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融的逻辑书评
《金融的逻辑》书评
由书的序开始就有陈志武先生“金融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的定义，而书中的内容也紧紧围绕着这个定义来展开，并论述了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看书时会有一种娓娓道来之感。很明显作者对于金融的感觉是积极地=的肯定的，而且这种感觉是贯穿书本始终的。与其他的一些论述金融的书籍不同，作者选择了将所要论述的东西从一段又一段的历史或一个又一个瞩目的问题中慢慢提炼出来，这种提炼的过程本身也反映着一种金融的逻辑。
生活中许多人都旨在创造更多的价值来实现人生的价值，然而从未将价值进行深入考虑。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指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只顾生产东西而不管它们是否有市场这个行为，这根本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摧毁价值，它消耗了本可以用来生产其他有相对价值的东西的原料。就如现在一栋栋无人居住的房屋。不否认，的确房子承载了许多人的梦想，也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刚性需求。但是，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它的价格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老百姓所能承受的正常范围。
本书中论述的从金融角度来看的儒家文化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节。相较于过去儒家体系中的“三纲五常”，目前国家的社会体制更能给人充分展现个性，拥有自由的幸福感，结合金融的核心，过去依附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内部的金融交换是以血缘关系之间的互相信任，掺杂着亲情友情等情感。虽然这种内部的交换并未带来严峻的问题，但逐渐健全的社会体制无疑为金融的外部化提供了保障，与感情剥离的金融活动无疑更有活力，没有后顾之忧。
第二篇：《集体行动的逻辑》书评
《集体行动的逻辑》书评
作者简介：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1月22日出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集体行动的逻辑》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在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Kammerer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自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现代经济学中兴盛、发展起来了一门新的分支－－公共选择理论，它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问题。传统经济学之所以不研究这类问题，无非是认为，诸如此类的决策和行动由于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所以就超出了经济学有关行为的传统假定。可现代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恰恰证明了：非市场题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相反，公共选择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与此，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现在，公共选择理论不仅在经济学术界独立门户、自成一派，渗透到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去，而且国外许多学者也用之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形成、演变及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在这本书中，奥尔森提出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何有些经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在这本书中，奥尔森主要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并在回答过程中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被界定并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
理论前提：对理性人假设
奥尔森认为，从个人自利的前提中推演出人们会做出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种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小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和集团的利益。”他认为理性人假设并非自己喜欢使用的方法，“自利并非研究的起点”，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自利性十分有限，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人们的某些行为。奥尔森的前提假定是:人是理性的，因此不会浪费金钱、时间和资源。如果人们不需要花费资源，即可获得所需，那么他们就不会花费资源争取利益。“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认为集体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即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对此类物品的消费都小会影响其他成员的消费。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它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都能获益，它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的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特殊利益。利益集团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惟一途径，只能是在杜会的总利益中争取较大份额，而不顾社会的总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
