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政府与民为善,强拆可以避免

第一篇：社论：政府与民为善,强拆可以避免

社论：政府与民为善，强拆可以避免

厦门网 发布时间:2011-03-26 15:57 来源:南方网

中纪委和监察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监察部门督促地方政府，查处用断绝水电气或切断道路等方法进行的逼迁行为，以及使用暴力、威胁手段，搞突击、“株连”等强制征拆。对违规动用警力参与征地拆迁的，因工作不力、简单粗暴、失职渎职引发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或者对违法违规征地拆迁行为不制止、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将追究领导人员的责任。

强拆几乎已成公害，对民众造成严重伤害，对政府也产生负面影响。此时，中纪委发文规范政府拆迁，尽管拆迁之实情非常复杂，其间乱象非一纸文件即能彻底根治，但可以证实一个变化：即使在政府的话语体系中，强拆已沦为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劣质词语。如果再肆意发动强拆强征行为，不仅为民间所谴责，也将在行政内部落得被追求问责的下场。强拆作为一种特有的现象，分析和评论的数量可谓汗牛充栋。它像是一头魔兽那样被剖析，其形成原因、演变过程以及如何遏制等都有清楚的思路，不存在方法论上的悬疑，问题只是能否执行到位。在强拆悲剧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人们对政府遵守边界、合法拆迁的能力保持怀疑和警惕。然而，正如安徽合肥所显示的那样，拆迁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仍有可能做到不坏的境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合肥市市长吴存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近5年来除了拆除违法建筑外，在征地拆迁上政府无强拆，引发广泛关注。无强拆的背后，并非没有拆迁没有发展，合肥近5年正在经历“大建设”、“大拆迁”。合肥如何做到政府无强拆，是否可以成为可复制的样本，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合肥的经验有多种，事前和民众充分沟通，站在市民立场上设计谈判细节，停止大多数居民反对的项目，原地安置，不以土地财政绑架官民互动的关系。总的来说，就是以民众的利益至上，以公益至上，对政府的拆迁行为坦诚透明，对住户诉求宽容理解，对功利地经营城市心存戒备。换言之，拆迁不仅是可说服的，还能够被叫停。合肥的做法对求解强拆问题作出了试验。

即使还存在开发商指使的强拆案例，但合肥市长可以公开声明说政府已经“五年没有强拆”了。姑且不论强拆是否会出现回流，但从市长的表态中可看出两点：一是政府努力与开发商做切割，既不受土地财政的挟持，又不受地产商的牵制，在开发与发展、拆迁与民众之间辟出“防火带”；二是政府如果不存私心，真的以天下为公，完全可以净化拆迁行为，用公平拆迁漂白强拆之恶。

民众并非一味反对拆迁，他们反对的是将拆迁的价值抬高放大，令其成为压制的力量，民众抗议的是剥除公益及权利的拆迁至上论。随着强拆演绎的社会心理持续恶化，拆迁法规的修订，尤其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政府需要放下身段，重新审视那种变态的拆迁至上论，让拆迁服从于社会需要和大众权益。不管法规怎样改进，无论如何实际操作，拆迁可以被叫停比什么都重要。

合肥的做法不过是遵守了政府行为的常规，与市民和平共处，这样就可以成为拆迁格局中的一个正面典型，那么多地方政府是该考虑如何才能回头是岸。认为拆迁就得牺牲民众利益，认为民众必须给拆迁让道，这是一种行政的迷失。认为拆迁不可避免，从长远看也许不能被清除，但人不该成为拆迁的代价，合肥可以趋向这个方向，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能？时至今日，拆迁早已超越了项目开发或城市进化的简单层面，它就是民生，是再也不能装作太平无事的官民心结。事实证明，试图借用暴力手法越过拆迁中的合法权益，代价昂贵，最终是走不通的。拆迁需要柔性处理，这不该被理解为权术，而应是一股强大的规训力量，政府必须听从其所释放出的声音，在政策方面平等相待。

第二篇：南都社论：废除行政强拆 增加司法权重

南都社论：废除行政强拆 增加司法权重 新拆迁条例的出台未有定期，但相关进展却总有舆论的热烈反响。据媒体最新报道，多次参与新拆迁条例讨论的中国政法大学薛刚凌教授称，新版草案倾向于去掉行政强拆，今后政府行政部门不再决定是否强拆，要用强拆时须走司法程序。这一说法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证实。尽管对新拆迁条例究竟何时出台并不知情，学者所透露出来的这些积极变动依然令公众充满期待。

