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科技论文

第一篇：考古与科技论文

考古遗址受水文地质作用的影响分析 自旧石器时代起，便已产生了墓葬的风俗，在阶级社会中，通过墓葬形式，更是能突出的反映出阶级关系。而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历朝历代、各个民族、地区更是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和墓葬形式，纵有历史的变迁，仍流传至今。因此，我国分布着大量的古文化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有的已经被发掘，有的已经成为准备发掘的对象，而更多的还埋藏在地下不为人们所了解。

考古遗址作为挖掘后的第一现场，亦理应作为一种文物而加以开发保护。遗址所具有的历史性，残存的艺术性，以及暂时不便发掘出土的文物更是见证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重要实物例证。而受考古遗址自身特点的限制（如占地面积大，无法移动，受地质事件影响较大等等），存在着许多看似简单的难题。因此，对考古遗址的保护开发手段的研究创新，已成为考古发掘后续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下面就考古遗址受水文地质作用的影响作简要分析：

一方面，是地表径流及地下水的水动力作用和腐蚀影响。在某些水量丰盛的地区，一旦遗址被开挖，周围稳定的环境即被破坏，保存几百上千年的文物遗址很有可能由于微小的疏忽，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毁。比如土壤间微小裂隙，岩石土块间的滑脱错动等，都有可能造成土层的滑塌、破裂，造成周围各种流体的侵入，由于地表径流及地下水中含有许多种盐类，能轻易的对文物表面纹饰，纱质织物以及一些金属器物造成破坏腐蚀，使一些重要信息无法考证。而一旦遇到较大的地表径流或流速较快的地下暗流，轻则使裂隙加大，流体增多，重则可能使遗址整体发生位移甚至完全破坏坍塌。

针对此问题，首先应提前了解该区域的地质状况，堪明径流及地下暗流的走向，判断岩石及地层类型。根据勘测结果可提前加筑隔水层，防止周围流体侵入。或更改开挖线路。其次，在开挖过程中应与相关部门或工厂协商，有计划地关闭周围排污管网、水渠（相关法律的执行尤为重要），并及时引流周边的河流水洼等，防止降雨积水。最后，在发掘过程中，应根据条件及遗址价值，尽量配备备用抽水机

等设备，以防过程中偶遇积水、暗流。

另一方面，是原本保存于地下水或潜流中的文物遗址，如何发掘出并保护的问题。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很有可能一些文物遗址在未被发现前就已经被周围水流侵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在该水环境中处于稳定保存状态，一旦被偶然挖出，会很容易在空气中氧化破坏，丧失原貌。

针对此问题，若仅仅是环境湿润，可将文物连同泥土一起取出，然后尝试着清理泥土，若可行，则可大量开挖，然后用薄膜保存，避免直接与干燥的空气接触；若是完全浸没在水环境中，则可首先分析其中矿物质及各种盐类的含量，然后人工配制与该环境液体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溶液，将文物保存在溶液中并逐步研究。

以上分析和解决方案可能并不全面，在实际考古工作中更需根据具体情况综合采用，并借以其他科技方法加以辅助配合。相信随着我国各项领域科技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方法、好方法运用于遗址发掘及保护工作中，使得我国的考古事业再一次得到质的飞跃！

第二篇：中国三峡考古文化论文

论长江三峡地区特殊的埋葬习俗悬棺

姓名：任晏数

学校：重庆医科大学学号：2010221603专业：预防医学指导教师 ：杨华2011年5月

长江三峡地区特殊的埋葬习俗

-----悬棺

摘要：三峡地区墓葬资料内容丰富，从目前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墓葬资料获知，历史上三峡地区的人们安葬死者的方式大致上有三种葬法：一为土坑葬；二为瓮棺（罐）葬；三为崖葬墓。其中发现一种特殊的埋葬习俗----悬棺。

关键词：三峡地区；埋葬习俗；悬棺

在我国的东南方的武夷山地区，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北至重庆的小三峡，大约有10多个省市，发现了放置在悬崖绝壁上的棺木，甚至于近来在陕西的商洛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崖葬。悬棺不仅中国有，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也有。这些悬棺或崖葬，有的在崖洞中，有的搁在横木上，有的近贴水面，有的高离水面，遥遥在上。这些悬棺或崖葬是什么时代的？它们属于什么人的葬俗？又因为有的悬棺或崖葬处在离水面60至100米的绝壁或绝壁的洞中，就使人们不禁要问，它们是怎样被放置进去的？这些问题就成了千古之谜。

一：三峡流域悬棺出现的时间

小三峡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境内，是长江支流大宁河风光最秀美的一段。这里也散布着许多悬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大宁河上游取下一具棺木，从棺木的主人和殉葬品判断，这具棺木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四川珙县麻塘坝和苏麻湾两地的僰人悬棺，起于秦，止于明。四川内江发现的古代崖墓，其年代为东汉。

二：何人留下的悬棺葬

秦汉时期，武夷山属闽越，是闽越人的活动中心。三千年前，《周礼·夏官》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之民。”“七闽”，经学家郑玄注解：“七乃周所服之因子。”《逸周书》载周成王二十五年大会诸侯于东部，四方贡献方物：“东越海直(蛤)，颐人蝉(缮)蛇”。再上溯《〈商书·伊尹朝献〉中记伊尹为四方令，管理四方部族，正东有“沤(颐)深之民等九夷十蛮，越沤(颐)箭(剪)发文身......”武夷山可归入越沤之中，这是三干五百年前。因而就推断，武夷山的悬棺是闽越人的遗物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江西贵溪龙虎山船棺,据考察推断也是越人遗迹。陕西商洛一

