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最近网络上出了一个最新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模型,很有意思,先摘录如下:
1级:以在任委员、退休常嘒委为代表,和2的区别在于,1对全国局势有控制能力2没有。2级:以在任实权省部级干部、退休委员,比如刘跨越就是本级的典型,部分大权嘒贵TZD富商、大银行家(这个目前是体制内)为代表。和3的区别在于,2能影响国家政策3不能。3级:以一般省部、副省部、特别实权的局级,或是大企业主、一般权嘒贵富商、名牌大学校长、中等银行家(比如董嘒文嘒标之类)为代表。和4的区别在于,3能够影响一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发展,4不能。3以马云、马化腾等为体制外的顶峰,3其实是行业精英或地区体制精英。
——1—3级是中国的上层社会,普通人非奇遇不能进
4级:以一般地厅级、实权县处级、院士、大教授、高级职业经理人、名医名律师、高校校长、演艺明星、知名作家、中等企业主、小银行家之类为主。普通人通过奋斗最多能够达到这个层次。比如惠普谷歌大中国区总裁、范冰冰之类就是体制外本级的顶峰。4和5的区别在于,4和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没有。
5级:以小企业主、普通处级副处级或实权科级干部、教授、中等职业经理人、大城市多套房地主、二三线明星、小有名气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等。5和6的区别在于,5有自己的事业,6没有。
6级:以普通公务员、主流企业职员、高校青教、普通自嘒由职业者、一般医生律师、一般工程师、大点的个体户等为主;
名牌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多在这个层次。6和7的区别在于,6有一定的上升空间,7很难。----4-6级是中国的中层社会,分别是高中低端中产阶级,普通人通过努力大多最后定格在第5级。
7级:以普通企业工人、边缘化的体制内、小个体户、城市底层土著、富裕农民之类为代表。7和8的区别在于,7能够在大中城市立足,8不能。
8级:以血汗工厂工人、普通农民等为代表。8和9的区别在于,8能够自食其力,9不能。9级:以大城市底层失业人口、偏远山区农民等为代表,基本不能自食其力(以城市的基本生活要求)。
----7-9级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中国目前8>9,已经开始向纺缍型过渡。
所谓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就是中层远小于底层,比如印度;纺缍型的社会,就是底层少中层多(上层哪儿都少),比如美国。
以后中国会以5-7级人口多,8-9级人口少。
首先非常不同意这个模型最后的结论。中国以后一定是7——9级人口多(后面会分析),所以中国一定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而要达到纺缍型的社会,则应该是4——6级人口占主流。
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型是一个线性结构,能够解释一些社会现象,但是不够全面。如果要全面解读中国社会个阶层就必须把这个模型变成立体结构——简单的说,假如上述1-9级是一条X轴,那么还得加上一条Y轴——体制内,或者说公务员与官员(包括军队里的军官)。将这两条轴线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在X轴中越往上走,则在Y轴投影面积越大,到了上层(1——3级),95%以上都属于体制内。而体制内在下层投影面积几乎为0。普通人如果在体制外最多能到4级,而到体制内则可以达到顶峰。这足以说明这个国家为什么形成“官本位”的文化。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使在同一级别,体制内与体制外不仅仅社会地位有很大差别,在其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也差别甚大。
说点有意思的。
毫无疑问,1——3级是上层,是统嘒治阶层,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可以从经济发展切下最大蛋糕的阶层。而4——6级大致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也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比例很小。其中,5级是可以分享经济成果的最低阶层(虽然比例小得可怜)。
那么,这样的金子塔结构怎么保持稳定呢?最基本的统嘒治模式就是:保、拉、压、控、放。1-3级的利益是保,否则统嘒治阶级内部就要分裂,团结是第一位的。第4级是拉。社会精英要拉拢,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掌握了一定的资源,为了稳定,这个阶层都得进人大、政协,有什么诉求“内部协商”。5—6级是压。普通人比较优秀者一般到这个位置几乎就是天花板了,社会几乎没有给予他们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这些阶层创造财富的热情以及上升的欲嘒望,得到的是沉重的压制——每当这些阶层积累一定的财富时,新的政策或者游戏规则出台,积累的财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切走了。7—8级是控。所谓的控就是一方面是有保有打,另一方面就是控制流动。7—8级没有上升空间,在社会上也就混口饭吃,是绝对数量最大的一个人群。由于这个人群无法向上流动,只能向下嘒流动,但是向下嘒流动到9级——9级数量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一定要控制流动——怎么控制?宏观经济政策上包括著名的“保增长、控通涨”,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社保(从4、5、6级的财富中切下一块分配给8-9级),除了胡萝卜也有大棒——从城嘒管到暴力机关,对抗与冲突的事件基本都在这个阶层。9级是放。放是放弃的意思。这个阶层只有在过年过节,才有可能得到官员作秀的一点点可怜的慰问品。
