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篇：辛鸣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辛 鸣

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个提法，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的。什么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是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与其他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需求、发展环境、发展状态等等，这些不同就构成了这一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我们现在谈“阶段性特征”，这个阶段的主要定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所以，今天主要讲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些跟过去既有很大不同又有密切关联的发展特征。科学认知、深刻把握、正确应对这些发展特征，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就是第一部分内容要回答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30年的快速发展，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与方式。中国社会要想继续往前走，必须审时度势，对已经发生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地面对。总体来说，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第一，社会结构日益多元。

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中的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很单一，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知识分子阶层属于工农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中国社会说到底就两大阶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虽然事实上也存在一些其他阶层的残余，但在社会政治领域里是不予承认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只要把工人、农民这两大阶级的事情办好就行了。而且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是计划经济，在这个背景下，要想解决两大阶级的生活和发展问题是比较简单的。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阶级之间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对立，因为他们的利益都是党和国家给的，所以这两个阶级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特别强调高度统一，当时中国人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蓝颜色的。外国人到中国来一看，像是蓝色海洋，就说中国人是蓝蚂蚁。为什么是蓝蚂蚁呢？大家都知道，蚂蚁是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恰恰就是来源于社会结构的异常单一。

改革开放20多年后，中国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座谈会上说，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比如民营企业家阶层、职业经理人阶层、科技经营者阶层等等。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党的文件，这个说法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中央文件上正式承认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这个提法出现的意义是重大的。

200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关于“人民”的定义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2002年之前的《宪法》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等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人士。在2002年的《宪法》里，人民的内涵扩充为工人、农民等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新兴社会阶层等社会主义建设者。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种说法的变化。这个提法确定之后，中国社会的状态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前些年东南沿海闹民工荒，这是因为20多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直都很低。按理说，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应该随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应提升。20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是相当快的，但工人的工资水平一直提高不起来。为什么提高不起来？因为东南沿海的那些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其主要竞争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如果给工人加工资，民营企业家的利润就少了。这种状况如果发生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想象的，敢对工人兄弟不好，企业还想不想办下去啊？政府一声令下，说加多少就得加多少。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是不可能那样做的了。因为劳动力的价格是接受市场的调节。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政府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向民营企业家们施加这样的压力了。因为那些民营企业家会说，工人和企业家对你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你政府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给农民工加100块钱，农民工的日子好过了，我们活不下去了。虽然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不同阶层可以有机结合、互相融合，但到具体的经济政治实际中就不那么简单了。事实上是有冲突的，甚至还是比较强烈的冲突。

面临这些冲突我们怎么办？只能靠兼顾、靠协调，再也不能搞一刀切、清一色，因为社会结构已经多元化，每一个社会阶层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在说“团结”这个词的少了，说“和谐”这个词的多了，因为团结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大家可以紧密无间地走到一起；而和谐是每个群体都有不同的利益，大家互相磨合，互相妥协。

第二，社会需求逐渐提升。

我们可以说，经济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人民群众摆脱了贫困、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小康，已经开始向全面小康迈进。但是在我们刚刚满足于和陶醉于经济建设取得这么重大成就的同时，突然发现有种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出现了，百姓对政府好像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买账了，抱怨的情绪越来越大，叫苦的声音越来越大。

有一个地方，干群关系一度特别紧张，我们就过去搞调研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去了之后，从县委书记到乡镇书记乃至村干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的老百姓都没良心。我让乡镇干部找几个没良心的百姓，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没良心。结果那群乡镇干部就有点不乐意了，认为我有点不相信干部。我说调查研究就应该把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人都了解到才对啊。面对我的坚持，乡镇干部不好说什么。就找吧，但他们也有小九九：如果找一些到外面打过工、见过世面的年轻农民，伶牙俐齿，万一说些不好听的话大家都下不了台。就给他找那些没出去打过工、没见过世面的老农民，量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于是，乡镇干部就带我们去见了一个60多岁的农民，一看就是一个很不善说话的农民。但乡镇干部还是打起了预防针，对他说，这是中央来的大领导，想问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和看法，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味，马上接上去说，我就是党校的一个老师，就跟你们村里的教书先生一样，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天，你看行吗？老农说，好啊。

还比如，过去这些年，我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有时稀里糊涂的不讲法律、不讲民主，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只要一不按照法律来做事情，老百姓就

会拿起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大家设想一下，在十多年前，我们搞拆迁，有哪个老百姓会拿着《宪法》去捍卫自己的权益啊？但现在钉子户越来越多，钉子户多固然对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同志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健康繁荣发展进步来说，却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社会民众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在逐渐增强。我国的下一轮发展必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往前走，我们必须要适应这样的变化。

第三，社会状态更加开放。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透明。具体来说，有两个

特点。

一是中国社会现在的人口流动规模、频率、范围都是空前的。目前中国社会有1.5—2亿人在流动，这种人员的流动让社会状态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是高度停滞化的社会，一个工人年轻时到一个工厂里做工，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工厂里干下去。当时中国老百姓要想流动不容易啊，出门坐个火车都需要开介绍信。当年文化大革命搞大串联时，外国人看起来好像中国已经内乱，其实中国社会的内部控制依然相当有效，原因就在于户籍制度高度固定化的社会控制模

式。

30年来，人员的流动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曾经去重庆的一个乡村，村党支部书记就告诉我，我们支部名义上有25个党员，除了5个65岁以上的党员在家里外，其他的党员都在外边，很多党员的党费都收不上来，他们一会儿在深圳，一会儿在北京，后来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这种社会人口的流动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是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所难以考虑到的。

尽管这种流动性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但压力还不算太大。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另外一个变化：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出现，社会变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开，资讯的无障碍传播让我们突然发现，今天的社会就像是在一个玻璃罩下。过去进行社会管理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发生了负面性的事件，按照传统的模式，通常是先把事情捂住，然后慢慢在内部化解。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由于负面消息的出现而打乱我们的部署以及引发不

必要的社会恐慌。

近两年来，中国社会不断发生贵州翁安、甘肃陇南、湖北石首等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刚刚出现时，《人民日报》、中国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都没有正式报道，但没过两、三天，很多老百姓就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知道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今天的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透明了，出现问题已经捂不

住了。

在捂不住的状况下，如何适应这种社会的变化来进行社会管理？我们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理念。现在我们也已经开始逐渐适应了，只要一个地方一发生群体性事件，党报、电台、电视台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不正面发出声音，讲述真相，那些稀里糊涂的渠道传播的信息可能更加麻

烦。

从过去捂着盖子到现在主动公布，这个改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社会状态的开放。中国社会经过30年的发展，社会状态越来越开放，面对这种开放的社会，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开放的理念、开放的行为来继续现在的发展。

第四，发展方式开始转变。

回顾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我们在发展模式上走了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之路，采取了一条非均衡发展战略。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但时过境迁，问题就凸现了。

