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成因、特点及对策

第一篇：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成因、特点及对策

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成因、特点及对策

二、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成因

（一）体制弊端

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时，间接融资市场相对于急剧发展的经济规模而言显得过于狭窄，而国家为达到抑制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目标，使资金供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市场创造商机，需求同时也诞生犯罪，转型期的经济体制为民间非法集资创造了一个市场。

（二）政策弊端

尽管修订后的刑法对非法集资严惩不怠，但集资诈骗仍时有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政策的影响。我国目前实施以齿及消费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银行存款利率不断下调，而通货膨胀的阴影在国人心中仍挥之不去。在消费购买力尚很低的国人心态里，集资的高利率是防止纸币贬值的最好方式。

（三）历史残遗

在中国经济行政化和抑商主意的夹缝中，民间经济力量一直作为官营经济的补充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这种民间力量往往获得官方的默认和国民的认可，其民众基础性不容轻视。而中国古代，经济被政府多重压抑，融资行业也被政府取缔，“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融资主体长期延续发展，它因给民众带来一定便捷性而获得了一定认可，因此，不难理解，当社会资金供需矛盾一出现时，会有如此多的民间非法集资活动且能蒙骗人们。

（四）泡沫经济中风险的双重性

从计划经济解体到市场经济建构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往往都存在泡沫性，它常导致人们风险意识的丧失，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掩盖了危机意识。非法集资案件中，诈骗者多许诺以高额利息，如“沈太福长城机电公司”非法集资案中，利息是24%，“吉林省宇全工贸总公司韩玉姬”诈骗案中，许以月息3%、6个月付息、1年后还本金高额回报。其反金融原理性一目昭然，世界性银行存款利率最高不过年息15%。但是，发生于泡沫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风险与危机意识往往被掩盖。而金融的本质更加剧了这情形，“金融是双刃剑，既可掩盖危机、引发危机，又可治理危机。”披着金融外衣的非法集资活动也在这种双刃性借口下，蒙骗国人，彰行其道。

（五）有一定社会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收入增加，部分企业转制、重组过程中，给部分职工发放补偿金或买断工龄款，使社会上闲散资金大量增加；而目前社会投资渠

道较少，大量资金滞留在群众手中，给这类犯罪活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六）有很大欺骗性

涉嫌犯罪的企业、公司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司法公证样样俱全，使他们从事的非法经营和经济犯罪活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具有很强的蒙蔽性。

（七）有很大诱惑性

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犯罪嫌疑人都会把“回报率”定的很高，而且获取的时间很短，超高额的经济收益具有很强的诱惑性。

（八）部分群众投资心态有很强投机性

部分群众缺乏法律观念和理性心态，幻想“一夜暴富”；也有少数人明知是投资陷阱，仍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参与；还有的人为了获取优厚“提成”，甘愿充当犯罪嫌疑人的“帮手”，结果害人害己。

四、打击、防范集资诈骗犯罪的对策

(一)国家打击、防范集资诈骗犯罪的对策

1、健全法制建设，加强法制教育和典型案例的宣传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从源头上阻断此类犯罪滋生的土壤，是有效预防此类犯罪活动的基础。

在当今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犯罪案件案发日趋增多，尤其是集资诈骗案件，大多受害人因贪图高利参与集资，不仅未意识到所谓高利是集资犯罪分子设计的陷阱，反而还不理解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工作。因此，加强法制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应当结合典型的集资诈骗案件案例，进行法制宣传，揭露集资诈骗犯罪活动的实质和表现形式，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制意识，遵纪守法，自觉抵制违法犯罪行为，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2、健全落实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制度，是有效预防此类犯罪活动的主要手段。

公安经侦部门要主动横向联系，利用公安联络室在沟通信息、案件移送上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工商、质监、金融等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作用，以便及时发现线索，从快打击犯罪活动。

3、广辟情报线索，扩大信息来源。

公安部门要建立健全情报信息网络，构建一批高质量、有战斗力的信息联络员，通过各种渠道及时获取信息，以便尽快、尽早地掌握犯罪动态，预防此类犯罪活动。

4、公安经侦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强化侦查破案。

公安经侦部门要注意对此类犯罪的规律特点的调查研究，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把群众反响大、社会影响面广、领导关注的重大案件为主攻目标，力争快侦快破，最大限度的追缴赃款赃物，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同时，打击和防范集资诈骗等涉众犯罪，获取情报是关键。要结合涉众犯罪的规律特点，建立专门的打击涉众犯罪的控制力量，在重点行业、领域和部位建立控制阵地，在重点行业和人群中物建秘密力量，构建立体交叉的控制网络。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及时捕获信息，主动发现深层次、内幕性、预警性的涉众犯罪线索，做到未动先知。同时，要调动阵地和秘密力量，开展前期的调查控制工作，搜集犯罪证据，摸清涉案资金的来龙去脉，以便及时发现非法集资行为，大大减低其危害程度，把人民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为侦查破案创造有利条件。在严厉打击集资诈骗犯罪的同时，积极向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通过深入、细致的疏导工作，化解他们的过激情绪和言行。在获得闹事的苗头性信息后，要做好处置突发性事件的准备工作，将群体性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员串联和到异地聚集，全力维护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5、加大打击力度，遏制集资诈骗犯罪的蔓延。

我国犯罪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犯罪分子效仿能力强，作案手法传播快，非法集资诈骗犯罪与其他犯罪相比，作案手法简单，来钱省力，非法所得数额又较大。成千上万的大数额非法所得，对企图不劳而获，铤而走险的人员又具有无可估量的诱惑力。如果不对非法集资的诈骗者给予及时有力的打击，此类犯罪就会迅速蔓延，愈演愈烈。有鉴于此，对已经发生非法集资诈骗案件要组织人员积极侦察，快侦快破，依法严厉惩处，以儆效尤，震慑违法犯罪分子。严格执法，绝不手软，是有效预防此类犯罪活动的保障。对于集资诈骗现象，公安、检察、法院三部门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打击此类犯罪的重要性，进一步统一认识，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形成合力，切实履行打击犯罪的职责，以打促防，有力地震慑和遏止集资诈骗犯罪。

