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实际收入差距6∶1 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第一篇：城乡实际收入差距6∶1 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接待过很多外国社会学家，他们对中国大惑不解：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已达6∶1，居世界前列，如果在其他国家，早就会发生**，为什么中国还能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

这个问题也为众多富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所思考：1亿多农民在城市打工，他们从事极其艰苦的劳动，遭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但居然还能基本与城里人相安无事，为什么？

日前，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对于前述现象作出了社会学上的解释：20多年来，中国的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相当多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很多人发现，只要自己肯努力争取，就有向上流动改善地位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存在希望，因此在心理上更多地认可这个社会结构，而较少与之抗衡。

该报告的主编陆学艺说：“农民工虽是弱势群体，但它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是高于那些没有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可以成为农民工，农民工可以成为小商业者，小商业者可以成为私营企业主。人们有不断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希望。这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乱。”也有社会学家指出，这些现象要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这些年来，国家出台不少政策，解决“三农”问题和其它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两年多以前，以陆学艺为首的课题组推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鲜明提出中国社会已经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而作为续篇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则重点研究了这十大社会阶层是如何分化演变而成的，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影响一个人从社会低层向上流动。

哪些人最有可能成为官员

在十大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排在最前列。

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其子女最有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100个人中约有7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家庭出身的人，在这方面也有优势，每百人中，大约各有3人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自雇劳动者和小业主家庭出身的人，百人中大约有两人进入这一阶层。而工人家庭子女，每百人中只有1人。农民家庭子女，连1人也不到。

陆学艺说，这个问题并不独有中国存在，比如美国的布什家族，“不同的家庭对子女有不同的影响，这很正常。但这种流动必须是公正的。”

报告指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主要来源，而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少得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则基本没有机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入渠道在经济改革前后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在此之前，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农民都有一定的比例进入这一阶层，尤其是农民，略超过十分之一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其最初职业是农业劳动者。经济改革开始之后，商业服务业员工仍有一定比例进入此阶层，但产业工人和农民则基本上没有机会。

报告的参与者、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李春玲说：“改革开放前，有从农民中选拔干部的渠道，比如陈永贵，从一个农民一下子成为副总理，而在改革之后，这条路子基本堵死，变为重视能力与学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

从分析来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多进少出的阶层。换句话说，在社会流动链条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通常是流动的最终目的地，人们流动进入此阶层后不想再流往其他阶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干部流向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比例略有上升，掌握组织资源的人向掌握经济资源的阶层流动，这也反映出经济资源在人们的价值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不过，这一趋向的流动仅仅是微量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长较少依赖于家庭背景

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不同的是，处为社会优势地位的私营企业主，对其事业的发展影响较大的，是个人的职业经历，而不是家庭背景。

调查发现，私营企业主家庭出身的分布，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一阶层的成长较少依赖于父辈和家庭资源。私营企业主的绝大多数成员(78.1%)出身于农民家庭。不过，从研究人员的个案访谈来看，有两种情况会对一些人获得大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有影响。一种情况是，某些国家干部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有权调配国有资源或享有经营上的特权，有助于其子女成为大私营企业主；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大私营企业主父辈曾是企业家，他们向子女传递经商创业的经验和价值态度，这有助于子女在商界获得成功。但这些大企业主在整个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数量极少。

报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企业主阶层本身的社会构成也在发生变化，新加入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来自于在传统体制中具有较大优势的阶层，而原本来自弱势地位阶层的业主，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已经被淘汰。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创办企业对业主个人的人力资本(学历水平、教育背景等)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仅仅拥有很少人力资本的人很难进入这个阶层，甚至原来已进入这个阶层、但拥有较少人力资本的人，也逐渐难以适应新的市场关系；二是中国的市场化是渐进的市场化，传统体制内的优势很容易转换为体制外的优势，那些传统体制内优势阶层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成功。

那么，私营企业主大部分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向？报告对此进行了描述：

这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阶层。研究人员指出，这表明，在我们这个社会，女性独立创业并非易事。正因为此，女性私营企业主总是受到社会的特殊看待，通常被称作“女强人”、“女大款”。