这种统嘒治模式在经济基本面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下是有益于社会稳定的——即使这个社会充斥着腐嘒败、不公正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这种成熟的模式即使是一个强势的人物也不能轻易改变。
比如西红柿,他试图创造另一种模式——即打嘒压第4级,然后将第4级的财富分配给8-9级。虽然他在普通民众中获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他忽略了4级的能量——他们可是与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上层在这个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最后,强势的西红柿也只能悲催了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财富再分配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1-3级是不会动的,甚至在4、5、6中体制内人士也不会动他们的利益(这也是要增加一个体制轴的原因)。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强制社保,不仅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还要多切一块分配给4、5、6中的体制内。这些手段一方面是安抚7、8,防止7、8流动到9,另一方面就是压制5、6。至于印钞就更好玩了,这是1-3级无条件对4-8级剪羊毛——当然,也会拿出一小部分来给7-8,比如,提高退休职工工资标准。
在90年代。强势的经济沙皇搞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几千万工人下岗——把大量的8赶到9去,搞民生产业市场化——从7-8的福利中切下一大块弄成“市场需求”供1-6分享。这个时代,7-8的待遇是最悲惨的,与此相对的是,4-6的机会是最多的——那个时代出现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因为4-6的红火,吸收了大批9的人群,所以社会得以稳定。到了HW时代,强调和谐,于是通过提高工资标准、强制社保等等来安抚7-8,过去10年,除了少数行业(房地产、金融),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远远比不上90年代。
过去20嘒年的历史表明,在现有的体制下,财富再分配方式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1-3任何时候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指望从1-3中切蛋糕来分配给4-6或者7-8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任何时候,我对实质性的减税不报任何希望。
说说法律。
毫无疑问,法律是为统嘒治阶层服务的,具体的说就是为1—3服务,这个服务的边缘就是第4级以及5级中的体制内,法律的鸿沟在4-5之间。当不涉及1-4级时,法律是相对公正的,也受到舆论较大的影响——具体参见吴虹飞案。当法律的两个对象涉及4级以上与
4级以下时,法律就成了掩护权嘒贵的遮嘒羞嘒布——具体参考李天一案、70码等等。特别要强调的是,在4级以上特别是1-3级的纠纷,都不会通过法律解决——因为上层都明白,那玩意就是骗4级以下的老百姓。上层的纠纷是实力对比喝讲茶,这个层面讲法律传出去是要被笑话的。最典型的是360与QQ的战争,事情闹得这么大,没有通过法律,最后是大佬招呼就和谐了。
阶层的固化是金子塔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个人奋斗远远不如人脉更重要。有一个好爹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没有靠钻营靠献身——或者说“我不嘒要嘒脸了”也有机会获得层面更高的人提携。无数事实证明,层面更高的人士提携比个人奋斗更容易爬到更高的阶层。5-6级如果有4级体制内或者3级以上的人提携,很容易到达4级。7-8级如果有4级以上的提携,也很容易到达5-6级。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有贵人赏识,要到更高的阶层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没有事业那么5级就是你的天花板。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郭美美同学,毫无疑问,美美同学获得3级以上的贵人赏识,但是美美同学的智商显然还没有突破灵长类的下限。她很可能获得了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嘒用嘒卡,所以她获得很多奢侈品也可以在目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很显然她没有建立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后面的贵人光环,她实际地位连第5级都算不上。
下面谈谈各个阶层复杂的心态。
1-3无疑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这个阶层另一个特点就是利益可以世袭——只要社会保持稳定,他们的子子孙孙就可以稳定的待在这个阶层继续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这个阶层最讨厌变化,最喜欢的就是稳定。所以,即使在体制内,政绩什么的都可以排在后面——维嘒稳才是真正的一票否决。在这个意义上至上而下真正的改革出现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有一个政治人物同时具备2点特征:第一,他能超越自己与家族的利益;第二,他能找到同类的伙伴能冲破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束缚。在和平时期,我对出现这样的人物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在动荡时期出现这样的人物倒有可能,但是更大的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极右的野心家——这对整个民嘒族几乎是最差的选项。
