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究竟为何而教

第一篇：历史教学究竟为何而教

历史教学究竟为何而教？

——关于历史教学目标的讨论

历史教学究竟为何而教？这是历史教师的方向问题。

今天，学习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张老师的《如何制定和有效的达成教学目标》后，我与其他几个历史老师进行了交流，下面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于教学目标，我认为应该由知识教育转向能力教育。而我自己对于这次历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解是，和以前相比，更加强调了，历史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更重视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和树立，这基本上还属于人文素质的范畴，当然人文素质包括能力和知识，但是我觉得“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更为重要。（其实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也是应该融合在一起的）。

自从教改以来，我开始真正反思，研究过去的教学道路，思维训练的正反两方面、历史人文精神、我们教学模式与评价模式。这次假期研修，我开始将这几部分联合起来思考，我觉得能力与精神意识都不可缺，能力的培养就是个性的培养。这一点在以前的教学中已经有了初步的实施。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张老师着重研究教学目标的制定。历史教学目标既要培养学生历史阅读、阐释、评价、欣赏的能力，也要形成教师自己各具特色的个人风格，而个人风格中，思维方式占据核心的地位。并且，学生的阅读、阐释、评价、欣赏都应该有与其他人文学科不同之处，便是其内在的历史思维方式，个人或者群体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与它相融，这就是我现在对思维能力与历史观念（思维方式或历史意识）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我认为历史教学目标既要有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又要有历史人文精神的训练。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二者融合起来。我经承认过去为了考试，确实是有过分强调思维训练，导致忽视人文精神的现象。目前的教学中仍然有很多训练没有用到点子上，这是对历史思维能力理解的不全面，教学的方式缺乏历史感，没有内在的精神意识造成的。这一切都有待于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历史教学要培养学生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很重要，历史教育也确实是一种人文素质的教育，但历史教育的核心和基础还不是态度与价值观的灌输或养成（这可以说是目标之一），而是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或曰历史观。态度与价值观是在历史观的基础上生成的，否则就会成为外在的或附加的，就像过去（失败的）思想教育那样。

这里，涉及到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我们教历史，往往总是在教过去是怎样的，让学生记住过去。这样的教学，生成的态度与价值观很容易是被动的和脆弱的。其实，历史学并不是研究过去是什么的学问，而是研究过去是怎样发展和怎样变化的学问，是判定过去发展和变化的学问，是解释过去发展和变化的学问。因此，教历史应该是教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如何对这些变化进行解释、这些变化对今天的社会有什么影响，等等，这就是历史的意识。要想这样做，就要运用联系、比较、分析等方法，做出接近事实的论述，这就是历史思维了。如果学生能够对历史进行合理的解释，他的态度与价值观实际上就发生了变化，就可能变得更正确。所以，历史教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学生学会辨证、客观、全面、历史、发展地看待人类的社会活动，包括过去和今天的活动。态度与价值观正是在看历史、想历史、分析历史的过程中生成的，人文素质也是这样培养和提高的。

另外，历史教学与其他学科的教学还不大一样，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科之前，不一定具有相关的知识和认识（如学习化学之前，我可能没有什么化学方面的知识），但学生（哪怕是小学生）在上历史课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知识（虽然会是不系统、不正确的）和历史意识，如学生看了电视里的历史剧，就可能以为清朝的皇帝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明察秋毫，秉公办事，关怀民生，常常微服私访，惩治贪官，甚至还有绝技在身，会武功什么的（这不就是历史意识吗）。这种媒体造成的知识和意识，也是态度和价值观。一方面这对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有好处，而另一方面，也对历史教学提出了挑战，即如何使学生原有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意识变得更正确。使他们接触和认识真实的历史，形成科学的历史意识，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也就会发生变化了。

所以，我的看法，历史教学目标的制定在一堂课中具有指导性地位，是一堂课成功的关键。

第二篇：阅读教学究竟教什么

阅读教学究竟教什么

阅读教学究竟教什么

语文教学大部分的时间用来教学生阅读课文，可现实的课堂上，同一篇课文，一千个老师会把它教成一千种样子；同一个老师教同一篇课文，每次教得也不一样。一方面课文本身包含着多元教学因素，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教师在做着很多无效或低效的劳动。那么，一篇课文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学目标，阅读教学究竟要教什么，成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为什么教的问题。我们的教学阅读归根到底是为学生将来的生活阅读服务的，就是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种素养可以分解为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生活中的阅读需要识字，理解词意、句意、文意，需要提取信息，需要体会思想感情。生活中的写作需要正确的写字、用词、造句、组段、谋篇，还需要各种书面表达的技巧。这些都需要通过阅读教学来获得。

所以阅读教学最基本的还是要培养学生的识字、写字、理解词语、运用词语、造句、组段、谋篇等方面的能力。至于提取信息和体会感情，似乎不需要教，学生也能做到。可以说阅读是为写作服务的，阅读教学的终极目的是教学生写文章。揣摩文章的表达技巧就成了阅读教学最重要的教学目的。可是老师们在阅读教学中常常是把某种表达技巧概括成一句话，让学生记下来，学生可以拿它去填考卷，却不能转化为自己的写作技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老师也没有悟出那种技巧，他给学生抄的那句话也是从资料上搬来的。老师整天逼着学生写作文，自己却不写文章，大多也不会写文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可是我们老师，不写文章，没有写作的甘苦体验，自然就不能去指导学生去写作。所以要让学生悟出技巧，老师先得悟出技巧，这样才能指导学生在写作中自觉运用。

