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

第一篇：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

一、前 言

中国的艺术家和西方的艺术家一直都在商讨诗和中国画的关系，但是他们各自都有各自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西方艺术家认为诗与中国画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是两者也是有关联的，可以合二为一。如黑格尔认为诗歌有音乐的一面，也有绘画的一面，西蒙尼蒂斯也说过“画是静默的诗，诗是语言的画”。而中国艺术家则认为中国画与诗存在着许多的共融性，本来就是感情的产物，两者相互的交融在一起，可谓“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中国画与诗的关系的研究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在很久以前已经有许多的艺术家对此做以了解和研究，并且得到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诗与中国画都是人类的本性加之感情的结合体。不管是的从《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还是到了唐代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些作品的艺术表现形象和作者内心的感受都讲究的是意境美，也就是说意境美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交融的产物。例如明清时期的书法家方士庶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也有人说诗与中国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变现形式，虽然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互交融想通的地方，但是这两种艺术也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它们在某些表现形式上也是 不通的，各有各的表现领域。

一、诗与中国画的传统性

诗与中国画的关系是特别密切的，它们在很久以前就存在这相互交融的地方，而且两者也是相互影响着，并且在发展中相互影响和督促，使它们都经受了艺术文化的层层洗礼，最后向人类见证了发展的必然性。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诗和中国画 都是依托于艺术形象来表达它们各自的思想感情和人生领悟，用语言艺术与大家一起分享艺术的领悟。无论它们两者是在艺术精神，或者还是在内容，意境，审美情趣上都有着交融性和共通性。

中国的诗词绘画开始联系是因为刘褒为《诗经》上的《北风》、《云汉》二首诗作了两幅插画，《洛神赋图》就是晋代顾恺之为《洛神赋》所画的插图。在晋代末期陶潜创作了田园山水诗，并且在这个时候大批的田园山水画家开始出现在画坛，从此诗与中国画的逐渐的结合，在唐代兴盛了起来，在那个时候诗人会给自己所作的诗作画，画家也为自己所画的画作诗，为以后的诗画的发展做了铺垫性的作用。到了宋代，诗与中国画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密切，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并且总结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原则。现在这个原则已经成为了千古定论，所有的诗人和画家 都会以这个原则为最高的目标和创作目的，在诗和中国画的创作中有意识的向这个原则靠拢，同时这个美学原则也成为了诗与画创作的美德形式和标准。

从中国的史料上看，中国画流传下来的要比诗多的多，也久的多。例如中国画的岩画、彩陶艺术等等美术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形式各种各样，而且色彩也比较单纯，主要是以线条的美感来丰富作品的内容和美化画面，而诗保存下来的作品相对来说就少了许多，剧资料记载，诗歌保留最完整的也只有《诗经》和《楚辞》这两部巨作的了，这两部诗歌不仅都充满了时代精神，还为以后的诗和中国画的创作创造了条件。它们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还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使诗与中国画的结合成为中国艺术文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诗是用一种语言来表达的艺术变现形式，他用简练的语言表现现实的生活，中国画属于造型艺术，它用色彩、线条等来描绘出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的形状以表达出思想感情。中国画多是以意造境，究竟是为了意境美，在这一点上诗也是一样。中国画与中国诗词具有同样意义的意境美。

二、诗与中国画的互补性

（一）、诗中有画

对于诗与中国画的结合，我们讨论的不是形式的像与像，似与不似，重点是要放在诗画的本身去，也就这样说，诗不依赖于画而有画意，画也不会依赖于诗而有诗情。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诗，多数都可以说是诗中有画，就像大家熟悉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漠漠水田分白鹭，隐隐夏木啭黄鹂”。这些诗句虽然说不是绘画，但是它们的那种鲜明形象，活泼动态，幽美境界，都活灵活现把画面展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使我们在诗词中犹如沉浸在画面中。再如王维的《使至塞上》又是一副壮美秀丽的画卷，诗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诗仿佛使我们看到了大西北塞外平沙万里的情景，看到空中缥缈的炊烟，弯弯曲曲的河流，夕阳红红圆圆的，如此安静的气氛，壮丽而美好，使人向往。我们从绘画的色彩上看来，又红又圆的落日，天空中飘着青烟，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使如此的丰富多彩。从绘画的构图上看，缥缈的青烟是直线的，又红又圆的落日是圆形的，组成了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具有节奏感的构图。色彩和构图的搭配组合，构成饿了一副鲜明的画卷，可谓是“诗不配画而有诗意”，这也是诗中有画的完美结合。

“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中的两居室，诗中没有特别直接的说出丽江是这么的美，但是它的每一个字都向大家展示了江南春水的秀美景色，就像一副中国山水画的国画美，这幅画面有着极其浓重的色彩感，以鲜明的红绿色彩对比的手法构成了一幅画。此中的意境主要在于色彩的技能上，传统的中国画同样也是这样体现出来的。例如我们现实中的荷花是红色或者粉色的，但是在齐白石老人的画中却被画成了蓝色的，甚至还有的用纯墨色代替。这在我们的生活中看起来是非常夸张的，但是在中国的艺术领域却是如此的真实，就可以让人感受到大自然是无暇的素质，也是意境美得到了升华。这也是这首诗的得到了许多的人的好评，如诗如画的艺术奥秘，可谓是吟诗如赏画。又如王维的另外一首:“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在夜里诗人都可以听到桂花落地的声音以及傍晚的月亮升起惊动山林里的小鸟，这其心境是何等的宁静，也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夜色花卷。

