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代中国农民工阶层特征分析
当代中国农民工阶层特征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经历了空前深刻的分化与整合，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在诸多新的社会阶层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尤为引人注目。其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强调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一新的社会阶层毕竟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阐明和揭示其特点，对于党和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维护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利益，团结和带领他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经济地位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群体。与传统产业工人一样，他们也在城市就业，从事非农业劳动，同属非农业劳动者。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已经不是主要来自农业劳动收益，而是非农劳动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就其生产方式和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来说，他们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03年全国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达9820万人，在第二产业中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7．6％，在第三产业中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2％以上。但是与作为城市居民的产业工人相比，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在经济地位上又有明显不同。
1.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同农业、农村、农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统的产业工人一般都长期生活在城市，具有城市户口和相对稳定的工作，而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尽管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但其社会身份仍旧是农民，在农村还保留着承包土地。他们虽然已经主要从事非农业劳动，但大多还要在农忙季节返乡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属于亦工亦农者阶层。
他们的工作完全由劳务市场需求调节，与所供职的企业或雇主之间没有长期的固定契约关系，两者之间的雇佣关系往往随着一项工程或业务的完成而终结。这种关系一旦终结，就需要重新寻找工作。
他们的职业具有临时性、季节性、流动性等特点。他们是一个介于产业工人与传统农民之间的双向交叉的社会群体，经常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颠簸。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尚处在一种双向流动过程中，能在城里找到工作就往城市流动，找不到工作就往家乡流动。他们常年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漫游，苦苦寻求着各种就业机会。由于户口在农村，因此他们的许多权利和义务都与户籍所在的农村发生联系。农村是他们的输出地，往往又是他们的归宿地。找不到工作或者患了疾病，便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尽管不在农村谋生，但他们的根还在农村，他们的家庭、心理寄托与感情牵挂都系于农村，自我感觉上也还是一个农民。农业虽不再是他们的主要职业，但还要兼而从之，以此作为自己和家庭成员的最后生活保障。尽管他们已身在城市，从事着非农业劳动，但还带着农业、农村、农民的脐带。
2.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为报酬低廉的简单劳动者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缺乏起码的职业技能。在谋求某一职业时，绝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拿不出相关的技能证书。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他们只能甘居下风，去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重、苦、险的简单劳动。
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出于挣钱谋生的热望，他们宁肯放弃自己的某些权益，接受雇主苛刻的条件，去谋求一份报酬非常低廉的工作。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8.7％的雇主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和医疗保险金，93.4％的雇主没有为他们办理工伤保险。更有甚者，多数农民工不敢提出签订劳务合同的要求。他们往往在缺乏劳动保护和安全保障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有报道称，在广州接触职业危害的40多万工人中，70％以上是农民工。恶劣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成为“最容易受伤”的群体。
相当多的农民工被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却得不到相应报酬。他们的劳动报酬原本就非常低廉，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恶意拖欠。新华社记者曾在北京、浙江、安徽随机抽样访问了80名农民工，其中竟有72.5%的农民工的工资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作为城市居民的产业工人在从业方面可能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相比，境况毕竟要好得多。
3.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生活普遍比较窘迫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原本就是来自农村的贫困阶层。他们一般都是带着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和改变眼下生活状况的渴望，来到城市打工谋生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往往生活在城市的最下层。
他们一般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则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内，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废料搭建的棚屋内。其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是：居住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潮湿，往往成为城市中的卫生死角。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在城市中的开支，农民工的饮食一般比较简单，他们是农贸市场低档蔬菜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主要顾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们是旧自行车的主要销售对象。他们想尽办法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为的是在过年的时候，能够多带几个钱回家。
农民工是城市中失业最为频繁的群体。他们中有不少人经常处于失业状态。一份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农民工遇到过失业问题的比例高达45.4%，有45.5%的人遇到了3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失业。失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连那点微薄收入也没有了。
由于享受不到城里人所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是受伤或害病。一份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有46%的农民工生过病，17％的人生病在3次以上。他们一旦生病，就意味着要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
二、进城就业农民工的政治地位