(二)人民群众防范集资诈骗犯罪的对策

1、要善于识别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手段花样翻新，种类繁多，但其根本点都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许诺的“投资回报”越高，兑付的比率就越低，投资风险也越高。广大群众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切勿为谎言所欺骗、为暴利所诱惑，坚守“天上不能掉馅饼”的理念。

2、是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往往打着政府支持的旗号，通过媒体广告强化宣传，利用亲友相互鼓动，广大群众应该充分认识这种手法只是一种商业行

为，不存在任何绝对“保险”的功效。因此，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防范投资风险。

3、要明白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有关法律规定，非法集资活动是违法犯罪行为，参与者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其损失国家不能代偿。

4、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当事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对以上访为名组织串联、煽动群众闹事者要依法严肃处理。

(三)建立打击经济犯罪的防控机制

我国对一般刑事犯罪的预防起步较早，体系比较完整。相比之下，经济犯罪的预防工作比较薄弱。根据司法实践，我们认为，预防集资诈骗等严重经济犯罪的重点：

1、是在公安机关内部做到上下联动，多警种配合，解决经侦部门孤军作战的问题。特别是对公安机关的基层部门，应仿效治安管理部门与基层派出所签订杜绝利用游戏机赌博责任状的形式，落实好责任制。在已侦破的集资诈骗案件调查工作中，发现有很多基层派出所对一些现象是了解的，但是觉得与本部门无关，又不知该如何去过问。这说明我们内部在经济犯罪防范机制建立上还不到位，经侦业务的触角还没有延伸到基层。因此要完善经侦工作信息系统，直到在基层派出所等部门设立经侦工作信息员，真正发挥公安机关在预防经济犯罪中的主力军作用。

2、是司法机关在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中要严格依法办事，坚决克服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的倾向。

3、是建立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与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部门、金融及其监管部门、政府招商引资等多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相互通报情况，沟通信息，各司其职，使集资诈骗犯罪得不到合法身份做掩护，真正建立起一种司法的、行政的和社会的防控体制。

4、是在全社会做好法制宣传工作，特别是对一些困难群体，要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工作，这是预防集资诈骗犯罪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第二篇：农村非法集资类犯罪特点、成因及防治对策

摘 要：近年来，全国各地非法集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中的农村连续发案，案值巨大，受害人众多，不仅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秩序，危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而且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为此，对该类型犯罪开展实证研究显得尤有必要。

关键词：非法集资；犯罪特点；犯罪成因；防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143-03

伴随国家各领域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经济始终处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中，农村经济日趋活跃，和经济相关的犯罪也因应产生，其中非法集资类犯罪最为典型，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显著的高发态势。为此，对该类型犯罪开展实证研究显得尤有必要，本文选取江苏兴化市农村非法集资犯罪为研究对象，试图发现该类型犯罪的性质和特点，探索有效的防范和打击策略，为今后预防此类案件发生，维护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现实的指导。

一、兴化市农村非法集资类犯罪调查

兴化县级市位于江苏省中部，辖区面积较大，人口众多。近年来，全市经济发展迅猛，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呈南高北低的态势，南部数个乡镇依托发展成熟的特色产业，经济实力位列全省乡镇经济排名前列，因为各种原因，这部分乡镇经济类型犯罪多发，其中以非法集资最为典型，已发的数个案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较大影响。通过查阅兴化市非法集资类案件卷宗，较清楚地了解到此类型犯罪的情况。

经调查，兴化市2009全年经济案件共立案26起，涉案金额1.1亿余元，案件受害人高达400余人；2010年立案10起，涉案金额1.8亿余元，涉及受害人100余人；2011年立案4起，涉案金额1.2亿余元，涉及受害人200余人；2012年至今受案3起，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涉及受害人100余人。从2009年至今，x市共立案43起，破案43起，抓获犯罪嫌疑46名，涉及金额4.5亿余元人民币，挽回损失3.3亿余元人民币。此43起案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39起、集资诈骗4起，通过研究分析，上述案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通过假借做生意的名目，或虚构实业项目，故意向受害者夸大未来实业收益，并许以高额利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在获得非法所得资金后，或因个人挥霍，或因投资失败，而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案发。此类案件涉案金额大，受害群众多，难以挽回经济损失，极易引发受害人社会不安定事件，如2011年该市南部z镇徐某、於某某编造在外投资办厂的谎言，在该市市区和z镇等地先后向20余人非法集资1000万余元后，因无力偿还而举家潜逃[1]。该市南部d镇刘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010年至2011年期间，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以办厂需要资金周转为由，用3%的月息从顾某某等50多人处借款2800余万元人民币，后因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刘某某举家外逃[2]。

2.以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兴化市南部d镇、g镇中小企业多，资金流量大，企业和个人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业务盛行，承兑汇票按规定要到期在银行兑现。在此过程中，不少企业为了快速回笼资金，寻找非法渠道贴现，给犯罪嫌疑人可趁之机。如g镇孙某某、何某某集资诈骗案，2010年11月1日至11月23日，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伙同犯罪嫌疑人孙某某，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以短期代用银行承兑、需要资金周转等为由，骗取同镇徐某某、王某、叶某某等群众的承兑汇票和现金，金额共达4200余万元，用于个人挥霍、买彩票、赌博等[3]。2010年11月27日，孙某某、何某某意识到无力偿还巨额债务，事情即将败露，遂携带部分集资款逃跑。又如d镇及g地区戴某某、朱某、徐某涉嫌非法经营一案，案中3名犯罪嫌疑人均系d镇、g镇单身离异女性，在2011年4月至2011年11月间，诱以30-40日按票面金额全额贴现的方式，向周边企业、个体业主大量收购银行承兑汇票再转手放给一些担保公司、急需资金周转的企业使用，后因资金链断裂，导致近百名债主、承兑汇票提供人不断上访、集访，至今仍有近1000万元债务无力偿还，给地区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再如g镇张某某非法经营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在2008年至2010年9月期间，为了偿还自己高利借贷形成的债务，以高额贴现利率为诱饵，向周边担保公司、企业、个人借取银行承兑汇票，并转手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套取资金偿还债务，由此恶性循环，最终造成100多名群众4000多万元经济损失无法挽回[4]。