“踏花归去马蹄香”，这是宋代一个画院考试的题目，让同学们以此诗句做一幅画，第一名的学生画的是一群蝴蝶和蜜蜂追逐的奔腾的骏马的脚印，一次来显示马蹄香。诗中的“踏花”、“归去”、“马蹄” 都是真实存在的，都可以在画面中变现出来，但唯独一个“香”自很难让人落笔在画面中。还有“乱山藏古寺”这一句，有一位考生画了一位小和尚往大山的深处走着，虽然在画中没有明确的向人们说在大山的深处有寺庙的存在，但是可以让人们想到寺庙就在大山的深处，这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了。又如《过香积寺》这一首诗：“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古寺、云峰、吉木、深山、泉声、青松等景色和事物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还有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蓝天烟雨图》中这样写：“蓝天白石出，五川红叶希。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这首诗中的画意有“蓝天”、“白石”、“五川”、“红叶”、“山路”等画面，色彩鲜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也让人看到了迷人的秋天。衣服湿了，不是因为天上下的雨，是因为露水把衣服打湿了，证明了露水的存在。这首诗的意境也就只有“画为诗所依”来表现吧。

（二）、画中有诗

诗与中国画是具有交融性的，也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既然诗中可以用画来展现，那么自然中国画中就会有诗的存在。

画中有诗真正表现的不仅只是局限于表面，而是要把画家作为“深刻的生命方式”、“深层的心性表达”。著名大诗人齐白石老人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就是一幅典型的画配诗，遍地的蛙声，就说明了万物复苏，春天已到，就连池塘里的小青蛙也在唱歌了。这首诗虽然把事物说的很具体，但是池塘里的蛙声却很难体现，在画面上画出一张张张嘴再叫的青蛙却是不是很好，并且也不能体现出意境美。齐白石先生巧妙的运用了绘画的艺术语言，画了一股流动的小溪，而且也还有一群顺着小溪游动的小蝌蚪，这样就可以使人联想到了小溪另一头的景象。还有“以诗为画”，也是根据诗的意思画的，曹植的《洛神赋》就是经过了几个朝代后，顾恺之就是根据这首诗画出了《洛神赋图》，他用画表达出了诗中的内容，强调了神话色彩。这幅大作不仅描绘的形象鲜明，同时也在艺术形象上表达了没得韵味。再如，陆俨少著名的山水画家，根据李白的诗画了《李白诗意图》，他是根据诗中的画面来用笔的，再现到人们的面前，也是诗到中国画的体现。关山月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画了一幅山水画，把诗的内容变成事物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使诗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有韵味。

三、中国画与诗的差异性

（一）、诗画同源

中国画和的诗词的同源在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在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上，诗与画的取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来源于生活，但是又 高于生活。例如说中国的神话故事、历史人物等，就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都是都是取材于神话，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又像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历史人物取材的画作。二者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易经》、孔子的儒家中庸之道、老子的道家思想、庄子与禅宗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画与诗的结合有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些前辈的之后的画家的创作思想不管多少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画与诗的不断发展，其中有着密切的结合，这些古代伟大的哲学家们的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中国画与诗的创作都需要新颖立意

中国诗与中国画，都是通过大师们的艺术创作来描摹大千世界的，也都混杂这诗人和画家的思想感情和人生领悟，他们的思想也都会在诗与中国画中体现出来，因此也具有浓厚的时代精神和人文色彩。创作的内容和主题不一样，也就是要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也会不一样。每一幅好的绘画作品主要体现在它的立意新颖，只有明确了立意才能够考虑和把握好作品的整体格局、取材和最终的定色。所以就有人这样说；“千古文章意为高”由此可以看出来一幅好的作品的诞生，首先立意要明确、新颖，其次才能够构图、选材、技法、定色。同时中国诗也是一样立意为先，立意新颖，才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我们都知道，创作前都是要经过仔细的思考，才能创作出美好的立意，才能在画中展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中国诗也一样，在创作前都需要精心的构思，才能够创作出有立意的诗，使描绘的对象生动形象，使诗人的思想感情表达的更加真实，同样也是中国式更加有艺术的光芒。不管是诗人还是画家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仔细的构思是非常的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如果要是不够完善的话，那么创作出的作品就太直白的没有意义了。做画作使首先必须要胸有成竹，然后才可以下笔，这样才能创作出标新立异的作品，才会有新鲜感。就例如郑板桥画的竹子，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易趣相谐，才能让人们回味无穷。郑板桥画的《竹石图》虽然没有上色，但是他的构思明确，立意新鲜，也是人们感觉竹子翠色欲滴。

（三）、时间和空间的不用

中国画与中国诗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虽然他们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互交融的地方，但是这两种艺术形式也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们之间存在这较大的差异。

中国诗可以说是一种语言艺术，它的意境是通过语言的形式来表现的，它虽然没有时间的约束，但是也可以用来变现某一时间段或者是某一时间点。中国诗的空间没有限制，它随着艺术形象和情感而灵活变化，把具代表性的空间结合在中国诗中，这种空间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和抽象性。“绘画虽不仅是“再现自然”，但它究以“再现在自然为基调”，所以它常偏向于客观的一面，诗则是表现感情，以“言志”为其基调，所以它常偏向于主观的一面。