写也可以促进读。我这么多年来不教课，不搞阅读教学，但做起那些阅读题来并不费力，因为我在不断的写。比如插叙的作用，我把它总结成在内容上为了突出中心，在结构上为了结构紧凑。我看这个说法比某些资料上说得使内容更丰富、使人物更丰满要好。丰富的内容，丰满的人物形象还不是为突出中心服务的吗？而这种说法是我在写作中悟出来的。

在阅读中体会写作技巧，在运用中加深对这种技巧的理解，把读和写结合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作法。最近给老师们做了一次示范课（见拙作《我教紫藤萝瀑布》），我定了两个目标，第一，创设一种比喻情境。为达成这个目标，我先让学生画出与“瀑布”相关的词语，诸如“瀑布”“浪花”“河流”“船帆”“流动”等等，为了强化这一点，我给学生发了叶君健的《看戏》，让学生找出其中与“海”相关的词语。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学生把创设比喻情境这种技巧掌握了。第二个目标，写景，有所寄寓。为了落实这个目标，我给学生发了我自己的《深秋时节一枝春》，让学生体会文章以花写人、以花喻世的写法。课下我留了作业，让学生写写校园里的串红。结果学生们写出了不少不错的文章（见《串红.学生作品展示》）。

一句话，读是为了写，要为写而读，要为写作而教阅读。

再说这教学目标由谁来定。

首先，它是由编者来定的。编者常常把体现相同或相关的表达技巧的文章编入一个单元，让学生通过这个单元几篇课文的学习也认识和掌握某种表达技巧。比如把《春》、《济南的冬天》、《与朱元思书》编入同一单元，就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写景的方法。所以这个单元共同的教学目标就是教学生学会景物描写。如果不落实这个目标，我们教学就跑偏了。我们要树立单元教学意识，善于揣摩编者的意图，这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教学目标。

其次，它是由课文来定的。一篇课文必然突出体现了某一方面的写作技巧，比如《春》，体现了写景的一般方法，抓住哪些景物写，从哪些方面写，按什么顺序写，写景之后抒情。而《济南的冬天》就要突出写出景物的特征来，写出在这种景物中的特殊体验和感受来，寓情于景。我们要善于揣摩编者的意图，看看为什么把两篇相似的文章放在一起，它们有什么细微的区别。

再次，是由老师来定的。当然老师要读懂课文，发现课文突出的长处，不然目标也会定偏。我教《滹沱河和我》，没按课本定的目标去教。我觉得课文最突出的长处有二，一是按作者的认识过程为线索组材，二是对河的描写。所以我说，练习题中说“本文以滹沱河为线索”这种说法不对，应是以“我对滹沱河的认识过程”为线索，请同学们帮助老师完成本文的阅读提要：本文以我对滹沱河的认为过程为线索依次写了„„。第二，我引导学生分析了涨水季节的滹沱河的景象的一段描写，然后让学生把它背下来，再写一个片段，家乡的河。

最后要根据学情来定。比如我教《胡同文化》，此文在别的版本中是放在高中来学的，但河大版的教材却把它放在上了八年级上学期，我觉得学生理解不了其中的文化，就避重就轻，让学生画出各段的中心句，让学生学习首领句组段的方法。再如《故乡》，结尾几段有不少句子意思难懂，教学中就应把理解句子的意思做为一个目标。再比如古诗词的教学，现在中考要考诗歌赏析，我以为就违背了学情，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生，他能赏析得了吗？记得我小时候，正是文革时期，没书可读，整天拿着一本《毛主席诗词》念，“大雨落幽燕，白浪淘天„„”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意思，却背下来了，后来长大了，懂了，体会到了那种磅礴的气势。所以我以为古诗词，让学生背下来就够了，可是我们偏要让他去赏析，他知道“阴阳割昏晓”是什么意思，他能体会泰山峰如刀，把世界割成了白天和黑夜两部分的意思吗？不知道，只好背老师教的答案。这不是违背了学情吗？可是中考要考，无奈，非得这样教，却不考虑理解了一个“割”的时间能背下多少古诗词啊。

现在的教改一味的求新求异，翻新花样，把传统中很多能够突出表达技巧的好的合理的做法改掉了，变成了瞎折腾。比如“美读”的风行，扣住一句话，扣住一个或几个词，让学生反复读，读出合适的语气语调来，读出感情来，读出特殊的感悟来，读出特殊的体验来。能做到吗？我们在培养朗诵家吗？我们在培养电视播音员吗？我一听这样的课就急，因为读了半天，学生还是没有读美，或者读“美”了这一句，其它的句子呢？你能一句一句的教吗？美读是老师用来熏陶学生的，非要让学生学会，这个要求太高了。在学美读的过程中浪费了很多揣摩表达技巧的时间，这就是无效劳动的表现之一。

最近参加了某市的赛课活动。从全市选拔了140名优秀教师参加，经过第一轮教学设计比赛选出了80名，又经过第二轮说课比赛选出了6名老师做课。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做课的第一名吧。她选的是朱自清的《春》主要设计了两个环节“读中寻春”和“画中品春”，先是让学生美读，读了半天，学生连“窠巢”“应和”都没读准，就开始画了，让学生选其中的一副图画一张画，这一节课基本上就在画中度过了，结束时又闪了一下老师自己写的校园的春天。后来听见这课得了第一名，我倒抽一口冷气。按我的理解，这课也可以上成读背课，一节课学生基本通过朗读能把课文背下来，在指导背的过程中顺带就把写景的方法引导学生分析了，这样有助于他们更快的背诵，也认识了课文写景的方法，这不就把目标达成了吗？可是我们这位老师折腾了一节课，自己很累的一节课，学生学会了什么呢？我在听课记录上写了一句话“阅读教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教什么永远比怎样教更重要，就像吃什么比怎样吃更重要一样。我们确实该好好研究怎样正确的确定目标，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落实目标的问题了。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为写而读，为写作而教阅读，把揣摩表达技巧做为第一目标。

