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释（2002）29号未及问题的探讨

第一篇：对法释（2002）29号未及问题的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和发展，对作为一国之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等制度进行改革的实际要求和呼声也日益强烈，并且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和我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司法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工作。司法改革是一个庞大的课题，也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其不仅涉及面宽广，而且是深层次的变

革。陪审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个近来备受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李鹏委员长在1998年谈到司法改革时指出：“要实行人民陪审制度，这也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近来，众多学者与实务部门的工作者们就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提出了多种观点和想法：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应该被废除。因为我为的人民陪审制度其设立之本意是作为人民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一种民主形式，但由于受历史传统，制度的构建以及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实践与本意相去甚远，致使陪审制度徒具形式。一项形同虚设的法律制度长期存在，对于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会是一种极大的嘲讽，对于法治社会的形成则有百害而无一利，故应该对该制度予以废止。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立法应当缓行。他们认为从陪审制度发展的国际潮流来看，陪审制度正呈现出一种普遍的衰微趋势；从陪审制的法律依据来看，我国的陪审制度缺乏宪法基础；从陪审制的现实运作来看，我国的陪制度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并且由于实行陪审员制度所要求的社会条件较高，对公民的整体素质的社会氛围有很大的要求，而在当今尚未完全“开化”的中国，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让部分老百姓参与陪审，他们也难真正体验出陪审制的好处来。同时，从司法体制来看，现在一些制度设置的不合理最终使该制度流于形式。故他们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应当缓行。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虽然我国目前的人民陪审制度还有较大的欠缺，但只要将其进行一些改革和完善则可使它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当务之急不应是草草将其摒弃，而应是对其进行改革和革新，以使其能焕发新的活力。一我本人则同意第三种观点。虽然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中仍然有存在的价值，我们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和需要适时的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而不能因其暂时的不适应而因噎废食。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陪审制度的历史渊源。陪审制度最早起源于欧洲奴隶制时期的雅典和罗马。当时在雅典设置了被称之为“赫里埃”的公民陪审法庭，后来罗马也设置了类似的陪审法庭，这些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刑事案件。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最早产生于公元11世纪的英国，当时其陪审团是起证人作用的调查审团，其宗旨不在于司法审判，而是国王对地方加强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公布，使陪审团制度得以发生质的变化。按照《自由大宪章》的规定：人民有接受与自己同等人审判的权利。这一规定促使陪审团从起诉职能转向审判职能。此后，随着两种法系——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在这两种不同的法系中又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陪审制度，即参审制（大陆法系）和陪审团制度（英美法系）。这两种陪审制度也是当今世陪审制度的主流，为众多国家所采用。其次，我们再看陪审制度在我国的历史发展。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起源于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有关法律规定。在1931年江西革命根据地颁布的《裁判条例》已具体规定了陪审员参加审判的制度，其主要沿习的是原苏联的模式。新中国建国之初，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审判制度最早出现在《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宪法性的文件中，该文件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当时该制度的建立只是为了让人民获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心理满足，而并没有司法民主和权力制约的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建立人民陪审制度也还没有制约法官和防止司法腐败的意义和要求。随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陪审制度逐渐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群众专政”的象征，而不再具有初始建立时的意义。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人民障审制度实际上已经被抛弃，只剩下形式上的存在，其只被规定于人民法院组织法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通过人民法院组织法、诉讼法等恢复（也可以说是再次确立）了人民陪审制度，但该制度始终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致于人民陪审制度在我国日渐衰微，难以有所作。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现状。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在名称上与英美法系相似，但在其实际内容上主要沿习了原苏联的模式，而原苏联的陪审制又是在借鉴法国、德国的参审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国人民陪审制度主要与大陆法系国家相似，即没有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陪审员是怀法官组成合议庭参与审判，其本身并不独立地进行审判。由于我国相关理论和制度的不完善和不配套，以至人民陪审制度在实务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以下几点经较突出

