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政府干预不当致物价暴涨（定稿）

第一篇：阿根廷政府干预不当致物价暴涨（定稿）

阿根廷政府干预不当致物价暴涨

作为世界主要农牧业大国，阿根廷素有“世界粮仓和肉库”之称。但最近几个月来，阿根廷市场上却闹起了“肉荒”，牛肉价格大幅上涨，并直接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阿根廷政府虽然采取了强硬措施试图稳定肉价，但收效并不明显。分析人士指出，正是因为政府对肉价干预不当，过分注重控制物价的短期效果，造成市场供应不足，反而加剧了物价的上涨。阿根廷肉牛的存栏数超过居民人口，是一个“牛比人多”的国家。牛肉也是阿根廷人日常饮食中的主食，该国人均牛肉消费量在全球名列前茅。

但自从去年年底以来的短短几个月里，阿根廷牛肉价格平均上涨了近一倍。其中阿根廷人餐桌上最常见的带骨牛肉价格目前是每公斤7美元左右，和去年同期相比涨了一倍以上，和2006年相比上涨幅度更是达到三倍以上。

肉价的大幅上涨直接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今年2月份，阿根廷官方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环比上涨1．2％，创下近四年来新高，其中肉价环比上涨8．7％，是造成物价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根据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的测算，阿根廷的实际通胀率应该是官方统计数据的两倍以上，肉价的实际涨幅则更高。

根据阿根廷牛肉工业和商业协会公布的数据，肉价的大幅上涨使得阿根廷人的牛肉消费量骤减。去年阿根廷人均牛肉消费量为73公斤，而到今年1月份，人均牛肉消费量同比减少了19．3％，如果按照全年水平来算只有59公斤，创下2003年以来的新低。

造成阿根廷最近几个月来肉价大幅上涨的最主要原因是市场上的牛肉供应减少。今年1月份，阿根廷牛肉产量为23．84万吨，同比减少了16．1％。阿根廷的部分畜牧产区在2009年遭遇严重旱灾，造成肉牛大量死亡。与此同时，政府对牛肉价格的不当干预加剧了牛肉供应的短缺。

根据阿根廷农业部门的统计，阿根廷肉牛数量从2006年的5971万头减少到2009年的5192万头。在2009年屠宰的肉牛中，49．7％是用来繁育后代的母牛，这一比例创下了近20年来的新高。

分析：

由于供求不平衡造成的肉价上涨，由于政府的不当干预，反而引发了持续的肉价上涨，也是阿根廷政府稳定职能的失职。

以上案例是阿根廷政府不当干预市场的例子，当市场上肉价飙升之后，政府出台了诸多严厉措施使肉价短时期内得到了稳定，可是在长期看来打击了畜牧业这扩大养殖规模的积极性。畜牧业者得到的政策支持非常有限，反而政府还对肉价进行强势干预，导致许多畜牧业者干脆放弃了养牛，转而从事利润更加丰厚而政府干预较少的行业。

第二篇：关于政府临时干预物价的通知

紧急通知

为响应政府号召，从4月27日至5月1日，我区将实行牛肉、羊肉和蔬菜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以此保证全区群众过一个欢乐的“五一”节。现请门店注意以下事项。

1、执行门店：届时我公司市内，外所有门店（除铝厂

店外）都执行公司统一定价。牛羊肉价格营运通知，蔬菜价格执行北环统一定价。

2、限价价格：定点销售的牛肉，羊肉价格低于当地市

场平均零售价4元/公斤，销售的蔬菜价格低于市场

平均零售价的15%，上述品种市场平均价格以当地价

格主管部门公布的4月26日价格监测数据为准。

3、限价品种：牛肉（新鲜去骨）、羊肉（新鲜带骨）和

27种蔬菜（详见附件一）

4、限量销售：对定点销售的限价牛羊肉实行限量销售

和限量购买。每位消费者每次购买限价肉不超过

2公斤。

5、台账登记：门店需做好限价销售期间的商品台账，台账格式公司统一规定（见附件二）。台账强调及时，准确，真实。（此次销售做真实销售台账）

6、门店宣传：（1）、我公司已经制做统一条幅，门店悬

挂至店外。悬挂时请注意条幅平整性，银川地区多

风，避免出现条幅扭曲，看不清楚的情况。

（2）、牛羊肉价格公布后，请门店单独在横幅上缀

小宣传条幅，内容为：牛肉xxxx元/斤，羊肉xxxx

元/斤，蔬菜低于市场15%。

7、活动结束后，请各店及时撤下宣传横幅和公示牌，牛羊肉恢复价格，蔬菜执行统一标准。

第三篇：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读后感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读后感

