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个体发展特征（★）

第一篇：简述个体发展特征

简述个体发展特征？

一、顺序性：：人的身心发展所具有的从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按次序发展的特性；

二、阶段性：指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任务发展重点和发展特征

三、不平衡性：人的身心发展所具有的发展速度的快慢和发展时间的早晚上不均衡性；

四、互补性：人的身心发展所具有的相互补偿的特性；

五、个别差异性：先天与后天因素不同，会表现个别差异性。

德育：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民主法纪教育；智育：收于系统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形成学生的基本技能、发展学生智力；美育：现实美（包括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是中心）体育：授予学生健身知识技能发展体力增强体质教育，包括体育运动和学校卫生。

一堂好课要求：教学目的明确，内容正确，组织合理，方法多样，教学效果好。教育个体功能：教育在个体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1、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培养人的活动，它规定者人的发展方向，对人的影响系统而全面

2、教育促进个体个性化功能有：培养人额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促进人的个体特征的形成3、教育促进个体社会化功能有促使智力能力社会化，培养社会角色传递社会规模

4、促进个体整体性发展功能;：促进个体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国学制发展现状：

1、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2、大力发展高中教育

3、高等教育大众化

4、成人教育蓬勃发展。教师应具有的素质：师德—职业道德，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核心为教师善、教师公正、教师责任感；师知—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素养，包括学科知识（教师知识结构主干）条件知识、教育情境、文化知识。师能—在教学活动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的成效和质量。师心—心理素养，如情感意志性格等要素在个体的综合相对稳定的内在特质。师体—耐受力精力充沛，仪表风度。教师劳动特点复杂、示范、创造、长期、迟效性

第二篇：团队的个体特征

团队的个体特征，即进取、忠诚、敬业、责任、沟通；并确定了狼性团队的团队特征，即凝聚力、执行力、战斗力、文化力、生命力。

从建立团队之初我们就坚持以上述特征为标准建立和打造团队，做好选人、用人和育人：在选人方面，我们加快招聘进展推行伯乐奖即内部员工推荐奖；在用人方面，为提高新兵作战能力我们建立试用期考核系统，新代表每日上交日报，督促地区经理及时帮助代表适应市场需要；在育人方面，为提高代表工作效率，我们要求代表的客户拜访数量每天不少于10人，每周不少于40人次。此外，为了提升代表的工作动力，设定大区特别奖励，与每位代表每季度明确指标和绩效考核政策，并签署绩效考核书。加强地区经理专业化的协访，建立协访标准制度，要求地区经理每月协访不少于12天。加强例会管理，完善例会流程，每次例会均要求进行产品知识考试和幻灯演讲比赛以此提升狼性团队的战斗力。

上下同欲者胜，打造狼性团队不只是一句口号。为了形成对狼性文化的认同，我们大家共同确定了狼性团队的共同语言：

团队名称:中部大区野狼军团

团队口号:敢拼才会赢!

团队精神:亮剑精神

团队标志:孤狼啸月

团队战歌:《相信自己》

团队激励：爱的鼓励

团队文化：狼性文化

并且，我们用各种形式让团队成员学习狼性的精神和狼性的处世哲学，尤其加强对四个区域经理的辅导，将他们培养成能够带领各自团队实践狼性精神的团队领袖。

我们重视和强化狼性文化的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具备敏锐的嗅觉，不放过一丝机会。关键是如何去发现客户的需求、激发客户的潜在需求，从而创造客户。第二，具备不屈不挠的进攻精神，永不言弃。如何将发现的机会有效地转化成业绩，还需要销售代表具备不屈不挠的进攻精神。一个生意给不给你，并不完全取决于产品的质量、公司的品牌，更多是取决于销售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态度，医院的开发就尤其需要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第三，提倡群体奋斗。狼很少单独出没，总是团队作战，并且分工极为明确。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销售团队就需要这样的团队分工协作精神，其威力也越来越受重视。

第三篇：个体发展反思

在大千世界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要经过不断的发展变化完善自己。但首先我们要了解个体发展。个体发展是说一个人从生命开始到生命结束过程中连续地和系统的变化，包括生理，认知和社会情感等多方面的变化。对于我们青少年来说发展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生理发展：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大脑的发育、身高和体重的增加、心理机能的改变等；

心理发展包括认知与语言的发展、人格与社会性发展等；而认知发展是指我们的注意、观察、记忆、想象、思维与学习等方面的成长与进步；语言发展则是我们学会使用本名族的语言，并达到较高的水平；人格与社会性的发展是指我们的性格、道德品质、自我意识、社会行为的成长与转变。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中，生理和心理发展相辅相成，生理发展为前提，心理发展为指导；有了好的身体，才会去关心更高层次上的心理发展，不断完善自己的心理，提高社会认识，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真正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而存在，才有了发展的意义。所以一个人的个体发展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心理发展，它是连续的，阶段性的发展，就像我们每一个年级的学生都有各自年龄阶段的想法和观点，也正是这种不同，才有了我们各自的特色。它也是有方向，顺序的发展的，这个方向应该就是社会的一种总体指向，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有条理的发展，才不会脱离群体；但它也存在不平衡性，差异性，普遍性。

