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英第七课翻译《民主主义与教育》（范文模版）

第一篇：专英第七课翻译《民主主义与教育》（范文模版）

一、内部和外部（The Inner and the Outer）

既然道德和行为有关，所以在心灵和活动之间形成的任何二元论必然要在道德论中得到反映。既然哲学的道德论中许多有关分离对立的表述常被用来为道德训练所采用的种种做法辩护，并加以理想化，因此，对道德论作一番简短的批判性讨论是适当的。品德培养是学校教学和训练的一个广泛的目的，这是教育理论中的平常话。因此，我们应该警惕足以阻碍实现这个目的的有关智力和性格关系的概念，同时要注意为了成功地实行这个目的所必须提供的条件。

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障碍是，流行的道德观念把活动的过程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往往分别命名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或精神因素和身体因素。这种划分是我们曾多次指出的心灵与世界、灵魂与身体、目的与手段等二元论的极点。在道德方面，这种划分采取的是行动的动机和后果截然划分，性格和行为截然划分。主张这种划分的人认为，动机和性格是纯粹“内部的”东西，完全存在意识之中，而后果和行为则是在心灵以外；行为只和实现动机的行动有关，后果则和发生的结果有关。不同的学派或者认为道德和心灵的内部状态一致，或者认为道德和外部的行动和结果一致，彼此各不相关。

有目的的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包含有意识地预见的结局和考虑正面和反面的心理权衡。它也包含渴望达到目的的有意识的心态。审慎选择一个目的和审慎选择稳定的期望倾向，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完全外显的行动暂时停止。一个没有下决心的人不知道该做什么。因此，他尽可能推迟明确的行动。他这时所处的地位可以和一个考虑跳越水沟的人所处的地位相比。如果他肯定能够跳过或肯定不能跳过这条水沟，就会发生某一方向的明确行动。

但是，如果他还在考虑，感到怀疑，他就犹豫不决。就在外显的行动悬而未决的时候，他的活动限于有机体内部力量的重新分配，准备确定的行动进程。他用双眼测量水沟；他使自己处于紧张状态，感觉一下由他支配的力量；他到处寻找跳越水沟的其他方法，考虑跳水沟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意味着集中他的意识，就是向内注意他自己的态度、力量、愿望等等。但是，很显然，这种个人因素涌进有意识的认识乃是整个活动向前发展的一部分，并不是首先有一个纯粹的心理过程，后来突然来一个根本不同的身体进程。只有一个继续不断的行为从比较不确定的、分开的和犹豫不决的状态，进到一个比较外显的、决定的或完全的状态。这个活动最初主要是有机体内部有些紧张，进行一些调节；当这些紧张状态和调节作用经过协调成为统一的态度时，整个有机体就采取某个明确的行动。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继续不断的活动的比较显然有意识的方面区别出来，作为心理状态。但是，我们这里只是把心理的状态理解为活动的、不决定的、尚在形成的状态，当这种状态成熟时，就要发出外显的力量，改变环境。

我们的有意识的思维、观察、愿望和厌恶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代表初期的、尚未成熟的活动。以后，它们引出特殊的和看得见的行动，完成它们的命运。这些未成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有机体的调节作用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是我们摆脱成规旧习和盲目冲动的支配的唯一出路。这些调整乃是发展过程中具有新意义的活动。因此，一般地说，每当我们的本能和已经形成的习惯受到新情况的阻塞时，个人意识就加强。于是，我们在采取明确的和不再收回的活动进程以前，我们重新依靠自己，改组好我们自己的态度。除非我们想全凭武力强行通过，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有机体的应变能力，使它们能适应我们所处情境的特点。所以，在采取外显的行动以前的有意识的考虑和期望，乃是在不确定的情境中的活动所包含的有条理的个人的重新调整。

但是，在继续不断的活动中，心灵的作用并不能始终保持。要想获得某种不同的东西，由于成功的活动受阻而造成的对特定事态的厌恶心情，这种期望和厌恶的心情可以刺激想象。事物的不同状态并不总是能发挥作用，有助于机灵的观察和回想，找到出路，向前万进的。除了有经过训练的倾向的人以外，一般趋势是让想象自由奔放。他们并不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在实行中的可行性，对想象的对象进行核查，而是容许它们发展，求得即时的情感上的满足。当我们发现不良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妨碍我们力量的顺利表现时，最容易的出路是建造空中楼阁，让它们替代实际的成就，因为实际的成就需要一番思维的痛楚。所以，在外显的活动中，我们默然同意并在心中建立一个想象的世界。思维和行为之间的这种分裂反映在把心灵作为内部的，把行为与后果仅仅作为外部的截然划分的理论之中。

