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意义

第一篇：论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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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在许多方面以其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它紧紧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地从中汲取理论营养和智慧力量，在新时期看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利于加强我们党的建设。

现如今，全国共有八千多万中共党员。在党员队伍不断壮大的前提下，加强我们党的建设成为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站并逐渐富了起来，但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贪污腐败、假公济私等现象也出现在我们的党员队伍中；许多党员都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有些党员甚至和群众划清界限，背离人民群众，这不仅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感情，也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我们党的名声。这些党员的所做作为，正与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背道而驰。值此之际，正是我们深入学习毛泽东“让党内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资本主义”等思想的重要时期。只有让广大党员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保持我们党在执政之路上走的稳走的远，也才能最终带领这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之上。

其次，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利于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如今看来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处理好我们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党派间的关系，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我们才能顺利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才能使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到来。

再次，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利于指导我们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为党沿着中国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天看来，毛泽东思想仍对我们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意道路有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只有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出中国自己的特色脚印。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勋永垂千古，他的伟大精神、伟大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对于推进我们党伟大的事业，对于提高个人的理沦水平、工作能力，对于当代中国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应始终坚持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学习，坚持走好我们党在执政之路上的每一步。

第二篇：论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代的意义

论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代的意义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是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整毛泽东在天安门主席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这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民主社会，使中国摆脱了战火的困扰，人民开始有更加稳定，和谐的生活，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伟人，他就是毛泽东，一个传奇人物，优秀的军事家，政治家，诗人，在走向建国的同时，他也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特色的思想，就是我们熟知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产物，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特性经验作了概括而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20世纪中叶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开辟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深刻变革。毛泽东思想教育、哺育、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中华儿女，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

位与当代价值早已载入史册，在随着历史的逝去、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学术界和理论界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进行深入研究，使毛泽东思想得以继续传承下去，更好地为新世纪的中国服务。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和创造地回答和解决了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继续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向前进，在1936年之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伟大代表产物，他进一步的发展和阐释了马列主义，丰富并发展了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条件，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伟大功绩，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那一代人民抗争的精神支撑。中国革命是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中兴起的，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的的历史经验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陷入恐怖的紧要关头，正是

在毛泽东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指引下，才开辟了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开始了土地革命，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才有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保卫了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执行了“左”倾路线，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原则和军事战略战术，使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央领导集体，才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全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随着抗日战争的兴起，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和斗争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武装才能在抗战中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方针和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把它上升到战略地位，开辟了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才能发展壮大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成为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力量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有人说，在现代毛泽东思想己经过时了，对新中国的建设没有多大的用处，其实不然，毛泽东思想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它依然是中国人民不断奋进的指导方针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它将长期指引和激励我们前进。第一点，毛泽东思想对现代青年们有指导意义，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共产党的培养，养成了时时处处以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的理念，但是我们处在的是一个变革的世界和社会，虽然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精神生活却没多大进展，有多少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丢失了，比如：义务劳动，党中央提出要以德建国的伟大号召，这令我们感到异常欣慰，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在是文化传播迅速的时代，要抵御西方腐朽思想的入侵，就要求我们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分辨是非的能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还有助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和与改革发展背道而驰的不正之风，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许多人在市场经济弊端的笼罩下，渐渐地迷失了自己，造成这些的原因只有一个，脑海中的思想不完善，不成熟，甚至不健康，为了追求物质文明而忘记甚至放弃了精神文明，这就需要我们去学习毛泽东思想中的优秀品质，不断地去改正现实中的不良作风。

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理论之一，无论在旧时代还是在新世纪，毛泽东思想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1世纪是一个充满着机遇与挑战的世纪，在新的世纪中，我们更应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优良部分，结合时代的特征，发展和补充毛泽东思想，令毛泽东思想顺应时代的潮流，更好地为新中国服务，不断解决国际国内的各种问题，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好。

第三篇：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

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

谭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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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品。但当代儿童诗的发展也面临着受诗歌界排斥、儿童文学界冷落等现实困难。本文还论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儿童诗 发展 现实难题 精神对话

从上个世纪五四时期至今，中国儿童诗的发展已历近百年，这百年的道路，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儿童诗在社会的艰难跋涉中书写了自己的辉煌。就当代儿童诗而言，虽然社会形态的急蘧变革和文化的快速转向，使它曾经迷茫和困惑，但其丰厚的积淀和诗人们真诚的姿态却是文学史、诗歌史无法抹杀的。

