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借鉴美国经验完善财务重述制度
摘要：财务重述制度在美国是比较成熟的财务报表前期差错更正制度，近年来在遏制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刚刚引入财务重述制度，相关配套制度还不完善。在介绍美国财务重述制度的同时，建议我们国家在公司治理、证券监管和司法实践上建立配套措施，使前期差错更正的追溯重述法和以前运用的追溯调整法明显区别开来。
关键词：借鉴美国经验；完善我国；财务重述制度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对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作了较大变动。最突出的一点是要求企业应当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重要的前期差错。新准则把追溯重述法界定为在发现前期差错时，视同该项前期差错从未发生过，从而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更正的方法。在会计准则指南中对追溯重述法没有更具体的规定，只是简单地指出，追溯重述法的会计处理和追溯调整法相同。以至于有人据此认为追溯重述法和以前的追溯调整法虽然从文字上看似不同，但从内容和会计处理的结果看无实质差别，两种方法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完全相同[1]。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在美国，财务报表的重述对上市公司来说是天大的事，重述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导致公司的破产，会涉及到公司的市场价值下跌、管理层的更换和审计事务所的诉讼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因前期差错导致的财务报表重述和因会计政策变更引起的追溯调整相比，是一件严重得多的事件。拟对财务重述（FinancialRestatement）制度的发源地——美国的情况作一考察，并提出完善我国财务报表重述制度的建议。
一、美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制度的规定和现状
财务重述制度在会计处理上包括追溯调整和重新表述两部分内容。上市公司在出现需要进行财务报表重述的情况后，应按照公认会计原则（GAAp），对前期差错进行追溯调整，同时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财务重述。重新表述的具体做法就是向SEC提交10－K／A（经修改的年度报告）或10－Q/A（经修改的季度报告），代替以前存放在SEC的电子化数据系统（EDAGR）中的年度或季度报告。除此之外，上市公司还需履行证券法律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根据Form8-k中4.02条的要求，公司应该对以前发布的财务报告不再有效作专门披露。如果公司合理预见重大差错的更正事件将会对投资者决策或证券价格产生重大影响，也应该及时进行披露，不能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报告。通常披露信息的方式是发布新闻公告和向SEC提交Form8－K格式报告，或者两种方式兼而用之。例如安然公司（Enron）于2001年11月8日向美国证交会提交Form8-K，宣布由于隐藏债务和虚增利润等问题，准备重新表述1997—2000年度的财务报告。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于2002年6月22日发布临时公告，宣布存在一笔不恰当的资本支出导致虚增利润30多亿美元，因此拟对其2001年度财务报告和2002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重新表述[2]。《萨—奥法案》（Sarbanes-OxleyAct）通过后，美国强化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作用，也加强了外部审计人员的责任，导致美国财务重述案例一再创出新高。2006年12月，美国学者LynnE.Turner和ThomasR.Weirich所作的研究表明：2005年有1295家美国上市公司（含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填制了重述财务报表，几乎是上一年记录的两倍。相当于12家公众公司就有1家重述报表（2004年是23家中有1家）[3]。另有资料表明：2006年全年，美国公众公司共发生1876起重述案例，比上一年又上升了45%[4]。二、财务重述的后果财务重述制度不仅是一个会计处理问题，它还涉及到监管、司法等一系列领域。从根源上看，财务重述可能源于会计人员的疏忽，更可能源于舞弊。公众公司的管理层为了迎合证券市场分析师的预期，或为了使自己期权收益最大化，或为了实现融资的目的，往往会夸大收益、低估费用，其结果会推升股票价格。Richardsonetal.(2003)的研究发现，发生重述的公司更试图保持持续的盈余增长和正向的意外盈余。从结果看，财务重述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诸如公司的形象受损、进入资本市场受阻、信用评级降低、股东价值下降、股东提起诉讼，还有可能招致证监会调查以及巨额的费用支出，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引起整个公司的全面破产，像安然、世通一样。财务重述的后果主要包括：2.投资者的信心受挫。正如LynnTurner（SEC前任首席会计师）所说，“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公司重编财务报表，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意味着更多的投资者损失和对经济的更大影响”。Wu（2002）对投资者信心与财务重述的相关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他计算了公司发布财务重述信息前后的“盈余反应系数（earningsresponsec
，4.其他经济后果。财务重述还会导致一系列对企业不利的经济后果。诸如财务重述导致资本成本的显著上升；信息风险的上升并影响了股票的报酬率；市场分析师对企业的盈利预测值显著下降，预测值的离差显著上升，这些研究都反映了投资者对于企业盈利的不确定性。Desaietal.（2006）的研究还发现财务重述导致了管理层变更，显示企业的经营者受到了惩罚。三、我国财务重述制度的发展历程我国财务重述制度还刚刚起步，它是在财务报表中差错信息更正的会计实践中逐步发展并确立的。如果把会计准则中有关差错更正的规定作为财务重述制度的一部分，那么我国财务重述制度已经经历了三次变革。1998年TCL通讯刚刚配过股，1999年出现巨亏，2000年（调整前）有少量盈利。到了2001年，该公司主动对其重大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公布在2000年少提坏账准备4392万元、少提存货跌价准备2556万元事实，并进行追溯调整。事后，TCL通讯2001年实现2154万元的利润。如果不追溯调整，2001年就要消化上述潜亏，会出现亏损。为了实现盈利，TCL通讯选择了让以前年度大亏的做法[6]。TCL通讯有问题的财务报表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引发了一场有关会计差错更正和审计失败问题的大讨论。
第二次变革发生在2003年。证监会在TCL**后迅速采取了行动，对会计差错作了专题研究，证监会不排除某些公司利用“重大会计差错追溯调整”调节各年利润，以达到融资标准或避免因连续两年亏损而使股票被特别处理的目的。12月1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首次提出了公司应当以重大事项临时公告的方式及时披露更正后的财务信息，此时财务重述制度已经初见端倪。但与美国的财务重述制度相比，此时我国的制度中仍然广泛存在会计处理不清楚、信息披露不及时等问题，财务重述制度还没有上升到准则的高度。除此之外，利用差错更正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仍没有解决。朱莲美（2006）曾对2006年年初沪、深两市74家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2005年度财务报表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进行过归纳、对比和分析，发现自愿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司大多公司都调减了以前年度已确认的利润，从而相对调增了2005年度的净利润，并且其相对影响金额占报告期净利润比重很大，往往超过30%。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上市公司中，以前年度业绩不佳的上市公司比其他业绩较好的公司发生的差错多。可以推测，上市公司利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次变革以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2007年1月1日实施）为标志，该准则首次正式提出了“追溯重述”的概念，显示会计准则与监管部门法规的配套，标志着财务重述制度的正式建立。对于本期发现前期财务报表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我们国家长期实行的追溯调整法，而追溯重述法和追溯调整法之间是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着显著的区别的。相同之处在于两种方法都要求调整本期会计报表期初留存收益和有关项目，不必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及相关项目。不同之处在于，追溯调整法不要求重编以前年度的会计报表，以前年度的财务报告虽然已经丧失了相关性和可靠性，但依然可以不加标注的存在于官方信息披露网站上。追溯重述法则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编报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修正后的报表和原报表并列于官方信息披露网站，便于投资者进行比较，以避免投资者的信息误判。四、完善我国财务重述制度的建议以2007年1月1日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为标志，我国财务重述制度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将来，财务报表重述的案例将会逐渐增加，投资者对其关注程度也会提高。对于财务重述制度能否有效遏制利用差错更正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我们拭目以待。为了使财务重述制度能够顺利实施，使其在遏制财务欺诈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该制度：
1.对财务重述制度的实施尽快出台更加具体的指导办法。前期差错达到什么标准称为“重要”，必须有个明确的规定，以防止上市可以钻这个漏洞，对前期差错拒不重述；对上市公司的自愿重述和迫于外界压力的强制重述，要区别对待，并要有明确的实施程序；对于上市公司虽有前期差错，但可以免于重述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的条件，也应有具体的规定。xiexiebang.com范文网(FANWEN.CHAZIDIAN.COM)
2.把财务重述和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相结合，按“不利”原则决定上市公司融资行为能否为监管，层通过。我国的证券法律制度对于上市公司增发股票、发行债券等都有严格的指标要求，如连续三年盈利，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等标准，许多上市公司为了达到上述指标，不惜在前期差错更正上作手脚。建议证券监管部门对于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即使报表上调整的是上年的留存收益，审查融资条件时，视作当期事项考虑。
3.把财务重述和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挂钩。许多上市公司设有与公司盈利目标相挂钩的管理层奖励措施，如奖励给高管人员的购股权证、股票期权等。这成为许多上市公司高管虚增盈利的直接动机。如果出现了财务重述，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因前期差错而多得薪酬的情况下，必须有相应处罚措施，按非法收入的数倍返还公司。4.在司法实践中强调财务重述和审计失败的联系，强化外部审计人员的责任。既然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证明其经审计过的财务报表仍存在重大差错。负责审计的注册会计师没有发现此类问题则必致于审计失败，在由此引发的诉讼中，负责审计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应有举证责任，证明上述差错与自己无关。如果不能证明，则应承担审计失败的责任，接受监管部门处罚或投资者的赔偿要求。参考文献：[2]王啸，杨正洪.论财务报告的重新表述[J].证券市场导报，2003，（2）.[3]LynnE.TurnerandThomasR.Weirich,ACloserLookatFinancialStatementRestatements：AnalyzingtheReasonsBehindtheTrend,theCpAJournal.2006：12[4]美国增强资本市场竞争力剑指会计审计改革[N].中国财经报，2007-07-20[5]于鹏.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9）.[6]马贤明,郑朝晖.会计&迷局[M].大连：大连出版社，2005.，借鉴美国经验完善财务重述制度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第二篇：县公安局加强完善信息制度经验材料
县公安局根据“灵敏、迅速、准确、有效”的信息工作原则，从信息的捕捉、传递、处理，到反馈、通联、考核，环环扣紧，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公安信息工作制度。它们主要有：
一、信息专题分析制度
在不同的时期，确定“热点”专题，定期召集有关部门信息员进行专题分析研究。会前，发出议题通知，请
信息员做好发言准备。会后要形成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较高层次的专题材料。
二、信息编缉制度
规定信息编缉人员必须及时阅处基层和机关当日报送的各种信息来件，按轻重缓急提出处理意见，做到不漏报、不误时。并坚持适用对路原则，注重信息的综合开发和深度加工，避免政治错误和事实差错。
三、送审制度
规定凡涉及综合性强、重要的信息应由信息编缉人员送办公室主任或局分管领导阅处，特别重要的信息送局主要领导同志阅批。
四、通联制度
局信息办公室经常与信息员保持联系，每月下发信息需求要点，每季度召开一次机关信息工作例会，半年召开一次全局信息员例会。
五、评奖制度
对信息员的信息专稿、用稿都要逐篇登记，按信息采用的等级、采用范围，实行记分制。信息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按累计总分由高到低决定奖励等级。
我局逐步完善信息工作制度以来，收到了明显效果。一是信息上报数量增加，传递迅速加快，克服了信息网络渠多水少的现象。今年1—2月，我局报送州局内网信息量、被采用量名列全州前茅。二是控制了信息的流向，提高了信息的流质，信息工作人员从只追求数量转变到数量质量并重。三是促使公安信息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随着信息工作制度的完善，该局信息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工作起来有条不紊，克服了工作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增强了有序性和自觉性。
第三篇：比较财政-我国借鉴美国财政支出制度的经验
比较财政第五小组学习报告