高投入，只要把钱投下去，这经济发展还能不起来吗？从去年的金融危机就能看出来，金融危机这么大的事儿，国际社会都开始叫苦不迭了，连美国面对金融危机都无可奈何了。可是我们中国却能做到一枝独秀，因为我们可以投入大笔的资金，4万亿的财政拉动加上10万亿的信贷投资，不管是危机还是疲软，经济也能发展起来。高投入对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显性效应，但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高投资拉动，发现已经不可能持续下去了，这些年来通过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投资率已经达到了54%，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GDP是靠钱投下去堆出来的，我们能有多少钱这样堆啊？在经济发展初期，通过这样的方式搞增长，人们还没什么异议，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搞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也都需要钱，都使用高投入这样的办法就会入不敷出，所以高投入的发展模式

一定要改改了。

高消耗，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我们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对资源消耗型依赖很大，这种粗放型的资源浪费导致我国资源消耗过快，现在仅国内资源已经满足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需要，国际资源也开始告急了。现今中国到国际市场上去买什么，什么马上就会涨价。我们差不多把国外的铁矿石给买成天价了。我们跟澳大利亚铁矿石三巨头谈判，死活谈不下来，为什么谈不下来？因为人家心里清楚，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需要铁矿石，而中国缺乏铁矿石，所以凭什么不卖高价啊？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石油资源越来越紧张，现在已经有接近一半的石油要靠进口。那么我们能不能到海外去买到油气资源，到海外去开采石油呢？2004年，有一家美国的油气公司要卖，我们的中海油去买，出价也不低，比同时竞标的壳牌和美孚要高出5个点，按理说应该是稳操胜券的，可到最后，美国说，不卖。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美国不允许中国有稳定的海外油气资源。没办法，转过头我们来跟俄罗斯谈判，让俄罗斯的石油管道经过咱们东北，结果从2005年谈到现在，油还没有过来。所以说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已很难

维持了。

关于高污染，大家都是有切身体会的。搞个造纸厂，倒是能换点花花绿绿的钞票，但大管子把废水都排到河里去了。搞个水泥厂，也能换点钞票，但大烟囱把废气排到空中去了。结果这些年来经济是增长了，但青山绿水越来越少了，蓝天白云越来越少了。小时候，抬头还能看到星星眨眼睛，现在抬起头看来看去，能看到星星眨眼睛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了。

目前，中国有16个城市被国际社会评为已经完全不适应人类生活的地方。全世界评出25个，我们占了16个。当然这样的评选未必具有权威性，我们中国也不能全盘接受，但一定要记住毕竟无风不起浪啊。我们承认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要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但是当浪费、破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反过来把我们的一切努力全归零。所以这种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也不能持续下去。

有同志说，污染怕什么，污染之后咱们可以治理啊，北京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北京这两年的空气质量确实不错，北京大气治理的成就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大家知道，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高污染的发展模式终将使我们

居无定所。

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8%，为什么这么高？除了刚才讲的“三高”之外，还有一条原因是我们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由于我国财力物力有限、生产力水平有限，所以我们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很快，外国人到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一看，一个个惊讶地说，你们的城市建设不比美国的纽约曼哈顿差。

北京的四号线地铁，我去坐了一次，感慨很深。目前来看，全世界基本上没有哪一条地铁能跟四号线比，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纽约地铁，那简直不是人坐的地铁。但有一利总有一弊。中国这么巨大的成就来源于这些年来我们把大量的财力、物力都集中在城市，这同时就意味着中国还有庞大的地域会失掉营养。有外国人到我国西部跑了一圈之后跟我说，中国要崩溃了，中国农村哪是人呆的地方啊？外国人有造谣之心，但同样也是无风不起浪啊。

中国的城乡二元差距现在是越来越大了。坦率地讲，中国的城乡二元格局是计划经济时就已经奠定了，但城乡二元差距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过。中国农村占中国国土面积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我们的发展只是让少部分地区和少部分人获得了超常规的收益，而让更大部分地区和更大多数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跟不上发展的步伐，那么这样的发展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具有说服力？我们已经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如果再按照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方式往下走，将会造成城乡严重对立。

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发展方式已经非改不可了，再也不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非均衡发展了，因为这样下去是支撑不了多久的。

第五，发展环境更加复杂。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融入了世界，走向了世界，加入WTO，参与全球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当年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时，美国对我们施行的是遏制战略，不跟我们交往，想把我们给困死。后来我们跟苏联合作，结果没有多久，我们发现这位老大哥老想占我们的便宜。最后我们只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这意味着我们跟世界是隔绝的，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跟中国没有关系。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查看过去的《人民日报》，会有一种很新鲜的感受。过去，如果说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我们的《人民日报》虽然不叫幸灾乐祸至少也是兴高采烈地发文说，资本主义又发生经济危机了，这表明帝国主义在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会一天天好起来。但是去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刚刚打喷嚏，中国就感冒了。今天的中国跟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

这种紧密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回顾中国对外开放之初的一些情况是很值得琢磨的。按道理说，当时的中国跟国际社会隔绝了接近二十年，我们有朋友也都是亚非拉的一些穷朋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成见很深、矛盾也很深，可是当年中国跟美国建交却出奇地顺利。为什么？当年的国际格局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属于两军对垒，打得是紧锣密鼓，资本主义的代表是美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是苏联。中国也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当时中国已经跟苏联分道扬镳了，如果美国能把中国拉到他这边来，就相当于凭空增加了一股新生力量。因此，虽然当年中国无论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都不够强大，但中国的倾向能改变美苏之间的微妙平衡。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跟美国说建交就建交，而且美国是高高兴兴地跟中国建交，美国希望中国参

与进来，制衡苏联。

紧接着中国改革开放了，国际社会也随之对中国放开，当年中国想买美国日本的汽车彩电，要多少有多少，日元贷款、美元贷款说来就来。在那个阶段，中国在国际上走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当时中国产品质量并不高，但卖多少，国际社会买多少；三十年后，中国产品的质量越来越高了，价格也越来越便宜了，但国际社会并没有更加欢迎，而是动不动就给我们扣上倾销的帽子。

现在我们周边国家，包括越南、日本都因为领海问题、资源问题跟我们吵个不停，为什么敢吵？这跟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美国有一位文化学家在一篇报告里说，一个社会尤其东方社会，不管其体制多么专制，与西方社会有多么的不同，但如果这个社会中的百姓喝着可口可乐、穿着牛仔裤、听着摇滚乐，这个社会与西方社会已经没有多大的不同了。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人的生活模式、行为观念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运行状况。中国社会经过这些年来的发展，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为了维护自己民族权利而不惜以身抵命的劲头被逐渐转化了，我不是说这种劲头有多好，但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劲头，在国际社会中是得不到尊重的。中国到国际社会做打工仔是受欢迎的，想跟人平起平坐就不行，这就是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中面临的苦恼。如何在开放中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战略考虑。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社会状态、发展方式、国际环境这五个方面都与30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积极地应对这些变化，不仅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没有可能，甚至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都