第四篇：诗词发展简述

1.诗词发展简述

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

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

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

《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

《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

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

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

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

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

《 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

“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

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

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建安时代。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

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

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

阮籍的82 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

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

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 “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

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谢受

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 “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

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

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

“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

“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

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长篇歌行名篇，扣人心弦，传诵至今。

与元白诗派追求平易通俗不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崇尚险怪，以散文手法作诗。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

中晚唐之交出现的“诗鬼”李贺，其诗冷艳深幽，恢奇诡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晚唐之世，诗风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浓，惟杜牧、李商隐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誉。杜牧擅七绝，咏史怀古、抒情写景，无不清新俊逸，风姿绝代。李商隐工七律，风格深情绵邈，绮丽婉曲，尤其是“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兴寄深微，沉博绝丽，独擅胜场。

宋诗总体成就不如唐诗，但别开天地，自有特色。

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以境取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胜。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李商隐，号西昆体。王禹俘、梅尧臣、苏舜钦等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与缺乏社会内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宋诗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

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作家，其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宗主，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处”，其诗宗尚杜甫，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还有陈师道、陈与义等人。

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而终能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存诗近万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南宋后期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的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其诗内容丰富，“沉挚悲凉，自成声调”(赵翼语)。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人中原地区，元代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饲——散曲。与传统诗词相比，它大大扩展了表现范围，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套曲)两种形式：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其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

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趋于雅正典丽。

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明初，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较有社会现实内容，但接着兴起以朝廷辅弼大臣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

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 “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

先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矫之，继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极大地冲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稍后的“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主张与“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诗风。

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

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

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炽，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较有特色。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大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词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新诗体，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

中唐之后文人填词者渐多，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在作诗之余间或作词。

晚唐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人，他确立了词体规范，开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鼻祖”。

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西蜀韦庄名列花间，词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以清丽疏朗见长。南唐冯延巳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开北宋一代风气”(王国维语)。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词写自己的人

生际遇和真实性情，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事雕饰，缘情而行，语言朴素自然而又流转如珠，王国维评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土大夫之词。”

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宋初词家如晏殊、欧阳修等，主要还是沿袭晚唐五代词风，写的多半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范仲淹词中的某些词作开始呈现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的风格，给宋初时期的词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期的柳永对宋词进行了第一次革新，创制并写作了大量的慢词，以写相思旅愁见长，多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语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广泛影响。词至苏轼而又一变，苏轼打破诗词界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开创了豪放词派，使词摆脱了音律的束缚而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

北宋后期词坛主流又复归婉约，代表人物为秦观、贺铸、周邦彦。秦词柔婉清丽，情辞兼胜，被奉为婉约派正宗，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贺词笔调多变，刚柔相济。词至周邦彦再一变，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精通音律，善作慢词，以思力取胜，词风典丽精工，对南宋格律派、风雅派词人影响极大。

南北宋之交出现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创言浅意深、本色当行的“易安体”。她善于炼字炼意，擅长白描，令慢均工。前期词多写闺情相思，清俊旷逸；后期词抒身世之感、家国之思，苍凉沉郁。

南宋初期词人如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等，多亲历靖康之变，故以词为武器，抒发爱国情怀，上承苏轼，下启辛派。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主承苏轼但取径更广，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辛词风格多样，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尤能寓刚柔为一体。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辛派爱国词人群体。

在宋金对峙、政局相对稳定的南宋后期，出现了以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王沂孙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其中突出者要数姜夔、吴文英，他们同是宗法周邦彦，但姜词清空骚雅，吴词工致密丽。

词至元明走向衰落，在清代呈中兴气象。清初，陈维崧效法苏、辛之豪放，开“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姜、张之清空，开“浙西词派”；纳兰性德善作小令，长于白描，以情取胜，风调酷似后主李煜。清中叶后，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 的“常州词派”纠浙派之偏，论词主比兴寄托，重视词的社会作用，其影响直达近代。

第五篇：简述佛教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佛教艺术的主要形式和特征

简述佛教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佛教艺术的主要形式和特征？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时，中国本土文化已十分繁荣，儒、道等思想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积淀为社会心理和民族心理。佛教与儒、道等本土文化，是宗教与非宗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在理论思维上互有高下。一般说来，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以及两者的文化元素之间具有相通不相通、兼容不兼容、互补互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交涉过程中，与中国文化发生联系的机制主要是佛教思维，其内容和形式就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交涉的重要根源，也是佛教渗透、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

