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论文[合集五篇]

第一篇：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论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应地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出来，客观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进行有效协调的问题。在前一阶段主要强调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相互独立的讨论中，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有意或者无意地被忽视。但是，当这种分立成为现实时，如果不清晰地把握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据此建立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之间的有效协调机制，那么，不仅银行监管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必然会遇到困难。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也就是房地产界所称的“121号文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就从一个侧面凸现了目前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协调机制缺位所遭遇的窘境。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信贷的高增长可能损害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即使信贷增长不带来物价必然上涨，中央银行仍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以及信贷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维护和促进金融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要顺利实现，必然需要银行监管部门的积极配合，因为目前货币信贷政策的传导依然是以银行业为主导，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最终还是需要金融机构及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未必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一、从宏观层面的考察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货币政策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较小，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的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但是，如果货币政策不是以反经济周期、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的话，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这种冲突可能就未必会真正出现；如果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基调不是由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独立确定的话，二者之间就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中央银行在1997年开始强化对银行体系的贷款监管，开始大规模强调处置不良资产，但是当时也是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下行阶段自然不良资产的比率就高，处置不良资产也会加剧贷款的紧缩力度，如果在经济上行的1992年等时期处置不良资产，对经济稳定的冲击可能就小的多，不良贷款也未必显得那么突出，但是，这个监管的力度看来也不是中央银行能够独立确定的。

（二）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系统性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性

在评价银行监管部门的成立时，一个常见的看法是，银行监管部门成立之后，分别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的专门性的监管机构都基本完备，因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说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这其中存在一个对银行体系的风险与证券、保险体系风险的不同特性的模糊认识。

实际上，银行体系与证券、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别，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方面具有不对称性，通常具有错配的缺口，银行部门十分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而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银行因为其强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众公司的许多特征。因此，银行体系的风险主要是宏观性、系统性的风险，而证券和保险的风险主要是微观性的、与投资者相关程度高的风险。因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来说，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央行与证券和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进一步看，银行监管所创造的安全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而独立的货币政策所创造的稳定的货币环境，也是银行有效地实施监管、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最为关键性的市场环境。正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提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货币的稳定。

（三）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协调还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发育

通常，对于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分工来说，一个直观的判断是，货币政策着眼于宏观层面，银行监管着眼于微观层面。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划分。姑且不论当前微观层面的银行行为是货币政策的最为主要的传导途径，仅仅从货币政策运作的环境看，没有商业银行微观行为的市场化改进，货币政策的实施在目前的环境下往往也是难以着手的。在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基本有效地对货币政策的宏观信号作出反应，此时货币政策当然无需强调对商业银行的直接信贷控制，而更多地依托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手段，银行的监管实际上也是采取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手段。但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市场化程度有限、商业银行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的阶段，货币政策如果不能介入商业银行的信贷运作行为，就难以有效地传导到经济运行环节，此时必然需要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的积极合作。

其次，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实施的市场环境还应当包括银行风险的处置程序。实际上，如果商业银行体系总体上较为稳健，同时也普遍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那么，整个银行体系对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的依赖性显然就大大降低，此时，无论银行监管职能与货币政策职能是否分立，并不一定必然影响到整个银行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反观当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的实际状况，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似乎是当前维护银行体系突发性危机的主导性的手段，这就决定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即使分立，也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和有效协调。

二、从金融结构层面的考察

中国当前的金融结构必然也会对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互动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工具的相互依赖性

当前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一个典型的银行主导性的间接型融资体系，因而银行体系自然就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银行监管的合作，或者商业银行从微观层面不作出积极的反应，那么，货币政策就很难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另外，货币政策也受到金融监管一系列法规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是以

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的金融监管，对于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等都会形成明显的制约。因此，在实际运作中，货币政策操作在许多情况下需要银行监管的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些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需要借助银行监管的力量来予以监督落实，否则金融机构就可能会失去实施的外部动力。