这种划分也许不只是某一个人的经验的偶然现象。有的社会情境也许使习惯于清晰反省的阶级回到他们自己的思维和愿望中，而没有提供手段，使这些观念和期望能用来改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就要向异己和有敌意的环境报仇，蔑视这种环境，并给以恶名。他们的内心在自己的想象和期望中寻找庇护和安慰，他们赞美他们的想象和期望，认为比受到蔑视的外部世界更加真实，更加理想。这种时期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在基督教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有影响的斯多葛派哲学的道德体系，修道院的和一般人所接受的基督教的道德体系，以及当时其他宗教运动的道德体系，就是在这种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的，可以表达流行理想的行动愈受制止，就愈把内心所拥有和培养的理想视为自给自足的东西——视为道德的本质，而对活动所属的外部世界，则认为在道德上无关重要。一切事情都在于有正确的动机，即使这个动机并非世界上的动力也没有关系。18 世纪后期和19 世纪早期，在德国也一再发生同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导致康德派坚持主张善意是唯一的道德上的善，意志是自身完成的东西，与行动和世界上造成的变化和后果无关。后来，这种情况又导致把现存的制度理想化，认为这些制度本身就是理性的体现。

这种纯粹“善良”的内在德性有善良的性情，不顾什么结果，它自然引起一种反动，这种反动就是通常所谓的享乐主义，或者称为功利主义。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说在道德方面，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一个人自己的内心自我意识到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在他做了什么——产生了什么后果，他实际上造成了什么变化。他们抨击内在的道德，认为内在的道德是感情用事的，武断的，教条式的，主观的，他们认为这种道德使人文饰和保护合于他们自身利益的任何教条，或想象中所发生的称之为直觉或良心的理想的任何怪想，他们认为，只有结果和行为是重要的；结果和行为提供唯一的道德标准。

通常的道德，因而也是学校里的道德，很可能是这两种观点不一贯的妥协。一方面，某些感情状态受到重视；一个人必须怀有好意，如果他的意向良好，如果他有正确的情感意识，他就可以不对行为的全部结果负责。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有某些事情必须做，以满足别人的方便和要求，同时满足一般社会秩序的便利和要求，所以他们坚决要求一个人做这些事情，不管他是否关心做这些事情，是否有做这些事情的智慧。这个人必须严守规则；他必须埋头从事辛苦的劳动；他必须服从；他必须养成有用的习惯；他必须学会自我控制——对所有这些箴言，只是理解为强调目前确实做到的事情，而不顾做这事情时所应有的思想和愿望的精神，所以也不顾对于其他不很明显的事情的影响。

我希望前面的讨论已经充分说明了避免这两种流弊的方法。每一个人无论老幼，如果不能在吸引他们兴趣并要求他们思考的情况下循序渐进、累积性地进行工作，就会发生这两种弊端中的一种或两种。因为只有在这种循序渐进、吸引兴趣和需要思考的事例中，才有可能说愿望和思维的倾向应该是外显的或明显的行为中的有机因素。假定有一个体现学生自己兴趣的连续的活动，在那里必须获得明确的结果，在那里无论成规旧习，或听从别人的意旨，或反复无常的临时凑合都无济于事，学生就必然要有有意识的目的，有意识的愿望和深思熟虑的思考。有意识的目的、有意识的愿望和深思熟虑的思考所以不可避免，因为这是有特殊后果的活动的精神和品质，而是因为这是形成一个孤立的内心意识的领域。

三、智力和性格（Intelligence and Character）

关于道德的讨论往往带来一种值得注意的错误论调。一方面，有人把道德和理性等同起

来。他们认为理性是一种官能，最终的道德直觉就是从理性出发的，有时，例如康德的理论，主张理性能提供唯一正确的道德动机。另一方面，他们常常低估具体的通常的智慧，有时甚至有意贬低这种智力。他们常常认为道德和平常的知识无关。他们认为道德知识是和意识不相干的东西，良心则是和意识根本不相同的。这种区分如果正确，对教育就有特殊意义。如果我们把发展性格作为最高目的，同时又把必然占学校主要时间的获得知识和发展理解力看作和性格无关，那么学校的道德教育就是没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道德教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教义问答的教学，或者成为“关于道德”的课。所谓“关于道德”的课当然就是别人有关德行和义务的想法的课。只有在学生以同情和尊敬之情关注别人的思想感情并受到激励时，这样的课才有效果。如果没有这种关注别人感情的态度，这种功课对性格的影响不会大于关于亚洲山脉的知识对他的性格的影响；如果只有一种奴性的关注，就会增加对别人的依赖，而把行为的责任交给有权势的人。事实上，直接的道德教学只有在少数统治多数的社会群体中才有效果。之所以有效，不是由于教学本身，而是由于整个政权加强这种教学，教学不过是一件小事情。在民主主义的社会中，企图用“关于道德”的课产生类似的结果，就是依靠感情用事的魔术。

另一个极端的人主张知识就是德行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人不会故意做坏事，他所以做坏事是由于对善的无知。这个学说通常受到抨击，理由是人更多的是知善而为恶：需要的不是知识，而养成习惯或实践，以及动机。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立刻抨击了柏拉图的学说，理由是德性尤如艺术，例如医学，有经验的开业医生比一个有理论知识而没有关于疾病和治疗实际经验的人好得多。但是，问题取决于何谓知识。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但是忽略了柏拉图学说的要旨。