将得而复失。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背景下的阶段性特征

社会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比如改革开放30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就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它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片段，这个阶段上面还有更大的阶段，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相当于从两岁的孩子变成五岁的孩子，尽管五岁的孩子跟两岁的孩子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依然处于幼年阶段。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看到中国社会变的同时，又必须看到中国社会的不变。邓小平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有100年。现在看来，恐怕还会更长一些。正因为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必须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很多问题，不能因为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就否定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这基本判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水平依然比较低。

中国目前依然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城市化的初中期、信息化产业化刚刚开始。从中国的科技应用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来看，目前中国依然处于下中的位置，2008年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200亿元，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4570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52%，而发达国家在3%左右。

这就要求在进行政策的选择和判断时，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位置，不能去做力不能及的事情。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异口同声地说，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打击很厉害，但中国经济没受多大影响，因此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帮助世界经济复苏。中国能怎么帮呢？无非是让我们多投一点钱，帮助世界把经济发展起来。可是大家要知道，中国的钱是给世界各国辛苦打工赚来的啊！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按照国际经济发展惯例，尤其是美国经济发展惯例，美国面对经济衰退，总要通过运作新的产业来刺激经济发展，2000年是互联网产业，2002年是房地产业，最近美国又提出低碳经济。现在好多人都在跟着喊低碳经济。所谓低碳经济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尽量不要使用那些高排碳的产品和产业，让产业尽可能在低碳状态下运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对于防止全球变暖是有好处的，从大道理上讲一点错都没有。问题是要想做到低碳经济，必须得有强大的科技研发实力、强大的低碳经济金融框架以及强大的低碳经济从业人员，美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准备，而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还是很难达到的。如果中国现在贸然跟着美国搞低碳经济，不仅力不从心，这个过程还会成为美国社会对全球社会进一步进行技术掠

夺和经济掠夺的新手段。

大家可能认为我这么说有点危言耸听，其实刚才的话题换一个角度讲就更明白了。世界上不同的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就好比世界上的不同动物，美国像老虎，中国可能就是兔子，兔子善于跑。但美国说，你为什么要跑呢，跑是懦弱、没本事，你应该拿出力量来跟我们掰腕子。大家想想，如果兔子跟老虎掰腕子，结果会怎样？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采取不同的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式。

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比较低。

经过30年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个提高是跟过去贫困状态相比而言的，但是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依然处于一个较低的层面。但这些年来有很多同志借口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去办一些超越目前社会发展阶段的事。国家的钱必须花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因为目前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依然比较低，所以要搞民生建设，但现在有些民生建设有一点变味，有些地方的经济适用房在200平米以上，这样的经济适用房是给那些普通

群众住的吗？

前几天我看了一条消息，说中国一跃即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头号的奢侈品消费大国，这个消息准不准？我相信是准的。为什么呢？咱们中国目前能够消费国际奢侈品的群体为数不少。不仅在国内消费，还到国际上去消费，在伦敦邦德街上有很多国际高端品牌，简直就是奢侈品一条街，那里不像中国大商场，商品都在一个个小院子、小房子里卖，那里几乎所有的售货员都懂中文，因为人家说就是为中国人卖的。可是大家想想，就算真正能够消费那些奢侈品的人有一千万、两千万、一个亿、三个亿，从绝对数量上看能超过美国人，但那也只是中国13亿人的一个零头。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只考虑少数人的生活水平，而把绝大多数给排斥在外，那么它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由于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做政策、制度安排时一定要考虑最大多数群体，我们的生活水平低档一点不是什么不好意思的事情。我认为，中国目前搞低水平的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或许才是真正的民生工程，可是现在一些地方在考虑问题时，动辄就是达到所谓的高标准，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落后，这不能说全错，但首先要考虑人民群众五十年、一百年后能不能过上

这样的日子。

第三，制度化水平依然比较低。

30年的改革开放说到底是一种制度的创新和建立，我国的制度化水平跟过去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制度化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邓小平曾经讲过，中国恐怕要再过上五十年，甚至八十年才有可能形成比较成型的、比较规范的制度体系。今天，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给打破了，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但从建立到完善将是一条比较长的路。

事实上，我们的制度建设是很落后的。就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例，按道理讲，市场经济体制从1992年开始到现在也有17年的时间了，这么长的时间应该做得差不多了、完善得差不多了吧？其实远远不够。人民群众对市场化改革的意见越来越大。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好，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人类社会的一大财富。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结合不好是会出大问题的。

刚开始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派一些干部到国外去考察，他们回来说，西方市场经济搞的政府官员一点权力都没有，因为他们不能与经济接轨，必须跟经济保持一定的距离。西方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要保持适度的空间，不像我们中国是直接参与和领导市场经济。

这些年来，腐败现象很厉害，群众对党员干部意见很大。我们承认，跟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这个阶段腐败现象确实比较严重，这跟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关系。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一个干部看上了自己办公室里的办公桌，趁一天月黑风高偷偷搬回家了，但搬回去后，心里还不踏实，因为那办公桌的腿上还写着“组织部办公室”。可是市场经济却给了一些党员干部权力变现的捷径，这些年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势所趋，但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很多的民营企业家以极低的成本把国有企业买走，价值一个亿的企业，账面价格一千万就买到手了。国有企业卖的便宜，绝对不是因为民营企业家强买强卖，而是因为代表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部门的负责人想卖得便宜。由于类似这些因素的存在，中国社会这些年来有一些群体在获取财富时并不像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是通过劳动合法经营致富的。

我国的市场经济目前还是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运行，因为我国的体制制度还不规范，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但这也不能全怪我们，西方市场300年才成熟，我们是比西方市场经济要求还要高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走

了17年。

上述“三个比较低”说明中国社会尽管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多我们称之为“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社会还依然没有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做一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很多要求、任务，我们还必须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继续往前走。

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回应

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也有没有变的，如何把握变与不变是我们党必须考虑的问题。如何判定已经变了？如何判定没有变？如何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度？说到最后就一个原则，就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做到决策着眼于最

广大群众的利益。

如何体现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

一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坚持为人民发展。

过去这些年中国社会不能说不重视发展，我们的党员干部每天都把发展挂在嘴边，我们的发展成果也是很明显的。但在取得明显发展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群众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比如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为什么现在医疗机构越建越大、越建越漂亮，群众看病却越来越难？为什么现在学校越来越豪华、规模越来越大，可是上学越来越贵？我们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个误区，这些年来，我们在追求发展的时候，把发展当成了目的，为发展而发展，以为只要建起了高楼大厦就叫发展，有了GDP就叫发展，却忘了这些发展的成果是否真正能为人民群众所共享，是否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比如，北京的商品房价格这么高，我估计很多人不靠父母想买套房子是难上加难，但北京缺房子吗？不缺！目前北京的房地产空置率在50%以上，也就是说，有很多房子盖起来还没有卖出去，有很多房子盖起来卖出去了但没有人住，因为房子从居住的功能变成了投资的功能甚至变成了投机的功能。很多人买房子不是为了住的，而是用来保值增值的，甚至是用来套利的。如果我们的发展允许这样的状况出现，这种发展还是为广大人民发展吗？