（二）中央银行的货币监管与银监会的机构监管之间存在显著的依赖性

在实际监管中，货币监管强调的是为保证货币政策实施而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进行的监管；而机构监管强调的是监管机构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而进行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日常营运等的监管。这两个监管职能实际上都是起源于早期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在中央银行实施货币监管、或者银监会实施机构监管的过程中，二者的合作是必然的。中央银行进行货币监管以实施其货币政策目标的行为，也必然会对银监会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稳定的目标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例如，中央银行对于有贷款关系的金融机构的检查、对货币政策制定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利率政策、选择性货币政策等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在当前经济转轨阶段采用的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如现金管理等）进行检查，都不仅需要银行监管部门的合作，也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监管部门监管目标的实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银行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机构监管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机构监管所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监管法规，直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形成影响，进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实施效果直接形成影响。因此，当前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首先应当清晰地区分实际运作中货币监管和机构监管的业务领域划分，并在进行各自的货币监管和机构监管时，主动考虑到自身的监管行为对于对方监管目标的影响。

三、从运作层面的考察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分立后应防范可能出现的决策效率降低

如果说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独立，是为了防止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的话，那么，二者的分立从运作层面也提出了一个决策效率的问题。在呼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立众多理由中，怀疑央行因角色冲突而对金融监管难以中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如果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或者其他宏观部门就宏观政策动向、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最终可能还是会集中到国务院层面进行统一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和银监会的分立，实际上只是把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更多地转移到国务院层面，而这一转移必然会导致决策效率的一定程度的降低，这显然对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或者金融风险的防范都有不利的影响。

这种决策效率可能出现的降低，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行使上。实际上，如果央行身兼二任，则无论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紧缩还是扩张，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目标。但是，在银监会作为单纯的银行监管机构独立承担机构监管职能之后，因为银监会并不能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而央行要妥当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必须充分了解具体银行的经营状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使得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将更多地依赖银监会对银行困境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的判断，其中显然存在实施效果下降、运用过滥、过严、过迟等，或者在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难以形成共识时需要国务院层面的决策，从而可能错过防范银行危机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立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组织协调机制相当关键，否则只能是决策效率的迅速下降。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值得关注。

（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共享应当成为二者协调的基本前提

无论是货币政策决策，还是银行监管决策，都是基于对银行体系等的大量信息的分析的基础之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一定的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为前提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操作，例如利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都必须立足于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的深入掌握。更为重要的是，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及时高效地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基础。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操作必然会对银行体系的经营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也需要银行监管部门及时把握、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指导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无疑为二者之间的信息共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性，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共享的金融数据库。

实际上，无论是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统一在一个机构之内，还是相互分立，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范例，这是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法制环境和市场发育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演变轨迹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在选择了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分立的体制之后，我们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仅仅以比较典型的采用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分立模式的德国为例，二者之间的协作一直相当紧密。1961年前联邦德国建立了联邦银行监督局，将金融监管独立于德意志银行，以防止一直在货币政策决策上相当独立的德意志银行权力太大。但是，德国的《银行法》也始终强调，德国银监局的功能与德意志银行的功能密不可分。银监局自身缺乏分支机构，必须借助于央行的机构和网点才能有效实施金融监管，因此央行事实上广泛地参与银行监管。德国银监局负责制定和颁布联邦政府有关监管的规章制度，防止滥用内部信息、不定期收集监管信息以及监督重大的股权交易等。央行负责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的监管。在涉及银行资本金和流动性的重大政策问题上，银监局更需征得央行的同意。显然，德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分离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职能彻底分立，在监管职能上央行仍是主角，在监管机构上有银监局独立于央行之外，这是作为对权力过大的央行的某种制衡。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二篇：2014年银行监管课程论文

金融监管有关问题研究综述

朱生财 20122102068 12级金融学硕

[摘 要]：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因素日益增加，社会学者对金融监管问题的理论研究随之深入，我国金融监管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了长足发展。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对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若干观点和强化金融监管的策略进行了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已成为各国政府、金融管理当局的共识。近年来，我国的金融监管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目前银行监管工作更成为人民银行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金融监管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金融界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积极探讨和深入研究，现就金融监管有关问题综述如下。

一、金融监管发展的历程回顾

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金融业改革的深入，逐步发展起来的，目前基本的观点是，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具体如下：