柏拉图认为，一个人非经多年的实际锻炼和艰苦的训练，不能懂得善的理论意义。他认为，关于善的知识，不是可以从书本或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而是通过长期的教育取得的。这种知识乃是成熟的生活经验的最后的和最高的恩赐。不论柏拉图所处的地位如何，很容易看出知识这个名词用来指两种很不相同的东西，一种是亲切的和有生命力的个人的真知灼见——在经验中获得和经过经验的信念，一种是第二手的、基本上是使用称号的认识，人们一般相信如此——一种没有生命力的遥远的知识。

后面这种知识并不保证行为，它不深刻地影响性格，这是不消说的。但是，如果知识是通过尝试和检验而获得的，像我们通过尝试和检验而确信糖是甜的而奎宁是苦的一样，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任何时候，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而不坐在火炉上，下雨时就带伞，生病时就请教医生——简言之，无论做其他日常生活的任何行为，都证明某种知识在行为上有直接的结果。我们有一切理由假定同样关于善的知识有类似的表现。事实上，所谓“善”，除非包括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境中所体验到的满足，否则就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知识也许能使人产生某种行动，以赢得他们对某些活动所给予的认可，或至少给别人得到一种和他们的意见一致的印象，但是这种知识不能培养个人的主动性和使他忠于别人的信念。

因此，不必争论知识这个名词的正确含义。为了教育上的目的，我们只要注意一个名词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特性，认识到通过经验的种种要求而直接获得的知识对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就足够了。如果一个学生仅从和学校课程有关的书本学习知识，而且是为了在被提名时背诵之用，那么这种知识仅能影响某种行为——即在别人要求时，重述别人的话。这种“知识”对校外生活不会有很大影响，这并不奇怪。

但是，我们只能轻视这种知识，而不能以此为借口把知识和行为分离开来。关于只和孤立的专业有关的知识，情况也是一样；这种知识能改变行动，但是只限于狭窄的范围。事实上，学校中的道德教育问题就是获得知识的问题——这种知识与冲动和习惯的系统有联系。我们要想把任何已知的事实加以应用，就取决于它的种种联系。一个撬开保险箱的盗贼，他的炸药知识可能和一个化学家的炸药知识在字面上是相同的；但是事实上，这种知识和化学

家的知识并不相同，因为这种知识和不同的目的和习惯有联系，因此具有不同的含意。

我们前面关于教材的讨论，所以从讨论具有直接目的的直接活动开始，进而讨论在地理和历史中扩大教材的意义，然后讨论科学地组织的知识，就是以保持知识和活动之间的重要联系的思想为基础的。在一个有目的、而且需要和别人合作的作业中学到的和应用的知识，乃是道德知识，不管有意把它视为道德知识，还是无意把它视为道德知识。因为这种知识能养成社会兴趣，并且授与必需的智慧，使这种兴趣在实践中生效。正是因为课程中的各门学科代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标准要素，所以它们就是启迪社会价值的工具。如果把学校里的科目仅仅看作学校的科目，掌握这些知识就只有专门的价值。在认识这些科目的社会意义的条件下掌握这些知识，它们就会增加道德兴趣和发展道德卓识。此外，我们在学习方法的标题里所讨论的关于心理的种种特性，本质上都是道德的特性。虚心、专心、诚恳、见识广阔、彻底、承担所接受的思想的后果的责任，这些都是道德特性。如果把道德特性等同于在外表上服从有权威的规定，这种习惯可能使我们忽略这些理智态度的伦理价值。但是，就是这种习惯往往使道德化为死板的和机械的惯例。因此，虽然这种态度产生道德结果，但是这种结果在道德上是不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在非常依赖个人倾向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道德上是不良的结果。

四、社会和道德(The Social and the Moral)

所有我们批判过的各种割裂的说法——以前各章所阐明的教育的概念就是要避免这种割裂——都是由于把道德看得太狭隘了。一方面，给道德一种感情用事的伪善倾向，不顾实行社会所需要的事情的有效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过分强调习惯和传统，把道德限于一些明确规定的行为。其实，道德和有关我们和别人的关系的一切行为同样广泛。虽然我们做事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我们行为的社会意义，但是所谓道德，潜在地包括我们的一切行为。因为，按习惯的原理，每个行为都使人的倾向有所改变，每个行为都引起某种爱好和愿望。这种强化了的习惯不可能知道何时能直接地、并且可以窥察到影响我们和别人的交往。我们某些性格的特征和我们的社会关系有明显的联系，强调地说，称它们是“道德”——例如诚实、正直、贞操、温和等等。但是，这不过是说，这些特征和其他态度比较起来是核心的特征，它们带动了其他态度。这些特征所以是强调意义上的道德，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孤立的和排他的，而是因为它们和其他我们还没有明确认识的无数态度有很密切的联系，这些态度也许我们还没有名称给它们。把它们孤立起来，称它们为德行，就好像把骨骼当作有生命的身体一样。