一、当代儿童诗发展轨迹的思考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

（一）集体主义——群体代言人的儿童诗。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经济是公有制模式，公有制模式下，劳动和收获是在国营机制和集体机制下发生的群体行为，个人是在集体的力量中现实价值，或者说，个人的创造必须得到集体的承认才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社会文化的发展也遵循着整齐化一的秩序，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就文学而言，在单一指向的文化语境下，其话语方式自然是单一维度的，作家的心态也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的文化妥协与调和。以成人文学为例，50年代和60年代的小说创作就是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而确定方向和主题的，如《创业史》、《艳阳天》等，就是一根红线串起了特定时代的主题；而58年的“民歌运动”和文革中的“样板戏”更是一个标准模式。这种创作由于强调“阶级的对立”，使得作品的社会群体意识过于强烈，而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被遮被，被隐藏，或被有意地压抑，于是小说、戏剧中人物形象类型化，诗歌的中心意象都是“红色意象”或“暖色意象”。儿童诗作为以儿童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文学样式，也无法走出成人社会政治功利的怪圈，50年代和60年代虽然涌现了叶圣陶的具有唯美意味的《小小的船儿》、艾青的具有浓郁抒情气息的《春姑娘》、柯岩的充满儿童情趣的《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金波的优美的《回声》、圣野的童真的《欢迎小雨点》、刘饶民的童话色彩的《大海的歌》、任溶溶的表现儿童生活智慧的《爸爸的老师》等等优秀的具有纯美学意义上的儿童诗。但儿童诗创作的主体是和成人文学一样配合时代的需要，与现实革命和建设密切合作的，于是表现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力量的伟大、对时代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歌颂等就成了儿童诗的基本主题。从审美语符来看，此时期的儿童诗的语言基本是采用明朗甚至是直白的儿童生活语言，其意象多是单纯的，意境也比较轻快；从抒情范式上来看，此时期的儿童诗强烈地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一般是直接表达诗人对人、事、物的歌颂和赞美之情。如郭沫若的《新中国的儿童》第一节就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少年的先锋队，/团结起来继承着革命的英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该诗的第二节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对毛泽东的赞美、敬慕之情和抒情主体的决心：“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要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跟着共产党。”袁鹰的儿童诗名篇《时光老人的礼物》也是“颂歌式”的，虽然用的是第二人称，但突出的还是抒情主体对“你”（时光老人）的赞美。还有田地的《祖国的春天》、魏巍的《红领巾水库的孩子们》、梁上泉的《从北京唱到边疆》、闻捷的《河西走廊少年歌》等也是颂歌式的，诗人们以狂飙突进式的气势，急切地表达着自己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主流信念的坚贞。这些儿童诗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儿童的精神风貌，但由于作者有意隐藏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情感，而表现出与社会情感的强烈一致性，因此无形中充当了“群体代言人”的角色，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文化思潮的更新，这些儿童诗渐渐失去了读者的留恋，失去了审美的意义，而仅仅保留了文学史、诗歌史的价值。