4级改革的欲嘒望很低——如果不是没有的话。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阶层,而且与上层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成为4级也与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脱不了干系。他们关心宏观政策的走向,但是他们更相信体制朋友给的内幕消息。从整个阶层而言,他们是比较稳定而且安全的——前提是没有成为同级体制内或者更高阶层的对立面,否则他们掌握的财富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最丰盛的蛋糕。典型的例子参考曾远志案嘒件。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这个阶层的体制外最容易成为牺牲品——与权力结合固然是发财的捷径,但同时也怀抱炸嘒弹。所以,这个阶层的人士一般在政治上都非常谨慎——在商言商,不谈政治——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马云、柳传志。在这个意义上,王石、任志强才是令人钦佩的。基于上述原因,这个阶层的人是最没安全感的,所以,也是移民比例最高的人群。
5-6阶层是创业热情最高的阶层。他们没有与上层“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靠分析宏观形势与政策来寻找机遇。他们想打破天花板所以也有很强的改革愿望。但是现实的犬儒主义使这些阶层大多数人选择观望——顶多是在言论上呼吁。他们一方面羡慕4级以上阶层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更低阶层中找到优越感,这种复杂的情绪让这些阶层的人群充斥着一种浮躁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律师这个人群,4、5、6阶层都有,但是改革的欲嘒望更强烈甚至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能行动起来的人群。其更本的原因就在于,只有改革至少是司法独立,律师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司法嘒不嘒公正或者腐嘒败的的情况下,律师生存的空间只会越来越狭窄。所以律师为社会公正、司法公正的呼吁与行动更大意义上是为自己的命运做抗争。7-8阶层是最没有希望的阶层。他们没有上升的空间,没有人脉、积蓄很少甚至没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为一套房子在奋斗。他们不关心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因为这些与他们无
关。即使有个什么机遇,他们也没有任何资源(人脉、资金)来把握这个机遇。最不公平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福利来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他们没有安全感——事实上每当经济低迷或者恶化,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将跌到最悲惨的9级。他们渴望一夜暴富——买彩嘒票是少数可能实现他们这个愿望的途径——另一个途径就是绑大款,做二嘒奶(比如美美同学)。在一个惟利是图的世俗社会为了财富与利益他们大多数人可以毫不犹豫的付出自己的一切——人格、尊严。他们渴望改变很多人甚至在祈求动嘒乱——这2个阶层充满着一股暴戾之气。
9级是这个社会最悲惨的阶层。在全球还没有几个国家象这里直接将一个阶层作为弃子。权嘒贵们可以慷慨的对外拿出大笔援助,却舍不得给予这个阶层一个铜板。这个阶层没有任何福利,收入很低甚至为0,如果在城市只能啃老,在农村只能苟嘒延嘒残嘒喘。这个阶层是最不安分的阶层,如果说7—8两个阶层充满着一股暴戾之气,那么9就是直接铤而走险——80%以上的刑事案嘒件的罪犯都来自这个阶层。
当法律不能维护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时,被权力侵犯的屁嘒民怎么办?上嘒访,期望遇到一个海瑞式的清嘒官来主持正义?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不比买中国彩嘒票中奖的机会更高。2012年,一个副部级官员在自己的生命遇到巨大危险的时候,他没有去寻求组织的帮助,而是果断的躲进美领馆。几个月后,一个盲人也进入美领馆。最后他们的结局都不错——副市长生命保住了,盲人去了美国获得了自嘒由。对比那些在信嘒访总局门前被截嘒访、毒打、关押的人们,双方的境遇无疑天壤之别。
是的,如果说这个社会还有公平正义的阳光能够穿透重重乌云照耀在普通民众身上,那么,这缕阳光一定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力量。
公平正义是奢侈品,显然不可能产生在亚、非、拉这些不发达国家。即使这些国家实行了民嘒主制度,也很容易被金钱收买。过去几十年,能够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并付诸行动的,一般仅限于欧美发达国家。但是,近几年事情也在发生变化。
08年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欧洲陷入一个债务危机的泥潭,这个时候,欧洲迫切需要中国的财富来挽救经济。中国当然承诺了巨额的援助——天下没有免费的蛋糕,当接受了中国的财富后,他们就只能在另一个领域闭上嘴巴。
现在只剩下美国了。先不论美国与中国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说说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美国是两党制。在对外政策上,两党的政策可谓泾渭分明。
共和党执政时,对外将普世价值观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这个时候,美国更象一个正义的警嘒察大叔。全世界专嘒制体制与独嘒裁者都噤若寒蝉。典型的案例就是萨大叔的悲剧(2打伊拉克都是共和党执政时期)。
