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及其后果

第一篇：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及其后果

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及其后果 ——韩国金融危机探析

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惨痛和深刻的。关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普遍存在的观点认为是由于高额负债经营带来的资金流通的问题和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造成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长期性的。韩国政府早在8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政府干预对经济产生的不良后果，并开始对金融系统进行自由化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自由化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根本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本文试就韩国政府是如何对金融系统进行长期干预，以及金融自由化改革失败的原因进行一下深入的探讨。

一、韩国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

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它承担着将经济中的金融资源从过剩的一方配置到不足的一方，并通过不断地配置，使经济中的金融资源达到最佳配置，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金融系统被看作是一个金融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对金融资源进行不断配置的是各种金融媒介，即各种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金融市场上资本不足的一方主要是经济中的各生产部门，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进行配置实际上是将本系统内的储蓄基金转化成生产部门中的投资，因而金融系统能否有效地向生产部门提供资本是决定这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金融系统担负着向生产部门提供资本的职责，工业化国家金融业的发展一般快于其它行业的发展。各种高新科技产品（如电子计算机、无线电远程通讯等）总是最先应用于金融业，各种金融产品发展衍生速度之快也是其它行业产品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经济中的金融资产总是超过其它生产部门的总产值的。这个具体是用金融相关比率，即一个经济中的金融总资产（通常用货币供应总量M2表示）与国民生产总值（GNP）间的比值来衡量的。金融相关比率越高说明这个国家的金融系统越发达。另一个衡量金融系统效率的标准是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如果一个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大规模的无组织地下金融市场；或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内融资的渠道和利率差别很大，那么，这个金融市场就是分割的，表明金融系统的低效和不发达。金融系统除了起将金融资源从剩余的一方配置到不足的一方，为各生产部门提供生产必须的资本的作用以外，还起着把不可避免的金融风险进行重新分配，通过分散投资减少风险的作用。金融市场和各种金融媒介为金融资源提供了一个价格机制和一套清算系统，使其具有更高的流动性，降低了信息和交易成本，最终使金融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个人、商业组织（包括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国家各有关部门。在一个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上还有来自境外的各种组织和机构。金融市场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以及借债市场和资本市场等。〔1〕 根据以上提供的两个标准来衡量，韩国金融系统的发展程度落后于生产系统的发展程度。韩国的金融相关比率在1992年为41.9%，远低于同期的日本109.5%，台湾167.0%（见表1）。与工业化国家相比，韩国的个人很难从商业银行中取得贷款；金融市场上的融资工具有限；并且长期存在大规模的地下金融市场。不同的企业和投资项目得到贷款的条件和利率相差很大。这些数据和事实反映了韩国金融系统的不发达，无法完全满足各生产部门对资本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表1

1965—1992年日本和台湾的金融相关比率（单位：%）国家/地区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2 韩国 12.1 32.2 31.1 34.1 39.2 40.1 41.9 日本 75.4 72.2 82.3 85.2 96.8 116.0 109.5 台湾 33.3 40.9 55.9 64.0 104.7 144.0 167.0

资料来源：韩国银行《统计月报》；日本银行《经济统计年报》；中国中央银行（台湾）《金融统计月报》。

韩国金融系统的不发达来源于韩国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和管制，正如以下解释的，韩国的金融系统不是建立和发展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之上，而是建立在政府的长期干预之下。韩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其经济发展计划，出口和战略产业政策，然后再根据这些计划和政策建立发展相应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以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在必要的时候，政府还颁布紧急法令管制金融市场，解救陷入破产困境的企业。因此，韩国的金融系统不能够独立于生产系统之外优先发展，而是根据生产部门的发展目标而发展。可以说，韩国政府是把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执行宏观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工具。

1.政府对金融系统干预的开始

1948年韩鲜半岛独立之后，新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日本殖民政府遗留下的金融系统，但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来运作，政府只好重建金融系统。新的金融系统是按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所提供的方案建立的，主要的特点是独立自主的中央银行和私人拥有的商业银行系统。但在1950年，新的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建立不久，韩鲜战争（1950—1953）就爆发了。战后，韩国政府面临的是战争的废墟，飞涨的物价，资本的匮乏和政治社会的动荡。当时，作为向生产部门提供资本的金融系统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无组织的地下金融市场却非常活跃。〔2〕