作为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尽管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但由于诸多原因，他们在政治地位上与传统的产业工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1.他们还尚未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顶着纯粹农民的脑壳进城的。在这个脑壳里，满满地装着带有浓郁的泥土与乡村气息的思想意识。短暂的非农业劳动尚不足以改变他们原有的思想意识。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到产业工人队伍中去。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还没有认识。进城就业以前，他们一心想的只是怎样打工挣钱，没有任何来做产业工人的思想准备。加之进城就业时间有限且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他们还不可能有什么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甚至连朴素的阶级意识都没有。
2.他们尚不具有产业工人所应当具有的那种组织性和纪律性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和制度体制的嬗变跃迁，日益改变着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催生着他们的现代文明意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就是这种改变与催生的产物。他们不再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千里迢迢来到城市打工就业。这本身就是现代文明意识的一种觉醒，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一种反叛。然而，人们思想意识的觉醒同社会的嬗变跃迁并不是同步的，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惯性。这种历史惯性的存在并发生作用，使得传统的东西远未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彻底淡出，还时常地支配人们的行为方式。尽管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现代城市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的熏陶，参与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践，但这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尚未能锤炼出他们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
3.他们在所供职的单位中是主人翁地位的缺失者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数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他们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按市场游戏规则形成的纯粹的雇佣关系。目前，尽管国有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存在职工个人不同的具体职业感受，但作为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政治判断，其主人翁地位是一种客观事实。然而在多数农民工就业的个体私营企业，甚至连职工代表大会这样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组织形式都没有。在这些企业里，基本没有农民工的主人翁地位可言。
正是由于农民工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因而他们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之间不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他们在企业里完全处于一种无权的地位，所以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效益的关切度也根本不可能有国有企业职工那么高。除了出力干活挣得工资以外，他们根本不去关心所在企业的前途命运。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们只是躺在床铺上思念自己久别的家人，根本无暇去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效益。因此，置身于这种环境和氛围之中的农民工也不可能萌生主人翁意识。
当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从业于国有企业。即便是这部分农民工，也没有多少主人翁地位可言。职工在国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原本是基于保障固定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城市产业工人的各种民主权利的一种政治上的制度安排，并没有考虑临时受雇于国有企业的农民工的问题。由于农民工同所在国有企业的关系也是一种雇佣关系，加之他们在企业里的身份被统称为临时工，因而不可能被当作企业发展的依靠力量，不仅不被吸收来加入企业工会，参加职代会，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而且也根本享受不到本企业城市职工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甚至连工资级别也完全与城市职工分属两个体系。同时，农民工自己在心理感受上，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单位人，没有心思去管企业的事。
4.他们被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排斥在了城市政治生活之外
依照法律规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一样，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参与政治和管理国家的权利，享有法定的表达自己意愿的言论自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这些政治权利往往受到诸种制约。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选民实际上已经迁居外地但是没有转出户口的，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的证明后，可以在现居住地的选区参加选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作为非当地户籍的外来暂住人员，远离户籍所在地的农民工一般宁肯放弃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不愿去办理这些繁琐的选民资格手续。因为办理这些手续，他们一要中止好不容易才谋到的工作，冒失去这份工作的危险；二要付出较高的办理成本，其中包括误工工资和往返的差旅费用。因此，在办理选民资格手续和放弃参加选举二者之间，他们通常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当然，作出这种选择，并非是因为农民工们缺乏参政的热情，而是制度安排没有考虑非当地户籍的外来暂住人员取得选民资格证明要付出多大的成本，是这种有缺陷的制度安排，把他们被排斥在了城市政治生活之外。在现阶段，我国社会还缺乏让农民工阶层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缺乏使政府能够倾听到农民工呼声的机制。
三、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处在城市社会的最低层。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全部100种职业的排位中，农民工居于第94位，而且排在最后10个位次的职业都与农民工不无关系。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每日含辛茹苦地劳动，为城市创造了巨大财富，提供了巨额税收，但他们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却经常地、普遍地遭受到歧视。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所遭受到的歧视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公共歧视，另一类是个体歧视。所谓公共歧视，即在公共场所遭受歧视，如在公交车上遭受司乘人员的歧视，在商店遭受店员的歧视，在其他公共场所遭受各类管理人员、执法人员的歧视。有些公共歧视明显带有政府行为。所谓个体歧视，是指农民工在其就业的单位或家庭里面遭受雇主的歧视。这些单位或家庭通常以扣压身份证为手段，强迫农民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置同工同酬的宪法原则于不顾，肆意压低农民工的工资，给予农民工以带有歧视性的劳动报酬。
对进城就业农民工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和人格尊严等诸多方面。
劳动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项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农民工们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平等的就业资格和机会。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在就业方面普遍实行总量控制、先城后乡的政策，设置种种职业、工种限制。近年来，有些城市政府为解决城市职工再就业问题，制订了各种就业准入制度，限制外来人员进入某些行业。有些城市政府甚至下发红头文件，要求一些部门和行业清退农民工，为本地下岗失业人员腾位子，搞所谓的“腾笼换鸟”。在对农民工实行就业限制政策的同时，还强制性收取各种管理费，以提高就业成本为手段，进一步强化就业壁垒。
