱》出名，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赏识推荐至燕京大学教国文，后又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教授历史，大陆解放后赴香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后创办新亚书院。为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1967年受蒋介石之邀定居台湾台北，去世后骨灰撒在太湖之滨魂归故里。钱穆一生致力于历史学教育、研究和弘扬国学精神，年逾八旬双目失明仍治学著述不辍，此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窃慕钱先生大名，购《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2月北京第二版）拜读。一口气读了《中国社会演变》等篇，觉得钱穆把握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比较到位，故在中西方社会对比方面还是有自己的见地。虽然他对中国古代历史了解得比较多、比较深，对各时期历史的特点归纳分析比较精当，但是，由于他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看问题常常只是浮于表面而没有深入本质。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仅存于夏商周，是自上而下的分封，西方的封建社会则是由下而上的契约式的，实不知他已将形式代替了本质内容，特别是他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是唯物史观的封建社会概念，夏商周实际上是奴隶制社会。他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正确认识，认为全国人民都在同一个法律下生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平民可以经举贤良、察孝廉或参加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登上政治舞台。殊不知统治阶级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和土地所有权，而平民只是受统治和剥削的对象，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使平民中的才智之士参与政治这只是巩固统治的手段，本质上还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就以汉朝按每二十万人每年选一个孝廉来说（汉朝的选举方式有举孝廉、贤良、方正，而以举孝廉为主），西汉平帝时人口最高了达近六千万（元始二年，也即公元2年，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东汉和帝时人口最高达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就按六千万人算，那么，每年也就选补官吏三百人，泱泱大国之政府每年仅补充这区区三百人够吗？分配到一百多个郡，每个郡还不 1

到三人，谁能相信一个郡的官吏就那么几个人呢？请看有关历史资料：

《后汉书·百官》里对政府和军队的官吏设置有较详细的说明。从政权系统看，中央比二千石以上（含比二千石）的高官有三公九卿、光禄大夫、执金吾、太子太傅、大长秋、太子少傅、将作大匠、侍中、城门校尉、司隶校尉等，其下各有丞、令、黄门等名目繁多的各级官员，以九卿之一的少府为例，其下有四令（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令下又有诸丞，太官令下有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太医令下也有药丞、方丞之分，可见中央系统人多牛毛。中央以下，十二州各设刺史一人，均有从事史、假佐。郡设太守一人、丞一人、尉一人，国亦设相一人、丞一人、尉一人，郡国“皆置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正门有亭长一人。主记室史，主录记书，催期会。无令史。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这么一算，书佐不计就有大小官员七、八人，县呢？“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各署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算起来县一级政权大小官吏至少也有五六人（仅令、丞、尉各一人、曹掾三人计）。再到基层“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最后，还有里魁、什、伍。乡、里不算，单算县及县以上各级，则全国在一千多个县一级政权服务的官员就需六千多人，加上一百多个郡和国的官员一千多人，加起来地方政权就七千多人，再加上直接为中央政府和皇帝服务的数量庞大的官吏，总计当有万人以上吧。《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职官考一》说：“汉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万二百八十五员（哀帝时数，兼诸府州郡胥吏）。后汉七千五百六十七员。”这是最保守的估算，实际上东汉时的官吏应远不只七千五百多人。拿离东汉不远的三国时期的魏国来对比，一个郡约有官吏二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十五》载：“又有高阳刘类，历位宰守，苛慝尤其，以善修人事，不废於世。嘉平中，为弘农太守。吏二百余人，不与休假，专使为不急。”这里所述的“嘉平”是魏帝齐王曹芳的年号，是在公元249-254年，离东汉灭亡才三十多年，此时因战乱北方人口大减（魏国人口最高峰时才四百四十三万多），而一个郡却有二百多官吏，那么东汉时一个郡的官吏人数应不少于此吧。再看《三国志·魏书八》裴注“㈤魏书曰：渊知此变非独出俭，遂为备。遣使谢吴，自称燕王，求为与国。然犹令官属上书自直于