佛教价值观念的主要内容是人生解脱论。佛教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多种原因和条件构成，并处于不断变化、流动的过程中。人生也是如此。人有生老病死的自然变化，有对自由、幸福、永恒的强烈追求，有从自我出发的无穷欲念。由于与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相矛盾、相冲突而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人生是痛苦的。中国僧人说，人的脸形就是「苦」字形，是一副苦相：眼眉是草字头，两眼和鼻子合成十字，嘴就是口字。佛教还认为，人要根据生前的行为、表现，死后转生为相应的生命体，这叫做「生死轮回」，轮回是无休止的。这样人就陷于不断的生死轮回的痛苦深渊中。佛教认为，人的理想、目标是解除痛苦、超脱生死轮回，就是「解脱」。解脱的境界称为「涅盘」，涅盘梵语原意为「火的息灭」。涅盘作为佛教所追求的一种解脱境界，是通过佛教修持，息灭、超越一切欲念、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而达到的理想境界。人生现实是痛苦的，这是现实性，人生理想是涅盘，这是超越性，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又要超越现实生活求得解脱，就是要由现实性转化为超越性，从而达到更高的主体性－－理想人格。

应当承认，佛教对人生所作的价值判断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人生确有欢乐的一面，但也有痛苦的一面，佛教看到了人生的痛苦，是符合现实的。佛教强调人生是痛苦，这是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表达了人的心灵深处的基本忧虑，这也是人的一种觉醒、自觉，对于人们清醒认识人生是有一定意义的。特别是对于在人生历程中遇到困难、挫折、磨难、不幸的人，更会引起他们的赞同与共鸣。佛教的价值观念表现了人生的内容，人们在赞同佛教价值观念后，就会产生出一种积极的甚至热烈的情感，从而获得心灵的抚慰和心理的平衡。人是有精神的，人的精神世界是平衡的整体。若人的精神长期失衡得不到调节，人也就失去为人的支撑。佛教的价值观念，为一些人的现世生活与出世愿望提供基本信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价值观是重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称人和天、地为「三才」，且有鲜明的人格意识，如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重视独立的意志、人格，提倡刚毅观念，强调自强不息。但是儒家又竭力主张等级制度，宣传浓厚的等级思想。儒家肯定人生是快乐的，主张「自乐其乐」、「乐天知命」。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道家的价值观念和儒家不同，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对现实不满。与此相应，道家以个人的自由超脱为人生理想，个人不受约束，也不损害社会。庄子更提出「逍遥游」的观念，认为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自己本性和客观环境，主张人要各任其性，消解差别，超然物外，从而在精神上产生一种超越现实的逍遥自在境界，成为「神人」。佛教传入后产生的道教则主张经过修炼得道，使形神不灭，超越生死，变幻莫测，成为「神仙」。道教是乐生、重死、贵生的，认为人生活在世上是一件乐事，而死亡是痛苦的，人们应当争取长生不死，起码要竟其天年。

儒家是入世的，道家带有出世的倾向，道教是出世的，佛教也讲出世。在价值观念上，佛教与儒家是对立的，与道家则有相通之处，既同又异，主张超越现实是同，超越的途径、方式和目标不同是异。儒家更注重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而佛教认为生死事大，讲生也讲死，特别重视人的「来世」。生和死是人生的两个对立面，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整体人生观问题。儒家重视生，是一个方面，佛教重视死也是一个方面，两者可以互补。道教追求的长生不死，成神成仙，事实上不可能。佛教讲有生必有死，在理论上比道教圆满，更具有思想吸引力。

佛教的思维方式内容丰富，类别颇多，其中的直觉思维、否定思维和具象思维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既有相同性，又有相异性，既有兼容性，又有不兼容性，这也是两者发生联系的重要机制。至于中国佛教学者运用综合圆融思维来判别、安排印度佛教各派教义和不同经典的关系、地位，则是和深受中国传统的整体、综合思维的影响直接有关。这一点留待本文最后一部分「佛教与中国文化交涉的成功经验」再申述。

直觉思维是佛教的基本思维方式。这是因为佛教是一种人生解脱论，其宗旨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追求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按照佛教说法，这种境界大体上有三类：成佛进入佛国世界；对人生和世界的本质的最终认识、把握，如悟解一切皆空；对人类自我本性的最终认识、返归，如体认人的本性清净。这三类境界虽侧重点不同，同时又是可以统一的。这些境界具有神秘性、意向性、整体性、内在性等特征。一方面可以满足某些人的精神需要，一方面也决定了这种境界的把握是非逻辑分析的直觉思维。

