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1[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1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当今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由以前的的简单到现在的多样和复杂无不体现了国家的富强和崛起。这里我就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的阶层进行简单的剖析。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对旧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及阶级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梳理，并提出了中国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及打击的势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结构及阶层关系趋向于简单化。到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阶层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即农民、工人和干部。农民占了人口的80%,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及干部,涵盖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当时的干部除公务员外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及文艺工作者等。工人中还包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当时的人们几乎无私有财产,均属工薪阶层。干部和工人之间收入差别也很小。处级干部的工资和六级技工差不多。城市99%的人月收入在30到100元之间,当时的最高工资(中央领导及一级教授)也就四百元左右。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小,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16,在世界上也属非常低的国家。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生产力低下及物质财富的匮乏,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多数食品处于凭证限量供应状态,衡量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也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即在0.59左右,处于贫困到温饱之间。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浪潮,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及阶层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财富象滚雪球般增大,各种职业及社会阶层象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当今中国社会的职业及阶层已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要想逐一分析已是相当困难的事。如果用收入及财富的拥有量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可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为三大群体:

(一)低收入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在个税起征点之下)这个群体包括的阶层有:绝大多数农民及农民工,国企和民企中的大部份工人,部份技术人员及低层管理人员,企业退休职工,城市中的低保领取人员,小商小贩,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人员,部份中小学教师等。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占全国从业人员的70%左右.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农民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涌进城市的打工者,他们干着最艰苦,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他们离乡背井,收入微薄,吃住简陋,夜以继日,战斗在各条战线上,今天的中国取得如此辉煌的建设成就是他们劳动的结晶。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我们应感谢他们并向农民工群体表示深切的敬意。

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在经济转型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在计划经济年代,靠微薄的工资,为祖国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可到了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却成了失业群体,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几万元微薄的补偿,他们默默忍受住如此不公平的待遇，继续寻求工作,寻找出路,他们中的年龄偏大者,因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低保度日,还得自已交纳养老保险。为了今后老有所依。今日国家之财力远非九十年代相比,政府应给这个群体多一些关怀和照顾。

(二)中产阶层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下,或拥有百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国企,民营,外企中的白领,公务员,教师中的大部,医务人员中的大部,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中层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中的大部,演艺人员,事业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小

业主,自由职业者中的大部，文字工作者,离休干部,部队中的军官等。这个群体中职业门类烦多,收入差距也比较大,这个群体人数占从业人员的25%左右。

(三)富裕阶层: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或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民营企业家,大型国企老总,上市公司高管,外资和合资企业高管,一线演艺人员,金融业界高管等。另外还包括一些隐形富豪群体,即政府官员中贪污受贿者,他们将财产隐藏或转移,在未被揭发查处前,仍属于这个阶层。富裕阶层的人数占从业人员5%左右。

为什么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群体中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富裕阶层呢?这是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得到高速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转型期法律,法规不建全,加之官商勾结使一些人快速致富的结果。这个群体富裕之路无外乎有下几个方面:

(1)八十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一大批农民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后来成为农民企业家。

(2)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时期,部分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属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中掏足了第一桶金,资本的积累使他们走上富裕的道路。

(3)九十年代,干部下海经商潮,也造就了一批富翁。

(4)九十年代在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工人下岗的同时,一些企业老总及高管利用股份制改革,变相侵吞和占有国有资产,演变成民营企业家。

(5)始于九十年代末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使中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本世纪头十年房价持续飚升,造就了一大批地产富豪。

(6)从2003年起,GDP呈两位数增长所造成的能源及原材料的紧缺,使小煤窑,小矿山遍地开花,工人的血和汗使一批煤老板快速致富。(7)高新科技产业的兴起,使一批知识界精英,进入富裕阶层群体,其中尤以IT产业为典型。

(8)近十年中国股市的高速扩容和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在牺牲千百万中小股民利益的同时,却造就了大批亿万富翁。中国股市可称得上造富机器。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及财富分布仍属金字塔型,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成了当前社会的特征。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各种资料数据差异很大,有说是0.5的,有说达到0.7的,也有个别经济学家认为还达不到警界线0.4。这是由于所取的样本和计算方法的差异造成。但不管怎样,基尼系数超过警界线已是不争事实。有两组数据特能说明问题:我国金字塔上端20%富人群体占有社会财富达50%,而金字塔下端20%低收入群体所占社会财富仅为4.7%。换句话说,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量是20%穷人的10.7倍,而这个指标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日本则仅为3.4倍.中国已排在世界前列。据国务院最新公布的扶贫标准已由过去的1200元提升到2300元(年收入)这一提升使扶贫对象一下子扩大到1.28亿人，而2300元的年收入仅相当于每天一美元,被联合国定为赤贫标准。这让我们深深震惊,我国的扶贫攻坚是多么任重而道远啊!