中共党员比例上升。2002年，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达30%。与党员在全国成人中所占比例(2002年为8%)相比，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调查显示，作为一个社会精英阶层，私营企业主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其他领域的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而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少。比如，在1993年的私营企业主中，原来是企业负责人的，只占六分之一。而10年后，这一比例已到一半以上。而出身于工人和农民的私营企业主比例，则下降了很多。

大量的私营企业主，在保留其私营企业主身份的同时，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和路径，主要是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比例上升，而层级也在上升。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趋势，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个阶层的经济力量不断扩大，国家日渐重视，不断扩大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空间。其次，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越来越大。比如，在江苏射阳县，258个村中，有250个村的村主任由年收入超10万元的“富人”充任。

工人的流动

在课题组的研究中，工人和农民处于十大社会阶层的底部。那么，什么样的工人向上层流动，即从工人岗位进入较高层级的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组织负责人？在传统国有企业，这一流动被简化为从工人提拔为干部。

在工人阶层中，商业人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多，生产和运输工人居中，服务人员的机会最少。统计表明，与一般工人相比，向上流动的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在政治方面，向上流动者近80%是中共党员，而一般工人中的党员比例是27.4%。这说明，对这些人需要更多的政治忠诚和企业忠诚。

父亲的职业背景在工人的向上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父亲如果是组织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或办事人员，则有更大的可能向上流动。但是，研究者说，组织负责人的父亲不能将子女提高到企业的较高层次，而只能达到中等层次。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级负责人需要高水平的智能，父母的权力很难帮助子女突破智能方面的局限。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报告指出，在生产和运输、商业岗位上下岗的工人，其受教育年数平均高于在岗工人。原因在于，很多企业裁减了学历较高，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勤奋与努力程度)较低的城镇工人，由学历较低，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较高的农村户籍者代替。

农民的出路

研究人员在西部一个村调查，发现该村党支部7个党员，最大的83岁，最小的67岁，当地人称他们为“7个党员6颗牙”支部。所有能跑得动的都出去打工了。

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没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成为农民工，是他们主要的向上流动机会。虽然他们在城市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与农民相比，他们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

那么，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最可能向上流动的机会，是成为个体工商户，而要成为城镇正式工人和企业老板的可能性很小。

超过90%的农业劳动者出身于农民家庭，同时，超过半数的农民家庭子女仍然是农业劳动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行地域流动和处出打工机会大大增加，但从社会流动角度来看，农业劳动者是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社会阶层。

报告认为，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导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陆学艺说，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外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正处于形成过程中。

破除流动之碍

按照通常规律，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阶层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也即通过个人的后天奋斗，实现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开放性社会。总体而言，在封闭社会，先赋性规则(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性社会，后致性规则(个人教育程度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那些标志着社会区隔的重大制度和政策，诸如阶级成分、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或者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式微。个人的教育程度和那些先赋性要素，在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上的作用力大幅度地此消彼长，现在，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们而言，他们不是通过国家而安排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而决定自己的事业的局面。这一切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正逐步提高。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视，如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畸重畸轻、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隔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应该意识到，经济持续发展要依靠公平而合理的社会关系加以保障。只有进一步打破对社会成员流动的一些不公正的制度性歧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公平程度才能更为提高。”陆学艺说。

第二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哪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哪里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的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但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依然很大。我市统计部门的研究分析表明，2001年西安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69：1,2005年则为2.78：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增大。

收入来源主渠道不同

据统计，我市农民家庭收入第一支柱的家庭经营性收入2005年人均2612.18元，占总收入4495.44元的58.1％；其中，第一产业收入1693.66元，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64.8％。2005年西安市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292.69元，占总收入的28.76％；其中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是406.26元，占工资性收入31.44％。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工薪收入一直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主导地位。据统计，2005年西安城市居民的工薪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65.1％。农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两项相加为3905.87元，远低于城市居民人均工薪收入6926.28元。

转移性收入构成不同

据分析，2005年西安城市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2.2％，重要性仅次于工薪收入；其中，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收入占转移性收入的78.8％。