民嘒主党执政时期,普世价值观虽然也是重要的标准,但是这个上面还有更重要的标准就是美国自己的利益——具体而言就是更注重美国的经济利益。所以,民嘒主党执政时对外一般讲和谐,讲撤军。这是全世界专嘒制体制与独嘒裁者最喜欢的时期。克林顿时期打击科索沃是个例外,因为种族屠嘒杀,大批难民已经影响了欧洲的稳定,这次是北约出面,美国不过是凑了个份子。
对外干涉是有成本的,所以共和党执政时一般都是特别能花钱的主;而一旦民嘒主党上台开把自己经济利益放到第一位时,以美国的地位攒下两钱也不是特别难的事——这就造就了两党轮流执政的基础。90年,老布什打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国库可以跑老鼠;所以美国人民让克林顿上台,8年后,老克攒下4000亿美金的财政赢余,这个时候自然得让小布什上台把钱花出去,没想到小布什太能折腾,不但把老克的积蓄花光还弄出一个次贷危机,所以08年,奥黑上台基本没有悬念。
奥黑上台好啊,全世界专嘒制体制与独嘒裁者都在放鞭炮——这不,无灾无难又4年。最后一缕阳光终于被乌云遮盖。2012年该死的奥黑居然继续连任,P嘒民只能期盼2016年。好消息是,16年共和党执政的可能性很大。坏消息是,如果16年继续是民嘒主党执政,那就太悲催了。
我常常在想,如果,仅仅是如果,12年美国大选时是共和党获胜。18大还会是这样吗?哪怕是7长老中多2个改革派,现在都会大不一样。
很多diǎo丝渴望社会动荡,以为只有大洗牌自己就有机会。徦如,社会真的大动荡了7、8、9真有机会吗?明天我将做一个社会动荡下的各阶层变化模拟分析,让下层的diǎo丝看看什么叫: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假如社会出现大动荡,那么,社会各阶层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毫无疑问,1-3级大部分都要失去权力。但是,即使失去权力,这些层面的人也可以很轻松的移民做个富家翁——反正都是已经捞饱了的,也无所谓了。即使有个别清廉的,也顶多掉到4级——靠演讲、写回忆录也可以保证下半辈子舒适的生活。典型案例参考戈氏。需要强调的是,1-3级相当一部分人在社会大动荡后会继续呆在1-3级。原因无它——上层曾经掌握的资源太多太强大了,换一个马甲,找个代嘒理人一样可以保证幕后人物继续掌握着国家大部分权力——不管是在什么制度下!典型案例参考叶利钦时代。唯一的亮色就是动荡会给4级开一扇向上的大门,一批第4级中的优秀者会进入1-3级填补这个金字塔留下的空白。典型案例参考普京简历。1990年819事变前,普京已经担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这个身份怎么看也是在第4级),后面的经历大家可以自己去问度娘。
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4级是分化最严重的阶层,一批人上去了,一批人移民跑路,更多的人直接跌到5、6、7级。
5、6级的境遇与4级类似,少数人进入4级(个别优秀者可能进入3级),大多数人直接跌到7-8级。没办法,社会动荡时首先消灭的就是中产阶层,动荡必然带来的恶性通货膨嘒胀将中产阶层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P嘒民的100元变成1分钱可能无所谓,中产的100万变成100元才是真正的悲剧。
7-8级更惨,过去好歹有个工作可以自食其力,现在大批企业破产,大量7-8级失业——直接掉进9级。9级人数急剧膨嘒胀,加剧社会的动荡,形成恶性循环。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动荡时期。最有上升机会的是4级,其次是5-6级(6级基本就是有可能上升的底限),7-8级唯一的机会就是掉进9级。但是从整体而言,即使是4、5、6级上升的几率也远远小于下降的几率。所以,社会动荡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个多方共输的结果。
为什么7-8级没有机会?很简单,当社会动荡时,整个社会某种意义上更遵从一个丛林法则。实力成了压嘒倒嘒一嘒切的筹码,7-8级有什么实力?资金、人脉、名望(号召力)、阅历„„无论硬实力或者软实力一样都不具备,凭什么在社会动荡时期会有机会?动荡前连部分经理都没混上,还指望动荡后能做市长、省长或者D和国家领导人?这大概就是白日梦吧。6级哪怕是毕业不久,至少还有个名牌大学的人脉——虽然机会很小,至少还有希望。
跌入9级怎么办?以目前底层目前浮躁充满戾气的心态,相当一部分人会铤而走险,不管是使用暴力或者成为暴力侵害者,最终都是暴力的伤害者。典型案例参阅连续剧《上海滩》。正所谓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第二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分析
【内容摘要】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关键词:改革开放 社会阶层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
(一)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l、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2008年的34%。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将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从而对缩小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起着重要作用。
(二)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改造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理。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数的多少跟经济发展水平是很有关系的。
三)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不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但是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形态及其运行机制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其内部还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之处,明显具有过渡性、自发性和半封闭性等特点。相应地,这个结构雏形还有许多方面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还不相适应。