第三篇：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日本？

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日本？信力建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失败和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在这场短短九个月的战争中，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等地（后辽东半岛由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赔款白银2.3亿两。

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尊严之痛，国人自尊之痛，却要远远超过割地赔款之痛！——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携带全权委任状，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抵达赤间关马关港（今下关港），与日方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举行谈判。谈判其间，伊藤博文极为横蛮，屡屡逼李鸿章在早已拟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称：“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并限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李鸿章哀求放宽期限，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博文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二十多天过去，日本下最后通牒，限四天内答复，否则北京必不可保。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马关条约”签字消息传回国内后，“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谭嗣同）。李鸿章，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

今年的7月25日，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国耻纪念日”。在21世纪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记住这个教训，仍有极为重要之意义。

中国日本一衣带水，自汉朝始两国开始交往频繁。历史上曾经长期同属儒家文化圈。进入近代后，两国又一度面临相同命运：1840年，英军炮舰轰开了“天朝上国”大门；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关锁国政策。不久，两国先后开始了旨在“船坚炮利”、富国强兵的变革：1861年，中国开始实行“洋务运动”；1869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然而三十年不到，昔日的“徒弟”、“莞尔小国”日本后来居上，甲午一战，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最终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伊藤博文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是当时中日两国最杰出政治人物，他们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现实反思和警醒意义。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而内心深处，作为“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头号弟子，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

伊藤博文关于“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之语，其实有失公允，其实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一语，盖有深意在焉！用现在的大白话意思就是：“我们不但要学西洋的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洋的观念和制度！”——这与伊藤博文“改革内政”一语可谓不谋而合。而且李鸿章后半生中，作过不少类似表述。

伊藤却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日本虽属儒家文化圈，但德川时代儒学才在日本真正盛行），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障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老大帝国所能相比的。

在无数中国人心目中，“小日本”是一个“死不认罪”。殊不知，日本其实是一个只敬畏强者，甘于向强者低头服输，不耻下问向强者学习的民族。还是一个危机意识极强，极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民族——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江户湾口，轰开了自“锁国令”以来关闭了达二百多年的日本国门。这时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极为相似。然而，前者一旦认清与先进国家的巨大落差，以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福泽谕吉、伊藤博文、井上馨、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三条实美、板垣退助、胜海舟、白石正一郎、土佐之雄杰等等为代表的日本民族精英纷纷挺身而出，前赴后继推动“明治维新”运动（前述英杰大多数或被刺杀，或战死）。

近代日本是幸运的：佩里黑船“闯关”事件后，在关乎民族兴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它有一大批头脑清醒，有血性、有奉献、牺牲精神，有高度历史使命感的政治精英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这里强调“一大批”极为重要——对一个国家的历史车轮转轨而言，仅出一个“板坦虽死，自由不灭”的板垣退助远远不够。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像吉田松阴、坂本龙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大村益次郎、板垣退助这样或战死，或被杀，或被刺死者却不计其数！正因为有一批批伟大启蒙思想家、政治谋略家和政治精英的涌现，1869年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短短三十年年便实现了“脱亚入欧”战略跻身西方列强。并接连战胜两个东方巨人——大清和俄罗斯。

马克斯·韦伯有言: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既不能出现福泽谕吉一样高瞻远瞩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谋略家，更没有出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一样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一样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只能出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一样唯“圣意”是从的政治“裱糊匠”。虽然后来也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士人，但与日本“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无论是血性，还是奉献、牺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远不是一个档次。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后，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内的朝廷统治者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夷之强在于政治制度,不在“奇巧淫技”。然而，“传之万代”潜意识和侥幸心理，驱使大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对必然导致皇权旁落的君主立宪深恶痛绝，高举“祖宗之法不可变”大旗，对任何消减皇权的改良说不。而朝廷顽固派则顺势而上，认定“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在奕亲王等人坚持下，虽允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朝封疆大吏在各自领域开展旨在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达到“船坚炮利”之目的“洋务运动”，却拒绝学习比西方科学技术更重要的西学思想、宪政制度。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1861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纷纷在在治下建立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铁路、机器织布局等工矿企业。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厂矿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官商合办为辅，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纨绔子弟进入充职。在衙门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严重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还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严重钳制。而缺乏总体设计，又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直到洋务运动结束，中国远未形成的近代化工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

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但近代化意识（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落后更为可怕。所以一个国家的近代化，首先是人的近代化。对这一点，日本近代杰出思想家和维新派精神领袖福泽谕吉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日本不能只羡慕西洋的船坚炮利，更要羡慕西洋的文明。所以他指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强烈主张日本国民精神“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并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作为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精英和“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无疑要高出一筹。但与福泽谕吉、伊藤博文、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一大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相比，却逊色太多。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然而他的近代国家思想——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素养，与伊藤博文相比远不在一个档次；伊藤博文是一位“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鸿章却是中国“有治人无治法”传统观念的继承者，对近代国家思想缺乏根本的认知。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

大清统治集团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之落后，从强大的顽固派长期攻击“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言论中略见一斑——顽固派攻击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等等。

而清末的对外关系，仍然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以慈禧为首的、在唯我独尊文化环境中熏陶成长起来的朝廷领导核心，此时对英、法、美、德、意等西洋列国虽心存恐惧，但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是当时朝廷皇上和大臣的普遍心理。连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甲午战前的几年，在日本平均军费开支高居国民总收31%、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严峻现实下，清政府竟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军队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而陆军更糟，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然而另一方面，为迎接慈禧太后诞辰，却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