3.农村合作银行清退的三农信息员、吸储员继续利用该身份向广大农民非法吸收存款，甚至高息借款。如g镇章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犯罪嫌疑人章某某原长期担任x市农村合作银行d镇支行的吸储员，2008年，在x市农村合作银行取消其吸储员资格后，仍以吸储员的身份向本村及周边村镇100余户村民非法吸储1200余万元，转手放贷后无法收回，造成受害群众巨大损失[5]。

4.以“标会”的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如x市城郊王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006年9月到2009年7月王某某采用“标会”的形式向300多人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0余万元，所造成的损失至今未挽回[6]。

二、兴化市农村地区非法集资类犯罪特点

（一）表现形式

1.操作手续简易。兴化市农村民间借贷一般是在亲戚朋友或熟人彼此介绍间，具有地缘性和亲缘性强的特点，借款期限事先基本确定，但也可临时通知收回，也可要求展期。一般获得资金只需数天，普遍以现金方式进行。

2.借款期限以短期为主。民间借贷的资金主要用于短期资金周转，加之利息相对较高，所以其期限以短期为主。借条上注明借款期限一般只有一、二个月，最长不超过6个月。

3.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专业化。随着民间资本借贷的增加，出现了专业中介人（放贷人）和中介组织。这些中介运用广泛的人脉资源及网络信息来拓展业务，借贷业务更具规模化和专业化。

（二）犯罪特点

1.犯罪时间周期长。犯罪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犯罪嫌疑人为了非法集资，在开始集资时按约支付高息，营造信誉度高的假象，以此吸收更多的集资资金，一般采用借东墙补西墙的手法长期作案，大范围地扩大集资数额。因非法集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数经营企业，一旦资金链断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受害人损失惨重。

2.犯罪手段欺骗性强。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非法集资时，以各种各样的投资为幌子，以高于银行同期利率3至5倍，甚至10多倍向身边的亲友、熟人及社会不特定人员集资，约定以月、半年或一年付息一次的方式，欺骗受害人。此外，犯罪嫌疑人向众多受害人集资时，往往想方设法不让受害人相互联系，致使受害人接连上当受骗。

3.受害成员身份复杂。犯罪嫌疑人为了达到大量集资的目的，往往先向亲友、职工等熟人集资，接着通过亲友的亲友，再进行集资。受害者中，有普通的生意人、社会闲杂人员、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打工人员等等。这些受害者受利益驱动，将自己积蓄或暂时闲置资金借给犯罪嫌疑人，有的向亲友、同学借款后，再转贷给犯罪嫌疑人，甚至为犯罪嫌疑人借款担保。

4.行为后果具有危害性。非法集资案件涉案金额比较大，涉及的受害者面广量大，因追赃挽损困难，极易引发上访、集访、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稳定。由于涉及到切身利益，受害人在讨债过程中往往会不择手段，极易发生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打砸抢等恶性案件。如果损失巨大、索债未果，受害人为了逃避现实矛盾，还有可能自杀等极端手段。

三、兴化市农村非法集资类犯罪成因分析

1.群众经不住高额利益的诱惑。群众手上有了闲置资金没有好的投资渠道，在银行利率偏低的情况下很多人经不住不法份子高利丰厚回报的诱惑性宣传，贪利和盲从的心理使不少群众放松警惕，冒巨大的风险投入。

2.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企业要发展生存，但国家从2007年后实行货币从紧的货币政策，企业贷款难，而民间借贷手续简单，方便灵活，尽管利息高很多企业只能选择民间借贷，这导致民间借贷越来越活跃，为集资类案件的发生提供了活跃土壤。

3.法律保障存在缺陷。就目前法律规范上讲，“放高利贷”尚未明确列入刑法打击范畴，民间高利借贷的收益为不正当利益，属于民法调整范围。打而无据，无从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间高利借贷的歪风，而当民间借贷受到损失求助公力时，不能完全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罪名，使得犯罪分子逃之夭夭。

4.监管工作存有缺失。对非法集资等地下金融活动的监督与管理涉及到银监、工商、经贸、公安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但全国尚未构建起各部门联动的针对各类非法集资活动的监管机制，各职能部门在目前的职责分工下无法对其履行有效的监管职责，不能形成监管打击合力，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各类非法集资活动的高发与蔓延。

四、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的困境与防范对策研究

当前，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作案手段多样，手法不断翻新，极具隐蔽性和欺诈性，公安部门在侦办此类案件时明显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困难：

首先是调查取证难。在非法集资案件中，最关键的证据是相关账目，因为只有账据才能完整地反映其经营状况、涉案金额和赃款去向。但是由于犯罪分子主观上对赃款“非法占用”的故意和意图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决定其做假账或隐匿、销毁账簿的可能性比较大。目前在认定犯罪数额时只能根据被骗群众提供的合同、收据、银行收账单等凭证来计算。但这种计算方式得出的犯罪数额并不全面，有些受害人不愿报案，认为如果犯罪分子被判刑，投资款就完了，认为犯罪分子只有不被判刑，将来才有可能还钱。同时由于被害人众多，对每一位被害人都要取证到位，工作量巨大。如今年兴化市发生的陈某某集资案，虽然陈已出逃国外，数十人也只有一人正式报案。同样今年发生的朱某集资案，竟然没有一位受害人愿意报案，只有一名担保人来报案。这给公安系统有效查处此类案件带来很大难度。

其次是追赃挽损难。大量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的赃款无法追回，损失得不到补偿，从而造成受害群众不满意的局面。其主要原因一是犯罪嫌疑人因经营不善，高利债务缠身，导致资金链断裂，遂想方设法集资，拆东墙补西墙，致债务越来越高，无力偿还；二是犯罪嫌疑人将集资款用于赌博、转放高利贷等非法活动，或用于其它高风险投资、挥霍等，导致血本无归，因此赃款难以追回。