四、说的出，画不就

中国画和中国诗都有自己的表现领域的。并不是好的中国诗就能用恰当可见的艺术形象变现出来的，因语言文字和可视的艺术形象是有区别的。画不出的东西就用中国诗来变现，说不出的语言就能中国画来体现。中国诗的语言表现形式是有很强烈的意境的，会带来浓重的情感和强烈的冲击。但是有的时候中国画有的时候表现不出来诗里边的情感，也变现不出来这种意境的。就像李白的《静夜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的前两句很明显表现出来的就是“诗中有画”，可以用中国画来变现出来，诗的后两句不是具体的事物，就很难用中国画来表现。“思故乡”？估计历代的大画家都很难把它体现的淋漓尽致。像这样的诗的意境诗也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画家们也不能用简单的画面来表现出来这种意境的，要是特别的注重绘画形象，那么诗中的思乡之情就不能明确的表现出来了。又例如王维的《山路》：“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诗中的 意境我们可以理解为：山路上的植物都很茂盛，树木绿叶青翠欲滴，像是可以把过路人的衣服弄湿了似的。这种意境怎么才能够用中国画变现出来呢？像这样就是“说的出，画不出”的现象，也就是中国诗和中国画有明显差异的地方了。

（五）、中国画与中国诗同样讲究表现手法

中国画与中国诗的表现手法也有许多交融的地方，都是通过笔、句、字、画等把事物表现的淋漓尽致的。不管是人物、鱼虫、山水、花鸟，还是人文历史，都是有生命力的，好的诗词是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生感悟灌输在了里边，这样诗使人们觉得有了生命。好的画家不仅会把画画的有意境有生命，还会特别注重笔墨的运用。表现手法的不同，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是不仅相同的。

1、线条美

中国诗和中国画都会用线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首先，中国画离不开线条，线条可以表现事物的外形特征，不同的线条变现的感情就会不同。唐代大诗人王维善用线条来表现景物的意向，把线条任意纵横交错创作出具有特色的画境，他的是《使至塞上》中这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线条在中国诗中的运用，“孤烟”是纵向的高，“沙漠”是横向的长，“河流”是倾斜的角，三者相互结合，使之成为一个有立体的实景，这一实景就是简单的运用了线条，就传神的表现了西北大沙漠的幅员辽阔的景象。从中国画着方面看，也是线条非常完美的结合，也刻画出了大山的形状和神韵。例如《清溪》中的“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里”，小溪的流水顺着山势盘旋流淌着，蜿蜒多姿，在表现上仅仅表现了曲线美和幽深的境界。中国画讲究骨法用笔，讲究用线条来塑造形体。线条不仅可以表现出事物的外形，还自身也是一种艺术美。线条的气势美、形象美、韵律美，最终才决定了中国画的意境美。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这两幅中国画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线条都坚硬有韵味，使画面力道十足，画面也特别有韵味。总之，线条就是中国画的灵魂，具有情感性和节奏感的美。

2、气韵美

中国画和中国诗都非常注重作品的气韵，画家谢赫的“六法论”中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气”就是指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也被视为创作力和生命力的根源，也是画家精神世界的主体。“韵”是指世界万物所具有的某种形态，艺术作品形神兼备，也就是“气韵”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历史绘画中，气韵贯穿于传统的艺术实践中，中国画用笔为先，只要把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生领悟贯穿于到绘画中，才能使作品气韵生动。

3、意境美

中国画与中国诗讲究的都是意境美，意境是主观事物和客观事物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思想感情的结晶，清代书法家方士庶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也就是说大自然的意境美和身心感悟是统一的。画家李可染画的《丽江雨》，他在画后有做了诗是：“雨中泛舟漓江，山水空蒙，如置身水晶宫中。”诗中没有笔墨，但是有的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只有置身于丽江的山水中，有了真实的感受，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幅画的意境。

4、色彩美

从色彩的角度来看，王维的诗就能够把诗中像表现的色彩在画面上体现出来，同时也有了诗的韵味。他的作品如诗如画，大自然的色彩是多种多样，五颜六色的，诗人和画家可以用不同的感情来表现色彩，因此也体现了他们对大自然地热爱。就如杜甫的：“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这两句诗就用了多种色彩，有黄色、翠色，白色，青色，这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色彩，不仅变现了意境美，还给人们了更多的遐想。

四、回归到中国画的本质

中国画注重的是内在的精神，其次才注重于形式。西方画，相对来说更加注重是觉得冲击力，要求写实，而中国画则偏向于意境，倾向于精神层次，中国画是一种人性的艺术，是情感的升华。中国的画家要求内在的素质，人格的修养，高的画家画的画就会有内涵，反之则会肤浅。所以说中国画是一种人格文化

谢赫的六法论：“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自古画人罕能兼之”。可见，中国画讲究的气韵的美，用笔的方法，结构的美感，色彩的形式，构图的完美和意境的传达。

中国画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但是，不管怎样的发展，没有像西方绘画那样的超级写实，也不想西方画那样的抽象主义。不过中国画很善于通过一草一木来表达无比丰富的意蕴，它具有所谓“一墨大千，一点尘劫”的特色。中国画是用简洁语言表达出丰富的内容。中国画中可以看到大片的黑与白，黑与白同样重要，就像建筑师的一个建筑，他不仅塑造了一个建筑，还表现了建筑后边的一片天，建筑的美丽也需要天的衬托。中国诗也有一定高度的自由，达到了自然和人性合二为一的境界。