2005年，我市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260.15元，仅占总收入的5.8％，远低于2005城市居民年人均2446.83元的离退休金收入，更低于城市居民人均3104.3元的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几十年来农民鲜有退休金，养老基本依靠自己和子女。近年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农村已开始实施，但是保障标准远低于城市居民。

隐性收入差距大

调查显示，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等方面享受着农村居民无法比拟的福利待遇，如购买优惠价格的住房、报销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等。在社会保障方面，如住房公积金，城市职工每月按照自己工资一定比例交纳住房公积金，而所在单位将会以三倍数额的补贴交纳到职工个人账户上，而这笔钱在职工退休以后完全归个人所有，这些钱都没有计入现期的可支配收入内。因此，如果把城市职工所享受的福利待遇计算在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更大。

第三篇：中国创新出路在哪里

中国创新出路在哪里？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想要实现其伟大复兴，必须提高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提高，创新能力水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何提高中国的创新能力呢？中国创新发展的出路在哪？这就是我今天要论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技术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力素质也有了相当提高。但总的来看，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变革，面对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对以创新和技术升级为主要特征的激烈国际竞争，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发展的瓶颈制约。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十一五”时期引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需要，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需要，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迫切需要。

“十一五”时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主要体现在：一是国外技术储备急于获得新市场，这为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主动选择创造了条件，使我国的自主创新有可能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并支付较低的成本；二是国内人才和科技储备已有相当基础，企业的研发能力有了明显增强，这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三是巨大的内需市场将提供创新的广阔空间；四是我国公共财政实力大大增强；五是激励创新的体制和机制逐步建立，对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加大，按要素参与分配已成为重要的分配原则，国家在税收、折旧、财政和投资等方面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正在形成。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和路径。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形成创新的重要基础和科技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要大力加强集成创新能力，形成单项相关技术的集成创新优势，努力实现关键领域的整体突破。要加快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存量，形成后发优势加快发展。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确立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加快建设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努力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要发挥政府的战略导向、综合协调和服务功能，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强有力的创新激励体系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性制度保障，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立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激励体制框架，建立和完善创业风险投资，增强税收制度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努力吸引集聚高层次创新领军人才，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

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标志！创新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制度的创新；

2、技术的创新；

3、文化的创新。其中，制度的创新尤为重要。隋文帝建立科举制后，国家在用人上可广招贤才，千百年来中国贫寒学子也可步入仕途，养成中华民族勤于读书的传统。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使得政权频频更叠而英王室代代相传。美国的民主制度，使得美国近百来年雄霸世界。一个好的税制，可以使国库满满当当，百姓殷殷实实。技术创新是人类生产力不断提升的动力。造纸、活字印刷，使得前人的思想、经验得以更好的传承。火药改变了战争形式。蒸汽机出现，使人类进入工业社会。计算机使人类逐步进入智能社会。文化创新关乎人们精神生活。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创新。电影、电视、歌曲、舞蹈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是软力量，它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思想、行为、价值取向。

今天的中国，虽然是个经济大国、制造大国，但不是个创新大国。在制度、技术、文化上创新甚微，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可想而知了（不要因IMD把我们排名提高而窃喜），实与我国的规模无法匹配。那么如何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呢？这首先在于政府的政策导向。如：在政府采购中，即使高价也优先选用国内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这会使企业勇于技术创新，形成风气。又如，在基层选举中，鼓励不同的方法产生，从中摸索出经验。大学、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是难产生经济效益的，国家要出钱养他们，保障他们的收益。给社会一个宽松的言论环境，鼓励不同思想、见解发表，这对文化创新至关重要（近十年来除老祖宗留下的历史剧，我们几乎看不到好的文学作品）。然而，真正保证国家创新能力的是什么？是人才！美国的强盛是世界人才流入的结果。列朝列代建立、共产党打下天下，都是时代英才聚集的结果。那么，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汇聚人才（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人才的培养靠教育，人才的留存靠环境！我们的教育已被扭曲，学生成了应付考试的木头人，学生的成绩成了学校、老师名利的筹码，原本科学的殿堂成了名利场！必须改造我们的教育，使学生保持思想活力，才会在他们步入社会后有所创新。建立一个好的人才录用体制（现阶段起码是对经济、科技人才），提高他们的收入，给他们宽松的政治环境等。总之，建立国家的人才培养、使用、储备制度，这才是是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根本！