佛教的直觉思维方式极为丰富，主要有禅观，要求一边坐禅，一边观照特定的对象；现观，运用般若智能直接观照对象，并合而为一；观心，返观自心，显示本性，这也是内向思维；禅悟，中国禅宗提倡在日常行事中，排除妄念，体证禅道。这些直觉思维方式具有直接切入性、整体契合性和神秘意会性等特征。

中国儒家和道家也都重视追求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强调把握天道、道或理，所以，也重视和运用直觉思维。如老子提倡「玄览」，庄子主张「坐忘」，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张载主张「体悟」。这种思维方式的相同性、兼容性，有利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存。同时，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直觉思维方式的内容又有很大差异。佛教直觉思维是追求对人们现实生命的超越，终极目的是超越人成为佛。儒家和道家的直觉思维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追求理想人格，或追求精神自由，带有平实性。这些兼容性、不兼容性，又为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带来互斥，也带来互补。魏晋以来迄至近代，佛教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长期相互激荡、交渗、影响，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否定思维是佛教所特有的重要思维方式。佛教追求超越现实的人生理想境界，除了运用直觉思维外，还运用否定思维，以否定现实的真实，赞美肯定理想。这种否定思维是奠定在相对性的原理和以破为立的方法论的基础上的。佛教的基本哲学学说是缘起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缘（条件、原因）和合而成，都是互为因果、互相依存的，都是相对的、变化的，并由这种相对性、变化性说明事物没有永恒实体，没有主宰，是空的。

与缘起论相应，佛教还提倡以破为主，甚至是只破不立的思维方法，强调主观上对世界破除净尽是成佛的基本条件，甚至就是成佛的理想境界。佛教运用否定思维方式主要是否定两种真实，即主张主体和客体的空，这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的两个著名命题。「我」指实体、主宰。「法」，存在。人和一切存在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是不断变化的，是没有永恒的实体和主宰的，也就是说是空的。佛教还特别强调，人和事物都是「假名」，即假立的名言、名称、概念，并不是事物的本身，因此人们对外界不能执为实有。由此佛教又对主体提出一种思维规定，排除欲望、妄念、情感、意志、认识等精神活动，呈现「无心」状态，这种主观的思维等精神活动的寂灭，被禅宗视为是众生成佛的基本条件，甚至是成佛的理想境界。

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否定思维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展，儒家讲现实，不重玄想和否定。道家虽有批判意识，但它的顺应自然观念仍然是肯定思维的运用。道教多虚幻怪诞，但它肯定人的形神不灭，成仙得道。佛教的否定思维方式具有两重性，它在否定人和事物的客观真实存在的同时，也否定人和事物的主宰性、永恒性，并揭示了名称、概念和事物之间的差异、矛盾。佛教的否定思维方式受到儒家等本土文化的排拒，但却为具有强烈宗教意识和宗教需要的人们所接受，一些佛教学者并运用于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领域，从而又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形象思维也是佛教的重要思维方式，这是与佛教的宗教特质直接相关的。佛教既是人们受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压抑的表现，也是对这种压抑的超越。它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彼岸世界是排除卑俗的欲求、污浊的功利的。与之相应，它所描绘的人类应当超脱的地狱、饿鬼等是充满罪恶和痛苦的。这两种带有强烈反差的世界，极易使信徒或引生美感，或引生恐怖感，或抒发虔诚的情感，或抒发畏惧的情感。佛教用丰富、奇特、浪漫神异的意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去描绘佛国境界和地狱苦难，描绘佛、菩萨的法术威力，高僧大德的灵异事迹，这就要充分运用形象思维。佛教的形象思维既是具象思维，又是意象思维。具象思维是一种对特定的具体形象的反复、专一的思维活动，意向思维是一种内心的意想活动，在意想中形成各种形象，这两种思维是相联相通的。

佛教运用这些思维方式构成佛、菩萨、罗汉与佛国乐土、地狱饿鬼以及高僧与法术等形象或境界，而且用于宗教修持实践。比如小乘佛教禅观的不净观、白骨观，就是专以人身或白骨为对象进行观照活动，以排除欲念，不执着自我为实有，体悟「人无我」的佛理。再如密教，尤其是它的意密是以大日如来为观想对象。又如佛教观想念佛的思维方式，教人集中思维观想阿弥陀佛的美妙、庄严，以生起敬仰、向往之心，并说众生因如此虔诚而会由阿弥陀佛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此等等。

佛教的形象思维具有自由无羁的联想、想象的性质，也是自身丰富的审美潜在力的艺术展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大量的想象、意象。中国儒学、道学文化也都具有丰富的形象思维，在审美情感和表现方法等方面与佛教都有惊人的一致之处，但是它们的浪漫性、想象力远远不如佛教，也没有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没有出世、超世的宗教审美价值。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丰富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佛教与中国文化交涉的过程与方式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一直与中国文化相互击撞、相互激荡，演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交涉关系史。作为传播主体的佛教，对中国文化的交涉，采用了调适与比附、冲突与抗衡、融会与创新等基本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基本上突显出了佛教与儒道文化的关系，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不同层面的对应关系，也生动地表现出佛教的思想性格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涉的特点。这三种基本方式还大体上表现了佛教与中国文化交涉的三个历史阶段。这样，也为论述方便起见，我们便把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范围五个方面中的(一)、(二)、(四)、(五)四个方面结合起来，组织在一起来论述。(一)调适与比附