二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

中国社会是很重视发展的，但经过30年的发展，越到后期我们的发展越是力不从心、得不偿失。发展了半天，突然发现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城乡二元对立更加严重了，这样的一种发展，还能持续下去吗？我们说不能，因为这样的发展方式是不科学的，甚至还会引发更大的麻烦。

我们还以非均衡发展为例。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给推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何尝不是中国农民用血肉和生命奠基的呀！那么我们执政以后，为农民做了些什么？一个人要讲良心，一个政党更要讲良心，虽然用讲良心来衡量一个政党，这样的标准似乎太低了，但要做到也并不容易。扪心自问，什么才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立身之本啊？别看现在这些大款、大资本家以及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跟共产党走的很近，那是因为你是执政党，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我们该干什么了？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对中国来说，是下一个阶段实现长治久安、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今天要向同志们讲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仅仅是想告诉同志们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社会应该怎么办？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也就是我今天所讲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诞生了她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30年的改革发展，证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一大贡献，是难得的精神瑰宝，正因为这个理论的指导，中国社会才会有

如此之快的发展和如此重大的成就。

大家知道，邓小平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很大的差别。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无非就两条，第一条，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经济运行方式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第二条，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离开这两条搞社会主义就是“挂羊头、卖狗肉”。邓小平理论恰好是对这两条的创新、超越。小平同志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什么邓小平这样讲，我们不仅没有把他看成是“挂羊头、卖狗肉”，没有把他看成是修正主义，反而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最大创新和突破？这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有一个前提，小平同志说，毛主席说的那两条一点错都没有，但他所说的那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没有入门的社会主义，是站在社会主义门槛上的社会主义，既然我们是不够格的、没有入门的、站在门槛上的，那么对于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也可以拿过来，为社

会主义所用。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要有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理论去应对、去指导，所以我们要有新的指导方针，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同时由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背景下的一个中间段落，所以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互相偏离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合三为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今天讲了这么多，最后的落脚点就是想告诉大家，要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地位，科学发展观的地位来自哪里？它来源于科学发展观的创始者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重心。

（报告人系中央党校教授，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第二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体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体现

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姓名：李**

学号：201010****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体现

【概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理论与实践、世界与民族、历史与时代的有机统一。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始终把握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时俱进

【正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涵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是指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用实践来检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就是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理论生长的基础、发展的动力和检验的标准，把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统一起来，把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作为主导价值追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在解决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重在解决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在解决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塑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是指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能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进行实践探索，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散发着中国这块土壤的浓郁气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还表现为它不仅是当代中国建设、改革与发展实践的理论升华，而且是中华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当代传承，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同时注意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是指它始终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要求。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科学判断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世界发展的趋势，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带领中国人民紧跟时代前进潮流，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时代主题变化的必然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色。这种理论创新是在立足现实与引领未来的结合中向前推进的，是在顺应当今世界时代潮流和当代中国发展要求的统一中不断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历史。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鲜明地特征体现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一大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理论创新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和条件的。解放思想，促使我们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保证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发展规律。当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产生了新课题新矛盾。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更加鲜明。

改革开放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强大动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相结合，与迫切要求创造美好生活的当代中国人民共命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只有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深深植根于充满生机的实践沃土，既积极回应实践的呼声，又不断从实践中汲取营养，愈益呈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色；才能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要求有机结合，并深深熔铸在整个民族的创造活力之中，愈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才能更好地弘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自觉反映时代大势，愈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将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提供新的内容。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提供了新的内容。

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关键在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前，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许多新课题新矛盾。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才能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在新的发展阶段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必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此，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和部署，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参考文献】

1.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编写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4月.

第三篇：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

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

谭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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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品。但当代儿童诗的发展也面临着受诗歌界排斥、儿童文学界冷落等现实困难。本文还论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儿童诗 发展 现实难题 精神对话

从上个世纪五四时期至今，中国儿童诗的发展已历近百年，这百年的道路，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儿童诗在社会的艰难跋涉中书写了自己的辉煌。就当代儿童诗而言，虽然社会形态的急蘧变革和文化的快速转向，使它曾经迷茫和困惑，但其丰厚的积淀和诗人们真诚的姿态却是文学史、诗歌史无法抹杀的。

一、当代儿童诗发展轨迹的思考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

（一）集体主义——群体代言人的儿童诗。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经济是公有制模式，公有制模式下，劳动和收获是在国营机制和集体机制下发生的群体行为，个人是在集体的力量中现实价值，或者说，个人的创造必须得到集体的承认才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社会文化的发展也遵循着整齐化一的秩序，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就文学而言，在单一指向的文化语境下，其话语方式自然是单一维度的，作家的心态也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的文化妥协与调和。以成人文学为例，50年代和60年代的小说创作就是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而确定方向和主题的，如《创业史》、《艳阳天》等，就是一根红线串起了特定时代的主题；而58年的“民歌运动”和文革中的“样板戏”更是一个标准模式。这种创作由于强调“阶级的对立”，使得作品的社会群体意识过于强烈，而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被遮被，被隐藏，或被有意地压抑，于是小说、戏剧中人物形象类型化，诗歌的中心意象都是“红色意象”或“暖色意象”。儿童诗作为以儿童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文学样式，也无法走出成人社会政治功利的怪圈，50年代和60年代虽然涌现了叶圣陶的具有唯美意味的《小小的船儿》、艾青的具有浓郁抒情气息的《春姑娘》、柯岩的充满儿童情趣的《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金波的优美的《回声》、圣野的童真的《欢迎小雨点》、刘饶民的童话色彩的《大海的歌》、任溶溶的表现儿童生活智慧的《爸爸的老师》等等优秀的具有纯美学意义上的儿童诗。但儿童诗创作的主体是和成人文学一样配合时代的需要，与现实革命和建设密切合作的，于是表现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力量的伟大、对时代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歌颂等就成了儿童诗的基本主题。从审美语符来看，此时期的儿童诗的语言基本是采用明朗甚至是直白的儿童生活语言，其意象多是单纯的，意境也比较轻快；从抒情范式上来看，此时期的儿童诗强烈地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一般是直接表达诗人对人、事、物的歌颂和赞美之情。如郭沫若的《新中国的儿童》第一节就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少年的先锋队，/团结起来继承着革命的英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该诗的第二节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对毛泽东的赞美、敬慕之情和抒情主体的决心：“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要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跟着共产党。”袁鹰的儿童诗名篇《时光老人的礼物》也是“颂歌式”的，虽然用的是第二人称，但突出的还是抒情主体对“你”（时光老人）的赞美。还有田地的《祖国的春天》、魏巍的《红领巾水库的孩子们》、梁上泉的《从北京唱到边疆》、闻捷的《河西走廊少年歌》等也是颂歌式的，诗人们以狂飙突进式的气势，急切地表达着自己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主流信念的坚贞。这些儿童诗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儿童的精神风貌，但由于作者有意隐藏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情感，而表现出与社会情感的强烈一致性，因此无形中充当了“群体代言人”的角色，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文化思潮的更新，这些儿童诗渐渐失去了读者的留恋，失去了审美的意义，而仅仅保留了文学史、诗歌史的价值。