再次是司法认定难。2011年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惩治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新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一条第（二）项之规定“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给公安系统侦办工作带来新的难点。如今年发生的g镇刘某某集资案，初步调查刘某某以开设的x市天荣服饰有限公司为平台向社会不特定100余人集资3000余万元，从现有证据看刘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条款中的公开宣传的规定，难以认定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刘某某逃跑前其公司在运转，且刘逃跑以后难以确定其非法占有集资款的故意，故对其集资行为目前不经深入调查获取一定证据，从法理上讲很难对其定性查处[7]。

非法集资类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金融管理秩序，而且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极大影响社会政治稳定。为此，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型经济犯罪，完善立法，强化司法，给民间正常融资提供适当、合理渠道，给犯罪活动以沉重打击。同时，要加强大力宣传民间资金安全防范常识，以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舆论效果的统一。研究认为，防范并处理非法集资类经济犯罪应重点把握以下4方面关键环节：

1.必须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整体工作格局。处置非法集资类事件的实践证明，离开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就难以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难以彻底化解矛盾。因此，必须建立“党委主导、政府主抓、属地主责、公安主掌”的整体处置工作格局。针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搭建处置领导班子，制定处置方案。在整体处置工作中，应当遵循6条指导性意见：一是要确立“低调组织排查，有效掌控事态”的工作方式；二是要确定“主动介入，控制态势，冒出一个，妥善化解一个，依法处置一个”的工作方针；三是要确定“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减少存量、防止增量”的工作方法；四是要确立“控制在局部，化解在基层”的工作策略；五是要确立“自我清理为主、政府帮助为辅”的财产清算工作模式。六是要确定“积极应对，正面为主”的宣传基调。2.必须坚持部门分工负责的联动工作机制。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刑事、民事范畴，涉及税务、银行、工商等领域，依靠单个部门处置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部门围绕自身的职责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涉案地方党委政府应该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摸清债权债务基本情况，妥善处置或化解那些容易化解的借贷纠纷，制定处置方案，同时切实做好社会面的稳控工作，减少信访、上访事件的发生。属地派出所应该利用触角深、信息灵的优势主动排查线索，随时掌握最新事态，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做好稳控等各项工作。法院要及时审理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件，对需先行保存财产的要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以减少受害人的损失。凡是涉及税务、银行、工商需要配合的事项，税务、银行、工商等部门要主动介入，全力配合调查和处置工作。相关各部门要相互联系沟通，加强信息交流，共同制定方案、共同商讨对策、共同做好分工负责的事项。

3.必须坚持以公安为主体的查案打击工作机制。公安机关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履行法定职责，采取扎实有效措施，严厉打击此类犯罪。查处此类案件过程中，要针对案件的客观态势，有针对性地设立一个防范处置工作室和情报研判、面上排摸、查出指导、打击侦办、现场处置、舆情应对等6个工作组。经侦、刑侦、治安、网监等警种参与作战，形成合力，严打经济犯罪及其次生的暴力讨债、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对涉案金额巨大，涉及人数众多，作案人有可能携款逃跑的，经侦部门及时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迅速查封、冻结集资财产，防止其被隐匿、转移或流失，并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与相关部门共同积极做好受害群众的稳定工作。

4.必须坚持多层面、深层次的宣传防范工作机制。一方面要争取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支持，开展多层次、多角度宣传，让广大群众知道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什么是集资诈骗，以及其社会的危害性，以案说法，使广大群众识别其犯罪手法，提高民间资金的安全防范能力。同时，要广泛宣传打击非法集资、暴力讨债、非法拘禁、恶意欠薪、哄抢企业财务、堵塞交通、网络造谣等典型案例，震慑犯罪，弘扬法制。另一方面要联合社区、村组和单位，运用广场宣传、发放宣传材料、进村入户宣传、开设法制课堂等传统形式，让群众面对面地接受教育。

当下非法集资案件多，其中有很多因素，文中立论立足于公安工作分析其原因并且提出打防措施。真正要有效遏制非法集资犯罪，还有赖于全社会来努力构建预防非法集资犯罪的网络。

第三篇：浅谈我县婚姻诈骗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防范对策

今年以来，我县共发生婚姻诈骗案件6起，较去年同期上升50%，婚姻诈骗犯罪案件在我县呈上升势头。笔者结合我局侦破婚姻诈骗案件的情况，就我县婚姻诈骗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防范对策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当前我县婚姻诈骗犯罪的特点

婚姻诈骗俗称“放鸽子”，是以假结婚为名，骗取男方彩礼钱后，借机逃跑以骗取钱财的行为。从我县发

生的婚姻诈骗犯罪案件来看，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诈骗金额大。从我县发生的6起婚姻诈骗案件来看，诈骗金额最少的也有6000元，最多的达22000元。

（二）成功率高。今年我县发生的6起婚姻诈骗案件只有1起未遂，其它全部成功。

（三）作案人员多为少数民族妇女。从我县发生的婚姻诈骗案件来看，作案人员主要来自云南、广西等经济不发达地区。

（四）侵害对象多为农村单身男子。今年我县发生的6起案件全部在南部农村山区，侵害对象多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单身男子。

（五）多系团伙作案，相互分工明确。婚姻诈骗犯罪团伙一般由3-5人组成，有待嫁的“女儿”即：一名年轻女子充当“鸽子”；有同路尽职的“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即：1-2名同伙充当“亲属团；有来自本地的“媒人”，即：一名本地人员或者曾在上述地区务工与当地人结识或与当地有亲戚关系的人充当“媒人”。他们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利用“媒人”或者亲戚身份物色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因在相貌、智力等方面有缺陷而找不到对象或者是经济条件不好在当地娶不起妻子的单身男性作为目标。物色好目标后，让同伙送来“鸽子”，“媒人”带“鸽子”上门相亲，大多以父母有病缺钱、家庭遭受灾害，想通过找个对象，要点彩礼给家庭经济支持，或者以路途较远回家不易，让男方多拿钱给娘家做彩礼、给父母的赡养费等为借口，使受害者信以为真，送上大量现金给“亲属团”，“亲属团”得手后立即“回家”。留守的“鸽子”利用各种手段逐渐让受害人失去警惕，一旦找到时机立即逃走。

