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的教育思想

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

一、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一）张之洞的生平及政治思想

（二）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武汉大学2002研；华中科技大2003研；天津师大2006研）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主要谈中学为体，宗旨是“正人心”；外篇务通，主要谈西学为用，宗旨是“开风”。张之洞系统论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

幻灯片3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所谓“中学”，张之洞认为主要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即传统的经史之学、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这些学问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和基础，应当放在首位。目的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

“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言，考史以通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益而无害”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所谓“西学”，张之洞将其归纳为“西政”、“西艺”和西史等方面，其具体内容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

（《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中体西用”思想就是在坚持封建专制及伦理纲常的前提下，适当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某些社会管理制度措施，以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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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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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思想是一种调和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文化观、教育观，l

主旨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儒家纲常名教，政治上的反动性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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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但其打开了封闭僵化的封建文化缺口，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变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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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

l1、启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步伐,催发了新式教育的产生、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新式学堂的兴办、留学教育的开展，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

l2、使教育领域充分地引进西方近代学科、课程及制度、措施，对清末教育制度的改革既有思想层面的启发，又有实践层面的推动；

l3、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观，逐步改变了封建士大夫对于新式教育的看法，为新式教育的推广扫清了障碍；

4、中体西用思想固守中学为体，使新式教育一直受到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信条的支配，延缓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进程。

2、重视教育，兴办学堂，培养人才

张之洞认为“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

（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上册）第59页）。他考察西方各国强盛的原因，也得出结论：“西国之强，强以学校”。

3、改书院为学堂，推行新学制，废科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书清廷，提出改经心、两湖书院为学堂。书院改为学堂后，除经史外，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涉及天文、地理、测量、化学、博物学、算学、格致、制造等门类。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这是他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大贡献。

对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张之洞也功不可没。张之洞也认识到：“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学堂虽好，然“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学堂不兴，“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

（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上册）第60-63页）。

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一）蔡元培的生平及哲学思想

蔡元培（1868—1940），自幼聪颖好读书，17岁中秀才，18—20岁曾在家乡做过塾师，其间博览群书，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后连中举人、进士。1892年，以新科进士身份，参加朝考，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职翰林院编修。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对清政府深感失望，遂辞官回归故里从事教育。1901年蔡元培到上海，应聘为南洋公学之特班总教习，宣传革新，提倡民权，鼓励学生自由读书。1902年4月，与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会长。1905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1907年，蔡元培赴德，先在柏林学习德语，次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研究了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哲学等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应国内电召回国。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1912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独裁专制，辞去了教育总长职务，并于同年9月赴德留学，1913年9月，又前往法国从事学术研究，考察法国教育。1915年6月，与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在法国创办勤工俭学会。1916年底，蔡元培回国，于次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监察院院长等职务。1928年8月，辞去其他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

（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1、“五育”并重,“养成人的共和健全之人格”

蔡元培在民国元年，就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民国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目标。为了实现对国民进行完全人格的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他提出了五育并举（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的教育方针，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他对上述五育作了详尽的论述

2、“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原则

民国元年7月，他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开会词中指出，“封建旧教育以成人之自存成见强加于儿童，不顾儿童自身的特点，阻碍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民国之新教育，则立于儿童之地位，按照儿童的兴趣和特点，使儿童自然地自由地发展.民国七年（1918年），他又作了《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的演说，指出：教育要深知“儿童心身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进而提出教育“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指导思想

在担任北大校长时，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因此，提出了对于学说，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由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4、教育独立的主张

早在1922年，他就提倡“教育独立”，主张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使教育保有独立的资格，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认为，若把教育权交给政党，在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若把教育权交给教会，宗教是保守的，宗教教义和规定会限制科学的发展。因此，他主张教育应超然于党派和教会之外。

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异常丰富，以上所谈的四点，并不能涵盖其全部。例如，他对平民教育的重视和提倡，对读书做官发财的封建旧习的批判，以及成立大学评议会和教授会以民主治校的思想等等，同样都是他的教育思想中的闪光点。总之，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许多方面，不但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的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陶行知（1891-1946年），1906年入耶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读书，在这里，陶行知接受了西方文化科学的教育。1908年进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半年后，因不满学校歧视不信教的学生而愤然退学。1910年，陶行知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由于信奉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而改名陶知行。1914年秋，他赴美留学，开始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此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和孟禄，研究教育，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7年秋，他在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后，怀着“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宏愿回国。

回国后，陶行知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担任教育学教员，后为教授。次年又担任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1921年9月，南高师并入东南大学，他继续担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冬，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担任了该社的主任干事，1923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积极地提倡和推动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他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晓庄师范学校。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查封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也受到通缉而被迫逃亡日本。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国内，在上海发起“科学下嫁”运动。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他认为“工学团”是中华民族的救命圈，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1933年9月，陶行知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普及教育促成会”，并在1934年创办了《生活教育》半月刊，阐述其生活教育思想和普及教育的主张。