初始阶段(1984-1992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金融。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的统一转变为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但对金融监管工作研究不多，重视不够，金融监管的作用发挥不够理想。

合规性监管阶段(1993-1994年)，强调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要转变职能，由过去侧重于管资金、分规模，转变到加强金融监管上来。但监管方式主要是整顿式、运动式，监管内容以合规性为主。

金融监管立法阶段(1994-1997年)，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速度大大加快，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及《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金融法律法规，使我国的金融监管逐步走上依法监管的轨道。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7年至今)，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深化。这一时期，我国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二、关于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若干争论

(一)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已建立了央行、证监会、保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系、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随着国际上对金融业实施混业监管的趋势加强，以及我国加入WT0后与国际金融业的逐步接轨，我国是否应改革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转变为混业监管，为此人们展开了激烈探讨。

主张应当过渡到混业监管的人认为：一是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是国际发展的主流，我国已经加入WT0，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讲，应当实行混业监管；二是从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实际运行的效果看，存在着诸多缺陷，如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等；三是分别设立多个监管主体不仅要花销很大的成本，而且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其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主张应改革现有的分业监管的体制，并设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

而主张分业监管的人认为：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混业监管是从分业监管经过较长的时期

发展而来，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混业监管的土壤；二是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这将导致监管目标上的差别，将不同的监管目标统一到一个监管机构内，使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可能没有像专业化的分立监管者那样有清晰的重点，可能会带来不同监管目标的冲突等难以处理的问题；三是统一的监管机构由于规模过于庞大，内部合理分工是一个问题，可能会滋生官僚主义。因此，他们主张监管应设定在按功能分业的形式。

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我国现阶段仍保持分业监管的格局后，关于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的争论有所减少，但由分业监管逐步过渡到混业监管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适当地就该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对我国及时进行监管组织体系的改革很有意义。

(二)央行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是否分离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集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及实施银行监管于一身，这种安排是否科学，或者说是否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同的观点，按照不同的理论依据，设计出了本身都具有某种科学性的方案。

主张银行监管独立的观点认为：中央银行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职能于一身，不利于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及提高银行监管的效率，也加大了银行体系潜在的风险。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央银行担负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双重责任，客观上分散了监管的力量，主观上形成了某种道德风险；二是现有的监管体系设置和监管水平有问题，包括监管司局之间，大区行、监管办、支行之间关系等，监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等。还有学者(魏加宁，2001)认为：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应该分开，因为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制定两种工作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有时是冲突的，过去的情况表明，两者一旦发生冲突，中国人民银行往往是“保一头”——更多的时候是保持货币政策稳定。因而，最有效的办法，是集中力量、调整关系，把银行的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拆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这个部门与证监会、保监会并列处于同一层次。

反对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开的观点认为：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健，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二者目标密不可分；人员素质问题不能成为监管体制变动的理由，除非完全撤换现有人员；人民银行内部体制设置问题，同样不是银行监管独立与否的理由，而是一个内部体制改革的问题；中央银行同时承担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职能，的确会对银行监管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由此产生的监管信息优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优势，以及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风险处置优势等，要远大于不利影响；由于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由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监管，有利于及时交流执行银行监管国际准则的新情况，便于银行业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三)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

谢平认为：金融监管应优于金融发展。他提出，在金融领域，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以监管为前提，“在发展中规范”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金融业的道德风险高，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业的外部性与社会成本大，中国过去 20年中已经为“重发展、轻监管”而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金融业的违规收益极高，这在各国都具有普遍性，因此监管必须先行。

尽管此外很少有人论述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但无论是在金融研究与实务工作中，“先发展、后规范、再完善”的指导思想总是占据了主要位置，表现为与金融发展相应的监管法规建设滞后、监管技术手段落后、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等。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部分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最初由于缺乏科学的分析和统一规划、市场准入把握不严、资本金不足、不实等，导致风险积聚，监管困难增大。

(四)我国金融信息披露制度问题

在我国，直到《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颁布以前，银行业一向被作为严守商业秘密的行业加以保护，报表的秘密性是保护商业银行和客户利益的重要基础。当然，其中也有不良贷款比例较高而不宜公开方面的原因。