强制拆迁引发社会矛盾，其中尤受诟病的就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根据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政府部门有足够的行政权力决定对某处房屋是否予以强制拆迁。政府部门一方面向房屋所有人发放产权证，另一方面又向拆迁申请人(常常是开发商)发放拆迁许可证，最后在房屋所有人不同意拆迁的情况下，还可以裁决是否对其实施强制拆迁。虽然当事人可以提起司法诉讼，但并不影响政府部门对房屋的强制拆迁

这样明显互相冲突的制度安排，至今仍在左右中国城市的拆迁进程，确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从强制拆迁的上游环节看，政府部门并不在意也没有压力去严格区分强制拆迁项目是公益性还是商业性，官员于公于私都能轻易启动手里的强制拆迁大权；从强制拆迁的下游环节看，被拆迁人的司法救济渠道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装饰，并不能对受到威胁的私人财产权产生实质有效的保障，造成政府公权与公民私权在没有平衡机制的情况下直接对峙，以致造成惨烈冲突。

新拆迁条例草案倾向于取消政府部门在强制拆迁中这种上下游通吃的行政权力，强调以司法程序来牵制政府行政权力对私权的无节制压服，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改善。有专家认为，取消行政强拆，客观上会使政府部门尽量减少申请强制拆迁，努力与被征收人达成补偿协议，最大程度地维护了被征收人的利益，在理论上降低了暴力拆迁的发生几率。通过增加强制拆迁中的司法权重，使行政权力不再对强制拆迁取一种轻率的态度。

这回应了这样一种制度思考，即在行政权力一枝独大的情形下，如何可能避免其出手伤人。新版草案倾向于去掉行政强拆，改由司法程序来决定是否强拆，这是一个积极的方向，但不可能说仅此足矣。证实这种忧虑的最新案例，是河南省长垣县74岁的农民刘玉山，因不接受房地产公司的拆迁赔偿标准，被长垣县公安局以敲诈勒索罪申请批捕，至今已被关押5个月有余还没有结果。这表明滥用行政权力的制度前提不解决，强制拆迁很可能只是变换成另外一些形式。

新拆迁条例自今年1月29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迄今仍未有出台的确切日期。其间屡有报道称，新版草案经反复酝酿修改，在拆迁补偿、公共利益界定、征收程序、强制搬迁等方面多有突破性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新拆迁条例迟迟未能出台，造成了舆论的观望和怀疑情绪，同时引发一些地方政府搞突击强制拆迁，这进一步导致公众对政府能否以改革精神自我限权、自我改进信心不足。这种纠结于新拆迁条例之上的纷争，本身就是对政府行政方式的现实说明。

理想的状况下，当然应该由法院来最终充当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仲裁者。强制拆迁涉及行政权力对私权的剥夺，更应该由公正、独立的第三方司法力量来决定。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行政权力当然也不能例外。不过，在地方司法机构人财物依然受困于一地政府安排的情况下，司法权重的增加并不能够轻易改变行政权力主导的基本格局。司法的逐渐回归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当下，它或许不能阻止全部的失望，但它至少还能维系希望。这本身就是旧拆迁条例修订改善的初衷之一。

第三篇：因政府强拆广告牌申请赔偿理由及金额如下

高炮广告牌申请政府赔偿理由及金额

1、广告牌造价：

我公司于2009年8月与淮南市共胜广告有限公司签订合淮阜高速公路淮南段建设单立柱双面及三面广告牌制作合同。合同建设造价每座18万元，同时付给曹庵镇政府土地赔偿款每座7万元两项合计建设造价每座25万元。

2、广告经营损失：

我公司于2009年9月—2012年10月先后共建单立柱双面及三面广告牌20座每座广告牌都与客户签订了广告发布合同每座广告牌发布费均价12万元。每年广告经营收入均在240万元，按照2009年8月与曹庵镇人民政府所签合同经营权30年计算扣除已经营5年还有25年经营期计算每年经营收入240万元/年*25年=6000万元。

3、无形资产损失：

我公司于2000年成立，先后与淮南广电局、淮南市日报社等多家龙头媒体合作分别代理电视及淮南日报社广告的发布权。在淮南市广告业有较高的声誉，在淮南新闻界、商界及广告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公司多次被淮南工商局评为“重合同、守信用”。由于这次广告牌的强拆和不明真相的宣传，给我公司的商誉及客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及损失，广告牌强拆之后客户纷纷打来电话索要未到期的广告发布费及赔偿金，银行再融资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到目前我公司尚欠企业及个人贷款高达400万，我公司要求对企业商誉损失赔偿100万客户广告发布未到期赔偿金70万。