三、中国公共支出制度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目前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财政支出能力低下
从总体上讲，我国的政府财力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这一情况已经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政府财力不仅难以确保社会公共性开支的正常资金需要，而且在相当一些地区，地方财力已无法维持政府机关的常规运转，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连工资也不能按时足额发放。
2、财政支出浪费严重
支出管理不善，资金损失浪费严重。奢侈摆阔、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现象仍较严重。在经济建设领域，项目建设单位基建概算编制中高估冒算现象严重，基建预算执行中超预算现象普遍，资金损失浪费严重，尤其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带来的损失更是惊人。在社会事业方面，事业机构重复设置、设备重复购置、资源配置不够合理，投入产出效益差，规模效益低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3、财政支出范围不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的财政统收局面被打破，但统支的局面依旧。财政支出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而做出相应的变革，出现了“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现象。财政支出最明显的“越位”是经济性支出，许多不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本应由市场和社会负担的最后却变成了由财政来支出。
4、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
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中不合理主要表现在：“资本性支出和行政管理费在中国公共支出总额中一直占有很大的份额，直到最近，这个比重还在不断上升。相反，无论是与国际标准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相比，用于诸如教育、医疗卫生和科学技术等满足人力资本以及其他发展需要的投入比重却显得有些低。”
5、财政支出效率不高
在“2011第六届全面小康论坛”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主任高强表示，在公共财政支出方面，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很突出，“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增加政府投入，却不关心支出的绩效。” “教育经费年年大幅度增长，而居民的教育费用负担依然很重。卫生经费连续快速增加，而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水利投资不断攀升，而雨多泽涝的局面没有改观。科研经费没有扩大，很多科研成果依然难以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环境保护经费逐年提高，而生态环境制约依然非常非常严重。”
（二）美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经验
美国十分明确的定位了财政部门的职能，即以“市场失灵”为标准，凡是市场能解决的，财政就应退出；凡是市场不能解决的，财政就应介入。
1.合理界定财政支出领域
在我国，一般侧重于把财政支出的应用划分为行政和国防支出、科教文卫事业性支出、政府投资和社会保障支出。美国的划分更多地是按支出是否在经济上直接获得等价补偿而把支出划分为两类：
(1)资源消耗性支出：又称购买性支出，意味着政府可直接获得等价的商品和劳务，并将其转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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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共产品用于满足政府活动的需要，支出内容有国防、教育、太空、公路、水利等。
(2)转移性支出：由社保与社会福利构成，内容有各种补贴、往来拨款、资本转移与债务利息支出。
这样的划分更能体现政府如何通过财政政策来履行其经济职能，而且又便于计算，且形式简洁，所以显得比较合理。
2.有效控制行政支出
美国的行政开支占总支出的比重相对较低，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比重偏低，甚至在没有事先预算的情况下，一个州长请客人吃饭都得自掏腰包。
3.重视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因为信奉凯恩斯经济理论，美国在国防支出方面一直是十分“大方”的，即认为“医治失业与经济危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推行赤字财政同时扩大预算支出”，而国防的支出往往是巨大的，所以比较容易达到赤字的“要求”。在小布什上台后，从2002年到2006年，美国政府增加了200亿美元国防科研发展资金，分配20%的科研发展资金特别用于推动美国武装力量和技术更新。“9.11”以后，进一步加大国防开支力度，也使得美国经济在多年疲软后出现了抬头趋势并控制了伴随而来的通胀问题。美国的国防支出政策之所以长期受到美国政府的青睐，原因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加强其防御能力，还因为其能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拉动作用。
4.通过政府采购制度增强政府支出透明度。提高公民纳税积极性
现代各国的政府采购资金数额庞大，一般要占GDP的10%以上，这使政府采购对社会经济有极大的影响力，也是市场供应商极为关注的对象。
在美国，“政府采购制度”大大地提高了财政的支出效益。同时，推行此制度还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降低采购成本，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并优化资源配置，还可以提高政府支出透明度，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管，从而有效抑制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现象。
5.强调转移支付的社会保障支出方式，缩小贫富差距力度显著
美国政府一直很注重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其支出制度一般采用类似征税制度的累进、累退和按比例支出的方式，主要有支付食物和支付补助金两种形式。前者提供诸如“医疗补助支出”(各州和地方按人均收入的不同，向医疗补助支出基金提供20%－50%的资金，剩余的由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拨款进行补贴)之类为低收入者提供免费医疗的政策，而后者主要是向穷人们提供可随意使用的现金救济，比如“家庭及子女救济支出”(AFDC)政策。
6.对财政支出进行有效监管，克服政府“失灵”问题
在美国，财政体制实行联邦财政、州财政和地方财政三级管理的体制，并设立了“联邦审计署”，负责对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监管上也运用了高科技管理手段，比如建有全国联网的计算机系统，使财政监督信息得以共享。同时，美国还在不断加强和完善20世纪初就借鉴英国经验建立起的“预算财政支出制度”，以接受全国人民的审查。此举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势头，改善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从而增强了政府行使其经济职能的正当性。
（三）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改革的配套措施
1.保障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改革的管理机制
（1）逐步推行零基预算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基数预算制度，即在分配各部门的支出时，按照基数加增长的原则，在基期的支出基数上简单加上一个增长比例。这一制度已经与当前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进行改革。改革的基本趋向是借鉴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和经验，实行零基预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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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实行零基预算是强化财政支出管理的一种有效形式，这绝不仅仅是预算编制方法的改变，而且是整个财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所谓“零基预算”是指对某种计划目标费用进行预算时，不以上期或现有预算为基数，而是以“零”为起点编制预算，对每一个预算单位的资金需求逐项重新审核，根据其人员编制和工作任务重新确定预算资金分配计划。零基预算起源于美国，之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陆续采用了零基预算编制方法，使其成为政府支出管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近年来，中国一些地方如安徽、河南、湖北、云南、海南等省也先后实行了零基预算，尽管还处于摸索阶段，但这种改革思路值得充分肯定，而且在财政支出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实施零基预算具有下列优点：第一，可提高预算编制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利于促使财政资金分配的规范化、程序化；第二，实施零基预算，可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确保地方财政的预算收支平衡。这既是预算编制方法的改变，也是整个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实施零基预算，可以增强财政监管力度，避免单位在资金使用上的无目的性和随意性，减少了财政追加经费的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预算单位运用传统预算编制方法时，工作目标不明确、无计划性的局面，使财政部门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经费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证经费按规定用途合理有效地使用；第四，实施零基预算可以打破“大锅饭”的弊端，克服传统基数法、比例法分配经费引起的弊端，提高财政资源的使用效果，使政府能够把需要发展的事业，进行综合考虑，把有限财力集中用到刀刃，国家应及早制定规范化的零基预算改革方案并在全国加以推行。这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效益具有 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2）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是我国财政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2001 年以来，按照国务院批准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实行明显提高了财政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基本确立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在财政财务管理中的基础地位。目前改革处于深化和完善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有效解决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促进相关改革措施尽快到位，逐步建立完善的现代财政国库管理体系。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务院的有关要求，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进一步深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各地财政部门要全面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力争到 2010 年所有财政性资金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运行管理，各级预算单位全部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推进改革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操作、健全制度、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在保证财政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行电子化操作方式，建立健全现代支付操作模式。
深化国库集中收缴改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库集中收缴改革的重点，一是推进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二是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各地财政部门要在全面实施改革的基础上，加强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监督，完善非税收入收缴操作，提高非税收入收缴透明度，保证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要跟踪分析非税收入动态变化，为提高预算执行分析水平提供条件。
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
建立健全财政国库内部监控机制，保障财政国库体系安全运行；要将外部监控范围逐步扩大到实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所有资金和单位，以及上级政府补助下级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保障财政资金规范运行。要建立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分析报告制度，对财政国库运行进行综合分析，反映预算执行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成因，为加强和完善预算执行管理提供监督反映机制。通过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可以有如下好处：一是有利于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的统一调度和管理，使库款调度更加灵活；二是有利于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支出全过程的监督和管理，杜绝不合理支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要求财政部门要严格按预算办理财政资金的支付，有利于强化预算约束，切实提高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四是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财政预算外资金分散管理的状况。