第二篇：对法释（2002）29号未及问题的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和发展，对作为一国之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等制度进行改革的实际要求和呼声也日益强烈，并且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和我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司法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工作。司法改革是一个庞大的课题，也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其不仅涉及面宽广，而且是深层次的变革。陪审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个近来备受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李鹏委员长在1998年谈到司法改革时指出：“要实行人民陪审制度，这也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近来，众多学者与实务部门的工作者们就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提出了多种观点和想法：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应该被废除。因为我为的人民陪审制度其设立之本意是作为人民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一种民主形式，但由于受历史传统，制度的构建以及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实践与本意相去甚远，致使陪审制度徒具形式。一项形同虚设的法律制度长期存在，对于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会是一种极大的嘲讽，对于法治社会的形成则有百害而无一利，故应该对该制度予以废止。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立法应当缓行。他们认为从陪审制度发展的国际潮流来看，陪审制度正呈现出一种普遍的衰微趋势；从陪审制的法律依据来看，我国的陪审制度缺乏宪法基础；从陪审制的现实运作来看，我国的陪制度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并且由于实行陪审员制度所要求的社会条件较高，对公民的整体素质的社会氛围有很大的要求，而在当今尚未完全“开化”的中国，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让部分老百姓参与陪审，他们也难真正体验出陪审制的好处来。同时，从司法体制来看，现在一些制度设置的不合理最终使该制度流于形式。故他们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应当缓行。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虽然我国目前的人民陪审制度还有较大的欠缺，但只要将其进行一些改革和完善则可使它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当务之急不应是草草将其摒弃，而应是对其进行改革和革新，以使其能焕发新的活力。一我本人则同意第三种观点。虽然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中仍然有存在的价值，我们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和需要适时的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而不能因其暂时的不适应而因噎废食。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陪审制度的历史渊源。陪审制度最早起源于欧洲奴隶制时期的雅典和罗马。当时在雅典设置了被称之为“赫里埃”的公民陪审法庭，后来罗马也设置了类似的陪审法庭，这些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刑事案件。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最早产生于公元11世纪的英国，当时其陪审团是起证人作用的调查审团，其宗旨不在于司法审判，而是国王对地方加强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公布，使陪审团制度得以发生质的变化。按照《自由大宪章》的规定：人民有接受与自己同等人审判的权利。这一规定促使陪审团从起诉职能转向审判职能。此后，随着两种法系——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在这两种不同的法系中又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陪审制度，即参审制（大陆法系）和陪审团制度（英美法系）。这两种陪审制度也是当今世陪审制度的主流，为众多国家所采用。其次，我们再看陪审制度在我国的历史发展。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起源于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有关法律规定。在1931年江西革命根据地颁布的《裁判条例》已具体规定了陪审员参加审判的制度，其主要沿习的是原苏联的模式。新中国建国之初，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审判制度最早出现在《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宪法性的文件中，该文件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当时该制度的建立只是为了让人民获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心理满足，而并没有司法民主和权力制约的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建立人民陪审制度也还没有制约法官和防止司法～的意义和要求。随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陪审制度逐渐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群众专政”的象征，而不再具有初始建立时的意义。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人民障审制度实际上已经被抛弃，只剩下形式上的存在，其只被规定于人民法院组织法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通过人民法院组织法、诉讼法等恢复（也可以说是再次确立）了人民陪审制度，但该制度始终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致于人民陪审制度在我国日渐衰微，难以有所作。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现状。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在名称上与英美法系相似，但在其实际内容上主要沿习了原苏联的模式，而原苏联的陪审制又是在借鉴法国、德国的参审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国人民陪审制度主要与大陆法系国家相似，即没有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陪审员是怀法官组成合议庭参与审判，其本身并不独立地进行审判。由于我国相关理论和制度的不完善和不配套，以至人民陪审制度在实务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以下几点经较突出：（1）在立法上，仅将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协助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审判活动的制度体现，若说其是“陪审”不如说其是“参审”，事实上这种陪审制度并没有起到监督司法行为、制约法官专横、防止司法权滥用的民主机制作用。（2）由于人民法院或法官往往认为人民陪审员不懂法律，业务能力有限，庭审中是摆设，因而在审判工作中大量出现了“不陪不审”“陪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判”的现象。人民陪审员应有的作用得不到发挥，从而使“陪审”变成了“陪衬”，这是有悖于设立人民陪审制度的初衷的。 

;（3）陪审制度本身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陪审员产生的程序，陪审员的任职条件以及陪审员的任期问题和其回避问题等等，都有待完善和发展。（4）在思维形式上，由于中国拥有较强的“官本位”思想的传统，所以当法官遇到重大案件、疑难案件，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的是向上汇报，而不是去听取人民陪审员的意见，使人民陪审员在审判中形同摆设，而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出现以上的诸多问题，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在立法上，人民陪审制度还很单薄、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标准的陪审员管理机构和相应的选任等机制，并且往往法官们也对该制度不够重视，在理论研究上，对该制度的研究也越来越被淡化和不为所重视。二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虽然现在被许多人忽略，甚至有人还认为应该将其废除，但其存在还是有其价值和必要性的。陪审制度作为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部分，也是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决定；反之，作为上层建筑的陪审制度亦会反作用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基础，以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法律价值观决定着某一法律制度的形成、特征、发展轨迹乃至其兴衰。因此讨论陪审制度的价值的有否是决定陪审制度存废的关键。通过对陪审制度的历史的渊源、发展及其现状的了解，我们可以认识到陪审制度的价值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同等者审判”价值，即法律（公正与正义）存在于人民之中，应该由人民参与判断、裁定被告人是否有侵权行为或是否有罪。