带的崖葬，据推断是古巴人的葬俗。重庆巫山小三峡的悬棺，据推断当属古代巴人所为了。东汉至唐，湘、川、黔、鄂边境的五溪蛮，有悬棺葬之俗，为古三苗后裔所为。三国时浙江临海境内的“安家族”，葬俗与武夷相似。明代，四川珙县悬棺属于僰人。也有人把僰人和古越人关联了起来。

有人据于悬棺或崖葬风俗的沿续性考虑，认为散布在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的悬棺或崖葬都是古越人及其后人所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要考虑到进行这种葬俗的民族的生产生活环境影响。

人类的许多风俗是自然形成的。越是在早期，人类就越受到当时的生产条件、生活环境所制约，他们不可能去作对自己来说很不便的事，或者不容易办到的事。据此认识，我认为，我们已发现的这些悬棺或崖葬大都是古代一些渔民所为，至少他们的劳动与生活是和船有关

其一、从已发现的悬棺或崖葬来看，均在溪流的悬崖上，且大都在大江大河支流及其末端，两岸高山峻岭、断崖绝壁，中间溪水流淌，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渔民才有可能在此生产和生活。而且，这些地方都远离农耕区域，这就可以排除农耕民所为的可能性

其二、在福建武夷山、江西龙虎山的悬棺中，有几具船形棺。可以设想：悬棺的主人是以船为家，也就把棺椁造成船形了，使死去的人能像活着时一样生活；或者在最早时，就是以船作棺来存放尸体的，渐而成俗。考古工作者曾对一具船形棺进行研究，发现随葬品中有龟形木盘和许多鱼骨，棺的主人生前很可能是个渔民了。

其三、葬制规格低，除了处在崖洞和悬崖外，葬法简单。陪葬品少或无陪葬品。这种葬制符合山溪渔民的社会结构。这种山溪渔民的社会组织基本以家族为主，家族与家族之间无隶属关系，也就无严密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也就无极富和极穷，所以除极个别可能有什么特殊性外，葬制很平淡。这很符合山间小溪渔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江西龙虎山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或许有人把悬棺葬与道教文化联系了起来。但是本人认为，悬棺葬与道教文化基本无关。其一，悬棺葬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已是商周时期了，而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要到东汉才形成；其二，作为道教的思想道家虽然在春秋战国已经形成，但它的影响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并且，道家的思想是无为，薄葬，与悬棺葬不相容；其三，同为道文化发祥地之一，并且就在龙虎山北邻的三清山，有同样的悬崖绝壁——西海岸，却并未发现悬棺葬或崖墓葬。

三：悬棺是如何放置的确定了悬棺和崖葬是古代山溪渔民所为后，对我们认识这些渔民为什么要把棺木放置在山崖和怎样把棺木放上去很有帮助。作为渔民，他们特有的本领是造船和织网了，而在建筑、农具制造、手工工具制作等方面，肯定要落后于农耕民了。所以，同时代农耕民已有的技术，渔民不大可能具备。像现在大家所推崇的吊装法，需要有技术、物资、人力和财力，以家族为主的渔民很显然无法办到。而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仅是为把棺木草草地放置到天然的崖洞中或简单地搁置在插入崖壁的两横木上究竟又为了什么？所以，我们就不能以农耕文明来设想山溪渔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也许，他们放置的方法是极其简单的。

当来到小三峡，一定会被展现在眼前的景象所吸引，禁不住要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网上查这种特殊的地貌是如何形成的，结果是由于水流等外力沿岩层裂隙的冲刷作用，当下部或底部岩层（块）被冲蚀或侧蚀掉，上部岩块失去了下部或侧部的承载体，在重力作用下，只要被触发就会沿构造纹理或裂隙而发生崩塌作用，沿裂隙或软弱岩层面，岩块不断的自由崩落，残余形成了悬崖绝壁。山体崩塌，这种局部的地质地貌的变迁，使我们的先民有了“安身”之处——悬崖。山体崩塌还会出现一些独特的景象。在长江三峡大坝未建之前，国家年年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加固三峡地段两岸的山体，以防止山体崩塌。设想，三峡中的某一山体如果崩塌了，那么，水运不通，下泄的水流被堵，从崩塌处往上游，水位抬高，两岸被淹，河道变宽，还会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这启示我们，山体崩塌还会使河道堵塞，形成天然的水坝。水坝以上的水位抬高，形成湖泊，而且完全有可能将水面抬升几十米乃至百米。这当然要看山体崩塌的位置和崩塌的规模了。龙虎山悬崖上的天然洞穴就证明水位曾到过近百米的高度。因为据地质专家推断，这些洞穴就是由水流冲刷而形成的。溪流一旦成为湖泊，经过几年的积蓄，水美鱼肥，能不吸引渔民吗？而且这样的湖泊肯定会持续一段时间存在着。

早期湖泊的形成为早先的渔民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但死后葬到哪里呢？崖壁上不是有天然的洞穴吗？渔民从船上把棺木抬上去一放。最早来到这些地方的先民不会用深奥的思想去考虑怎样安葬死去的亲人更符合本民族的特性。还要说明的是，他们用的木材也是就地取材的。棺木上发现的手柄就是为扛抬的方便而设的，发现的绳索也是抬棺木用的。