（二）个体主义——个性化多元化的儿童诗。个体主义经济时代应该从1978年开始算起，到80年代，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到1980年的时候，中国各地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方式，尽管国家计划依然起的是主导作用，但农村单干的耕作方式和商业个体户在中小城市（包括村镇）的大量出现，使整个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就是个体可以发挥自我的优势，发挥自我的个性，个体可以根据自我的需要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个体可以享受个体精神自由释放的快乐。于是，文学发生了质的飞跃，众声一致的局面被打破，作家诗人们审视生活的方式和角度发生了变化，作品抒情主人公不再只是超越自我的“大我”或者“超我”的身份，而是具有个性色彩的“真我”。“真我”的出现意味着儿童诗回归了诗的本体，也意味着儿童诗回到了艺术的正道。即诗人们具有了明确的文体意识，认识到了儿童诗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或一个体式，它有着自己的艺术的质的规定性，而且这种质的规定性与诗人的艺术修养、美学追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当我们审视80年代的儿童诗时，便可发现，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作都极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从挖掘题材方面，还是建构意象方面，甚至是对意境的探寻方面，都显示出诗人独到的儿童观和诗歌观。笔者在一篇论文里专门论述过这一时期的儿童诗，文中就指出：“这一时期，儿童诗同样遵循着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的创作原则，同时儿童诗从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心理差异与接受机制出发，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与陈规俗套，或展开天马行空的奇特想象，或刻画少儿青春活力，瑰丽梦幻，或表现新时期多姿多彩的儿童生活，或表现儿童对生活独特的感受。这时期的儿童诗，使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变革给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带来的变革，使人们感受到了儿童诗正朝着新的审美角度开拓的勇气。这时期的儿童诗，为90年代儿童诗走向完全多元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诗人们有了个性化的创作追求，于是，80年代的儿童诗界涌现出了金波的《春的消息》、《在我和你之间》、高洪波的诗《我想》、《鹅鹅鹅》、樊发稼的《小娃娃的歌》、望安的《嘀哩嘀哩》、邱易东的《哭泣的蘑菇》、薛卫民的《快乐的小动物》、徐鲁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刘丙钧的《妈妈的爱》、白冰的《写给云》、王宜振的《夏天的苹果梦》等优秀的抒情诗，涌现出了田地的《我爱我的祖国》、尹世霖的《船长》等优秀的少儿朗诵诗，圣野的《春娃娃》、傅天琳的《森林童话》、鲁兵的《小猪奴尼》、金本的《山间的小溪》、《给你一粒种籽》、东达的《一只海龟和一个傍晚》、李华的《小鸟喳喳》等优秀的童话诗，黄庆云的《摇篮》、张继楼的《采“星星”》等优秀的儿歌和低幼诗。就抒情范式而言，这些作品除了颂歌式以外，还有倾诉式、对话式、问询式、邀唤式、独白式等等，诗歌主体的情感不再是直露的，而是隐藏的、曲婉的、甚至是朦胧的、神秘的。

（三）市场经济——边缘化的儿童诗。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模式转向了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第一要意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制约生产，也就是说，市场销售价值和利润是衡量生产是否成功或者有意义的主要标杆。市场经济给人最大的影响是观念的更新，就文学而言，它直接影响了作家和诗人对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或精神向度，即作品是“为何而写”。过去作家诗人们思考得最多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是形而上的问题的思考，作家首先想到的是责任感、历史感和良知，他们的自我定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未来一代人精神的塑造者”，他们对创作的动机更为关注，至于对创作的结果和功效则思之甚少。可当下的作家诗人们则对创作的结果和利益极度关注，他们的题材的选取、形式的选择都服务于出版商的要求和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差不多是艺术围绕市场转，而不是艺术为艺术的精神世界而存在。这种讲究实利的思维，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来说，一个显在的影响是创作基本上跟着出版走，而出版则是“策略第一，艺术第二”，即根据市场行情而设计选题，设计内容，然后作家诗人在策划者的授意下或在编辑意图范围内运行自己的才情和艺术良知，这样显然使作家诗人的创作有了明确的针对性，使作家诗人们能走经济致富的捷径，但个体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却并未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充分自由，反而得以制约和弱化。于是，儿童诗在90年代，一方面形成了创作的多元化态势，由于诗人们文化定位的差异，他们所选择的语符和题材就各不一样，持精英立场的人文主义写作者就固守着优美语言的城垣，而持市场写作立场的就跟着刊物的定位和出版商的选题来操作语言，至于那些自由主义写作者，则完全依照自己的感觉来构造语言王国。

当然，90年代儿童诗虽然是多声部的，但这与90年代成人新诗的景观是有区别的，成人新诗在众语喧哗中几乎找不出主流的声音，由于没有“英雄”，也就几乎没有精品，因此，其文学意义在于形式，而不决定于内涵。而儿童诗虽然在商业化语境中，面临边缘化的尴尬，且诗人们或分化或放弃或逃离，但其创作的主流是人文主义的，即没有放弃对崇高品质的追求。如这一时期金波的“少儿十四行”、高洪波的幽默叙事诗、邱易东和王宜振的少年抒情诗等则立图突破传统的单纯语符，而使儿童诗更加具有现代诗的气息。有人说，90年代中国诗歌变成了市场经济的牺牲品，这话说得有点过分，但不无道理。市场机制的一切必将到来，这是时代挡不住的脚步，但文学毕竟不是一般的工厂和公司的产品，其物化形态虽然可以通过市场流通并且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和检验，但市场不是文学作品艺术高低的价值显示器和唯一标杆。文学是一个自足性的系统，有其内在的规则，如果外部环境强烈干预其生产和接受的话，它可能就会偏离艺术的轨道而滑入世俗的泥潭。从这一方面看来，90年代的儿童诗其实处境是非常尴尬的，艺术与市场的相生相克的矛盾关系，使得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无奈的命题。这就是90年代儿童诗之所以看似热闹，实则寂寞孤单且面临被放逐的原因，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儿童诗是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必备品，可人们偏偏又要将其置于无奈的境地。