与大清削减军费预算、慈禧太后甚至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山县有朋等日本政治精英高瞻远瞩：“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钱虽然不算很多，但却作出一个良好的表率的作用，全国富豪和民众纷纷捐赠军费，一年捐款达100万日元„„所有这些，极大地鼓舞民心，更激励了士气。为此，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观念、制度的落后，短短时间里，号称“亚洲第一海军强国”的大清便被“小日本”悄然超越：1890年之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到了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拥有军舰32艘。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此时的北洋海军舰不但数量被超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等弱点。

近百年间，一直有人指李鸿章在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避战保船”。其实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指挥上虽有较大失误，但却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决一死战，但因实力悬殊、军队和装备不及人，以及用人不当等因素导致了战败。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梁启超亦认为“李之失机之处多矣，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

为何“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旅日学者宗亚泽先生的历史著作《日清战争》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示：日本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在军备上迅速取得了对清国的优势：在陆军方面，清军参战军队的枪械装备率为85%，而日本装备率达到100%；海军方面，尽管清军进口战舰的吨位数在亚洲位居第一，但日本联合舰队在舰船动力、巡航速度和火力等其它多个指标上占优。如果说，在军事装备的各项数据上，明治日本还没有明显优势的话，那么在军事后勤方面，日本则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交通运输上，开战前日本国内的铁道线已达3200公里，陆海两军征用汽船近28000吨，而清国全国保有铁路才300公里，在海上还需要租赁洋船运兵；在兵站、野战通信、军队医疗、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国内国际各类资源，这些资源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而在清国国内，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这些系统要么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

军队装备的差距，后勤体系的落后，其背后折射的是近代意识、国家政治制度的落后。从鸦片战争开始，清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进行过频繁交手，但清国的国防观念仍属于“中世纪式”。曾为清国建立开国功勋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败坏，而道光、咸丰年间在镇压国内叛乱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兵勇，则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佣军。这样的军事体系，遑论进行近代化的系统建设，连最基本的“国家忠诚”都很难实现。战争爆发以后，大清军队频频发生让世人耻笑，令国人蒙羞的事件：“叶志超狂奔500里”；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只在一日之内告陷落。战场上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仅平壤一战，清军就遗弃米粮2900石、杂谷2500石，相当于15000名清军一个月的用量；同时，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而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等海防阵地被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清军的“兵败如山倒”可见一斑。

甲午战争，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大清之所以惨败，完全是输在近代化意识和政治制度落后之上。

应当指出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并非彻底的宪政制度转型。这就为日本最后走上军国主义埋下祸根。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布征兵法令实施兵役制。1877年日本政府进一步完成了对国内军事力量的统和，打造了真正的“国家军队”。这时，日本改造了军队的组织机构和体系，并对军人实施国家意识的精神教育，运用“武士道精神”对军人展开全面洗脑，对新兵教育导入“为国尽忠”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和荣光。近代国家体系的打造和洗脑教育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队的素质。然而洗脑教育却最后沦为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

尽管如此，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观念教育，日本军队都全面领先于清国，这才是日本最终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完全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遇到的是这样一群毫无斗志、一溃即散的散兵游勇。在这样孱弱的国防力量下，日本征服清国的信心得到大大增强，对“天朝上国”最后一点顾虑和心理恐惧完全消失。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预示了失败者必然命运——虽然大清参战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63余万人，但最终惨败于参战兵力只有24万余人的“东瀛倭国”，“天朝上国”彻底颜面扫地！大清朝随之风雨飘摇，百姓日益水深火热。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又导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的结果。李鸿章因一生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太多不平等条约而落得“汉奸”、“卖国贼”骂名。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可谓志得意满，一生无憾！——虽最后死于朝鲜志士安东根之手，虽一直被中国人痛骂为“战争狂人，刽子手”，但在日本人眼中，却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英雄。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前面说过，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李鸿章为何会落此悲剧结局？李鸿章下面一段话既令人嘘唏，更发人深省：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痛骂李氏作“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内心之酸楚、无奈——签订“马关条约”遇刺中弹后，李鸿章含泪立誓：“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为尽量减少赔款，他苦力相争，后几近声泪哀求，其情其景，梁启超的评述最为精准：“戎马压境之际，忍心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亲历其景者。„„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

痛骂李氏作“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心头的万般委屈？——名为“总理大臣”，其实不过是一位最有权力的封疆大吏。满清皇室对其处处防范，朝廷顽固派无时不攻击。正可谓“外有强寇，内有顽敌”，纵然有伊藤博文之才，又如之奈何！

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政治精英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中又可看出，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而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更可怕：近代化事业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人，因为近代技术工艺和设备，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尚未从传统转变到近代时，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人的手中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物。畸形发展和失败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

大清王朝之所以败给日本，最根本原因在于只学西洋“船坚炮利”之技，而拒学比“船坚炮利”更重要的近代化意识和制度。当它终于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之时，武昌起义炮声已断绝了它的退路。

第四篇：中华文化为何不灭而长生

题目：论中国文化为何不灭而长生

作者：XXXX

学院：

管理学院

年级：2009级

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学号：320090905981

论中国文化为何不灭而长生

作者：田寅伟学号：320090905981

年级及专业：2009级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基本表述如下：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至今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回顾李约瑟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与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原因。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国家。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中国文化长生而不灭呢？又是什么使得李约瑟难题的出现呢？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文化为何长生而不灭以及由中国特色的文化所产生的李约瑟之谜。