鉴于此，多数人认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与监管透明度比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差，公众应享有的金融信息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国有银行领域有不少信息披露的“禁区”，而实际上金融机构信息封闭，虚假报告与统计信息盛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埋于中国金融业缺少透明度的“灰箱”运作中，当金融业开放达到一定程度时，原来没有外来竞争者没有透明度尚可隐藏的一些风险与矛盾就会大量地暴露出来影响金融运行，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国际标准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2002年5月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

三、关于未来强化金融监管的策略选择

如何着眼未来，选择适合我国的强化金融监管的策略，是当前金融理论工作者和决策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是我国已经成为WT0的成员国，日内瓦协议要求全球952的金融服务贸易纳入逐步自由化的进程，我国中央银行如何提高监管能力，尽快实现与国际接轨，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二是目前的银行监管过多依靠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而来自商业银行内部的监管、银行业协会的同业自律及来自社会中介的外部监管明显过于薄弱，如何完善银行监管体系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目前监管手段方面存在的非现场监管力度不够、监管合力不强、对法人的集中监管尚需强化等，要求对监管手段进行策略性调整；四是我国对网络银行的监管仍是以原有监管机构和监管范围为主，不设新的机构，也不增添新的条款，这种对网络银行监管明显滞后的状况亟需改善。针对上述问题，比较一致的观点有：

(一)银行监管应尽快与国际接轨

第一，实现对银行业的监管标准与国际共同标准接轨。加入WT0，不仅意味着市场准入标准的逐渐趋同，而且意味着市场监管标准的趋同。由于各国对种种金融风险认识的提高，国际上有一种趋势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要求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一致，以便于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目前在金融监管领域，影响最大并基本上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由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9月发布。加入WT0，《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主要条款、内容以及要求会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渐开放而要求金融监管当局采用。

第二，维护正当竞争，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外资银行经过长期的市场竞争，具有雄厚的资金、灵活的经营机制、丰富的管理经验、较强的金融创新能力和成熟的全球经营战略。我国金融机构的商业化经营才起步不久，商业化经营还不成熟。外资银行的进入必然会加剧市场竞争，内资银行的部分优质客户将流失，市场份额会减少，盈利能力将下降。监管部门应灵活运用市场准入手段，鼓励内资银行的合作与创新，适当保护内资银行的生存与发展，维护内、外资银行的正当竞争，确保国家的金融安全。

第三，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控。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后，国际游资将有可能随之进入我国金融市场，从事套汇、套利等投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我国对此应予以足够重视，一方面要提高对游资活动的预警能力，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要加快外资金融立法，明确对游资的限制及惩罚措施，克服金融市场开放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第四，扩大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普遍认为，要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有关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必须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与磋商，进行广泛的监管信息交流。我国金融业正在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

(二)逐步完善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

多数人主张构建以中央银行监管为主体、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纽带、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四位一体的复合型金融监管模式，从而形成一套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立体化、综合性的太监管新格局。当务之急，一是要充实自律性监管体系。因为外部监管虽然重要，但它通常发生在严重违规行为之后，违规行为的危害已经产生。为寻求事先的预防性监管措施，就必须发挥行业自律性组织的作用。通过自律性监管，可以构筑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金融从业人员自律，即从业人员讲究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自我约束，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这是自律的最高境界。第二道防线是金融机构自律，即金融机构通过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机制，以防止本机构职员或机构本身出现违规行为。第三道防线是协会自律，即金融业协会通过制定自律规则或自律公约约束和监督会员行为，防范或惩戒会员违规行为。二是要加强社会监管。具体的思路有：加强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让社会公众熟悉金融监管、支持金融监管，以博得社会各界对金融监管的支持；聘请金融监察专员，即由金融监管部门向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等职能部门聘请监察专员，以扩大金融社会监管的外延；培育独立公正的社会性监管机构，包括审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尤其是强化审计意见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三)对监管手段进行策略性调整