对中国读者而言，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并不陌生。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关切，对转轨过程中现实问题的坦诚直言和中肯建议，近年来频频见诸报端。在国际经济学界，斯蒂格利茨教授被誉为“全能型奇才”，学术成就遍及几乎所有主要的经济学领域。作为学界新锐，斯蒂格利茨教授26岁即获得耶鲁大学的终身教职，36岁即获得有“小诺贝尔奖”美誉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1年，斯蒂格利茨教授荣膺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难能可贵的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在经济学教育方面始终锲而不舍，还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学知识普及到政策层和一般公众。下面谈谈对《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的感想。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在现在的社会显得过于完美，市场经济中经济大鳄的存在，无形中削弱了市场应对各种有预谋经济行为自我调节的能力。所以，对现在的各国经济情况来说，政府干预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不可否认市场有时会失灵,正如我们不可否认“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而政府的显著特征——拥有社会成员和强制力——使政府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但有优势不代表就一定能够成功，经济活动中会有一种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自组分效应，政府调控有时也无法改变非理性民众的预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大多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即所谓“东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较深。比如，战后的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就是在政府的强力指导下走上高速发展之路的。但是，东亚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将本国经济成功地推上“快车道”以后，特别是当本国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高阶段时，大都没能及时主动地从一些已经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的领域中退出，从而压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使日渐失衡的经济结构未能得到及时调整。同时，政府的过度干预还容易带来决策失误，资源配置不当等问题，进而使经济微观主体丧失活力和主动性。就金融领域而言，政府过度干预的结果更是弊端丛生，主要会带来以下两方面的后果：其一，由于政府对银行经营干预太多，造成贷款质量低下，不良资产严重。其二，政府行政干预过度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官商勾结，腐败严重；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银行的经营活动；在官员和企业领导人之间形成不正常的关系。它不仅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调节作用，而且还导致权钱交易、人情贷款泛滥、部分官员腐败。

从东亚国家的情况看，政府对企业（包括银行）干预过多会造成上述恶果。那么，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令世人瞩目，“东亚发展模式”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曾风靡一时，受到许多人的赞赏和推崇。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发展模式”大唱赞歌之时，却爆发了始自东南亚自家的金融危机。于是，国际上又有一些人对“东亚发展模式”产生了怀疑，不少人尤其是一些西方学者和传媒群起而贬之。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如何看待“东亚发展模式”成了人们争论的一个话题。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认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问题。

我认为，我们说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度有弊端，并不等于不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能走另一个极端。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政府注重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宏观干预，所以关键要看政府是怎样进行干预，即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策和法规，根据发展战略的需要，为企业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引导企业按“游戏规则”在竞争中发展，而不能去插手应当由企业（包括银行）自行处理的具体经营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宏观调控要“靠边站”，实际上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也不拒绝宏观调控。市场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必须通过国家（政府）对市场活动的正确引导和有效调控，加以弥补和克服。早在19世纪后期，马克思在《资本沦》第三卷中就曾经指出：“股份公司的发展，在一定部门中造成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预”。到了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西方国家的政府更明显地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并形成了一套以总需求管理为核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战后至7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了主流学派的位置。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凯恩斯所倡导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为西方国家所普遍采用，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来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在西方国家的经济领域里，尽管曾刮起一阵自由主义的风，向保守主义管理型式转变成为时尚，这种思潮崇尚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反对国有制和国家干预。但是，进入90年代后，西方国家经济风向有变，主要西方工业国家又重新开始刮起“国家干预经济”的风了。国家干预现已在西方国家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当今西方国家已不复存在那种没有政府调控和干预的自由主义。现代西方国家是两手抓，即依靠“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和“看得见的手” ——宏观调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

事实证明，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在市场发育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在其“经济腾飞”的一定阶段，政府引导和干预经济是必要的，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政府的干预要有个“度”，应当注意干预经济的方式和程度。政府要重视规范自身的行为，与企业保持一定的“距离”，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放手让企业（包括银行）自主经营。

经济必须是在法治健全的前提下才能正常运转，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律。那么谁来执行法治？当然是政府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已经找不到那种完全的、纯粹的、没有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干预的经济了。而且，政府干预经济目的在于自由竞争。

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法律对市场加以调控，只有管得好与差的问题，没有完全不管的问题。但是市场本身还是应该由市场规律来决定，而不是由行政命令来决定。实际上，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为了保障市场能够更健康地运作，市场主体能够更公平地自由竞争。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反垄断就是因为垄断危害了自由竞争。

由此，我想到了中美两国的反垄断对象。美国反垄断的对象，都是在自由竞争中慢慢积累起来的大财团，都是私人资本，而我们的垄断集团都是国有企业，这与美国是相反的。我们很少有私人的垄断，都是国有的大垄断，所以要反垄断首先应该反行政垄断。大家都深受垄断之害，价格都由垄断者说了算，最明显的就是油价，十次中有八次是涨，且涨多跌少，涨快降慢，比如存在严重风险溢价的布伦特油价是成品油定价挂靠油种之一，而价格相对偏低的WTI油价却被排除在外，国内油价跟涨不跟跌，真是坑爹！而对此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垄断虽是在公有制的名义下进行的垄断，但它实际上不是公有，而是少数权势集团所有的。因为如果是公有，那它怎么花钱就应该让老百姓知道，至少有代表讨论怎么花，但现在完全没有。