二、当代儿童诗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

中国现代儿童诗发展之开端时颇受人重视，五四时期的诗人作家中相当一部分就尝试并发表过一些优秀的儿童诗，如胡适的《蝴蝶》、周作人的《慈姑的盆》、朱自清的《小草》、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汪静之的《我们想》（拟儿歌）、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俞平伯的《忆》、胡怀琛的《小人国》、《大人国》、冰心的《纸船》、叶圣陶的《萤火虫》等。还有30年代后蒲风的《春天》、安娥的《卖报歌》、柯蓝的《小盲女》、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篇章。五四时期评论家们也非常重视儿童文学和儿童诗，一些报纸的副刊经常会登载一些短评，当时的语文教材也选用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诗，如1932年《小学国语课程标准》规定第一、第二学年的阅读，规定为 “生活故事、童话、自然故事、笑话等的欣赏表演”、“儿歌、杂歌、谜语的欣赏吟咏和表演”。后来“遵照修正课程标准编辑”、“民国26年12月教育部审定的”、由沈百英、赵景源、沈秉廉编校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初小第一册》中，编者编写的课文，均为歌谣体，浅白生动，童趣盎然，其中的不少篇章，按今天的标准衡量，就是上乘的幼儿诗。50年代和60年代政府非常重视儿童文学，于是许多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诗人也纷纷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因此涌现了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邵燕祥的《八月的营火》、贺敬之的《风筝》等儿童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49到90年代之间儿童文学作品极少进入语文课本，而且文学史论著作几乎不提儿童文学创作，更谈不上提及儿童诗了，好像百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成就压根儿不存在似的。官方报刊一般不刊用儿童文学作品，只是到了六一儿童节时才应景性地刊登一点儿童文学的评论和作品（就是这样的版面，儿童诗也几乎没有）。因此，现实的问题是，儿童诗面临着发展的极大困难。具体来说，以下三点是儿童诗面临的最大难题：

（一）话语权的“失落者”：被拒斥于文学史新诗史门外。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儿童诗本来属于新诗，可新诗实际上成了“成人诗”，儿童诗则被排除新诗之外，而且儿童诗诗人们也似乎习惯了这种格局，他们不了解新诗（成人诗），他们的创作基本上不借鉴新诗，而是在狭小的“儿童诗”的空间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于是新诗与儿童诗事实上成了两个阵容，而且这两个阵容的前者似是“强者”，它把持着诗歌的话语权，新诗作者和评论家则自然率先进入文学史和诗歌史，而儿童诗诗人则被排斥在文学史、诗歌史之外。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定势，使得儿童诗和新诗（成人诗）的读者也发生了分化，即儿童读儿童诗，或儿童诗的读者只能是儿童；而成人读新诗，新诗的读者也只有那些成人（当然，新诗在当下已成了极少数成人阅读的东西，甚至许多新诗只有写诗的人自己在自娱自乐）。这种被拒斥于新诗话语之外的状态，无形中会削弱儿童诗的社会影响，缩小儿童诗的读者层，而且会切断儿童诗进入主流话语圈的通道，是不利于儿童诗发展的。

（二）痛苦的“蒙冤者”：被新诗连带而遭受社会排斥。儿童诗发展受到阻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新诗对读者的拒绝或者说读者对新诗的失望和抛弃。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诗界开展的“民歌运动”和政治抒情诗的风行，实际上都是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诗性的抛弃和对读者的疏离。而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诗创作，特别是90年代的先锋诗（新潮诗或第三代诗）完全是对汉语语言的玩弄，一些诗人盲目模仿西方的诗歌形式，使中国诗歌的音乐美、建筑美和意境美的传统置若罔闻，于是新诗成了“内容苍白”“形式怪异”的读不懂的诗，或无法卒读的诗。这实际上无形中造就了成人读者对诗歌的“成见”，这成见使得他们对现代的诗歌（那怕是真的好诗）产生了一种阅读前的拒斥心理。这种心理自然传染到了对儿童诗的看法，影响了对儿童诗的选择。因为儿童诗甚至整个儿童文学的生存某种意义上不是由儿童来决定的，而是由成人来决定的，如果成人世界否定了儿童文学和儿童诗，那么儿童文学和儿童诗就会被逼进死亡的胡同。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儿童是最需要儿童诗和儿童文学的，可儿童一般是从成人（家长和老师）那儿获得儿童诗和儿童文学其它体裁作品的阅读权的。