除此之外，对农民工劳动权的歧视，还表现在对他们的劳动休息权、工资报酬权和劳动保护权等方面的侵害上。用工单位和雇主大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劳动强度、报酬和工伤处理办法全由用工单位和雇主说了算。用工单位和雇主随意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却很少给务工者支付超时超额劳动报酬。尤为突出的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十分严重。一些用工单位特别是建筑企业，不是按月给农民工工资，而是一年一结，有的甚至连这也做不到。如果农民工中途变更工作，就基本上拿不到工资。
社会保障也是我国公民平等享有的法定权利。但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我国城乡居民处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享受着不同等的医疗卫生资源。在这种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下，城市职工享受的是一种较为稳固的公共性保障，而农民工的惟一保障就是远在家乡的那片承包田。城市职工下岗可以享受低保待遇，取得政府再就业帮助，而农民工则完全处于无助状态。城市职工患病、负伤可以享受医保，而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
学龄儿童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然而由于种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原因，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子女往往享受不到与城里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中处于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有9·3％处于失辍学状态。
四、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状况
当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以后，由于与家人、亲戚、朋友减少了面对面的亲情互动，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情感方面失却了宣泄的机会与场所，故而在社会流动与漂泊中产生种种心理不适，长期处于情感需求与情感实现的矛盾冲突之中。
如果说农民工们的物质生活普遍窘迫，那么他们在精神上更为贫困。由于受到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很少能光顾城里的书店、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们除了打扑克、掰手腕，就是睡大觉，甚或以讲黄色笑话聊以自慰。正常的性生活是人的最基本需求。然而由于远离妻子或丈夫，农民工的这一需求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满足。长期没有性生活，使农民工们不同程度地感到心理压抑和不适，处于焦虑、烦躁、郁闷和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之中。长期和过度的精神压抑，不仅会使一些农民工患上精神类功能性疾病，有时甚至使一些农民工会形成某种直接导致过激行为的变态心理。近年来，一些城市发生的恶性案件，许多都与农民工有关。
五、几点认识与结论
基于上述诸多方面的分析，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性群体。他们所从事的劳动是非农业劳动，在生产方式和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上已经接近乃至相同于城市居民，但是由于一些制度性因素，又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享有市民的权利和地位。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社会，但还尚未获得充分享有城市公共资源的权利，不能像城市市民那样正常生活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与城市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隔膜。他们离开了农村，但又心系土地，与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仍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属于城市，又属于农村，是一个处于城乡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性社会阶层。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已从传统农民中分离出来，但还尚未完全实现非农化，未能彻底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身份联系。他们既是农民又不是农民，既是产业工人又未完全产业工人化，是一个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特殊人群。这是进城就业农民工的一个最显著的阶层特征。
第二，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传统制度安排的产物。中国的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在这种经济架构下，国民经济被分割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两者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分别运转。这种制度性安排，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内维系特定的经济秩序所不可或缺的。维系经济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客观上要求有维系社会秩序的制度性安排来与此相配套。在计划经济的历史语境下，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传统的户籍制度将国民严格地区分成 “市民”和“农民”。这种户籍制度不仅仅是实施人口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且还与公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国民待遇相联系。于是，户籍制度已经不单是户籍制度本身，它成了区分不同国民身份的重要标识。户籍不同，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国民待遇也就存在明显差异。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出现，是对传统制度安排的冲击与反叛。这种冲击与反叛，使旧的制度开始出现某些裂痕与松动。但这种制度还远未被彻底打破，依然是阻碍进城就业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制度性篱笆。目前我国的相关制度安排，还具有半封闭半开放的性质。它一方面开始容忍农民进城就业，同时又阻碍他们的身份转换。在这样一种制度氛围下，进城就业农民工这一“夹心”社会阶层便被锻造出来了。
第三，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阶层。目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这一最大社会群体的分化将会进一步加剧，愈来愈多的农民将被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来。但总体来看，农民群体的分化在量度上尚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这种量度上的非彻底性，表明当前农民分化的初级性。其主要表现是，从传统农民中分离出来的农民工阶层，还带有传统的农民属性，尚未完全切断与传统农民身份的联系。农民工自身素质的低下，使他们进城就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制度遮蔽的存在，使得农民工难以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这种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上的错位，迫使他们忽而进入农民工阶层，忽而又退回到先前的社会身份，处在一种社会角色频繁变化的不稳定状态，由此造成了该阶层成员构成和阶层归属的非固定化。同时，农民工对自己的阶层归属以及地位、利益和价值也缺乏自觉的认同感，没有明确的阶层意识，阶层结构处在一种隐性化状态。在现阶段，农民工阶层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结构发生作用，在社会互动中尚不能作为一个阶层自觉行动。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还没有真正从传统农民中分离出来。进城就业的经历，又使他们很难完全回归到原有的生活中去。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产业工人的门槛，另一只脚还拖在传统农民的巢臼里。他们还处于从传统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脱胎换骨的时代，充当着从传统农民到产业工人的“中介”角色。他们要彻底完成脱胎换骨，实现角色转换，还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的长短，取决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制度创新的力度。