1961年朴正熙军政府上台后，便开始抓紧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控制。首先，作为中央银行的韩国银行对金融系统进行独立调控的权力被剥夺，其本身被置于财政院（MOF，后改组为财政经济院MOFE）的管理下； 随后，政府没收了由私人拥有的商业银行的资本所有权，对其进行国有化，实行直接控制。由于当时现存的商业银行无法向政府制定的出口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政府又新设了几家专业银行：韩国产业银行（1961），农业合作协会（1961）和国民银行（1962）。这些专业银行都有各自的融资对象，并独立于央行的管理之外。为刺激出口，政府于1964年主动对韩国货币进行了贬值，同时为解决企业外汇方面的问题，又成立了专门的韩国外资银行，还允许外资银行在国内设立分行。〔3〕1965年，为扼制地下金融市场，截流更多的地下资金到有管理的金融系统中来，政府大幅度提高了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从15%调高到26.4%（18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调高到30%）；银行的贷款利率从17.52%调高到26%（见表2）。这个措施有效地吸纳了资金，银行的存贷款数量到1972年政府重新实行低利率政策为止，各自增长了大约7倍。在同一时期内，整个经济中的存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左右上升到20%以上，而且高利率还吸引了大量的外资。

第二篇：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读后感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读后感

对中国读者而言，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并不陌生。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关切，对转轨过程中现实问题的坦诚直言和中肯建议，近年来频频见诸报端。在国际经济学界，斯蒂格利茨教授被誉为“全能型奇才”，学术成就遍及几乎所有主要的经济学领域。作为学界新锐，斯蒂格利茨教授26岁即获得耶鲁大学的终身教职，36岁即获得有“小诺贝尔奖”美誉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1年，斯蒂格利茨教授荣膺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难能可贵的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在经济学教育方面始终锲而不舍，还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学知识普及到政策层和一般公众。下面谈谈对《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的感想。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在现在的社会显得过于完美，市场经济中经济大鳄的存在，无形中削弱了市场应对各种有预谋经济行为自我调节的能力。所以，对现在的各国经济情况来说，政府干预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不可否认市场有时会失灵,正如我们不可否认“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而政府的显著特征——拥有社会成员和强制力——使政府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但有优势不代表就一定能够成功，经济活动中会有一种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自组分效应，政府调控有时也无法改变非理性民众的预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大多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即所谓“东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较深。比如，战后的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就是在政府的强力指导下走上高速发展之路的。但是，东亚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将本国经济成功地推上“快车道”以后，特别是当本国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高阶段时，大都没能及时主动地从一些已经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的领域中退出，从而压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使日渐失衡的经济结构未能得到及时调整。同时，政府的过度干预还容易带来决策失误，资源配置不当等问题，进而使经济微观主体丧失活力和主动性。就金融领域而言，政府过度干预的结果更是弊端丛生，主要会带来以下两方面的后果：其一，由于政府对银行经营干预太多，造成贷款质量低下，不良资产严重。其二，政府行政干预过度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官商勾结，腐败严重；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银行的经营活动；在官员和企业领导人之间形成不正常的关系。它不仅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调节作用，而且还导致权钱交易、人情贷款泛滥、部分官员腐败。

从东亚国家的情况看，政府对企业（包括银行）干预过多会造成上述恶果。那么，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令世人瞩目，“东亚发展模式”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曾风靡一时，受到许多人的赞赏和推崇。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发展模式”大唱赞歌之时，却爆发了始自东南亚自家的金融危机。于是，国际上又有一些人对“东亚发展模式”产生了怀疑，不少人尤其是一些西方学者和传媒群起而贬之。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如何看待“东亚发展模式”成了人们争论的一个话题。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认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问题。

我认为，我们说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度有弊端，并不等于不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能走另一个极端。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政府注重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宏观干预，所以关键要看政府是怎样进行干预，即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策和法规，根据发展战略的需要，为企业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引导企业按“游戏规则”在竞争中发展，而不能去插手应当由企业（包括银行）自行处理的具体经营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宏观调控要“靠边站”，实际上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也不拒绝宏观调控。市场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必须通过国家（政府）对市场活动的正确引导和有效调控，加以弥补和克服。早在19世纪后期，马克思在《资本沦》第三卷中就曾经指出：“股份公司的发展，在一定部门中造成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预”。到了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西方国家的政府更明显地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并形成了一套以总需求管理为核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战后至7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了主流学派的位置。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凯恩斯所倡导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为西方国家所普遍采用，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来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在西方国家的经济领域里，尽管曾刮起一阵自由主义的风，向保守主义管理型式转变成为时尚，这种思潮崇尚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反对国有制和国家干预。但是，进入90年代后，西方国家经济风向有变，主要西方工业国家又重新开始刮起“国家干预经济”的风了。国家干预现已在西方国家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当今西方国家已不复存在那种没有政府调控和干预的自由主义。现代西方国家是两手抓，即依靠“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和“看得见的手” ——宏观调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