（三）自家人白眼下的“零余者”：来自儿童文学界的轻视。儿童诗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儿童文学界自家的白眼。这决不是对儿童文学界的污蔑，事实上，儿童文学界，特别是90年代以来，对儿童诗的忽视或者主动放弃是有目共睹的。第一，儿童诗在儿童报刊杂志由过去的真正的受重视者，变成了配角。儿童诗一般是作为点缀品出现的。一些儿童报刊根本就不发表儿童诗，即使这家刊物的主编和编辑原来就是儿童诗诗人。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儿童诗会占据版面，减少读者量。有的少儿报刊杂志不刊儿童诗，是因为编辑对诗歌不感兴趣或者本身不创作儿童诗。目前，国内纯儿童文学综合刊物只有三家：北京的《儿童文学》、江苏的《少年文艺》和上海的《少年文艺》。这三家中，《儿童文学》给儿童诗的版面最多，平均达十三、四个页码，既刊成人的创作，也用少儿的习作；上海《少年文艺》一般每期给儿童诗三、四个页码；江苏《少年文艺》过去一般儿童诗占一个页码（16开）。上海的《中国儿童文学》（原为《儿童文学选刊》）由于发行量太小，基本上是赠送几位名家，且极少关注儿童诗，所以几乎不成气候。可见刊发儿童诗的阵地显然是不够的，好在陕西的《少年月刊》、山东的《红蕾》、广东的《少先队员》等少儿综合刊物还给儿童诗较大的版面，不然，诗人们的创作只能是发表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了。第二，儿童文学评论家们几乎不关注儿童诗。50年代柯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束沛德先生及时精到的评论的鼓舞，80年代儿童诗的繁荣也包含了樊发稼等人的热心评介，可到了90年代和近二、三年，评论家们似乎再无兴趣给儿童诗深情的一瞥，包括几所有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和学位点的高校的儿童文学教授们，也很少对儿童诗的创作与发展进行关注，他们的目光投向的是少年小说、童话等具有“市场效应”的文体，投向的是热闹的现象。有的所谓“专家”一篇像样的论文也做不出来，只会为出版商买的版面做点书评，拿了红包，哪怕书再烂，也吹得像朵花。而且可怕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非常轻视儿童诗，甚至有的人根本就无力解读儿童诗。儿童诗毕竟是最高的语言艺术，它本身就对鉴赏者评论家们提出了美学挑战，但一个对儿童诗失去解读能力的批评家，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至少是一个素质不全面的批评家。第三、儿童读物出版界的轻视。当前儿童图书出版界完全控制了儿童文学的创作，无论儿童小说作家，还是童话作家，都挖空心思为着出版商“做”书，儿童诗的创作都被其牵制，商业化机制使得儿童诗倍受挤压，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和童话有许多丛书系列涌现，儿童诗结集出版的却很少，只有湖北少儿社、晨光出版社、海天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了三、四套诗丛，而且这有限的几套诗中有的还要求作者包销。单本出版的除了几位处于儿童文学权威地位的诗人外，其他的中青年诗人的作品只能束之高阁。

三、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

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肯定要解决以上问题，如果儿童面临的现实困难得不到解决，其发展就无从谈起。在解决以上几个问题的前提下，我觉得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应该朝以下三个方向发展：

（一）走向中国文化。走向中国文化就是走向中国特色，走向儿童诗真正的民族性，走向东方美学。具体地说，走向中国文化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儿童诗要体现汉语魅力。儿童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汉语语言艺术的一员，它不是英语诗，也不是俄语诗，更不是德语诗、法语诗，它的植根于汉语文化，体现的是汉语文化的魅力。而体现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儿童诗歌创作要具有中国儿童的思维，儿童思维世界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考察，即是原始的思维世界，它具有文化的共通性，也就是说，全世界各民族的儿童都具有这种思维的共同性，但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儿童对外部生活的认识是有区别的，他们观察世界，打量成人的途径是有区别的，黑种人孩子的认知与白种人孩子的认知、黄种人孩子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他们生活在异质文化中，体会到的文化氛围是不一样的，因此其心理世界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儿童诗要体现这种差异性，如果儿童诗不体现这种差异性，就难以得到本民族的孩子的认可，也难以得到其他民族孩子的兴趣。因为文化的差异性，虽然有时可能成为隔膜的理由，但它却是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

