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我看绝非通过某种操作可以避免的。
到了魏晋时期传统那一套并不成熟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已经出现严重弊端。贵族政治虽然瓦解但取而代之的并非什么贵族政治而是世族政治。
世族政治的长期发展使得中央和君主的权利受到挑战，从这一点来说三国就是传统世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的一种对抗。
世族势力在那个时候对政局的影响力极大，司马家族取代曹氏并很快统一天下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而司马家族显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分封宗室并给与重权，换句话说如果不这么做迟早要么等一个特殊时机要么随着时间推移中央会失去对地方控制，西汉和东汉就是这么完的。
而经过汉末三国之后，长期战乱,气候变化及世族势力的发展使得人口减少为了扩大税源和兵源不管是朝廷还是世族都希望增加人口，而这时候胡人就成为了很好的选择，所以政府大量允许胡人内迁而事实上政府也不得不允许，随着气候的变化比农耕更脆弱的游牧经济损失惨重，对于关外的胡人来说，此时若不南迁就得西迁，而事实上匈奴，西羌，鲜卑对中原的威胁是一个递增态势，若不让其南迁则势必要引发长期边患这时措施只有招抚或是镇压，想彻底解决的话前一种和之前所说的结果是一样的后一种则要达到斩尽杀绝的程度才行。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内迁已是不可避免了，而此时汉族人口大量减少，胡人大量涌入且对长安等地行成包围态势，另外虽然汉族不是一个拥有明显侵略性和压迫性的民族但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相伴生这一特点不会改变的，只不过大部分时候作为多数民族的汉族作为统治民族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所以胡汉两族一起生产生活矛盾是不可能没有的，而此时少数民族的贵族影响力依然还在，所以当地方世族与分封的宗室联手所行程的势力之间矛盾激化到刀兵相见时各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入侵就不足为奇了。
还有一点，后来的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胡人在战争中占据优势除了上文的那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外，胡人的政权形式愈发成熟也是一点，还有一点绝非不重要的原因，农耕政权对抗游牧民族时除了政权的成熟这一优势外还有便是科技水平的优势，而在火器成熟之前，游牧与农耕民族的科技差距只减不增，这一点，从匈奴与鲜卑对中原政权的威胁程度可以看出（史书上也承认鲜卑与羯族的凶悍程度超过汉代的匈奴）因为农耕文明下科技进步速度不敢恭维，当然火器成熟了以后，游牧民族的弓强马壮的优势也随之失去，世界范围内的游牧与农耕民族的对抗也最终以农耕民族的胜利告终，标志性事件:清朝屠灭准格尔（草原帝国）
对于冉闵我不能说太多正面的语言。虽然他杀羯族不能说不对，但从其动机来说无非就是想在石虎之后的后赵混乱局势中浑水摸鱼。
从他和他父亲为后赵南征北战，期间不管是对鲜卑还是汉族的战争都有出彩表现。而石氏对的态度如内部商议对他处理意见等表明石氏没把他当外人。
而所谓的使胡人改变统治政策，这显然有些夸大了他的作用，因为即便是战乱之后的北方汉族的比重依旧很大，若想发展壮大必须要拉拢汉族，反之统治就会极其不稳，这是一种趋势不是某一个人的存在与消失可以决定的，至于某些人所说若没有他中华文明就会完蛋的说法则有些可笑，若中华民族是某个人拯救的，那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可能性真就不大了，未免太小瞧中华文明了。
另外，胡汉矛盾激化从石勒时就开始了，石勒绝非昏君但即便是封建社会统治者的能力也不是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朱由检）。
而事实上羯族人大多从事商业或是直接为匪，这种民族与汉族是很难融入的（有点类似天命及天聪早期的东北民族形式），即便不是石虎即位后面的事也不会太改变（我曾经做过一次绝对不准确的推演，石勒之后是一个明君即位，而且有良相名将的辅佐最终因连年战争和天灾以及慕容氏的威胁下，后赵灭亡时间离349年也不会太远）。
还有一点，冉闵这个人转面忘恩，薄情寡义，我并不推崇他，而他的战绩我觉得更多是他自身及手下的勇猛，论战略战术之前的石勒，同时期的慕容垂，之后的拓拔硅，拓拔焘都比他强。另外，慕容氏南下后汉族也遭遇一场屠杀，我一直都认为即使没有冉闵，羯族也会被慕容氏或其他政权屠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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