二、“制约司法权”的价值，防止法官在司法决策过程中的主面片面和独断专行，抵制专业法官囿于其专业的视角、思维的定势或行业的利益所出现的某些偏见，以及防止作为权力集团中成员的法官在裁判时可能偏向当权者一方，从而压抑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通过对陪审制度的价值的分析，我们知道陪审制度作为司法民主的象征，是人类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其存在是符合促进社会民展的需要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的人民陪审制度所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在确立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基础上改革和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三我们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要做的首要工作是，首先确立下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基础。若将整个陪审制度比作一棵大树，则其价值基础则是这棵大树的根本，就此我们可以知道，人民陪审制度所想要实现的终极目标是“公正”二字，反之这个“公正”二字则是人民陪审制度的终极价值，该价值又包含了三个方面的价值，即司法公正价值、司法民主价值和司法监督价值。这三个方面的价值相辅相成，构成了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基础。在确立了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基础后，我们就要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按照其发展的规律和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和完善。我本人觉得应主要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1）关于人民陪审制度的定位。我们认为，陪审员不是法官，也不应是法律职业者，陪审制度仅仅是让普通老百姓参与到诉讼过程中来，使案件中的当事人能够“接受自己同类人的审判”，监督法官庭审的一种有效方式。故我们将人民陪审制度定位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并将此作为人民陪审制度立法以及适用的总的指导思想。（2）必须明确人民陪审制度适用的范围。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所采取的是参审式陪审形成，仅在一审案件中适用该制度，1983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以及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都作了与人民法院组织完全相同的规定。从人民陪审制度的目的和意义看，我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一审案件都必须要适用人民陪审制度，同样也不仅仅只有一审案件可以适用人民陪审制度。我们认为，对于不同类型的案件可以划分不同的适用等级。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人民陪审制度的适用级别分为三等，即强制性适用、任意性适用和申请许可适用。强制性适用即是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应当适用陪审制度的案件，如一审的刑事案件和涉及人身权利的民事案件等。任意性适用即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可以适用陪审制度的案件，比如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案件。申请许可适用是指必须由当事人申请适用，并且由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而作出是否准许适用的决定后方可适用的一种类型。这种等级划分可以使人民陪审制度更具有操作性，也更趋于合理化。并且，将人民陪审制度只规定于一审案件中是不够的，还应扩大到诸如上诉、抗诉案件、未成年人审判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等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各类案件和程序中，因为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基础——“公正”决定了该制度应该被更广泛地适用。（3）关于人民陪审员遴选程序的规定。我国法律规定，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以外，凡有选举或被选举权的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都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从该条文的立法本意上讲，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范围是相当广范的，但目前由于实际选任途径主要立足于法院自身的选聘，加之选聘制度不健全又造成了选聘程序的随意性很强，人民陪审员往往由法院的院长或庭长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群体中直接选聘。这样的选聘既违反了立法者的本意，又使得选聘范围变的极为狭窄，故而常使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受到质疑。所以我们觉得，人民陪审员的遴选方法可以采取相对固定与随机抽取相结合的方