骨骼当然是重要的，但是，骨骼的重要性正是在于它们支撑身体的其他器官，使这些器官能从事统一的、有效的活动。我们特别称为德行的性格特征也确实是这样。道德和整个性格有关，而整个性格又与人的全部具体特性和表现相等。一个人有德行，并不意味着培养了少数可以指名的和排他的特性；所谓德行，就是说一个人能够通过在人生一切职务中和别人的交往，使自己充分地、适当地成为他所能形成的人。归根到底，行为的道德的特性和社会的特性彼此是相同的。所以说，衡量学校行政、课程和教学方法的价值的标准就是它们被社会精神鼓舞的程度。这么说不过是明显地重述我们在前几章所说的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含义。威胁着学校工作的巨大危险，是缺乏养成渗透一切的社会精神的条件；这是有效的道德训练的大敌。因为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这种精神才能主动地出现。

（1）首先，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社会的观念和社会的兴趣只有在一个真正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发展。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彼此平等相处，建立共同的经验。任何人先已和别人有过足够的交往，学会了语言文字，他就能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获得有关事物的知识。但是，要了解语言符号的意义，完全是另一回事。要了解它的意义，就必须通过和别人共同工作和游戏。本书恳切要求通过继续不断的建造活动教育，所根据的事实，就是这种活动能提供社会的气氛。我们的学校不再是脱离生活，专为学习功

课的场所，而是一个雏形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里，学习和生长是现在共同参与的活动的副产品。运动场、商店、工厂、实验室，不但能指导青年的自然的主动趋势，并且包含交往、交流和合作——所有这一切都扩大对各种联系的认识。

（2）校内学习应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在两者之间应有自由的相互影响。只有当其中一方的社会兴趣和另一方的兴趣有无数接触点的时候，才能达到这个地步。可以设想，有一种学校具有伙伴的精神和共同的活动，但是，学校的社会生活却不能代表学校以外的生活，这种生活如同寺院的生活一般。在这种学校里，可以培养社会的兴趣和了解，但是在校外就没有这种精神，不能从校内转移到校外。那种校外居民和校内师生存在的隔阂，以及学校中的学究式的退隐生活，就是这种情况，因为这样一来，一个人对过去的生活比对他自己的生活还要习惯。自称为文化修养的教育尤其面临这种危险。理想化的过去使精神得到庇护和慰藉；当今的事务则觉得是肮脏的，不值得注意。但是，一般说来，学校之所以和社会隔离，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社会的环境，有了社会环境，学习就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报酬；学校既与社会隔离，学校里的知识就不能应用于生活，因此也无益于品德。

教育上合乎需要的一切目的和价值，它们自身就是合乎道德的。之所以还有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这是由于狭隘的和说教式的道德观。纪律、自然发展、文化修养、社会效率，这些都是道德的特性——都是教育工作所要促进的一个社会优秀成员的标志。有句古话说，一个人光做好人还不够，他还必须做一个有用的好人。所谓做一个有用的好人，就是他能生活得像一个社会成员，在和别人的共同生活中，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所得到的好处能保持平衡。作为一个人，一个具有欲望、情绪和思想的人，在社会里他所接受的不是外部的占有物，而是有意识的生活的扩大和加深——是对各种意义的认识更加认真，更加训练有素，更加扩大。他在物质上接受的东西，最多不过是发展有意识的生活的机会和手段。否则，这种行为既不是授，也不是受，不过是事物空间位置的转移，好像用棍子搅动水和砂一样。纪律、文化修养、社会效率、个人优雅、性格改善，都不过是高尚地参与这种平衡经验的能力发展的几个方面。教育不只是这种生活的手段，教育就是这种生活。维持这种教育的能力，就是道德的精髓。因为有意识的生活是继续不断的重新开始。

这里空缺一段！

有两种理论把学习和活动分离，因此也把学习和道德分离。一种理论把内在的心理倾向和动机——有意识的个人因素——与纯粹物质的和外在的行为割裂开来；另一种理论把为兴趣而采取的行动与为原则而采取的行动对立起来。这两种分割，有一种教育计划可以克服。在这种教育计划中，学习是伴随继续不断的活动或作业而来的，这些活动或作业具有社会的目的,并利用典型的社会情境的题材。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学校本身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形式，一个雏形的社会，并且与校外其他各种形式的共同经验彼此密切地相互影响。一切能发展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的教育。这种教育塑造一种性格，不但能从事社会所必需的特定的行为，而且对生长所必需的继续不断的重新适应感到兴趣。对于从生活的一切接触中学习感到兴趣，就是根本的道德兴趣。

第二篇：民主主义与教育

《民主主义与教育》读书笔记

第十七章课程中的科学

尽管杜威一直强调教育无目的，在我看来他所说的无目的最终还是有其归宿，即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在此十七章重点论述了课程中的科学。

首先文章在第一小节《逻辑的方法和心理学的方法》中明确指出科学知识是运用观察、回想、和试验的方法获得的。科学为我们的信念提供一个正确的来源，使其更加准确，而逻辑的方法就是实现科学的重要途径（科学就是实现任何知识的逻辑含义，逻辑是完善知识的正当形式）。但是对于一个外行而言，逻辑的形式却成了前进的绊脚石，在教学过程中过分的关注获得知识本身，而忽视了知识本身与日常生活所用的材料之间的联系。至于在教学实践中，教师把形式完善的教材教给学生，以专门的概念和定义引导学生教材中的知识就是所谓的科学，而科学方法即处理日常经验中的材料方法却在课堂教学中缺少，这也就是方法论的缺失。