魏曰：“大司马长史臣郭昕、参军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这段说的历史背景是，魏景初元年公孙渊在辽东称燕王，据有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魏明帝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派司马懿剿灭公孙渊，公孙渊惧怕被剿灭，所以让其燕国官吏七百八十九人上书魏国陈情，以此度之，每郡约二百官吏，与嘉平时的弘农郡官吏人数相当。参照魏国的标准算，东汉时郡及以下的官吏应有二万多人。这样算来，东汉每年察孝廉的官吏只占整个官吏队伍的1.5%弱，退一步算，连举贤良方正也算进去，数字加翻二倍，也只是4.5%左右，更何况被察举的孝廉和贤良方正有一大部分就是大官员和世袭贵族的子弟。如曹操是举孝廉出身（《三国志·魏书一》载：“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其父曹嵩即是位列三公的太尉，其祖父曹腾为费亭侯、中常侍大长秋。军阀袁术也是从举孝廉为郎（《三国志·魏书六》云：“袁术字公路，司空逢子，绍之从弟也。以侠气闻。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后为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而从其高祖袁安算起，到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再到生父袁逢、叔父袁隗已是四世三公。东汉末的另一大军阀袁绍与袁术系堂兄弟，则是因祖荫而直接为官的（《三国志·魏书六》云：“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裴注云：“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因此，文官系统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是贵族官僚家庭出身，农家子弟能有幸被察举为郎吏的则应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人，这些人大多数是低级官员，能象西汉公孙弘、东汉“巨孝”江革那样上升到高层的属凤毛麟角。到魏文帝曹丕废汉立魏，将察孝廉的比例提高到十万人口举一人，也仅是在比例上比东汉时多一倍而已，在绝对人数上则大大少于东汉，因此并没有更大的改观。

再看军队，常规军队系统“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侯。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其职吏部集各一人，总知营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即将军以下每一部均有校尉、司马、假司马、军候、假候、屯长、兵曹掾史、禀假掾史、外刺、刺奸，共五部也有近百来人。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各是一个系统，不能全部都有这些将军，平常应该也有四五个将军吧。护卫皇宫的光禄勋所管的警卫（准军队）系统又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各中郎将下有郎官、中郎、侍郎、郎中等，羽林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这说明军队系统官员也多如牛毛，精英则也是世袭的多。

可见举贤良方正、察孝廉，并不能改变绝大多数平民的命运，参与政治统治的“皇恩”并不会在全民中一体均沾。大官员数代人均为大官的不在少数，典型的如东汉杨震家族（其上几代祖先杨喜是跟随刘邦打天下杀项羽立功的，东晋末期的武将龙骧将军杨佺期及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他的后代）、袁安家族皆是四世三公，更有甚者，荀氏家族从东汉末的朗陵令荀淑起经曹魏、两晋直至南朝宋御史中丞荀伯子为止前后连续共十代人在朝为大官，两三代人延续在朝为官的家族则多如牛毛。汉代的官吏察举制度到曹魏时发展为“九品中正制”，此一新制度实行的结果形成了士族门第观念和贵族大门第的兴起，晋南迁以后江南贵族大门第（如王、谢、庾、桓等家族）长期把持政权机关重要位置，北方诸国所任用的重要官员大多数来源于当地的汉族历代士大夫大门第（如崔、卢、裴、薛等家族）和前朝皇亲贵族（如元、宇文、长孙、独狐等家族），真正从平民而登高官之位的屈指可数。所以，钱穆的观点是错误的。再说科举制，据《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考证，唐朝时每年录取的进士一般也就二十多人，最多的一年是垂拱三年六十五人（整个有唐一代登进士科者三千多人），比起汉朝的举贤良方正和察孝廉来则更少，而取得进士的人还有试吏部一关，此关未过纵等十年犹是布衣。宋朝每年开科举士的人数则达四五百人，科举选拨的人才占到整个官员队伍的20%左右蔚为可观，但宋朝在整个中国历史的时间只有十分之一，能说明整个中国历史事实吗？