法，即先将经过审查拣选出的符合条件的人民陪审员做统一备案，储备于人民陪审员后备库之中，日后每遇到需要人民陪审员的案件，就可以直接从该后备库中随机抽取，这样可以使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更加透明和具有较强的公正性，从而为以后的审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4）关于人民陪审员任职条件。依据制定人民陪审制度的立法本意，其所体现出的是接受“同等者审判”的价值理念，所以被选举出来的人民陪审员应当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代表性；此外人民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将与专业法官行使同等的审判权力，所以使人民陪审员的工作也具有相当的神圣性，从而在对人民陪审员的选择上也应具有相应的条件；又由于人民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专业法官囿于其专业的视角和思维定势而会在审判过程出现某些偏见，从而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则不应以具有相当法律专业知识为准。所以综上，我认为充当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则有以下几个方面：（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思想端正、品行良好；（3）有履行人民陪审员职务的意愿；（4）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5）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除此之外不应再设置太多的限制性条件，而应能够使绝大多数公民参与到该制度之中，真正体现人民陪审制度的民主的价值。（5）关于陪审员的任期的规定。我国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一般为2—3年，并可连选连任，有些陪审员的任期比审判员还长，从而常会出现“专业陪审员”等不良现象，这种现象与人民陪审制度的监督价值背道而驰，违背了该制度设立的初衷。我认为陪审员的任期不能规定过长，只要其资格得到确认，就可长期兼任，但在参加陪审时，则应采取“一案一选”、“一选一任”，随机抽取，轮流审判的方式，这样既可以尽可能扩大公众对司法的参与，增加司法活动的透明度，又可增强陪审人员的新鲜感、责任心，从而使陪审制度真正落到实处。（6）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回避的规定。在考察国外的一些立法，关于陪审员回避情形的规定，主要分为两种：“有因回避”（ChallengeForCause）和“无因加避”（peremptoryChallenge）。“有因回避”是指诉讼双方当事人提出回避请求，应当说明理由。“无因回避”是指诉讼双方当事人提出回避请求时不必申明理由。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96条规定，重罪法庭审理案件时全部实行无因回避，“不论被告人、他的律师或检察院，均不得公开其回避的理由”。我认为，我国在人民陪审员的回避上，应实行“无因回避”制度，因为此可克服陪审员参与审判所可能带来的司法不公，对陪审员参与审判的一种限制，具有很大的科学性，也可体现程序上的公正。（7）关于人民陪审员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对人民陪审员的保障可分为两部分：物质保障和安全保障。物质保障即是给人民陪审员以适当的经济补助，以体现人民陪审员的工作成果已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对其劳动付出社会所给予的回报。安全保障是使人民陪审员能够在无妨碍的状态下对案件作出真实表达。这些保障对于人民陪审员合理行使其权利是相当重要的，同时也是实现人民陪审制度真正价值的重要保障措施。综上所述，虽然由于当前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在客观上还存在的诸多的缺陷，这些缺陷导致了人民陪审制度在我国实际运作过程中作为诉讼基本制度的当然地位已经被弱化，但该制度的必要性应该给予肯定。人民陪审制度的缺陷本身并不应该构成对其成为我国诉讼基本制度的否定，我们考虑一项制度的存废，不能只看到其运作过程中所存在的、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改善的缺陷，而更应看到完善我国诉讼基本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用一种发展的和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该制度。我们在认清了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基础之后，便更加确定了人民陪审制度作为我国诉讼基本制度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对上述规定的改革和完善，使我国人民陪审制度逐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功能，成为司法公正的基石，成为制约司法权、遏制司法～的有效机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第三篇：对法释（2002）29号未及问题的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和发展，对作为一国之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等制度进行改革的实际要求和呼声也日益强烈，并且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和我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司法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工作。司法改革是一个庞大的课题，也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其不仅涉及面宽广，而且是深层次的变革。陪审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个近来备受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李鹏委员长在1998年谈到司法改革时指出：“要实行人民陪审制度，这也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近来，众多学者与实务部门的工作者们就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提出了多种观点和想法：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应该被废除。因为我为的人民陪审制度其设立之本意是作为人民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一种民主形式，但由于受历史传统，制度的构建以及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实践与本意相去甚远，致使陪审制度徒具形式。一项形同虚设的法律制度长期存在，对于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会是一种极大的嘲讽，对于法治社会的形成则有百害而无一利，故应该对该制度予以废止。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立法应当缓行。他们认为从陪审制度发展的国际潮流来看，陪审制度正呈现出一种普遍的衰微趋势；从陪审制的法律依据来看，我国的陪审制度缺乏宪法基础；从陪审制的现实运作来看，我国的陪制度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并且由于实行陪审员制度所要求的社会条件较高，对公民的整体素质的社会氛围有很大的要求，而在当今尚未完全“开化”的中国，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让部分老百姓参与陪审，他们也难真正体验出陪审制的好处来。同时，从司法体制来看，现在一些制度设置的不合理最终使该制度流于形式。故他们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应当缓行。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虽然我国目前的人民陪审制度还有较大的欠缺，但只要将其进行一些改革和完善则可使它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当务之急不应是草草将其摒弃，而应是对其进行改革和革新，以使其能焕发新的活力。一我本人则同意第三种观点。虽然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中仍然有存在的价值，我们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和需要适时的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而不能因其暂时的不适应而因噎废食。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陪审制度的历史渊源。陪审制度最早起源于欧洲奴隶制时期的雅典和罗马。当时在雅典设置了被称之为“赫里埃”的公民陪审法庭，后来罗马也设置了类似的陪审法庭，这些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刑事案件。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最早产生于公元11世纪的英国，当时其陪审团是起证人作用的调查审团，其宗旨不在于司法审判，而是国王对地方加强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公布，使陪审团制度得以发生质的变化。按照《自由大宪章》的规定：人民有接受与自己同等人审判的权利。这一规定促使陪审团从起诉职能转向审判职能。此后，随着两种法系——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在这两种不同的法系中又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陪审制度，即参审制（大陆法系）和陪审团制度（英美法系）。这两种陪审制度也是当今世陪审制度的主流，为众多国家所采用。其次，我们再看陪审制度在我国的历史发展。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起源于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有关法律规定。在1931年江西革命根据地颁布的《裁判条例》已具体规定了陪审员参加审判的制度，其主要沿习的是原苏联的模式。新中国建国之初，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审判制度最早出现在《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宪法性的文件中，该文件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当时该制度的建立只是为了让人民获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心理满足，而并没有司法民主和权力制约的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建立人民陪审制度也还没有制约法官和防止司法腐败的意义和要求。随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陪审制度逐渐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群众专政”的象征，而不再具有初始建立时的意义。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人民障审制度实际上已经被抛弃，只剩下形式上的存在，其只被规定于人民法院组织法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通过人民法院组织法、诉讼法等恢复（也可以说是再次确立）了人民陪审制度，但该制度始终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致于人民陪审制度在我国日渐衰微，难以有所作。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现状。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在名称上与英美法系相似，但在其实际内容上主要沿习了原苏联的模式，而原苏联的陪审制又是在借鉴法国、德国的参审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国人民陪审制度主要与大陆法系国家相、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以及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都作了与人民法院组织完全相同的规定。从人民陪审制度的目的和意义看，我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一审案件都必须要适用人民陪审制度，同样也不仅仅只有一审案件可以适用人民陪审制度。我们认为，对于不同类型的案件可以划分不同的适用等级。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人民陪审制度的适用级别分为三等，即强制性适用、任意性适用和申请许可适用。强制性适用即是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应当适用陪审制度的案件，如一审的刑事案件和涉及人身权利的民事案件等。任意性适用即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可以适用陪审制度的案件，比如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案件。申请许可适用是指必须由当事人申请适用，并且由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而作出是否准许适用的决定后方可适用的一种类型。这种等级划分可以使人民陪审制度更具有操作性，也更趋于合理化。并且，将人民陪审制度只规定于一审案件中是不够的，还应扩大到诸如上诉、抗诉案件、未成年人审判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等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各类案件和程序中，因为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基础——“公正”决定了该制度应该被更广泛地适用。（3）关于人民陪审员遴选程序的规定。我国法律规定，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以外，凡有选举或被选举权的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都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从该条文的立法本意上讲，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范围是相当广范的，但目前由于实际选任途径主要立足于法院自身的选聘，加之选聘制度不健全又造成了选聘程序的随意性很强，人民陪审员往往由法院的院长或庭长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群体中直接选聘。这样的选聘既违反了立法者的本意，又使得选聘范围变的极为狭窄，故而常使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受到质疑。所以我们觉得，人民陪审员的遴选方法可以采取相对固定与随机抽取相结合的方法，即先将经过审查拣选出的符合条件的人民陪审员做统一备案，储备于人民陪审员后备库之中，日后每遇到需要人民陪审员的案件，就可以直接从该后备库中随机抽取，这样可以使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更加透明和具有较强的公正性，从而为以后的审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4）关于人民陪审员任职条件。依据制定人民陪审制度的立法本意，其所体现出的是接受“同等者审判”的价值理念，所以被选举出来的人民陪审员应当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代表性；此外人民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将与专业法官行使同等的审判权力，所以使人民陪审员的工作也具有相当的神圣性，从而在对人民陪审员的选择上也应具有相应的条件；又由于人民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专业法官囿于其专业的视角和思维定势而会在审判过程出现某些偏见，从而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则不应以具有相当法律专业知识为准。所以综上，我认为充当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则有以下几个方面：（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思想端正、品行良好；（3）有履行人民陪审员职务的意愿；（4）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5）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除此之外不应再设置太多的限制性条件，而应能够使绝大多数公民参与到该制度之中，真正体现人民陪审制度的民主的价值。（5）关于陪审员的任期的规定。我国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一般为2—3年，并可连选连任，有些陪审员的任期比审判员还长，从而常会出现“专业陪审员”等不良现象，这种现象与人民陪审制度的监督价值背道而驰，违背了该制度设立的初衷。我认为陪审员的任期不能规定过长，只要其资格得到确认，就可长期兼任，但在参加陪审时，则应采取“一案一选”、“一选一任”，随机抽取，轮流审判的方式，这样既可以尽可能扩大公众对司法的参与，增加司法活动的透明度，又可增强陪审人员的新鲜感、责任心，从而使陪审制度真正落到实处。（6）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回避的规定。在考察国外的一些立法，关于陪审员回避情形的规定，主要分为两种：“有因回避”（ChallengeForCause）和“无因加避”（peremptoryChallenge）。“有因回避”是指诉讼双方当事人提出回避请求，应当说明理由。“无因回避”是指诉讼双方当事人提出回避请求时不必申明理由。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96条规定，重罪法庭审理案件时全部实行无因回避，“不论被告人、他的律师或检察院，均不得公开其回避的理由”。我认为，我国在人民陪审员的回避上，应实行“无因回避”制度，因为此可克服陪审员参与审判所可能带来的司法不公，对陪审员参与审判的一种限制，具有很大的科学性，也可体现程序上的公正。（7）关于人民陪审员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对人民陪审员的保障可分为两部分：物质保障和安全保障。物质保障即是给人民陪审员以适当的经济补助，以体现人民陪审员的工作成果已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对其劳动付出社会所给予的回报。安全保障是使人民陪审员能够在无妨碍的状态下对案件作出真实表达。这些保障对于人民陪审员合理行使其权利是相当重要的，同时也是实现人民陪审制度真正价值的重要保障措施。综上所述，虽然由于当前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在客观上还存在的诸多的缺陷，这些缺陷导致了人民陪审制度在我国实际运作过程中作为诉讼基本制度的当然地位已经被弱化，但该制度的必要性应该给予肯定。人民陪审制度的缺陷本身并不应该构成对其成为我国诉讼基本制度的否定，我们考虑一项制度的存废，不能只看到其运作过程中所存在的、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改善的缺陷，而更应看到完善我国诉讼基本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用一种发展的和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该制度。我们在认清了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基础之后，便更加确定了人民陪审制度作为我国诉讼基本制度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对上述规定的改革和完善，使我国人民陪审制度逐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功能，成为司法公正的基石，成为制