进一步深化政府采购制度
政府采购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我国自 1998 年就开始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并不断地探索与完善。2003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行的《政府采购法》是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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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制度规范，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终于有法可依，也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政府采购已成为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强化财政约束、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但由于我国政府采购还处于起步阶段，它在预算编制、方式选择和程序执行上都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必须从多方位着手，深化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符合市场经济规范和公共财政框架要求的政府采购制度。
2.国防支出的调整和优化
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但是天下并不太平，特别是一些国家在人 权高于主权的幌子下干涉别国内政的现象以及国际恐怖主义事件时有发生，必须保持 高度警惕，并提高国防保障能力。因此，国防支出可适当增加。
(1)增加军队人员生活支出和军队的维持性支出
由于随着国内经济建设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人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军队人员自然也需要确保同步增收，保证军队人员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制度得到改善。同时，随着部队生活设施的逐步改善和办公自动化的发展，军队的维持性支出也需要不断增加。
(2)增加国防现代化建设支出
强大的国防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我们必须深化推进国防建设，增加国防实力，对国际霸权势力和反华势力给予强大的威慑。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实现军队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提高现代化技术水平和高技术条件下防卫作战的能力，做好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的准备。在财政上，必须给予这方面相应的支持。
(3)增加军队人员培训支出
在经济市场上，人才是最具竞争力的资源，在战场上更是这样。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求高技术装备，更要求高素质官兵。为了吸收、培养、保留、稳定一支高素质的官兵队伍，部队要对官兵加强军事技术培训，使之掌握防卫作战能力，这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新形势下，我国将继续培养军、民两用人才、储备优秀军队干部。因此，适当增加国防支出用于军队人员培训。
3.加快财政支出监督的法制化进程
首先，要尽快建立财政监督新机制。出台一部统一、完备的《财政监督法》，健全相互配套、上下统一的财政监督体系，明确财政监督机构的设置、职责、监督程序、工作方法、监督方式、监督人与被监督人的权利与义务、违反财经法规的法纪责任等，以保障财政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此外，财政监督部门也要随之建立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和工作守则。如回避制度、听证制度、登记和备案制度、处罚和重大案件移交制度等。
其次，加强对财政支出监督工作和法规的宣传。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与监督作用，通过报刊、电视电台等多种媒体加强宣传。
再次，要加大财政监督执法和处罚的力度。一是要加强对财政支出监督客体的处罚力度。财政监督处罚一定要达到使违法违纪者胆战心惊的力度，才能真正提高财政监督的权威性和震慑力，促进财政支出的监督执行工作。二是要加强对财政监督主体的再监督。财政监督部门作为财经纪律的维护者，一方面要将自己履行职责的情况定
期或不定期地向领导和新闻媒体通报，并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的质询；另一方面也要 接受有关部门的再监督。
（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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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调整和优化公共支出的结构
（1）经济建设支出的调整和优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经济建设的主要投资主体，政府投资的范围，除一部分用于非生产性基建和公共投资外，绝大部分投向了具有竞争性的生产经济领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财政用于竞争性生产经济领域的比例应有所降低，并且，对经济建设支出的结构也要随之进行变化。
（2）从竞争性的生产经营领域中退出来
要依据制度变迁的进程，按照政府职能来调整财政支出范围，改变国家包揽过多的支出状况，将应由市场和社会负担的部分从财政支出中分离出去。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中长期发展重点，改善财政运行状况的重要。其中，基础教育基本上属于公共产品，它可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整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从中受益，具有正外部效应，其经费应全部或绝大部分由财政供给；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更多地带有私人产品的特性，其费用可由受益者来支付一部分。对此，国家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财政应为基础教育提供资金保证。在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教育支出投资的重点应转向初、中等教育研究。
（3）加大对科研的财政投入力度
当今的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各种新技术、新知识层出不穷，且其更新的周期大大快于以往任何时代。科技进步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根据目前在科学研究上存在的问题，政府财政需要在这一领域做出以下两个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首先，提高政府对科学研究事业的财力投入。随着科技体制的改革，我国的科技创新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正越来越深入人心，在各方面逐步贯彻落实。在国家重大科技发展计划的实施、科技工程的运转以及重点科研院所的发展上，财政科技投入起着主导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产业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家必须予以重视。国家财政必须在坚持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将科研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逐渐提高，并使科技投入的增长快于同期财政支出的增长。
其次，在科学研究支出总量提高的基础上，不断加大基础科研的投入力度，优化科研支出结构，尤其是研究与发展活动。在一定范围内一个国家投入的研究与发展活动经费越多，通常创造出来的知识和设计出来的新产品、新系统也就越多。因此，在科技支出结构上，必须保证国家财政拨款向研究与发展倾斜，不断提高财政拨款中研究与发展活动经费投入的比重。
（4）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力度
社会保障不仅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而且是事关中国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需要国家财政支持。为此，必须针对当前的问题，调整财政支出分配结构，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完善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及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三个方面。
2.加快市场开放与产业升级
（1）大力削减财政补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财政职能范围过宽，财政包揽着社会扩大再生产投资的资金供给和国企经营亏损的弥补。从 1978 年开始，我国进行改革，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为了克服和减轻改革中由于经济利益冲突过于激烈而引致不稳定因素的出现，运用财政补贴过渡性地协调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利益矛盾有其必要性。但是企业亏损中有些亏损不是政策性亏损而是经营性亏损。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体制转轨带来的政策性亏损会逐渐减少，因而政府除了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或承担着政府特殊责任的国有企业产生的亏损给予财政补贴外，大多数属于竞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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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国企亏损补贴则应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而予以取消。而且，今后一个时期，整个国有经济面临着战略性改组的艰巨任务，如果不对现行国企的补贴制度进行改革，财政就无力支持整个国有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必须对现行财政补贴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取消一些财政补贴，以推进改革的深化进程。
（2）停止对企业生产经营提供财政资金
在财政资金分配中，有一些资金被用于企业流动资金。财政资金涉足经营性投资领域，且数量及比重都不低。企业流动资金属于纯粹的私人物品，完全可以由市场来提供，财政没有必要提供，而且财政分配是行政性配置，势必对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发生严重的排挤作用，从而无法形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不仅挤占了财政提供公共物品的资金，使得一些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足，而且同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违背。因此，对盈利性投资，应排除在财政职能范围之外，由市场来引导配置。
（3）加大对非经营性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力度
经济发展水平要求减少经济建设性支出，但不能完全退出经济建设领域。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任务还很重，大致上还处于经济发展的早期成长阶段，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仍要保持一定比重。由于国家财力还较弱，需要财政投入的地方还很多，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将有限的财力集中于国民经济发展最急需的方面。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1）建立普遍的养老保险，加强财政支持
未来中长期我国老龄人口将会较快增长，这意味着养老保险的支出将一再扩大，形成社保支出压力；而且随着我国可持续战略的实施，要求人口的增长要同社会经济发展协调起来，这迫切需要完善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养老保险支出。
（2）完善社会失业救济制度，提高失业救济支出水平
尽管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还有众多的失业人口会给社会失业保障支出带来了巨大压力。目前我国失业保险的覆盖面比较狭窄，需要加大财政社会保险支出，完善社会失业保险制度，提高失业救济支出水平，以有利于劳动力的再就业和增强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安全感，缓和社会矛盾。
（3）增加社保支出，保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水平
尽管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和享受居民都有所增加，但是就现实情况来看，还需要增加社保支出，严格确定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建立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申领监督机制，保障城镇贫困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防止可能出现的漏洞。（4）加大对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力度
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历来是各国政府财政预算必要的项目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国家财政用于该领域的支出也在逐年增长。但是，正如前问所分析的，我国公共卫生支出仍需要进一步优化。
要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