关键词：中国文化；长生；李约瑟之谜

一、中国文化的形成及其背景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与此同时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观念也日益严重。社会文明在此时也经历了大踏步的前进：比较成熟的文字业已形成；尊王、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文化的创建活动愈来愈活跃；随着国家机器的建立，以礼乐制、宗法制、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文化迅速地形成；社会风俗也应运而生。这些影响了中国文化数千年之久，流风余韵至今犹存的巨大文化建树，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五千年色彩斑斓的中华文明，具有独立于世、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

大陆，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环境基础；农业，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经济基础；儒学，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思想基础。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出浓烈的大陆文化、农业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色彩。

二、中国文化的特征

1、“墙”文化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同。西方历史文化主要沿地中海周边发展，重商重战，本性开放，喜欢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则以大陆为基础，她的品格是内向的。

中国大陆的特点，一是面积巨大，二是边缘环境恶劣。她东面是大海，西面是戈壁，南面为群山，北面是草原。比较起来，唯北面尚可发展，但又有游牧民族。于自春秋始，便在中原北部修筑长城，以至绵延万里，使中原文化成为四面严防的独特文化。

上述特点，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墙”文化特征。

中国人喜欢墙，国家筑有长城，衙门筑有宫墙，私宅修有院墙。真可谓无墙不成国家，无墙不成城镇，无墙不成家园。只不过各种墙的规格不同罢了。

然而，中国的墙文化并不等于一味主张封闭。确切地说，是对外封闭，而对内开放。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人的墙少，对外是开放的；但住宅内部却是封闭的，即使父母要进孩子的房间，也需要得到允许，否则便是失礼。中国的宅院虽对外封闭，其内部却到处有游廊窗阁相辖。那些做家长的，有权取消一切人等的个人隐私。特别是如同《红楼梦》中史太君那样的家长。

2、崇尚皇权文化特征

在人神关系的表现上，西方基督教文化承认上帝的绝对权威，认为人类是上帝的奴仆，人类成员不分贵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往往不是神灵，而是皇帝。如隋唐时代，三教并兴，唐太宗做皇帝，便以皇帝的身份给儒、道、佛排座次。因为本皇帝姓李，道教的创始人也姓李，因而就把道教排在第一位，所谓一道二儒三佛。后来武则天做了皇帝，道教便也失宠，于是重新给儒、道、佛排座次，认为佛第一，儒第二，道第三。这样的做法，在基督教文化那里是不可思议的：皇帝亦是凡人，凡人怎么能给宗教崇拜的神明排座次？其实，他们殊不知更有甚者，中国皇帝不但可以给神仙排座次，还具有为凡人灵魂授爵的爱好。皇帝尊重孔夫子，就可以敕封他为大成至圣先师；皇帝喜欢关云长，就可以敕封他为荡魔大帝。不但如此，连天堂地狱中的事情，皇帝也可以管得。京剧中有一出传统戏《铡判官》，讲地府中的判官行私枉法，包青天便去地府判断冤情。结果惹怒了阎君。阎君说：“阴间事不用你阳官来管？”但包老爷更加理直气壮，声言：“宋天子他封我阴阳二官!”于是，阎君没了脾气。

正因为中国古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性国家。中国老百姓进寺院烧香，就和传统的西方基督教徒进教堂的含义不一样了。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原罪，进教堂的目的是去忏悔自己的行为。中国人不懂什么叫忏悔，在更多的情况下，好像在和神明做生意。花几个钱，烧一柱香，便希望合家平安，便祈祷有美好的前程，或生个大胖儿子，或找一门好婚事，或生意兴隆日日发财。中国人似乎比神灵更精明：一方面，学习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一方面亦希望鬼神能为己服务。

古代中国的皇权是高于一切的，但皇帝亦不能长命百岁。皇帝死了，便要根据其一生表现给一个庙号。刘邦创立天下，便称高祖。刘恒、刘启做皇帝时天下大治，便称文帝、景帝。刘彻八次出兵，将匈奴逐出漠北，死后便尊为武帝。杨广昏庸暴虐，死于臣子之手，便称菱帝。此外还有哀帝、献帝、少帝、恭帝之类，都是不祥之兆。这样看来，皇权虽大，但冥冥中还有一个高于皇权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道”。开明的皇帝，便是有道，否则即是无道。中国文化中的“道”，不但可以“管”皇帝，而且可以“管”世间万物，也“管”天上的神仙和地下的鬼魂。以“道”衡量，中国的一切神仙都有缺点，故而狐鬼神仙世界便也有了善恶。恶神善鬼，是中国人智慧的表现，所以中国的许多妖狐鬼魅也是最有人情味的。像《聊斋志异》中那许多美丽、善良的鬼狐，谁不喜欢？

3、道文化特征

中国古人的“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它近乎现代人观念中的普遍性规律。不过不是能用简洁的语言概括的规律，唯其如此，老子才说：“道，可道；非常道。”

中国古人重视“道”的影响，讲究天理、天命、天道、天运，又讲天时、地利、人和，主张天人合一。无论天上地下，还是世间万物，都被统一的力量所左右，而这力量正与人间的伦理纲常相合。

中国古人不但讲天人合一，而且相信天人感应。统治者作了坏事，会天怒人怨；做了好事，等于顺应天理，会得到上天与人世的共同支持。所以《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要人们去恶扬善，自强不息。

4、重视人生、热爱人生特征

中国文化传统，最重视人生，也最热爱人生，强调“食、色，性也”。认定吃饭是第一位的，生儿育女是顶重要的。一是珍视生命，贵生恶死；二是重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因为重视生命，所以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道教，就有了与其它一般宗教绝然不同的文化品格。大抵宗教的特点是研究人死后怎样，而道教则一心关注人怎能不死？因为重视传宗接代，所以对孔夫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才抱有宗教般的感情。在中国古人心目中，一切身外之物都可以不要，唯独不能没有子嗣。