这在佛教传入前期比较突出。汉代时，佛教在宗教哲学观念上依附道术、道学，到了魏晋则主要依附于玄学。在政治伦理观念上，佛教一直迎合儒学。佛教通过翻译、释义、著述和创立学派等不同途径迎合、比附中国固有的文化。佛经是佛教的主要传播媒介。由于中印语言文字的不同，就需要翻译，而了解印度语言并非易事，译经者往往用道家等术语翻译佛经。如将佛教译为「释道」，佛教的最高理想境界「涅盘」译为「无为」，本体「真如」译为「本无」，其实无为与涅盘、本无与真如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又如用「五阴」翻译构成人的五类因素就含有阳尊阴卑的贬义。再如佛教中涉及到的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的内容，像主张父子、夫妇、主仆之间的平等关系，就与儒家道德学说相悖。汉魏晋时代译者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将译文作了适应儒家纲常名教的调整，从而减少了佛经流传的阻力。与译经密切相关，还有一个理解佛经、解释经义的问题。东晋时的佛教学者创造出一种「格义」方法。史载：「雅（竺法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格义」就是用老庄等著作（外书）去比拟、解释佛经义理的条目名相（事数），以量度（格）经文正义。因初学佛的人对佛教思想并不了解，而对本土文化思想则有一定认识，用本土文化思想去解说佛理，触类旁通，使人易于理解，当然也有牵强附会，背离原意的情况。

佛教学者还通过著述来把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文化观念附会、等同起来。如我国早期阐述佛教义理的著作《理惑论》，就把佛教视为「道」的一种，说：「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佛教是九十六种道术中最高的一种。该书还把佛比作中国传说中的三种神：一种是道家所讲的「修真得道」的真人；一种是神仙家所说的「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法术多端，神通广大的仙人；一种是「犹名三皇神、五帝圣」的神人、圣人。该书还批判那种把佛教的布施等修持与「不孝不仁」对立起来的观点，强调佛教的修行是完全符合「仁」和「孝」的。

晋代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即解说「空」的六、七个学派，实际上也是用魏晋玄学比附般若学的结果。佛教般若学的主旨是讲「空」，破除人们对一切事物的执着。魏晋玄学的中心是本体论问题，探索本末有无的关系。两者主题不同，但可以相通。般若学者深受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依附玄学，用玄学本体论去看待般若学派，以为玄学的「无」就是般若学的「空」，实际上玄学家的「无」是指无形无名的绝对本体，般若学的「空」是针对无自性、无实体而言，中国般若学者所讲的「空」，是与印度般若学所讲的「空」即否定事物实体性的观点大相径庭的。当时一些般若学者不仅援用玄学来解说佛学，而且言谈举止也力求仿照名士风度，东晋孙绰在《道贤论》中就以竹林七贤配佛教七道人。亦可谓竹林丛林，竞相辉映。(二)冲突与抗衡

东晋以来佛教经典翻译日益增多，流传更趋广泛，与中国文化的矛盾日益暴露，也更趋明显；同时由于佛教寺院经济的壮大，佛教僧侣涉足政治，形成了佛教与统治阶层的直接现实利益的冲突。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集中表现在佛教与儒家、道教的关系上，冲突的领域主要是哲学思想、政治伦理观念和儒、道、佛三教地位高下几个方面。

在哲学思想方面，佛教和中国哲学的冲突，主要是「生死」、「形神」之辩和因果报应之辩。佛教主张人有生必有死，在没有超脱以前，生死不断循环，陷于轮回苦海之中，只有超脱了生死才能进入理想境界（涅盘）。一般地说，佛教是反对灵魂不灭的，但它的轮回转生和进入涅盘境界的主体，在儒家看来就是灵魂，就是一种神不灭论。儒家也持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观点，但不赞成转生说和灵魂不灭论，所以后来酿成了分别以梁武帝和范缜为代表的神不灭论与神灭论的大论战。与生死形神问题相联系，佛教宣扬因果报应论，认为人的善或恶的思想言行都是因，有因必有果，有业就有报应。这种报应有现报、生报（来世受报）和后报（在长远的转世中受报）三报。一些儒家学者抨击这种思想：「西方说报应，……乖背五经，故见弃于先圣。」但是，儒家提倡祖先崇拜，鼓吹「神道设教」，佛教和儒家的善恶观念又可相通，从而因果报应论又成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辅助工具。这样，无论是生死形神之辩，还是因果报应之辩，争论的结局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各持己说，彼此存异。