从公共财政的要求来看，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从长期看，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借鉴国际经验，国家财政用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支出应在现有水平上翻一番，基本保持在 GDP 的 1.5%比较合理。从短期看，可以建立以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的可持续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重新调整公共卫生的支出结构改革医疗服务模式，加大医疗体系市场化步伐，从而加大政府在疾病预防事业中的投入，支持无法市场化的防疫体系建设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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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产业地位和战略地位，更是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借鉴国际经验，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当前国内有效需不足、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总体落后的现实情况，国家财政应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基础设施以满足经济发展要求。针对城市基础设施，应当主要发展道路桥涵、公共绿地、消防设施、路灯、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等。而针对更为薄弱的农村基础设施，近期目标是对现有水利基础设施进行修复、更新和巩固，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快农村地区乡村间的简易公路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和通讯设施建设；解决农村人口饮水难的问题，加快完成改水改厕工作。中期目标是完成对大江大河大湖的综合治理，加快实施对小流域的综合整治工程；进一步改善农村道路交通状况和信息交流基础设施，提高乡村道路的硬化率和油路率，完善农村道路交通体系；提高自来水普及率，确保农村饮水质量和安全；建立健全乡间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远期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建立起适应现代化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所需的发达的基础设施体系，实现城乡之间在生态与生活环境方面的高度协调一致。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于生产和销售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领 域，必须由财政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发展。而准公共产品领域可采取包括财政资金的参股和控股形式、财政贴息、对各种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担保和补偿等间接投资形式。
5.加大农业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日益严峻的“三农”形势也表明，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农业政策还不够直接，不够有力，农民真正享受到的实惠还不够。在耕地减少和粮食生产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对农民的保护就显得尤为迫切。要实现未来农业发展战略目标，缓解农产品供需矛盾，就必须强化政府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切实有效地解决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问题。现阶段我们在加大农业投入时必须重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逐步解决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以及接受义务教育等问题；二是财政对农业投资的重点在于：支持那些风险大、投资经济效益低、对农业发展起着保护性、开发性或有示范效益的项目；三是中央财政应主要承担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属于全国范围调把公共卫生支出的重点向农村和落后地区转移，缩小城乡、地区间的巨大差距。合理分配突发性医疗事件事前投入和事后投入的比例，加大公共卫生支出中事前防范支 出的比例。尽快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6.行政管理支出的调整和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日趋复杂，政府要做的公共事务必然日益增多，行政管理支出的不断增加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行政管理支出是一种纯消费性支出，是对社会财富的“虚耗”，因此不能增长得过快，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不能过高。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政府机器庞大，机构臃肿重叠，财政养人过多，行政管理费呈现出加速膨胀的态势，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今后在经济体制的转轨中，为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必须从多方面采取过硬措施，从严控制行政人员和行政经费。过去，经过几次精简机构，控制行政机关人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彻底，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目前仍然是机构林立，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这个问题不解决，财政支出规模就无法控制，支出结构就无法调整。因此，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与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压缩行政管理支出结合起来。针对我国现状，可采取如下改革措施：
全面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按照公共财政的客观要求，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政府职能及管理方式应从分指标、分项目、分资金，逐步转移到法制建设、宏观调控和间接管理上来。根据职能设置政府机构，大力精简不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机构，对一些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可进行必要的撤消、合并和精简，或进行经营性改组；一些中介、评估、服务机构必须与政府有关部门脱钩走向市场，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合并、调整原有的间接管理经济的政府机构，裁减人浮于事的冗员，压缩不合理开支。同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府公务员系列的竞争机制和进入退出机制，这不仅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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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人员的公开考试录用制度，而且包括机关干部的辞退制度，改变行政机关人员只进不出的现象。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以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防止腐败的发生。强化预算约束力，加强行政经费的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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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美国合同法重述：徘徊于法典法与判例法之间(全文)
美国合同法重述：徘徊于法典法与判例法之间(全文).txt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不能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美国合同法重述：徘徊于法典法与判例法之间（全文）
刘承韪
【关键词】文献
【全文】
一、问题之缘起
尽管美国法向来隶属判例法传统，但随着近年商业交易对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要求，美国也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制定法。与此同时，在判例法和制定法之外，美国的私法领域中还存在着一种叫做《法律重述》（下文简称重述）、不是制定法但却有些类似于制定法的法律文件。说其不是制定法是因为重述不是国会等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文件；说其类似于制定法，是因为重述是在人们要求普通法法典化的呼声中出台的。[1]由于重述在适用上有相当的权威性，它通常都被视为美国“法律的渊源之一”[2]。
从内容上来看，由美国法律研究院（American Law Institute，简称ALI）制定的法律重述现在已经达到13种之多，包括代理法重述（agency）、冲突法重述（conflict of laws）、合同法重述（contracts）、裁判法重述（judgments）、财产法重述（property）、返还法重述（restitution）、证券法重述（security）、侵权法重述（torts）、信托法重述（trusts）、对外关系法重述（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US）、律师管理法重述（The Law Governing Lawyers）、保证法重述（suretyship and guaranty）和不公平竞争法重述（unfair competition），涵盖了除家庭和继承法之外的美国私法的全部重要领域。不同种类重述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也有差别。美国法律界普遍认为：在全部的10余种法律重述中，“《合同法重述》不仅是最好的一部‘重述’，而且也一直是最伟大的法学成就之一。”[3]更有学者认为，美国法律研究院的《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统一商法典》（尤其是第一条（章）和第二条（章））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对《统一商法典》的吸收是整个20世纪合同法的最为重要的里程碑（landmarks）。[4]
由于重述内容的高质量和它对法律职业的冲击，美国大学第一年所开设的合同法课程一般都将《合同法重述》作为重要的讨论主题。[5]法学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重述也同样保持了此种高度的关注。在重述通过之后，美国合同法的几乎所有著述和案例都不可避免地引述《合同法重述》，或加以评论，或用以加强说明力。[6]同时，法官和律师等从事实务工作的人也同样离不开《合同法重述》，因为《合同法重述》已经成为一种权威的规则，即在法官发生困惑或无所适从时，为其提供决疑之道。
鉴于重述在美国乃至世界都据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又如此深刻地嵌入到了美国人的生活之中，于是，我们便禁不住产生如下疑问：美国为什么会出现重述这种法律渊源？重述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与作为法典法的《统一商法典》（UCC）有何区别，在适用上有何关联？本文试图从美国法自身变迁与演进的角度对上述疑问做出一种回答，相信笔者的此种努力会助益中国的英美法研究。同时，对此种类似于制定法的《合同法重述》的历史和现实解读，或许会为中国的民法法典化工作带来些微灵感和启迪，果如此，则幸莫大焉！
（一）英国普通法法典化思潮之兴衰
1、英国普通法法典化思想的兴起
英国在议会万能、议会至上这一点上，从昔日至今未曾有变。因此，我们似乎应当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即英国的制定法或法典法的地位和效力都应当远远高于以判例为基础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也就是说，制定法和法典法是高于判例法的第一位的法源。但是，在英美，该结论只是得到理论上的承认，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完全的遵循。因此，现今的英国法和美国法虽然受到了一些制定法的侵扰，但这些制定法却始终没有撼动英美强大的判例法传统的主导地位。
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虽然英美诸国一直以来都严格坚持判例法传统，虽然大陆法才是法典化的故乡，但“实际上，在普通法法圈内，也有卷帙浩繁的制定法，不言而喻也有法典。不仅如此，甚至“codification”（法典编纂）一语本身，就是英国人边沁创造的。” [7]英美法“非法典化”的现实不应否定英国曾经对普通法法典化做出过艰苦的努力。事实上，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黑尔（Matthew Hale，1609-1676）、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和奥斯丁（John Austin，1790-1859）等一大批著名的法律人逐步孕育了改革普通法、实现普通法法典化的思想，并使得英国最终掀起了普通法法典化的高潮。
曾做过大法官的著名思想家培根于1614年最早提出了“编辑和修正英国法”的思想，他提议应自觉认识整理普通法和使其体系化的必要性；从制定法中剔除落后于时代的规定；并在必要时进行修改立法。其后，海尔爵士在美普通法法典化意愿逐步高涨的背景下，写下了《普通法的历史》和《有关法律修正或改变的考察》，提出了实现法典化的许多具体提案。[8]但在英国，对普通法进行最为激烈的抨击并最为明确地提出对普通法全面法典化的人是边沁。边沁对立法（法典化）的实际影响可谓十分巨大，以致于只有“亚当•斯密和他的门徒们对商业的影响能与之相比。”[9]同时，边沁是一位功利主义思想家，因此，其对普通法弱点的攻击也是建立在功利主义这种“非历史的合理主义思想”基础之上。边沁认为：
普通法是随着历史而发展、藐视一切合理性原则、依靠处心积虑的拟制和同义反复之类的技巧性法律技术运作、混乱而无立足点的法律。法的混乱导致审判的迟延和不公正；而法的不确定性被法官和律师滥用以维护其权力和聚敛财富，带给当事人却只能是毁灭。遵循先例原则也对法官们有利，它们不是在发现法律、而是在创造法律，于是遵循先例原则便成为侵害立法权的工具。因此，应该废除普通法、制定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法典；这样就无需专门的法律家，从而就可以实现人人皆为法律家（Everyone’s Own Lawyer）的理想。[10]
由于自己的法典化建议在英国没有得到其所预期的强烈响应，于是边沁便索性向俄罗斯和美国自我推荐，为他们制定法典，以实现自己的法典化思想和伟大抱负。在1811年到1817年间，他接连写信给麦迪逊总统、各州州长和“几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提议为美国起草一部完整的法典，并告诫他们：“关闭我们的口岸以抵制普通法，就像我们预防瘟疫那样。”[11]当然，边沁的法典化建议最终也被婉言谢绝。但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发生（当然，更为直接的因素则是伴随战争而传播于欧洲大陆的《法国民法典》的影响）改变了英国人对普通法法典化的态度，人们对法典化的思想呼声不再冷眼旁观，而是积极地参与讨论、作出呼应，普通法法典化思潮在19世纪变得逐步热烈。而在此时，曾经被冷落一旁的边沁及其批判普通法、实现普通法法典化的思想和建议，重新获得人们的认可和关注，成为他们主张改革普通法、实现法典化的坚实的思想后盾。随着普通法法典化思潮的逐步高涨，人们普遍对法典化充满了期待，期望法典化会为他们带来公正、幸福和全新的生活面貌。
2、英国普通法法典化思想的衰退