5、重农抑商、重“仕”轻技特征

中国文化传统，又是一种重农抑商、重“仕”轻技的文化类型。一方面轻视和歧视商人，一方面又轻视和藐视科技。所以中国虽有“四大发明”，但在世界近代科学史上的发明创造者中，却很少有中国人的名字。郑和下西洋的时间虽然早于哥伦布，却没有取得哥伦布那样的历史性成绩。此无他，因为郑和后面缺少近代商业作后盾，也缺少近代文明的有力支持。

三、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

1、在生活态度上的表现

中华民族又是一个热爱生活、勇于生活并善于生活的民族。这表现在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上。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的民族，又是一个特别讲究美食美味的民族；既是一个勇于与恶劣环境作斗争的民族，又是一个特别善于利用环境以求生存的民族。所以中国的饮食，曾经独领风骚于世界。中国人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亦能顽强生存，自给自足。中国文化传统表现在民族关系上，使民族和睦成为中华民族关系史的主旋律。历史上虽有多次民族冲突，但终究归于一体。

2、在信仰上的表现

中国文化传统表现在人生信仰方面，虽主张宗教宽容，但却没有明确的信仰。虽然也曾有过宗教冲突，但总体而言，不同的信仰可以和睦相处，甚至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盛唐文化，就是儒、道、佛三家文化共存共融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其中任何一家的努力，都不会有伟大的盛唐文明。

3、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

中国文化传统表现在文学、艺术上，使中国文学艺术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中国古人善于师法自然、造化天功、抒情写意，不失天然本色。比如中国的古建筑艺术，最擅长借天然景色，变天上景为人间景，使二者相互融为一体，更见光辉。如北京旧时“燕京八景”之一的“芦沟晓月”，就深得个中三昧。月亮本是自然景观，建筑师却使它与芦沟桥发生关联，桥因月而生辉，月因桥而增色。这便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和设计方式，而这种方式对于现代人类保护和利用环境，仍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四、中国文化长生不灭的原因

中国文化的长生不灭源于其文化的特点：使中国文化更具兼容性、整体性、现实性和模糊性。表现在行为方式上，古代中国人不喜欢天人分裂的极端行为，更喜欢儒家学说中的中庸之道。

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中国人热爱故土，重视乡土人情。虽远游千里，终不忘落叶归根。有人说中国人最看重种族血缘关系，其实不然。和日本民族相比，中国人更重视“土地”，日本才是最重视血缘关系的民族。所以异族人在日本生活，即使住上一百年，仍然不能同化到日本民族中去。西方人又不同，他们最重功利，利之所在，即义之所在。所以离乡背井，寻找新的生活环境，并不是特别难堪的事。中国人是最季视乡土关系的，只要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涪，便是老乡，而“老乡见老乡”，便要“两眼泪汪汪”。旧诗中写人生四大美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拿榜题名时。”其中第二件说的就是乡土情谊。

日本的一位学者比较中、日文化，说中国文化是“至尊”与“至强”合一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至尊”与“至强”分离的文化。日本历史上的至尊者，唯有天皇，所以除非阜族嫡亲，没有人对天皇的宝座存在幻想。但至强者却未必是天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天皇固然至尊，幕府才是至强，所以日本人的文化性格，就有了两重性：一方面不作至尊的梦想，一方面又有无比强烈的自强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同。至尊者，是皇帝；至强者，也是皇帝。其流势在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智慧固然绝不弱于他人，但人格很难完整，在皇权与官僚面前，往往不知不觉，便矮下去三尺。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在相当多的历史阶段不是一个开放性的国家，而且自我中心观念严重。总认为别人有的，我们中国全有；不但全有，而且比人家的资格更老。这种盲目的老大思想，往往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缺乏正确认识。日本人总有危机感，中国人却最少危机感。很多情况下，明明已经发生危机，还以为天下无事不乐，只管高枕无忧。

公平地讲，世界上各个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宏观意义上考虑并没有优劣之分；而在阶段意义上讲，却有优劣之别。中国自15世纪以后，与西方文明拉开距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实是一部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兴衰史。中国虽然是唯一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历史文明古国，但没有断层，不等于没有兴衰荣辱；中华民族虽然曾领风骚于世界，但也曾成为让别人看不起的东亚病夫。

反思中华民族的兴衰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开放时期，便是兴旺时期；凡封闭时期，则是已经衰落或正在走向衰落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齐人可以去魏，魏人可以入秦，燕人可以南下，楚人可以北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唐代文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段。唐前经过数百年兴衰**，使得唐王朝具有博大的历史胸襟。唐时文化兴旺，对儒文化、道文化、佛文化以及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均采取宽容的态度。所谓唐人有胡气，正说明了唐人勇于开放；唐人有胡气，才显示了唐文化博大瑰丽的历史风貌。

中国自15世纪始，落后于西方。此后一去三百年，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鸦片战争，才使得中华民族从历史文化迷梦中惊醒起来。

积中华民族数千年之经验，积中国历史数百年之教训：唯有开放的中国才有光明的前程!自然，开放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举措。与其说国家的开放是一项政策，不如说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文化工程。国家的开放，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管理体制、文化教育和经济战略相配合，要讲究科学与文明，要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未来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就要造就一代具有高度科学水平和文化修养的中国人：一要开放，二要科学，三要文明，这正是中国历史兴盛发达的原因所在。现代中国人之所以要反思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就是要正确评价别人和自己，从而找出正确的发展道路，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式，赶上世界潮流成为先进国家。