1938年夏，陶行知回到国内，10月到重庆，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同年12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正式成立。1939年7月，他又在重庆创办了蜚声中外的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培养了大批革命战士和专业人才。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陶行知又适时提倡“民主教育”运动，批评国民党推行封建法西斯教育，提出“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四大教育方针。1946年7月25日，因脑溢血而与世长辞，年仅55岁。

（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1、普及民众教育的思想

普及民众教育，是陶行知一生中都在孜孜以求的理想。早在1914年南京求学期间，陶行知就在其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强调指出，“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就是要给程度实有不足的众庶，“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国家之主人翁之资格焉”。在《平民教育概论》中，他认为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在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中，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的东西，能够为我们今天普及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其一、他非常关注女子教育和老人教育问题，并想出了用“小先生制”的办法来解决。

其二、陶行知非常重视向劳动人民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其三、陶行知非常重视教育机会的均等。

此外，陶行知将普及教育与控制人口增长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有意义的。

2、关于师范教育改造的思想

其一、关于师范教育改造必要性的认识。师范教育在陶行知的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师范教育实乃“国家所托命”，它“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

他说“有生活力的国民，是要靠着有生活力的教师培养的；有生活力的教师，又是靠着有生活力的师范学校训练的”。

其二、关于师范教育改造方向的认识。

陶行知就在一次关于师范教育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师范多设在城市，因之乡村受益少。因乡下学生入师范后，都不愿在乡下做事而愿在城市做事”，而“中国的农民占85%，设立师范学校，宜顾全农家子弟”。因此，他认为，应当将好多师范学校设在小镇上（陶行知：《对于师范教育的意见》）。

1926年1月，他发表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一文，指出：“中国的师范学校多半设在城里，对于农村儿童的需要苦于不能适应。城里的师范生平日娇养惯了，自然是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的师范生，经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所以师范学校虽多，乡村学校的教员依然缺乏”（《新教育评论》1卷6期1926年1月）。

其三、关于艺友制师范教育。

陶行知认为，现行师范教育将学理和实习分为二事，“简直是以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所出人才和普通中学没有什么分别，也由于感觉各行各业

实行艺徒制之实效，于是提出了艺友制师范教育的方式。他指出，艺是艺术或手艺，友是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便是艺友制，教师的生活或职业也是一种艺术或手艺，学做教师有两种途径：从师或访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他认为“凡学校有一艺之长的教师便可招收艺友”（陶行知：《艺友制师范教育答客问》）。

3、生活教育理论

1）“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极力反对传统教育，认为其脱离实际，脱离生活，“中国的教育太重书本，和生活没有联系”，“教育与生活分离”，“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在他看来，“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教育是生活的影子（《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246页、715页）。“教育不通过生活是没有用的，需要生活的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而教育。为生活需要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是分不开的”

（《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247页、638页）。

2）“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认为传统教育是为学校而办学校，在学校与社会中间人为地造了一道高墙，以至于“学校是学校，社会是社会”，学校与社会隔绝；改良主义的教育固然已经觉得学校是离不开社会的，提出了“学校社会化”、“学校即社会”的主张，把社会的东西，诸如公安局、卫生局等，拣选几样，缩小一下，请到学校里来，但这样的学校不过象是一个大鸟笼，鸟笼再大，即使再塞一些树枝，它也决不是鸟世界，同样，学校即使是包罗万象，它与社会依旧是隔膜的（《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532，594，246页）。在他看来，“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246-247页）。

3）“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方法论。在《教学做合一》一文中，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卷第126页）。“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在这个定义下，先生与学生失去了通常的严格的区别，在做上相教相学倒成了人生普遍的现象”（转引自黄书光著《中国教育哲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四卷第403页）。

陶行知

“解放儿童创造力”的思想

一要解放儿童的头脑，使其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等“裹头布”的层层的包缠中解放出来；

二要解放儿童的双手，家长、保育员、教师应当允许小孩有动手的机会，不要动手就打手心，那样会摧残儿童的创造力，说不定就把中国的“爱迪生”给枪毙了；

三要解放儿童的嘴，小孩有问题要准许他们问，因为从问题的解答里可以增进他们的知识，小孩子只有得到了问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四要解放儿童的空间，要让儿童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接触大社会中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自由的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并且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学习，只有象这样解放了空间，才能收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内在的创造力；

五要解放儿童的时间，学校和家长不要把儿童的时间排的太紧，要把儿童从赶月考、赶学期考、赶会考、赶毕业考等众多的赶考中解放出来，多留一些时间让儿童去接受大自然和大社会的宝贵知识。