但是这种早期湖泊形成的水坝是不牢固的，随着溢出坝体的水流作用，坝体的高度渐渐下降，水面也跟着下降，到最终达到现在这样。在水面的下降过程中，也自然要有人死去，亲人们也会依照先例，把他们放置到崖壁上。但水位已经下降，也就自然地把棺木安放到低一点的位置上了。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序”排列了。而早先贴近水面的洞穴，现在看来也就高高在上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山体崩塌，山体形成直上直下的悬崖，塌下的泥石在溪流中形成天然的堤坝，堵塞水流，水位抬升，形成湖泊，渔民或船工生产生活于此，过世后就把棺木放置在临近水面的悬崖上，堤坝渐次下降，棺木也往下排列，到堤坝全部垮塌，这些棺木就成了后人所见到的悬棺，有的高至百米。先民的这种葬制无需奇思妙想，是一种极其简单的葬制。

重庆巫山小三峡崖葬，就可以解释了。假如在大宁河汇入长江处的灵芝峰一带出现山体崩塌，那么，从灵芝峰往上，水位将大大提高，大宁河就成了一个水库，成为湖泊。这样，大宁河就成了渔民捕鱼的理想之地。于是就有一批渔民在此长期“捕鱼为业”了，死了就“近水楼台先得月”，葬在岸边，即现在的山崖。至于古栈道，也有可能是在山体崩塌后，为了行船拉纤的需要而作的。从大宁河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古栈道直达陕西镇平、湖北竹溪的情况来看，大宁河是古代关中通往巴蜀的一条水上通道，可能在军事和经济上曾承担过重要的作用。当大宁河的水位抬升后，迁道就不得不作在了崖壁上，而在塌下的泥石被冲走后，这些古栈道就自然地高高在上了，留下了一道景观和一个千古之谜。

当然，在人们的葬俗观念形成后，特别是在社会发展到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和人力物力后，可能有一些人为了某种追求，采用某种方法把棺木放置到高处。但那肯定是属于后来的事。

至于认为葬得高为求吉利的观点，也是后人在解释前人行为时产生的一种臆想。在云南昭通市威信县，有几处僰人悬棺，所处的悬崖下有可至棺木的斜坡，明显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在四川的珙县，有几座悬棺所在山，人是能很方便地爬上去的，当然也就能安装“天车”了。但这肯定是在悬棺葬的风俗形成且已有一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后才能做到的。而且，那时这些早先的渔民可能已经上岸成为农耕民了。悬棺葬的最初目的已经发生改变了。

参考文献：1.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三峡考古之发现.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东南文化200年第三期长江三峡地区远古人类埋葬习俗(墓葬)资料的考

古发现与研究杨华。

3.参观重庆三峡博物馆

4中国国家地理西南区

5.三峡旅游指南

第三篇：中国西南考古论文

中国西南考古

浅谈楚文化的西进

09级公共管理学院0944014054雷娜

指导教师：李映福

【摘要】：楚文化源远流长 ,历史悠久 ,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是以江汉地区为中心 ,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一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楚文化作为一项人类遗产，其发掘、研究、保护与人们的认识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

【关键字】：楚文化；文化交融；西进历程

一、楚文化的概述

楚文化源远流长 ,历史悠久 ,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是以江汉地区为中心 ,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一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楚文化形成以后 ,一直对中原文化有一定的影响 ,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容。汉朝统一天下以后 ,采取熔北南文化于一炉而治之的文化政策 ,以楚文化为表率的南方文化 ,终于同北方中原文化融合 ,成为水平比它们更高、范围比它们更广的汉文化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楚文化的个性从此消失 ,实际情况是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一起 ,转化成为全国的共性凌驾于区域的个性之上的汉文化了。考古工作者在荆楚地区发现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遗址、墓葬等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至迟到春秋时期，以荆楚民族为主体、以楚国为中心的楚文化体系已经形成。至战国时代，楚国继续扩张，占有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并控制了今河南、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域，成为“战国七雄”中疆土最广阔的政权。随着楚国和荆楚民族由弱小走向强大，楚文化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传播以及与与新征服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

二、楚文化西进的历程概述

关于楚文化的西进，大致从西周中期开始，到战国晚期，范围逐渐扩大，地域从巫山推进到了忠县，并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相契合，其西进战略倚重于军事、经济的需要。

根据考古学断代结果, 目前峡区的楚文化遗存可分为春秋早、中、晚期和战国早、中、晚期。从各时期的文化分布范围来看, 春秋早期楚文化分布范围可达今宜昌西陵峡地区、秭归一带。春秋中期楚文化遗存发现得较少, 在空间上没有什么进展。春秋晚期楚人势力急剧向西扩张, 奉节老关庙、新浦、云阳李家坝等遗址均含有楚文化因素。战国早期的遗存也比较少。

战国中期是楚人西进的又一高潮。最西可达今忠县一带, 忠县发现了一批战国中期楚墓。1958 年四川省博物馆在忠县洽甘 井沟曾采集一件鬲, 与江陵雨台山二型IV 式(M483: 7)相似, 时代属战国中期, 也说明战国中期楚人势力已达忠县一带。目前还少见战国晚期的楚文化遗存, 说明楚文化已基本退出峡区。这是从考古学角度得出的初步结论。

三、楚文化西进的历程

下面介绍一下楚文化两次大规模西进的概况：

(一)楚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西侵

时间大致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根据现有的资料,鄂西地区此时已成为典型楚文化的分布范围,发现的典型遗址有宜昌上磨培第4 层、柳林溪周代文化遗存第二、三期等, 墓葬有姊归庙坪M3、巴东西镶口M1、宜昌后坪等地点。瞿塘峡以东的巫山地区发现的春秋时期楚文化遗存主要有巫山跳石、蓝家寨、大溪等地点。