李约瑟说过：“当东西方科技接触时，会达到一个互相融为一体的时机。”但他没有说，这是一个怎样的时机。我们认为，当世界各民族文化终于融为一体的时候，将成为人类文明的伟大历史机遇和空前盛大的历史性节日。

五、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信仰上的原因

1、我们的社会缺的是什么？

信仰是最高形式的信念，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认知的最基本的概念，我们会依照我们对世界的最基本的概念去创造我们的生活实相。因此，有怎样的信仰，就会导致怎样的社会状况。

中国社会存在哪些明显的问题？是不是都跟信仰有关呢？这正是本章所要探讨的问题。既然信仰是信念最集中的表现，而信念引致生活中的种种现象。那么，社会存在的种种现象必然与信仰的方向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中国文化主要的纠结在于对道家和儒家的理解之上。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一些对比。

儒家信奉的教条可简单总结为“仁、义、礼、智、信”几个字，虽然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是，却是失去了对“道”的理解之后追求表面事物的最集中的表现。在《道德经》第38章中对德、仁、义、礼的评述，很明确地点明了追逐德、仁、义、礼的人只重视追逐虚假、表面的事物，是失去了对道的理解之后的表现，一个比一个更加远离了道的本意。因为儒家思维重的是一种“术”，而不是“道”；只是一种不包含基本概念的思维模式。所以，他们不能够悟出“道”的真谛，只能追逐那些他们看得到的表面的事物。

任何阶级社会，文化总在展现统治阶级的信念。

儒家文化所展现的正是士大夫阶层和追求进入这个阶层的人们的信念和意志。然而，就如信仰是文化的概念源头一样，中国文化中的物质性信仰并不是因为儒家产生后才有的，相反的，是因为先有了这样的信仰，才产生了适合它的文化。因此，不论中国出不出现一个儒家，都有与它相类似的学说被奉为文化代表。只是儒家在发展过程中，更加加强了此一信仰的物质追逐性。中华文化在宋、明两次强化儒文化之后，已经完全将信仰理解为：人是强权、金钱的追逐者。不论它还说了些别什么，统治阶级和世人都依照它的这一信仰创造自己的生活。

道的本质是“爱”。《道德经》中所有名词性的“道”字我们都可以用“爱”字来替代。

当一个思维模式不能够理解“道”的时候，它只能通过一些形式来表达它的认知。由于失去了对“爱”的理解和认知，所以，我们的文化现在总在强调“孝道”。在这里，我提个问题，当爱是一种常态的时候，人们还需要时时用“孝”来教导吗？“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孝只是爱的一种表现，只有那些不理解“爱”的思维模式才会强调“爱”的某个表现。同样的，如果一个文化是了解“大爱”的，那么它有什么必要时时宣布说，我们是“仁、义、礼、智、信”的呢？这些都是“爱”自然表现出来的品德，如果真的有“爱”，根本不用去说这些，它们就自然地流露出来了。

但是儒家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紧抓住那些表面的东西不放。所以儒家思想下的中国文化直到今天也不能够自然的表达“爱”，我们的社会经常给自己的文化下定义为：不善常表达“爱”。这正说明了我们的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失去了对爱的理解。然后才有《道德经》中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这样的总结。而我们也发现，2000多年来，我们社会提倡什么，我们社会就总缺乏什么，从来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因为，我们总在追逐着失去了对“爱”的理解后，那些本应由“爱”的自然流露而展现出来的某个表象。

原来，我们的社会缺乏的是对“爱”的理解和信仰。

所有不抱着政治目的的人看毛泽东那个时代，总觉得那时比现在似乎总多了什么，这不正是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展现出来的“大爱”吗？当时的政策给予了人民极大的自由。有人就会说：“那个时期什么能说有'大爱'？社会一片混乱，武斗、迫害层出不穷，根本看不出”爱“来。”但是这恰恰说明了由于我们社会和文化不能理解这份“大爱”，导致从这个文化中成长的人民也接受不了这份“大爱”。由于不理解，而将这份“大爱”引向了错误的用途，将给予我们的自由和权利用在谋取个人私利上、用在争权夺势上，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而且十分严重的乱相。

到了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怀念毛老人家？仅仅是因为“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吗？或是更多地因为怀念那个时期展现的“大爱”？

2、文化的延续

许多人觉得儒文化的最大的贡献在于让中华文化延续了2000年，事实是不是如此的呢？我想来比较一下中西方主要文明的文化延续史。

西方文明的代表罗马帝国是因日尔曼部族的入侵而灭亡的。然后由于要重现古罗马帝国的兴盛，西方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文明基本是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个文化信仰间相互倾轧。古罗马帝国被灭亡时，它还处在奴隶社会，它被日尔曼部族势力灭亡之前，社会制度已经落后于生产力的需要，已经由于内部的矛盾而导致社会日益动荡和严重恶化，所以日尔曼部族的入侵助推了西方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步伐。但是处于奴隶社会的古罗马的文化，在被基督徒引导下的日尔曼部族看来，并不显得高明多少。因此，古罗马文化被弃用，文明出现断层就不难解释了。而中华文明，被异族大规模入侵是在进入封建社会几百年之后，入侵的异族尚处在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那些原始人一进入中原大地，立即被封建社会所展现出来的文明给倾倒了，因此，他们不由自主的溶入了这个更为先进的文化之中。因此，并非儒家文化支撑了中华文明的延续，而是中华文明的进步支撑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中华文化只是因为“被”儒家文化代表，让人们以为这是儒家文化的功劳。在上文已经说过，中华文化，即便不被儒文化代表，也会被与之有相同信仰的学说代表，因为，中华文明的信仰就是强权与物质，它总会吸引到相同的思维模式--相同的文化。