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摘要：研究不同城市规模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情况，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平均1 a换一次工作；小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男性、年龄较大、已婚、进城务工年限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更稳定。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城市规模；稳定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4）12-0077-04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来寻找务工机会，因而出现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为1.00亿人，占60.57%。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人生观、价值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就业偏向于长期性。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二、三产业的主力和支柱，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流动特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职业流动的稳定性，对于城市第二、三产业的稳步发展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数据来源及概念界定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2012年7―8月的调研结果。在辽宁省按照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选取了大、中、小三类城市规模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同时在各个行业进行分层抽样。其中：沈阳市为辽宁省省会城市（大城市）；鞍山市、锦州市属于地级市（中等城市）；北镇市、台安县属于县级市（小城市）。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51份。
1.2 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户籍在农村，出生在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来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3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职业流动：指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就业后，再次更换用人单位、职业、工种或就业城市的流动行为。在同一个用人单位中职位、收入的变化不算作发生职业流动。其中换工作的次数是职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及职业流动稳定性。样本描述性分析
2.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频次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变换工作的次数。若未更换过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0；若从事过两份工作，即为换过1次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1；以此类推。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3.18%的人没有换过工作，有93.10%的人换工作不超过3次。在大城市中，未进行过职业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在大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达到5～6次的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个体间差异较大。
从职业流动频次可以初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情况，但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必然较多。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本文继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务工时间。农民工务工特征与城镇职工不同，他们过年回农村老家后，来年再回到城市务工有些人就会更换工作地点及工作单位，因此，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到1 a以上，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相对的，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就会跳槽，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不稳定。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70.05%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29.9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即职业流动不稳定。在小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
2.2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交叉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会根据其个人条件来决定是否频繁更换工作。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来分析个人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1.40%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6.15%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农民工更多的要兼顾家庭，在工作上的精力比较少，因此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男性。年龄大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较稳定的占比要高于小于等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开始倾向于找稳定长期的工作。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的占比为83.70%，高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联系，但读过中专或技校的新生代农民工有90.91%的职业流动都比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中专或技校已经为他们的就业确定了基本方向，因此其职业稳定性较高。
由于在城市务工经历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也有很大差异。本文主要选取进城务工年限来研究就业经验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选取进城务工前技能熟练程度、是否接受技能培训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年限越长，就业越稳定，进城务工大于9 a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都做了1 a以上。进城务工前的技能水平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经历的起点，在进城务工前没有学习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13%，略高于学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在务工期间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82%，略高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两个数据都显示出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频率要高于无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当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某种技能后，其人力资本中专用型人力资本得到了积累，使其找工作具备了一个优势，因此相对其他人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这样他们会选择多次更换工作，以求最终找到工资、保障、工作环境等相对高质量的工作，因而降低了就业稳定性。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进而研究了个人特征、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及在城市务工经历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寻找长期稳定的工作。掌握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上具备优势，但他们却倾向于频繁跳槽，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的选择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在注重工资收入的同时也重视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这就使他们找工作有了更多的条件和要求，因此他们多次更换工作以找到最满意的工作；二是很多企业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但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未升高的情况可以看出，技能培训并没能有效地留住他们在本单位长期就业，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用人单位提供的技能培训正规性较差、质量较低、应用范围较小。