跳石遗址位于巫峡内, 出土的陶器有扁、罐、豆、钵、盘、壶、瓮、缸等, 均为典型的楚文化遗物, 与鄂西地区的宜昌朱其沱、小溪口等东周遗址出土遗物相似,文化面貌与周围同期文化存在密切联系,尤其是与鄂西联系更密切,虽有本区特色的遗物, 但总体特征, 仍属楚文化范畴。跳石遗址是楚文化沿峡江西渐的一个重要据点。

蓝家寨遗址出土遗物绝大多数为较典型的楚文化遗物。典型陶器主要有束颈联档高足扇、矮领鼓腹凹圈底罐、折沿束颈凹圈底盆、高柄浅盘豆等。陶器特征均是鄂西、湘北楚文化遗存中常见的，应属于楚族文化占主体的楚文化遗存。

大溪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显示, 楚文化遗存在该遗址也有分布, 且相当单纯。2001年发掘了一座深达4 米左右的灰坑, 出土了大量的陶器, 陶片多为夹砂陶, 纹饰以竖向的弦断绳纹为主, 其器物组合为折沿束颈联体蔑、束颈联档帚、折沿束颈凹图底盆、细柄豆、高领罐等, 巴文化遗物很少见, 楚文化遗存的比例占绝大多数, 其特征与蓝家寨遗址的楚文化遗存相近, 时代为春秋晚期。大溪遗址是目前所见典型、单纯的楚文化遗存在春秋时期分布最西端的一个点。

瞿塘峡以东的巫山地区还发现有这一时期的楚文化墓葬。这些墓葬无论形制、随葬品等都属于典型的楚文化墓葬。瞿塘峡以西地区基本没有发现单纯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文化遗存, 但部分地点仍有一些楚文化遗物发现。

奉节新铺遗址上层遗存中, 楚文化遗物占有一定比例, 主要有扇、盆、豆、罐等。同时, 与这些遗物共存的还有传统的土著巴文化遗物。类似情况的遗址还有老油坊等地点。

云阳县李家坝、旧县坪、万州麻柳沱等遗址也发现有部分楚文化遗物。但李家坝墓地的陶扁、颇底部绝大多数为圈底, 腹呈釜形, 整器似为釜或釜颤加三足而成, 这与楚文化中大多为瘪档有所不同, 显示其与典型的楚文化有一定差异。

万州以西地区极少见楚文化的踪影。忠县中坝遗址的东周遗存有少量暗纹陶豆、折沿盆、暗纹束颈鼓腹瓮等带有楚文化特征的陶器;丰都玉溪坪遗址、秦家院子等遗址出土有极少量的春秋至战国早期的扁腿等带有楚文化特征的遗物。这些地点的带有楚文化因素的遗物, 所占分量极小, 绝大多数均为巴文化遗物,楚文化遗物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综上所述, 瞿塘峡以东地区基本为楚文化所完全控制, 巴文化基本退出一这一地区;瞿塘峡以西地区的楚文化遗物多与巴文化共存, 且表现为越往西其影响越弱的趋势。

此时, 出现楚文化西侵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楚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部, 先后灭掉了夔、庸等西边靠近峡江地区的一些国家。楚国向西扩张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它的子国—夔子国。加强了对现今瞿塘峡以东的三峡地区的控制和统治, 并修筑了城池,这正是春秋中、晚期巫山一带呈现典型楚文化面貌的主要原因。此外, 巴国政治中心的向西发展和迁徙, 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些楚文化。由于巴人

与楚的长期接触,其西迁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些楚文化, 这也正是峡江奉节以上地区具有一定楚文化因素的主要原因。

(二)楚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西侵

此次是在战国中期至晚期偏早阶段。此时在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忠县等地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随葬以鼎、敦、壶为基本组合的楚文化墓葬, 这种典型的楚文化墓葬出现得比较突然, 消失也比较快。重庆峡江地区战国中期以后的楚墓在巫山瓦岗槽、琵琶州、麦沱、塔坪、奉节上关、云阳平扎营、万州大丘坪、忠县崖脚等地均有分布, 这些地方发现了较大规模的成片分布的楚文化墓葬群;墓葬规模以小墓为主, 也有少量的大、中型墓葬。

忠县崖脚墓地发现大量年代集中于战国中期的楚人墓葬;墓葬中楚文化因素非常单纯, 整个战国中期阶段(有的可晚到战国晚期早段)墓葬的形制特征、随葬品风格都保持着很强的楚文化特征, 是目前已知位置最偏西、规模最大、文化因素最单纯的楚文化墓地。该墓地普遍使用悬底弧形棺、悬底长方形棺和长

方盒形棺, 墓葬中的随葬品多为陶器, 器类有鼎、敦、壶、豆、盂、匝、盆、长颈罐等;也有部分铜器, 如子母口式高蹄足鼎、敦、一字格剑、矛、戈、蹲等。均为典型的楚文化葬制和器物。有人认为, 这些墓葬很少随葬兵器, 墓主应非楚国军人, 可能楚国占领巴地后大举移民于忠县进行盐业生产的结果。

云阳李家坝墓群的发掘则又显示出另外一种景观, 李家坝遗址的文化面貌始终是以当地土著文化因素为主, 战国中期晚段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出现的典型楚式陶器成为该遗址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器;墓葬中出现了楚文化最具特色的鼎、敦、壶陶铜器组合, 同时, 这些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墓葬在墓地中打破了早期墓葬, 学者们解释认为是外族的大规模人侵, 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大量典型楚文化因素, 还打断了当地文化的正常发展轨迹, 侵占了土著巴人的居址及墓地, 在安排墓葬位置时也不再遵循巴人原有的墓地规划, 出现了打破巴人墓葬的情况。