钱穆先将奴隶制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认定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然后又根据士在社会上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游士社会”（战国、秦）、“郎吏社会”（两汉）、“门第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黑暗社会”（唐晚期、五代）、“白衣社会”（北宋至清）（参见《国史新论·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这只是看到了各阶段朝代的某些特点个性，而没有看到其共性。以此外在的个性表现来论述各朝代的突出特点是可以的，但作为划分社会性质的标准，则大谬。如这种方法可行，那么我们一样可以按战争的标准将春秋战国称之为“无义战纷争社会”，两汉为“扩土守土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为“兼并混战屠杀社会”，隋唐五代为“东征西讨军阀混战社会”，宋朝为“战败求和社会”，明清为“疆土守不住社会”；按学术思想的标准则春秋战国为“诸子竞说社会”，两汉为“尊儒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为“玄学清谈社会”，隋唐为“佛道社会”、两宋为“理学社会”，明清为“八股文社会”；此外两汉“崇孝尚节”，唐朝“诗歌大盛”，两宋官员“无常职”，明清“闭关锁国”等等都是各朝代的特点，举不胜举。这样，各个阶段就没有可比性了，与其他国家也没有可比性了，历史学就不能成为科学。只有树立了唯物史观，才能将历史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在《国史新论》关于政治制度的几篇文章中，他极力美化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1950年他著《中国传统政治》一文，举明朝以前丞（宰）相可以反对和否决皇帝的意见、谏官可以劝谏规正、反驳皇帝、皇帝的诏书须宰相副署才有效等等事例，否认封建专制的一般存在，只承认明太祖朱元璋撤丞相后以至清朝设军机处加强皇帝集权才是较黑暗（参见《国史新论·中国传统政治》），1974年他到韩国延世大学演讲时还说：“在中国历史上，固亦为断有专制皇帝出现，但不得谓中国传统政治，即为一种专制政体。”（参见《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这真是钱穆看走眼了。除了是傀儡皇帝外，皇帝的意志是完全可以通过罢免丞相而得到贯彻的，如果说皇帝连这一权力都没有了，那么当权的权臣则无人能制，岂不也是权臣专制？皇帝专制与权臣专制又有何区别呢？东汉顺帝以后的几个皇帝都是未成年时就被大将军梁冀立为皇帝（冲帝二岁、质帝八岁、桓帝十五岁），皇帝无力专制还不是梁冀专政？梁冀被桓帝清除后，还是桓帝专制，桓帝以后灵帝更昏庸，宦官弄权，也是一种专制，其后弘农王、献帝又是被军阀董卓玩于掌股，接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再接下去有东晋的权臣桓温、桓玄，唐朝穆宗、敬宗、文宗时期的宦官王守澄、梁守谦、仇士良，等等，不都是专制吗？只是专制的方式不同，专制的主体不同而已，怎么能否认封建专制的存在？历朝的历史，不是昏庸暴虐的皇帝专权，就是外戚、宦官当权，或是军阀擅权、割据。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当皇帝与权臣互相争权时，定免不了一场血腥杀戮，君不见魏帝高贵乡公曹髦奋起与司马昭争斗而被刺死的下场吗？既使西汉霍光辅佐汉昭帝可谓开明，但他后来也可以废除昌邑王，立宣帝，虽然汉宣帝还算是个不错的皇帝，但霍光立帝不也是少数个别人的专制意志吗？象唐太宗、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治理国家稍有民主风气之时有几多？如果说中国古代历史中某些时候存在君臣互相牵制制衡的机制可以为现代作借鉴，那么是可以接受的，但由此而否定封建专制的存在、更进而对古代政治制度大加赞赏，则是今人所断不能接受的。如果古代政治民主开明不存在专制，那又何必推翻呢？钱穆不是在为旧制度唱赞歌又是何居心？在钱穆的心里和眼里，根本就没有“人民”这一概念和这一社会历史的主体，有的只是官僚、贵族、士大夫！

钱穆的才学可谓极高，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当无人能企及，然其识却远比不上建国后仍在大陆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家，甚至连梁启超都比不上。钱穆与梁启超显然是两种类型的人。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上世纪初，梁启超就分析了中国旧史学的“四蔽”、“二病” 并振臂高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参见《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三·新史学》（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梁启超思想激进、文笔动人，对以往的历史著作持否定态度，认为以现在的眼光看，古史书只能作史料看待（本人认为古代的史书就是古时候人们在当时历史条件和历史观下的史学表达方式，而不能说古代就没有史学）。钱穆则是个细致而又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微观上很精细，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常有杰出表现，可以算是很有“学问”，宏观上极力赞美、维护传统文化，缺乏时代气息。钱穆讥梁启超有史才而史学不足，却不知他与梁启超相比在史识方面直有天壤云泥之别。梁启超与钱穆，按我看来，一个是有新理念的优秀设计师，一个是保守而认真的施工员；一个是善于策划的档案馆馆长，一个是细心的资料整理员；一个是大胆的指路人，一个是满载着心爱的旧货努力赶路的倔强马车夫。