第四篇：毕业生档案管理出路在哪里（最终版）

高陵的“马亚文事件”暴露出高校毕业生档案管理中的问题，许多论者从权力滥用、监管缺失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意在命中事件本身。事实上，对于众多的高校毕业生而言，档案始终是一个让人揪心的话题。

档案作为学籍的凭证，记录了高校毕业生求学生涯的每个重要过程，显然比毕业证更具效力，对于用人单位来讲，也最具参考价值。但是，国家取消高校毕业生分配以来，学生档案就始终面临一个问题，在就业难的现实语境之下，许多学生因为无法落户就业所在地，户口成了“口袋里的户口”；许多学生的档案由于所在单位不予接收得不到妥善保管，档案或被保管在人事局、人才交流中心，什么时候提取都成了一个未知数。而提取过程中的保管费用也让众多毕业生头痛不已。这个过程或长或短，短的几年，长的十几年，档案安安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里，一张由保管单位出具的纸条凭证始终锁在抽屉里，要还是不要，取还是不取始终是一个问题。

毕业于2003年的马亚文在毕业6年之后，好不容易找到单位愿意接收户籍和档案，却不幸发现，自己的档案被人盗取。马亚文的档案之所以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是因为被人盯上了档案管理过程之中的漏洞，档案在就业过程中的效力被人发掘出来，成为利益黑手所相中的对象。我们可以有多种假如，假如马亚文在西安的单位始终不愿意接收其档案，假如马亚文从来没有考虑提取档案，这样的骗局就始终成为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到哪天是哪天，直到秘密被揭开的那一天。

无需强调档案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必须正视长期以来毕业生档案所存在的问题，能不能免费保管，能不能妥善保管，应该都是毕业生们所忧心的，政府管理部门如果能在这点上为大学生去除这一“心病”，应该说是为众多的高校毕业生来说，办了件好事。

第五篇：程序员有前途吗？出路在哪里？

程序员有前途吗？出路在哪里？

在职业选择上，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这个职业有什么出路？想得到正确的回答，必须先搞清楚，自己究竟想得到什么东西。对于程序员这个职业，如果你要的是钱，很多的钱，程序员没有出路；程序员工作繁忙，有时不规律，连续着加班很有可能，如果你要的是休闲的生活，程序员没有出路；程序员都是与电脑打交道，工作就是坐着，如果你要的是跟人广泛的交流，而且坐不住，程序员没有出路；写程序都是很逻辑的东西，如果你不喜欢这种解题式的思考方式，顶不住整天思考所带来的疲惫，程序员没有出路。

程序员跟民工的区别就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虽然程序员的待遇看起来还不错，想想其实不是，假如八点半上班，加班到十点，没加班费，平均下来，一个人相当于干了将近一份半的工作，除下来收入付出比就少了半截，收入多是因为付出的劳动多。这是开始做程序员时常有的事。

假如纯往技术上走，干几年熟手了，情况会好，但是，当你对比起干了几年销售的朋友时，你会发现，你的劳动力太廉价了。一个小公司的销售，普普通通干三年后，一年拿十万块的提成是很有可能的，而一个程序员，普普通通干三年，能拿月薪一万的不多。还有人家销售有许多的报销，你有么？如果有天赋而且努力地干，销售，大学毕业三年买车买房的多的是，当然不是说噬老族那些；程序员呢？有多少能！也许研究生，而且读的好的那款还比较可能，但此时那些本科或者大专，甚至中专就出来跑销售的，已经工作好几年了，说不定此时正在三亚晒太阳呢！你说销售的应酬多，呵呵，喝酒；要去拍人马屁，去求人什么的！ok，这就是销售，你敢保证当你看到他们的收入时，还有看到他们拿着公司的钱，请客户去各种高档的地方消费时，甚至说句不好听的，花公司的钱请客户到处吃喝嫖赌时——客户也是人，许多客户就这些个的爱好，所以要满足他，他才买你的帐，很正常——严格意义上讲，这样的工作比坐在电脑前埋头苦干来的轻松多了，其实是一种享受，看到这些，你敢保证你一点都不眼红？呵呵，如果不眼红，那就专心干程序员吧！