但是，遗憾的是，英国的上述普通法法典化思潮并没有导致普通法的全面法典化。相反，在经过法典化思潮渲染下的一系列法律改革和法典编纂之后，英国19世纪的法典编纂只在特定商业领域实现了法典化，如1882年《汇票法》、1890年《合伙法》、1893年《货物买卖法》和1906年《海事保险法》等“法典化制定法”的通过。除了商法，在家庭法、继承法、合同法和侵权法等方面，19世纪的英国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法典编纂，其法典化经过多次的流产而以失败告终。
当然，普通法法典化失败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主要的原因都可以从英国法与大陆法相异的历史传统中得出。第一，在欧洲大陆，由于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王国，地方性法律相当分散，所以就必须通过法典化来实现民族和法律制度的统一需要。[12]但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英格兰封建王国却逐步造就了统一的英国法律（一元化的普通法），于是，英国就根本没有必要通过法典编纂来实现法律和国家的统一问题。第二，欧洲大陆法典的制定（尤其是《法国民法典》）在整体上是来自于自然法的法典编纂思想，其思想和概念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然法的产儿，[13]是“人文主义指导下的自然法运动的直接产物”。[14]但是，作为近代大陆法法典化理论基础的自然法思想，却在英国受到怀疑，被视为过于抽象或十分危险的思想，因为他曾经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甚至导致了恐怖的雅各宾专政。没有对自然法的这一法典编纂基础的认同，普通法的法典化自然成为一种泡影。第三，大陆法之法典化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法律的通俗化和平民化（如《法国民法典》通俗易懂的平民化语言风格等）。但是在英国，普通法法典化受到了法律职业者的强烈抵制，他们害怕法律的平民化。该抵制运动十分类似于当年英国坚决抵制罗马法入侵的情形，而且抵制运动中最为有力的主张者也甚为相同，那就是垄断英国法学教育的“Inns of Court”（四大律师学院，或译律师公会或协会）培养出来的法律家们。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继受罗马法或实行法典化，他们的知识将从此失去价值。[15]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所熟悉的探究法律的技术被法典弄得一文不值。
（二）、兰代尔（Langdell）的“法律科学化”观念与美国的法典化思想
在英国抨击判例法、主张法典化的思想感染之下，同时也为了适应美国的商业发展对更加确定的交易规则的需要，1837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代表一个委员会向马萨诸塞州政府提出一份关于普通法法典化的报告。该委员会受命考虑“制定一部成文的、系统的马萨诸塞普通法法典的可行性和适宜性”。但斯托里法官在报告中认为，一部包罗万象的法典是“绝对有害且无效果的，因而是不足取的”。尽管斯托里否认整个合同法的法典化，但他同时认为，合同法的某些实体领域，如代理、信托、担保、保证、汇票、期票、保险和合伙等商事领域，可以作为合同法典化的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只赞成商事契约（合同）的法典化。[16]当然，斯托里时代普通（合同）法法典化规划流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法律科学化（体系化）观念和合同法一般理论的缺失。
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法律是一门科学的观念便已经在美国流行。人们普遍认为，法律和物理、数学等科学一样，其根本的原理是可知的。[17]认法律为一门科学，就意味着承认法律原理的可知性，也就是可以通过对法律原理、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梳理和设计来展现对法律的认知，并进而以这些设计出来的明确的、“概念化”的规则和制度代替那些普通法中的一直处于模糊状态的实体规则和推理方法。在这一思想运动中，奥斯丁这位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英国法律科学化的奠基人，他要求他的追随者采取几何学家们所成功应用的方法来研究法律。[18]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首任院长、美国合同法始祖兰代尔教授则被认为是美国的法律科学化和概念法学派的杰出代表。[19]正是兰代尔的法律科学化观念和概念主义法学思想，为美国合同法的理论化、体系化和后来的法典化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首先，在“法律是一门科学”的思想和信念启迪下，兰代尔通过其名著《合同案例》一书，不仅第一次发现了合同法这一“法学新大陆”，而且揭示了合同的一般原理、原则和学说。但兰代尔对合同理论的发现和揭示，“绝不是判例法持续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其发明者在大脑中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利用了新旧判例），事实上，它标志着对过去，甚至对不久以前的过去的强烈突破。”[20]合同法一般原理的形成意义重大，因为它促成了合同法理论和规则的体系化、系统化（在美国，合同法一般原理的系统化主要是由兰代尔的继承者霍姆斯和威灵斯顿完成的），并使得美国合同法法典化成为可能。
而当合同的一般理论和规则越来越体现出杂乱而模糊的判例法所不具有的诸多优越性时，人们希望通过对合同一般原理法典化来达致判断的明确和简约，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诉求。尤其是那些金融家、工业家和投资家，都迫切需要司法判决的预见性和稳定性。[21]于是，在法律科学化和合同原理一般化思潮的启发和鼓舞之下，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又开始酝酿普通法法典化思想的新高潮。在此法典化运动中的主要活动家是费尔德（David Dudley Field）。费尔德通过为纽约州担纲起草《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民法典》和《政治法典》而在美国引领法典编纂高潮。但这些法典中最重要的《民法典》的否决，标志着费尔德实现美国法典化的努力从总体上说失败了。当然，法典化运动还是颇有收获的。纽约州通过了《民事诉讼法典》和《刑法典》；以加利福尼亚为首的5个州采用了《民法典》和《政治法典》；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1896年通过了所有州采纳的《流通票据法》，并在英国1893年《英国货物买卖法》的影响下，通过了由威灵斯顿起草的《统一买卖法》（Uniform Sales Act）。该法典被30多个州采纳，并成为后来《统一商法典》买卖篇的主体，其甚至被描绘成“美国第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普通法法典”[22]。尽管以上有关普通法法典化的思潮并没有直接导致美国《合同法重述》的起草和诞生，但是这是对英美历来的判例法传统提出的挑战，要求其必须作出一定的回应和调整，这便为《合同法重述》等多种法律的重述提供了思想上的前提，或者说为重述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三、《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寻求法律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平衡
如上所述，普通法的法典化运动意在解决判例法的复杂性、矛盾性所带来的弊端，从而为社会提供一种可预期的、具有确定性的制度。“确定性”在英美法这个历来坚持判例法的法系内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高度赞成法律确定性的学派是以兰代尔为首的概念主义法学派和法律科学学派。该学派主张，法律是可知的和可明确表述的，因此主张对法律确定性的要求，并认为达致该要求的手段主要是法典化。以上有关英国和美国诸多法律人对普通法法典化所作的努力就是对法律的确定性执著追求的体现，他们坚信：带来法律确定性的法典化将会助益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法典化运动的确真真切切地展现了法律确定性的巨大诱惑力。美国法律研究院及其各种法律重述的诞生就是这种寻求法律确定性努力的延续，它们都是在法的“确定性诱惑”之下诞生的产品。威灵斯顿起草合同法重述也是基于对法律可知性和确定性的确信，并在霍菲尔德的分析主义法学基础上对法律规则进行的理性设计。据说，科宾之所以被吸收进重述委员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对霍菲尔德的法律思想比较了解。[23]比较有利于重述对法律确定性追求的实现。
对法律进行重述的计划首先于1922年3月诞生了。刘易斯（William Draper Lewis）向鲁特（Elihu Root）提交了一个计划，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能对法律进行有序重述的组织（即后来成立的美国法律研究院——引者注）„„以澄清并尽可能简化我们所称的美国普通法”[24]。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报告，美国法存在着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复杂性（complexity）两大固有缺陷，而导致此种缺陷的原因则主要有三个：法律人在普通法的基本原理上缺乏一致意见；缺乏对普通法的系统发展；缺乏对法律术语的精确使用。[25]而在美国法律研究院看来，克服美国法上述固有缺陷、逐步提高美国法律的水平（确定性与简洁性）的方法就在于通过法律的重述来“澄清和简化法律(clar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the law)”。“澄清和简化法律是一个写进美国法律研究院章程的目标，并在1932年《合同法重述》诞生时再次得到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和威灵斯顿（Samuel Williston）的强调。”[26]总之，美国法律研究院旨在通过法律重述的形式来减少判例法的庞杂性，形成一套容易接受的的规则体。[27]从而追求法律的确定性，并实现社会正义。
美国法律研究院是由精选出来的执业律师、法官和大学教授组成，其会员目前已超过几千人，性质上属于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组织。其在1923年2月成立并获得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捐款之后，就马上开始从事法律重述工作。“针对截止当时干预较少的领域（契约、代理、国际私法、侵权行为、财产权、保证、准契约等各种法的领域），尽可能准确地重述美国共同法的体系和各种协调最佳的解决方案。”[28]最终，一共有十种法律重述诞生。[29]其中，《合同法重述》是最早开始的重述之一，也是最好的一部“重述”。因为，《合同法重述》算是一群杰出的法学教授经过十年潜心的研究、分析和辩论而得出的最终产品。[30]它由威灵斯顿担任报告人（或陈述人）（Reporter）并负责准备草案；科宾担纲特别顾问（Special Adviser）并担任“救济”一章的报告人。[31]科宾和威灵斯顿等人都是当时法学界最有学识、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的地位和权威性直接造就了《合同法重述》的崇高权威。[32]
美国法律研究院一直以自己曾奉献出《合同法重述》等多种重述和曾负责《统一商法典》的起草而自豪不已，也奠定了其在美国法律界的崇高地位。《第一次合同法重述》总共602条，涉及到了合同法的全部重要内容，是关于合同法的权威解读。
（二）《合同法重述》的诞生：法律确定性之困惑与法律灵活性之诉求
在当今社会，法律的确定性为人们所向往，并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诱惑。普通法法典化建议之目的就在于追求法律的此种确定性，尤其在商业交易日益繁多而复杂的年代，商人们对法律确定性和后果可预期性的要求就成为以法典化来追求法律之确定性的主要动力。但是，问题就在于，大陆法系的法典模式在英美国家似乎有些“水土不服”，受到了一些质疑和抵制，在英美的现实生活中遇到了（理性主义的终结式的）确定性困惑的问题：
1、确定性是否可能？
2、确定性是否可欲？
1、确定性困惑之一：确定性是否可能？
法律的确定性历来是法学领域极具争议的重大问题（great question），这一问题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是有不同的判断的。大陆法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法律的确定性的信仰基础上的；而英美法虽然也在普通法的法典化过程中受到了法律确定性的强大诱惑，但是长久的历史传统又不得不让他们再次认真地思考法律确定性的可能程度。在美国，先后有两位伟大的大法官――霍姆斯和卡多佐――对此作出过经典的论述。霍姆斯提出了“确定性的幻觉”的概念，认为我们的学者、法官及其法庭判决意见几乎总是承认一个假定，即存在能够而且必须以演绎方法教条式地加以应用的规则和学说，从而足以达致确定性。但实际上，那些由饱学的法官和法学博士们建造的规则、学说和定义并不一致。[33]法律的确定性只是一种无法把握的幻觉。
卡多佐也以其丰富的法律职业经历和深邃的法律思维，对于法律确定性也做出过同样精彩论断：
在担任法官的最初几年里，我发现在我航行的大海上没有任何航迹，为此我烦恼不已，因为我所寻求的是确定性。当我发现这种追求徒劳无益时，我感到万分压抑和沮丧。我试图到达陆地，到达有固定且确定规则的坚实的陆地，到达正义的乐园，在那里司法将以比它在我迟疑不决的心灵和良知中苍白的且微弱的反射更为简单明了且更加威严的方式宣告其自身。我感到要是“和布朗宁的《帕拉塞尔萨斯》中的航海者在一起，真正的天堂就总是在远方。”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越来越多地反思司法过程的性质，我已经变得甘心于这种不确定性了，因为我已经渐渐理解它是不可避免的。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非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所有的怀疑和担忧，希望和畏惧都是内心的折磨、死亡的悲恸和出生的痛苦的组成部分，在此，那些曾经服务于自己时代的原则死亡了，而新的原则则诞生了。[34]
可见，美国法学界在现实主义法学的立场下，给法典化的热潮浇了冷水。他们对法典化所依仗的法律确定性的信仰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而使法律的确定性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困惑，阻断了法典化的根基。
2、确定性困惑之二：法典化的确定性是否可欲？——寻求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平衡
一般说来，大陆法的法典体例和英美普通法的法典化思潮都是为寻求一种法律规则和社会生活秩序的确定性。但是，英美法无法克服自身历史传统的强大惯性，其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以司法为中心、高度体察和回应现实的富有弹性的法律制度。该制度虽然不可避免地缺乏法典化的那种高度确定性，但却适应了英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事实上型塑了人民的思维习惯。在英美，法典法（制定法）只是对判例所揭示的各种原则加以明确化或修正的解决方法，其在一定历史阶段甚至被视为“异物”。[35]因此，如果进行法典化的暴风骤雨式的法律传统变革，不仅无法为人民所接受，而且极有可能引发大的社会动荡。
况且，法典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僵化和教条化的代名词。教条化的法律条文和制度虽然最大限度的保证了法律的稳定性，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法律的灵活性和回应性。而在法律的确定性是一种幻觉、不确定性是一种常态的时候，法律的灵活性就成为普通法的灵魂所在。因此，英美法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是有限度的，即以不丧失法律的灵活性为前提。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所说：