一些思考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奥尔森理论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深思。作者开头提出了一个供大家玩味的例子。在组织中经常还牵涉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类型——国家，它可以用来检验这一反对意见。比如，爱国主义可能是当代忠于某一组织的最强烈的非经济动机。许多国家从某一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如民主或共产主义，或者还通过一个共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来赢得更多的力量和团结。国家不光有这么多有力的支持的源泉，它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十分重要的。几乎任—政府都能为其公民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因为它的法律和规定是所有文明的经济活动的前提。但是除了爱国主义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感召，共同文化的维系和法律规定制度的不可或缺，现代史中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靠自愿的集资或捐款来供养自己。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慈善捐款甚至不是岁入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来源。需要的是税款，照定义就是强制的付款。实际上正如老话所说，对税款的需要就像死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掌握着所有的感情资源，还不得不靠强制手段来资助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活动的话，那看来大型的私人组织要想使其个体成员自愿捐款将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它试图增进的正是个体成员的利益。而传统理论认为，集团和组织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个人可以通过组成集团实现其“共同利益”。
奥尔森根据集团寻求的目标将集团分为排外集团和相容集团，根据组织的难易程度分为特权集团、中间集团和潜在集团。作者认为，较大的集团不能增进它们自身的利益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第二，由于集团越大，任意一个个体，或集团中成员的任何(绝对)小子集能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他们从集体物品获得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哪怕是很小数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第三．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于是对每一位成员来说，最理性的行为就是自己不分担任何成本(即不参加集体行动)而坐享其成。如果所有成员都采取最理性行为，其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集体行动无法实现。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是供给集体物品的过程，这便是下文所探讨的搭便车将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
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个方而:一是信息不对称;一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搭便车”之所以发生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这是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理解。1966年奥尔森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了著名了搭便车理论，他的中心论点可归纳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决定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这种“搭便车”具体说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他认为，公共政策使公众整体受益，因此在一个群体中如果有一个人从公共政策中受益，则同他一样的所有人都将受益。例如，比如，前几年《谁动了我的奶酪》畅销，市面上立即出现了《我该动谁的奶酪》、《谁也不能动我的奶酪》等一系列“跟风书”；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组织水平的高低，又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克服集体行为中的“搭便车”现象。他指出的问题不得不让我们从理论层面予以深刻反思。正如他所言，“正如国家不能靠自愿捐款或在市场上出售其基本服务来维持一样。其他大型集团也不能以此为生。它们只能提供一些不同于公共物品的约束力或吸引力，使个体成员帮助承担起维持组织的重担。典型的大型组织中个体成员的地位与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地位，或国家里纳税人的地位相似：他个人的努力不会对他的组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不管他是否为组织出过力。他都能够享受其他人带来的好处。”
奥尔森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公共物品的性质，即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相联性。公共物品的这两大属性造成了集体行动的难题，给个体的“搭便车”(free-riding)行为提供了刺激动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着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并且大团体的集体行动要靠“选择性诱因”的手段，其实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可能是惩罚性的、强制性的，也可能是奖励性的;可能是经济性的，也可能是社会性的，目的都在于激励成员。奥尔森认为，由于存在上述的种种原因，大团体的公共物品不可能靠自愿产生，要靠“选择性诱因”来激励。由于集团利益具有公共性，这意味着任何个人为此共同利益做出牺牲，其收益必然由集团中所有的成员分享。而个体成员却要为参与集体行动付出少成本，包括参与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时间、相关的实队、费用支出及为收集关于集体行动各种信息所花费的信息成本。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集团每一个人均有“搭便车”而坐享其成的倾向，从而产生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非合作结果。