目前所见本次西进考古所见楚文化墓葬分布最西边止于忠县。

总体说来, 这次楚文化的西侵应与楚、秦两国进人巴地并数次发生直接冲突有关。第一,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楚威王(前339一一前329年)时, 使将军庄踌将兵循江上, 略巴、蜀、黔中以西。”第二, 大概在秦灭巴之前不久, 楚

国曾出兵峡江地区助巴平乱。第三, 秦灭巴后, 秦、楚展开了多次对巴地的争夺, 文献有“楚得积而国亡, 齐得宋而国亡”(见《战国策·燕策》)的记载。

这两次楚文化的西侵, 影响深远, 在成都平原的许多蜀文化墓葬中, 都能见到楚文化的踪影。随着楚向西的步步紧逼, 巴文化愈益向西退却。公元前316年后, 即使有秦的庇护, 巴人带有自治性质的政治中心——“都”，亦屡屡向西迁徙。

（三）楚文化西进历程中与其他文化的碰撞

从战国晚期中段起, 由于秦国将楚国势力彻底赶出重庆峡江地区, 秦人又对巴人实行了“ 自治”的政治策略, 巴文化再次获得了复兴。从战国晚期中段到秦代, 巴文化再次向东发展, 填补了楚人势力退出后留下的文化空白。巴文化的回流, 不过是填补了楚文化回撤的真空, 响应了这一地区人们对传统回归的呼唤而已。

但是, 战国晚期早段以后,楚文化以国家势力整体西进的情况虽已不存在, 但是楚文化在重庆峡江地区的零星存在却一直延续到了汉初。这一时期重庆峡江地区单纯的楚文化墓葬很少见, 但楚文化器物和葬制仍在一些墓葬中可以见到。如崖脚墓地DM10, 该墓为典型的战国晚期狭长形巴墓, 在墓扩外一小坑内置放有两件楚式的陶盆和陶高柄豆, 推测应为楚遗民墓或巴人使用了楚人的器物。

此外, 崖脚墓地还具有鲜明楚文化特征的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撑墓, 长颈罐、孟、豆的组合形式在崖脚墓地中占有一定比例, 甚至直至秦代还发现有与楚文化因素的陶器。对于这一部分墓葬, 有的专家认为是楚遗民墓。主要理由是:这些陶器的演变规律已偏离典型楚器的演变规律。说明他们是在楚国势力退出这一地区后, 与楚中心地区失去了文化上的联系导致的这一结果。

【结束语】：楚文化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对于我们后世研究探索中原楚地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历史文化精髓提供了珍贵的素材，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白九江.巴文化西播和楚文化西渐（R）.重庆市文物考古所.2009.（10）.[2].白九江.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楚文化的西进（J）.江汉考古.2006.（第2期）.[3].邹后曦.巫山大溪遗址再次发掘发现丰富遗存（N）.文物出版社.2005.05.10.[4].朱萍.楚灭巴，秦灭巴？——巴楚关系再确认[J].中国三峡建设.2006.（第2期）.[5].孙华.何时解开巴国之谜——谈三峡考古重要学术课题之进展[J].中国三峡建设.2006.（第2期）.[6].黄尚明.楚文化的西渐历程（N）.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楚学研究所.2004.11.[7].胡雅丽.王红星.秭归官庄坪周代遗址试析[J].江汉考古.1984.(3).[8].张昌平.襄—宜地区西周—春秋文化序列[A].湖北省考古学会.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三)[C].江汉考古.1998.(增刊).

第四篇：丝路考古结课论文

丝绸之路简论

课程：丝路考古

学号：2012502212

姓名：石夏丽

学院：政法学院

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

摘要：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今天我在本篇文章中主要对丝绸之路做了简介，介绍了吐鲁番中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以及楼兰古国。

关键字：丝绸之路吐鲁番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楼兰古国

丝绸之路自开通以来就是一个全方位多用途的载体, 是连接古代东西方及沿线诸国各族的纽带, 是架在他们之间的金桥, 成为他们之间互通有无、物畅其流的商贸之路和物种传播之路； 成为他们互相学习, 相互影响的文化艺术和科技交流之路；成为他们彼此不断增进了解的友谊之路；成为沿线诸国进行政治交往的使节之路；成为沿线各族传播佛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朝圣之路。此外, 它还是民族迁徙之路, 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融之路。同时也是沿线诸国间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之路, 进行长期角逐大动干戈的战争之路。丝绸之路诸如此类广泛而持久的各种作用及运动轨迹, 都在丝路沿线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成为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说丝绸之路凝聚着当时世界上各种主要的历史事件,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各族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史, 极大影响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格局和进程。我们很多人都以为丝绸之路是自西汉开始才出现的，其实不然。于1976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妇好坟茔。墓内出土玉器多件，绝大部分完整或稍残缺。

以深浅不同的绿色为主，也有棕色的，白玉很少。当安阳市玉雕厂的工作人员看了玉器之后，就有人提出墓内所出以新疆青玉为多。后经多位有经验的人士验证，确定妇好墓内所出以新疆玉为主。又由科学鉴定，多为透闪石，也有阳起石。透闪石与新疆玉相合，所鉴定标本硬度为摩氏6度。妇好幕中出现了产自新疆的软玉，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商贸往来。依照晋人郭璞在《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前963年周穆王曾携带丝绸、金银的贵重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中国。虽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没有定论，但是在丝绸之路东段沿线的考古中，确实出土了部分在这一时期的丝绸制品。

