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国开(中央电大)本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试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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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为什么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答：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必要性)

(1)确定且从未动摇过的奋斗目标。

完成民主革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的奋斗目标，并且从来没有动摇过。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国民经济亟待恢复的具体情况，决定先不急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至于中国到底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估计至少要10年，多则15年或20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举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2)对社会主义过渡步骤的认识发生变化。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论述过“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这种认识上的改变，首先在于实践性质本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事实依据和经验：一是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二是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三是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其次在于实践的发展所引起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随着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毛泽东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已经成为必要的了。其二，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集中表现在公私比例的变化上。以工业为例，1949-1952年，国营经济从339%上升到50%，私营经济从62.7%下降到42%。这种变化，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这说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3)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历史表明，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2.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内外条件(必然性)

从1953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中国之所以要着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因为：

(1)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发展工业，一方面是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另一方面是要建设新的工业。

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完成和工业建设的初步开展，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办好已有的国营工业，并依据需要和可能改建、扩建这些工业。所谓建设新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投资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工业化莫定基础的那种大型工业骨干企业，发展国营工业。办好已有的国营工业和发展国营工业，都必须依靠国营经济，依靠国家力量。中国的经济虽然落后，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国家掌握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搞建设。1953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基本上是由国营经济来承担的。当时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2)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其一，民族资本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帝国主义对华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民族资本由于向外发展的渠道被阻断，就更加重了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的这种依赖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1/5。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又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统计，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只占0.11%，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是工场手工业，难以独立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二，原有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是中国工业建设中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要真正发挥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力量，就必须对这些企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在这些企业中改善生产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并且按照国家的需要增加生产，培养技术人才，不断积累资金等，彻底改变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不足、扩大再生产能力十分有限的状况。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在依靠国家和国营经济帮助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生产发展本身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与国营经济和社会需求的矛盾及其发展，特别是“五反”运动，更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

1950年以后，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就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3)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土地改革以后，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农业生产在一个时期有过较大程度的发展，1949--1952年，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由于是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很大限制。因为个体农户耕地较少，经营规模十分小，生产工具严重缺乏，资金十分短缺，到1953年至1954年，发展速度明显减慢。问题在于，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新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生产，实行分工制度来发展多种经营等，农民都面临很大困难，更缺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许多农户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所以，如果不引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广大农民不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事实上，土地改革后许多地区的农民就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探索组织起来的途径，开始有了互助合作的实践。这就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1955年下半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共中央之所以在此时做出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决策，主要是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开展，城镇和工矿区人口的迅速增加，既要求增产粮食，有足够的商品粮供应，又要求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原料，以满足轻工业发展的需要。1956年4月陈云说：在农业增产方面，中国摸索了六年。东北和西北开荒，必须移民和用机器，花钱多，收获不大，不是三五年内实现粮食大增产的好办法。至于搞大型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工期长，所以也不能成为三五年内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1955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这是中国短时期内花钱最少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长江以北要增产，要把大量旱地变成水浇地;长江以南要增产，要增加复种面积，关键都在于兴修水利。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以前不易办的事，合作化之后都不难了。这就是说，通过农业合作化增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生活和工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4)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与遇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总之，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在当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既具备了比较充分的客观条件，又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衷心拥护。通过这一历史性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