约司法权、遏制司法腐败的有效机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第四篇：服刑人员刑释问题解析

2014年5月15日，江苏某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刑满释放，张某某借口有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不愿离开监狱。本来其外甥是到监狱接他回家，孰料两人竟串通一气，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纠缠监狱。2014年5月30日，苏州监狱徐州籍罪犯赵某某刑满释放，赵某某借口判刑时轻罪重判纠缠监狱，并扬言到南京上访、青奥会期间闹事，不愿离开监狱。两个案例中，罪犯本着多闹事多得益的目的，按照以往上访缠访等方式方法，能让监狱机关迫于压力而息事宁人给予赔偿的思维模式进行无理纠缠，影响着监狱正常工作秩序。若是有部分媒体歪曲事实大肆渲染加以报道，更是严重影响了监狱的形象。所以，在法制未健全、地方安置不得力的情况下，解决罪犯释放难问题已摆到监狱重要议程上来。释放难问题虽是个别现象，但牵涉到监狱的物力财力人力较大，监狱机关有必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做到未雨绸缪。

一、罪犯“释放难”问题分类

搞清“释放难”问题的类别，是为了根据现象查找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有的放矢做好工作。笔者挂职一年来耳闻目睹一些释放难案例，深感“释放难”工作的难处。从多年发生“释放难”问题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1、刑释罪犯无家可归。这类问题多出现于老年罪犯，特别在重刑犯监狱，问题尤为突出。此类罪犯入监前没有组建家庭，或虽组建家庭，但入狱后家庭破裂，妻子离婚，子女失去联系，服刑期间住房拆迁或破损。经过十年以上或者近二十年服刑生涯，年龄由中年进入老年，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是导致刑满释放时无家可归。如：边城监狱邳州籍罪犯刘某某，56岁，住邳州市邢楼镇思田村思田庄594号，因犯介绍卖淫罪，被邳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刑期至2014年3月27日。刘某某入监前一直单身，无直系亲属，且有轻度精神障碍，并患有白内障。释放时无人接收、无家可归。挂职民警与地方司法局多处协调，村委会勉强接收下来。