在中国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规模的对外经济交流。《史记·赵世家》中记录了苏厉与赵惠文王的一段对话：“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苏厉用赵国通过对外贸易得到的财富威胁赵惠文王一段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人们相信，“昆山之玉”即为昆仑山下出产的软玉，而胡犬则是产自中亚、西亚的一个狗的品种。丝绸之路历史的悠久，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丝绸之路的存在，也带动了沿线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是丝绸之路所经过的一些重要的地区。

说到丝路重镇，那么，吐鲁番是不可不提的。一般情况下，说到新疆无论对新疆有多么的不熟悉，我们都会想起阿克苏的苹果库尔勒的梨，吐鲁番的葡萄哈蜜的瓜。在这个闻名全国的瓜果之乡中，并不只是只有水果这一亮点。这里还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宗教遗迹以及独特的名族风情。

交河故城是吐鲁番最有名气的景点之一。这座没有城墙的城池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好的土建筑城市。古城遗址保存相当完好，古城南北长1600余米，东西最宽处约300米，分为寺院，民居，官署等部分。古城总面积47万平方米，现存建筑遗迹36万平方米。城内建筑物大部分是唐代修建的，建筑布局独具特色。该城保留着宋代以前我国中原城市的建筑特点。

全城象一个层层设防的大堡垒，人行墙外，像处在深沟之中，无法窥知城垣内情况，而在墙内，则可居高临下，控制内外动向，城中布防，也是极为严密的。交河故城的布局大体分为三部份，一条长约350米，宽约10米的南北大道，把居住区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大道的北端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并以它为中心构成北部寺院区。城北上还

建有一组壮观的塔群，可能是安葬历代高僧的的塔林。东南方，有一座宏伟的地下宅院，顶上有11米见方的天井，天井东面南道，没有四重门栅，天井地面，有一条宽3米，高2米的地道，长60米，与南北大道相通。据考察推测，可能是安西都护府的住所，后为天山县的官署衙门。

西部有许多手工作坊。大道两侧是高厚的土垣，垣后是被纵横交错的短巷分割的“坊”，临街不开门。“坊”内有居住遗址和纺织、酿酒、制鞋等手工作坊。东侧有军营、余为民居。交河城仅有东门和南门两座城门。由于城建在30米高的悬崖上，不用筑城垣，城门亦非正式建筑。南门，是古代运送军需粮草、大军出入的主要通道。南门地势险要，有“一人守隘，万夫莫向”的山崖，东门，巍然屹立在30米高的峭壁上，主要是为城内居民汲引河水的门户。

1961年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与交河齐名的丝路名城也位于吐鲁番。高昌故城坐落在火焰山脚下，木头沟畔的哈拉和卓乡，西距吐鲁番市40千米。城墙高耸，昔日雄风犹存。登高展望，全城平面略呈不规则的正方形，布局可分为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总面积220万平方米。城垣保存较好，外城墙基厚12米，高11.5米，周长约5.4千米。城墙都由夯土筑成，夯层厚8至12厘米，间杂少量的土坯，有极清晰的夹棍眼。据史书记载，高昌城当年城墙上共有12重大铁门，分别冠以“玄德”、“金福”、“金章”、“建阳”、“武城”等不同名号。城市中房屋鳞次栉比，有作坊、市场、庙宇和居民购买力区。城内的建筑布局与当时长安城相仿。全城人口达3万，僧侣3千。现在，城内建筑遗址遍布，尤以西南最为密集，当年的庙宇、佛堂、街道都历历在目。当年唐代高僧玄奘也曾在此盘桓过一段时间，还为高昌王讲过经。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以东偏南约46公里火焰山乡所在地附近。城郭高耸，街衙纵横，护城河道的残迹犹存，城垣保存基本完好，分内城、外城、宫城三重。外城大体呈正方形，墙厚12米，高11.5米，周长5.4公里。为夯土板筑，部分地段用土坯修补，外围有凸出的马面。每面大体有两座城门，而以西面以北的城门保存最好，有曲折的瓮城。

内城居外城正中；西南两面城墙大部分保存完好。周长约3公里。宫城为长方形，居城北部，北宫墙即外城北墙，甫宫墙即内城北墙。这一带尚存多座3-4米高的土台，当时为回鹘高昌宫廷之所在。内城中偏北有一高台，上有高达15余米的土坯方塔，俗称“可汗堡”，意为王宫，稍西有一座地上地下双层建筑，可能为宫殿遗址。外城内西南有一大型寺院，寺门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85米，占地约1万平方米，由山门、庭院、讲经堂、藏经楼、大殿、僧房等组成。大殿内尚残存壁画痕迹。唐代高僧玄奘西游取经，于贞观二年（628年）春，曾到高昌国讲经一月余，据即在此寺内。寺院附近，还残存手工作坊和集市遗址。外城内东南部有一小型寺院，残存的壁画较上述大寺完美。