在政治伦理方面，主要是「沙门应否敬王者」之争，其实质是礼制问题，是涉及君权和神权、佛教与儒家名教的关系问题。佛教出家沙门见到包括帝王在内的任何在家人都不跪拜，只是双手合十以示敬意，与中国传统礼制相悖，因而逐渐形成了与封建皇权和儒家名教的尖锐矛盾，不断出现沙门应否向帝王跪拜的争论。

在争论儒、道、佛地位高下方面，主要表现是老子化胡之争。这一争辩是佛道两教之争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涉及儒、道、佛三家的地位问题。佛教与儒道的冲突、斗争，通常都是采用撰文笔战和朝廷殿前辩论的方式，其中有的涉及深刻的思想内容，有的则是宗教的成见。值得注意的是，道教徒曾借用信仰道教的皇帝的最高政治权力打击佛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事件－－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的毁佛运动。这三次灭佛事件，尤其是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事件，虽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但又都和佛道两教的矛盾相关。(三)融会与创新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这种融合是全面的持久的，尤其是隋唐以来，融合的势头更大，吸取中国本土思想而创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大大改变了佛教的面貌。以下是佛教融合中国本土文化的方式和重点。

提倡圆融方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面对着强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出现了如何对待儒道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说，佛教一直采取调和融合的态度。如《理惑论》就包含了儒、道、佛三教同源的观念，南朝梁武帝也倡导三教同源说，唐代以来佛教学者如神清在《北山录》中力主三教一致的说法，到了唐宋之际更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思潮。为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有的佛教学者推崇《法华经》中的〈方便品〉，提倡方便法门，运用各种灵活方便教化众生。有的佛教学者突出《华严经》的圆融无碍（无矛盾）思想，宣扬各种事物、现象都是无矛盾的。有的宣传佛教的无上菩提之道与儒、道无异，且高于儒、道，张商英的〈护法论〉以药石治病为喻，说：「儒者使之求为君子者，治皮肤之疾也；道书使之日损，损之又损者，治血脉之疾也；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还有说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教治世的。这种「方便论」、「无碍论」、「合治论」，为佛教融合中国本土文化提供了理论的根据，也表现了佛教的内在的调适机能。

吸收儒道思想，创建新宗派。这主要是天台、华严和禅诸宗。如天台宗学人吸收道教的丹田、炼气等说法，作为本宗的修持方法。华严宗学人吸取《周易》思想和儒家道德，作为本宗思想体系的内容。禅宗学人也是在与道家的自然无为、玄学家的得意忘言和儒家的心性学说彼此熏陶下，创立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和「性净自悟」为宗旨的宗派。这些宗派还都和中国儒道两家重视心性修养的历史传统相协调，以心性论为宗派学说的重心，着重阐发心性理论，从而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心性思想。

突出宣传佛道儒道德的一致性。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矛盾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与儒家忠孝观念的对立。面对这种道德观念的对立，中国佛教运用各种手段加以调和。早期汉译佛经，就通过删节经文来避免和儒家伦理观念发生冲突。后来佛教着重强调五戒与儒家五常的一致性。到了唐代，僧尼已拜父母，后来又对皇上称「臣」而不称「贫道」。中国佛教还有《父母恩重经》，宣扬应报父母养育之恩。又注疏《盂兰盆经》，该经讲释迦牟尼的弟子目连入地狱去救饿鬼身的母亲的故事，被中国僧人视为佛教的「孝经」。寺院还要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以追祭超荐累世父母及祖先

满意答案

用一句话来说，佛教就是佛让人们止恶扬善、自净其意的教法、是佛陀的教育。

佛教的历史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印度，当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发展，主要生产方式从畜牧业生产转向农业生产。由于气候条件优越，加上人们学会了种植产量比较高的水稻，再加上铁器的使用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社会结构进入奴隶制社会。当时的社会人群被分成四个等级：①婆罗门（宗教祭司，掌握掌握神权和教育权，宗教经典和文化知识），②刹帝利（武士阶层，后来还包括国王和军事贵族，他们掌握军事和行政权。）、③吠舍（农民、手工业者，后来还包括从中分化出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④首陀罗（由非雅利安的土著部落平民组成，地位低下）。另外还有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奴隶，无种姓者，被称为“贱民”，“不可触者”（untouchable）。当时印度社会上的主要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是一种多神教，崇拜自然精灵和祖先神，信奉天神、雷神、司法神、日神、火神、风神、雨神等多神。婆罗门教是维护当时的奴隶社会的一门宗教。它宣扬业报轮回的观点，认为人在今生的行为（业）的善恶，将带来来生轮回不同的因果报应；如果不相信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典、或有违犯种姓规定的行为，或有杀生行为等等，死后将轮回转生为下等种姓贱民或为牲畜，而如果学习吠陀经典，苦行，行善，死后可转生为上等种姓，以至成为天神，与大梵合一。婆罗门教宣传婆罗门种姓至上，说梵天用口造婆罗门，用手造刹帝利，用双腿造吠舍，用双脚造首陀罗，并为他们规定了社会职业，永世不可改变。