一是突出非现场监管的主体地位。非现场监管的显著优势在于能够运用电脑统一程序和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和计量分析工具，对大量金融业务进行连续处理，并为现场检查提供有针对性的导向，不但可以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而且可以促进公平监管，提高监管权威，因此，金融监管手段从现场向非现场转变是加入WT0以后加强金融监管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以现场检查为主要手段的合规性监管，在日常业务监管中主要表现为利率的合规性监管，这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而失去大部分意义，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促使金融监管手段从现场监管向非现场监管转变的实现。应当看到，这种转变还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第一，进一步完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能够通过分析非现场监管数据，对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风险状况做出定性评价。第二，加快实现中央银行计算机监管网络与商业银行计算机业务网络的连接，使中央银行各级监管部门能够通过计算机网络自动获取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的原始数据，保证非现场监管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二是强化合力监管，建立人民银行各级行内部通畅的协调机制。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管监分离”制度，实现监管信息的集中化、监管规划的统一化和监管操作的专业化；进一步深化监管分工，逐步实现非现场监测、现场检查、日常监管、风险预警、信号对外发布的专业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实施信息共享制度；建立全过程的监管操作流程，实现监管操作的程序化、规范化；探索建立对监管部门和人员的再监管机制，切实防范监管工作中的道德风险。

三是强化法人集中监管，建立人民银行各层次之间的分工协调的工作机制。当前，要按法人集中监管的原则，进一步修订完善金融监管责任制；强化并表监管，突出加强对商业银行总行的监管，将商业银行的监管重点转向其总行的业务政策和控制程序，及其对分支机构的管理和检查。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检查，目的应主要是评估其总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现问题时，首先要督促商业银行总行提出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同时，要强化并表监管方式，从总体上评估法人机构的风险情况，确保法人机构整体的稳健运行。同时，要建立对法人机构整体情况的监管信息系统，实现监管信息共享，提高监管效

率。

(四)加强对网络银行的监管

一是把网络银行业务正式列入金融机构管理范畴。监管机构可适当地增加若干对口监管部门，强化监管力度，增强监管效率，以后再逐步把网络监管融入中国金融监管的整体格局。二是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网络银行的准入要在注册制度、安全工作、地域界定方面从严，而在准入标准、业务范围等方面从宽，建立一套区别于欧美已有网络发展优势的国家的准入制度。我国网络银行的市场准入重在鼓励中国的网络银行抓住机遇，尽快抢占市场，使监管既可以控制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又可提高本国银行业的总体竞争力。三是完善现行法律，补充适用于网络银行业务的相关法律条文。首先，要对现有法律中不适应的部分进行修订和补充，不但要从刑法的角度对犯罪进行严惩，在民法方面也要进行界定；其次，要对未来发展情况进行预测，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先行立法保护。四是制定网络银行的安全标准，建立安全认证体系。人民银行虽于1999年4月着手这一工作，但进展缓慢，必须加快建设步伐，以避免出现各家银行另起炉灶，重复建设，交叉认证等问题。五是结合网络银行业务的特点，完善现行金融监管办法。要从业务经营的合法合规性、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能力、管理水平和内部控制等方面根据网络化条件来适时进行调整、补充，构造一个符合网络银行生存、发展的金融监管技术手段与操作系统。

第三篇：我国内资银行监管论文

摘 要:近年来银行业以及相关的金融业层出不穷的大案要案，为了加强我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配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我国银行的监管刻不容缓。从分析我国银行监管的传统手段入手，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结合巴塞尔协议的一般做法，试图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关键词: 内资银行监管 内部监管 外部监管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而当前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更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既是国有商业银行前一阶段改革的深化，也是我国经济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银行业的进一步国际化、全球化，对于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问题更是进一步的被逐渐引上台面。我国内资银行监管的现状

1.1 银行的外部监管

银行监管的法定机关，各国按照其自身的特点，有很多不同的规定，有的国家设立专门的银行监管机构，有的国家则是将所有的金融部门的监管置于一个机构之下，另外还有些的国家实施多头监管的模式。在我国，自从人民银行退出人民币的经营业务之后，其主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银行监督。随着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银行监管的任务就到了银监会的身上。银监会负责我国境内所有银行的监管工作。由于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是从计划经济的时代转轨而来，很多方面还存在计划经济的烙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由银监会实施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另外，银监会依照该法有关规定,对经其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及前述的金融机构在境外的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而银监会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也几乎是人民银行分立之前所谓的四大银行业监管局的合并独立，每个省都设置有银监局，依照地域管辖的原则，对于在该省范围之内的银行及其他相关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1.2 银行的内部监管