虽然将确定性被作为美国法律研究院（ALI）的目标，但法典化并不被期望，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典化将牺牲弹性和灵活性。[36]
于是，在这种为解决判例法的矛盾和不一致、寻求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但却又怀疑和抵制制定法、害怕制定法的出台会牺牲普通判例法的灵活性的十分矛盾和困惑的倾向驱动之下，美国最终采取了一种较为折衷的解决路线：对合同法等法律进行重述（restate）。也就是说，重述是寻求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平衡的产物。关于确定性和灵活性两股力量对《合同法重述》诞生之影响的历史图景，杨桢和吉尔默分别作出过精深的描绘。
台湾东吴大学前法学院院长、英美法专家杨桢先生认为，确定性的追求是《合同法重述》诞生的首要动力：
有鉴于法院判例日益增加，且有相互间矛盾不相调和之情形，再加上现代生活经济条件复杂等，使得美国法律日益模糊。彼等更认为，除非一个新的要素出现，有助于法律之明确，否则普通法将会被制定法所取代。而《法律整编》（即法律重述－译者注）即在提供该一必需之因素。[37]
“合同死亡学派”的旗手格兰特•吉尔默教授则认为，《合同法重述》是合同法抑制法典化、追求灵活性的必然结果：
尽管绝大多数与契约密切相关的法律领域（主要指商法领域－－引者注）在立法干预之下都实现了法典化，但长期以来契约法本身却仍在抑制法典化（保持灵活性－－引者注）。这就是对为什么我们只有《契约法重述》而没有《统一契约法》的一种解释。[38]
（三）重述的性质：介于法典法与判例法之间[40]
1、三种效力不同的文件
通常说来，在美国，提出一种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建议的文件主要有三种，即不具有权威性的论集论著（treatise）和具有权威性的法典和重述。[41]可见，重述在美国被视为一种类似于法典的、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文件。但尽管如此，重述所具有的权威性还是与制定法和判例法有着较大区别。重述之约束法院的权威性虽然远远高于一般论著的权威，但却没有达到直接约束法院裁判活动的制定法和判例法的权威程度。这是因为，重述体现了威灵斯顿、科宾等杰出报告者的最终观点，这些观点又通过对该领域的权威学者意见的征询、大批专家的广泛同意和美国法律研究院的较高声望的支持的事实，而使重述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权威。[42]可见，重述的权威主要来自于重述起草人的权威性，而非来自国家立法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权力的权威性。但不管如何，人们都一直承认，“重述是具有高度说服力的普通法权威”[43]。
2、重述的根本性质是一种介于法典法与判例法之间的法律文件
重述一方面提供官方的正式规则系统，虽然在较法典较弱的意义上。[44]这些规则大部分是从现实的复杂的案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法律规则的一般性、普遍性和相当权威性。同时，重述在形式上是以抽象表述的规则构成系统的结构，这有些类似于欧洲大陆法中的法典，所以在许多情况下，欧洲大陆的法学家会将他们作为了解美国司法的一个捷径；另一方面，重述也大量依靠案例来说话。其实，重述本身是就是对当时的实在判例法进行抽象和编纂。例如，在重述的基本条文之后就是评论和说明例（COMMENTS & ILLUSTRATIONS：含评论（Comment）与说明例（Illustration）两部分）、报告者注解（REPORTERS NOTES）、案例援引(Case Citations)等，而说明例和案例援引则主要是通过经典的案例来解析重述条文的运用，可以说是“以条文形式重新编写的判例法，其大体上是采用判例要旨的方式”[45]。并且较诸于UCC等法典法来说，重述中的案例特别丰富和权威（覆盖面广且广为遵循），从而使重述部分地具有判例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别于一般制定法的运作机理和内涵。因此，重述在性质上是介于法典法和判例法之间的法律文件。
当然，美国《合同法重述》并非世界范围内公认具有重述性质的、合同法一般原理的唯一法律文件，位于罗马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于1994年公布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the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就是与其相同性质的文件，也是一种“重述”。[46]而后者在比较合同法的研究和国际贸易实务诸领域都占据重要地位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如台湾中正大学谢哲胜先生就认为，“国际商务契约原则虽不具有拘束力，但其不仅接近现行国际商务惯例，且试图统一崛起中的商法，并作为各国和国际立法中的模范。”[47]
四、《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制定法和判例法的双重影响
《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在美国出版之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佳评如潮。曾任首席大法官的休斯（Hughes）称赞合同法重述为“不朽的成就（monumental achievement）”，并将其出版描述为“头等重要的大事”；[48]法恩思沃斯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的帕特森教授（Edwin Patterson）认为合同法重述“非常有意义” [49]；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戈布尔教授（George Goble）认为合同法重述是“一项杰出的作品，是一块里程碑（an outstanding production and an milestone）”[50]。同样，《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第一位报告人、哈佛大学的布莱彻教授（Robert Braucher）[51]称赞《合同法重述》是当代社会对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的重申：
用现代词语来重述合同法的努力使得私法自治在一个扩张政府行为的时代得到强烈反弹„„为回应社会变化而提炼并重新定义的合同自由，拥有了它以前一直拥有的力量。[52]
当然，合同法重述也不乏批评者（例如对重述的方法和合同修改规则等的攻击），但批评之声相对于其获得的赞誉声来说，还是极其微弱的。不过，由于合同法重述在性质上是一种介于法典法和判例法之间的法律文件，它就免不了受到制定法和判例法发展的影响。随着合同判例的逐步扩张和更新以及相关商事立法的出台，《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的修改便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1952年，美国法律研究院又获得A.W.Melleon Education and Charitable Trust of Pittsburgh的赞助，准备对一次重述进行修改，（并于1962年）[53]正式开始合同法等法律的第二次重述，合同法重述于1979年获得通过。1981年，《第二次合同法重述》正式出版发表。《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共385条，包括十六章[54]，每章又分节（topic）。同《第一次合同法重述》一样，《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基本条文(section)也只占极少部分，基本条文后有评论和说明例、报告者注解、案例援引等对条文的详细解释和说明，有些章节前还有介绍性注释。内容丰富浩繁，阐释详尽，实为研读美国合同法最为重要之素材。[55]
导致合同法再次重述的原因是多重的。《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报告人法恩思沃斯（Farnsworth）教授认为，二次合同法重述至少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个别人物、判例法和制定法（主要是《统一商法典》）的三个方面的影响。[56]其中制定法和判例法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以说，《第二次合同法重述》是在制定法和判例法双重影响下诞生的。
（一）制定法（法典法）的影响
已出台的制定法对合同法二次重述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在各州降低年龄的立法影响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14条规定，获得订立合同的完全能力的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同时，在盖印合同（seal）、反欺诈法（Statue of Frauds）、连带和多数允诺人和受诺人（joint and several promisors and promisees）、合同转让（assignments）等方面，《第二次合同法重述》都受到了各州制定法的强烈而明显的影响。但对《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产生最为深刻的影响的制定法是美国的《统一商法典》。[57]
美国起草《统一商法典》的目的在于统一各州之不同商事法，并取代1906年的《统一买卖法》。为此，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便与因合同法等多种重述而名声大噪的美国法律研究院合作，并任命卢埃林（Karl Llewellyn）为报告人，负责起草《统一商法典》。1952年，《统一商法典》的官方文本正式公布，并首先在美国法律研究院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付诸实施。其后法典经过很多次修订并逐步为美国除路易斯安娜州（路易斯安娜州也采纳了一部分）之外的所有其他州所采纳，并因此对美国合同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就是在这种影响下诞生的，并且《统一商法典》被看成是《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产生的主要推动力。
1、取消了对单边合同与双边合同的划分。
英美法中存在着单边合同与双边合同（Unilateral and Bilateral Contracts）的划分：如果受要约人以允诺（promise）的方式向要约人做出承诺而成立的合同就是双边合同，但如果受要约人是以行为（behavior）的方式向要约人做出承诺而成立的合同则是单边合同。此种划分在英美法中被誉为“伟大的两分法”[58]，是人们理解英美法的重要路径。但是，由于该分类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便追随《统一商法典》的步伐，对这一传统理论不仅极尽淡化之能事，而且极力想从法律辞典中删除单诺合同这一术语。[59]在二次合同法重述第1条的说明中，其报告人认为：“原重述（即第一次重述）第12条界定了单边合同和双边合同，本重述不再采纳这一定义，因为人们对这一区分的有用性持怀疑态度。”[60]于是，《第二次合同法重述》自始至终未使用“单边合同”和“双边合同”的概念，尽管二次重述为了保持与《第一次合同法重述》有一定的连续性，仍将承诺区分为以行为进行的承诺和以允诺进行的承诺两种。
2、增加诚信和公平交易义务（duty of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受《统一商法典》1-203条“合同和义务的履行或执行必须遵循诚信原则”规定的影响，《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05条也规定：“合同的当事人在履行或执行合同的过程中负有诚信和公平交易的义务”。《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对诚信和公平交易义务规则没有任何规定，[61]该规则完全是在《统一商法典》第1-203的影响下对合同法重述的更新，符合了当今社会日趋复杂的交易发展的需要。
同时，《统一商法典》中诚信和公正交易义务还起到了对对价原则的修正和替代的作用。如其第2-209条规定，变更买卖合同的协议无须对价支持即具有约束力，但必须符合本法施加的诚信标准。该条规定对合同法重述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在第89条规定：如果从订立合同时当事人所没有预见到的客观情况来看，该修改是公正和平等的，则该修改任何一方尚未完全履行的合同义务的允诺，即使无对价也具有约束力。从而使得英美合同法也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3、规定以弃权证书解除义务无须对价。
在《统一商法典》第1-107条规定的影响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在第277条也规定：“债权人签署并交付书面的弃权证书，即使没有相应的对价支持，其对债务人义务的解除也是有效的。”根据《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合同义务解除不朽要有对价或者是以腊封盖印的形式，否则没有强制执行力。因此，《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该条规定是承继《统一商法典》对传统对价原则的反叛和突破，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此外，《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中有关合同条款之确定性、合同法的商业习惯观念（usage of trade）等内容，也是从《统一商法典》的规定借鉴而来。同时，UCC的诸多概念和术语也被吸收进二次重述。
（二）判例法的影响
由于在英美国家中，合同法主要是判例法，所以判例的发展对合同法重述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况且，从《第一次合同法重述》通过的1932年到《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出台的1981年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社会也历经沧桑巨变，既包括经济大危机、罗斯福新政、二次世界大战，也包括新技术革命促导下的经济腾飞和70年代的经济滞胀。与经济社会的此种巨变相适应，美国合同法律制度上也有了较大的变迁，当然，此种变迁主要体现在出现了大量与《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出版时不同的新案例中。由于这些新案例的判决结果及其所持的理论观念紧跟时代经济潮流，从而彰显了《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规则的陈旧。因此，判例法的发展也是促使合同法重述进行修改的重要原因。正如著名英美法学者杨桢先生所认为的那样，《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起草旨在使重述每篇之条文能与不断增加且变动之法院判例，保持一致。[62]
当然，判例对合同法重述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在合同法重述的修改过程中，大量增加新旧法院判例来对重新编写的条文和相关的评论、注释加以说明，从而增强实用性和说服力。而在《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全部修改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对允诺“信赖”的更为明确的确认。