结论

中国画与中国诗是两个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互交融的地方，也存在着差异。不管是两者间的交融性还是差异性，两者都是艺术的表现形式。在中国画上题上中国诗就有了画龙点睛之笔，更加使画面有了意境美。画家可以根据的诗的内容想象到一幅画，同样中国诗也得到形式依托，这样结合的独特之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二者之间的模糊关系对中国诗和中国画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诗和中国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两者任意一个发展都会受到另一者的影响。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了解到中国诗和中国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诗画理论。有形诗、无形画，有声画、无声诗，并不是诗画形式上的区别，更是一种中国诗画方面的文艺理论和一种极其融合的意境。

第二篇：中国诗与中国画

【中國詩與中國畫】

我們在欣賞中國畫的的時候，經常看到有畫家本人或他人在上面題的詩，而詩的內容多是感歎詩的意境，有的詩寫的位置在畫面上，所以也就成了畫的一部分，而與畫完整統一起來。中國詩書畫 自古是相輔相成的，詩有“題畫詩”，畫也有“詩畫譜”，筆者藏有一部明代“集雅齋”雕版《唐詩畫譜》，都是依照詩境而作的畫，其中不乏名家手筆，但幾乎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太過於寫實，纖毫絲縷都要表現到，其結果是破壞了詩的意境之美，少了深幽，遼遠，剝奪了讀者想像的空間。

對於詩畫問題的研究，是中西方藝術家所共同感興趣的，“詩 中有畫，畫中有詩”便是詩畫相生的論斷。中國詩與畫皆重寫意，而不求一筆一畫的寫實。中國畫追求的是“傳神”與“意似”而在中國畫眾多的表現“意”的手法，有一種最為常見的方法，我們稱它為“詩境入畫”通過表現畫中的某一特定的景象，創造一種富有詩情的境界，這種以詩境入畫的表意，在人物、山水、花鳥畫中，都可以看到。另外，還有一種表“意”，畫家是運用了象徵、借喻、擬人等等方法，所以這類表意其寄寓性和曲折性是很強的。六朝時王微在他的《敘畫》中所說：“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就是強調繪畫應該以詩情為境，而在北宋晚期的蘇軾 更提出“詩畫本一律。”他認為詩和畫在藝術表現上都具有這種共性，也就是都具有表“意”的共性。但要認識本質則必須從區別入手，我們寫詩，必須要知道詩的本質，這可以通過詩與近鄰的藝術形式作比較方能表現出來。那麼詩和畫在意境上有何共性呢？首先是“意境”上的相同。畫要注重“虛與實”的結合，詩也不例外。我們這裏舉個例子：這原是一則笑話段子，說某地社區舉辦了一個由家庭婦女參與的業餘詩歌創作班，老師出了一道題，要求每個學員寫段文字，表現一種十分 浪漫的情境。許多學員都寫了燈光搖曳的晚會，華麗絕倫的服裝，優美的音樂，美酒佳餚……而只有一位學員寫道：星期天的清晨，丈夫出差了，孩子們去了姥姥家……。乍一看，這段文字沒什麼特別之處，但仔細一回味，我們發現，裏面有令人驚奇的想像的空間--意境。我們設想一下，假如是週一的早晨，做母親的還不為孩子上學，丈夫上班忙得不亦樂乎？而此時不同，清晨，獨自一人，少了家務的煩惱和凌亂，心可以靜靜 地想自己的心事，那或許是很久以前的一次邂逅？抑或是一次讓人措手不及的一見鍾情？清晨的陽光溫暖而清新，空氣中似有似無地飄著淡淡的薄荷的味道？總之，這段文字提供給我們的資訊是十分值得回味的。要說這段文字的成功之處，那就是想像的空間十分廣闊。相比之下，那些描寫燈紅酒綠，燭光搖曳的文字就遜色了。

中國畫作為繪畫藝術的一部分，我們也可以把它的最高追求理解為，是讓觀者在畫面中體味出，作者想要表達的故事和內涵。要知道，繪畫不是說話，它是一門藝術，同時它也是一門技術，而在中國，除去那些匠人，作畫的幾乎就是那些從小以“琴棋書畫”為必修科目的文人了，古書有雲“書之不盡則歌，歌之不盡則舞。”我們可以理解為，說話表達不了的意思，我們就用歌唱來表達，如果唱歌也不能完全表達的意思，我們就再加上肢體語言。這段話告訴了我們，藝術的發展是從單一 的藝術門類向複合型藝術發展的，而推動這個發展的就是越來越強烈的表現要求。所以這群我們前文提過的“欲有所為而又不能”和“好名、負氣”的畫家們就把它 們寫不出，也畫不出的“意”用“詩境入畫”來表現。這樣的中國畫不再是一門單一的視覺藝術了，在無形中它已經成為了一種追求和表現“意”的最好手段。