或者说，你对这种“一点科技含量都没有的工作”——在你眼中，高iq的人才是牛b的人，那就安下心来干程序员吧。但我想说，在这个社会上，赚钱最多最快的，最舒服的，永远是销售。当然，干技术干的好的，最终都是比较受人尊重的——专家，当然是五十年如一日投身于技术那种人才能成为专家。如果你能刻苦地干程序员，想成为架构师、系统分析员，成为软件专家，那就专心干程序员吧！

或者说，你实在干不来与人交际，还要挖空心思去维护各种人际关系的工作是，那就安心下来干你的程序员工作吧，就像民工一样，有谁乐意去干民工，但是没办法，能力所限，只能干民工了。但我想说，能力都是学来的，给民工们上大学，他们毕业后一样会有很多牛人。有人说：“哪有那么好的条件给他们上大学啊！”。条件很多时候要自己去创造啊！难道每个成功的人都有一个高人，手把手地拉扯着他，给他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资源吗？没有什么东西学不来，只是学得快和慢的问题，要真正去学学看才知道，而不是停留在大脑中。如果你学编程学得很快，而且学得很开心，即使学的过程很累，那就专心干程序员吧！

接下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史玉柱出身技术、马化腾出身技术、唐骏出身技术、比尔盖茨出身技术、杰克•韦尔奇出身技术，等等，他们都成功了！假如这是你想象中的出路的话。我不是说要达到他们那种水平，而是走技术路线，来获得事业有成，获得成功。写过程序的人都知道，想实现某个功能，有很多种实现方法。获得成功也是一样，有很多的路可走。这就是我为什么拿销售来做比较，每种职业都能到达成功的彼岸，不管是做技术、行政、财务、销售，等等。

出路是什么？不就是人生价值的实现，有的人要的是成就感，有的人要的是幸福，有的人要的是健康，有的人要的是金钱，有的人要的是地位名气，有的人要的是贡献全人类，有的人要的是玩乐、享受，其实这些都是不同人的人生价值。而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法实在太多了，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不管是java程序员，c++、c#，都能成功的，最最重要的是想清楚你想得到什么，接下来就是做具体的计划，然后实现计划。实现的过程不能拘泥于技术，应该多方面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想做项目经理、做cto，或者用自己的技术去创业，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综合能力。回到刚才，马化腾、比尔盖茨、唐骏等等这些技术员为什么能成功？技术过关是基础，甚至技术过硬，唐骏日本、美国留学，比尔盖茨哈佛。接着，最重要的是：超前的眼光。qq其实不是什么很难的技术，比什么量子物理简单多了，而且icq还是以色列人开发的，马化腾就照着开发了qq，当时在中国就是超前的东西；比尔盖茨的windows，让三岁小孩也能使用电脑，而不用记一大堆的dos命令，这就是超前；唐骏发明了卡拉OK评分器、大头贴，你自己可以想像一下大头贴有多少的技术含量，然而它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多少！所以说，想法太重要了，好的技术不是它有多高深，而是它能给人的生活带来多少的便利，而往往第一个想到的人能获得巨大的回报。第三，人际关系，别老以为做了技术就能以高姿态出现，有人很鄙视销售，认为没技术含量、俗；销售还很鄙视技术呢，穷、死板。其实，没人能靠自己一个人赢得一切，技术要靠销售来卖自己的产品，销售要靠技术生产产品，谁都离不开谁，这其中还有一连串的其他人呢，财务、行政、前台mm、老板等等。现在越来越提倡团队合作，跟队友、跟上级、跟客户之间的沟通是必修课，沟通不好必然配合不好，你的才能永远无法施展，何来的出路。