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矛盾和危机:我国的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急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官员中的贪污腐败现象加大了民众的不信任感。国民中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急功近利和诚信危机,使我国的文明程度和软实力大打折扣,而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当前兴起的怀念毛泽东热 ,实质上就是对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增大的不满。我们又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就应该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低收入群体尽快富裕起来,使中产阶层壮大,成为社会的中坚。使社会结构呈纺锤形。中国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中国人民已尝尽社会**的苦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世界上国强民富的大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

献。共产党人应拿出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带领人民走上一条文明,民主,公平,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对当代中国各阶层分析作如下综述：官员阶层和知识阶层在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同时要勇于进行自我改造，重塑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要加强对富豪阶层的调控和管理，尽量减少这个阶层对社会的腐蚀作用，培育这个阶层中对振兴民族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民营力量，使其进一步壮大；鼓励中产阶层的发展，不断扩大这个阶层的人数和阵容，但要同时培养这个阶层对社会的责任心，使他能够成为社会的稳压器；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援助贫困阶层，不断缩小这个阶层的规模，提升这个阶层的人员，利用好这个阶层自发追求改革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依靠平民阶层发展和繁荣经济，推动体制改革，淳化社会风气，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

第二篇：057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作业

057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课程作业

第一题：名词解释（共4小题，每小题4分，共16分）

1、社会不平等

就是社会差别，指个人或群体间的任何差异。

2.阶级

是指依据社会资源的不同占有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群体。

2、多元分层（韦伯）

经济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

3、剥削

原指搜刮侵夺，现只是用{一个人的}劳动力而不给予公平的或相当的报酬。

第二题：简答（共2小题，每小题7分，共14分）

1、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主要有：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

（2）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体原因包括：

①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使他们有了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机会；

②经济体制的变化，使他们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环节；

③产业结构的变化，使他们被分流出来纷纷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

④分配制度的变化，使他们率先进入“先富者”的行列。

2、简述社会分层中“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两个概念的含义

“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两个方面对主体差异活动与差异结果进行分析。根据社会角色所占据的社会地位是否基于角色扮演者的努力，人们将角色划分为先赋性角色和自致性角色。所谓先赋性角色，是指个人与生俱来的、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或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获得的角色。一般来讲，先赋性角色包括三种情况：一种是由遗传、血缘功能因素决定的角色，如性别角色；一种是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由必经的某一阶段所决定的角色，如儿童、少年角色；一种是个人出生时由社会预先规定好了的角色，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先赋性角色，主要是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由社会制度因素所决定的社会角色，如阶级角色。自致角色指主要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现代社会中的学校角色和职业角色，绝大多数是自致角色。个体自致角色的获得离不开必要的主客观条件：一是个人的主观努力，二是社会的需要，三是需要单位对个人努力给予承认，确认这一个体具有担当这一角色的能力。

第三篇：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学术报告

——谈中国当代社会阶层

入学一年来，我先后听了二十余次的学术讲座。所聆听的讲座包括：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前沿讲座，如刘老师的《国际石油合作标准合同及财务制度》等，有关指导研究生学习和生活和素质培养的讲座，如李老师的《沟通理论与技巧》，王修智老师的《齐鲁文化与山东人》，王通讯研究员的的《人本时代与人才管理现代化》，陈占安老师的《关于经典著作选读的思考》等，还有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的讲座，如辛向阳研究员的《天安门的历史哲学：中国奇迹的政治动因》等。这些讲座的知识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我的知识面，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己人文素养，对我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大有裨益。

在众多讲座之中，自己最为感兴趣当属辛向阳研究员的《天安门的历史哲学：中国奇迹的政治动因》,一方面是自己对政治及历史学感兴趣，另一方面该讲座以独特方式将政治学跟历史相交汇，给人以新颖的感觉。所以吾想从这个话题出发，顺着政治和经济的路线，谈谈对我国当代社会阶层的认识。