(一)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之处,影响阶层位序等级的合法性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多元化,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机制,如市场机制和国家再分配机制等,也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机制。无论是怎样的配置机制,都将影响人们所享有的资源的份额,从而影响人们的阶层地位。然而,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却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现有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可和认同。
(二)城市化过程滞后,不利于农业劳动者阶层缩小和社会中间层扩张
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较,城市化滞后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成长缓慢的一个客观原因。所谓城市化滞后,是指社会总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以及劳动人口的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相称。因为,在现代意义上,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过程。在中国,工业化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产业结构水平比较高,而就业结构水平却比较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社会中间层在不断扩大。三位一体的体系正在形成。
(三)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存在区域不均衡性
与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的发育也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现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简单,越是具有传统社会的特点:即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中间阶层规模过小;越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复杂,越是具有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即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越来越小,中间阶层规模越来越大。一方面,国家现代化建设不允许存在大片地区处于经济落后状况,所以急需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这样一种举措。另一方面,由于落后,这些地区不仅留不住本地专业技术人才,也难以培育出一个足以改变当地经济不发达状况的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这种情况下,要开发这些地区,无疑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从外部吸引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家等去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但这又使中西部的大开发更多地停留在国家行为层面,缺少当地社会各阶层的有力参与,而当地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却是开发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基础。
第三篇: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新华网浙江频道9月22日电(《观察与思考》杂志■记者 刘晓林)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流动”的推出,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它与每一个人都不无关系,因此人们对它的关注度极高。为探讨这一课题,观察记者日前特地赶到北京,与负责这一课题的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教授进行了对话„„
记者:目前,你们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按顺序排列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经理人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请具体说说是依据什么来划分的?
陆学艺:原来的欧美也好,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也好,都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标准来划分的。我们的划分,进行了3年的实际调查,根据工业化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以社会职业为标准和基础进行划分。另外补充三点:即有权没有(拥有组织资源吗)?有钱没有(拥有经济资源吗)?有文化没有(拥有文化资源吗)?