（二）儿童诗要表现中国美学。中国儿童诗是诞生于中国这片具有典型的、浓郁的儒家文化的土地上的植物，它所根植的所依赖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美学观念，因此中国的儿童诗不可能像英国的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之歌》那样具有苏格兰文化的底蕴和基督教文化色彩，不可能像瑞典诗人马丁松的《夜》那样具有北欧神秘文化的影子，也不可能像苏联的马尔夏克的《小熊学礼貌》、马雅可夫斯基的《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等诗那样具有苏联形式主义文学的背景。同样，中国的儿童诗不可能像印度的泰戈尔的儿童诗那样具有印度教的神秘主义色彩。20世纪中国儿童诗走向了艺术化的道路，21世纪的中国儿童诗要走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儿童诗的道路。

（三）走向精神对话。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之一是走向精神对话，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的教育观和儿童观的影响，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曾被当作教育的工具和政治意识的传声筒之一，因此过去儿童诗不过是成人的一种倾诉，是成人的自言自说，或者成人想当然式的抒情，因此儿童诗的儿童本位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儿童诗要受到儿童的欢迎，受到社会的认可，首先，走向与儿童的精神对话。走向与儿童的对话，就是一种儿童本位立场，即诗人要以儿童的视角去审视生活，去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然后用适合儿童接受的语言表现出儿童的精神世界，使儿童诗在儿童的内心引起情感的共鸣的和声，荡起美丽的涟漪。其

二、新世纪的儿童诗要走向与成人的精神对话。儿童诗与成人的精神对话，即儿童诗不但要坚持儿童本位，还要审视成人世界，儿童的生活与成长离不开成人世界的建构，一个美好的成人社会对于儿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儿童诗有观照和促进成人世界的义务和可能。此外，儿童诗有可能打通儿童与成人的审美疆域，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共的审美空间。使儿童诗不但适合儿童而且适合成人，成为成人和孩子共同的精神栖息地。其三，新世纪中国儿童诗还应当走向与世界的精神对话。纵观中外优秀的儿童诗，能够在全世界受到欢迎的，都是能唤起各民族儿童的审美愉悦的篇章，而且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认知，来审视自然和人生的，如果中国儿童诗不能走向与世纪的精神对话，那么中国儿童诗就会成为狭小天地里的小花小草，就不可能绽放出夺目的光华，展示宏大的美学空间。

（四）走向素质教育。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第三个走向是走向素质教育，即儿童诗的创作与素质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儿童诗完全可以在素质教育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优势。首先，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为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搭建了便利桥梁。新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出台，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要实现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化，如2000年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对各学段阅读都有具体的建议。其中的第一学段（1－2年级），学生的阅读文类被明确指定为“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这意味着儿童诗至少在小学低年级段已成为学生阅读的主要内容，也意味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反复探索，儿童诗和整个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突出价值重新被认定，儿童诗和其它儿童文学文体作为小学语文优势教育资源的地位得到了恢复。事实上，正如青年学者陈晖所说的：“在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之间，存在目标、原则、理念、方法的全面契合，而这种契合建立在两者共同的儿童本位立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在作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方面，儿童文学具有天然的，来自自身的优势。”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发挥了其本来的优势，也体现了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其次，中小学学生美育的呼唤给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当前教育面临的一个大的课题和新的理念，就是如何对中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如何让少年儿童在德、智、美、体、老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健康向上的社会最有用的人。对中小学生进行美学的主要载体是文艺作品，而文艺作品中，儿童诗有具有情感性强、语言精炼、想象力丰富、意境高雅的特点，因此它对于培养当代少年儿童的全面素质也是颇有价值的。而且儿童诗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也非常容易为广大少年儿童所接受，假如这样的诗作能更多地出现在中小学校校园里的话，无疑会丰富广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还能让他们在接受儿童诗带来快乐的同时，接受审美教育和艺术的熏陶，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他们的心灵，塑造他们高尚的人格。

四、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发展的呼唤

前已述及中国儿童诗面临的现实难题和新世纪的发展方向，但要发展，我以为必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除了儿童诗诗人增强自身的艺术修养，不断努力创新以外，还应该给儿童诗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对儿童文学界之外的机构或者人士无法指望，因此我觉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以下两个儿童文学内部的问题，在此予以呼唤，希望能引起儿童文学界有识之士的重视：