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稳定性，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拉进他们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差距，以增强他们在城市务工的归属感，使他们更愿意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其次，用人单位要重视技能培训的作用，重视培训质量，这样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单位、本岗位有长期就业的意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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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体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体现
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姓名：李**
学号：201010****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体现
【概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理论与实践、世界与民族、历史与时代的有机统一。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始终把握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时俱进
【正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涵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是指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用实践来检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就是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理论生长的基础、发展的动力和检验的标准，把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统一起来，把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作为主导价值追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在解决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重在解决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在解决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塑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是指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能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进行实践探索，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散发着中国这块土壤的浓郁气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还表现为它不仅是当代中国建设、改革与发展实践的理论升华，而且是中华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当代传承，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同时注意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是指它始终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要求。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科学判断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世界发展的趋势，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带领中国人民紧跟时代前进潮流，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时代主题变化的必然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色。这种理论创新是在立足现实与引领未来的结合中向前推进的，是在顺应当今世界时代潮流和当代中国发展要求的统一中不断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历史。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鲜明地特征体现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一大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理论创新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和条件的。解放思想，促使我们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保证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发展规律。当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产生了新课题新矛盾。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更加鲜明。
改革开放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强大动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相结合，与迫切要求创造美好生活的当代中国人民共命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只有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深深植根于充满生机的实践沃土，既积极回应实践的呼声，又不断从实践中汲取营养，愈益呈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色；才能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要求有机结合，并深深熔铸在整个民族的创造活力之中，愈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才能更好地弘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自觉反映时代大势，愈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将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提供新的内容。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提供了新的内容。
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关键在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前，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许多新课题新矛盾。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才能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在新的发展阶段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必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此，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和部署，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参考文献】
1.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编写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4月.