钱穆比梁启超晚出生22年、晚去世61年，按理说他应比梁启超站的历史高度更高，可是，当历史前进的时候，他却没有随着前进，当先进思想兴起的时候，他却没有接受新思想，一方面他在《国史大纲·前言》中教导国民要“对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和敬意”不可“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自居于历史和思想的顶峰，莫不是又应了司马迁的话：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善治思想史的他始终抱残守旧、僵化反动，妄图开历史倒车，终被无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今又有人以弘扬国学、继承传统为名，将钱穆高高抬起、顶礼膜拜，岂不是历史的悲哀？

初草于二〇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修订于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

第四篇：读《毛泽东传》传有感

读《毛泽东传》有感

朱贤良1190103012 工会学院11级企事业文化班 这几天拜读了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大作《毛泽东传》。之所以选择他写的《毛泽东传》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局外人”——所谓“旁观者清”，其次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除写过《毛泽东传》外，还著有《周恩来传》、《长征，1935年》、《亚洲的觉醒》以及《人类的四分之一》等。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他的著作应该不包含对毛泽东的过分崇拜，亦绝不可能过分贬低，唯叙述客观事实而已。

毫无疑问，毛泽东在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前几代人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自孩提时代起，就不知道听说过多少称赞毛主席的话。也确实他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伟人。无论功过几分，他的功绩和贡献都不可否定。

坦白说，我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当然我绝不肯定他犯的错误，他晚年犯的大错，给党和人民、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一点我绝不含糊，是非应该分明。我只崇拜他优秀的、可借鉴的地方。

对毛泽东的评价，最妥当的应该是邓小平吧，他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 我崇拜和欣赏毛泽东是因为他从小就显露出了领袖气质。1906年秋,13岁的毛泽东就写过一首小诗——《咏蛙》，诗中他写道：“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依稀记得这首诗是他在小学时受罚时写的，遗憾的是我却再也找不到那本书了。只记得当时毛泽东并不算是一个规矩的学生，所以他和同学们在老师外出后就玩去了，老师后来罚大家写诗，毛泽东于是把郑正鹄的诗“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阴。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稍作修改写成了这首诗。这首诗虽是改写的，但却比原诗更有魄力，体现出毛泽东领导群伦、敢为天下先的意识。怪不得当时他老师看了之后就评价：“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同时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善于以诗言志。在《毛泽东传》中作者威尔逊也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诗，尽管这些诗于他写文章并无多大益处（那些诗作者放到文中有些突兀，对他的叙述并不能加以佐证），可是他还是引用了，我估计他是太喜欢那几首诗，他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毛泽东同时是一个“叛逆”的人，但我觉得这种叛逆十分必要，而且这种性格也决定了他以后必将起来“造反”。他的父亲毛顺生性情暴躁，常常打他和两个弟弟。毛泽东13岁离开了小学堂，整天在地里干活，为父亲记账。他种菜、锄草、放牛、喂猪，什么活都干。但他父亲一文钱也不给他们，不仅如此，给他们吃的还是最差的。甚至他父亲每月十五都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重来没有肉。然而，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弟弟则既没有肉吃也没有鸡蛋吃。毛泽东父亲的这种性格和作为就导致毛泽东13岁时和他父亲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冲突。毛泽东经过反抗，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通过与父亲的斗争，毛泽东也懂得了一个道理：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我仍然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个人认为，毛泽东的这种叛逆性格对他反对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取得顺利具有重要的影响。

有人说“大凡是伟人，都有多侧面的性格结构。”而毛泽东的性格具有“虎气”与“猴笑的灿烂，是因为我足够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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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级企事业文化班 朱贤良

气”的双重性，但“虎气”为主，“猴气”为次。他的“虎气”表现在吞吐天地、气壮山河的豪气，不怕鬼、不信邪、敢作敢为的勇气，倔强刚毅、百折不挠的犟气（其实湖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样的性格，这一点邓皓和极光在《湖南人是天下的胆》一书中有阐释）。他的“猴气”表现在机警过人、见微知著的洞察力，能屈能伸、进退自如的灵活性，洒脱机趣、诙谐乐观的幽默感。“虎气”与“猴气”的互补，使毛泽东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开创出一代伟业。