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一）阶层划分

目前社会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从大的框架来说，有这么三种:第一种还是用两个阶级分析，认为分为两个阶级，若干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技术人员阶层等等。第二种是进行阶级分析，把现在中国分成七个阶级，分六个阶级的也有，这一观点多限于内部学术范围里。第三种主张搞阶层分析，认为目前进行社会阶层分析比较好，更符合现阶段国情。

前两年，中科院进行了一个全国性调查，抽样调查了十二个省市七十二个县市六千户，并对调查结果做了加权，然后在大量社会研究资料和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全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作了分析，分析的结果是划分成十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其划分的依据：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有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分别为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

（二）阶层分化

改革开放以前，在国家基本制度设置（如计划经济体制）、政策安排以及“左”倾政治意识形态的模塑下，中国社会结构以一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为其显著特征。仔细考察那30年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过程及其结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维度的二元化身份等级：人民－非人民的政治二元身份、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干部－非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二元身份以及全民工－集体工二元单位身份。人们的命运，基本上就由这些维度的二元化身份等级体系所决定。所谓“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或干部阶层）的说法，实际上是对这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的一种过于简化的描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向是放弃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社会也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阶层结构的演化而言，改革开放具有深远的意义：逐步地改变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控制；削弱了传统高度中央集权的再分配体制对人们的控制力，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调整了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扩大了就业空间，改变了职业结构；扩大了社会经济差距，推动了社会分化，催生了一些新社会阶层，改变了各个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其结果是，传统的多维二元身份化等级体系逐步崩溃瓦解，政治二元化身份体系被迅速放弃，单位二元化身份等级差别逐渐丧失其社会意义，城乡二元化身份虽然继续存在，但其间的阻隔正在不断为巨大的“民工潮”所打破，干部也因为文化精英（包括学界名流、影视明星等）和经济精英（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的崛起而不再是中国社会惟一重要的精英集团，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而中国人作为个人的命运，则因为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出现而被重新结构化：国家的制度安排决定个人命运的时代基本过去，人们 将要以自己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为基础，在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体系中获得自己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通过近几年来的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以职业为基本坐标，并结合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多少，可以从当代中国社会中识别出10个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2001年，这十大社会阶层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占2.1%，经理人员阶层占1.6%，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0%，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4.6%，办事人员阶层占7.2%，个体工商户阶层占7.1%，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占11.2%，产业工人阶层占17.5%，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占4.8%。可以看到，在中国目前的这种阶层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阶层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正因为如此，该课题组将前者称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之所以说还是一种雏形，其原因在于，首先，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出现，各阶层的社会位序也基本确定；但是其次，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属于基层社会的各阶层（主要是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重依然过大，属于社会中间层的各阶层所占比例过小（估计2001年中国社会中间层仅占全社会劳动力年龄人口的15%左右），从形态上看，这还是底层较大、中间阶层和上层都较小的结构，而不是社会中间层较大而底层和上层较小的橄榄型结构。

（三）阶层分化现象认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的一些判断。

首先，与绝大多数已经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一样，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二是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科层组织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对社会阶层分化仍然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制度因素包括所有制、户籍制度、部门差异以及国家在资源配 置中的强有力的作用。

第三，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是导致当代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特征。但很显然，这一因素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的作用要相对弱于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第四，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对社会阶层分化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即在过渡时期的利益调整中，大部分人的收人和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收人和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而落入社会低层；另外，在过渡时期还会出现阶层位置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

二、警惕阶层固化趋势

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国家总体上安定统一，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不仅实现了温饱，寿命和健康指标都有较大增长。但是社会改革领域的停滞甚至退步，使得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被扭曲并处于一种失衡的衍化状态中。

通常意义下，竞争和分层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成员个体能力的差异，一部分人在竞争中势必处于优势，并享受相对较多的社会产品，因为这部分人凭借能力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且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在这样的逻辑下，社会结构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正向的，只有竞争和创造得到了鼓励，社会才能发展，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尽管出现过“脑体倒挂”，但总体上大学生受到很大的尊重，寒门子弟是可以通过追求文凭和知识来改变命运的。

改革注重以推进经济改革和市场化为主，较少关注社会领域改革。随着帕累托改进模式的结束，权力的垄断和市场经济结合后的产物之一，就是一个阶层两极剧烈分化的，阶层之间缺乏公平流动机制的社会结构；一边是社会强势集团，另一边是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被边缘化，还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机制，由此产生了很强的被剥夺感和反社会情绪。