二、婚姻诈骗犯罪的形成成因

（一）家庭经济困难。我县经济不够发达，在村中迎娶困难的适龄男青年基本上都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加之受“嫁个有钱人”等思想的影响，本地女青年多嫁到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单身男子只有靠人介绍对象，这就给犯罪分子实施婚姻诈骗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男女比例失调。当前，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我县尤其是农村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一批大龄男青年很难找到合适的女子为妻，加之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但自身在身体或精神上有缺陷的男青年，无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婚龄女子，花一笔钱买妻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也给婚姻诈骗犯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三）法律意识淡薄。当前，我县农村偏僻地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一些人甚至认为花点钱买个媳妇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另有一部分人容易被本地作案成员“媒人”的承诺所迷惑，认为即使出问题也可以找到对方要回所花的钱款，最终造成受害人人财两空。

（四）防范意识不强。婚姻诈骗犯罪团伙通过花言巧语，甚至利用假的身份证明办理结婚证，以致使受害人认为“鸽子”确实是自愿嫁到此地来的，从而使受害人失去警惕性，难以防范。

三、打击和预防婚姻诈骗犯罪的对策

（一）要保持对婚姻诈骗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婚姻诈骗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抓捕过早，交易尚未进行，案件不宜定性，导致证据不足放人，若抓捕太晚，破案不及时，部分交易完成，大部分犯罪分子已经逃脱，只抓捕假装嫁人的留守“鸽子”，可能会出现“鸽子”状告被拐卖，反咬一口的两难情况，甚至钱物已经转移，受害人人财两空，信访的可能性也很大。因此，必须抓住最佳战机，迅速出击，做到人赃俱获。如我局今年3月在侦破涩港柳其香婚姻诈骗案件中，专案组及时捕捉战机，在对其犯罪事实进行查证属实后，参战民警在其交易地秘密布控，在犯罪嫌疑人实施诈骗得手正准备逃走时，将“鸽子”及其同伙共4人一网打尽，进而迅速查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犯罪事实清楚，既避免了犯罪嫌疑人推诿狡辩逃脱法律的制裁，也及时为受害人挽回了近万元的经济损失。

（二）各部门要协作配合，做到防范于未然。一是公安机关尤其是辖区派出所在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派出所管片民警要经常深入村组，在了解社会治安动态的同时，注意外来人员的动向，摸清其真实身份、来到当地的意图及接触人员等活动情况，需要办理暂住手续的，一律详细登记造册；二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在农村，邻里之间有成人之美的想法，婚姻诈骗案件在案发前受害人及其亲属、邻居都帮助隐瞒，加大了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掌控的难度。因此，当地的基层组织要对本村的外来人员进行掌握，特别是举行婚礼的外来人员，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报后要迅速调查

第四篇：金融诈骗成因及防治对策

金融诈骗成因及防治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丰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金融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是金融领域的犯罪案什也显上升趋势，其中以金融诈骗最为强劲。会融诈骗数额巨大，波及面广，严重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及金融秩序。1993年沈太福非法且带欺诈性集资10亿元及中同农业银行河北省衡水支行涉及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欺诈案对司法部门和金融部门敲响了警钟一一开展反金融诈骗的斗争势在必行。1994年5月25日，朱容基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召开“三防一保”电话会议，在金融系统部署全面开展防范、打击金融诈骗。1995年金融诈骗被列为国家重点打击的犯罪。1997年新修改的刑法典与将“金融诈骗罪”做专节规定。这都表明我国反金融诈骗的斗争已逐步深入。但是，要尽可能地遏制此类犯罪，必须从根本上剖析其成因，以便更有效地对其进行提防和打击。

一、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

金融诈骗，理论界目前尚无统一定义。简言之，即是发生在资金融通过程中触犯刑律、应受刑罚的诈骗行为。它与传统财产型诈骗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新《刑法》规定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保险诈骗可以是个人犯罪，也可以是单位犯罪。

2．客体是复杂客体，具有双重性。金融诈骗在侵害财产权利的同时也侵害了金融秩序。

3．标的为有形标的和无形标的，即金融资金和金融信用。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多数直接目的是骗取资金，也有少数骗取银行开具保函、托收凭证等文件、票据，到第三者处招摇撞骗，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誉。

4．金融诈骗载体为职业关系。一般表现为银行与政府间行政关系，银行与银行间业务关系，银行与客户间信用关系。

5．行为呈专业化、智能化、隐蔽性强的特点。

二、当前金融诈骗犯罪滋长的原因

1.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不平衡。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除按劳分配外，还存在着个人劳动所得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在这种并非单一的分配方式条件下，个人收入的不平衡是难以避免的。目前，我国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已形成，同时，这种主体间利益过度分化和利益间不平衡状态的加剧，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如果人们不根据现实条件和自身条件一味追求高需求，当现实条件和自身条件不能满足行为人通过正当合法途径来实现这一需求时，便不可避免步人犯罪行列。

2.金融法制跟不上金融市场发展速度，呈相对滞后状态。，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交易工具和规模发展迅速，但是，金融法制不完备，预防乏力，打击不力。如典当行业没有统一规范；期货、期权交易混乱，缺乏规范性法规制止其投机性。

3．金融系统自身建设薄弱及金融工具自身固有缺陷。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金融机构管理制度不完善。从业人员素质低，有章不循，甚至与犯罪分了内外勾结，共同作案。同时，金融工具本身所特有的缺陷成为犯罪分子的利用手段。例如，信用证具有与基础贸易相分离的独立性。因而，银行处理信用证业务时，只对单据文字表面一致性进行审查而对外付款。当商业一方与诈骗方签订合约，跟单信用证只作为商业交易办法付款，它无法充当”警察”来阻止诈骗发生。