楼兰古国也是丝绸之路所经过的重要国家之一。二千多年前，楼兰作为西域的一个文明古国就开始见诸文字。据《汉书》记载，楼兰古国属于天山以南三十六国之一。其都城楼兰是亚洲腹地的一个中枢城市，是中国古代通往中、西亚各国的咽喉重镇，是古丝绸之路南线上的一个中间贸易站。当时，从中国内陆通往葱岭以西的大夏（今阿富汗境内）、安息（古波斯，今伊朗境内）、身毒（古代印度地区）、条支（今阿拉伯半岛）、黎轩（今地中海地区）以及中亚各国，都要经过这里。楼兰是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张骞通西域后，楼兰成为东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是西域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的中心。古丝绸之路南 北两道早些时候就从楼兰分道。楼兰作为亚洲腹部的交通枢纽城镇，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重要作用。汉朝 匈奴和周围一些游牧民族国家经常为争夺楼兰进行大规模战争。但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由于气候干燥造成了人口大迁移：高山冰山萎缩，河流水量也有可能减少造成古城衰落；河流变迁使得居民迁徒，楼兰废弃。公元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为了寻找罗布泊不远万里来到孔雀河畔。突然，一座寸草不生、满目疮痍的古城呈现在他面前。欣喜若狂的斯文·赫定发现，这座古城留有颓废的城墙，残存的街道、住宅的废墟和寺庙的残垣，遍地都是散落的古钱币、碎陶片以及依稀可辨的汉文木简和文书等物。这就是传说中的古城──楼兰。至此之后，楼兰才又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丝绸之路，这条为古代中西方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路线，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曾经的许多辉煌也被那金灿灿的黄沙所淹没。但是，我相信，在后人不断的努力下，曾经的辉煌，总有重建天日的一天。

参考文献：《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丝绸之路宗教研究》 《丝绸之路：图像与历史》 《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

第五篇：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

国宝蓝釉灯回归之路的反思

摘要：文物是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每个中国公民都有义务维护、保护这些先人们留下来的贵重文物。国宝蓝釉灯是我国唐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文物，然而蓝釉灯的经历却让我们沉思，文物保护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关键字：蓝釉灯回归反思问题及原因解决方法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科学的艺术文明。保存在地面上和地下的文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极其丰富。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的结晶，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但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都经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害，如：金属文物锈蚀、陶器、瓷器破碎等等，自然原因的破坏，已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最令人心痛的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破坏。

这些古老的文明在地下静静躺了上百上千年，一遇到现代人，它们便有了各种各样颠沛流离、惊心动魄的命运。

国宝蓝釉灯，便是这样经历的亲历者。

一、蓝釉灯的被盗经历

蓝釉灯，唐代陶瓷制品，是唐朝太子李弘的皇后——哀皇后的陪葬品，千年来，它一直平平静静的躺在洛阳偃师的唐恭陵哀皇后的身边。然而，似乎不平凡的东西注定要以不平凡的方式与世人见面。

1998年1月21日黑夜，洛阳偃师一片僻静的山中悄无声息，突然，一辆汽车疾驰而过，奇怪的是，这辆夜行的车并没有打开车灯„„

车子停下来了，六个黑影从车里跳了出来，他们拿着铁锹，对着一块空地一阵挖凿。没错，这块空地，正是中国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唐恭陵其中的一处皇妃墓穴——哀皇后墓。唐恭陵位于河南省洛阳东南约20公里，是今天偃师市西南的景山之巅。这个山坡名叫“太子冢”，是中国唐朝时期武则天长子李弘的坟墓。

公元675年，一件震惊朝野的事情发生了，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被武则天毒死。高宗闻讯，悲愤不已，却又无法将武则天治罪，无奈之下，他只好诏令天下，给李弘冠以尊名，追封为“孝敬皇帝”，并下令以皇帝标准厚葬李弘。就这样，唐恭陵开始修建，整个陵区呈正方形，边长440米，陵墓四周有神墙维护，神墙四周有角楼，南神门外还有一条宽50多米的神道，规模宏伟，耗资巨大。

据传说，李弘死后，皇后一直清灯独照，直至终老，她的墓室也是崇荣繁华，随葬品甚多。而国宝蓝釉灯，也正是深藏这处大墓之中。黑夜中，被六个黑影一通猛凿的空地，位于唐恭陵主墓东北，这是一个方形的土冢，正是李弘的妃子哀皇后的墓室。

显然，这群疯狂的盗贼早有图谋，为首的盗墓贼名叫张少侠。然而，一阵忙活儿，天已渐亮，他们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张少侠决定先行撤退。

初盗未果，他们又想出了一个胆大妄为的罪恶计划。此时，包括蓝釉灯在内的国宝仍旧静静地躺在哀皇后墓中。可是，一声巨响，打破了隐藏了千年的寂静。国宝蓝釉灯也随之开始了险象环生的经历。

1月22、23两天，张少侠带领同伙继续盗墓，可还是一无所获。24日下午，张少侠想到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他突然心生歹念，立即叫来同伙商议，最终，这一伙人决定铤而走险：用炸药爆破！

1月30 日，又是一个黑夜，趁着农历大年初三的爆竹声，张少侠又带人驱车上了山。不久，随着一声沉闷爆炸，唐恭陵哀皇后墓被炸开了。经过商议，他们并没有在当晚实施盗墓，而是掩盖好坑洞，迅速撤离。

几天之后，张少侠等人全副武装又来到哀皇后墓第二次对坑洞实施爆破。墓道被严重破坏，墓坑也显露出来了。面对一米见方的黑洞，六个盗墓贼打开手电开始了盗掘。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张少侠发出了一声疯狂的低吼：“挖到了！”众贼围过来观看，夜色下一抹剔透的蓝颜色闪闪发亮，虽然张少侠不知道这是一件什么宝贝，但还是马上就把它塞进了怀中。被张少侠盗处的正是哀皇后墓中的稀世珍宝——蓝釉灯。这件唐朝时期的陶瓷制品，通高33.6厘米，不仅性质特别，而且通身施蓝釉，灯上有小盘，灯盘内还有管柱形灯纤，下有灯柱，灯柱下有一大盘，盘下有喇叭形圈足，造型优美，釉色纯正，胎质精细，颇具皇家风范，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其他盗墓贼见状，也都开始趴在地上疯狂的扒拉着，最终将哀皇后墓室的宝物洗劫一空。