目前很多社会领域的选拔和竞争，都是以“纯天然禀赋”——血缘为标准。竞争者的教育背景和个人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其结果必然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某些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在选拔官员和聘用雇员时，凸显了这种现象。比如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 子弟。

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已经呈现出同代交流性减弱，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趋势，“拼爹游戏”、“官二代”、“贫二代”和“蚁族”都是这个身份化了的社会的产物。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需要精英来担当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大任，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选拔和退出机制，来自弱势群里的精英无法跻身社会的中高层，领导发展和变革，同时获得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另一方面，大量把持这些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集团子弟，他们唯一动力和目标就是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这样势必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改革。

温总理在一次关于“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的对话中这样表述：“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看来，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社会阶层固化的危害性，以及建立一套有利于个人发展和创造的社会机制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个人发展了，社会和国家才能发展。

第四篇：xx：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阶层是对人群的划分，同阶级、等级一样，不是对人群横向的划分（如对牧人、渔人、农人、工人的划分，它表现为劳动者分工，即人与某种劳动职能的固定结合关系），而是对人群纵向的划分。人群的横向划分决定着人们怎样互相交换其活动，反映着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群的纵向划分决定着人的高低差别，反映着人对人的压迫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既有阶级概念，又有阶层概念。当这两个概念并用时，阶层通常是阶级的组成部分，表示阶级内部次一级的划分，隶属于阶级，有时也包括其阶级归属尚不明朗的过渡性成份。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如实地指出了当代中国不是人人平等的无阶层社会，而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高低差别的社会；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人群的这种差别，为人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调查材料；在对人群分层时，指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社会上层，产业工人处于社会下层，中间隔着6个社会阶层，从而使读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而后者则不是主导阶层（第105页），自然不再属于领导阶级，正在逐渐滑向弱势地位；正确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第16页）此外，还对政府有关部门在教育经费使用上的两极分化做法表示了义愤（见此书第96-97页），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此书在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时，旗帜鲜明地用阶层论代替了阶级论。自然，它就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阶层进行阶级归并，正确揭示我国当前的阶级状况。之所以如此，是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目标”应当“变化”为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第7页），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实现各阶层的“共赢”（第99页，第108页），即用阶级阶层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认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分层状况“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第99页）。这里所说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显然特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它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已经“过时”，因而应当予以“扫除”（第104页）。然而，在“扫除过时意识形态的障碍”（第104页）的同时，此书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阶层论并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5页）。为此，它求助于英文词汇。说，在“大多数”英文文献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汇：“class”,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见此书第5-6页），并就此写了一大段说明。这段文字似乎是想让一部分赞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读者感觉，此书所说的“阶层”同“阶级”本是同一个概念，此书所用的阶层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把“阶级”改称“阶层”。但为什么又改了呢？此书说：“在中文中，情况有所不同，‘阶级’这一词汇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由生产资料占有来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一词汇让人联想到的是严重的社会冲突、动荡或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些学者和民众对这一词汇还带有反感情绪和否定倾向。而‘阶层’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具有冲突性并带有等级性质的群体概念。”（第6页）为了取悦于或者说糊弄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反感的那部分人，此书便舍“阶级”而用“阶层”。那么此书用的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呢？它究竟是想糊弄拥护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人，还是想糊弄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人呢？这只有细读此书才能够弄清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阶级、阶层划分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而此书说“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第5页）。因此，它“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第8页）。这样，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人与生产资料关系的标准，但是通过把这一标准从中心位置上拿下来并淹没到众多的其它标准中，已经在体系上改弦易辙。它在反对“简单地照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第4页）的同时，基本上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这样的阶层论并不是可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阶层论。当前，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并存。除了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以外，还有雇工和不雇工的两种私有制。在雇工的私营企业中，雇主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占有雇员的剩余劳动，通过商品交换变成剩余价值。在市场中，特别是在股票市场中，大大小小雇工和不雇工的私有者[1]再运用智慧把已经存在于社会上的剩余价值尽可能多地捞到自己的钱袋中来（他们的代言人把这说成“创造”财富。其实这不过是对已被创造出来的财富的再分配而已）。在当代社会，合法的剥削基本上是依靠生产资料私有制（公有制企业通过承包、租赁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化公为私，可以看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充分或不完全形态）[2]。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不考察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就划不清阶级，就弄不清楚谁拥有剩余劳动吸吮器，谁创造的剩余劳动被别人吸走，就不知道谁在上，谁在下，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此书把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淹没到众多的其它标准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淡化了剥削，掩盖了剥削。不提阶级，掩盖剥削，代表了谁的利益呢？