4．金融诈骗是竞争文化的消极产物。社会主义中国，存在商品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应地就有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交换价值观念、功利观念、竞争观念、风险观念等。存这些观念支配下，各个商品经济活动的参加者都希望以最少的投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大利润。因而，商品市场上所展示的是激烈的竞争。而竞争本身的合理性又使得许多人以牺牲他人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国内目前各种欺诈型金融犯罪，伪造型金融犯罪都集中反映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本位思想和利己动机。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业的发展，金融诈骗多数来自于外方。例如，中国银行所经历的八年卢森堡案即源于外商伪造单据骗取国内单位货款案。此类现象的出现，同样是竞争文化的负面效应。美国犯罪学家塞林(T．sellin)认为，犯罪不是纯粹个人之间冲突或相互攻击的结果，而是个人所遵循的不同文化规范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在西方竞争文化意识中，个人为生存竞争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不应视为自私自利或消极，而应视为积极的、建设性行为。所以，通过诈骗获取财富上的成功，比没有获得成功更道德、更有价值。而在中国传统的以善为本的文化熏陶下，我国商贸家在对外贸易中易以善意理解贸易伙伴，风险意识不强，轻信对方，致使自己大跌跟斗。

三、金融诈骗防治对策

(一)重点是预防

预防是防止金融诈骗犯罪行为的发生，将其控制在“未然”状态，以避免由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对社会而言，预防犯罪实践是一种投入，这种投入应既经济又有效。，围绕以上成因，现提出如下预防措施。

1．法律预防，包括立法预防和司法预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防治金融诈骗首推完善刑事立法。完善刑事立法具体工作有：第一、理顺刑法与金融法律、法规相协调关系，保证法律的统一性、完整件。刑法典是打击犯罪的总规。同时，在金融法规中制定完整科学的刑事条款，是完善刑事法律体系，惩罚金融犯罪的需要。所以，笔者认为，理顺两者的关系，是指金融法规中的刑事责任条款规定的刑事违法行为在刑法典中应有可适用的相对应具体条款，以确保准确有效打击金融犯罪分子。保护金融法规的权威性。我国新《刑法》的出台，弥补了旧《刑法》与金融法规不协调的缺陷。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第103条规定：”有下列票据欺诈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变造票据的；(二)故意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的……”当时，规定共列举的七种票据欺诈行为在刑法规范中根本无可适用的相应条款。而新刑法典却对此做了具体而精确规范，将此七种票据欺诈行为按行为侵害客体不同，分列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中，真正体现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刑事立法要使”确认立法”加强其超前性。传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以保证法律的现实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我国新刑法典对证券市场现货交易的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犯罪行为作了规定，而对期货交易、期权交易活动种形成的诈骗犯罪尚为作预见性的规定。是否当期货诈骗形成气候时，又对新刑法典进行一次添补呢?

第三、加强金融刑事法规解释。新《刑法》对“金融诈骗罪”只作原则性规定，对数额档次及“其它严重情形”没有作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53次会议讨论通过《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抽象性所做的解释。今后，对金融诈骗案件的审理可参考适用。但这种司法解释必定不同于立法解释。笔者建义在制定相关的金融刑事法规时，应由立法机关作出适当解释，以便司法机关准而快地打击犯罪。

第四、完善金融立法。金融活动只有以法律来规范才能健康有序地进行。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颁布，我国金融业发展逐步进入规范化、法制化。证券期货市场是我国新兴的资本市场，仅有《关于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的行政法规和刑法的零星规定，还不足以制止证券期货诈骗及各种违规现象。制定《证券法》、《典当条例》、《金融租赁条例》等法律法规势在必行。其次，加强经济司法活动。“有法必依”是实现法治的关键环节，能使金融业有序健康发展，遏制金融诈骗犯罪，当然离不开司法部门的监督。公、检、法机关经常办理各种金融诈骗案件，应及时将金融诈骗的状况、动态及预防金融诈骗的经验教训反馈给金融机关，帮助它们及时调整和改进预防措施。

2．社会预防。金融诈骗犯罪波及面广，仅依靠立法、司法预防是不够的，它需要公民、基层组织、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参与进行综合治理，司法部门和金融部门应对金融诈骗严重性进行宣传，普及和提高公民识别和预防金融诈骗的能力，避免在集资诈骗等非法活动中受蒙骗。社会预防除了加强人们的观念以外，还应通过工商行政机关、公证机关、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其职能，尽可能地截阻金融诈骗的发生。

3.行业防范和技术防范。许多金融诈骗得逞源于金融系统自身建设薄弱和防伪技术落后。因而金融系统应从内外部加强自身建设，尽可能防止金融诈骗得手。

（1)外部监管。即是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金融机关应严格监管金融活动，建立权威性资信评估机构，参与投资、货款、贸易等活动的资信评估，对资信极差或有前科的企业，及时进行登记并公布。

(2)内部监管。第一，加强从业人员的素质和岗位培训。第二，强化内部的法律事务工作；目前，我国大部分二级分行都没有相应的法律事务工作机构，金融系统内部的法律事务工作仍处“消防队”位置，这显然是不利于防范金融诈骗的。

(3)业务上，实行日常稽核和定期专项稽核，保证会计操作规范性、严密性和审计独立性。

(4)健全主要经营业务管理审批制度。金融系统经营放贷业务、投资业务等，如无相应管理规章或制定了管理规章而没有确实执行，都易造成金融诈骗不法分子趁虚而入。所以．金融系统应健全主要经营业务管理审批制度并确保执行。如放贷业务，应实行三查(调查管理、审查认定、检查监测)与审贷职能分离，建立信贷风险评论估，即对企业属AAA、AA等级的，可给予信用贷款，而对AB、BB、BBB等级的，则给予抵押贷款。

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金融诈骗是全球性趋势。因而，应采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预防金融诈骗。第一，提高防伪技术，传统的磁卡性信用卡易伪造，可研制带有集成电路信用卡，它储存了特殊密码和更多的保密资料，使用科学、方便、更安全；第二，采用先进鉴别技术，对伪造、变造的票据、印章可采用紫外线灯、蓝光灯等仪器通过透光或碘熏等方法进行鉴别。