我认为，毛泽东的双重性格决定了他是一个极度自信又极度不安的人。因为他过于自信，所以有时候显得与周围的人、身边的人格格不入、很难相处，当然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他确实很难与身边的人坦诚相待、开诚布公，这其实与他的经历有关，在早期他受到过党内很多人的排挤，长期处于权力的边缘或者说权力被架空了。他的这些经历导致他后来显得有些“孤僻”，成为了“孤家寡人”。到了晚年，他更是害怕有人像之前一样对待他，所以由于种种原因，他发动了一场浩劫。而正是这场浩劫让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打了折扣。不过，我想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晚年会犯这样的错。原因很简单，脱离了实践、脱离了百姓。早期他与农民走在一起，亲自考察过农民运动，所以最后提出“枪杆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并不奇怪。后来，他长期“被限制”在菊香书屋里，他和他最亲近的农民们失去了联系。最终被林彪、江青等利用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并不稀奇。倒是提醒我们要结合实际，“实践出真知”。

我崇拜毛泽东还因为他拥有惊人的毅力。在《蒋总统秘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乘坐蒋介石派去的专机，在张治中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当天，毛泽东一行下榻于林森公馆，蒋介石下午5点领着张治中、邵力子专程到林森公馆拜访毛泽东。毛泽东习惯性的一根一根地抽着烟，但当他吐烟时望着蒋介石摆手，立刻意识到：蒋介石是个烟酒不沾的人。于是毛泽东默默地把手中燃着的香烟掐灭。以后，毛泽东在重庆的40多天里，在与蒋介石的多次交谈中，一直克制着没有抽烟。蒋介石也注意到这个细节。事后，蒋介石对人感慨地说：“毛泽东的克制力真强，无怪乎他能成为我最强的对手。”毛泽东就是有着这样惊人的毅力，因而他才成为了最后的胜者。我不知道自己的毅力能不能像毛泽东这样强大、坚定，至少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榜样。而要成就大事，毅力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我还欣赏毛泽东的博学。胡长明在《大智周恩来》中写道：“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不少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最为突出”。斯诺也说：“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我印象中看过电视里他和寺院的僧人谈论佛学，一个共产主义者竟然对佛学也那般了解。这样的人焉能不成功？ 在紫云轩毛泽东的起居室，他老人家睡的硬木板双人床不仅十分宽大而且十分简朴，大床的一半放满了整整一尺高的书籍。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办公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用来放书的。平时，毛泽东床上的书堆得足有一尺多高。此外，我知道毛泽东不喜欢经书，但却熟读了它们。他既喜欢读自己喜欢读的、感兴趣的书，也能认真阅读和识记自己不喜欢但是又需要读的书。这大概能解释为什么对佛学也那么了解吧！也正是这种爱看书的精神是毛泽东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也使得他说话、写文章富于感染力和“煽动性”。

有人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说话是非常幽默风趣的，毫无官腔、多是口语，非常形象。

笑的灿烂，是因为我足够自信。

工会学院 11级企事业文化班 朱贤良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非常善于使用比喻，他能发动农民起义和这一点息息相关。至于毛泽东的过错，有很多人都做过评价，我就不多赘述了。不管怎样，他的功绩不可磨灭。威尔逊的《毛泽东传》固然客观，暴露了毛泽东性格中的许多弱点，反映了他犯的许多错误，但是同样显示了他性格中的许多优点和他所做过的功绩。而我要做的只是“取长补短”。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人，伟人毛泽东也不是，但他的光辉形象依然熠熠生辉。在我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学习他的优秀的一面，尤其是学习他惊人的毅力，学习他敢为天下先和领导群伦的魄力，学习他博学的精神。

一言以蔽之，我需要像毛泽东学习的东西很多！

笑的灿烂，是因为我足够自信。11级企事业文化班 朱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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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读毛泽东传有感

读《毛泽东传》有感

读了《毛泽东传》后让人不得不钦佩毛泽东的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朴实的生活作风，简明扼要的文风，指挥若定的作战风格，充满辩证法的工作思路，处处体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自傲，没有架子，时时刻刻对革命的各项工作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各个方面，都值得我们现代党员干部学习。共和国前进道路中的曲折和倒退，从毛泽东的身上和《毛泽东传》中往往可以找到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毛泽东传》写了毛泽东同志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写、所说、所作、所为，反映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他所处的历史变化中，写出了前因、由来，写出了历史的后果。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名人传记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通过这些大人物的生平事迹，能给我们许多的鼓舞和启示。