所以在坚持成本收益分析的假设条件下，任何理性的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正是因为“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人们就不愿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木，集体行动无法实现，出现了对集体都不利的“纳什均衡”。对穷人来说，搭便车的诱惑更大，因此把他们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难度更大。相反，那些诸如制造商公司的利益集团更容易组织起来，目标也更加一致，会经常压倒那些在政治上组织得不好的集团。而往往人口规模小的利益集团，相对于规模大的集团而言，其成员和集体行为有较深的利害关系，而且监督成本也比较低，从而比较容易克服“搭便车”问题，而具有较高的组织水平和较大的政治能量。总结一下他分析的集体行动问题的原因，大致可有以下两类。首先，集体行动的结果可能对个人有着重大的价值，这种收益超过了组织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所有成本。在这种情形下，无论其他人怎么做，只要他参与就会对他有好处。因此，其他人就可以不必承担任何成本而从中受益。例如，土地所有者为了防洪而筑造水坝，其他人会因此而同样受益。第二，集团会采用“选择性激励乎段”，即该集团有权根据其成员有无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收益。奥尔森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考察对象是主要的经济压力集团组织。而在分析一些以社会、政治、宗教或慈善为目的的游说疏通团体时（非经济性利益团体），相对来说说服力不足。总之，我们不能够否认，该理论提出后为战后“新左派”批判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以及西方民主的虚假性一个宝贵的理论武器。
四、此书产生的影响 《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整个社会科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种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会采取共同的集体行动的假设也已经站不住脚了。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修正。赖特认为具有共同阶级的人之所以可能不会采取共同的社会主义革命原因在于工人阶级一定的共同物质利益，但是他们每个人对于衡量物质利益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重要的，每一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没有共同的物质利益。而且，工人的个人生活体验不同，也是集体行动没有产生的原因。
第三篇：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金融1204班 钱磊 2120122983 之前我读了《货币战争》，此书中讲明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发行权由私人财团掌控。国家的开支通过抵押国家税收和信用发行政府债券获得，私人财团买入债权后按比例确定货币量，或者由他国购买。因此，西方国家在有效对抗通胀方面有一定欠缺。《货币战争》实际上在讲“阴谋论”，这种论调是否真实到现在也无定论，但这本书令我初步了解了美国的金融业，也令我对美国的体制产生了好奇。为什么负债累累的国家的经济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呢？譬如美国就是世界最大的负债国。后来我接触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陈志武先生的《金融的逻辑》。这本书令我获益匪浅，解释了看似违背常理的靠借债发展的美国体制，及中国一些传统思想中透露出的金融思想。
按中国传统的思维来看，负债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在现代金融市场中，由于投资回报率的因素，债务即负资产不一定不好。但是如果这笔债务投资回报大于债务本身，那么它这个负资产就增值了，社会总资产就增加了。例如，美国政府虽然负债累累，但赤字只是表面上的事情，如果通过发行债券融到了资本，用于各种投资和开销，同时投资的那部分的回报率高于政府债务总额，政府的正确融资行为将使债券资产增值，社会的资产总额随之增长。社会资产总额在正面增长的同时，整体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人民要求生活水平同比增长，面对舆论压力，政府选择只能是减税，人民富裕生活水平上涨。
因此，一个国家负债累累未必是坏事，发行债券只是在花未来的收入，只要不发生大的灾难致使国家还不起国债，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富强，并且国家负债累累会促进民主化的发展，因为穷国绝对不会也不敢做令大多数民众不高兴的事，而富国就不同了，就拿朱棣时期的明朝来说，国库充盈、深藏万宝,别说民众敢反抗就连周边国家都不敢惹明朝。由此可见，富国与穷国的差距太大了。
在中国，金融发展也是这几十年的事，但我从书中了解到虽然中国金融业尚不成熟，但在古代就已经有了金融的思想。人们通常说的“养子防老”就是一种无形的金融工具，与现在的养老保险类似，而相应的产生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三纲五常”、孝 道等。由此可以看出，人们的需求产生相应的制度，文化又为制度巩固的需要相应而生，逐渐成熟并深入人心。
读完陈志武教授的《金融的逻辑》，我获益匪浅：我明白看似不好的制度并不一定产生坏的结果，并不能总以中国传统的眼光看问题。同时正如陈教授指出的，在近4年中，中国的GDP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而不断前移，至2010年中国已经跃升为GDP总量全球第二。中国经济的每一次超越，都引起了全球舆论的高度关注，也激发了中国民众的自豪感。但是在中国日益强大，民众自豪感油然而生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另一个事实：2009年，中国人均收入0.36万美元，美国4.224万美元，日本3.87万美元。即中国人均收入不及美国、日本的1/10。中国的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106位。面对中国13亿的人口，再大的经济总量平分到每个人身上都显得微不足道到底是“藏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财富如何在国与民之间分配，是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荀子对国富民弱这种状况做过结论：“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意思是这种国家是要溃败的。为何把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无法成为头等强国，反而充满社会危机呢？战国时代的尉缭子很早就指出：“亡国富仓府，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意思是要想亡国就把财富集中到政府的库房中，因为政府能控制的财富越多，各种腐败行为会愈多，社会矛盾便越激烈，贫富分化也会越厉害，社会秩序反而处在了一触即发的祸患之中。比如曾辉煌一时的秦与隋朝都是这样，虽留下了万里长城、大运河等宏大工程，但都崩溃于一时。这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一种警示。