我常在思考，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实质应该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原本就是为了遏制资本的过度膨胀引起严重的不平等而出现的一种思潮，要对资本过度膨胀进行抵制，使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

可是号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集团的高管们，他们的工资却总要向美国最大的私人财团的高管看齐，而我们的职工平均工资却还没跟美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接轨，我们跟美国的福利覆盖面没有接轨，社会保障的底线也没接轨，你只接轨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我觉得这非常不合逻辑。何况美国高管的超高收入也早已为社会所诟病。我们的国营企业本来就一直由政府罩着，但高管的工资却不受管制，又要向高标准的“国际”看齐，这完全是不合理的。中国有中国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都拿美国说事。中国和美国有共性的一面，就是都要对人性贪婪的一面予以遏制，但是两者贪婪的载体又是不同的。在美国这个贪婪的载体是大财团、大金融家，而我们贪婪的载体是握有权力的权势集团。所以，中国和美国改革所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因此途径也应该不一样。

任何政府的改革措施一定要通过法律来进行，就是说应该依法办事。美国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它有法律，如果不是通过法律来办事的话，即使政策再好，也执行不下去，或者不能持续。执政者是应该超越利益集团的，这点很重要。

美国也有腐败，它这腐败往往是国会议员跟游说集团之间的交易这类东西。但是行政部门，执行机构的腐败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财权。美国每一步的改革都是加大政府的权力，特别是行政机构执行的权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怀疑过他们要贪污，他们会中饱私囊，如果说每加大一次政府的权力，就使某些人多一个寻租的资本，那主观愿望再好的政策反而会加重腐败，结果适得其反，那就越干预越坏。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应该改的问题和他们应该改的问题不一样，对象也不一样。但是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人性的贪婪必须有所遏制、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些都是共同的。我们应该学他们好的，不能学坏的，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学他们坏的不学好的。比如泡沫经济就被我们照搬过来了。企业高管的工资中一部分是用股票，即所谓的期权来支付的，他们自然就愿意把股价炒起来，这样有利于他们获取收益。其结果就使得一个企业的股票市值跟它的业绩脱节。股价高并不是因为企业效益高，而是以不正当手段炒起来的。这一套我们照搬得非常熟练，而且这么快就搬过来了。而美国改革的那些根本方向，包括社会正义、公平、民主、法治，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应该学的，我们却做得非常不够。再来看看中国，从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来看，较其他国家更应该注重经济建设中公民的经济利益。而保护公民利益与规范公民的经济行为，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制定好一系列完善的经济法律体系，以此来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劳动者在这种公平有效的体制下共同竞争的同时法律体系也能有力地遏制“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交换，把市场体制变成分肥体制”，将政府确立在一个为市场提供服务而非控制的角色上。由此可见，在我国未来的经济改善中，法制的完善必然是首要任务。

而在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规范和监督，打击投机禅坐和各种金融犯罪，金融市场的稳定，是社会市场稳定的先决条件，只有金融的稳定，才能保证诚信劳动不会贬值，社会才能稳定繁荣。

而政府要在法制条件下扮演一个社会服务员的角色，首要是将某些行业中的国有资产退出市场，将更多的市场份额让给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同时鼓励和肯定个人创业，给予创业者良好的创业环境和社会服务，这样才能更有利于激活市场，促进创新。

我国实际步入开放的市场环境，仅仅短暂的三十年时间，借鉴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归结到根本，是要建立起一种尊重劳动、鼓励劳动创造价值的体制、理念和社会价值观。政府要调控社会经济，使其保持一个良好、健康的发展态势，关键在于协调好公民个人、企业、国家这三块蛋糕的生产、分配。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才能稳定、健康发展。

记得布什在任职的后期有一次演讲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资中筠访谈对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看法（摘自百度百科）

《吴敬琏风雨八十年》·季敏

第四篇：政府应只当裁判员 不当运动员

政府应只当裁判员 不当运动员

国务院领导同志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做到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执法机制，逐步规范市场行为，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应当看到，经过大力整治，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已取得初步阶段性成果，但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现象仍很严重，深层次问题仍未得到根除，切不可掉以轻心。下一阶段的工作，一方面要加大整顿和打击力度，另一方面要采取治本之策，治本与治标相结合，促进市场经济秩序规范、有序。