事实证明，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在市场发育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在其“经济腾飞”的一定阶段，政府引导和干预经济是必要的，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政府的干预要有个“度”，应当注意干预经济的方式和程度。政府要重视规范自身的行为，与企业保持一定的“距离”，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放手让企业（包括银行）自主经营。

经济必须是在法治健全的前提下才能正常运转，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律。那么谁来执行法治？当然是政府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已经找不到那种完全的、纯粹的、没有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干预的经济了。而且，政府干预经济目的在于自由竞争。

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法律对市场加以调控，只有管得好与差的问题，没有完全不管的问题。但是市场本身还是应该由市场规律来决定，而不是由行政命令来决定。实际上，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为了保障市场能够更健康地运作，市场主体能够更公平地自由竞争。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反垄断就是因为垄断危害了自由竞争。

由此，我想到了中美两国的反垄断对象。美国反垄断的对象，都是在自由竞争中慢慢积累起来的大财团，都是私人资本，而我们的垄断集团都是国有企业，这与美国是相反的。我们很少有私人的垄断，都是国有的大垄断，所以要反垄断首先应该反行政垄断。大家都深受垄断之害，价格都由垄断者说了算，最明显的就是油价，十次中有八次是涨，且涨多跌少，涨快降慢，比如存在严重风险溢价的布伦特油价是成品油定价挂靠油种之一，而价格相对偏低的WTI油价却被排除在外，国内油价跟涨不跟跌，真是坑爹！而对此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垄断虽是在公有制的名义下进行的垄断，但它实际上不是公有，而是少数权势集团所有的。因为如果是公有，那它怎么花钱就应该让老百姓知道，至少有代表讨论怎么花，但现在完全没有。

我常在思考，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实质应该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原本就是为了遏制资本的过度膨胀引起严重的不平等而出现的一种思潮，要对资本过度膨胀进行抵制，使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

可是号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集团的高管们，他们的工资却总要向美国最大的私人财团的高管看齐，而我们的职工平均工资却还没跟美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接轨，我们跟美国的福利覆盖面没有接轨，社会保障的底线也没接轨，你只接轨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我觉得这非常不合逻辑。何况美国高管的超高收入也早已为社会所诟病。我们的国营企业本来就一直由政府罩着，但高管的工资却不受管制，又要向高标准的“国际”看齐，这完全是不合理的。中国有中国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都拿美国说事。中国和美国有共性的一面，就是都要对人性贪婪的一面予以遏制，但是两者贪婪的载体又是不同的。在美国这个贪婪的载体是大财团、大金融家，而我们贪婪的载体是握有权力的权势集团。所以，中国和美国改革所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因此途径也应该不一样。

任何政府的改革措施一定要通过法律来进行，就是说应该依法办事。美国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它有法律，如果不是通过法律来办事的话，即使政策再好，也执行不下去，或者不能持续。执政者是应该超越利益集团的，这点很重要。

美国也有腐败，它这腐败往往是国会议员跟游说集团之间的交易这类东西。但是行政部门，执行机构的腐败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财权。美国每一步的改革都是加大政府的权力，特别是行政机构执行的权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怀疑过他们要贪污，他们会中饱私囊，如果说每加大一次政府的权力，就使某些人多一个寻租的资本，那主观愿望再好的政策反而会加重腐败，结果适得其反，那就越干预越坏。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应该改的问题和他们应该改的问题不一样，对象也不一样。但是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人性的贪婪必须有所遏制、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些都是共同的。我们应该学他们好的，不能学坏的，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学他们坏的不学好的。比如泡沫经济就被我们照搬过来了。企业高管的工资中一部分是用股票，即所谓的期权来支付的，他们自然就愿意把股价炒起来，这样有利于他们获取收益。其结果就使得一个企业的股票市值跟它的业绩脱节。股价高并不是因为企业效益高，而是以不正当手段炒起来的。这一套我们照搬得非常熟练，而且这么快就搬过来了。而美国改革的那些根本方向，包括社会正义、公平、民主、法治，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应该学的，我们却做得非常不够。再来看看中国，从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来看，较其他国家更应该注重经济建设中公民的经济利益。而保护公民利益与规范公民的经济行为，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制定好一系列完善的经济法律体系，以此来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劳动者在这种公平有效的体制下共同竞争的同时法律体系也能有力地遏制“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交换，把市场体制变成分肥体制”，将政府确立在一个为市场提供服务而非控制的角色上。由此可见，在我国未来的经济改善中，法制的完善必然是首要任务。