由于《第一次合同法重述》主要受威灵斯顿教授思想的影响，所以“允诺禁反言”（promissory estoppel）的字眼并没有出现在一次重述中。但科宾派的主张并非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科宾提出的诸多有关问题是威灵斯顿所无法回答的。因此，一次合同法重述在实质上还是承认“允诺禁反言原则”的。《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第90条就规定：“允诺人对因其允诺所引致的作为或不作为是可合理预见，且只有强制执行其允诺才能避免不公平结果发生时，该允诺有约束力。”但是，该条规定对信赖的确认很是模糊，并且其适用条件非常严格，不足以达到对当事人的信赖的完整保护。
于是，《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在德雷南（Drennan）案[63]等著名案例的影响之下，于第90条明确规定了允诺禁反言原则原则及其适用条件：“允诺人对其允诺所引致允诺相对人或第三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是可合理预见，且只有强制执行其允诺才能避免不公平结果的发生时，该允诺有约束力。且其违反允诺的救济方式，以达到公平者为限。”总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条所规定的允诺禁反言原则不仅放宽了对信赖保护的条件（删除了允诺相对人的信赖必须达到确定和确实之程度的要求），而且也扩大了信赖保护的范围（其适用对象不光包括允诺相对人，还扩大到了有关系的第三人），并将信赖利益作为救济或回复的标准，[64]即救济以“达到公平”的信赖损害为限。
（三）、《合同法重述》与《统一商法典》的适用关系
1、从适用的效力来看，《统一商法典》是一种议会通过的法典法、制定法，对法院判决有着直接的约束力；而《合同法重述》不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文件，不具有法律的直接约束力，但却有影响法院判决、并为各方所认可的重大权威性。按照美国法律研究院前院长的说法就是：有普通法具有说服力之权威性，同时亦具有高度之说服力（Restatement as “Common Law ‘persuasive authority’ with a high degree of persuasion”）。因此，每当法官面临困难问题而又不能从先前的判决得出明确结论时，即没有先前的判决可循或者没有明确的先例可依时，他们都会援引重述的规定直接作出判决。同时，《合同法重述》中的大量案例说明和援引都是一些普通法的经典案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案例汇编的作用，从而更加有利于法官对法律的适用。
2、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合同法重述》是合同制度的“一般法”，而《统一商法典》则是合同制度的特别法。从上文所列《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全部十六章的内容可以看出，《合同法重述》是对合同全部重要制度的一般概括和叙述，是合同的“一般法”；而《统一商法典》范围主要围绕其“商事性”展开。从其全部十编的内容来看，[65]《统一商法典》主要涉及到各种有关商事交易合同法和其他的商业法律制度与规则，而即使其中有关商事交易的合同法也并不是一般性的合同法律规则和制度。它们只是关于商事交易的合同的特别规则和制度，其适用范围较《合同法重述》来说还是有些狭窄。
然而，由于《统一商法典》具有的法典法的权威性，其规定诸多法律规则被吸收进了《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况且，该《法典》把与货物买卖有关的本来存在于判例法之中的合同法规则以制定法的形式表达出来，其中许多规则也慢慢被视为合同法的“一般规则”。[66]例如，其“买卖编”中所规定的“合同的形式、订立和修改”、“一般义务与合同解释”、“履行”、“违约、毁约和免责”以及“救济”等各章，虽然其实质内容是在买卖合同的范围内进行讨论，但很多规则被视为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般性。
我们当前正在起草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部民法典，围绕民法典的论争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67]虽然，从历史经验看来，新中国的民法法典化有些姗姗来迟，但这丝毫不会贬损民法典制定的重大意义。民法法典化的思维和实践将在未来若干年内影响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尽管本文不是研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专题文章，但笔者的目的也绝不是对美国合同法重述进行简单的描述与介绍，我希望通过阐发法律演进与社会变迁的异域经验来思考和展望中国的民法典立法。我认为，上文关于美国合同法重述产生与流变的论述至少能够给中国民法法典化进程带来如下两点启示：
第一，美国私法在法典法和判例法之间选择折衷路线、创设《法律重述》的特殊作法，并不能成为我们抛弃民法法典化道路的理由。一方面，一国选择什么样的法律表现形式主要是由其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对我们来说，民法采取法典化的形式更容易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中国从古至今都与大陆法系有着天然的近缘关系，选择法典化是历史传统和制度惯性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民法的法典化能够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和社会变迁。具体表现在，民法典的详细规则和制度将引导人们的行为，型塑社会事实和人们的思维习惯，并方便人们对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学习，促进法学教育的发展。例如类似的民法法典化的积极影响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在民法典颁布之后，“就将大学里对于罗马法的理论讲授转向了生活中活的法律，这甚至可以说是民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线”。[68]我相信，同样的效果也将会在中国的法律版图中出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也曾在在给中国国民政府的法典化建议中提到过法典的力量，虽然他保留了西方式的法典“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具有现实适用性？”这样的疑虑，但他仍然坚信：
如果它们在实践中没有被拒斥，那么以中国历史制度、民族习惯和人际关系的观念为基础的起点就已然开启，至少法典诸条款的解释和适用将会形塑中国的制度和民族习惯，及中国人民对于何为正当的信念。[69]
因此，我们应当重视民法典这种规则对民法生活和事实的建构，认清中国自清末借鉴西法以来就“不得不以规则委屈事实”[70]的现实，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中国民法典的降生。
第二，民法法典化在中国虽然是可欲而且可求的，但法典却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指望民法典的出台会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我们能做的只是制定尽可能完善的一部民法典。之所以要做出如上特别提醒，是因为向来有法典原教旨主义者坚持认为，中国民法典的出台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现实中的诸多棘手的问题：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护问题、农民们的土地权利保护等问题。但事实上：
成文法典只是具有一种有限的合理性：如果对法典抱有过分的期望，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这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而要想保持民法典真正具备包容一切“私的生活”的“自然理性”，就必须对现代社会中私人生活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抽象和准备。[71]
民法法典化带来的私法规则和制度并不能彻底地解决中国特殊体制所遗留的深层次问题，民法典只能在现实适用中不断地完善自我。
其实，本文所涉之美国《合同法重述》的诞生历程，就是美国对普通法法典化和法典万能思想的拒斥和抛弃的过程。虽然自上个世纪以来，美国法一直在法典化思潮的激荡之下，在寻求法律确定性的道路上执著地前行，但真正的法典化终究成为一种泡影，私法法典化的最终成果只是一种介于法典法和判例法之间性质的《合同法重述》等多种重述（商法的法典化向来是一种例外）。究其原因，想必除了美国所承继的判例法传统的强大惯性之外，还应当包括美国法律界对法典弊端有着深刻的洞识。对于法典化，美国并没有顶礼膜拜的历史传统，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对法典化的取舍进行冷静而客观的分析。在认识到普通法法典化具有牺牲法律的弹性和灵活性，并进而使法律丧失社会回应性等巨大缺陷之后，那种只有被大陆法国家信奉的法典万能的神话便被务实的英美法律人的怀疑和不信任所打破。
因此，美国合同法等私法制度选择“重述”而排斥“法典”的作法，提示我们在制定民法典的道路上应当注重回应社会生活的变迁和要求，即实现法律的灵活性诉求。也就是说，要注重现实生活世界和情境的变化，制定回应性强、关照中国现实的民法典（不应因纠缠于民法典的编纂体例等形式问题而难以自拔）。我们应当在吸收大陆法民法典的成就基础上，发掘中国的独特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物质等传统基因，解决中国的现实困惑。例如，对中国独特典权制度的主张，基于中国土地制度的独特性而设计出特殊的土地物权制度，未来亲属家庭制度应对中国传统的优秀家庭文化进行吸收等。但我们也当然不应该在“中国特色”的幌子下进行脱离实际而毫无意义的创新。如所谓的人格权独立成编问题[72]、所谓的 “绿色民法典”[73]等。其实，历来各国民法典的制定的“创新”都主要集中在对其传统文化的反映和关照，因此“创新”也就主要体现在各国传统上差异比较大的制度上，即主要是土地（不动产）物权制度和身份法律制度而非其他。同时，我们无须也不可能要求制定一部在21世纪的引领全球思潮的民法典，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如此厚实的法学知识和营养的累积，我们努力要做、而且应当做好的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内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能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中国自己的民法典。
总之，中国当前的形势并不是“要还是不要民法典”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民法典”的问题，因此有关“法典万能和法典无能”的简单争论并不能为中国民法法典化的事业做出什么实质的贡献。美国《合同法重述》这种调和法律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特殊形式的法律文件为中国民法法典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财富和可资衡量的尺度，它告诫我们一部封闭、僵化和滞后的民法典是没有出路和生命力的，未来中国的民法典只有保持自身最大程度的开放性、灵活性（弹性）和社会回应性，才能真正经得起社会历史的考验。
【注释】作者简介：刘承韪，男，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副教授。
选题说明：本文的选题得益于梁慧星老师的建议，他对《合同法重述》和《统一商法典》（UCC）这两个美国合同法重要法律文本之间关系的关心，直接促就了本文的写作。但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绝非单纯的文本比较分析，作者还试图展现两次合同法重述的诞生与演变背后的思想与制度因素，并考察其对中国民法法典化进程的借鉴意义。论文完成后，欣闻现任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院长的许传玺先生已经开始组织人手开始对美国法律研究院的各种重述进行翻译，由于该翻译工程异常巨大，所以计划在15年内全部出齐。但不管过程有多么艰辛，作为法律精英之思想结晶的美国法律重述的译介必定将为中国法律学术和法律制度水准的提升做出重大贡献。
[1] 美国法律研究院：《关于建立一个提高法律水平的永久性组织（即美国法律研究院）的报告》。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rmanent Organiz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w Propos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merican Law Institute, 1 A.L.I.PROC.pt.1,23(1923).
[2] 王军：《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3。
[3] 格兰特·吉尔默：《契约的死亡》，曹士兵等译，载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页114。
[4] 特雷特尔：《二十世纪合同法的几个里程碑》。Sir Guenter Treitel, Some Landmarks of Twentieth Century Contract Law, Clarendon Press, 2002, p3.
[5] 克劳：《反思确定性？科宾、威利斯顿与合同法重述》。Daniel J.Klau, What Price Certainty? Corbin, Williston and the Restatement of Contract,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May 1990, 512.
[6] 例如，在美国，合同法案例书都普遍采用一种所谓的“三步分析法”（a three-step approach）来阐释和分析法律原则：第一步，举一个适用“20世纪中期之前大多数法院都遵循的传统规则”的判决；第二步，作为对比，举出一个拒绝适用该传统方法、而是支持更新一些且更具灵活性的案例；第三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就是列举《合同法重述》对此问题的规定及其对现实的关照状况。当今美国最为著名的合同法学家、《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报告人法恩思沃斯（Farnsworth）教授同样著名的《合同法案例和材料》案例书，就是大量适用该三步分析法（模式）的经典著作，该书使得案例的三步分析法深入人心。参见法恩思沃斯、杨：《合同法案例与材料》。也参见马格斯、迪克西特：《<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与合同法的现代发展》。See E.Allan Farnsworth & William F.Young, 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ntracts(5th ed.1995).See also Gregory E.Maggs, Ipse Dixit: The Restatement(second)of Contracts and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Contract Law,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March 1998,508.
[7] [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240。
[8] Teubner, aaO(Anm.10), S.50ff., S.57f.参见上注，页247。
[9] [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83。
[10] 劳森：《法典化的进一步反思》。Lawson, Further Reflections on Codification, in Lawson, Selected Essays II: Comparison, 1977, p.90.