第四，求人，其实求人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为什么单独在这里讲，因为他太重要了。机会很多时候是靠求人得来的，例如唐骏，他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就是求了一大堆人得来的，他当时考研究生，在北京邮电分数最高，但因为大学没得过一次“三好生”，北邮没给他出国名额。他给各个大学的研究生处打了三天电话，问还有没有留学名额，得到的大多都是这样的回答：“我们自己的学生都不够呢，哪里轮得到你？”，如果脸皮薄，没耐心，早就放弃了，后来他找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就是陈鲁豫读的那个学校，据说当时很水。。），吴怀仙老师，当时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看你的成绩很好，你们北邮应该取你呀！”

“北邮当然取我。但是，我从小爱看电视爱听广播，未来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为了这项事业，我愿意放弃北邮，来到北广。”

“照你现在的说法，你不是为广播事业而来吗？怎么又跟出国有关？”

“中国的广播事业很落后，需要去国外学习一些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回来呀！”

“老实说你来有风险，如果教育部不批的话，你不能出国，就必须留在广播学院读书。可是北广没有硕士学位的授予权，你只能取得研究生学历，得不到学位。”

“我来的目的很明确！为了中国的广播事业，有没有学位没那么重要。”

你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吗，北邮根本就没有给唐骏名额，唐骏根本就是说了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言，所以，你看看、你看看，善于变通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是多么的重要，唐骏他们都不是一味地干技术就能成功的，很多时候必须好好包装自己、销售自己的。在这里我不是在说要去骗取利益，而是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改变思路，转个弯绕过路障！求人很重要，有个强硬的后台帮忙，少奋斗十年！后来唐骏又去教育部门口站了几天岗，等人、求人，呵呵，其实只是问了几声好，这是后话。

第五，超越物理层。凡是要获得大的成功，赚大钱，或者说更容易地赚钱的，都不能拘泥于物理层。只有大老板能给你建个实验室，让你搞深层次的技术；而只有你的实验室能不断做出可以卖钱的产品时，你的实验室才不至于被关闭。走入公司的决策层，你才能决定该往那走，什么技术该大力发展、什么技术该好好改造、什么技术该放弃。这个道理相信不用讲你也明白，那么，如何进入决策层，靠高素质、靠综合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管理能力、玩的能力（品酒、打扮、奢侈品、打高尔夫等等），一大堆的能力呢！没有一所学校、一个组织能教授全部，这些都要靠自己去学、去领悟，前提是，你要有去学、去领悟的想法。

说实在的，世界是很复杂的东西，要的是你去适应它，它不会来适应你。唐骏说：“性格能改变吗？很多人说不能。可是我认为，本性是不能改变的，但性格是一定能改变的”。杰克•韦尔奇，通用电气前ceo，打小有自卑心理，到了成年还略带口吃。他母亲激励他，这算不了什么缺陷，只有面对现实，坚持与别人沟通，让别人了解你，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别人才会跟你做朋友，这是这个伟大而平凡的母亲给予杰克的最大财富。事实上，如果你自己不在意，那么那个缺陷也就不太重要了。略带口吃的毛病并没有阻碍杰克的发展，实际上在后来，注意到这个弱点的人大都对杰克很敬佩，因为他竟能克服这个障碍，在商界出类拔萃。赶紧改变，让自己更好地适应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做一个两年计划，因为超过两年变数就太大了，然后制定实现的步骤，也就是一个个短期计划，从第一步开始实现。这些计划应该是具体、可行而且能在预定时间内完成的，最后静下心来，耐心实现自己的每个计划！不要老是问人，我这样做对吗，我该怎么做。哈佛退学就一定是错的？北大卖猪肉就一定不好？外企就一定是好归宿？你该做的就是，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金钱、美女、名利、地位、权势，还是过平凡的日子，做善事做好人，都没问题，只要真的是你想要的就好，然后考虑怎么去实现它。其实实现的方法有很多，选择其中的一个，然后耐心去做，注意做的过程中，要多方面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才是硬道理——这才是出路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