而在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规范和监督，打击投机禅坐和各种金融犯罪，金融市场的稳定，是社会市场稳定的先决条件，只有金融的稳定，才能保证诚信劳动不会贬值，社会才能稳定繁荣。

而政府要在法制条件下扮演一个社会服务员的角色，首要是将某些行业中的国有资产退出市场，将更多的市场份额让给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同时鼓励和肯定个人创业，给予创业者良好的创业环境和社会服务，这样才能更有利于激活市场，促进创新。

我国实际步入开放的市场环境，仅仅短暂的三十年时间，借鉴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归结到根本，是要建立起一种尊重劳动、鼓励劳动创造价值的体制、理念和社会价值观。政府要调控社会经济，使其保持一个良好、健康的发展态势，关键在于协调好公民个人、企业、国家这三块蛋糕的生产、分配。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才能稳定、健康发展。

记得布什在任职的后期有一次演讲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资中筠访谈对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看法（摘自百度百科）

《吴敬琏风雨八十年》·季敏

第三篇：春运票价中的政府干预

春运票价中的政府干预

为了缓解春运高峰的压力，2002年春运前，在当时的国家计委主持下召开了铁路价格听证会。长达一天的听证会上，33名代表对铁道部提出的春运客票价格上浮方案进行了反复审议最终原则同意对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自此之后的5年，每逢春节来临，随着客流量的增加，铁路部门就提高票价20%左右。然而，2007年1月10日，元旦刚过，铁道部宣布“今年春运各类旅客列车票价一律不上浮，以后春运也将不再实行票价上浮制度”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交通部表态“赞成在春运期间公路和水路不涨价”，发改委和交通部也联合发出通知，明确要求2007年春运公路旅客运输票价不上浮”，延续六年的票价上浮惯例终于结束了。一．浅谈春运期间的票价浮动

目前我国客运市场运能与运量的矛盾十分突出，春运期间这一矛盾尤显突出。针对春运期间猛增的客流量，有关政府部门主要通过价格杠杆进行调控以期合理配置客流量。按照供求理论，春运期间旅客对运输服务需求猛增。将使需求曲线右移，这会使均衡产量陡然增加，在短期内呈现出客运运力严重不足而无法满足需求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矛盾，交通运输部门根据运力与运量的供求关系即需要抑制需求。

票价上浮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也就是自觉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来引导消费，平抑客流量，以减轻客流量骤增所带来的运输压力。但是无论是一年才能和家人团聚一次的农民工还是外出求学的学生抑或探亲旅游的高收入阶层们，所有这些人对春运期间的交通运输的需求几乎是缺乏弹性的，由此来说，价格杠杆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按照经济学原理分析，当缺乏需求弹性时，价格上升，则总收益上升；价格下降则总收益下降，否则情况相反。也许，将票价提高20%会大幅度地提高铁道部门的经济效益，但是这些经济效益的取得却是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的。

也许政府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时隔六年后废除了票价上浮制度，实现了人民群众心驰神往的“春运不涨价”。但若仔细分析，“春运不涨价”又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惠国惠民。首先，它促进了黑市的猖獗和黄牛党的活跃,其次，从铁路运输本身来说，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虽然需求弹性小，但是票价不上浮的实惠还是会刺激很大一份人的返乡意图。这样就会对旅客流量流时的调控造成困难，从而衍生出治安和人身安全等问题。二．政府指导价出台

由于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控制，票价无论是上浮还是保持不变似乎都不是能够做到两全其美，但绝不能因此就否定政府指导价出台的意义，毋庸置疑，政府指导价充分显示出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作用，但是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政府指导价，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换句话说，就是政府根据权限和市场现状，给出的强制性的价格范围。自2007年起，各地频繁召开价格听证会，以期确定较为合理的政府指导价，江苏、贵州、上海、广东等省市地区就此先后表示要将票价控制在政府指导价之内。