从经验发展正当的科学的处理的方式是“心理学”的方法，学生应从日常熟悉的材料（学生的经验）中选择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处理问题这样就可以避免心理上的混乱。如果教师只是纯粹的将书本知识灌输给学生，流于形式并非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将日常生活中的材料转化为科学知识，那么这样的教学是不合理的，而所谓的“科学知识”也是没有活力的。虽然众多的教学实践家们看到了不足，用演绎的方法编纂教材，教给学生普遍知识即我们从书本中获得的间接经验，但是过程中还是缺少了普遍知识转化为一般知识即个人经验，就像是一个数学学习者不仅要求对数学概念的滚瓜烂熟，还应有将概念中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知道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样就与我们的个人经验联系起来。

第二小节《科学和社会进步》开头就提到了直接知识的获得（可用的作业）是从事具有社会兴趣的作业，而如何获取就需要用逻辑的科学方法。在此过程中，经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学是从经验中产生的，因为在永不满足的人类欲望面前，为了提高满足的质量，我们变得不仅仅局限于已有的经验，人类的潜能在此开发，寻找新手段制定新目的过程就推动了的科学进步。于是科学进步成了控制欲望提高满足质量的工具，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生活目的和生活幸福的思想，科学是使人情感得以丰富，心灵得到满足的重要手段。所以如果在教育上利用科学，创设一种能够指导人类生活的智力，让学生深入学习摆脱单纯的个人经验得到的习惯，将其上升为富有理性的科学知识，在内部结构中改变我们的个人经验的性质以及如何运行的机制，我们的个人经验就与周围事物联系起来变为普遍的科学原理，成为发现世界和社会进步的工具。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经验在一定时期内它是有合理内核的并具有转化为理性的潜在可能。

概括和抽象是对立的，概括是为了将抽象中难以理解远离生活的东西进行具体界定，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概念的范围缩小化了。但是如果是经验基础上的用名词与命题固定下来的抽象科学即使受条件与情节的限制也一定能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因为科学是源于经验却又高于经验的，它既包括个人的、实际的、直接的知识又暗含了用逻辑方法与心理方法有意识有系统的改造创新获得的新经验。具有这种性质的科学理论与单纯理论是有区别的，他更接近实践，与实践紧密联系。

第三小节《教育中的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继续在论述着十五章中地理与历史重要性与互补性。教学传统是将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而这个观点在杜威看来是错误愚蠢的。实际上在教学实践中就算纯粹只教科学知识还是要掌握具有人文主义性质的知识，就算我们学习科学规律与科学真理，也要求我们在获得规律本身的同时也要了解获得规律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自然科学史，它是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知识。换一种思维如果说我们在教授人文主义知识时，只是纯粹的用语言与文字将其表述出来，忽视了在这过程中自然知识的运用，那

么这样的人文知识充其量只具有表述的功能却没有科学的理性与逻辑。人文主义知识是能够解放人类智力与唤起人类同情心的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环境知识（就教育目的来说，自然科学就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环境的知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主义是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知识。

纵观全章，我们了解到科学是在经验基础上获得认知，它拥有的是比纯粹的个人经验更加坚定的信念，它是运用逻辑方法与心理学的方法对个人经验进行改造由粗糙到理智精密。科学的功能体现智力在规划和控制新经验方面，因此如果将偶然的局部的暂时的个人经验解放出来，运用人文主义的情怀，变成能够为全人类利用的普遍经验，最终科学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第三篇：民主主义与教育

《民主主义与教育》讲义

杜威的代表著《民主主义和教育》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他在芝加哥实验学校实验以及当时教育改革理论研讨中基本形成的教育思想。该书被誉为教育的经典著作，进步教育理论的总纲。

书中杜威主要包括三大教育思想：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改造。

一、“教育即生活”

“教育即生活”是杜威针对当时美国教育脱离社会生活，脱离儿童生活的弊端而提出来的。他所提及的“生活”既包括个人生活，也包括社会生活。杜威认为：一是要求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求学校教育与儿童的生活相结合；二是要求教育应体现生活、生长和发展的价值，建构一种美好生活，教育要直接参与儿童的生长过程。

教育和生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教学，必须立足于生活，立足于学生，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杜威认为，培养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人，只有在民主的生活环境中进行。

二、“教育即生长”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长”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儿童从被动的、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生长是要求尊重儿童，使一切教育和教学合于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和兴趣、需要的要求。但这种尊重是有节制的。杜威明确地讲：“如果只是放任儿童的兴趣，让他无休止地继续下去，那就没有‘生长’，而‘生长’并不是消极的结果。”

三、“教育即改造”

在杜威看来，生长的理想应归结成这样的观点，即教育是经验的不断的改组或改造。细读文章可以知道杜威的经验的改造或改组，它既能增加共同交往的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指导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所以教育的目的在于经验持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造。