二、国宝的回归之路

2月15日，管理陵墓的工作人员发现墓室被盗，立刻报警。此时，天还没有亮，但惊闻此事的各级领导已经出现在了案发现场。此时的哀皇后墓被洗劫一空，墓中只剩下一些残存的陶俑和唐三彩的碎片，在被炸开的洞边发现了一些电池、雷管和编织袋。看着哀皇后墓被盗的洞口，专家们为之叹息，公安干警更是攥紧了拳头。案发墓坑旁，田野寒风中，破获“2·15”文物盗案的第一次会议召开了。

洛阳警方勘察现场后，立即做出决定：控制海关出口，抓紧侦查，划定重点，进行地毯式排查。排查进行到第五天，警方获得了侦破“2·15”大案的重要线索。循着线索审查，得知工龄被盗文物已经倒卖到了北京，蓝釉灯已经脱手。国宝蓝釉灯和众多文物的下落基本明晰。专案组立刻赶赴北京，请求公安部协助寻找线索，追回国宝。1998年2月27日上午，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之下，抓捕小组赶赴天津将重要文物贩子于润明逮捕归案。于润明交代，他是在北京某酒店收购这批文物的，大部分文物分别卖给了北京、天津的文物贩子，只有国宝蓝釉灯和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卖给了香港的翟某。

随后，经请示公安部，并动用国际刑警，经过一连7天的抓捕，24件被盗文物分别从北京、天津追回，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消息很快传到了远在香港的翟某耳中。翟某自知案件重大，非一般文物所比，遂派人四处活动甚至远渡重洋，设法将已经卖出的文物高价收回。最后。翟某委托中间人将购买的文物逐一退回，并派专机将国宝蓝釉灯送往北京。

国宝被追回后，众多文物专家被请到现场鉴别，看着一个个精美绝伦、很多见所未见的文物，专家们不由自主地一起惊呼：国宝！全都是难得的国宝！

在收回的61件文物中，有19件国家一级文物、30件国家二级文物、12件国家三级文物。这些文物是唐代社会生活的形象载体，是研究唐代经济、习俗、墓葬制度、服饰以及雕塑、烧烧制、施釉、彩绘工艺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批文物代表了中国初唐时期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这些文物的价值实际已经宣告了11名犯罪嫌疑人的末日。1998年10月1日，在唐恭陵前，11名盗墓贼被就地正法。

历经劫难的蓝釉灯被送回故地洛阳，珍藏于洛阳市博物馆，给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无尽的美的享受。同时，也静静地无语诉说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风风雨雨，引人深思„„

三、蓝釉灯回归之旅的反思

文物是人类祖先在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是劳动人民汗水和智慧的结晶，是历史的见证和再现，是“活”历史。

历史文物源自人民群众的集体创造，人民群众保护自己创造的文化遗物是两者之间本原关系的必然要求。众多藏于地下的史前及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被今人发现、挖掘，他们都在向世人诠释着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历史文物为全人类所创造，历史文物为全人类所共有，历史文物理应得到全体民众的共同保护。简言之，历史文物之于社会，应当是“源于民众，归于民众，全民保护，权益共享”。

套用最简单的一句话：“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然而对于那些盗墓贼来说，他们早已脱离了人这个群体，只是空余这么一个躯壳，行的是禽兽的行径。盗墓贼的行为无疑是天理难容的，是背弃于道德准则的，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是污蔑先人的罪恶行为，是令人发指的。当他们掘开墓葬的时候，同时也为自己挖好了坟墓。文物是属于全体国民所共有的，它所具备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还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然而，当文物遇见了红眼黑心的盗墓贼它便仅仅只保留了经济价值，只剩下了金钱交易。

近年来，由于文物经济价值的渐渐凸显，诱发了大量盗掘古墓葬的案件，而且盗掘活动日渐呈现出集团化、专业化、暴力性等特点。在文物被盗现象频频发生的同时，政府、公安等各界都在致力于文物的保护工作，然而始终不能有效禁止这类事件的出现。原因在于：

一、文物本身高价值的诱惑；

二、宣传力度不够，人们没有从更深层次认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三、各级政府在文物保护方面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

四、国家在立法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总之，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系统、艰苦、持久的工作。当下，文物工作中文物保护仍然是重中之重。然而，文物保护工作如何有效开展，是摆在政府、文物保护部门及文物保护工作人员面前的首要难题。政府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对于文物保护部门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管理体制：完善已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作、逐步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单位专门管理机构、严格执法，依法推进项目管理工作。为保护祖先留下的文物古迹免受破坏，我们更应加强认识。在政府重视的基础上，提高我们文物保护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也是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和文物部门的终极目标。历史文物是重要的文化符号，表征的是人类自身亘古至今的发展历史，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类文化创造。文物的存在，是对历史的证明，是对我们民族过往的记录，通过这些珍贵的文物，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历史，了解历史。文物本身就是历史，保护文物就是尊重历史，是对历史的最好认知。因此，文物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且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共有·共保·共享——关于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思考》王运良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年03期

2、《国宝档案：蓝釉灯》http：//v.ku6.com/show/BwZWODO-20P_oxoh.html3、《蓝釉灯》http：//baike.baidu.com/view/1684335.htm4、《文化科学》怀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5、《关于文物保护与管理的思考》王翠玲《大众文艺》2010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