（二）个体主义——个性化多元化的儿童诗。个体主义经济时代应该从1978年开始算起，到80年代，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到1980年的时候，中国各地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方式，尽管国家计划依然起的是主导作用，但农村单干的耕作方式和商业个体户在中小城市（包括村镇）的大量出现，使整个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就是个体可以发挥自我的优势，发挥自我的个性，个体可以根据自我的需要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个体可以享受个体精神自由释放的快乐。于是，文学发生了质的飞跃，众声一致的局面被打破，作家诗人们审视生活的方式和角度发生了变化，作品抒情主人公不再只是超越自我的“大我”或者“超我”的身份，而是具有个性色彩的“真我”。“真我”的出现意味着儿童诗回归了诗的本体，也意味着儿童诗回到了艺术的正道。即诗人们具有了明确的文体意识，认识到了儿童诗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或一个体式，它有着自己的艺术的质的规定性，而且这种质的规定性与诗人的艺术修养、美学追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当我们审视80年代的儿童诗时，便可发现，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作都极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从挖掘题材方面，还是建构意象方面，甚至是对意境的探寻方面，都显示出诗人独到的儿童观和诗歌观。笔者在一篇论文里专门论述过这一时期的儿童诗，文中就指出：“这一时期，儿童诗同样遵循着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的创作原则，同时儿童诗从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心理差异与接受机制出发，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与陈规俗套，或展开天马行空的奇特想象，或刻画少儿青春活力，瑰丽梦幻，或表现新时期多姿多彩的儿童生活，或表现儿童对生活独特的感受。这时期的儿童诗，使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变革给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带来的变革，使人们感受到了儿童诗正朝着新的审美角度开拓的勇气。这时期的儿童诗，为90年代儿童诗走向完全多元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诗人们有了个性化的创作追求，于是，80年代的儿童诗界涌现出了金波的《春的消息》、《在我和你之间》、高洪波的诗《我想》、《鹅鹅鹅》、樊发稼的《小娃娃的歌》、望安的《嘀哩嘀哩》、邱易东的《哭泣的蘑菇》、薛卫民的《快乐的小动物》、徐鲁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刘丙钧的《妈妈的爱》、白冰的《写给云》、王宜振的《夏天的苹果梦》等优秀的抒情诗，涌现出了田地的《我爱我的祖国》、尹世霖的《船长》等优秀的少儿朗诵诗，圣野的《春娃娃》、傅天琳的《森林童话》、鲁兵的《小猪奴尼》、金本的《山间的小溪》、《给你一粒种籽》、东达的《一只海龟和一个傍晚》、李华的《小鸟喳喳》等优秀的童话诗，黄庆云的《摇篮》、张继楼的《采“星星”》等优秀的儿歌和低幼诗。就抒情范式而言，这些作品除了颂歌式以外，还有倾诉式、对话式、问询式、邀唤式、独白式等等，诗歌主体的情感不再是直露的，而是隐藏的、曲婉的、甚至是朦胧的、神秘的。

（三）市场经济——边缘化的儿童诗。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模式转向了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第一要意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制约生产，也就是说，市场销售价值和利润是衡量生产是否成功或者有意义的主要标杆。市场经济给人最大的影响是观念的更新，就文学而言，它直接影响了作家和诗人对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或精神向度，即作品是“为何而写”。过去作家诗人们思考得最多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是形而上的问题的思考，作家首先想到的是责任感、历史感和良知，他们的自我定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未来一代人精神的塑造者”，他们对创作的动机更为关注，至于对创作的结果和功效则思之甚少。可当下的作家诗人们则对创作的结果和利益极度关注，他们的题材的选取、形式的选择都服务于出版商的要求和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差不多是艺术围绕市场转，而不是艺术为艺术的精神世界而存在。这种讲究实利的思维，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来说，一个显在的影响是创作基本上跟着出版走，而出版则是“策略第一，艺术第二”，即根据市场行情而设计选题，设计内容，然后作家诗人在策划者的授意下或在编辑意图范围内运行自己的才情和艺术良知，这样显然使作家诗人的创作有了明确的针对性，使作家诗人们能走经济致富的捷径，但个体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却并未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充分自由，反而得以制约和弱化。于是，儿童诗在90年代，一方面形成了创作的多元化态势，由于诗人们文化定位的差异，他们所选择的语符和题材就各不一样，持精英立场的人文主义写作者就固守着优美语言的城垣，而持市场写作立场的就跟着刊物的定位和出版商的选题来操作语言，至于那些自由主义写作者，则完全依照自己的感觉来构造语言王国。

当然，90年代儿童诗虽然是多声部的，但这与90年代成人新诗的景观是有区别的，成人新诗在众语喧哗中几乎找不出主流的声音，由于没有“英雄”，也就几乎没有精品，因此，其文学意义在于形式，而不决定于内涵。而儿童诗虽然在商业化语境中，面临边缘化的尴尬，且诗人们或分化或放弃或逃离，但其创作的主流是人文主义的，即没有放弃对崇高品质的追求。如这一时期金波的“少儿十四行”、高洪波的幽默叙事诗、邱易东和王宜振的少年抒情诗等则立图突破传统的单纯语符，而使儿童诗更加具有现代诗的气息。有人说，90年代中国诗歌变成了市场经济的牺牲品，这话说得有点过分，但不无道理。市场机制的一切必将到来，这是时代挡不住的脚步，但文学毕竟不是一般的工厂和公司的产品，其物化形态虽然可以通过市场流通并且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和检验，但市场不是文学作品艺术高低的价值显示器和唯一标杆。文学是一个自足性的系统，有其内在的规则，如果外部环境强烈干预其生产和接受的话，它可能就会偏离艺术的轨道而滑入世俗的泥潭。从这一方面看来，90年代的儿童诗其实处境是非常尴尬的，艺术与市场的相生相克的矛盾关系，使得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无奈的命题。这就是90年代儿童诗之所以看似热闹，实则寂寞孤单且面临被放逐的原因，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儿童诗是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必备品，可人们偏偏又要将其置于无奈的境地。