2、刑释罪犯有家难归。这类罪犯有家庭和直系亲属，之所以刑满释放时有家难回，一是犯罪行为针对家庭成员，或入狱前存在重大个人过错，犯罪行为发生后即被家庭和亲属抛弃。龙潭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70岁，家住邳州市运河镇，因杀害第二任妻子，经邳州市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刑期至2014年2月24日。张某刑满时，其与前妻所生儿子王某拒绝接收，造成刑满释放难。二是身体有病，或生活不能自理，刑满后需要后续治疗费用而遭家庭及直系亲属抛弃。2014年1月29日，徐州监狱新沂籍精神病犯石某某（病情处于康复期）刑满释放，其妻子儿女为逃避责任远走他乡，下落不明。石某某至今滞留在新沂市精神病院。

3、刑释罪犯纠缠监狱有家不归。刑释罪犯及其亲属过度维权，寻找借口纠缠监狱不愿回家。此类罪犯入狱前大多为地方政府定为不安定因素中的重点人，经常处于特殊“关注”对象。他们大多有上访、缠访的经历，对抗过政府以及执法部门，有着丰富的“撒泼耍赖”经验，并且因此得到过“好处”。如上文中提到的江宁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苏州监狱徐州籍罪犯赵某某即属此类型。假若出现更为极端的方式比如：静坐、拉横幅等，即使报警当地公安也不好处理，甚至不愿处理。容易造成民众误解，损坏监狱形象。

4、刑释罪犯遭社区或地方政府拒绝回归。由于罪犯入监前户籍及住址不详，或户籍与居住地不符，或者户口系空挂户，刑满释放后地方政府拒绝接收。徐州监狱罪犯刘某某，56岁，1998年1月因强奸、抢劫、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死缓，2014年4月23日刑满。其原籍是山东省安丘市安口乡，18岁时（约1977年）到江苏省新沂市打工，从此与山东亲属断绝联系。后在新沂市某乡组建家庭。但入监后妻、女与其断绝关系，从未接见过更不知去向。且原住地某乡已经多次调整区划，当时的乡村现在已经完全城市化。根据当前刑满释放“必接必送”制度，山东安丘、江苏新沂都有理由不接收刘某某，不给办理户口落户及身份证，造成刘某某刑满释放难。

二、刑释难问题产生的原因

1、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是罪犯释放难问题的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狱地互帮共建过程中挂职民警协调处理的刑释难案例，可以得知：犯属或者罪犯旁系亲属拒绝接收刑释罪犯，多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负担罪犯刑释后继续治疗费用或者生活难以自理的赡养费用；地方政府、社会养老机构或社区拒绝接收刑释罪犯，也多因无法解决其生活、治病费用；刑释罪犯纠缠监狱不愿返乡，也多因回归社会后生活及治病费用无着。因此，罪犯释放难便由此产生。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简称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制度是当前我国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些制度均不适用于监狱押犯。根据监狱法规定，监狱押犯的社会保障由国家（即监狱）承担。罪犯刑满释放后，监狱将无法继续承担其社会保障，刑释人员的社会保障应该转交地方政府。但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医保或新农合每年年底办理一次，错过时间不予办理；低保也不是符合条件就给予办理，每个社区有相应名额，名额满了，即便居民符合条件，一般也不予办理。再加上当前普遍存在的对刑释人员的歧视以及社区群众对犯罪分子的“社会报复”心理，刑释人员、特别是身体有病、生活难以自理刑释人员医保或新农合、低保等社会保障很难落实，社会养老机构更是将无家可归的刑释人员拒之门外。尤其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苏北地区，失去劳动能力的刑释人员很难享受到低保、社会养老等社会保障。因此，这便真实地造成了罪犯刑满释放难。

与罪犯刑满释放工作有关的单位是监狱机关和司法局安置帮教机构。以上两个单位在协调处理刑释人员社会保障方面非常弱势。医保、人保及负责社会养老审批的民政部门是社会管理机构中的强力部门，监狱及司法局安置帮教机构很难协调这两个部门的工作，而协调解决这些问题，又给司法局增添了许多工作量，并且即便投入大量精力，也未必能解决刑释人员医保、低保等问题，在此问题上，部分安置帮教部门便产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因此，这便进一步加重了释放难问题。

2、无法可依、无责任追究机制是罪犯刑释难问题的根源。刑法、刑诉法对罪犯侦查、起诉、量刑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可谓有法可循；罪犯收监、教育、管理、生活、减刑、假释等均有监狱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作了严格规范，可谓有法可依。违反了以上规定，轻则追究党纪政纪责任，重则追究刑事责任。尽管在罪犯刑释安置方面监狱法第三十七条 也作了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但监狱法对当地人民政府的约束力几乎可以忽略。并且人民政府是个大概念，没有具体部门分管此事。近几年来，中央政法委、省政法委在罪犯刑释安置上也做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均缺乏强制性，违反这些规定，也无需追究任何责任。以政法委规定的罪犯刑释“必接必送”制度为例，要求地方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刑释的重点罪犯做到“必接”，如果出现不“必接”情况，监狱要落实“必送”，由此看来，刑释安置工作的规定只对监狱有约束力，对其他任何机关均无约束力。因此，无法可依、无责任追究机制是罪犯刑释工作存在问题的根源。

