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

第一篇：历史真相：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

历史真相：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更是关系到党存亡的前途命运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血战后红军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指挥问题，肯定的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一、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

1.毛泽东——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宁都会议上被解除了军职）。2.周恩来——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革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

3.张闻天（洛甫）——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4.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委员，中共临时总负责人，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5.朱德——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革军事委员会主席。

6.陈云——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1.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革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2.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长，五军团中央代表（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3.凯丰（何克全）——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4.邓发——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长。

三、当时实际列席会议的参加长征的红1方面军正军职以上主官如下——

（一）红1方面军正军职任职情况如下——

1.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2.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3.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4.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5.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6.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7.李德——（1901年—1974年）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8.伍修权——（1908年—1997年）翻译（专为李德作翻译）。9.黄苏——红8军团政治委员。

（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各主要师以上人员名单—— 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37岁；政委陈云29岁。

1.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27岁；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第四梯队司令员 陈赓31岁，政委宋任穷25岁。

2、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28岁，政委聂荣臻35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参谋长左权29岁，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第1师师长李聚奎30岁，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第2师政委刘亚楼23岁。

3、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36岁，政委杨尚昆27岁，李富春34岁，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参谋长邓萍26岁，第4师师长张宗逊26岁，政委黄克诚32岁；第5师师长李天佑20岁。

4、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39岁，政委李卓然35岁，参谋长陈伯钧24岁，第13师政委，朱良才34岁。注：第34师师长陈树湘（湘江血战时担任后卫，全军覆灭，师长陈树湘负重伤后扯断肠子而亡，未过湘江）。

5、红八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军团长周昆32岁，政委黄苏26岁，参谋长张云逸。长征出发时，红八军团担任全军的右后翼，掩护军委第一纵队前进。越过三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红八军团变为左后翼，一度还担任了全军的后卫。红八军团是存在时间最短、战斗最为激烈、伤亡最为惨重、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军团。湘江战役中，8万多红军主力折损过半，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仅有第21师的1000多人渡过了湘江。12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取消红八军团的番号，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军团领导也随之未担负任何责任。

6、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31岁，政委蔡树藩29岁，参谋长郭天民29岁。遵义会议是什么会议？遵义会议是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是会议的主体，具有表决权。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11人。出席会议的有：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5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该次会议被递补为政治局委员）、邓发、何克全（凯丰）；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都出席。扩大进去的只是列席代表。能扩大进去的依据当时战争环境和会议目的，必须满足一个基本条件：军团军事主官。当时中央红军有1、3、5、8、9军团。所以，刘伯承以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副主任，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八军团政委黄苏；九军团政委蔡树藩共计八人列席会议。在1976年前，遵义会议不存在参会人员之争，因那时参会人员很多还健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早于1955年公开对外开放。馆名为毛主席亲自书写。六八年红卫兵大串联时，很多大红卫兵都到了遵义，毫无疑问都去参观了。我这小红卫兵也随大红卫兵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根本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后，怎么连遵义会议人员也改革了与时俱进了不成？

这里有必要了解邓小平长征前的任职情况——1929年邓小平随李明瑞、韦拔群的右江红七军起义失败后，私自离队去了上海。上海待不下去后，随中央局到了江西苏区，邓在江西任何职没有公开记录，有过寻乌县委书记之实，后因“罗明路线”随毛、古、谢而被解此职。从未担任过任何军职，师职级都没达到。因为遵义会议上的历史地位超级重要，八十年代后就冒出个邓小平出席（列席）遵义会议了。

那么，邓小平以什么身份列席呢？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根据邓小平自己的请求，担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编辑。李一氓予以否认：长征期间，不可能发行《红星报》。况《红星报》主编是陆定一，红军长征路上的标语均出自他手。

第二篇：历史的真相

《明朝那些事儿五》这一部讲到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同时也是一名末代皇帝，历史的真相--《明朝那些事儿五》读后感。

对于亡国的皇帝，一般人的印象都是什么样子的呢?