4、精神损失：

我公司的20座广告牌在2009—2012年建设时由银行贷款、投资人投资及亲属借款多方面筹资完成。有的广告牌建成后才一年多就被强拆了所有投资人及亲属在多次上访无果的情况下整日沉浸在痛苦之中有位投资者母亲由于极度担心住院一个多月，年关近至，投资人及员工谁也无心过节谁也无法享受春节的乐趣，至今一位投资人只有背井离乡在内蒙打工维持生活及偿还亲属的借款，为此申请精神损失50万。

以上事项共申请赔偿：

1、广告牌造价500万。

2、广告牌经营损失6000万元。

3、无形资产损失170万：其中商誉损失100万、客户赔偿损失70万。

4、精神损失50万。共计：6720万元

备注：附件：建设合同一份、广告客户签订合同一份、上缴土地赔偿金发票二份

申请单位：淮南市零点传播有限公司

第四篇：【案例解读】强拆与行政强制执行纠纷案件

【案例解读】强拆与行政强制执行纠纷案件

作者：吴少博律师团队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中易被误解的两个问题

【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这是拆除违法建设案件中最常用的条款之一，但是如何正确理解此处的“公告”，如何厘清“公告”与“催告”的关系，如何在拆除违法建设案件中正确理解及运用“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及例外，下文结合案例对此进行了分析。

【案情】

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韩某，男，汉族。

被告（二审上诉人）：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人民政府。

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2月起，韩某未经办理任何房屋建设手续，在贵州省毕节市某地修建一楼一底的二层房屋1幢，房屋修建在规划区内。2013年4月8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规划局（以下简称黔西县规划局）予以立案调查，并对韩某修建房屋进行编号，编号为“天违13号”。2013年4月13日，黔西县规划局下达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通知书和责令立即拆除通知书，同日进行了现场勘察，“天违13号”经勘察建筑面积为286平方米。2013年5月9日，黔西县规划局下达黔规告字（2013）第167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拟对“天违13号”房屋作出限期自行拆除的行政处罚。同年5月15日，黔西县规划局作出黔规处字（2013）第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天违13号”房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十四条规定，决定作出限期15内自行拆除的行政处罚。2013年8月20日，黔西县规划局向“天违13号”下达第167号行政强制催告书，催告其于2013年9月10日前履行黔规处字（2013）第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3年11月19日，黔西县规划局向黔西县人民政府报送黔规呈（2013）23号《关于拆除莲城街道办事处G321国道线附近违法建筑的请示》，同日黔西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依法拆除莲城街道办事处G321国道线附近违法建筑的批复》，责成黔西县规划局作为主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2013年11月20日，黔西县规划局作出第167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对“天违13号”房屋予以强制执行。2013年11月21日，黔西县规划局组织相关部门将韩某修建的“天违13号”房屋强制拆除。韩某不服前述强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向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4年5月20日，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政府作出毕府行复决字第（2014）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黔西县人民政府责成相关部门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行为。韩某仍不服，于2014年9月23日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黔西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

【审判】

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八条：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韩某在未办理任何房屋建筑手续的情况下，在黔西县规划的范围内，擅自修建房屋，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所建房屋属违法建筑，其权益不受保护。黔西县人民政府责成黔西县规划局对未经批准擅自建设的违法房屋予以拆除的行为符合《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韩某请求确认黔西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修改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于2015年1月9日作出（2014）黔毕中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韩某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韩某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

1、撤销一审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

2、判令被上诉人负担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韩某诉称：

1、上诉人的建房时间是2012年2月，被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2013年2月开始建房，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2、被上诉人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后，在上诉人享有的陈述、申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限内，直接进行强拆，剥夺了上诉人前述权利，程序违法；

3、一审法院采信的黔府函（2005）318号规划图、黔路复（2012）291号文件等属于无关证据，认定上诉人未取得相关手续建房的权益不受保护，进而认定被上诉人强拆行为程序合法的结论错误；

4、被上诉人对周边违法建筑不予处理，仅针对上诉人的强拆行为违反公平、公正原则。

被上诉人黔西县人民政府辩称：

1、被拆除建筑系未办理相关手续，修建在《黔西县县城总体规划2002-2020》规划区域内，且未经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批准，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系违法违章建筑；