毛泽东，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而言再熟悉不过了!毛泽东出生在湖南韶山的一个小山村里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当时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败落。毛泽东虽然出生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下，但他从小酷爱读书，整天背着一本《水浒传》。当毛泽东到了11岁的时候，他父亲逼着他耕地、抬粪便，可是毛泽东不甘罢休，在干完活之后躲在墙角里继续看书!毛泽东的父亲就曾经大骂他是“懒而无用”。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农民眼中，田地是最重要的。不过，我也感觉到那时的毛泽东是一个极为叛逆的少年。生长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不爱田地，却对知识那么渴望。少年时代的不断阅读，对毛泽东的文化知识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后来，毛泽东自己私下攒钱最后离开家到外面闯荡。正是他的独自出外闯荡，让他看到了人们的苦难生活，于是他想改变人们的生活，想拯救中国!少年的毛泽东便关注国家的兴亡!读完毛泽东传，给我留下最深刻映像的就是毛泽东那种时刻为国家和人民着想的精神。

通过阅读《毛泽东传》，使我们找到了学习实践的道路。我们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为了不断提高自己在新的革命战争环境中的革命能力，毛泽东带头读书、学习。尤其是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更是强调认真学习，提高理论修养。读书伴随着毛泽东度过了一生，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很多人不知道，毛泽东在年迈时期，仍然以极大的精力学习英语，这对一位日理万机的领袖，是需要多么大的学习热情和毅力啊!直到临走的前一天，他仍在读书。我们党员干部向毛泽东那样“活到老，学到老”!党员干部应该做一个终身学习的人，做一个积极思考的人。只有多学习，才能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做一名合格党的工作者!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带头读书、学习。他始终强调认真学习，提高理论修养。他除了工作，其它时间都是看书本，不断收获知识。他的光辉一生和不懈追求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学习，学习毛泽东始终坚持不懈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毛泽东的学习精神。关键是始终坚持一种不断学习的态度，一种反思的态度，一种进取的态度。

毛泽东是一个擅长思考、勤于思考的人。他老人家几乎是走到哪里就思考到哪里，是个不停地思索的人。给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和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毛泽东毕生所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那样，毛泽东用毕生的精力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着。学习毛泽东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阅读他奋斗的一生，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的启迪和帮助。毛泽东博学好思，终身热爱读书，从年轻到终身书陪伴他一生。毛泽东的心里想着人民，通过不断的学习，增强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能力，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理想、他的信仰、他的无私、他的艰苦奋斗、他的治学精神、他的灿烂诗篇和不朽文章、他本人和他的家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付出的巨大牺牲、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赫赫战功和卓越政绩，为中国的独立、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为捍卫国防、为改善人民生活、为惩治腐败实现社会公正、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奠基、他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复兴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劳。他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是共和国之父，现代中国的灵魂。

附录1：: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 《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不要四面出击》《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附录2：《西行漫记》斯诺 上海复社翻译出版社

《毛泽东传》罗斯 特里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附录3：

序曲（Prologue）

第一章 少年时代（1893-1910）【 Childhood（1893-1910）】

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Knowledge for What?（1910-18）】 第三章 京沪天地（1918-1921）【 Wider World in Peking and Shanghai（1918-21）】

第四章 组织（1921-1927）【Organizing（1921-27）】 第五章 奋斗（1927-1935）【Struggle（1927-35）】

第六章 未来在握（1935-1936）【A Grip on the Future（1935-36）】 第七章 抗日（1936-1945）【Fighting Japan（1936-45）】 第八章 圣人（1936-1945）【The Sage（1936-45）】

第九章 成熟的桃子（1945-1949）【A Ripening Peach（1945-49）】 第十章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949-1950）【 “We Shall Put Aside the Things We Know Well”（1949-50）】

第十一章 改造（1951-1953）【Remolding（1951-53）】 第十二章 建设（1953-1956）【Building（1953-56）】 第十三章 疑虑（1956-1957）Doubts(1956-57)第十四章 修补体制（1958-1959）【Tinkering with the System（1958-59）】 第十五章 苏联与超越（1958-1959）【Russia and Beyond（1958-64）】 第十六章 退却（1961-1964）【Retreat（1961-64）】 第十七章 乌托邦之怒（1965-1969）【The Furies of Utopia（1965-69）】 第十八章 峣峣者易折（1969-1971）【A Tall Thing Is Easy to Break（1969-71）】

第十九章 尼克松（1972）【 Nixon（1972）】

第二十章 残梦（1973-1975）【Fractured Vision（1973-75）】

第二十一章 强弩之未（1976）【An Arrow Near the End of Its Flight（1976）】

尾声【Epilogue】 后记 注释

译者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