因此，中华文化的延续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本质决定的，而不是某家的功劳。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叩开中国的大门之后，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文明同化”的招式就失灵了，这正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以上的结论。3、2000年不变

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延续了大约900多年，然后在14世纪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这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期基本同时出现，甚至还晚于中国。然而，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得起来，中国却被扼杀了呢？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信仰的物质化，导致文明更倾向于追逐物质利益，而不是追求进步，所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级结构就成了整个社会的追求。

说到这里，就要说一说中华文明的重农轻商。商人不断的四方移动，在统治者看来，产生了难以控制的不可预测因素，这对维护一个简单、稳定的阶级结构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强权看来，人民越是相对稳定，对强权的稳定就越有利，因此商人一直是受到中华文明打压的一个团体。

相反，西方社会由于一直维系着宗教与文化统一的信仰，中世纪的宗教压迫让人们转向从科学和实践中去寻找信仰的证明。其中，证明地球是圆的，这对地心说、日心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而大航海的兴起正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重要诱因。西方的航海家们一方面是想开辟新的航道，另一方面也在想通过新航道的开辟来证明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

而中国的大航海，并不担负着探索事实的目的，相反的，只是统治阶级向外展现国威的工具，所有的中国人甚至没有从海平面的变化中推断出地球是圆的。当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的统治者就失去了航海的意愿，从此中国关上了探索的大门，也关上了进步的大门。

相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人性化的对待各阶层的人民，这也体现了人类对“爱”的理解。没有精神性的信仰，失去了对“爱”的理解，中国社会放弃了自己进步和更加强大的机会。

2000多年的不变，是一种伟大的尝试，也是一种巨大的失败。因为，变化才证明了存在，变化正是存在的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只追求强权和物质的文化来说，这是它所不能够理解，同样也不支持的。

4、科学探索

科学探索是什么？粗看起来，科学探索是一种为了丰富人类生活、为人类生活提供便利，而通过实践和发现去总结客观规律的活动。但是它的目的和意义是不是就是为了丰富人类生活和提供便利呢？

我们现在常说的科学一词，源自于西方文化。其实，中国最初的科学发展跟西方的很类似，并且曾经领先于西方文明。二者都是从巫医的寻找治疗疾病和进行祭祀、预测的方法开始的。可以说，它是为了延长人的寿命，追求一种能力的展现。说白了，就是人们追寻一种展现“神”的能力的过程，是人们对自己真正是什么的理解的一种展现。

以我们的四大发明为例，火药是道士们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进行炼丹活动时发现的；对于古代的人来说，知识和资讯往往是高高在上的贵族们的特权，他们享有对“神”的祭祀权，因此能够掌握着文字和知识。造纸术和印刷术正是人们对知识和资讯的渴求，要发明出一种廉价、易用的传播方式，使它们的出现成为了可能；指南针的出现，是因为人们祭祀时要定好方向，因此指南针的特性让它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由这四个例子，我们多少可以发现，古代的科学发明都跟“神”有关，更明确的说，跟人类想实现并行使“神的权利”有关。

中国的中世纪，由于信仰和代表思维模式的文化的变更，“神”变成了一种工具，而不再是一种信仰，人们对追求“神”的答案和“自己真正是什么”已经不再迫切，因此科技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相反，西方文明在经历了中世纪之后，人们对从宗教教条上去寻求答案已经不太认同，想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和发现去证明自己的信仰。因此，这一时期提出了许多违反了宗教教义的科学学说。二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是相抵触的，其实都在干一件事--证明人类真正是什么。西方社会在证明“自己所是”的时候，各种科学发明和发现喷涌而出。因此，对比中国和西方二者的中世纪，我们可以发现，对信仰的选择，决定了科技的发展。

直到今天，新中国成立60多年后，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还很置后，我们只是将科技当成了完善物质生活的一个手段，当成能够立于世界舞台不被淘汰的一种方式。我们对科技进步追求的渴望程度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候问过：“我到底是什么？人真正是什么？”

信仰与文化统一的西方文明，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他们要追寻上帝的步伐，要实现上帝的能力。通过几百年来的不断努力，在科技上不断实现着原来人们根本想象不到的能力，不断给了他们继续探索的动力。现在的科技水平对于中世纪来说，基本已经等同于“神迹”。而中华文明由于追求的是强权和物质，当达到了某个程度，人们就放弃了继续前进。其实，我们的社会2000多年没有大的变化，原因也在于此。

第五篇：我们为何而憔悴诗歌

我们为何而憔悴

流入时光中的是我们无尽的泪水

从生到死，黑洞的色彩斑斓且从不寐

我们遥遥相望，生死无期

我们的思念将化作漫天星辰，洒遍银河之内

……

我们为何而憔悴

生命中的光辉落入尘寰

月色寂寞清冷，我们去雨水中寻求安慰

当泥泞的道路被我们走过

当我们喝下咸涩难尝的海水

才发现，我们不过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答案

……

我们为何而憔悴

我们举起手来，对着太阳

我们是新生者，充满朝气

我们将会在色彩繁杂的世界里度过很久

我们将发现理想，友谊，爱情的真谛

我们将抛弃与被抛弃

我们将站在生的地方迎接日落

我们将感慨无数流转无常的时日

我们将领悟我们来这世上一遭的意义

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我们可以看清楚梨花开落的过程

我们走过的春夏秋冬，暗含无尽施舍，面包与馒头

……

我们为何而憔悴

夜莺因为自己的歌声太美而沉醉

忧伤者永远都在哭诉自己不会流泪

我们的伤口，被荆棘再度划破

用了血液填堵

我们虽然痛苦，视野却变得无限开阔

从而我们发现了夜与夜

我们没理由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