二、当代儿童诗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

中国现代儿童诗发展之开端时颇受人重视，五四时期的诗人作家中相当一部分就尝试并发表过一些优秀的儿童诗，如胡适的《蝴蝶》、周作人的《慈姑的盆》、朱自清的《小草》、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汪静之的《我们想》（拟儿歌）、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俞平伯的《忆》、胡怀琛的《小人国》、《大人国》、冰心的《纸船》、叶圣陶的《萤火虫》等。还有30年代后蒲风的《春天》、安娥的《卖报歌》、柯蓝的《小盲女》、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篇章。五四时期评论家们也非常重视儿童文学和儿童诗，一些报纸的副刊经常会登载一些短评，当时的语文教材也选用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诗，如1932年《小学国语课程标准》规定第一、第二学年的阅读，规定为 “生活故事、童话、自然故事、笑话等的欣赏表演”、“儿歌、杂歌、谜语的欣赏吟咏和表演”。后来“遵照修正课程标准编辑”、“民国26年12月教育部审定的”、由沈百英、赵景源、沈秉廉编校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初小第一册》中，编者编写的课文，均为歌谣体，浅白生动，童趣盎然，其中的不少篇章，按今天的标准衡量，就是上乘的幼儿诗。50年代和60年代政府非常重视儿童文学，于是许多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诗人也纷纷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因此涌现了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邵燕祥的《八月的营火》、贺敬之的《风筝》等儿童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49到90年代之间儿童文学作品极少进入语文课本，而且文学史论著作几乎不提儿童文学创作，更谈不上提及儿童诗了，好像百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成就压根儿不存在似的。官方报刊一般不刊用儿童文学作品，只是到了六一儿童节时才应景性地刊登一点儿童文学的评论和作品（就是这样的版面，儿童诗也几乎没有）。因此，现实的问题是，儿童诗面临着发展的极大困难。具体来说，以下三点是儿童诗面临的最大难题：

（一）话语权的“失落者”：被拒斥于文学史新诗史门外。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儿童诗本来属于新诗，可新诗实际上成了“成人诗”，儿童诗则被排除新诗之外，而且儿童诗诗人们也似乎习惯了这种格局，他们不了解新诗（成人诗），他们的创作基本上不借鉴新诗，而是在狭小的“儿童诗”的空间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于是新诗与儿童诗事实上成了两个阵容，而且这两个阵容的前者似是“强者”，它把持着诗歌的话语权，新诗作者和评论家则自然率先进入文学史和诗歌史，而儿童诗诗人则被排斥在文学史、诗歌史之外。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定势，使得儿童诗和新诗（成人诗）的读者也发生了分化，即儿童读儿童诗，或儿童诗的读者只能是儿童；而成人读新诗，新诗的读者也只有那些成人（当然，新诗在当下已成了极少数成人阅读的东西，甚至许多新诗只有写诗的人自己在自娱自乐）。这种被拒斥于新诗话语之外的状态，无形中会削弱儿童诗的社会影响，缩小儿童诗的读者层，而且会切断儿童诗进入主流话语圈的通道，是不利于儿童诗发展的。

（二）痛苦的“蒙冤者”：被新诗连带而遭受社会排斥。儿童诗发展受到阻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新诗对读者的拒绝或者说读者对新诗的失望和抛弃。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诗界开展的“民歌运动”和政治抒情诗的风行，实际上都是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诗性的抛弃和对读者的疏离。而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诗创作，特别是90年代的先锋诗（新潮诗或第三代诗）完全是对汉语语言的玩弄，一些诗人盲目模仿西方的诗歌形式，使中国诗歌的音乐美、建筑美和意境美的传统置若罔闻，于是新诗成了“内容苍白”“形式怪异”的读不懂的诗，或无法卒读的诗。这实际上无形中造就了成人读者对诗歌的“成见”，这成见使得他们对现代的诗歌（那怕是真的好诗）产生了一种阅读前的拒斥心理。这种心理自然传染到了对儿童诗的看法，影响了对儿童诗的选择。因为儿童诗甚至整个儿童文学的生存某种意义上不是由儿童来决定的，而是由成人来决定的，如果成人世界否定了儿童文学和儿童诗，那么儿童文学和儿童诗就会被逼进死亡的胡同。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儿童是最需要儿童诗和儿童文学的，可儿童一般是从成人（家长和老师）那儿获得儿童诗和儿童文学其它体裁作品的阅读权的。

（三）自家人白眼下的“零余者”：来自儿童文学界的轻视。儿童诗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儿童文学界自家的白眼。这决不是对儿童文学界的污蔑，事实上，儿童文学界，特别是90年代以来，对儿童诗的忽视或者主动放弃是有目共睹的。第一，儿童诗在儿童报刊杂志由过去的真正的受重视者，变成了配角。儿童诗一般是作为点缀品出现的。一些儿童报刊根本就不发表儿童诗，即使这家刊物的主编和编辑原来就是儿童诗诗人。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儿童诗会占据版面，减少读者量。有的少儿报刊杂志不刊儿童诗，是因为编辑对诗歌不感兴趣或者本身不创作儿童诗。目前，国内纯儿童文学综合刊物只有三家：北京的《儿童文学》、江苏的《少年文艺》和上海的《少年文艺》。这三家中，《儿童文学》给儿童诗的版面最多，平均达十三、四个页码，既刊成人的创作，也用少儿的习作；上海《少年文艺》一般每期给儿童诗三、四个页码；江苏《少年文艺》过去一般儿童诗占一个页码（16开）。上海的《中国儿童文学》（原为《儿童文学选刊》）由于发行量太小，基本上是赠送几位名家，且极少关注儿童诗，所以几乎不成气候。可见刊发儿童诗的阵地显然是不够的，好在陕西的《少年月刊》、山东的《红蕾》、广东的《少先队员》等少儿综合刊物还给儿童诗较大的版面，不然，诗人们的创作只能是发表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了。第二，儿童文学评论家们几乎不关注儿童诗。50年代柯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束沛德先生及时精到的评论的鼓舞，80年代儿童诗的繁荣也包含了樊发稼等人的热心评介，可到了90年代和近二、三年，评论家们似乎再无兴趣给儿童诗深情的一瞥，包括几所有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和学位点的高校的儿童文学教授们，也很少对儿童诗的创作与发展进行关注，他们的目光投向的是少年小说、童话等具有“市场效应”的文体，投向的是热闹的现象。有的所谓“专家”一篇像样的论文也做不出来，只会为出版商买的版面做点书评，拿了红包，哪怕书再烂，也吹得像朵花。而且可怕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非常轻视儿童诗，甚至有的人根本就无力解读儿童诗。儿童诗毕竟是最高的语言艺术，它本身就对鉴赏者评论家们提出了美学挑战，但一个对儿童诗失去解读能力的批评家，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至少是一个素质不全面的批评家。第三、儿童读物出版界的轻视。当前儿童图书出版界完全控制了儿童文学的创作，无论儿童小说作家，还是童话作家，都挖空心思为着出版商“做”书，儿童诗的创作都被其牵制，商业化机制使得儿童诗倍受挤压，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和童话有许多丛书系列涌现，儿童诗结集出版的却很少，只有湖北少儿社、晨光出版社、海天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了三、四套诗丛，而且这有限的几套诗中有的还要求作者包销。单本出版的除了几位处于儿童文学权威地位的诗人外，其他的中青年诗人的作品只能束之高阁。