3、缺少成熟、规范的刑释安置工作机制，是解决刑释难问题的主要障碍。尽管各级司法局建立了许多安置基地、采取了许多安置措施，但无家可归、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生活难以自理刑释人员安置问题却一直无法从制度上加以解决。目前，解决刑释难问题，主要还是靠监狱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及监狱民警的协调、说服工作，且一案一议，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案，没有固定模式的运作流程，即便遇到政府部门或者犯属的无理推诿或不作为，也没有依法解决的平台。因此，建立一个成熟、规范的刑释安置工作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解决罪犯刑释难问题的建议

1、从顶层设计层面上：一是积极呼吁立法。通过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明确罪犯刑释安置责任主体，解决安置费用，明确安置措施，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有效解决罪犯刑释难题。二是探索建立与社会对接的刑释后保障机制。在罪犯医疗暂时无法纳入社会医保范畴的前提下，上级监狱机关应积极探讨，适当提取部分罪犯狱内劳动报酬，监狱适当追加资金，联合社会保险机构，给符合条件的罪犯建立刑释后商业健康保险、（养老、失业等）生活保险机制或生活保障机制，解决病犯及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罪犯刑释生活、医疗保障。

2、从机制建设层面上：一是通过开展狱地互帮共建，在一定层面上构建解决刑释难题工作机制。有效解决“刑释难”问题，需要监狱机关与司法局、司法所的密切配合。长期以来，由于监狱的封闭管理，监狱内部划块管理，监狱机关与司法局的沟通不是十分畅通，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看待“刑释难”问题，一个急于将犯人推向社会，一个怕承担责任，不想与罪犯家属产生纠纷，不想让刑释罪犯流向社会。狱地互帮共建工作给监狱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交流搭建了平台，挂职民警的双重身份，强化了双方的直接沟通，为解决“三难”问题提供了便利。目前，徐州地区基本形成了刑释难问题解决流程。即：监狱筛选释放难对象——及时信息传递——挂职民警、司法所工作人员走访查找三难症结——信息反馈给监狱——狱地共同寻找突破点——从突破点入手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刑释难问题。建议省厅、省局在积累案例、总结经验基础上，从省厅层面上建立一整套规范运作的工作机制。当然，只是监狱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参与机制建设远远不够，也不可能完成这项工程，还必须征得公安、民政、医保等部门支持。二是建议监狱机关长期在各地市级司法局设立业务站。当狱地互帮共建工作结束后，在狱地互帮共建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基础上，建议省监狱管理局在各市司法局设立联系点，每点长期派驻一到两名业务协调能力较强的民警，利用地方司法局资源，专职处理与监狱有关的工作，同时长期致力于解决刑释难问题。三是积极探索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刑释难问题。刑释难问题，很大部分来自于刑释罪犯亲属不愿意履行家庭责任，不愿意赡养、或扶助本应由其赡养、扶助的刑释人员。监狱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如果该做的工作都做完后仍不奏效，可以考虑协调政法委、司法局、法援中心及居（村）委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罪犯回归社会后的赡养、扶助问题。徐州狱地互帮共建民警一直积极推动利用诉讼解决新沂籍刑释人员石启彦刑释难问题。

3、从协调层面上：（1）监狱机关要打造一支业务精通的工作人员队伍。当前，“刑释难”问题层出不穷，对一个监狱而言，解决“刑释难”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工作。艰巨的战斗任务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伍，监狱也急需培养一支6—10人规模、精通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善于沟通、善于谈判、善于做思想工作，原则性强，应变能力强的民警队伍专门应对“刑释难”问题。一是以狱地互帮共建民警为主力，形成队伍基本力量；二是选择执法经验经验丰富的刑罚执行部门民警，主持队伍领导工作；三是选派医疗卫生、心理咨询专业人才，充实队伍力量；四是有针对性地进行风土人情、风俗民俗、谈判技巧、沟通技巧等方面的培训。（2）适当解决实际困难。“刑释难”问题形成，有诸多原因，但犯属存在实际困难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因。一是监狱机关适当解决经济困难。对刑释后确实无钱看病、或确实生活无着的罪犯给予一定经济救助。二是司法局及基层群众组织应积极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对家庭困难、长期有病的罪犯，司法局、司法所、居委会或这村委会应积极协调解决医保、低保问题，对尚有劳动能力的，及时介绍工作岗位。三是监狱办案民警工作中要具备“三心”——同情心、诚心、责任心。对罪犯及犯属存在的现实困难，要有一颗同情心，积极协调监狱、司法局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做工作期间，对犯人、犯属要有一点诚心，特别是对远道而来、到监狱解决问题的犯属，要给予真诚关心、帮助，让犯属推己及人（自己在监内服刑的亲人），取得他们的信任；三是责任心。要把解决刑释工作存在问题当成自己的责任，不懈地协调有关部门，不懈地寻找突破口。切忌仅仅当成工作任务，遇到一时解决不了的困难就立即把任务搁置。（3）拓展活动空间、改善执法环境、提升监狱执法能力。一是积极与地方司法局开展共建工作，不断扩大协作范围；二是主动与监狱押犯集中地的地方党委政府沟通联系，征得工作方面的支持；三是按照区划，常态化的邀请基层群众组织、社会团体来监狱开展社会帮教工作，扩大监狱在社会上的影响。通过以上措施，为监狱创造和谐的执法环境，取得社会更广泛的支持，提高监狱执法能力。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刑罚政策的调整以及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监狱工作面临着更多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尤其以罪犯“释放难”问题突出。随着各项法律的成熟，依法执法将成为全民共识，“释放难”问题终究会根本解决。但在当前情况下，监狱机关还是要从大局出发，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为基点，做好这项工作。