2、黔西县人民政府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责成黔西县规划局作为主体，于2012年11月21日将上述违章建筑进行强制拆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和《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本案中，上诉人韩某在未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房屋建筑手续的情况下，在黔西县规划范围内擅自修建房屋，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所建房屋属于违法建筑。黔西县规划局经立案调查，并作出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和限期拆除行政决定后，上诉人韩某在限期内仍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黔西县人民政府有权责成黔西县规划局等有关部门对未经批准擅自建设的违法房屋予以强制拆除。《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针对上诉人韩某未经批准擅自建房的行为，黔西县规划局于2013年4月13日作出责令立即拆除通知书，责令上诉人韩某立即拆除其违法建设的房屋;于2013年5月15日作出黔规处字（2013）第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韩某于15内自行拆除其违法建筑。在法定期限内，韩某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亦未对该限期拆除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黔西县规划局遂于同年8月20日向上诉人韩某作出第167号行政强制催告书并进行了强制拆除公告;后经被上诉人批准，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对涉案房屋予以强制拆除，符合《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的强制拆除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特别规定，当事人在对限期拆除的行政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届满后，既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又无法定正当理由时，行政机关可依法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并依法实施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影响行政强制决定执行程序的开展。本案中，被上诉人责成黔西县规划局作出限期拆除行政处罚决定后，进行了催告和公告，上诉人韩某在2013年5月15日至2013年11月20日的法定期限内，未对该限期拆除行政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亦并未履行限期拆除义务，被上诉人遂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并予以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符合《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故上诉人韩某认为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强制拆除决定后，在其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内直接进行强拆属于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其开始建房时间错误，本院经调查核实，予以纠正。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采信的黔府函（2005）318号规划图、黔路复（2012）291号文件等属于无关证据，因黔府函（2005）318号规划图、黔路复（2012）291号文件等表明的规划范围和规划事项证明上诉人修建的房屋处于该规划范围内，需要根据《城乡规划法》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房屋建筑手续，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上诉人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黔西县人民政府选择性执法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韩某在未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房屋建筑手续的情况下，在黔西县规划的范围内擅自修建房屋，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所建房屋属违法建筑。被上诉人黔西县人民政府责令黔西县规划局对上诉人未经批准擅自建设的违法房屋予以拆除的行为符合《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一、背景情况介绍

《行政强制法》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一起被视为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的三部曲，因为《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目的并非更多地授予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权，而是为了约束、限制行政机关，为了规范行政强制权。从《行政强制法》的篇章结构看，该法第四十四条是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的特别规定，虽然该条位于第四章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的一般规定中，但是并非适用于其他强制执行方式的一般规定,属于一般规定中的特殊条款。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时，既要遵循强制执行程序的一般规定，也要符合第四十四条的具体要求。

二、本案中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黔西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韩某建设的房屋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关键就是看行政行为是否按照现行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合法行政，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本案中，拆除行为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条之一就是《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关键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1、催告与公告的关系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比较特殊地规定了“公告”程序，统观整部《行政强制法》，只有这一处提到了“公告”程序。而上述案例中，在一审法院查明部分，恰恰没有表述行政机关进行了公告的事实。为什么法律要明确规定公告程序呢？为什么行政机关容易忽略此程序？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公告”程序是不是等同于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催告”程序呢？

“公告”顾名思义，是广而告之的意思，虽然生活实践中对于“公告”一词的运用比较宽泛，一些启示、声明等也被冠之以公告之名。但是在法律上 “公告”内涵相对狭窄，更具公开性和严肃性，是向不确定的大多数公众公开和传递信息，以便公众知晓，也便于公众监督。例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和征求补偿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等也有关于公告的具体规定。在拆违案件中常用的《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其他城市也有类似规定，如《上海市拆除违法建设若干规定》、《天津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等），“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应当提前5日在现场公告强制拆除决定，告知实施强制拆除的时间、相关依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等”，也明确规定了公告的程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中“公告”的内容是强制拆除决定，但是《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中提到的“公告”是在“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之前，结合第三十七条强制执行决定的内容等第四章的其他规定，《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中“公告”的内容应当是限期拆除等基础行政行为，而非强制拆除行为，这与《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中公告内容并不一致。《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以及第三十八条对催告进行了明确规定，催告发生在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之后。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在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时，应当将公告与催告相结合，在强制执行前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逾期不拆除的，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前还应当催告。已经有地方政府规章的地方，让应当遵守相关具体规定，如北京市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之前应当催告外，仍应当进行再次公告。这是法律规范对依法行使行政强制权的规定，也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本案中，一审法律文书未表述行政机关公告情况，二审法院认为部分的表述显得没有证据支持，值得推敲。