爆君?昏君?无能?荒淫?…

他们头上扣着的帽子大多都是负面的，可是在书里，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末代皇帝。

真正的崇祯是这样的人：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

然而，大明江山，此时已经是个病入膏荒，沉疴难治的病人。纵有妙手回春的扁鹃，也已经无能为力。同时他的旁边，还有一个虎视耽耽的后金，正等着大明这个曾经的巨人倒下，然后拾取这片繁华的土地。对于崇祯来说，他能做的只是尽力而为。对他，我只有无尽的遗憾，所谓生不逢时，倘若他出身在明朝的其他时期，他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有为的君主，而不是背负骂名的亡国之君。

同时，我想起历史上另外一个“臭名昭著”的末代皇帝--隋炀帝杨广。

不管是官方的史书，还是民间的传说，这个据说是耗子精转世的皇帝是一个最最荒淫的人，其实，我相信这都是李世民授意抹黑的。

隋炀帝的一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开通京杭大运河，至今予民有惠；推行科举制度，打破世家大族垄断朝政，帮助寒门子弟进阶朝堂，听取民意，读后感《历史的真相--《明朝那些事儿五》读后感》。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整饬吏政，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

当然做为一个人，都是有缺点，尤其是一个拥有至高权力的人，他的些微缺点都会被权力无限放大，而成为致命的伤害。比如，杨广的好大喜功，因为自己曾经的战功赫赫，所以发动全国之力三征高句丽，想让自己的文治武功得到后人的景仰，结果却是未获寸土、寸功，不了了之，反而耗尽国力，劳民伤财，激起民怨，引发叛乱，致使亡国丧命。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史书中的隋炀帝，缺点被无限放大，优点几乎是完全抹杀，才让后人误解至今。

其实，在隋唐以前的史书，可信度还是很高，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历史的原貌。而就是从隋唐以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篡改史书，开了先例，《隋史》是唐朝编撰的，所以杨广被抹黑成弑父弑兄之徒。而玄武门之变，也变成李世民是被逼的。

不过墨写的谎言永远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历史的真相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第三篇：《历史的真相》读后感

《历史的真相》读后感

这本书的书名是历史的真相，但是一开始却从科学的发展开始写，后来把科学史和史学史穿插起来写，并且相互比较，再到后来分析美国史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史学的多元化。

书中首先写了科学英雄主义，所谓的科学英雄主义，就是指把科学等同于理性，认为科学是不讲私利、不偏袒的，而且如果严格遵循它的指示，将保证我们这个世界不断进步。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挟政治改革与工业之助，发明了英雄主义的科学范型，科学是他们反抗教会与国家制度的最有威力的武器。科学定律是绝对的真理，而且大大不同于中古时代的自然观，这使人们的思想摆脱了西方基督教化以来的旧有知识专制，使得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和进步。这些主要归功于牛顿的《原理》，牛顿对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正如牛顿所说，科学家之所以能看的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在这些前辈巨人中，培根的经验主义把自然界的经验与寻求实用性相结合，笛卡尔把自然界的每一运动或改变看成是机械力的作用，牛顿的工作则巩固了从数学与机械角度理解自然界的新科学方法。靠着诸多助力，牛顿科学成了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到后来，因为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使科学在后人眼中看起来绝对无误，而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也开始以怀疑的态度对待神学和天启宗教，这些引发了对抗宗教的战争。

后来，孔德信仰科学的绝对真理性，提出了实证主义思想。在其影响之下，形成了在西方影响巨大的实证主义史学。这些学者们认为历史具有规律性，历史学在揭示历史规律时理应表现为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科学性；他们从文献与文献所揭露的事实入手，然后按照科学范型归纳出普遍性结论。达尔文使用实证的方法归纳出他的自然选择法则。在美国，主流史学多为实证主义的。正是因为实证主义的影响，人们开始试图寻找在科学家的环境里起作用的更重大的利益旨趣和价值观。就这样，科学的英雄倒下了，就像牛顿。在17世纪，牛顿一直被看作是理性的化身，人们以牛顿科学为武器去抨击神学以及教会。但是，人们通过研究那些未曾发表的牛顿文稿发现，不论是在研究太空星球或是微量化学物质，牛顿都是为了证实上帝的创造力与永续威力，而且牛顿把他私下进行的炼金实验看得同物理学研究同样严肃。牛顿的成就完全是宗教价值观所驱使的结果。