我国银行的内部监管的传统做法是由银行内部的监管部门比如内部审计监督部门，信贷风险的评估部门，银行内部的监事会等等。传统的做法是注重对于贷款审批，注重于对申请者的个人道德风险和自身经营状况的考量，没有一个具体的措施和步骤，对重点客户（即有多笔银行贷款或者拥有巨额银行贷款的客户）没有具体的风险连续评估和考量的措施。近年来随着银行业本身对自身的建设的不断加强，部分银行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并且在美国、香港和大陆的股市上市，其制度性缺陷有所弥补，但是仍然存在落实难的问题。银行的审计监督和监事制度主要是审查银行内部的报表的手续以及与具体的资金流量的相符性，总的来说，是一个银行内部的审查制度，就其目的而言，防家贼更甚于防外贼。我国内资银行业监管的不足

2.1 立法上的缺陷

（1）许多银行监管法规缺乏定量规定，可操作性不强，现有的许多银行法规多停留在定性规定上，对于具体的操作标准没有具体规定，而转由实施办法规定，这样的立法设置虽然在操作上留有余地，但是造成了法律位阶较低的遗憾。

（2）《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等虽确立了我国银行监管的基本法律框架，但仍不能满足审慎监管的客观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法》第5章“金融监督管理”(第30～36条)仅提出原则性规定，而没有有关预防性监督管理、存款保护和最后贷款抢救行动等方面的详细规定。

（3）配套法规尚不完备。当前，类似中央银行监管条例、银行业稽核法、外汇管理法等配套法规尚未出台或未提出实质性内容。法制环境不完善，妨碍了银行监管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4）现有的某些法规、条例尚需进一步完善，可考虑进一步修正。比如，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监管部门可行使行政处罚权，但法律规定央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只有警告和3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权，显然，这些规定过于原则简单，央行在实践中不易操作，而且制裁力度太小，违法成本太低使得罚款数额远低于违法所得。而且，在金融业务的融合化成为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的分业经营是否具有经济可行性，都是立法者应该考虑的问题。此外，某些法律、条例之间还存在尚不能很好地协调和衔接等问题。

2.2 操作上的缺陷

2.2.1 外部监管流于形式

银行的外部监管，包括审计监管，包括银行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等待。最近几年，审计风暴越刮越烈，确实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正如李金华审计长所说的，靠一次或者两次由中央发起的审计风暴是无济于事的。我国的立法也好、行政规章也好，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概括性很强，很强的概括性虽然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预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不能够真实而快速地给所面临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的缺陷。在我国基层执行能力不强，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有必要制定一个完善的解决机制，而且要严格地执行这种机制。在监管部门本身监管能力低下的影响下，监管的不力被放大，造成外部监管流于形式，没有一个常态的有效监管。

2.2.2 内部监管形同虚设

在我国的传统模式下，银行的内部监管是极为弱小的，而且在团体趋利性的影响下，内部监管更是被忽略。一切的监管数据都为最后的报表服务，其真实性大打折扣。而且传统的监管模式显得更加的行政化和非专业化。由于我国的银行大多是国有企业，其监管的方法往往不是监事会对问题进行检查，而是首先开党委的会议，讨论在某分支机构出现的问题，进而引出某员工的个人问题，进而对此问题进行排查，分析问题的专门的内部监管组织和手段匮乏。这样一种行政性的手段，对于整个银行体系的内部监管极为不利，没有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就达不到完善的内部监管的目标。反过来，由于长期的行政性的内部监管，导致了在理论上的落后，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几乎是以极为粗糙的线条来勾勒，所监察的文件极少，而且对于文件出具方的评级能力不足，所谓的内部评级方法，往往是以个人的看法和经验为要旨。必须重构的内资银行监管