为此，杜威也提出“从做中学”。杜威认为教育的本质是成长，成长就是经验的不断改组或改造。所以说教学不应该是直接的注入知识，而应诱导儿童在活动中得到经验和知识，教学要从儿童的现实生活出发。

此书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杜威的教育思想都有着其广泛的影响。有人说：20世纪最有意义的教育事件就是杜威划时代的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的问世。这是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以来，关于教育和政治或社会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论著。杜威的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正在实施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很大的启发性和指导性。我国基础教育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动手能力弱，创新能力不强。学生死读书、读死书的情况至今还相当严重。对于今天处于重大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来说，全面了解和分析杜威以《民主主义与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理论，对推进中国的教育改革，实现教育民主化，塑造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新形势下新一代的合格公民，无疑具有特定的借鉴意义。

《民主主义与教育》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百科全书。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杜威提出了著名的“从做中学”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对具体的教学过程的设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杜威认为，用“从做中学”代替“从听中学”，必然会促使学校教学过程发生变化，从而使学校的整个精神得到新生。它要求“有更多的实际材料，更多的资料，更多的教学用具，更多做事情的机会”。现代教育已经开始普遍地重视理论与实践相配合的问题，在教学、社会实践等方面强化“从做中学”的意识，逐步养成学生在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寻找课题、积累资料的兴趣和习惯，掌握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培养了综合能力。

第四篇：民主主义与教育读后感[范文]

《民主主义与教育》读后感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所著《民主主义与教育》全面地阐述了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本书中，杜威呼吁民主的教育，借以实现民有、民享、民治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他不但强于教育理论，而且富于教育经验，把理论与实际成功贯穿起来。是一部堪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儿》相提并论的巨著。

美国传统的教育一方面是脱离社会，一方面是脱离儿童。杜威在学生时代时就对此深感不满。大学毕业后，杜威曾先后担任大大小小的中学、大学的教师，经历了长期的教育实践和研究，终于在57岁时著成了这部经典——《民主主义与教育》。概括说来，他在本书中讨论的是两大课题：一是使美国学校和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合拍，一是使美国学校和儿童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的规律合拍。

本书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非形式的教育谈到学校的兴起，概述了教育的社会职能和效用，指出了当前学校的严重缺陷以及改革的方向。第二部分阐述了民主社会的教育性质，明确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的意义，并借着对过去各种教育理论的批判来反证民主教育的正确性和优越性。此外，这一部分还说明了民主教育的目的就是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即“教育无目的论”。第三部分是以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来理顺长期存在的兴趣和努力、经验和思想、劳动和休闲、个人和自然界、教育和职业等等矛盾，并给课程、教材和教法做出新的解释。

杜威在书中阐述的几个概念和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便是对民主社会和民主教育的定义。杜威认为衡量社会不能单凭主观臆想来制定标准，应以社会成员共享利益的多寡为尺度，还应以本社会和其他社会能否交流互惠为尺度。其次，优良社会应当是开放型而非封闭型的，是人类共存、共利和共赖的社会。要知道，在专制国家中，利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人们共享的利益是不平等的，这势会使特权阶级和受奴役阶级之前缺乏融洽的关系和相同的思想，双方的关系会陷入一种畸形的状态。而在民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利益对比不会如此悬殊，人们便不会将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上。他们的胸襟会更加开阔，思想也会愈发彰显活力，如此以来，历史的车轮才会滚滚向前。民主主义教育正是建立在民主社会之上的。在无种族隔阂、无阶级隔阂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中，教育绝非是由少数人垄断的，它是要使人人发挥其开拓创新的才能的。这与柏拉图希求通过教育建立政治和文化的金字塔是大相径庭的。总之，在杜威眼中，民主社会是教育发展的沃壤，民主社会的教育是无比先进和无比优越的。