在市场机制下，企业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定价，使企业利润最大化，而在政府定价下，由于无法掌握企业的边际成本变动，往往会造成定价过低或过高。我国铁路部门的现实情况是由于政府定价机制的限制，票价长期低于市场均衡价格，造成票价短缺。现实生活中，票价的隐性成本出去排队成本外，还有管理“黄牛市场”的成本，以及铁路部门的人员进行寻租所增加的负担。

政府最铁路的春运进行指导价，即是希望目前铁路客运在行政垄断条件下，不删自利用自身的行政垄断权胡乱涨价，以维护市场秩序，同时政府也是出于保护低收入者和照顾社会弱势群体的考虑。政府部门每年都会试图预测每年的客运需求还制定相应的票价涨幅，酌情减轻或加强对市场的干预。三．政府主导与铁路部门垄断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铁路客运是有铁路企业公给的一种服务商品，起价格应由市场中供需双方的供求关系来确定，供不应求是扩大供给，减少需求，从而是市场达到平衡。但是，这种合理化的铁路客运市场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我们还不具备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铁路客运市场供需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基础。一来我们的客运压力十分之大，铁路客运的张力不足，二来票价由国家垄断，铁路部门也是由政府主导。

长期以来我国的铁路客运票价都是由政府管制，铁路企业无权自主决定客运票价，而且管制的票价明显低于市场的合理价位，人为地增加了客运的紧张程度和压力。目前，国家仍每年想铁路企业下达很多指令几乎，许多本不应该由铁路企业承担的费用依旧由企业支付，导致运行成本高居不下。同时铁路企业在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没有竞争的压力，再加上价格管制，生产者没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消费者也处于无法选择的弱势地位。诚然，铁路的政企不分，保证了每年春运期间铁路企业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将春运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安全及时地将旅客运送完毕。

在认识到政府的主导地位后我们还要关注的便是铁路部门的垄断性质。对于垄断，很多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解释，在多数情况下，自然垄断与通过规模扩大形成的产品成本递减的规模经济是高度一致的，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成本弱增性的自然垄断正是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由于自然垄断企业在无管制的情况下的产量水平低于满足社会利益的产出水平，因而不能实现产品组合效率，但是多个企业的竞争会使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从而偏离生产效率。因而，采用价格管制或公共生产来纠正自然垄断所造成的弊端被认为是较为可取的。《价格法》同《铁路法》规定的旅客票价应当采取政府定价的原因正是出于此。四．政府应怎样干预

我国的铁路运输长期处于垄断地位。主要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即由于某一行业的经营的不具备替代的可能性，使之在该行业内形成垄断。发展中国家的铁路与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在运输领域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份额。但事实上，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尤其是公路运输，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对铁路运输形成了替代，铁路运输的地位正在经受着挑战。

我国一直对铁路实行政企不分的规制，既制约了铁路的发展，也损害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在政府的规制下，铁路无法成为市场的主体，因而不能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运输资源，无法运用价格杠杆的调节铁路运输的供求关系，铁路的非市场化经营导致了不可能获取正常的收入和回报，基本堵塞了通过市场化融资建设铁路的途径，导致铁路建设资金长期极度短缺状态。再者，铁路运输企业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与政府形成一种非合作博弈，通过多种方式突破政府的规制。

所以说要想对春运票价进行有效的干预，实行或发出票价上浮制都是远远不够的。从近期看，政府要从成本或利润控制入手规制铁路价格。但是在目前的状态下看，这种控制步履维艰。从长远看，政府要做的是统筹规划，整合何种资源，制定政策，引导不同交通方式的发展方向，构建我国立体交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公路和民航对铁路形成极强的替代性，在多种运输方式并存的格局中，它们之间的比价会对各自的经营状况形成极强的约束，铁路运输企业才会给出合理的价位，既保证自己的正常经营，又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还要利用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铁路客票价格应与市场接轨，按照市场规律的价格机制定价。利用价格干干使各种运输方式都达到一个合理的价位，既兼顾各方利益又能起到真正的客流分流作用。

春运与其说是一种社会想象，还不如说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经济现象。因此，唯有发展的方法才能彻底解决。政府的最根本的干预手段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一句永远不变的名言。