2、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与例外

原《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仍保留了这一原则。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是行政诉讼法特有的一项原则，主要是基于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法律采取了倾向于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维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以及提高行政效率的立法原则。同样的立法目的使得现行《行政复议法》中也有类似的复议不停止执行的规定。但是，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并非绝对的，一些情况下，行政行为的执行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基于这样的特殊情况，《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在原则之外，也列举了四种例外情形。

（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二）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具体到拆除违法建设问题，《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后半段是否属于例外条款呢？

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中“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主要是考虑到建筑物、构筑物、设施一般价值较大，拆除行为具有不可恢复性，防止尚有争议没有得到司法救济的强制拆除行为得以实施，实际上确定了诉讼不停止执行的例外。一般强制执行的期限，是行政机关明确要求的期限，但是第四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期限是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这里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针对的行政行为可能涉及，基础行政行为（如限期拆除决定）、公告行为、催告行为、强制拆除决定，因为公告和催告目前一般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此处的行政行为应当既包括基础行政行为，也包括强制拆除决定，这样才能充分实现第四十四条设定的目的，才能更好地避免行政相对人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本案中，行政机关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并于次日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尚未等待当事人行使复议和诉讼的权利，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制拆除决定本身具有可诉性，本案中法院仅仅将可诉的行政行为理解为限期拆除决定，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意。

第五篇：最高法 政府申请强拆须评估社会稳定风险

最高法 政府申请强拆须评估社会稳定风险

2012年4月10日 06:11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白龙 选稿:徐俊

东方网4月10日消息：不愿房子被拆迁，政府申请强制执行了怎么办？政府自行决定强制执行合法吗？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对办理市、县级人民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作出了具体规范，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力滥用。

最高人民法院4月9日发布了《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从案件受理、审查、执行和新旧规定衔接等程序和实体方面，对人民法院办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作出了具体规范。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规定》着眼于提高操作性、指导性，有利于从制度上理顺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秩序，防范强制执行过程中发生违法和侵犯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事件。

《规定》共11条，自2012年4月10日起施行。

多重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

【提要】当事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起诉；当事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起诉；政府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审查和裁定；执行中存在违法情形的可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表示，《规定》充分考虑对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多重保护。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案件中，可以通过四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和保护手段：

首先，当事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其次，当事人对补偿决定不服或者补偿协议达成后反悔的，也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第三，当事人既不起诉又不履行征收补偿决定，有关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对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正当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执行的裁定；

第四，行政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存在违法或者不当情形，被执行人及利害关系人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赔偿诉讼。

这些机制的设置与执行，对于切实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力滥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明确“裁执分离”的强制执行方式

【提要】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不能自行决定强制执行，必须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

据介绍，《规定》明确了“裁执分离”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

所谓“裁执分离”，是指作出裁决的机关(机构)与执行裁决的机关(机构)应当分离，即不能由同一机关(机构)既行使裁决权又行使执行权，从而体现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

体现在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强制执行方面，“裁执分离”主要体现为两种情形：

一是根据《条例》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也就是说，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不能自行决定强制执行，而必须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

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正当性需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督，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合法有效的，才能进入执行程序。

二是就人民法院内设机构而言，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由行政审判庭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需要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由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组织实施。

补偿明显不公平应裁定不准予执行

【提要】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等情形，不准予执行

就申请机关应当提交的材料及相关要求，除《条例》规定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及附具材料外，《规定》还列举了六项具体内容。包括：

征收补偿决定及相关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征收补偿决定送达凭证、催告情况及房屋被征收人、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材料；申请强制执行的房屋状况；被执行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址及与强制执行相关的财产状况等具体情况；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根据《规定》，征收补偿决定存在以下七种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包括：

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或者使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生产经营条件没有保障；明显违反行政目的，严重损害公共利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正当程序；超越职权；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不宜强制执行的情形。人民法院裁定不准予执行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在五日内将裁定送达申请机关。

就强制执行的方式，《规定》明确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

就新旧规定的衔接过渡问题，《规定》明确，《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房屋拆迁裁决的，参照《规定》有关强制执行方式的规定精神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