第二个是对教育的途径与方法的思考。杜威认为人类和一般动物不同，使社会性动物，而社会的组成不是因为人们同处一处，而是因为大家具有彼此互通的信仰、目的、意识和感情。缺乏这种赖以互相维系的精神因素，人们尽管共处一室，也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要想养成共同的心理因素，则需要人们之间进行联系和交通，而教育正是有效的联系和交通的渠道。何为教育？教育是一个抚养、培育和教养的过程，这需要依靠环境的作用，引起某些反应。为何如此呢？因为教育是要要使群体中未成熟成员具有社会群体流行的各种兴趣、目的和观念。而这些显然不是物质，不可以在空间中简单地搬动和转运。当然，信仰和抱负是思想层面的东西，是不能机械地在物质上取出或者插入的。那该怎么办呢？如何能让年轻人吸收老年人的观点，使年轻人拥有和老年人共同的志趣呢？答案是：依靠环境的作用，引起某些反应。我们从来不是直接地进行教育，而是间接的通过环境进行教育。杜威在一个多世纪前提出的观点我们至今仍很受用。环境的重要性确实在教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什么说身教重于言行呢？因为老师、父母的行为举止组成了环境中的一部分，该环境会直接作用于受教育者，他们会对此做出某些反应。因此，作为一名老师要想让孩子们爱看书，不必成天宣扬读书的重要性，只需时不时地在自习课上安静地坐在讲台边看书。我的高中历史老师正是这样做的，给了我不小的影响。学校也当如此，选择社会环境中最优秀的东西，全部自己使用，努力强化他们的力量。尽力排除现存环境中的丑陋现象，建立一个简化的环境。因为每一个社会都会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旧时留下的废物以及确实的邪恶的东西所累，阻碍进步。我们的学校有责任从环境中排除社会中的丑恶的东西，并将有助于未来更美好社会的部分传递下去和保存起来。当一个国家的教育超前于社会现实，那么其一定是欣欣向荣的。这一点可以与杜威“从做中学”的观点联系起来，就是说教学不应该直截了当地注入知识，而应诱导儿童在活动中得到经验和知识，教学要从儿童的现实生活出发，并且附着于儿童的现实生活。这一观点仍沿用至今。而有些教师却脱离儿童生活向学生提出问题，或者有的老师把儿童视为容器而以高压手段灌输知识，其结果只能使儿童学而不思和记而不解，或招致学生的反感。试想我们现在的教育状况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不间断的模拟考试、各级统考，迫使老师不得不给学生布置大量的作业，挤占学生的体育、音乐、美术等其他课程的时间，学生真的要成为只会学习的机器了，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兴趣可呢？。

第三个令我感受颇多的是杜威在第十五章“课程中的游戏和工作”中所论述的观点，这是围绕教学法而展开的。杜威认为，教学应从学生的经验和能力出发，使学校在游戏和工作中采用与儿童、青年在校外所从事的活动类似的活动形式。经验表明，当儿童有机会从事各种调动他们的自然冲动的身体活动时，上学便是乐事，儿童管理也不再是种负担，而学习也比较容易了。心理生活的研究表明，探索、操作工具和材料、建造、表现欢乐情绪等先天的倾向，具有基本的价值。如果这些本能所激起的种种练习是正规的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学生便能专心致志地学习。课程形成是需要有主动的作业，这种主动的作业与我们现在的作业不同在于它是符合儿童兴趣，注重整体性，与社会情境相联系的。这体现出杜威的“儿童中心”的思想和民主的思想。学校的任务就是设置一个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游戏和工作的进行应促进青年智力和道德的成长。这一做法在当今的教学中仍然盛行，回想我们在小学、初中时所接受的教育，那时候的课堂大多是有趣的。英语课上老师会教我们唱英文歌、会让我们扮演书中的角色；数学课上老师会让我们自己剪出等边三角形、画出平行四边形等等。这些游戏都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一个起指导作用的观念，它使一个人的继续行动有意义。做游戏的人们并非仅仅做一件什么事（纯粹身体的活动）；他们正在去试做一件什么事情，或者要取得一个什么结果，这种态度包含激发他们目前反应对未来结果的预测。如果能预见到相当遥远而具有一定特性的结果，并且做出了持久的努力达到这种结果，游戏就变成了工作。谈到这里，可能有人注意到儿童在校外的时候总是在游戏，但为何学习效果不佳呢?这是因为在多数校外环境里，教育的结果不过是游戏和工作的副产品，是偶然的。因此，学校的任务是创设一个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游戏和工作的进行，应能促进青年智力和道德的成长”。杜威说“如果工作中始终渗透着游戏态度，这种工作就是一种艺术”。这是我们当今课程改革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当然，杜威的教育思想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例如他在论民主社会时所提到的要消灭阶级对立和民族矛盾，强调社会成员共享福利以及破除国家界限是值得推敲的。教育即生活、即生长、即经验改造的理论等也是有一定的范围界定的。总而言之，杜威的教育理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也存在可议的论点，我们在阅读时要多思考，多联系实际，这样的阅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第五篇：民主主义与教育——读书笔记

《民主主义与教育》读书笔记

刘孔烽

杜威，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少数几个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而他的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最集中,最系统的表述了杜威的教育理论.我认为，要真正的理解杜威的思想，就必须认识到他提出“教育无目的”的目的。其实, 杜威并不是倡导教育无目的,他的教育其实是有目的的,杜威反对外在的,固定的,终极的教育目的,他以生长为教育目的,认为教育要促进儿童的发展.要促进社会的民主和谐.杜威非常注重儿童和青年独立意识、创新意识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的培养。他不仅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而且注重不同团体、不同国家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使平等、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

杜威认为，在教育上有３种错误：（１）不考虑儿童的本能和先天的能力；（２）不发展儿童应付环境的首创精神；（３）过份强调训练和其他方法，牺牲个人的理解力，以养成机械的技能。这３种错误，都是把成人的环境与标准强加给儿童，其后果不堪设想。

杜威说到“学习的目的是继续不断生长的能力”但是这只有在民主的社会中才能实现。“我们在探索教育的目的时，并不要到教育过程以外去寻求”，但是这也只能在民主的社会中才可能做到。当社会关系还不是完全以对等为基础时，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有可能发生偏差。现就杜威其中的观点，谈谈自己的心得。对杜威“从做中学”理论的基本理解