四、黄炎培的教育思想

（一）黄炎培的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黄炎培（1878—1965年），号楚南，后改号韧之、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黄炎培出生于一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充任督抚幕僚，长年在外，幼年由母亲教他念书认字，后入南汇县外祖父家的家塾读书，深受儒家“泛爱众而亲仁”、“亲亲而仁民”思想的影响。20岁时任塾师。1899年，应松江府试，以第一名考取秀才。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师从特班总教习蔡元培，深受其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在南洋公学期间，曾于1902年秋应江南乡试，考中举人。1903年，南洋公学**后，返回故里，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即川沙小学堂。教学之余，他经常以演讲的形式，痛陈国家民族的危机，揭露清廷的腐败。因此，1903年6月23日，被南汇知县以“革命党”的罪名抓捕入狱，后逃到日本。

1914年2月，为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黄炎培辞去江苏教育司长职务。此后，以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上海《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先后赴安徽、江西、浙江、山东、河北等省考察教育。1915年4月，参加农商部游美实业团，在美国考察职业教育。之后，他又到日本、菲律宾等地考察，更加坚定了提倡职业教育的决心。1916年9月，主持成立了江苏省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任办事部主任。“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12月，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被推为召集人，积极为国内和平民主奔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

（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

1、关于职业教育的目的1917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在发布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上述思想得到了明确体现：“夫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需也；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当然，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目的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1918年5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一周年之际，他对职业教育的目的，作了归纳：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二十年代后，他又把“谋个性之发展”列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政治思想的跃进，他又把职业教育的目标同社会改造的任务联系起来，例如，1939年5月，他在一次会上说：“职业教育的目的何在呢？”往远处说，是在实现一个民生幸福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确切达到了“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目的。要使社会上没有无业者，也没有不乐业者，职业教育，本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任务，才算是真正完成”。

2、对职业教育办学方针的认识

黄炎培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和科学化，在他看来，社会化和科学化是职业教育所应遵循的基本办学方针。

所谓职业教育的社会化，用黄炎培的话来说就是：“职业教育宜以经济为中心”，“办理职业教育，并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黄炎培

《断肠集》）。1925年以后，他又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指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须同时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

（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他说：职业教育机关“最紧要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来说，就是社会化。……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怎么？就是——社会化”。（黄炎培：《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

所谓科学化，就是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他把办理职业教育的工作归纳为两大部类：一类是物质方面，如农业、工业、商业、家事等各专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编写、教学训练原则的确定、实习设施的配置等，都力求因地因时制宜，经过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一类是人事方面，采用科学管理方法组织职业教育机构的自身建设。黄炎培试图将职业教育建立在职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之上，指出要“因职业的各各不同，与人的天性、天才、兴趣、环境的各各不同，替它分别种类，谁则宜某种，谁则不宜某种”

（黄炎培：《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3、关于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

黄炎培认真总结了清末以来开办实业学堂的经验教训，指出所谓实业学堂或学校的功课设置，其重理论而轻实习，“所谓实业教育，非教以农工商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

（黄炎培等：《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从而导致学生富于欲望而贫于能力。他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需要手脑并用”

（黄炎培：《河车记》）。并认为单靠读书，欲求得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是不可能的。为此，他提出“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作为职业教育最基本的教学原则。

4、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思想

黄炎培非常重视职业学校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他认为，职业教育的概念，从内涵上讲，应该包括职业技能的教授学习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二者缺一不可。离开了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职业教育也就失去了真义。

黄炎培所说的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其基本内容是“敬业乐群”。所谓“敬业”，是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对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所谓“乐群”，是指“具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精神”

（潘文安：《最近之中华职业学校》，转引自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128页）。黄炎培反复告诫青年学生：“诸君须知，人生必须服务，求学非以自娱。无论受教育至若何高度，总以其所学能应用社会，造福人群为贵。彼不务应用而专读书，无有是处”，“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

（黄炎培《职业教育之礁》），中华职业学校还将“敬业乐群”作为学校校训。后来将“敬业乐群”具体化，内容有：认识职业之真义在服务社会；养成责任心；养成勤劳习惯；养成互助合作精神；养成对所从事职业之乐趣，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实践活动领域的扩大和政治思想的转变，黄炎培不断地赋予职业道德教育以新的内容。1933年，在中华职业学校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他号召学生：“人人须勉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公民，人格好，体格好，人人有一种专长，为国家社会效用”

（黄炎培：《职业教育该怎么办》），所谓“人格好”，他解释为：“须有高尚纯洁之人格，须有博爱互助之精神，须有侠义勇敢之气概，须有刻苦耐劳之习惯。而更须以坚强贞固的节操战胜千难百险的环境。……将吾整个生命，完全献给我国家民族生存工作上”（黄炎培《吾人在非常时期将以何者为最大贡献乎》）。

思考题：

1、评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2、论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3、试比较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