(二)惩罚金融诈骗犯罪

1．我国新刑法典的惩罚方法。1997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吸纳了1995年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有关刑事责任之规定，为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1)采用自由刑、生命刑与财产刑并科的处罚方法。新刑法规定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伪造有价证券诈骗及保险诈骗七种金融诈骗罪。除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最高刑规定为生命刑外，其余的最高刑均为无期徒刑，这是符合经济犯罪处罚的罪刑相当原则的。即刑罚应符合威慑犯罪分子的要求。金融诈骗作为一种特殊诈骗犯罪，是从财产型诈骗犯罪游离出来的，相应提高其法定刑，是严厉打击和遏制此类犯罪的有力措举。同时，此类犯罪的各罪按危害程度不同，分别科以自由刑成生命刑，排除了有些专家学者“一律使用生命刑方足以制裁和遏制金融诈骗犯罪”的偏激观点，又符合刑法“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财产刑在惩罚经济犯罪中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这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付手段。我国以往的刑事立法对财产刑一般采用“可以并处”的方法，这不足以制止经济犯罪分子的贪利成性。新刑法典对金融诈骗采取财产刑与自由刑或生命刑并处的惩罚方法，即判处自由刑或生命刑同时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惩罚经济犯罪的有效性原则。

(2)对违法犯罪的单位进行处罚。新刑法典确认了单位犯罪，对金融诈骗中可能出现单位犯罪的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规定了双罚制。这是由金融诈骗犯罪主体由单一化向集团化发展的特点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8条第二款对保险事故中介人(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违规操作以“保险诈骗共犯”论处，这一规定，从积极意义讲，督促金融活动中的行为人、中介人在相关的金融活动中应依法尽职尽责，从而保证整个金融业有序健康发展。笔者认为，这一精神在今后立法种应予以扩充，如在处理信用证业务时，银行没有对单据真实性负责的义务，即使在开证行付款前，开证申请人以悉知诈骗，也无法通过银行及时制止诈骗发生。如果我国刑法强制规定中介组织的必要义务，相信金融诈骗得手的机会可减少许多。

2．借鉴国外反金融诈骗的经验金融业越发达的国家，金融诈骗越厉害。西方发达国家在反金融诈骗斗争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对我国有一定借鉴意义。

(1)资格刑对金融诈骗犯罪的适用。资格刑就是指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是剥夺政治权利，这与金融诈骗无缘。金融诈骗是发生于资金融通过程中的犯罪。无论自然人或法人只有依法具有一定民事权利能力才可能在此经济领域活动．如果其丧失某种法定民事权利则不能在参与金融活动。因而，对有关利用其从事金融业务之便进行金融诈骗的行为人，应对其服刑完毕后所从事的职业进行限制，即禁止从事与犯罪前职业相同或相似的职业或容易再犯的职业。法国1991年12月30日第91一B82号法律(支票法的修改法)规定，对信用诈骗，法院还可判处在不超过5年的期限内禁止行使刑法典第136—28条规定的公民权、民事权及家庭权。根据我国新刑法典有关规定金融诈骗犯罪分子除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应当剥夺一定的公民权和职务权利外，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则不可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同时新刑法典未将禁止从事有关特定职业包括在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之列，这都不利于刑法发挥其预防和惩罚金融诈骗犯罪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行政处罚，我国是有关于取消某种从业资格的规定的。例如，《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规定，发行人在发行证券中有内幕交易行为或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从事证券业的机构有操纵市场行为或与虚假陈述有关的直接责任人员，可取消其发行证券资格或撤消其证券经营业务许可、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或资格。但行政处罚效力毕竟不能等同于刑罚效力，如果将禁止事有关特定职业列入刑罚资格刑内容中，相信有恃无恐的金融犯罪，特别是证劵期货证券犯罪会大大减少。

(2)加大对虚假陈述金融诈骗的打击力度。目前，理论界将金融诈骗分为虚假陈述金融诈骗和非法占有金融诈骗。前者以非法获利为目的，而后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我同刑法典规定的金融诈骗均属于非法占有金融诈骗。因而，从严格意义讲，我国对虚假陈述金融诈骗立法尚处空白。但是，新《刑法》“妨害对公司仓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虚报注册资本取得公司登记，制作虚假文书募集资金或提供虚假信息诱骗投资的欺诈行为之规定，这实质上是虚假陈述金融诈骗，此种犯罪行为严重违背了金融活动的诚信原则，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特别是在投机性的证券市场上，虚假陈述足以破坏整个市场运作，危害性较大。《德国刑法典》第265条中规定“就有利于贷款人且对其申清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状况提出虚假的或不完全报告”或”资料或报告所表明的经济状况未就经济变化作出报告，而其对申请的决定又非常重要的”属于信贷诈骗罪。可见，德国贷款诈骗是虚假陈述金融诈骗，而我国贷款诈骗则是非法占有金融诈骗。如果只将非法占有金融诈骗规定为犯罪，而这种犯罪在构成要件上要求发生一定结果，并且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往往难以证明，就会造成刑事追诉上的困难，甚至徒劳无功。在这种情况下，将虚假陈述金融诈骗规定为犯罪，有利于惩治隐蔽性欺诈行为，以免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维护金融秩序不受非法侵害。因而，对易发生虚假陈述金融欺诈行为领域(特别是证券业)，应立法将此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加大对其打击力度，保证金融活动有序顺利进行。

3．加强国际协作，引渡罪犯，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引渡罪犯，是国际法上依条约对逃往缔约国的罪犯引渡回本国进行审理处罚的原则。鉴于目前金融诈骗犯罪是国际集团化的趋势，而且各国对金融诈骗犯罪的态度和惩处做法不一致，如果国内犯罪分子为规避处罚而外逃，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协作及国际法的引渡原则，对金融诈骗犯罪分子进行打击。

第五篇：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特点、成因及预防

浅析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特点、成因及预防对

策

时间：2015-12-08 作者：潘俊成 李贵平

新闻来源：中国职务犯罪预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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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扶贫开发领域资金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该领域职务犯罪呈多发频发趋势。以湖南省通道县为例，近年来检察院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绝大多数都与扶贫开发、民政救济有一定关联，这不但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了新农村建设步伐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笔者现就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特征、成因进行深入分析，为预防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提供参考。

一、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特点

（一）犯罪主体多为村干部。由于一些村村务公开等同虚设、管理缺乏透明度，导致村书记、村主任权力过分集中，部分村支部书记把持财经权、审批权，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经村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就独断专行，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他们利用自身职务的便利，要么独断专横、独吞财物，要么相互勾结、合伙作案，致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和会计单独或共同贪污，办一案、挖一窝、带一串的群腐现象屡见不鲜。据悉，该院近三年来查办的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涉案人员分布情况为：村干部（包括村书记、村主任、村文书或会计）共16人，占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总人数的63%。