通过阅读《民主主义与教育》，我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个层面对杜威“从做中学”的理论有了初步的理解。

1.“从做中学”的涵义。杜威认为“从做中学”是“涉及一切活动，它包括使用各种中介的材料、用具以及使用各种有意识的用以获得结果的各种技巧，它涉及各种工具和材料去进行的表现和建造一切形式的艺术活动和手工活动，只要它们包括为了达到目的的有意识的或深思熟虑的努力„„它们还包括要动手的科学研究，对研究材料的搜集、对器具的管理、工作进行中和记录实验情况所需的活动程序”。[1]因此，杜威的“从做中学”包括艺术创作、手工活动和科学探究三层基本涵义。

2.“从做中学”的合理性依据。

（1）“从做中学”是儿童学习能力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杜威在《民主主义与育》中，把儿童的学习分为三个阶段，说教学是“连续重建的工作，应从儿童现有的经验进入有组织的真理研究的阶段”。他认为儿童由4至8岁为通过活动和工作而学习的阶段，所学的是怎样做，方法是从做中学，所得的知识得自应用，并为着应用，不是为了储备。由8到12岁为自由注意学习阶段，在这第二阶段中儿童能力渐强，可以开始学习间接的知识，但间接知识必须融合在直接知识之中。第三阶段为12岁以后，属于反省注意学习时间，学生从此开始掌握系统性和理论性的科学知识或事物规律，并且随而习得科学的思维方法。因此，儿童不断发展自己的学习能力是从“从做中学”开始的。

（2）“从做中学”促使儿童发展真正的兴趣。杜威认为生长中的儿童的主要兴趣是活动，对于儿童来说最初的知识就是做事或工作的能力。因此，杜威认为“从做中学”可以促使儿童发展真正的兴趣，“从做中学”能促使儿童用一切的力量和情感去从事他们所感兴趣的活动。儿童所真正需要的思维方式是教会他们如何去做，如何去寻求。所以在学校中必须让儿童既要保持愉快又要保持忙碌，所以需要让儿童从课桌边解放出来，让他们有事可“做”。

（3）“从做中学”表现儿童的天然冲动。杜威认为儿童具有天然的或天赋的冲动，天生就要做事、就要工作。这种冲动来自于儿童的本能，是无法压制的。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举了一个儿童搭积木的例子：儿童从事搭积木的活动，尽管他希望积木不要倒塌并且叠的越高越好，但是积木突然倒塌了，他还是会愿意重新开始再搭建。这就表现了儿童无法压制的强烈的做事冲动。杜威认为如果抓住儿童的这个冲动加以引导和发展，满足儿童的天然冲动并让儿童从事真正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这将是儿童一生受益的转折点。

3.“从做中学”的实现途径。

（1）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是“从做中学”的前提。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出：“传统的教育只能训练儿童恭敬、服从、小心从事。这种教育只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在民主社会里应当培养学生的积极个性，如：独立性，主动性，富于智慧。”“在气氛上改变师生之间的关系，使之显得更亲切和民主化。”尊重学生、给学生平等的权力是搞好教育工作的前提。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关系和谐有助于学生活动的开展，同时这种人性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一致的。

（2）科学方法是“从做中学”的基本目标。杜威认为要实现“从做中学”必须注意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他将“做”的步骤分为五个阶段：第一，学生要有一个真实的经验的情境——要有一个对活动本身感到兴趣的连续的活动；第二，在这个情境内部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作为思维的刺激物；第三，他要占有知识资料，从事必要的观察，对付这个问题；第四，他必须负责有条不紊地展开他所想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五，他要有机会和需要通过应用检验他的观念，使这些观念意义明确，并且让他自己发现它们是否有效。

（3）活动或作业是“从做中学”的载体。杜威极力提倡教材应该源于儿童通过自己的活动所获得的直接经验。他认为：“把这种早已经准备好的教材强加给儿童，是违反儿童天性的，多种多样的学科课程只会把儿童自己的统一的生活经验给以割裂和肢解，必将阻滞儿童的生长，无论是本能的，还是体力的，智力和道德能力的生长。”杜威同样反对由知识为中心的教材所组织的课程，他提出，课程不应该像传统学校那样“大半由分散在各门学科的知识材料分割成一连串片段交给学生”。因此他设计在课程中占中心位置的是各种各样的活动作业，一是艺术活动，二是手工训练，三是各种服务性活动，同时充分运用化妆、表演等活动形式组成儿童学习的情况和内容。杜威主张儿童所做的内容，主要是符合儿童心理发展年龄特征的，能引起儿童兴趣，能发挥儿童个性的具体活动，也就是“活动课程”。

当然，杜威教育理论也并不是完美无缺，专家们进行了批判性的解释。认为杜威理论只适用于初级阶段和低层次的教育，并不适用于处理高级阶段和高深层次的教学工作。再如强调儿童中心主义，是否削弱了教师的指导地位等等。但在我看来，没有哪种教育理论是十全十美的，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