但是對詩畫問題的理解卻有著根本的差異。西方藝術家是在盡心竭力地為詩、畫尋找界限，和二者結合的可能性。如黑格爾認為詩有音樂的一面，也有繪畫的一面；西蒙尼底斯已經說過“畫是靜默的詩，詩是語言的畫”。而在中國藝術家看來，觀照宇宙，提高和淨化人格與實現藝術境界是同步的。真正的宇宙，不是人們可以用感觀感受到的層面，而是不可言說的精神——“道”的世界。“道”是無形無色、無聲寂寥的，宇宙的本源就是如此，真正、永恆的美也就是如此：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要真實地表現大美，要讓藝術創作者用虛靜的胸襟去容納宇宙精神。所以中國藝術精神相融思想的存在，決定了中國畫和詩兩種不同形式藝術在表現宇宙精神 時，自覺的交融在一起。所謂“詩畫體一律”正是鮮明的表現出這種審美心態。

詩與畫的交融，不是突然出現，而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首先是題畫詩的出現。王漁洋《蠶尾集》說“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白輩，間一為之，拙劣不工……杜子美始創為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掘奧，筆補造化……子美創始之功偉矣。”

王維早於杜甫十三年出生。在他以前的畫家，詩畫兼工的極少。而王維則詩畫兼工，且兩者都對後來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他曾自為詩“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是畫與詩，已經融合於他一人之身了。但從他上面的兩句詩看，他只意識到自己兼備這兩種藝術，並不曾把自己的詩寫在自己的畫面上，並且除十五歲時有一首《題友人雲母障子》的五絕，及另有《崔興宗寫真詠》的五絕一首外，就沒有其他的題畫詩。

交融過程的第二步，是把詩來作為畫的題材，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中記有晉明帝有《毛詩圖幽詩七月圖》，是把詩作畫題的，可說起源甚早。但對繪畫自身，沒有太大的影響。唐代的時候詩歌盛行，在唐末時，可能已有域家

以詩為畫題的情形出現了。近代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中有專篇討論了這個關係，錢鍾書先生《談藝錄》也有專論，可見，中國詩與中國畫是一對分不 開的孿生姊妹。

由此再前進一步，是以作詩的方法來作畫，“觀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情洪於海”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即是作詩，也是作畫。《宣和畫譜》記有李公麟作畫，“蓋深 得杜甫作詩體制，而移於畫。如甫作《縛雞行》，不在雞蟲之得失，乃在於‘注目寒江倚山閣’之時。伯時(公麟之字)……畫《陽關圖》，以離別慘恨，為人之常 情；而設釣者于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美其意。其他種種類此。”按李公麟在時代上稍後於郭熙。從上面一段材料看，當時的大畫家，不僅在詩裏找題材，而且以 大詩人寫詩的手法來寫畫，因此而提高了畫的意境；這便是在精神上進一步將二者融合在一起。後來王漁洋卻又以李伯時所畫《陽關圖》，來說明詩的“遠”的意境(《自題丙申詩序》)。反映出詩與畫的互相啟發，相互交融。畫與詩在精神上的交融，把握得最清楚的，在當時應首推蘇東坡。東坡的《韓斡畫馬詩》有“少陵翰 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由他“無形畫”“不語詩”的說法，而把詩與畫的對極性完全打破了，使兩者達到了可以互相換位的程度。詩和畫內在精神的交融和 邏輯選擇的一致，決定了它們外化形式的必然性滲透。

因為在北宋時代詩畫的交融，在事實和觀念上已經成熟；所以在宋太宗雍熙元年(九八四)所 設立的畫院，至徽宗時，“如進土科下題取士”，即以詩為試題。《畫繼》中記有徽宗皇帝曾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及“亂山藏古寺”的試題。由當時取 舍的標準看，所重者乃在畫家對詩的體認是否真切，及由體認而來的想像力所能達到的意境。至此而可以說畫與詩的融合，已達到了公認的程度。龔賢《春泉圖軸》 是有題詩；“靜壁春泉一道飛，白龍藏彩見斜暈暉。誰家草閣虛無際，半醉詩窗下以微。”李晴江畫梅，疏影橫斜，畫中題有“揮毫落紙墨痕新，幾點梅花最可人，願借天風吹得遠，家家門巷盡成春。”一種貫注於詩、畫底層的宇宙、人生、藝術精神，使詩畫構成一個有機冥合的藝術世界。不論是蘇軾還是王維都在詩詞中融入 了畫的元素，尤其是畫面構圖及色彩搭配。虛與實的關係等。我們且看“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在空間上的佈局，開闊，雄宏。而“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 上青天”的色彩對比與襯托又是如此鮮明，清新！

但上面所說的交融的成熟，乃是精神上的，意境上的；距形式上的融合，依然還有一段距離。唐代的題畫詩，在形式上是詩與畫各自別行，兩不相涉。北宋的題畫詩，大概和畫跋一樣，只是寫在畫卷的後尾，或畫卷的前面，而不寫在畫面的空白地方。《圖畫見聞志》中記有五代衛賢的《春江釣叟圖》，“上有李後主書《漁父詞》二首”，就當時一般的情形判斷，這也會是寫在卷尾或

卷前的。從形式上把詩與畫融合在一起，就我個人目前所能看到的，應當是始于宋徽宗。《故宮名畫三百種》圖八九，有徽宗《蠟梅山禽圖》，此圖的構圖，是一株梅花由右向上，橫斜取勢；

詩畫的交融，當然是以畫為主，畫因詩的感動力與想像力，而可以將其意境加深加遠，這並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中國詩與中國畫，意境幽遠，耐人尋味，韻味悠長，主要得於神韻二字。