我们可以从此书的以下观点做出判断。一，它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有高低差别，社会分层现象是合理的。它说，人们应该“认可合理的阶层分化机制和层级体系。”（第64页）“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对地位等级分化的认同，及其强烈的上升社会流动愿望，既有利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持，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第34页）因此，“当前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秩序”应该“合法化和稳定化”（第34页）。不但如此，“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阶层结构”还“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第65页），自然应该永世长存。二，它认为产业工人处在十个社会阶层中的第8层，处在五个社会地位等级中的第4等即中下层（上有“中中层”，下有“底层”，见第9页）是合理的。产业工人个体应该脱离这个位置向上爬，而产业工人整体却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稳定化”（第34页）。三，要求“充分肯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作用”（第119页），认为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主要组织者”（第86页），是“主导阶层之一”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第86页）。这个阶层的“主导性”作用和“主导性”社会地位应当得到“明确”和“社会认同”（第86、87页）。执政党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把自己的社会基础向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即把这三个阶层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基础，如果不实行这种“倾斜”，就不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第38页，它的表述方式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向这三个阶层“倾斜”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为此，“应当在政治上赋予他们以较高的地位，让他们担当起与他们的主导阶层地位相适应的角色和使命。”（第105页）此书要求把私营企业主阶层当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分子吸收到执政党中来”（第119页），即在不改变其原有阶级属性的条件下加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先变成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再被吸收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四，主张在这种社会分层结构中实行阶层合作，并长治久安。它认为，在雇主占有雇员剩余劳动的条件下，雇主和雇员的利益并不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格局，而是能够都达到最大化[4]。各阶层只要“通过相互妥协、协商和合作”，就能够“共赢”，就能够“使自己的阶层利益实现最大化。”（第108页）“在这种阶层结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阶层共赢的结果。”（第99页）它还希望“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认同”（第66页），“每一个阶层所享有的地位与利益能得到本阶层的认同，并且也能得到其他阶层的认可或基本认可。”（第108页）因为处在上层的阶级、阶层本来就认可自己和他人的等级地位，所以这个呼吁主要是冲着处在下层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层去的，希望被压迫者也认同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除了个人脱离原属群体向上爬以外，不产生改变所属群体（阶级、阶层）的等级地位的革命要求。以上事实表明，作者在反对“简单照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同时，自己却照搬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辩护，表明作者已经在事实上充当了在中国大陆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成分的代言人。勿庸讳言，今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其阶级学说时相比，世界的阶级状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缩小和减弱了，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也缩小了。蓝领工人的数量在经济发达国家显著减少，已经不占人口的大多数。白领雇佣劳动者的数量显著增加。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独资企业的比例减少，而股份制企业的比例增加。由于信用的发展，交易方式的发展，通过雇佣工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少，而通过流通在剩余价值再分配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大。这为按雇工人数来区分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传统方法带来了困难。然而，当代现实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能解释的范围，情况的这些变化并没有达到能够否定和推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的程度。只不过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研究对象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只不过阶级阶层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对它进行新的分析。划分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区分资本家与小业主的标准需要加以调整。在坚持按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前提下，需要补充一些新的划分尺度。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基本框架并未过时，并未失去真理性，绝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适用，仍是分析人类社会群体的有效工具。运用这个学说，不但能够说明阶级状况，而且能够说明阶层状况。现在，经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恢复了私有经济成分。到2000年底，注册登记的个体经营者已达三千多万户；私营企业已达一百七十多万户；直接从事经营的私营企业主已达三百多万人，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构成民族资产阶级主干的资本家16万人的24倍多。这个事实表明，无论是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都已经形成。如果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由于消灭了私有经济成分，因而不存在剥削阶级的实体，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现实功效一度不够明显的话，那么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再生就使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和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功效重新凸显了出来。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不但能够描述当代社会分层现象，而且能够揭示这种分层的原因，揭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如果否认阶级斗争能够使阶级斗争自行消失，那固然很好。然而实际生活并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不是梦幻，不能够凭咒语或者想象使事物出现或消失。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幻想出来，强加给现实的。只要还有私有经济成分，只要还有与这些成分相应的社会成分即阶级，那么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随之产生的阶级斗争就不请自到，闯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并且挥之不去。不是什么人否认它的存在就能够在事实上取消得了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即使在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斗争也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改善、雇员待遇的提高，以及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福利国家”政策的出现，正是工人阶级二百年来进行长期