（一）民间的信仰。因长期战争的结果，民不聊生，人事的努力，解决不了饥馑苦难的生活。天道既不足凭，生命也无保障，恐怖、悲观、厌世的情绪充斥。正好在这个时候，佛教思想汹涌输入，生前身后，善恶业力，促成三世因果的报应，和天堂地狱间六道轮同的传说，使人们更相信命运的安排，是由于前生业力的造就。因此在乱离的世局中，很快传遍了佛教的观念，人人信仰它可得身心的自慰，佛与菩萨的原义，就一变为与传统神只的信仰相同了。

（二）知识分子的皈依。自东汉党锢之祸以来，汉初儒家传统的学说，受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使人不能满足和信服。魏晋以来，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都纷纷寻觅思想的新方向，追求命运的象征之学，进入探索哲学的范围。并以旷达思想，崇尚个人自由，逃入玄谈的领域。其所宗奉《易经》、《老子》、《庄子》所谓“三玄”之学的思想，恰在此时，与佛教传入的“般若性空”学说相遭遇，因此一拍即合，更是变本加厉，便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法的风气，尤以士大夫阶层，所谓知识分子的名士为然。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入中国文化结合最紧的是禅宗思想，经过多年沉淀已经被“本土化”，禅宗美学深入绘画、诗歌、建筑等。人们对之评价有褒有贬，这里找到有一些评论：

—— 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

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

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全文参看：

http://www.xiexiebang.com/history/bbs/printpage.asp?BoardID=8&ID=677 ——这篇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语言评论，也可以看看

一、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只不过禅宗所主张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进一步否定了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存在罢了。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文化有哪些影响？

这个问题很大，只好简单讲一讲。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主流基本是儒、释、道三家。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和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织。就像体内输入的外来血液，虽然是外来的，但已和我们自身血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体现在方方面面：从中国哲学史来看，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始终贯穿着佛学思想，而宋明理学的骨子也是佛理。一直到近代，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代表人物，仍秉承佛法的思想理念推广社会改良。至于文学艺术领域，佛教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内容源自佛教，如盂兰盆会、腊八粥等民俗活动，就直接脱胎于佛教节日。而在日常用语中，也不知不觉地使用了很多佛教名相，如烦恼、世界、利益等等。此外，佛教道德观也对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说，就是沿用至今的生活准则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印度佛教流布中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哲学领域、中国古代哲学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其先作为佛教般若学传播的媒介，其后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终为般若学所取代。隋唐二代，虽说儒释道齐头并进，但佛教毕竟是最强大的思想潮流，甚至成为思想界的骄子。至于宋明理学，在“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建构方式、“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吸收了佛教的思维成果。可以说，不懂得佛教哲学，就很难理解魏晋以后中国哲学的具体形态。当然，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但它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等手法来“论证”其宗教唯心主义观点，便包涵不少精微、思辩的内容，蕴含大量的逻辑分析方法和辩证法观点，这一切都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哲学。另外，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总是在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佛教在这方面也确实发挥了反面教员的作用。

在文学领域，佛教留下的印痕更显深刻。许多汉译佛经文笔畅达，词句典雅，善用譬喻，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为文学计，《法华经》、《华严经》不可不读。”随着佛经的流传，许多佛教用语演化成为汉语的日常用语，大大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极大：一方面是伴随佛教而传入印度“声明论”(语言学中的音韵学、训诂学)，导致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的制定，从而促进了魏晋玄言诗、南北朝的山水诗的发展，并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另一方面是佛教思想，尤其是般若空观和禅宗禅理，给诗歌内容以强烈的刺激、渗透，开拓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的面貌更为绚烂多彩。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也起到推动作用。魏晋南北朝以来，在佛教传播过程中，说唱佛经故事的说唱形式——“变文”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变文”的内容不断发展，由说唱佛教故事扩展到说唱中国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由此推动六朝小说的发达。此后，中国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形式和内容，取材和观念，也都深蒙佛教的影响。在文学批评方面，如果离开佛教理论，则中国文人发明的“妙悟”说、“境界”说、“禅机”说，都不能得到深入的阐发。

在艺术领域，佛教的广泛传播给中国古代绘画、建筑、雕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历史记载，佛教绘画、塑像、建筑是和佛教经典一并传入中国的。汉明帝时，从印度带来的佛像置于洛阳白马寺中，并在佛寺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于壁，标志着我国佛像、佛寺、壁画三大艺术的肇始。此后经数代传衍流变，至盛唐时，终使三大艺术达到灿烂辉煌、登峰造极的程度，至今仍属于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佛教对中国文化之影响