這種交融，不是單純的兩種藝術形式在形式圍牆某一點上，相互突破後的某種程度的融合，也不是像西方藝術家所理解的那種，借助人們的想像，把兩種原先是獨立 的形式聯繫起來。中國藝術的詩畫融合問題，其意義遠要超過形式的疆域，它是中國人的宇宙一一藝術精神的一個十分明亮的折身，是中國藝術家對宇宙、人生理解 後產物。也可以說，是精神與精神的交融，心靈與心靈的撞擊。到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中國畫在藝術上走向了成熟，如“八大山人”（朱耷），徐渭等，他們的畫作 徹底擺脫了寫實主義的窠臼，是畫境和心境的高度融合。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近幾年各大拍賣行的記錄就不難體會得到。

在美術史上，自古以來就有 兩種完全不同的表現方式，一種是以再現客觀世界為主的寫實型藝術，它以西方古典油畫為代表。一種是以表現主觀心緒與情感為主的浪漫、表現型藝術。中國畫就 是以此為其基本特徵的。浪漫、表現性繪畫思潮，早在戰國時代的楚墓帛畫《人物夔鳳圖》及西漢馬王堆幡畫中就已初露端倪，自唐際文人畫初創以來，中國繪畫則 更加注重托物抒情，以畫寄樂的表達方式的運用。而“繪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 也正是蘇子對先賢們藝術實踐的理論總結，它之所以能夠存在、並且具有著旺盛的生命力、一直被文人們捧為繪畫的至理，離不開在中國哲學虛空的宇宙觀(老子“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影響下藝術家對詩化的精神內質與詩意的形式外觀的永恆追求。的確，中國繪畫的這種觀念也正是把握了中國藝術的精神實質、把握了 中國藝術詩性的品質特點，才經受住了時間風雨的考驗，並一直影響至今。最後，還有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就是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而言，中國詩究竟和中國畫有哪 些相同的地方。搞清楚這個問題，可以解決我們文學創作中的諸多難題。筆者認為還是形象思維的問題。我們有的老師往往利用空余時間帶領學生出去遠足，待回來 要求每人寫篇觀察日記，我想這樣的做法到底有多少收穫，不得而知。形象思維固然要有現實觀察作為基礎，但詩性的啟迪還在於悟性，否則，便是枉費心機。

第三篇：《中国诗与中国画》读后感

《中国诗与中国画》读后感

在我手头的这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散文》里，《中国诗与中国画》是《七缀集》的第一篇。这篇文章到底作于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从我手里这部散文集里作品的排列顺序，给我的感觉是，这篇文章好像是钱锺书文章前后期的一个分界。就这部《钱锺书散文》里的文章来说，都具有钱锺书写作时候体现出的机灵、幽默的特点，尤其善用巧妙地比喻来明、刺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亚里士多德说：善用比喻是天分高的表现。钱锺书在文史哲一类的读书、写作上确实有一股天生的机灵气，只是在前面的一些文章中这种机灵体现的更多一点。例如《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窗》、《论快乐》等等，让我读起来，感觉和写作《围城》的那个钱锺书很接近。估计这些文章和《围城》的写作年代也差不多，都是钱锺书早期的作品。这些早期的作品，我感觉，更像是典型的散文，篇幅都不是很长，引经据典的现象不是很多，主要是自己主观意识的发挥，随处可见他的那种机灵幽默，读起来很轻松。而之后的文章，文学韵味越来越少，学术气质越来越强。钱锺书的文笔，他的旧体诗暂且不论，就说他在小说、散文中的文笔，是偏于瘦、硬的，没什么肥词腴句，但就连这么一点文学韵味也在逐渐减少。越往后的文章关注的问题越学术化，写作方式中的引经据典的现象比比皆是，真有掉书袋的味道，仿佛他的思想由文学的阔而漫转变为学术的精而专，形成的每一种观念都不是单纯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而要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写下的每一笔都不再像文学写作那样随意挥洒而要引经据典的笔笔皆有根据，文章的篇幅从总体来讲都增大了，读起来感觉沉甸甸的，好像说一点就是确凿的一点。直到《七缀集》的第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基本形成了在《管锥编》中可以见到的写作风格，虽然《七缀集》的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成，但神理一致。所以，他后来的文章如果再叫做散文，我真感觉有点不准确了。我总以为，散文更多的属于文学范畴，用散文来称呼《七缀集》的文章，从文学魅力来讲，美化了它们，从思想理论来讲，委屈了它们。或许我对散文这个概念的外延在理解上有局限，现在不是有很多所谓的文化散文、学术散文么，例如余秋雨之辈的作品，我认为，那只是伪学者跑到散文中来装腔作势。我对钱锺书还是尊敬的，不能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名称来称呼他的文章，姑且称为论文吧。

杨绛先生在为《管锥编》做的代序中写到，钱锺书称他早年的作品是“小时候干的营生”，现在看来会使他“骇且笑”，认为那是他成长过程的表现。这说明钱锺书确实有一个由文学者成长为文史哲学者的过程。他曾是个作家，但他并没有停留在作家的身份上，更进一步成为了学者。