三、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

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肯定要解决以上问题，如果儿童面临的现实困难得不到解决，其发展就无从谈起。在解决以上几个问题的前提下，我觉得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应该朝以下三个方向发展：

（一）走向中国文化。走向中国文化就是走向中国特色，走向儿童诗真正的民族性，走向东方美学。具体地说，走向中国文化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儿童诗要体现汉语魅力。儿童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汉语语言艺术的一员，它不是英语诗，也不是俄语诗，更不是德语诗、法语诗，它的植根于汉语文化，体现的是汉语文化的魅力。而体现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儿童诗歌创作要具有中国儿童的思维，儿童思维世界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考察，即是原始的思维世界，它具有文化的共通性，也就是说，全世界各民族的儿童都具有这种思维的共同性，但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儿童对外部生活的认识是有区别的，他们观察世界，打量成人的途径是有区别的，黑种人孩子的认知与白种人孩子的认知、黄种人孩子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他们生活在异质文化中，体会到的文化氛围是不一样的，因此其心理世界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儿童诗要体现这种差异性，如果儿童诗不体现这种差异性，就难以得到本民族的孩子的认可，也难以得到其他民族孩子的兴趣。因为文化的差异性，虽然有时可能成为隔膜的理由，但它却是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

（二）儿童诗要表现中国美学。中国儿童诗是诞生于中国这片具有典型的、浓郁的儒家文化的土地上的植物，它所根植的所依赖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美学观念，因此中国的儿童诗不可能像英国的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之歌》那样具有苏格兰文化的底蕴和基督教文化色彩，不可能像瑞典诗人马丁松的《夜》那样具有北欧神秘文化的影子，也不可能像苏联的马尔夏克的《小熊学礼貌》、马雅可夫斯基的《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等诗那样具有苏联形式主义文学的背景。同样，中国的儿童诗不可能像印度的泰戈尔的儿童诗那样具有印度教的神秘主义色彩。20世纪中国儿童诗走向了艺术化的道路，21世纪的中国儿童诗要走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儿童诗的道路。

（三）走向精神对话。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之一是走向精神对话，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的教育观和儿童观的影响，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曾被当作教育的工具和政治意识的传声筒之一，因此过去儿童诗不过是成人的一种倾诉，是成人的自言自说，或者成人想当然式的抒情，因此儿童诗的儿童本位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儿童诗要受到儿童的欢迎，受到社会的认可，首先，走向与儿童的精神对话。走向与儿童的对话，就是一种儿童本位立场，即诗人要以儿童的视角去审视生活，去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然后用适合儿童接受的语言表现出儿童的精神世界，使儿童诗在儿童的内心引起情感的共鸣的和声，荡起美丽的涟漪。其

二、新世纪的儿童诗要走向与成人的精神对话。儿童诗与成人的精神对话，即儿童诗不但要坚持儿童本位，还要审视成人世界，儿童的生活与成长离不开成人世界的建构，一个美好的成人社会对于儿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儿童诗有观照和促进成人世界的义务和可能。此外，儿童诗有可能打通儿童与成人的审美疆域，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共的审美空间。使儿童诗不但适合儿童而且适合成人，成为成人和孩子共同的精神栖息地。其三，新世纪中国儿童诗还应当走向与世界的精神对话。纵观中外优秀的儿童诗，能够在全世界受到欢迎的，都是能唤起各民族儿童的审美愉悦的篇章，而且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认知，来审视自然和人生的，如果中国儿童诗不能走向与世纪的精神对话，那么中国儿童诗就会成为狭小天地里的小花小草，就不可能绽放出夺目的光华，展示宏大的美学空间。

（四）走向素质教育。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第三个走向是走向素质教育，即儿童诗的创作与素质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儿童诗完全可以在素质教育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优势。首先，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为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搭建了便利桥梁。新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出台，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要实现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化，如2000年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对各学段阅读都有具体的建议。其中的第一学段（1－2年级），学生的阅读文类被明确指定为“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这意味着儿童诗至少在小学低年级段已成为学生阅读的主要内容，也意味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反复探索，儿童诗和整个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突出价值重新被认定，儿童诗和其它儿童文学文体作为小学语文优势教育资源的地位得到了恢复。事实上，正如青年学者陈晖所说的：“在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之间，存在目标、原则、理念、方法的全面契合，而这种契合建立在两者共同的儿童本位立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在作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方面，儿童文学具有天然的，来自自身的优势。”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发挥了其本来的优势，也体现了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其次，中小学学生美育的呼唤给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当前教育面临的一个大的课题和新的理念，就是如何对中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如何让少年儿童在德、智、美、体、老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健康向上的社会最有用的人。对中小学生进行美学的主要载体是文艺作品，而文艺作品中，儿童诗有具有情感性强、语言精炼、想象力丰富、意境高雅的特点，因此它对于培养当代少年儿童的全面素质也是颇有价值的。而且儿童诗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也非常容易为广大少年儿童所接受，假如这样的诗作能更多地出现在中小学校校园里的话，无疑会丰富广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还能让他们在接受儿童诗带来快乐的同时，接受审美教育和艺术的熏陶，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他们的心灵，塑造他们高尚的人格。

四、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发展的呼唤

前已述及中国儿童诗面临的现实难题和新世纪的发展方向，但要发展，我以为必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除了儿童诗诗人增强自身的艺术修养，不断努力创新以外，还应该给儿童诗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对儿童文学界之外的机构或者人士无法指望，因此我觉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以下两个儿童文学内部的问题，在此予以呼唤，希望能引起儿童文学界有识之士的重视：

（一）给儿童诗更多的理论重视。近二、三年儿童文学界一心一意创作儿童诗且数量和质量都达到高的水平的诗人不到十，且年轻诗人仅有三、五人，应该珍惜他们的创作，儿童文学机构要组织力量对他们的创作在理论上加以研究，在媒体上加以宣传，让更多的青年诗人了解儿童诗，从而向他们学习，向他们借鉴；同时，让更多的少年儿童了解儿童诗，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多传诵儿童诗，从而让优美动听的儿童诗的旋律响彻中小学校的校园。王泉根教授几年前在给四川一位少年诗人的诗集的序言中就曾呼吁过要重视儿童诗歌，他认为应该让朗诵诗、科学诗等占领校园，“素质教育需要诗。”《儿童诗》丛刊主编黄亦波先生曾撰文呼吁“儿童诗要从娃娃抓起”。他还认为：“聪明的孩子爱诗，爱诗的孩子聪明”。但光靠他们的一点呼吁是不够的，还需要真正的理论重视。