国外的划分标准一般根据职业的不同,一般来说如果职业高,相应的三种资源也多,两者基本上是成比例的。但在中国,有时职业与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并不一致。
因此,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又以人们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来表现各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组织资源也可以称为权力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执政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资源是指社会以证书或资格加以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历文凭。
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是各社会群体及成员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如果说职业类别是我们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类别的基础,那么,这些资源的占有情况则是我们确定各社会阶层的社会等级差别的依据。这一结论是基于课题组数年的社会调查得出的。在对大量个案访谈资料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人们凭借其社会经验和主观感觉对人群进行的分类,主要依据的标准也是权、钱、文化。实际上,社会学者也常常采用这三类指标来研究当代社会的阶级阶层划分。我们也得出同样结论:在当代中国,这三种资源的占有量决定着人们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人以及自身对本人的社会评价。
依据这三种资源的占有量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差别,有助于深入理解目前的社会经济分化现象,把握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
转型期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对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以及国家工业化建设,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这种阶级阶层结构是“同苏 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类似的,并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崭新发展时期。来自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使我国社会从农村到城市的社会生产力获 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们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伴随着 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声望等方面发 生较大的变化,作为我国社会结构重要方面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阶层分化逐步形成。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深,我国原有的“两 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出现了新兴阶层。
首先,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现阶段,工人阶级由原来的两大部分即国有企业工人和集体企业工人已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一是蓝领工人阶层。即产业工人,主要包括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从事体力劳动的体力劳动者;二是白领工人阶 层。包括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三是国家 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主要是指党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行使实际党政管理职 权的领导干部,主要包括国家公务员、党的各级干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的 各级干部以及工作人员。这类阶层人员1999年占从业人员的2.1%,他们大多数是 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源;而且他们都具有不同级别的权力,拥有组织资源;有 的拥有专业技术特长和职称,但大都脱离了自己的专业技术工作,变成了职业官 员。这个阶层成员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权力的掌握者和行 使者,体现党的意志、执行政府权力。现阶段,“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 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 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工人阶级已发展成为一个超越原来社会层面的庞大阶级,不再是仅限于原来意 义上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其规模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 显示,2002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24780万人,如果加上农民工人数9460万人,工
人阶级队伍大约在34000万人左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二、随着新兴经济部门的出现,三产业中的知识含量的增加,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同时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不断扩大。这对于推动我 国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及提高我国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都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时代 的到来,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会越来越庞大,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也会不 这是阶级进步的大趋势,断提高,也是社会发展的主流。
其次,农民阶级内部的分化。改革开放前,农民阶级主要指以种地为生,从 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广大农业劳动者。农民阶级是改革开放以来分化最为显著的一 个阶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阶级的分 化日益加快,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层:一是农民企业家阶层。农民企业家阶 层是从整个农民阶级队伍中分化而来的,大多是乡镇企业的厂长。他们的经济来 源已不是农业种植或养殖,而是工商经营。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他们大多是乡镇 集体企业的经营者。随着企业转制,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己成为私营企业家。其 中有些人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己从农村进入城市,发展成为现代化的企 业。二是乡镇企业职工阶层。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从业人数已达1.5亿左右。这一阶层的人员基本上属于“两栖”人,工会 方面承认他们是工人,因为只要你参加工厂生产劳动,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就是工 人,而农业主管方面认为他们不是工人是农民,不应该参加工会。事实上他们的 “地位”确实很不稳定。在工厂做工时就是工人,失去工作就是农民。他们的劳 动权益缺少保障,受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甚小。三是进城农民工阶层。农民工进 城务工是农民阶级阶层分化流动的一大表现。据有关方面统计,这部分人己占城 市工人总数的30%以上。这部分人并非永久性工人,他们的家庭还在农村,当他 们失去城市中的工作之后,仍然只能回到农村。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相 比农民,他们的收入相对较高,劳动强度相对较轻;相比城市工人,他们的劳动强 度相对较高,劳动条件相对较差,收入相对较低,且劳动保障相对较弱。四是土地 承包者和农村专业户阶层。这一阶层实际是富裕农民阶层。他们靠勤劳和某一方 面的种植或养殖经验致富起步,在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或承包大片土地,或承包养殖场所等,在农副业机械等方面作一定投资,进行规模生产,常雇用临时农民工 或农机手。他们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农业现代化起着示范作用。五是普 通农民阶层。这是农民中的大多数,是农民阶级的代表和最主要的力量。他们从 事一般的农副业生产,除去国家税款和各种提留款项之后,有一定的纯收入,基本 解决温饱,并有一定积余。家庭收入一般比改革1999开放前有较大提高,但总体收入增 长速度较慢。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9.3%,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 仅为3.8%。这一阶层农民的思想进步程度、组织程度、接受教育程度、劳动生 产率发展程度和富裕程度及其发展方向,代表着我国整个农民阶级的主流和发展 方向,是我国党和政府制定农村政策的最主要的着眼点。六是贫困农民阶层。全 国还没解决温饱的贫困农民据统计还有5000万左右。与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 不一样,这不是农民阶级阶层分化过程中新生成的阶层。由于中国农业长期比较 落后,生产力水平不高,人多而可利用耕田少,且大量属于贫清地,所以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较低。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开始提高,每年都有几百 万农民摆脱贫穷,余下的贫困农民就形成了一个贫困农民阶层。他们大多为家庭 劳动力缺乏和土地贫痔地区及边远山区的农民。农业扶贫脱贫工作一直是党和国 家关注的重点。