（一）给儿童诗更多的理论重视。近二、三年儿童文学界一心一意创作儿童诗且数量和质量都达到高的水平的诗人不到十，且年轻诗人仅有三、五人，应该珍惜他们的创作，儿童文学机构要组织力量对他们的创作在理论上加以研究，在媒体上加以宣传，让更多的青年诗人了解儿童诗，从而向他们学习，向他们借鉴；同时，让更多的少年儿童了解儿童诗，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多传诵儿童诗，从而让优美动听的儿童诗的旋律响彻中小学校的校园。王泉根教授几年前在给四川一位少年诗人的诗集的序言中就曾呼吁过要重视儿童诗歌，他认为应该让朗诵诗、科学诗等占领校园，“素质教育需要诗。”《儿童诗》丛刊主编黄亦波先生曾撰文呼吁“儿童诗要从娃娃抓起”。他还认为：“聪明的孩子爱诗，爱诗的孩子聪明”。但光靠他们的一点呼吁是不够的，还需要真正的理论重视。

（二）给儿童诗的发展更多的空间。当今时代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新时代，但在“拜金主义”的驱动下，有人却为了赢利目的而大量炮制和传播粗俗文化。如流行歌坛有唱不完的风花雪月，相声小品有演不完的无病呻吟，影视剧有道不完的无聊无味；有的报刊杂志也爆炒明星私生活的秘闻丑闻，如此等等，对少年儿童的精神品质的弱化是不可低估的。而少年儿童特别是城市少年儿童，他们崇拜流行歌手追求时尚，大多被电视机、游戏机、电脑网络的强烈的音响效果、电光画面和虚拟的世界所吸引，课外阅读也只看卡通（特别是一些思想内容不健康的日本卡通）、小人书和网络文学读本等，对儿童诗等文学作品兴趣不大，阅读朗诵得很少，再加上许多学校和家长对孩子缺少艺术的引导，因此也使得儿童诗的读者大大丧失。希望报刊杂志能多给儿童诗一点空间一点版面，希望教育界的人士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师多给学生推荐和介绍一些儿童诗，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和实业界人士能大力扶持儿童文学与扶持儿童诗，希望儿童文学界不要只重视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的儿童小说和童话等问题的发表、出版和宣传。

儿童诗不可能直接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但它却能起到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作用，它是当代少年儿童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儿童诗不仅仅是诗，它还是属于大众的，属于人民的，属于祖国的未来一代的营养品。我真诚呼唤新世纪会有更多优秀的儿童诗出现，呼唤有更多的执著于儿童诗创作的年轻诗人出现。假如我们的儿童文学界有一大批执著努力的诗人的话，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将会再次迎来极大的艺术繁荣。

第四篇：论职业道德对个人发展的意义

论职业道德对个人发展的意义

人总是在一定的职业中工作和生活，一个人如果具备了良好的职业道德，他便会在职业生涯中更顺畅，更好的实现人生的价值、促进自身的发展。

一、职业道德已成为人才任用的重要标准

据多方考查显示:学历已不再是公司招聘最先重视的条件,大多数用人单位认为,积极的工作态度是公司在任用员工时最优先考虑的,其次才是职业技能,接着是工作经验。毋庸置疑,工作态度已被视为组织录用人才时的重要标准，职业道德在个人的就业及职业生涯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职业道德是事业成功的保证

缺乏职业道德的人任何工作都干不了。缺乏职业道德别说成功，再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一家餐馆打工，刷盘子的时候要求刷6遍，一开始还能照做，后来发现刷5遍也一样干净，就少刷了一遍。显然，这就是缺乏职业道德的表现，相信任何老板都不会用这种心态的员工。虽然只是简单的刷碗工作，缺乏职业道德也是做不好的。

三、职业道德是人们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 一个人想要把事业做成，光有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职业道德。在现代社会中，职业道德在人们从事的不同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表现得日益明显。一个人如果想在任何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就，就必须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品质。这也是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

四、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较高的职业道德

如比尔.盖茨、张瑞敏、董明珠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具有很高的职业道德。就拿张瑞敏砸冰箱的事情来说吧，发现问题冰箱后他敏锐的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毅然带头把问题冰箱当众砸了，正因为这一点，具备了行事魄力和强烈的质量意识，后来的海尔才能一步步发展成世界品牌，具备同国外品牌竞争的能力。