不懈的斗争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分层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是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使社会分层现象永恒化，而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化等途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社会分层现象。在当前，则要如实指出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形成；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正确认识和对待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状态时不应当用“双赢”的幻想麻痹无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要启发无产阶级自己的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意识；自觉地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对于此书立场、观点、方法方面问题的分析，就到这里。下面说一说此书的一些硬伤。一，第97页说，“在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主要只存在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约有2·64亿农业人口没有进行土地改革[5]。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到1953年底才基本上完成（尚有约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决定暂不实施）。在此之前，地主阶级作为实体并未消灭。而资产阶级直到全面公私合营后，即1956年以后才不再作为实体存在。一个以研究阶级阶层状况为题的专著出现这样的硬伤是让人没有想到的。至于“主要只”这种语法错误就不值一提了。二，第61页说“农业社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因而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是农民。”按照此书别处对“主导”一词的用法，以及人们的历史常识，农业社会的主导“阶层”[6]并不是农民，在农业社会的前半段是奴隶主，后半段是地主。大概作者自己对这种说法也心里不踏实，所以在紧接着说工业社会时就不提谁是主导阶层了。三，第16页说，私营企业主阶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者”，第86页又说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组织者”（第119页、120页也有市场经济“组织者”的提法）。这是对市场经济的无知。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独立的经济主体内部才实行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直接分配，即计划调节，才有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而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劳动和产品的交换，只能通过商品和货币的形式，亦即通过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是由价值规律调节的，并不存在统一的组织者。固然一些实力雄厚的经济主体（如大垄断财团、跨国公司、政府等）可以对整个社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发生较大的作用，但是这同充当整个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是不同的两码事。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各个经济主体才有组织者，而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有组织者。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点又可能是此书作者不同意的），因而存在着对整个社会经济进行调控的所谓“组织者”的话，那么有资格充当这个“组织者”的也只能是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主只能充当归其私有的本企业的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而不能充当任何种类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四，第15页出现了“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的提法，把“私营企业”同“民营企业”并用。“私营企业”同“民营企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表示清楚。我们知道，“私营”是针对“公营”（国家经营或集体经营）说的，“民营”是针对“官营”（政府经营，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办了不少这种企业）说的。不仅私营企业是“民营”的，而且劳动者在生产资料联合占有状态中集体经营的企业也是“民营”的，不能说只有私人老板才是“民”，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不是“民”，全体公民不是“民”。虽然私人老板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都是“民”，但作为企业经营者，前者是“私”的，后者却是“公”的。因此，“私营”同“民营”属于相容概念，“民营企业”对于“私营企业”是真包含关系，是不能并列使用的。如果只承认私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认为“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是全同关系，则一方面表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没有弄懂，另一方面则表明使用“民营企业”这个词不过是偷运“私营企业”的一种手法。五，第57页说；“在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凡出生农民家庭的人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虽然它借助于“凡”“一般”这种模糊不清并存在矛盾的语言来表述，但把家庭出身同本人身份混为一谈的错误还是很明显的。六，在第50页把私营企业主列入社会中间层，而到了第51页又把私营企业主列入社会上层，自相矛盾。等等。像这样的硬伤还有一些，如果一一分析，本文必然非常琐碎，就不说了。虽然这些只是小毛病，但是，作为一个课题组的集体成果，存在这样的疏漏，毕竟是不应该的。

第五篇：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最终版）

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阶层是对人群的划分，同阶级、等级一样，不是对人群横向的划分（如对牧人、渔人、农人、工人的划分，它表现为劳动者分工，即人与某种劳动职能的固定结合关系），而是对人群纵向的划分。人群的横向划分决定着人们怎样互相交换其活动，反映着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群的纵向划分决定着人的高低差别，反映着人对人的压迫关

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既有阶级概念，又有阶层概念。当这两个概念并用时，阶层通常是阶级的组成部分，表示阶级内部次一级的划分，隶属于阶级，有时也包括其阶级归属尚不明朗的过渡性成份。