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深层次的原因是改革不到位。许多行政管理人员还比较习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管理办法，缺乏市场经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本领，角色缺位、越位、错位、不到位的现象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有的管理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甚至一件事情几个“大盖帽”管。这种权力与利益挂钩的行为，从根子上削弱了对市场的监管，成为市场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如任由其发展下去，必将对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深入开展带来影响。经济活动好比体育比赛，只有在一个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环境下才能得以顺利进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势必出现违背经济规律，扰乱经济秩序的情况。为此，必须继续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做到政府部门只当“裁判员”，当好“裁判员”。

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就必须把经济管理权与监督检查权明确分开，将监督检查权赋予专门的执法部门，才能避免有好处的大家抢着干，不好干的互相推诿扯皮。政府部门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要按政府运作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把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范围调整到最合理的范围，主要是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建设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而主要的经济活动则由“运动员”根据“比赛规则”展开竞争。在行政职能上，各级政府要从主要侧重于行政审批，走向备案登记制，审批要公开，要逐步做到不收费，审批权力要与责任挂钩。在改革审批制度后，政府的主要精力要转移到市场监管上来，坚决打假维权，保护公平竞争。

只当“裁判员”，当好“裁判员”，就必须依法行政，正确行使权力，防止滥用权力。政府部门要切实履行好搞好宏观调控，培育市场体系，严格执法，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平等竞争，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的重要职责。特别要不断完善质量、安全监督制度，使监督工作经常化、制度化。此外，还要在提高行政执法的公开性、透明度上下功夫，真正把行政执法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要加大对经济违法违章行为的查处力度，特别要注重打破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严厉打击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第五篇：取消政府定价 药价会“暴涨”吗

取消政府定价 药价会“暴涨”吗

20多次降药价为何“降压死”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拟出台新的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取消药品政府定价，通过医保控费和招标采购，让药品实际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这标志着我国药品价格改革将迈出重大步伐。

近10年来，国家连续20多次降药价。但是，每次降价之后，都会有一批廉价经典药消失，有人戏称“降价死”。由于利润太薄，很多国内企业只能放弃生产，导致一药难求。与此同时，医疗技术服务价格严重偏低，甚至亏本，医生无法靠技术获得有尊严的收入，药品回扣就成了部分医生的“灰色补偿”。在以药养医机制驱动下，药品价格越高，回扣空间越大，销量也就越好。而药企为了给药品定高价或者避免“降价死”，往往不惜代价打通“关节”，催生了大量的权力寻租行为。

其实，在药品定价上，“看得见的手”并不比“看不见的手”更高明。我国的药品生产企业有5000多家，市场瞬息万变，企业的原料价格、人力成本、规模大小千差万别，政府很难精确估算出每种药品的实际成本，无法定出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同时，政府定价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随时调整，难以动态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制定最高限价导致“逆淘汰”

目前，政府对药品价格的干预方式主要是制定最高限价，即“天花板价”。但是，很多“天花板价”定得并不合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产生逆淘汰现象。市场的手虽然灵敏，但因长期被政府的脚踩住而无法动弹。价格是市场供求关系的“信号灯”，发挥市场在药品定价中的决定性作用，使药品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不仅有利于增加企业活力，而且有助于约束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减少行政干预和权力寻租。

药品是关系民生的特殊商品。全面放开药价，让市场之手挥舞起来，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袖手旁观。事实上，世界各国政府对药品价格都有管制，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例如，美国的药价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在确定药品价格时，保险公司会主动与制药公司讨价还价，以最大限度压低价格。政府不能直接影响药品价格，但可以运用法律手段对企业的垄断行为和不公平竞争加以限制。英国允许制药公司自行定价，但药品的利润率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超额利润返还政府。

充分市场竞争更易形成合理药价

那么，药价放开之后，我国政府该如何作为呢？首先，全面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以药养医，同时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让药企彻底告别“回扣战”。其次，建立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严厉查处价格违法和垄断行为，重点做好竞争不充分药品的购销价格监测和信息公开。第三，实施医保支付价格，建立节约采购成本收益归医院机制，促使医院通过联合采购等方式，主动压低采购价格，这是未来药品降价的主要驱动力。目前，我国医保制度已经覆盖全民，医保部门具有了较强的谈判和议价能力。例如，福建三明市改革医保支付制度，按照国产仿制药的最低价为支付基准价。同一通用名的药品，有10元的、20元的、30元的，医保支付价就是10元。重庆市拟于明年实行药品均价支付制度，先行试点的是目前医保目录使用量前300位的药品。医院采购的药品价格低于均价的，结余归医院；高于均价的，超出部分由医院承担。此举将调动医院主动采购低价药的积极性，是医保支付制度的一大突破。

取消政府定价之后，药价会不会暴涨？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更容易形成合理的价格，挤干药价中的水分。同时，医保部门成为药价的“守门员”，公立医院成为药价的“主攻手”。在这两股力量的制衡下，药价是不可能飞上天的。（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