（二）犯罪类型涉及罪名集中。从犯罪罪名看，在扶贫开发项目资金或者在申报扶贫开发项目中贪污、挪用公款案件占近年查办的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主导，日益成为查办与预防基层职务犯罪的重点。在基层工作中，政府存在大量工作需要村委会及村干部予以协助，在协助扶贫工作过程中村干部就具备了相应的职权，就具备了贪污和挪用公款的条件。

（三）犯罪手段直接、简单。由于基层村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工作方式直接、简单，法纪意识淡薄，一般都直接采取收受、索取或者打白条抵账、收入不入账、重复报销、虚列开支、冒领骗取等手段进行贪污，公然将扶贫资金据为已有。

（四）从犯罪后果看社会危害性大。由于村干部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往往损害的是村民的切身利益，村民知晓村干部发生贪污腐败后会引起强烈反感，甚至会发生集体上访或群体性事件，致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成因分析

（一）文化素质偏低，宗旨意识薄弱。由于绝大多数农村村干部是初、高中毕业，甚至是小学文化，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官僚主义作风根深蒂固，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缺乏正确认识，导致不少村干部认为自己在村里做了一些事情，就应当得到一些东西。该院在办案中发现，部分村干部认为去申报扶贫开发项目辛苦，用一些钱理所当然，甚至存在申报下来的扶贫资金就是自己个人所有的想法；有的村开会决定谁申报下来扶贫资金就有多少分成的情况；还有的村干部认为当村干部就是为了发财，将申报项目叫“跑项目”，当生意在经营，把国家扶贫资金公然占为已有，用于个人享受、挥霍。

（二）政策宣传不到位。乡镇干部及相关职能部门扶贫工作人员，在宣传惠民扶贫开发救济政策工作中存在宣传不到位的问题，致使村干部对于扶贫开发政策一知半解，受益群众更是无法知晓扶贫开发政策文件的内容。该院在查办相关案件中发现，大部分的村干部对于“两项制度”（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扶贫开发政策扩大试点工作）的内容是什么、申报的是哪一等情况不清楚，只知道申报了国家就发钱，仅有少部分村民知道“两项制度”扶贫资金的事情，对于有多少钱、什么时候下发都不清楚。

（三）村级民主制度不完善。依照申报扶贫开发项目文件的要求，申报项目人选需要首先经村民主评议、评审，但是由于目前村级民主监督制度的不完善，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大量的不经民主评议、评审，村干部就私下做决定的情况。申报资料没有评议、评审及会议记录或是造假现象严重造成村民对于发放扶贫开发资金没有认同感，村民常报怨：“国家那么多好政策（发那么多钱），结果一分钱都看不到”的现象屡见不鲜，村干部没有把国家的扶贫开发项目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四)审查制度形同虚设。该院在查办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虽然国家在扶贫开发项目制度上的设计相对完善，但是执行过程中审查人员把关不严格、制度形同虚设，“张冠李戴”、虚报冒领、重复申报，会议记录造假等现象严重。村乡（镇）与相关部门扶贫工作人员在审查过程中不深入基层、责任心不强，存在“拍胸脯”申报、坐办公室“拍脑门”审批的情况。

（五）监督落实制度缺位。乡镇干部或者相关部门的扶贫工作人员对扶贫开发项目资金的监管不深入，在实践工作中往往只是派发任务、拨款了事，扶贫开发项目资金是否真正落实到所申报的项目上即扶贫资金的到位监督严重缺位。如在“两项制度”扶贫资金管理过程中，虽然采取直接把扶贫开发项目资金打入村民个人银行账户（存折）的办法，但是扶贫存折是否实际发到每位村民手中并没有监督落实到位。

三、预防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高发态势，要想从根本上预防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的发生，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对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宣传教育力度，构筑思想道德防线。一是加强村干部的廉政教育。相关部门要结合农村工作的实际情况，深入开展廉洁自律教育、廉洁从政教育，通过播放警示教育专题片、“正风提效”工程、纪律教育学习月等活动，让其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权力应服务于人民，提醒村干部严格遵守廉政制度、筑牢防腐思想防线；二是加强法治教育培训。相关部门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村干部进行财务知识、法律知识培训，坚持每年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集中教育培训，采取多种形式对他们进行廉政教育和法治培训，并聘请法律专家开展法律知识讲座；邀请政法机关单位开展“送法下乡”活动，进行普法宣传，增强村干部的法治观念。

（二）完善监督机制，提升制约效力。一是乡镇政府要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力度，对村干部受委托从事公务的情况进行跟踪和检查，切实防止村干部在受委托从事公务的过程中谋私利，对坐在办公室里“拍脑门”审批的扶贫工作人员追究相应责任；二是强化村务公开，加大群众监督力度。坚持每月、每季或逢重大事项及时向村民张榜公示，对于村级政务、财务等重大事务，尤其是公开国家下拨的专项资金、惠农资金的收支、发放情况的工作制度，要真实、全面地向村民公布；三是加强政策宣传。加大对农村扶贫开发政策的宣传力度，拓宽人民群众的知情面，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乡镇、村寨及广电）、报纸、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将国家扶贫开发的政策传达给每一位农户。

（三）坚持“标本兼治、惩防结合”的方针，加大打击预防力度。对村干部发生职务犯罪案件触犯法律法规的，该立案的立案、该查处的查处，绝不姑息迁就、心慈手软，特别是对群众意见大、多次上访，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情况，检察机关要依法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群众反馈。对不构成犯罪的违纪案件，也要将查处结果向群众公开，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化解干群矛盾，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提高村干部待遇，减少诱发职务犯罪的因素。相关部门要加强配套资金落实，针对在扶贫开发管理工作中确实需要的配套资金，如在发动、组织实施、项目推进、核查落实、数据上报、工作协调工作中村干部所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由政府配套资金落实，并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同时，要适当提高村干部的固定工资，固定工资应与基层党政机关一般干部持平，并建立定期增资机制，确保村干部工资不拖延、不折扣、不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