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如实地指出了当代中国不是人人平等的无阶层社会，而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高低差别的社会；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人群的这种差别，为人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调查材料；在对人群分层时，指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社会上层，产业工人处于社会下层，中间隔着6个社会阶层，从而使读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而后者则不是主导阶层（第105页），自然不再属于领导阶级，正在逐渐滑向弱势地位；正确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第16页）此外，还对政府有关部门在教育经费使用上的两极分化做法表示了义愤（见此书第96-97页），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此书在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时，旗帜鲜明地用阶层论代替了阶级论。自然，它就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阶层进行阶级归并，正确揭示我国当前的阶级状况。

之所以如此，是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目标”应当“变化”为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第7页），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实现各阶层的“共赢”（第99页，第108页），即用阶级阶层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认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分层状况“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第99页）。这里所说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显然特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它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已经“过时”，因而应当予以“扫除”（第104页）。

然而，在“扫除过时意识形态的障碍”（第104页）的同时，此书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阶层论并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5页）。为此，它求助于英文词汇。说，在“大多数”英文文献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汇：“cla”,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见此书第5-6页），并就此写了一大段说明。这段文字似乎是想让一部分赞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读者感觉，此书所说的“阶层”同“阶级”本是同一个概念，此书所用的阶层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把“阶级”改称“阶层”。但为什么又改了呢？此书说：“在中文中，情况有所不同，‘阶级’这一词汇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由生产资料占有来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一词汇让人联想到的是严重的社会冲突、动荡或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些学者和民众对这一词汇还带有反感情绪和否定倾向。而‘阶层’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具有冲突性并带有等级性质的群体概念。”（第6页）为了取悦于或者说糊弄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反感的那部分人，此书便舍“阶级”而用“阶层”。

那么此书用的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呢？它究竟是想糊弄拥护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人，还是想糊弄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人呢？

这只有细读此书才能够弄清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阶级、阶层划分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而此书说“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第5页）。因此，它“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第8页）。这样，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人与生产资料关系的标准，但是通过把这一标准从中心位置上拿下来并淹没到众多的其它标准中，已经在体系上改弦易辙。它在反对“简单地照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第4页）的同时，基本上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这样的阶层论并不是可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阶层论。

他们的代言人把这说成“创造”财富。其实这不过是对已被创造出来的财富的再分配而已）。在当代社会，合法的剥削基本上是依靠生产资料私有制（公有制企业通过承包、租赁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化公为私，可以看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充分或不完全形态）[2]。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不考察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就划不清阶级，就弄不清楚谁拥有剩余劳动吸吮器，谁创造的剩余劳动被别人吸走，就不知道谁在上，谁在下，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此书把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淹没到众多的其它标准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淡化了剥削，掩盖了剥削。

不提阶级，掩盖剥削，代表了谁的利益呢？

我们可以从此书的以下观点做出判断。

一，它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有高低差别，社会分层现象是合理的。它说，人们应该“认可合理的阶层分化机制和层级体系。”（第64页）“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对地位等级分化的认同，及其强烈的上升社会流动愿望，既有利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持，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第34页）因此，“当前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秩序”应该“合法化和稳定化”（第34页）。不但如此，“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阶层结构”还“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第65页），自然应该永世长存。

二，它认为产业工人处在十个社会阶层中的第8层，处在五个社会地位等级中的第4等即中下层（上有“中中层”，下有“底层”，见第9页）是合理的。产业工人个体应该脱离这个位置向上爬，而产业工人整体却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稳定化”（第34页）。

三，要求“充分肯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作用”（第119页），认为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主要组织者”（第86页），是“主导阶层之一”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第86页）。这个阶层的“主导性”作用和“主导性”社会地位应当得到“明确”和“社会认同”（第86、87页）。执政党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把自己的社会基础向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即把这三个阶层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基础，如果不实行这种“倾斜”，就不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第38页，它的表述方式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向这三个阶层“倾斜”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为此，“应当在政治上赋予他们以较高的地位，让他们担当起与他们的主导阶层地位相适应的角色和使命。”（第105页）此书要求把私营企业主阶层当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分子吸收到执政党中来”（第119页），即在不改变其原有阶级属性的条件下加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先变成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再被吸收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