而现在的科学呢？是“披着无私心的中立外衣的核物理科学，一直在为冷战斗士们服务。”？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到底产生了什么后果呢？是的，科学导致机械时代的到来，导致立宪、共和民主制的到来，同样导致电气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我们之所以可以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靠的全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方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掌握这些科学的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实力派，控制了本民族内部的利益分割，构成了对其他民族的利益的威胁与侵略。可以说，科学的外表装饰掩盖不了毫不留情的利益追逐。和科学类似，对于历史，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书上所写的东西，但并不代表这就是真正的历史。以美国的历史学为例，美国一直在以历史学为工具向世人树造自己的自由、民主、进步的形象。事实上，那些主流史学的制造者们却一直在撒谎，至少是有意识地隐瞒或忽略了许多历史事实。美国作为一个成立较晚的独立国家，起初是缺乏民族精神的。于是，一些曾经目睹美国革命的老前辈门意识到，美国

人虽然缺乏古老的传统，宗教的统一，共同的世系，却可以用付诸文字的美国革命历史来弥补缺憾，他们用历史刻意去创造出美国所欠缺的“记忆的神秘心弦”，但是这些历史大部分忽视了来到美洲的两万名欧洲清教徒的贡献，且抹杀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奴役与驱逐。乔·班克罗夫特在19世纪中期出版《美国史》，就是这么一本书回避了奴隶制，把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说成是为侍奉上帝与完成国家目标而进行的民主的民间运动。只有美国才能承担率领全人类的大任。还有，关于南北战争，就像书中所写的一样，主张白人至上的南方人虽然解放了奴隶，却以暴力和恐怖手段迫使已是自由之身的非裔美国人重新回到奴隶般的状态，私刑变成普遍用来惩治非裔美国人的法律，到20世纪初，私刑的总数以千计，然而，“南北战争以后的历史学家都很谨慎地将这种可耻记录掩盖起来”。

并且这种情况并不是唯一的，相信每一部史书所写的东西都不是完全正确的，毕竟每个统治者都希望能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所以流传下来的史书所写的并不全部是真实的，就历史而言，历史著作只是关于历史的话语或文本，人们无法认识真实的历史。但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人们渐渐发现了之前读过的历史书中的不真实，现在史学正在想着多元化发展，在每一个知识和生活领域，过去那种一统性、封闭性和规范性均已失效。这种多元性强调而不是企图抹杀或消灭差异，主张的范式并行不悖、相互竞争，因此它是一种彻底的多元性。

第四篇：《历史的真相》读后感

《历史的真相》读后感

这本书的书名是历史的真相，但是一开始却从科学的发展开始写，后来把科学史和史学史穿插起来写，并且相互比较，再到后来分析美国史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史学的多元化。

书中首先写了科学英雄主义，所谓的科学英雄主义，就是指把科学等同于理性，认为科学是不讲私利、不偏袒的，而且如果严格遵循它的指示，将保证我们这个世界不断进步。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挟政治改革与工业之助，发明了英雄主义的科学范型，科学是他们反抗教会与国家制度的最有威力的武器。科学定律是绝对的真理，而且大大不同于中古时代的自然观，这使人们的思想摆脱了西方基督教化以来的旧有知识专制，使得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和进步。这些主要归功于牛顿的《原理》，牛顿对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正如牛顿所说，科学家之所以能看的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在这些前辈巨人中，培根的经验主义把自然界的经验与寻求实用性相结合，笛卡尔把自然界的每一运动或改变看成是机械力的作用，牛顿的工作则巩固了从数学与机械角度理解自然界的新科学方法。靠着诸多助力，牛顿科学成了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到后来，因为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使科学在后人眼中看起来绝对无误，而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也开始以怀疑的态度对待神学和天启宗教，这些引发了对抗宗教的战争。