[11] 伯纳德·施瓦茨，见前注[9]，页83。
[12] [英]R.C.卡内冈：《英国普通法的诞生》，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4。
[13]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36后。
[14] 易继明：《私法精神与制度选择——大陆法私法古典模式的历史含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254。
[15] 大木雅夫，见前注[7]，页246。
[16] 格兰特·吉尔默，见前注[3]，页59。
[17] 博恩：《美国侵扰法中的规范理论与法律原则：1850到1920》；格雷：《兰代尔的传统》；赫夫里希：《法律与几何：从莱布尼茨到兰代尔的法律科学》。Bone, Normative Theory and Legal Doctrine in American Nuisance Law: 1850 to 1920, 59 S.Cal.L.Rev.1101, 1113(1986);Grey, Langdell’s Orthodoxy, 45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L.Rev.1, 16(1983-84);Hoeflich, Law and Geometry: Legal Science from Leibniz to Langdell, 30 Am J.Legal Hist.95, 96(1986).
[18] Thomas C.Grey, Langdell’s Orthodoxy, 45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L.Rev.1, 17(1983).
[19] Daniel J.Klau, supra note 3, at 515.
[20]]格兰特·吉尔默，见前注[3]，页65。
[21] K·茨威格特、H·克茨，见前注[13]，页357。
[22]]伯纳德·施瓦茨，见前注[9]，页156。
[23] Daniel J.Klau, supra note 3, at 521.
[24] 刘易斯：《美国法律研究院与第一次法律重述的历史》。Lewi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nd the First Restatement of the Law, Restatement in the Courts 1, 2(perm.ed.1945).Quoted from James Gordley, infra note 26, at 145.
[25] American Law Institute, supra note 1, at 8.
[26] 高德利：《欧洲的法典与美国的重述：某些难点》。James Gordley, European Codes and American Restatement: Some Difficulties, Columbia Law Review, January 1981, 145.
[27] 法恩思沃斯：《合同法》。E.Allan Farnsworth, Contracts, Aspen Law Business, 3rd ed., 1999, p.27.
[28] 大木雅夫，见前注[7]，页257。
[29] Farnsworth, supra note 27, at 27.美国法律研究院现在的重述已达到13种，具体内容参见本文第一部分。
[30] Daniel J.Klau, supra note 3, at 512.
[31] Farnsworth, supra note 27, at 27.科宾和威灵斯顿虽然存在学术取向的严重分歧（对于对价交易理论和信赖保护的态度），但他们之间却有着良好的合作和深厚的友谊，在美国法学史上被传为佳话。他们两人一直相互尊重并相互影响。在威灵斯顿于101岁那年去世时，科宾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塞缪尔·威灵斯顿对我来说就像一位兄长„„尽管从未在其班上听过课，但他却是我最主要的合同法老师。”参见科宾：《塞缪尔·威灵斯顿》。See Arthur L.Corbin, Samuel Williston, 76 HARV.L.REV.1327, 1327(1963).
[32] James Gordley, supra note 26, at 142.
[33] [美]A.L.科宾：《科宾论合同（上）》，王卫国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页214。
[34]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B.Cardozo, 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1, p.166.
[35] 大木雅夫，见前注[7]，页241。
[36] Daniel J.Klau, supra note 3, at 521.
[37] 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版，页92。
[38] 与合同密切相关的实现法典化的法律领域主要是指劳动法、反托拉斯法、保险法、商业规则和社会福利立法等。而”合同法抑制法典化”的判断也是有弗里德曼在其《美国合同法》（1965）中提出的。参见格兰特·吉尔默，见前注[3]，页60。
[39] James Gordley, supra note 26, at 145.
[40] 从以上行文可以看出，本文所称的法典法是在与制定法同等意义上加以使用的，而并非像大陆法的《拿破仑民法典》等那种法典，本文所谓法典法指包含具体法典的全部成文（制定）法的较广的意义，也即克茨所说的“法典化的制定法”。参见K·茨威格特、H·克茨，见前注[13]，页297。类似观点，亦可参见大木雅夫，见前注[7]，页240。同时，说重述介于法典法和判例法之间并非就其权威性而言（因为其权威比法典法和判例法都低），而是就法的确定性和灵活性来说，重述是一种中间选择。
[41] James Gordley, supra note 26, at 142.
[42] Lewis, supra note 24, at 2.
[43] Farnsworth, supra note 27, at 28.
[44] James Gordley, supra note 26, at 142.
[45] 大木雅夫，见前注[7]，页258。
[46] Farnsworth, supra note 27, at 29.
[47] 谢哲胜，“英美法和大陆法的融合”，《国立中正大学法学集刊》，民国91年第六期,页43。
[48] 休斯：《合同法重述已由美国法律研究院出版》。Hughes, Restatement of Contracts is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18 A.B.A.J.775(1932).
[49] 帕特森：《合同法重述》。Patterson,Th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of Contracts, 33 Colum.L.Rev.397, 397(1933).
[50] 戈布尔：《合同法重述》。Goble,Th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of Contracts, 21 Calif.L.Rev.421, 429(1933).
[51] 在美国法律研究院决定进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时，它选任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布莱彻教授作为其报告人。从1963年到1971年间，布莱彻教授一直担任二次合同法重述的报告人。但在1971年，布莱彻应邀出任美国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于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法恩思沃斯教授便中途接替布莱彻担任《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报告人。科宾则被邀请为顾问（Consultant），直到他1967年去世。参见法恩思沃斯：《<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编纂的因素》。See E.Allan Farnsworth, Ingredients in the Redaction of The Restatement(Second)of Contracts, Colum.L.Rev., January, 1981,3.
[52] 布莱彻：《合同自由与二次重述》。Braucher,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the Second Restatement, 78 Yale L.J.598(1969).
[53] Farnsworth, supra note 27, at 28.
[54]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全部十六章内容为：
第一章 名词的含义
第二章 合同的形成——当事人与行为能力
第三章 合同的形成——相互同意
第四章 合同的形成——对价
第五章 防止欺诈条例
第六章 错误
第七章 虚假陈述——胁迫与不当影响
第八章 因公共政策原因而不可强制执行
第九章 合同义务的范围
第十章 履行与不履行
第十一章 履行不能与履行受挫
第十二章 因同意或更改而解除债权
第十三章 连带允诺人和受诺人
第十四章 合同受益人
第十五章 权利让与与义务承担
第十六章 违约救济
[55] 关于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基本条文的内容（第1－4章），可参见笔者对其所作的初步翻译和引介，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31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6] E.Allan Farnsworth, supra note 51, at 3.影响《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个别人物主要包括报告人布莱彻、法恩思沃斯，写过不朽《合同法》论著的科宾和威灵斯顿，写过信赖利益开创性文章的富勒（Lon Fuller），和写过多篇关于胁迫的精彩文章的著名比较法学家道森（John P.Dawson）。
[57] Id, at 10.
[58] 孙新强、孙凤举：《论英美法上的Unilateral和Bilateral Contracts――兼与杨桢教授商榷》（未刊稿）。
[59] 佩蒂特：《现代单边合同》。Mark Pettit, Jr., Modern Unilateral Contracts, 63 B.U.L.Rev.551(1983).
[60] 《合同法重述》第1条。Restatement of Contracts §1, Reporter’s Note, comment 2,3.
[61] E.Allan Farnsworth, supra note 51, at 10.
[62] 杨桢，见前注[37]，页93。
[63] 该案中，法院认为总承包人的行为是基于对分包人投标的信赖，因此，判决分包人的投标是不可撤销的。参见德雷南诉星星铺路公司。See Drennan v.Star Paving Co., 51 Cal.2d 409, 333 P.2d 757(1958).
[64] E.Allan Farnsworth, supra note 51, at 7.
[65] 《统一商法典》的全部十编的内容为：
第一编总则
第二编买卖
第二编之二租赁
第三编商业票据
第四编银行存款和收款
第四编之二基金转让
第五编信用证
第六编大宗转让
第七编仓单、提单和其他所有权凭证
第八编投资证券
第九编担保交易；帐债和动产契据的买卖
第十编生效日期和废除效力
[66] 王军，见前注[2]，页13。
[67] 当然，中国的民法法典化与其说是大陆法系法典化浪潮的延续，还不如说是法学或法律的重建，甚或补课。
[68] 易继明，见前注[14]，页255。
[69] 庞德：《作为中国法基础的比较法和历史》，王笑红译，载王健主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近代法的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0]**：《法意阑珊，不得不然》，载《读书》，2001年第10期。
[71] 易继明，见前注[14]，页268。
[72] 该问题的争论耗费了我们太多的心智和精力，但似乎无太大的实益。同时，为了人格权单独成编的需要而疯狂扩张具体人格权的作法（如创造所谓的信用权等），也让人难以苟同。因为人格权非属法定，根本无法以列举而穷尽，最好的方法还是在列举有“纲举目张”功效的典型人格权的基础上创设富有弹性的“一般人格权”，实现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有机结合。
[73]由徐国栋教授主持编写的《绿色民法典》，主要特色在于其“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提出了‘可持续的生存’观念，强调尊重下一代的权利、动物的权利。”但将体现环境保护的零星物权规则扩张为整部民法典的宗旨，似乎勉为其难。其实，“绿色”是环境法典要做的事，至少不是民法典所关注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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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健全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七、健全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管理，充分发挥财务
管理的监督核算，保障职能。
第一，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为财务工作稳定有序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007、2008年以来，我局先后制定了《差旅费管理暂行规定》、《财务报销审批办法》、《财务管理办法》《财务岗位职责规范》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加强财务的管理和监督。同时，对财务人员进行岗位细化，专人专责，行政会计和税收统计会计
两分别，严格按照财务制度遵行，不断提升财务管理工作水平。第二，加强规范监督财务支出报销程序，增强单位“一把手”监
督财务力度。财务支出严格按照先由财务部门按规定认真审核，符合规定的报分管副局长签批，最后由单位“一把手”严格检查
把关的管理模式，有效地把好财务支出关。第三，认真做好
财务预算工作，严格按预算项目安排支出，做到有预算有安排，有项目有支出，把所有预算外收入列入预算内核算，把所有房租、固定资产清理、政府财务补助、政府奖励资金等收入全部计入预
算内核算，不存在小金库，从而有效保障供给，服务于税收管理
各个方面。第四，认真履行大宗物资政府集中采购的规定，成立
了我局政府采购领导小组，加强对政府采购的领导。在我局大宗
物资采购工作中，做到先上会，办好手续后，再由职能部分按政
府集中采购的项目、单价，对象进行采购，从而做到了按章办事，按规程办理，没有出现违法操作。第五，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做
到数字化管理，管理到人到位。固定资产从采购到使用。按规定
申请，逐级审批、逐级登记、逐级管理，实行使用，管理责任制。做到“谁使用、谁负责、谁管理、谁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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