四，主张在这种社会分层结构中实行阶层合作，并长治久安。它认为，在雇主占有雇员剩余劳动的条件下，雇主和雇员的利益并不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格局，而是能够都达到最大化[4]。各阶层只要“通过相互妥协、协商和合作”，就能够“共赢”，就能够“使自己的阶层利益实现最大化。”（第108页）“在这种阶层结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阶层共赢的结果。”（第99页）它还希望“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认同”（第66页），“每一个阶层所享有的地位与利益能得到本阶层的认同，并且也能得到其他阶层的认可或基本认可。”（第108页）因为处在上层的阶级、阶层本来就认可自己和他人的等级地位，所以这个呼吁主要是冲着处在下层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层去的，希望被压迫者也认同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除了个人脱离原属群体向上爬以外，不产生改变所属群体（阶级、阶层）的等级地位的革命要求。

以上事实表明，作者在反对“简单照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同时，自己却照搬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辩护，表明作者已经在事实上充当了在中国大陆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成分的代言人。

勿庸讳言，今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其阶级学说时相比，世界的阶级状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缩小和减弱了，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也缩小了。蓝领工人的数量在经济发达国家显著减少，已经不占人口的大多数。白领雇佣劳动者的数量显著增加。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独资企业的比例减少，而股份制企业的比例增加。由于信用的发展，交易方式的发展，通过雇佣工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少，而通过流通在剩余价值再分配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大。这为按雇工人数来区分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传统方法带来了困难。

然而，当代现实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能解释的范围，情况的这些变化并没有达到能够否定和推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的程度。只不过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研究对象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只不过阶级阶层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对它进行新的分析。划分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区分资本家与小业主的标准需要加以调整。在坚持按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前提下，需要补充一些新的划分尺度。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基本框架并未过时，并未失去真理性，绝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适用，仍是分析人类社会群体的有效工具。运用这个学说，不但能够说明阶级状况，而且能够说明阶层状况。

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不但能够描述当代社会分层现象，而且能够揭示这种分层的原因，揭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

如果否认阶级斗争能够使阶级斗争自行消失，那固然很好。然而实际生活并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不是梦幻，不能够凭咒语或者想象使事物出现或消失。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幻想出来，强加给现实的。只要还有私有经济成分，只要还有与这些成分相应的社会成分即阶级，那么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随之产生的阶级斗争就不请自到，闯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并且挥之不去。不是什么人否认它的存在就能够在事实上取消得了的。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即使在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斗争也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人权的改善、雇员待遇的提高，以及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福利国家”政策的出现，正是工人阶级二百年来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的结果。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分层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是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使社会分层现象永恒化，而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化等途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社会分层现象。在当前，则要如实指出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形成；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正确认识和对待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状态时不应当用“双赢”的幻想麻痹无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要启发无产阶级自己的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意识；自觉地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对于此书立场、观点、方法方面问题的分析，就到这里。

下面说一说此书的一些硬伤。

二，第61页说“农业社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因而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是农民。”按照此书别处对“主导”一词的用法，以及人们的历史常识，农业社会的主导“阶层”[6]并不是农民，在农业社会的前半段是奴隶主，后半段是地主。大概作者自己对这种说法也心里不踏实，所以在紧接着说工业社会时就不提谁是主导阶层了。

四，第15页出现了“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的提法，把“私营企业”同“民营企业”并用。“私营企业”同“民营企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表示清楚。我们知道，“私营”是针对“公营”（国家经营或集体经营）说的，“民营”是针对“官营”（政府经营，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办了不少这种企业）说的。不仅私营企业是“民营”的，而且劳动者在生产资料联合占有状态中集体经营的企业也是“民营”的，不能说只有私人老板才是“民”，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不是“民”，全体公民不是“民”。虽然私人老板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都是“民”，但作为企业经营者，前者是“私”的，后者却是“公”的。因此，“私营”同“民营”属于相容概念，“民营企业”对于“私营企业”是真包含关系，是不能并列使用的。如果只承认私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认为“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是全同关系，则一方面表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没有弄懂，另一方面则表明使用“民营企业”这个词不过是偷运“私营企业”的一种手法。文秘114版权所有

五，第57页说；“在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凡出生农民家庭的人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虽然它借助于“凡”“一般”这种模糊不清并存在矛盾的语言来表述，但把家庭出身同本人身份混为一谈的错误还是很明显的。

六，在第50页把私营企业主列入社会中间层，而到了第51页又把私营企业主列入社会上层，自相矛盾。

等等。

像这样的硬伤还有一些，如果一一分析，本文必然非常琐碎，就不说了。虽然这些只是小毛病，但是，作为一个课题组的集体成果，存在这样的疏漏，毕竟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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