后来，孔德信仰科学的绝对真理性，提出了实证主义思想。在其影响之下，形成了在西方影响巨大的实证主义史学。这些学者们认为历史具有规律性，历史学在揭示历史规律时理应表现为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科学性；他们从文献与文献所揭露的事实入手，然后按照科学范型归纳出普遍性结论。达尔文使用实证的方法归纳出他的自然选择法则。在美国，主流史学多为实证主义的。正是因为实证主义的影响，人们开始试图寻找在科学家的环境里起作用的更重大的利益旨趣和价值观。就这样，科学的英雄倒下了，就像牛顿。在17世纪，牛顿一直被看作是理性的化身，人们以牛顿科学为武器去抨击神学以及教会。但是，人们通过研究那些未曾发表的牛顿文稿发现，不论是在研究太空星球或是微量化学物质，牛顿都是为了证实上帝的创造力与永续威力，而且牛顿把他私下进行的炼金实验看得同物理学研究同样严肃。牛顿的成就完全是宗教价值观所驱使的结果。而现在的科学呢？是“披着无私心的中立外衣的核物理科学，一直在为冷战斗士们服务。”？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到底产生了什么后果呢？是的，科学导致机械时代的到来，导致立宪、共和民主制的到来，同样导致电气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我们之所以可以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靠的全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方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掌握这些科学的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实力派，控制了本民族内部的利益分割，构成了对其他民族的利益的威胁与侵略。可以说，科学的外表装饰掩盖不了毫不留情的利益追逐。和科学类似，对于历史，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书上所写的东西，但并不代表这就是真正的历史。以美国的历史学为例，美国一直在以历史学为工具向世人树造自己的自由、民主、进步的形象。事实上，那些主流史学的制造者们却一直在撒谎，至少是有意识地隐瞒或忽略了许多历史事实。美国作为一个成立较晚的独立国家，起初是缺乏民族精神的。于是，一些曾经目睹美国革命的老前辈门意识到，美国人虽然缺乏古老的传统，宗教的统一，共同的世系，却可以用付诸文字的美国革命历史来弥补缺憾，他们用历史刻意去创造出美国所欠缺的“记忆的神秘心弦”，但是这些历史大部分忽视了来到美洲的两万名欧洲清教徒的贡献，且抹杀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奴役与驱逐。乔·班克罗夫特在19世纪中期出版《美国史》，就是这么一本书回避了奴隶制，把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说成是为侍奉上帝与完成国家目标而进行的民主的民间运动。只有美国才能承担率领全人类的大任。还有，关于南北战争，就像书中所写的一样，主张白人至上的南方人虽然解放了奴隶，却以暴力和恐怖手段迫使已是自由之身的非裔美国人重新回到奴隶般的状态，私刑变成普遍用来惩治非裔美国人的法律，到20世纪初，私刑的总数以千计，然而，“南北战争以后的历史学家都很谨慎地将这种可耻记录掩盖起来”。

并且这种情况并不是唯一的，相信每一部史书所写的东西都不是完全正确的，毕竟每个统治者都希望能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所以流传下来的史书所写的并不全部是真实的，就历史而言，历史著作只是关于历史的话语或文本，人们无法认识真实的历史。但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人们渐渐发现了之前读过的历史书中的不真实，现在史学正在想着多元化发展，在每一个知识和生活领域，过去那种一统性、封闭性和规范性均已失效。这种多元性强调而不是企图抹杀或消灭差异，主张的范式并行不悖、相互竞争，因此它是一种彻底的多元性。

第五篇：“铁人”王进喜的历史真相

“铁人”王进喜的历史真相

“铁人王进喜”的英雄形象是怎样树起来的。在中共的造假宣传中，“铁人王进喜”是不可忽视的人物，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有句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铁人王进喜”作为大庆油田先进人物的代表，真可谓家喻户晓。然而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

在电影《创业》中是这样描绘的，王进喜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的采油队队长，带领着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篝火下学马列，泥浆池里堵井喷等等、等等。

真实的情况是，在王进喜第一次被调往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泥浆固井也只是当时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才采取的紧急措施。由于当时的技术设备十分落后，没有大型的混凝土泥浆搅拌设备，用泥浆固井的效果很不好，当时的石油工人普遍没有文化，也不懂用泥浆固井的基本常识。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采油队的两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姓刘），出于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不顾一切的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而这一切与王进喜没有任何关系。另外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泥浆是下沉的，人工搅拌泥浆必须下到泥浆底层掏挖，非常难。而电影中的王进喜，两只胳膊只在表面划拉，做戏嘛。“篝火下学马列”的事情是有的，并不是工人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工人们太苦了，早上顶着星星出工，晚上伴着月亮回到窝棚。只给菜窝窝团子吃，工人们吃不饱怨气很大。于是领导强迫大家学马列。当年的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时任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技术工作的老工程师，向他如实的汇报了这一过程。康世恩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的技术人员——“知识份子臭老九”树为典型。而是转身对一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

这位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的手下王进喜，这个毫无作为，无功受禄的王进喜，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老石油人都已年事已高。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对中共的造假宣传十分厌恶。很想还原这段历史真相。曾经有中共的官方媒体，邀请这些真正的创业者，撰写中共的石油史。由于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坚持还原历史真相，而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