中国正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曲折前进，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困难在等着我们。由于清朝的闭关、日本的侵略等，中国很多方面多落后于世界，比如金融，但正因如此，我们可以从金融业高度发达的美国陷于金融危机得到启示，以免重蹈覆辙。况且中国有团结起来办大事的优势，比如中国的航天事业已达世界领先水平,所以中国一定会越来越繁荣富强。
第四篇：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推荐]
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基础是契约架构与个人权力的保障，因为价值的跨空间、时间交换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因此需要相应的制度去确保交换的公平性！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其实就是一种规避未来风险的隐形投资，而血缘关系就是人格化了的契约架构！典型例子就是“养子防老”，父母担心老无所养，在年轻时会把大量时间、金钱投在孩子身上，以期待老有所养，这其实就是一种人格化了的金融投资！
“孝”文化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从金融学方面也可以得到解释，金融的逻辑读后感。如上所说，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家隐性来说是为了规避未来风险，是经济交易的初期形式。父母养孩子的目的是防老无所养，因此，小时候孩子必须对父母服从，要不长大还了得！这种情况就削弱了家的另一种功能---情感交流，孩子的个性受到严重压制，整个社会缺失创新气氛。儒家的长幼有序，三纲五常从道德上给与限制，是孝文化的制度保障，如果子女不孝，那么不仅家庭内部，社会方面也会给与不孝子女以巨大压力。这样，家文化带有很重的责任与义务感，极大地剥夺了孩子的权利，压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所以就要找另一种方式去规避家庭风险，那就是现代金融！
经济独立是个人自由的基础。如果老年人也能经济独立，那么他们将不会对孩子的行为过分干预，退休基金、养老保险等为规避未来风险提供了充分的选择，老人参与这些金融活动就会在年老时享受金融投资带来的回报。
上面的描述只是从家的角度分析金融的存在以及其重要性，那么对于社会而言其存在性以及发展的必要就不言而喻。
金融初期主要形式是银行以及保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是其发展的摇篮。这些国家为了拓展其海外贸易，维护海上霸权地位，大力发展银行以及保险业务，后来为了维持战争需要，又大量发行国家债券，从而为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英国是最早发行股票的国家，但由于缺乏相关监督契约制度，发生南海股市大泡沫，英国决定限制股票发展，从而逐渐在竞争中失去金融霸主地位而被美国取代。证券，保险，基金，债券，说到底，就是为了优化资金的配置，将未来收入流现金化，也即资本化！
人们一般在青壮年时期消费需求最大，但此时的钱也最紧张，而到老年时最不需要花钱却最不缺钱，为此利用金融，他们可以通过借贷以及分期付款的方式来满足消费的需求，这样做的好处：
1、优化资金的配置，使资金能按需分配，避免出现没钱时消费需求最大而有钱时消费需求弱的现象；
2、减轻一次购买时的压力，提前享受生活；
3、促进社会消费，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美国式的消费模式是一种合理理财与投资的模式，是先进的！那么，为什么美国还会成为经济危机的源头呢？这是否说明美国式消费的终结？
答案是：不是！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确来源于这种借贷消费，但不是模式本身所带来的，读后感《金融的逻辑读后感》。举美国住房按揭贷款为例：A想买一套房，但他付不起全额资金，于是他向银行借贷，以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买下这套房。假设还款期限为30年，那么银行就只能在30年后才能连本带息收回所有钱，这就存在流动性风险，如果银行中间需要钱或者30年后收不回来这笔钱怎么办？这势必影响银行的借贷，影响金融的发展！伴随这个问题的产生就有了联邦住房按揭贷款协会（FM），他的作用是专门买那些银行想转手的按揭贷款（现金支付），于是死钱又变活钱了。银行承担的风险小了，贷款量也多了。接下来的挑战是FM的钱也不是无限的，于是70年成立了GM，专门将从美国买来的各种住房按揭到款打成包，然后将贷款包分成股份，以可交易证券的形式向资本市场投资者出售，即按揭贷款证券。这样就将风险分担到社会中，同时使活钱的来源无限变大，但同时借贷者与资金提供者的距离越来越长，交易链长了，风险就大了，中间夹杂着很多的代理商、代理机构，他们很多只负责收取中介费而不管其他的，一环坏了，那么全环就可能出问题。从而引发次贷危机，又因为房贷已经同众多金融产品及其衍生物密切相关所以导致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怪了！
每次发生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会暂时性地接管大公司，也即救市。通过政府自掏腰包替这些公司承担损失，金融危机过后又会以某种缓和方式进行私有化。每次危机都促使保障金融的体系制度发生一些变化，使之更适应金融的发展，所以美国式的消费模式不会改变。
而中国的金融洋务运动之所以步履维艰就在于相应契约执行机制，权利保障机制的缺失与不健全。其中以证券市场的发展最为艰难。初期上证的建立就是为了给国有企业融资，现今虽说民营企业上市的数量也在增加，但在规模上远不如国有企业。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让当地国企上市就虚报利润，欺骗大众，而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相应也缺失责任感，反正损失的也是国家的，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有限，因此虚假信息充斥着股票市场，炒股有时还不如赌博！
与证券相关的法律的发展也是步履维艰，很多上市公司是国有的，如果让违法上市公司赔偿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股民来自全国各个地方，如果收到虚假信息的损害那么可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提起诉讼，各个法院不好判决，若判决不一样有失法律的威严，因此中国对证券诉讼是有严格规定的，且不受理集体诉讼。但证券诉讼又具有两大特征：
1、股民的损失计算快捷清晰，2、受害人利益相关性强，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促进法律发展；因此证券民事诉讼在中国的发展还是较快的，至少比与消费品相关的法律发展快！
另外作者还主张放开并鼓励民间借贷的发展，他认为金融越发达，利息就越低！