第四篇：新生代农民工新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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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05日10:49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陈兰
文/陈兰 复制链接打印大 中 小
就业目标明确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直接从学校步入社会就业，他们外出就业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城市人或发家致富，实现体面就业、体面生活。
择业趋于多元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采取灵活方式就业，就业区域、就业行业和就业途径趋于多元化，找工作主要依靠市场。随着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工就业的行业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和餐饮服务业，从事零售业、保险业、物流业等的人数日益增多，行业选择趋向多样化。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崛起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比重逐步上升。
城市融入快捷化。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具有相似的经济价值观，习惯城市工作节奏、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不仅仅是打工赚钱、“来了又走”的地方，他们对城市文化、生活方式有着较多的认知和高度的认同。同时，他们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投资，储蓄较少，甚至有了“月光”和提前透支的现象。
价值观念理性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事物的看法普遍基于对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的现实认知而非感性的判断。据调查，60%的人认为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能够“实现幸福”，81%的人愿意通过从事待遇不等的工作、尝试不同职业、去不同城市发展等方式来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同时，他们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90%的人以捐款、献血等方式主动为社会作过贡献，其中近八成的人没有考虑过社会会给他们相应的回报；74%的人主动对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提出过建议；99%的人愿意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80%的人表示特别期望自己的工作、学习、行为等得到他人的认同。他们更热衷于读书看报、上网、购物、交友和运动。自费培训（如电脑）、购买书籍，成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这说明他们已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发展和提高的需要。
身份地位边缘化。受现有二元体制的制约，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依然面临社保、子女教育、住房等显性障碍，以及就业歧视、婚姻、交友等隐性障碍。这使他们与其他群体的交流和融合存在诸多困难。随着户籍概念和城乡界线的模糊，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过程中容易交往到异性朋友，但社交圈子仍比较单一。他们无法在短时期融入城市社交圈，对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依赖特别大，绝大部分重视传统“乡族”关系并经常参加聚会活动，社会交往范围局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与市民之间缺少互动与对话。这需要社会的转变。□
第五篇：当代中国就业问题分析
当代中国就业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层出不穷的新兴行业预示着需要更多各方面能力的人才，但由于我国人口数量繁多以及所需技术型人才的增多，所以每年依旧有大批面临就业的青年以及部分失业者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对此我对我国就业现状从两个方向简要分析。关键词：我国就业群体数量多
截止到2012年，我国的人口总数量已经达到13.5亿，而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约1300万，约占我国总人口数量的9.7%，为过去9年来的最高水平，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所需要的就业岗位不计其数。在2012年，本科生毕业人数达到608.2万人，而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称2012年底登记的失业率为4.9-5.2%，期中大部分失业人员都是由于无法在竞争日益增强的工作环境中生存而被淘汰，如此又给就业人数增加的一大批人。预计在2013年，我国又将有700万左右本科生毕业，比2012年增加了20万人，就业群人数依旧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所以在就业人口众多，而就业岗位供不应求的时期，导致很多就业者面临“啃老”的趋势。
关键词：行业需求人才率增多
如今随着我国繁荣的发展技术的增强，人口的素质也普遍加强，政府、企业等所需要的工作者不也单单满足于一般能力的人，政府更需要有文凭，有学位的高材生，企业更需要有创新意识，有商业头脑的技能型人才，这样就大大增加的求职者应聘的门槛，这样就要求就业者需要不断提升自我能力，增强就业实力。根据数据显示，选择新兴行业的人数明显多于传统行业，约占总行业的76%。虽然我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仍需要大批传统行业的劳动力，但由于有些底层劳动量大，薪资低，往往不是求职者的首选。但新兴行业还处于发展期，所以急需技能型人才的加入，而求职者众多，这样就增加的求职的失败率。所以也导致就业者找不到工作的情况。