就我读《中国诗与中国画》，本人业余读书人一个，就不进行什么学术探讨了，只说点个人想法。这篇文章确实符合“管锥之义”。一管窥去、一锥刺下，虽小虽微，但是确凿的一点一星。《中》文里，长篇大论的引经据典，这是《七缀集》里文章的共同特点，钱锺书丰富的学识、谨慎的治学态度由此体现，但也由此受到一些人的诟病。说实话，这样掉书袋的风格真不是十全十美，《诗可以怨》我就耐着性子读下来的，无论如何不欣赏。但在这里我还是理解并叹赏的。《中》文的核心意旨很明白，就像文末一段总结的，对历史上的泛泛的诗画并举的论调做了精辟的指摘，确凿的指出具有南宗画风的诗、也就是神韵派诗风的诗不是中国诗中的高品、正宗，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也就是南宗画却是中国画中的高品、正宗。那么长的篇幅，那么多的引经据典，就为了这个观点的明确。我看到这里，当时就有个感觉，至于吗？中国画我不知道那么多，要说中国诗，王维的诗明显比李白、杜甫差一个级别，因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嘛，再因为„„这古往今来的人不都是这么说么。惭愧，这正是又一种泛泛之论啊。钱锺书先生在此花如许的精力论证出这么一点确凿，管窥锥刺，虽小却实，后来人若能据此作出国学上的新学问，此文当有基石之功。《中国诗与中国画》，洋洋万言、广征博引，产下一个单纯的常识。文章真如一块砖、一块石，坦坦实实的摆在那里。有一些人，或者真的具有高蹈绝伦的却又暂未表现出来的才学志向，或者就是低劣的哗众取宠，指摘钱锺书的学识文章。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句，您先做点这样的硬功夫再说吧。

第四篇：中国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而中国画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和文化演进而逐渐形成的，有其几千年的文明脉络和人文认知，其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已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

国画（宣画）是用颜料在宣纸、宣绢上的绘画，是东方艺术的主要形式，它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审美情趣，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强调骨法用笔、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

中国画有着完整审美体系并具独特的审美内涵，它的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品格。只有坚持这种认识并指导艺术实践，我们的中国画创作才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文化精神是中国画的支柱，中国文化中有一条未形成理论文字的精神文脉,蕴含于大量存在的远古艺术,民间艺术等作品中,中国画的墨，包涵着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哲学理念，以墨色为易象达到静境，这是儒、释、道皆倡导的境界。道家提倡恬淡的修养，由彩色的绚烂之极归于墨色的平淡，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儒家的阴阳交替为宇宙的根本规律，黑为阴，白为阳，墨色的两极正合自然之性。中国画由汉唐发展至宋元，文人画的形成使得笔墨达到极高之境界。文人画之高妙正在于此，笔墨的高妙全在善用画中之虚白处，画面空灵境界的营造，又全在于精湛的笔墨运用。

中国画是意象艺术，是用不是写实也不是抽象的“似与不似”、“不似之似”高度的内涵和丰富的笔墨结构塑造出来的。过去，对中国画笔墨传统的认识主要是从笔墨形态要服从表现对象的刻画，笔法用于体现对象的形廓、质感、定向感或笔墨的形态具有审美价值，而对强烈反映主体审美意识的笔墨结构缺乏深入的认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意境”和“气韵”是主体审美意识的高级形态，它们的形成和创造有赖于笔墨结构和形态的运用和创造。唐代王昌龄首先提出“意境”的概念。其后“意境”成了中国艺术审美特征的高度概括，成了中国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就人文精神而言,历史积淀形成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其根源在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无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情于理,心与物,超越与内在的和谐统一,因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敬天爱人”教育人们具有“悲悯之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而“天”又是“理”,是“道德”,是“心性”。所以崇尚“和谐”,“中庸”之道。中国画在视觉艺术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又是中国得以长存的精神支柱。

第五篇：中国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

“书法入画”之我见

新疆第四师七十一团中学 张影

中国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一是因为两者在使用得工具和材料上相同，特别是毛笔这一工具，其执笔、运笔的方法也是大致相同，另一方面是用笔的要求，中锋为上是书法和中国画书写规则。唐代张彦远说“书画异名而同体”。书画自古就是相通，古人就有“书画同源”的说法。画家作书多将其绘画之笔墨意趣之于书，故书有画意；书家作画，擅长将书法的笔法气韵用之以画，故画有书味。无论是画家之书还是书家之画，其法与理都是相通的。

我们强调书法对中国画的影响，主要着重于书法用笔对中国画的影响。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书法用笔是一种融形式和内容为一体的兼有时空两维特性的情感表现体系。因此，我们重新整理“书法入画”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形式自身的表现和自然物象在现之间的冲突在中国画发展历史中所激起的波澜。我们的视点将集中在宋、元、明、清这一段代上。

严格地讲，“书法入画”现象不仅仅限于宋、元、明、清这四个时代，即使上溯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可以看到书画之间的渗透迹象。战国帛画，西汉帛画已具有用笔勾取的意味。而西汉、东汉魏晋时期的木板画、木案画、砖画、纸画，就更具有书写的意味了。至于晋、隋、唐、五代时期诸名画家，用笔的书法意趣就越来越强烈了。

但是，宋代之前，书法本身尚处在一个发展是过程中，书法中的表现意识尚在萌醒，因此，中国画从书法中得到的好处，仅仅属于一种技术借鉴，而在艺术观念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从宋代开始，各种书体都已健全，特别是行草的盛行意味着书法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成熟是纯形式艺术，书法线条已经蕴育着强烈的表现意识。因此，在宋代以后，书法对中国画的影响，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原有“精神”意味是“入侵“了。于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具有绘画观念的动摇，对”形“的鄙视，对”全对象之形骨“的怀疑。