五、职业道德是人格的一面镜子

人的职业道德品质反映着人的整体品德，从一个人的职业道德可以看出其整体道德水平的高低。人的职业道德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紧密联系，一方面的变化也会对另一方面产生影响。提高职业道德修养是人格升华最重要的办法，努力提升职业道德水平也是一个塑造优秀人格的过程。

综上所述，职业道德不仅对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个人人格的养成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篇：论毛泽东思想

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 内容摘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是统一的，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增添了新内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在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丰富的理论内容中和诸多原理中，抓住最根本、最主要之点，即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晶的实事求是，并把实事求是看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样一种深刻的理论认识，不仅仅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理解，而且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特征，是对科学理论的本质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是这一科学体系的理论精髓。“三个代表”科学体系的确立和形成,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关键词：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而实事求是则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也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

从哲学的观点看，实事求是包括三个密不可分的环节： 一是“实事”，即客观存在，坚持物质第一性原理。二是“求”，即研究，构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三是“是”，即规律性，坚持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石是辩证唯物主义。它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是它的灵魂。而“实事求是”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质上是同一内容的两种表述，实事就是具体问题，就是客观存在，求是就是具体分析，因此实事求是实质上就是对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俗概括和通俗表述，是与马克思列宁主

义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活的灵魂和理论精髓。它贯穿和渗透于整个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最核心、最本质、最能体现其思想的科学性和生命力的东西；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最根本的方法；是我们党永葆强大战斗力和生命力的源泉。

在革命理论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点出发，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党脱离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了思想上的解放，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一个新中国。

在党的建设理论上，正是根据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全党，通过整风的形式，成功地解决了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艰巨任务。

在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上，我党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实际出发系统地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军队的问题，创立了丰富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切实的保证。

在政策上，正是通过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科学分析，逐步制定一整套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中的正确政策与策略，建立和领导了统一战线。在大革命期间，我党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在抗战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流砥柱，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条件，开创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顺利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此后，毛泽东又根据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我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

在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创立了一整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和文化工作方针，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双百方针》等等。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因此，它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理论基础，而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体现着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和实质。

群众路线，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三者形成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缺一不可的辨证统一关系。其中实事求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占着最重要的位置，起核心地位的作用，是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基础。群众路线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是实现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和方法，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的运动，体现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武器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个独立自主、社会主义的中国开始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全面顺利进行，为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内容，对于指引我国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把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第一，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第三，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第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第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第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第八，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第九，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更是推动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出发点、根本点。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发展的大势，才能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估量国际形势，制定出正确国际战略，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搞好国内的改革和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说明，理论上的每一重大突破，无一不是深人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江泽民同志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高度，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的科学概括和提出，是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的纲领，是一面伟大的旗帜，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它既是一个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又是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实践指南。

在实践指南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心内容，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实践活动的中心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发展为主线，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基本内容，以执政党建设为重点，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它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相互促进。它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科学预测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和一整套发展战略。它依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紧紧把握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进行了科学判断。它全面审视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深刻分析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提出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策略方针。它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先进性作出了深刻概括，赋予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所有这些，为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根本指针。

在思想体系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普遍规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抓住了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具有科学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等重大问题，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科学理论的精神实质，就是能够反映这一理论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的思想要素，主要包

括这一理论的精髓、核心和本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核心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在实践中开拓创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够形成并发挥强大理论威力的根本原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创新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把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提到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强调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永不自满、永不保守、永不懈怠。这方面的重要思想，在《江泽民文选》中有充分的体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很重要的是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努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也才能始终做到“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江泽民同志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也讲过。我们党自创建以来就强调先进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坚持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用‘三句话’来集中表述它们，概括为‘三个代表’，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丰富和发展，目的就是要用最简洁的语言鲜明地树立起党的思想理论旗帜，以便广大干部群众理解和掌握，更好地统一思想，万众一心地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发展任务而奋斗。”这段话，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这个一脉相承的“脉”，主要包括：它们都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都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它们都把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目标；它们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它们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都以宽广的眼界批判地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主要就是这些一脉相承的东西不能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丢，如果丢了就丧失了根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以新的思想观点和时代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要全面把握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特征，也要全面把握它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的特征，从而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真正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上，落实到各项工作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任何实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样是不断发展的，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为我们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

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这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在未来的奋斗中，我们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指导实践，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增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