多年以来，由于我国银行系统的历史特殊性，使得现在的银行体系存在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纵观我国的监管历史，先是人民银行既行使银行的功能，又行使监管的功能，还使中央银行的功能，后来是人民银行行使监管的功能和中央银行的功能，最后随着银监会的成立，人民银行的监管功能才告结束。但是从人民银行分离而来的银监会太多的继承了人民银行原先四大银行监督司局的体系和构架。从汉语的语言学来说，监管本身是一个行政性质比较浓厚的词汇，但是结合国际先进经验，监管应该是一种监管当局和银行之间的相互促进的机制，而不是警察与小偷的关系。监管当局给银行开具罚单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监管当局制定出合理的制度。因此，重构银行的监管体系显得极为重要。3.1 立法上的完善

从具体情况出发，建立操作性强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对银行监管的操作标准作出硬性的规定。在有关预防性监督管理、存款保护和最后贷款抢救行为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规定，进一步制定有关审慎监管的详细的、切实可行的规章、细则、单项规定或条例，以适应我国防范银行恐慌的需要，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建立配套的监管条例等法规，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协调已制定的法律和法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完善已制定的法律法规，明确含义，并且与现阶段的社会以及国际情况接轨。

3.2 操作上的完善

3.2.1 完善内部监管

（1）建立完善的薪酬和经理人制度。我国银行业的薪酬制度早先是很不完善的，领导者的薪酬水平与企业的盈利关系不大。近10年虽有改观，但是还不够，企业的效益与管理层的薪酬水平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一方面国内的优秀人才希望到更高薪酬的外资企业去，另一方面留在国内企业的人员，想方设法通过别的途径提高自己的收益，往往就这样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银行的贷款风险被人为的放大了，因此必须把银行的薪酬制度跟国际一般同等规模银行的薪酬制度接轨。

我国的银行经理人制度具有很强的党委一把手的特色，往往很多经营性的事情是党委说了算，而不是经理人说了算，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是建设银行王雪冰案发生之后，经理层只开了1次会议，而党委则召开了29次会议，对于张恩照的选择也是在顷刻之间的事情，而不如国外的大型企业一般有全球性的甄选。银行内部的一些泛政治化的制度，使得银行从总体上而言，优秀经理人的选择范围比较小，也使得很多有抱负的经理人因为自己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离开，因此在人事方面必须建立正确的经理人选任和决策制度，能够让经理人真正放得开手脚。

（2）明确和健全监管主体的职能。在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体制下，最主要的主体是银监会，但是随着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的发展，很多金融机构将不仅仅拥有银行这一张牌照，而是在诸如保险、信托、证券等行业都拥有经营权，保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在一些监管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汇率对风险的影响、头寸的管理、反洗钱等方面，对于银监会的监管工作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必须协调好银监会和保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的关系，使得各自发挥应有的效用。

（3）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的重点在于通过信息披露来达到市场力量对银行的股东进行约束的目的。在过去，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不强等因素，中国的银行业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但是随着我国银行公司结构改革的深入和对存款者利益保护的需要增加，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变得极为重要的。因此，在强化信息披露方面，既要确定银行业需要定期及时披露的资料，也要引导市场强化对于银行信息的分析，逐步提高市场约束的力量。

3.2.2 外部监管的完善——对于最低资本充足率制度的重新认识

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注重的最主要的就是资本充足率，在很大的程度上，资本充足率就是一切，这样的论断是基于只要资本充足率高，那么银行相应的赔偿能力、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强的逻辑。但是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银行大规模破产事件说明，资本充足率并不是一切，资本充足率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银行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很多的财务技巧在银行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巨额表外资产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新巴塞尔协议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在具体的制度上面，对旧的协议做出了改革，更加注重全面的监管，而不仅仅是看资本充足率，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一个银行的风险问题。在我国对银行的监管当中，认为资本充足率就是一切的思想在很大的范围内存在，这样也直接导致了人民银行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直接把这两个银行的坏账冲消掉，使得其资本充足率都超过了8％。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效果并不好，在1年之后，建行和中行的资本充足率存在下降的趋势，坏账不断增多，直接注资的弊端被放大。2006年工行的改革当中，人民银行只拟注资120亿美元，这也反映出我国监管思路的改变，从只考虑资本充足率转向综合地考虑资本运行能力和监管能力，从多角度下手，先解决资本治理的问题，再解决资本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思路才是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王兆刚.论巴塞尔协议与中国银行业监管[J].海南金融，2003（9）张五钢.《巴塞尔协议》与我国银行有效的风险监管[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12）潘慧.王雪冰为何马年落马[J].金融经济，2002（3）