以下是陈志武的经典语句：
1、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2、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去学；
3、只要股市还不对民营企业真正开放，培养中国的创新文化要么是一句空话，要么就只能继续依赖香港和美国的资本市场；
4、金融证券品种的发展不发展，最终不仅影响到GDp的增长快不快，而且会影响到我们到底娶什么样的媳妇，嫁什么样的丈夫，有多少自己的自主权和尊严；
5、证券金融技术和西方制度文化是套餐，要么就不要，要么就全要，而不能像超市购物那样只挑自己喜欢的；
6、当一种经济交易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情---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交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
到现在其实对金融也有大致的了解，但从不同书本中得到的结论又不同，惭愧自己看完《货币战争》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作者的观点，以后会继续关注金融以及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有选择性地学习别人的观点。
第五篇：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最近有幸拜读了陈志武教授的《金融的逻辑》一书。让我这么一个对金融方面实属外行的人了解了金融，在此，我就这本书谈谈我的感想。
首先，这本书介绍了金融的概念：金融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任何东西或者证券不存在“固有价值”，之存在相对价值；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我明白了借贷交易就是这样，把未来的收入流移到现在来用，把未来的价值放到今天，即是解决价值时间空间分配的不合理性，同时用价值来创造价值以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我的理解，简言之，花未来的钱解决当前想要解决的事。
其次，此书谈到了为何“中国钱多而百姓不幸福”的原因。
中国的钱多的原因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它大大缩短了财富与资本和钱之间的距离。来源有以下：1）活跃的买卖对钱的需求大大提高，同时也促进了钱的提供；2）土地，资源的资本化带来了大量的“钱”；3）未来现金流（包括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其中，本书认为“国有资产应该被民有化、以平等分配的形式分回给全国公民，而不是利用金融危机强化国家对各种财产和资源的所有权。”“资本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对于这些观点我有些疑议。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如果过分的资本化，岂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过度的资本化，把国有企业私有，会不会打破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呢？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发展不够，因此是经济制度问题造成文中也有提到我国未形成完善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没有合理的产权制度保护。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制度问题。也并不是说国有企业一定要进一步资本化才能推动市场发展、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的确存在腐败、融资能力不强的问题，国有经济民营化也无可厚非，不失为一种降低腐败同时扩充资本的道路。但我觉得也许还有更多的途径。公有和私有各有利弊，关键要看在具体操作上如何互相取长补短，同时保证不变其“质”。我们可以资本化，但不能过度资本化。
然后这本书讲到了为何中国人钱多而不幸福的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是隐形金融交易，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的显性金融保险、信贷、养老和投资产品等出现。问题在于这些显性金融产品的发展不完全，使得人们对未来的担忧加剧，造成了不幸福。然而我认为人们的不幸福感不仅仅在于此，同时当今社会的不公平大大减低了人们的不幸福感。另外，房地产的泡沫等等因素更是客观上大大减少了老百姓的财富。
我很赞同陈教授提倡的“中国应该向借贷消费转型”这一观点。中国传统历来不倡导“借钱花”，当然，儒家的传统文化是一方面的原因，同时，出于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规避，人们无法预料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加之目前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借贷消费”。人们倾向于保守的“存钱”，毕竟能让人心里有安全感。文中并未提及如何能让人们去进行借贷消费而规避风险，只是极力倡导中国国民借贷消费。我认为如果假设未来收入基本上能够确定时，这种借贷消费是可行的。
我也很赞同“富藏于民”的观点。财政赤字大了，加税会激起人民不满，印制钞票会导致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融资。然而向民间融资就会有求于民，因而不利于政府集权。就像清政府囤积白银财大气大，而美国政府建国之初就忙于还战争债，构建民主政治和金融市场。美国政府虽然负债累累，但赤字只是表面上的事情，如果通过发行债券融到了资本，用于各种投资和开销，同时投资的那部分的回报率高于政府债务总额，政府的正确融资行为将使债券资产增值，社会的资产总额随之增长。社会资产总额在正面增长的同时，整体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人民要求生活水平同比增长，面对舆论压力，政府选择只能是减税，人民富裕生活水平上涨。文末有提到“发展证券金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我们的确要发展金融，扩大金融市场，完善金融市场的制度框架，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过于极端，未免有点夸大金融市场的作用。除了发展金融市场，我们也要改变国人的消费观念。思想转型、制度转型，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不论怎样，随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国一定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熟悉世界市场的经济的“游戏规则”，积极发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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