一、佛教的始创者及其思想

二、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年代

三、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四、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

一、佛教的始创者及其思想

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它的始创者，并非佛教徒幻想中假定的人物，更非一般人所想像的虚无飘渺的鬼神，而是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有历史考证的伟大圣哲－－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诞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宫，名悉遴多太子。因不满当时印度社会阶级制度的严厉，同时更要拯救当时在不平等待遇下，苦不堪言的群众，毅然放弃行将继承的王位，出家修行，以找寻人生真理，作为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基石。

太子离开王宫，四处寻师访道，经历五载，始终无法发现曾经理解人生真谛的人，因此，希望运用自己的智慧，从苦行中，去求取证，故进入摩竭陀国，伽耶山附近之苦行林，忘餐废寝，专事苦行。不觉六年于斯，弄得身形消瘦，面目全非，结果一无所获，始知道苦行无益，唯有放弃苦行，到尼连禅河去洗除身上积垢，又接受牧女贡献饮食，以恢复体力，然后到菩提树下，结跏趺座，止息妄念，正心诚意，参究真理，找寻人生意义，观察宇宙真相，终于夜亲明星，豁然大悟，成为宇宙之大觉，被世人尊称佛陀，号曰：释迦牟尼佛。

梵语释迦，译能仁，牟尼译寂默，能仁代表慈悲，寂默代表智慧。故释迦牟尼佛，即是一位综合智慧与慈悲于一体的圣者。因为佛陀开发了人性本具至真至大的智慧，所以知道，真正的自由，不止是言论上、信仰上、经济上、以及行动上的自由；而是心理上、与生理上绝对的自由。真正的平等，不仅是种族的，法律的，经济的，以及待遇的平等，而是理性的平等。因为佛陀激发了人性原有至圆至极的慈悲，所以为了要使每个众生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平等，而本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入世、救世。一方面协助众生粉碎烦恼枷锁，摆脱生死束缚，令获得真理生命至真、至善的自由，一方面鼓励众生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福慧兼修，悲智双运，以证平等的理性。前者是小乘思想，后者是大乘精神。

小乘思想应用于人生，是寻求苦乐之根源，及其对策，使人了解人与人，人与物的种种关系与法则，去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以及处世做人应有的态度，使人在维持伦理道德的生活中，不断止恶行善，改往修来，最后，断烦恼，了生死，超越轮回，悟证真理生命的毕竟自由。

大乘佛教，除了知道我法二执，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以及获得断除我法二执的方法外，还要发菩提心，立大悲愿，‘愿我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内则断惑证真，心物交融，悟契理性，生佛一如；外则众生无尽，我愿无穷，永远本著牺牲小我的精神，去教化众生，利益有情，甚至地狱末空，誓不成佛，佛陀在世，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禽，无非观机说法，对小机说小法，对大机说大法，前者要人‘知苦断集，慕灭修道’，断惑证真，离苦得乐，然后回小向大，自利兼他，共趣佛道；后者则直指佛性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平等，无有高下。’故需广修六度四摄等法门，自他共济，最后同证菩提，思想虽二，而旨趣是一，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可是，佛教思想，无论大乘或小乘，均可应用于人生，而且是积极而非消极，是入世而非厌世。诚如梁启超所说：‘佛教之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独善，„是入世而非厌世，„是平等而非差别，„。’

或有人问：既然理性平等，何以生佛悬殊，苦乐天渊？原因何在？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时说：‘善哉！善哉！大地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由是可知，妄想执著，就是导致生佛悬殊的主要原因。

众生本具的理性，亦即是佛性，虽与佛同，但由于众生妄想执著，致使思想各异。众生由于不同的思想，策动不同的行为，形成不同的业力，而招致不同的结果，遂形成宇宙间千差万别的法则，以及人与人间苦乐不同的遭遇与感受。虽然，但其本具之佛性，并不因此而变质，更末因此而失其‘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的功能。等如电灯，其款式虽然有长短方圆，其颜色虽然有红黄蓝白，其光亦有深浅明暗的不同，但其发光之电力，并不因灯之形色各异而有别，更不因光之明暗而影响其电力，充塞太空的功能。同样道理，佛性平等，众生虽因妄想不同，业力各异，致使现象界有美丑苦乐之分，但其本体的佛性，并不因之而有差别，所谓：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又如金作器，器器皆金，只要我们不为外境所诱，不为现象所惑，澄清外来妄想，发掘内在智慧，自然可以发现人生的本体，悟证平等的理性，与佛无二。这是佛陀创教之宗旨，亦是吾人学佛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