第四篇：2013财政与货币政策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和运行趋势变化，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都要注重加强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和配合，充分体现分类指导、有扶有控，继续加大对“三农”、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入，继续支持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在建和续建项目、企业技术改造等。要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等一般性财政支出。

和以往不同的是,本届会议弱化了对于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要求,着重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取代了此前的“平稳较快发展”,同时也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不过总体来看,2013年还是延续了2012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就具体宏观调控措施而言,也基本上和去年没有太大变化,强调的是平稳过渡。

一、2013年仍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1、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具有很大的弹性

2009年以来,我国一直定位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积极”的程度却是逐年递减,以财政赤字率看,2009～2011年,我国财政赤字率分别为2.3%、1.7%和1.1%。以去年的财政收支状况看,前11个月财政盈余4000多亿元,而年初的预算是全年安排财政赤字8000亿元。所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具有很大的弹性,如果以国际公认的3%的财政赤字率作为积极与否的分水岭,我国的财政政策其实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

2、我国的财政支出应该逐步向民生支出倾斜转移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重回“4万亿”的老路,在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速背景下,我国的财政支出应该逐步向民生支出倾斜转移,2013年是财政转型的一个良好契机。在中央政府强调经济增长质量、淡化数量指标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起了刺激投资的角色。随着各地轨道交通项目陆续获批,今后数年各地的轨道交通建设将渐入高潮,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中国经济的投资增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正好可以将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在我国2012年财政预算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占同期中央财政公共支出比例约为9%,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占比约为3%,无论以怎样的标准衡量,民生领域的支出占比都依然偏低。

二、2013年仍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1、我国外汇占款开始频现负增长,对于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方式带来较大冲击

2013年的货币政策依然定位于“稳健”,和过去几年的表述没有任何变化,不过具体到执行方式,2013年还是将有很大不同。2012年是我国近年来货币政策出现较大变化的一年,由于外贸顺差的大幅减少,以及热钱外流等因素影响,我国外汇占款开始频现负增长,对于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方式带来较大冲击。外汇占款的负增长,刺激央行实施了3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操作,不过进入2012年下半年之后,央行对于继续降准显得异常谨慎,逆回购成为央行释放流动性的主要手段,主要原因在于由于宏观经济增速继续下滑,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央行担心继续降准释放出大量的资金无法被实体经济吸收,反而有可能形成滞胀的不利局面。应该说,2012年央行对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控制通胀还是做到了较好的平衡。

2013年的货币政策预计将会比2012年出现较大不同。2012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5.8%,已经基本上无法实现预定全年增长10%的目标。在欧美经济体没有出现明显好转的背景下,2013年中国的外贸同样不容乐观,外汇占款仍有可能继续出现负增长,这将继续给国内的货币政策带来冲击。但是与2012年不同的是,2013年中国经济探底回升的概率加大,企业的投资意愿加强,对于长期资金的需求将会上升,如果央行继续沿用2012年以逆回购作为主要工具的操作方式,将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也就是说,2013年仍有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在经过3次降准后,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目前仍然高达20%,还有很大的调降空间。与降准相比,2013年降息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是因为实体经济已经开始探底回升,继续通过降息刺激企业投资的必要性已经减弱,同时,与2012年的CPI相比,2013年的通胀水平将会有所抬头,预计将会反弹到3%以上。我国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如果继续降息将会重现负利率现象,而负利率往往会催生出众多的资产泡沫。

对于2013年的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贷款适度增加,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其中降低融资成本是一个并不常见的提法,常理看,降息是最直接的降低融资成本的方式,不过鉴于2013年降息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降低融资成本可能更多意味着将会加大培育多层次的融资渠道建设,尤其是债券市场有望得到重点发展。另外,银行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也有可能加快,通过利率的市场化竞争,也可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第五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研究论文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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