（二）给儿童诗的发展更多的空间。当今时代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新时代，但在“拜金主义”的驱动下，有人却为了赢利目的而大量炮制和传播粗俗文化。如流行歌坛有唱不完的风花雪月，相声小品有演不完的无病呻吟，影视剧有道不完的无聊无味；有的报刊杂志也爆炒明星私生活的秘闻丑闻，如此等等，对少年儿童的精神品质的弱化是不可低估的。而少年儿童特别是城市少年儿童，他们崇拜流行歌手追求时尚，大多被电视机、游戏机、电脑网络的强烈的音响效果、电光画面和虚拟的世界所吸引，课外阅读也只看卡通（特别是一些思想内容不健康的日本卡通）、小人书和网络文学读本等，对儿童诗等文学作品兴趣不大，阅读朗诵得很少，再加上许多学校和家长对孩子缺少艺术的引导，因此也使得儿童诗的读者大大丧失。希望报刊杂志能多给儿童诗一点空间一点版面，希望教育界的人士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师多给学生推荐和介绍一些儿童诗，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和实业界人士能大力扶持儿童文学与扶持儿童诗，希望儿童文学界不要只重视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的儿童小说和童话等问题的发表、出版和宣传。

儿童诗不可能直接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但它却能起到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作用，它是当代少年儿童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儿童诗不仅仅是诗，它还是属于大众的，属于人民的，属于祖国的未来一代的营养品。我真诚呼唤新世纪会有更多优秀的儿童诗出现，呼唤有更多的执著于儿童诗创作的年轻诗人出现。假如我们的儿童文学界有一大批执著努力的诗人的话，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将会再次迎来极大的艺术繁荣。

第四篇：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发展

学号：

120101423

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发展

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专业：视觉传达艺术设计 学号：121304115

姓名：杨东宇

联系方式：***

指导老师：胡志远

2014年5月13日

摘要：党的领导是推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根本力量，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通过分析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性，得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党的建设 当代中国 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艰辛探索的道路;中国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努力奋斗取得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做两件事，一是领导，二是执政。领导强调引导、带领，侧重思想、政策、路线和行为层面，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提出正确的政策并使它获得有效执行；执政则强调遵守、执行，侧重体制与制度层面，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依法通过国家机构。以法律和政策的手段，统治和管理国家生活。

建设党就是为了促进国家发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针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具体说，党的建设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用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规范全党，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首要目标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终极目标在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也就是，要以党的成熟，促进国家的进步。

政党是推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根本力量，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同样也肩负这样的历史使命。这也决定了它对中国特色的党建的根本需求。

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命运的缔造者。党的理想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尊严，这是党的先进性体现。先进性是党执政的法理基础，是人民选择党、拥护党的根本原因。党的执政使命决定了党要以自己的先进性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执政党，党通过体制内、外两种方式实现对国家的领导，也就是对政府的领导。体制内领导就是通过党员直接掌控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建立党组织的实现领导；体制外领导就是行使对政府主要干部的组织人事权，采取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集体决策体制来实现。通过这两种方式，党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决策权，在宪法的规定下，对国家各项事业进行全面领导。党的执政使命，决定了党必须要以自身的党

性，来确保国家机器的公平性和正义性。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根本要求就是，执政党的建设和其所领导的事业的有机统一。这是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客观事实。在根本上，我们党只能依靠党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党规党法，等等，才能赋予我们党特有的先进性。这个根本需求不解决，党的事业就永远不会成功。

党的执政任务就是发展：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我党执政兴国的首要任务。发展进程不会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党要克服两道难关，守住两道底线。

第一道难关是发展的不确定性。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抛弃并举的过程。不可控因素很多。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要从传统走向现代，人口多，资源匮乏，起点很低，既不能墨守成规，报残守缺，又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第二道难关是人的有限理性。社会在发展，实践在深入，人不可能知晓一切，掌控一切。党的先进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要提升自己的先进性，首先要改善自己，提高自己。学好本领。在发展难关面前，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赋予我们党以适宜的治国智慧和方法。

第一道底线是职责底线。国家建设的根本就是制度体系的成长与成熟，要求党要为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成长的创造空间，使国家机器与党和社会的发展相平衡。第二道底线是利益底线。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就要求党要为人民服务。党要坚守这一根本宗旨，首先要改善自己，提高自己，学好本领。在众多诱惑面前。只有切实把握社会主义“人民大于天”，才能使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

两道难关，两道底线，联防联守，要与发展要求相适应。这个直接需求不解决，党的事业就永远不会前进。党只能适应发展要求，加强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赋予国家发展一个有全新的起点，把中国共产党打造成日益成熟的执政党。这是两笔巨大的资产，对国家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和指导作用。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焦灼状态，一些国家和政府往往束手无策，国家发展也是举步维艰。中国共产党不同，我们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用加强党的建设来盘活发展全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关注国家的发展问题，相继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执政党，怎么建设执政党”、“什么是发展，怎么发展”等历史课题，并针对各个时期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总能在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头，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积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各项工作。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挽救和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没有党的建设的开展，党的事业就不会取得成功；没有党建体系的创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难以展开，党的事业就难以前进。

比如，“文化大革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党中央恢复党建的特色，并不断推进党建科学化：在党的建设的基本方式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加快发展的新路子；在党的指导思想上。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吸取教训，提早布局，及时加强党的建设，凝聚全党力量，带领全国人民，用自身的先进性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以此为基调的党建。为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也为国家发展打好了战略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指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因为我们有成熟的党建体系和模式。纵观党执政的历史，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党建就是一个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党的基本经验上升为党的政治路线，转化成党的基本理论，发展为党的政治纲领，去指导新的实践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经过自身建设，戒除革命思维，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戒除投机思维、短视思维。从不太成熟转变为日渐成熟的执政党。

随着自身建设的加强，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境界。比如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邓小平指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体制的两种优势，促进中国发展。正是因为有了党的建设，党才有了这样的优势，才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和执行力，在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的进程中始终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国家才有了这样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稳步高速发展；党的领导才起到根本的作用，才能统领、监督执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确保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林尚立，天津人民出版社。

《领导之友》 2011年07期，郝建国。

第五篇：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八大社会特征

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八大社会特征

环境问题与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因而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特征。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八大社会特征为：

1.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进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将在相当长约一段时间里继续恶化；

2.环境问题不仅表现为人(社会)与自然的矛盾，而且越来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3.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污染在环境问题中的分量加重。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问题成为我国环境问题的重要内容，普通居民对环境问题也负有越来越大的责任；

4.城市环境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并在局部有所缓解。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力度的加强，我国城市环境的一些污染指标上升幅度变小，一些指标(尤其是大城市的一些指标)已开始下降；

5.农村环境问题失控，呈日益蔓延和加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乡镇企业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城市污染向农村扩散、转移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6.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

7.多数人对于环境问颐的客观状况缺乏清醒的认识，公共环境意识水平低下，缺乏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8.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解决的难度日益加大，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社会失范问题，尤其是中国的人口问题，都加剧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这些特征的存在与当代中国社会特定的转型过程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