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底子相对薄弱的国家，这样就决定了中国就业压力巨大将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矛盾之一，而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变的时期，我们除了要解决日益增加的应届毕业生就业的情况下，还需要解决好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首先，随着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高学历，高素质的劳动力越来越受到欢迎，但从供给的角度看，大学校园的不断增加，各大高校的不断扩招，英气了毕业生大规模释放。由前面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毕业生的数量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而对面大学生而言，面对如此多种多样的就业形式，大多数的大学生不能尽早明确未来就业方向，迷茫无知的度过大学四年生活，这样就难免造成的“毕业即失业”的现象。虽然大学生活类似一个小型社会，但和真实的社会还是存在不少区别，大学生仍在安逸，舒适的校园中生活，对未来激烈的就业竞争没有足够了解，缺乏相对的技能学习，同时也存在眼高手低，嫌这嫌那等等原因都是普遍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而对于失业人群而言，同样也面临的就业困难的问题。失业的人群各种各样，同样失业的原因也有很多，这里我总结了几点比较典型的失业原因，第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传统行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对于他们的素质要求相对较低，能掌握一些基础技能即可，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产业、新兴产业的不断崛起，对劳动者的工种、技能、知识等要求更加突出，更需求综合素质的人员。第二，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上市，这样导致企业间的竞争日益剧烈，企业在选择员工的去留问题上以企业的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确定，一旦中边际的生产力低于社会平均边际生产率的员工就会惨遭淘汰。第三，由于我国教育体制的不完善，教育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者素质不能及时得到相应提高或是无法满足需求结构的要求，毕竟我国教育投资主体比较单一，使得教育模式不能实现多样化，无法跟上高速发展的企业需求。
所以从企业的角度出发，由以上的叙述也看得出为何企业需求员工的质量也是越来越高。一个企业是由无数个员工组成，除了有良好的管理者运营企业，决定企业未来走向以外，员工的综合素质也往往是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像一些新晋崛起的新型企业类型，由于企业相对年轻，工作模式的范围也相对狭小，所以对于求职者的要求更加显著，能够进入这些企业的人，无一不是企业“精益求精”的选拔出来的，所以这样也无形中也求职者造成了压力。
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它是有一定的历史阶层的，而“肇事者”也不是单一的群体，而是根据我国国情出发，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尽管无法避免这种困境，但是我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她也会从宏观上竭力改变这样的现状，给更多的求职者提供机会。
首先在《劳动合同法》中，把控制失业率和新增就业机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失业率大必然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收入的差距是最直观的影响从业者的工作态度，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应该对宏观的劳动力的供求平衡算一笔账，同时利用财政，货币等政策也可调控失业率，除了从业者有基本合理的收入保障以外，也应该保证相应的福利政策，控制企业的裁员，引导企业尽力增加就业机会和夸大就业量，保证从业者的生活保障。对就业比例最大的应届毕业生也提供了不少帮助，在2009年十一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就提出了“把大学生就业放在首要位置”的观点，千方百计的扩大需求，创造职位。如今，高校的毕业生越来越多的到城乡几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岗位就业，同时给予必要的保障和补贴，在高校设立重点科研项目，鼓励大学生提高就业技能等等。
同时我认为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对大学生和用人企业双向提供深入了解的机会，及时通过网络等各宗渠道发布信息，免费发送给大学生和企业，帮着当学生和企业进一步了解政策，做好双方的工作。其次需要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了增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促进大学生更顺利的就业，政府部门更应完善大学生实习制度，建立促进大学生实习的长期机制。最后提供大学生创业的机会，虽然目前政府部门针对大学生创业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但普遍大学生对创业的相关知识还很薄弱，更应该从大学生的观念意识上认识到什么是创业，如何创业等等。而对于大学生而言，在大学期间就应该明确职业生涯规划，不管从网上还有老师朋友了解就业行情，进行自我理性分析，努力通过实践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为将来创业做好全面准备。对于失业人群来说，由于年龄的局限，往往无法很快接受新的技能，从事新的行业，相关政府部门应该为他们提供从业的培训，掌握一些新的技能，同时做好保障工作，放宽再就业的门槛，对不合理裁员现象给予必要的惩罚。
在企业的竞争中，政府应该给予必要的规定，控制企业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趋势，提供从业人员必要的保障，严惩不合理的企业裁员现象。同时对于企业而言，正确看待员工的地位，体恤员工，并给更多的就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
中国的就业形势一直都是我们公民十分关注的问题，因为它
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但其中衍生出来问题同样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改善，相信在国家的领导下，不管是就业人员还是企业，最终都能够有所收获，更加提升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
《劳动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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