第四篇：教育改革需要政府行为干预加入

教育改革需要政府行为干预加入

《中国教育报》近来发表了很多有关素质教育的文章，无疑对教育转轨有推动和促进作用，但笔者认为，教育转轨是从教育思想到办学体制的深刻变革，除了学校内部的探索和改革外，还需要采取政府行为。

近年来许多地方和学校都在积极探索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但也有一些学校尤其是普通高中面对高考升学的压力，转轨的力度不大，国家教委颁布的教学计划没有落实，五天工作制没有真正实行，假期和双休日仍以补课为名在授新课赶进度，教育行政部门统考频繁。

教师是应试教育的实施者，但也饱受其苦。许多老师年复一年违心地加班加点，搞题海战术，有的积劳成疾，甚至昏倒在讲台上。有的高中教师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实行真正的五天工作制？”一位重点中学的校长说：“我们也想按规定开课，把超出的课时减下来，把时间还给学生，但正如不能单方面裁军一样，不能光我们减；其他学校不减。”说到底是担心减了课时影响高考成绩，降低学校声誉。这些说明，教师和学校领导并不欢迎应试教育，但又迫于压力而去适应它。

应试教育之所以颇有市场，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古代的教育就是以应试为目的，熟读四书五经而后八股应试，高中了就可以为仕，苦读经书的学子能为此奋斗大半辈子，无怪乎范进中举后竟兴奋得痰迷心窍了。解放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基本上仍走着应试的老路，通过层层选拔，只要升入大中专学校，十年寒窗就算没有白辛苦，无论城乡学子就可成为吃皇粮的“公家人”。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高考制度，这对否定教育、否定科学的“文化大革命”是拨乱反正，是很大的进步。在当时的条件下，各类学校搞了一批重点校，深受“文革”之苦的广大家长都企盼子女通过应试能以高分挤入重点学校，为升大学打下基础，由于对教育的评估办法不够完善和科学，各级领导和社会都把升学率和考分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的主要指标，对应试教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为了培养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必须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而这需要学校深化改革，需要家长和社会共同努力，更需要各级政府发挥领导和调控的功能。

汨罗市之所以成为全国素质教育的先进典型，重要的一条就是那里的领导站得高看得远，采取了坚决的政府行为，对教育转轨抓得得力。笔者认为，对教育转轨各级政府目前应从三个方面加强领导：一是加强对素质教育的宣传引导，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二是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手段确保教育计划的落实，对随意增加课时、占用假日、不符合国家教委规定的统考和滥编滥印资料等现象坚决制止，发挥督导，监控的作用；三是切实改善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评估办法，确保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落实，发挥其对学校的领导作用。当然还有许多工作，但首先从这三个方面抓起，将大大促进和推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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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政府临时干预物价的通知

紧急通知

为响应政府号召，从4月27日至5月1日，我区将实行牛肉、羊肉和蔬菜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以此保证全区群众过一个欢乐的“五一”节。现请门店注意以下事项。

1、执行门店：届时我公司市内，外所有门店（除铝厂

店外）都执行公司统一定价。牛羊肉价格营运通知，蔬菜价格执行北环统一定价。

2、限价价格：定点销售的牛肉，羊肉价格低于当地市

场平均零售价4元/公斤，销售的蔬菜价格低于市场

平均零售价的15%，上述品种市场平均价格以当地价

格主管部门公布的4月26日价格监测数据为准。

3、限价品种：牛肉（新鲜去骨）、羊肉（新鲜带骨）和

27种蔬菜（详见附件一）

4、限量销售：对定点销售的限价牛羊肉实行限量销售

和限量购买。每位消费者每次购买限价肉不超过

2公斤。

5、台账登记：门店需做好限价销售期间的商品台账，台账格式公司统一规定（见附件二）。台账强调及时，准确，真实。（此次销售做真实销售台账）

6、门店宣传：（1）、我公司已经制做统一条幅，门店悬

挂至店外。悬挂时请注意条幅平整性，银川地区多

风，避免出现条幅扭曲，看不清楚的情况。

（2）、牛羊肉价格公布后，请门店单独在横幅上缀

小宣传条幅，内容为：牛肉xxxx元/斤，羊肉xxxx

元/斤，蔬菜低于市场15%。

7、活动结束后，请各店及时撤下宣传横幅和公示牌，牛羊肉恢复价格，蔬菜执行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