第五篇：“磨”释问题 “研”出色彩

“磨”释问题 “研”出色彩

经过省专家杨全红教授和毕淑娟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全组教师的协同努力，本课例研究确定的目标任务基本得以实现。在课例研究之初，研修组教师立足教学现实，围绕今年的研修主题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锁定本次磨课的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在对学生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三次备课两轮打磨。在课例研究过程中，老师们在计划研讨、备课研讨、观课研讨等研讨区一以贯之追踪问题，全方位呈现问题追踪的全过程。本课例研究确定的研究问题是：

1、如何提升教师依据学生学习能力和需要以及文本特点，科学合理地选择合宜的教学内容的能力？

2、面对初中较低年级的学生，如何准确地选择切入点，通过本课主旨问题的引领，促进学生主动阅读，深悟文章主旨？

通过本次课例研究，教师们强化了根据学情创造性地处理教材的意识，重视切入点的确定，重视对文章中问题的研究，尤其是主旨问题的确定与提出。又更加重视了方法的指导与运用、学生读书习惯的培养意识，这对促进学生走进文本，深入理解文章主旨是很有促进作用的。现在我们就整个课例研究分享几点看法。

一、问题的解决源于“磨”

本次课例研究，因为有省专家教授的参与，有最高层的领导蒋院长和梁主任的把关，从磨课计划的制定到“三次备课两轮打磨”的过程，呈现的是“追踪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诸如“磨课计划中的‘研究问题’如何确定”“如何团绕研究的问题备课”“如何依据研究的问题设计有效的观课量表”“如何解决备课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量表设计存在的问题”等等，走进去才发现“山得水复疑无路”的情形太多了。好在有“磨”有“研”，正如老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何况还是有专家教授参与的磨课研修。所以这次评课后，我们最大的感受是：“磨”融释了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

二、亮点的呈现源于“研”

“研”是深入探究之义。包括备课老师苗老师对文本的深入探究，也包括参与成员的深入探究。综合看本次课例研究过程中，我们自己觉得出彩的有如下几点： 1.“？”变“！”的板书“亮” 说到这个板书的设计，真是最好地呈现了“研”的功效。原来备课中苗老师板书的设计是一只船,在第一次的线下备课研讨，郐老师提议“可以板书一个大问号，提醒学生带着疑问阅读，最后问题解决了，再把问号改成感叹号，这样比较直观。”这样的“研”，后，就出现了“？”变“！”的有动感变化的板书过程。

这个过程一是很好地呈现了我们要研究的“主旨问题”的提出到解决的过程，很好地解决了我们提出的研究问题二：面对初中较低年级的学生，如何准确地选择切入点，通过本课主旨问题的引领，促进学生主动阅读，深悟文章主旨？ 2.由“矛盾问题”的切入“亮”

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主动阅读，在“研”课的过程中，对导入进行了细致的讨论，为达到能有效解决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一目的，苗老师头脑灵活地一改以往的“言他引入”的方式为“借文本引文本”，这无意中对促进学生精研本文有开门见的效果，更妙的是能巧借“社戏”这一题目提出“社戏”好看吗，这最自然的问题，然后将“船头看戏”以屏显的方式再现让学生据文本找理由说明，再接着呈现结尾“戏不好看，可结尾为什么难忘那夜似的好戏？”这样以矛盾问题的切入既彰显了文本的作用，更彰显了教师巧妙处理教材的意识。而这一改变也源于我们对备课的一研再研的求真务实的研究作风。3.用“乐土”作结“亮”

“为什么说平桥村是我的乐土呢？”这一问题应该是看《社戏》这篇文章第一自然就生发的最能总领全文的问题。以往的教学中，许多老师愿意用这个问题引出后面的学习；在我们的这次课例打磨过程中，因为我们要围绕“选择合适的切入点，以主旨问题的引领，促进学生主动阅读，深入理解文本内涵”所以没有使用该问题导入，但也不可忽视这一总领全文的“乐土”，所以在研计中大家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及时思考处理办法，最后达成共识，在课堂对“趣人、趣事、趣景”作总结的时候引进“由此可以看出平桥村是我的‘乐土’”。看似不着痕迹的一句话，但意义非凡：一是保证文本主要内容的学习。不管怎样创新，文本自身的内涵是必须理解到位的。二是使符合初中较低年级的认识水平，试想有具体的“趣”在，那很容易就理解“为什么称平桥村是我的乐土”这一问题。

当然“研”出亮点还涉及其他方面，如提醒“自主阅读时的方法的指导”提醒“赏析品读的朗读遍数的增加”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通过本次课题打磨，深深感到有网络平台的参与，我们的磨课更趋于实在、实用、实效了。

三、本课例研究还有哪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本次课例研讨，虽然在努力围绕研究的问题进行备课、研讨，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发现有如下问题是需要引起注意的。那就是在观课中，发现教师的追问有不及时不深入的地方，这影响了学生灵活运用文本的意识的提高。如对幻化五官的游戏处理赏夜景说话那一环节，学生的回答太机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在教学设计上，而是课堂教学中教师欠引问式的引导。这也提醒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要研究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这次研究的是如何基于学情、学科特点来选择合适的切入点进行创造性处理教材的问题，那今后什么基于研究问题如何引导评价等都是可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