在宋代，苏东坡提出著名是论点：“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虽然在此之前，欧阳修也声称“古画画意不画形”，但是，把“轻形”的思想推到极致的却是苏东坡。苏东坡作为一位有相当书法造诣的人，自然对书法纯形式的情感表现有精深的体悟，他自己所具有的表现意识使作品《树石图》中物象的形体作出让步。

到了元代，便有赵孟頫那首无人不晓的“书法入画“的宣言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在赵孟頫眼中，自然对象的形体无处不存在着书法用笔的迹象。这种书法意识向自然界是自觉投射，使整个自然都有可能进入一个艺术表现的世界。然而，事实上，一旦用一个有书法意味的形式框架去理解自然的时候那么外界物象就有一个经过解体，并以书法用笔的形式特征重新构合的可能，这种重新构合的形式，就是一个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

此外，元人钱舜举把隶书入画作为有无士气的标准，而倪高士大呼“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在整个元代花坛，书法用笔意识基本和具象表现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但是，观念是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书法致使中国画艺术观念的根本改变起码以宋元两代作为铺垫。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在批评“以形论画”的同时，却赞扬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旁见侧出，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而赵孟頫一边大呼书法入画，一边又说“然观之王维、李成、徐熙、李伯时，皆士夫之高尚，所画善与物传神，尽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画者，其缪甚亦。”或许在赵子昂看来，士夫画之妙在于“与物传神”，而“近世”的士夫画其缪甚者，是由于绘画承受了过大的书法集大成者，书法意识十分强烈，然而在表现和“物传神”二者的关系上却保持了中和态度。这一切，如果放在整个“书法入画”的渐次过程中，是可以理解的。

进入明代，书法的表现意识对中国画坛的冲击日盛一日，在戴进、吴小仙、林良、吕纪、陈白阳诸名家的某些作品中，激荡是笔触已咄咄逼人。当发展到徐渭手里，强烈的表现心理致使狂草笔法大刀阔斧地引入绘画，雄悍磅礴，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在徐渭看来，绘画不能和“造化”比，也不应该去和“造化”比。在他的作品中事物的物质浓度淡化了，物象被类似张旭笔下的狂草一样的点线面解构和重构，什么山石、什么梅、竹、蕉叶，统统是一堆狂放的用笔。无怪翁方纲说，在徐渭眼中，“世间无物非狂草”。

徐渭开创大写意派，将狂草的精神注入中国画领域，意味着书法中表现意识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取得压倒的优势；而董其昌则把书法表现的审美原则灌输到整个笔墨形式世界，使中国画的笔墨形式从客观形象中分离出来，趋向于独立欣赏。他们二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明末清初中国画坛笔墨表现之风的兴起。

既然笔墨形式成了中国画的中心问题，那么清代以降的画家们务必在笔墨形式的天地中寻找自己的世界。我们看到，首先有石涛和尚对笔墨形式问题做的广搏深邃的思索。他把“一画”作为宇宙万物构成的基础，“太古无法，太补不散，太补一散，而法立亦。法于何立？立于一画。画者，众有之本，万物之根„„”他从形式的角度讨论了点苔等问题，他的某些作品中，具有强烈的书法意趣，纯粹的形式节律，点线面的交织完全趋向一种抽象的形式构合。如《为苍公作山水卷》，直接以用笔、用墨表现出惊心动魄的气势。此类的作品还有《万点恶墨》山水横卷。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中国画艺术从呱呱堕地之时，就是一种表现艺术，中国画从来不追求逼真的写实效果，因此，它无疑不属于再现性艺术。就现在的中国早期的绘画作品来看，上述的观点似乎无可置疑。但是从逻辑上讲，一种非写实性的艺术未必必然属于一种表现性的艺术，因为非写实性并非不可能是由于技术上限制而违背了写实的本意。在古人眼里，绘画不过是“存形”、“写真”的手段。譬如，晋代陆机有言：“存形莫善于画。”另外，中国画向来被当作理论教化的工具，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写道：“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因此，形象首先是一个具体所指，在具体指向的基础上，方可展开教育的功能。可见，形象的描述旨在一个伦理的意义，而目的不在形象本身。围绕如何理想地刻画形象，中国画论中最激烈的讨论是“写形”与“写神”孰为根本的问题。然而，“神”寓于“形”，离“形”“神”不能独存，“写神”不过是对“形”进行了特征性的把握。

笔墨是构成中国水墨画现代形式美的艺术语言，“笔墨”是中国水墨画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认识“书法入画”中，我们体验到中国水墨画传统中继承和开发“书法入画”这一命题，是中国水墨画走向现代形式的必由之路。我们能从书法的“点”、“划”构成，达到“四维空间”的视觉效果。有如“音乐”和“舞蹈”一样，在“点”与“划”中能感受到节奏、旋律，可以讲是在可视性二维静态平面上是维一的艺术表现功能。因此中国水墨要从传统中走出来，不仅不能丢失“笔墨”，而且正待于中国水墨画艺术家进一步地开发展。

因此中国水墨画既要画又要写，只有“画”才能在形象上具有充分的自由度；只有“写”才能使作品的味道纯正。“写”、“画”结合才能达到中国水墨画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