第三,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只把从 事生产的体力劳动者视为工人阶级,而把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排除在工人阶 级之外。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分析科学技术与生 产力发展的关系时提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 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阶 层,既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是指 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社会劳动者。具体为历年来由高等院校毕业的具有大专以上 学历的社会群体,他们广泛分布于社会各行各业中。包括理论界、文艺界、科 技界、医疗卫生界等的人士。从事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电影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领域的知识分子作为第一生产力 的创造者和开拓者,成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传播先进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用他们的脑力劳动创造精神财富,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 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随着社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 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分层与流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生产与传播者阶层、划分为管理者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青年学生阶层。
第四,新兴阶层。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发生分化的同时,新的社会阶层也 在产生。正如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描述 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 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 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他们顺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新兴阶层中,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一般 拥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水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是市场化改革的最积 极的推进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私营企业主则主要 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者。1992年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 员开始大量加入其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拥有的资本规模大小不同,其自身的 文化素质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育和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 随阶级阶层的分化,与之而来便是对我国社会阶层如何进行划分的问题。很多专 家、学者以及相关的课题组通过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深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 转型期我国社会阶层进行了不同的分类。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强根据社会转型期各社会利益群体分化、垂组与 重新整合的实际情况,将社会阶层分为特殊利益获得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社会底层群体或社会绝对受损群体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 团;、砂王世谊教授则将社会阶层分为基础阶层、新兴阶层、复兴阶层、边缘阶层
四种基本类型;„多郑杭生、李路路教授将社会成员分为权力阶层、专业技术人员 阶层、一般管理人员阶层、中国社工人农民阶层、自雇佣者阶层五个社会阶层。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根据 人们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把当前中国的社会群体划为 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和十大社会阶层的重大命题,从而比较全而真实地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三是私营企业卞阶层,拥有经济资源,比例约为0.6%;四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比例约为5.1%: 五是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的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比例约为4.8%;六是个 体工商户,拥有少量经济资源,比例约为4.2%;七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比例约为12%;八是产业工人阶层,比例约为22.6%,其中农民工占30%;九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比例约为3.1%。
总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期,虽然我国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社会的基本阶级阶层仍然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社会的基本力量,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我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
义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他们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自身素质和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宏图伟业中,无论从事社会所需要的哪一种职业,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都在为祖国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和谐作贡献。江泽民指出: 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因此,当代中国社会阶层,不论划分为多少类别,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有根本区别:我国的社会各阶层基本上属于劳动者阶级范畴的不同阶层,“他们是构成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方方面面”: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关系。
参考资料:《转型期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徐志达
第四篇: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
专家称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 流动机制不公[转载] 2010-11-03 10:41: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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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LOFTER客户端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阶层固化”挑战中国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读书者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誉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打工者改变命运的梦难圆“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既得者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房子。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专家访谈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现代化有倒退危险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社会渠道开放不够“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流动真的减少了吗?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第五篇:增加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增加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新一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并称生活在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仔细品读,这样一番讲话具有丰富内涵,也是向外界宣示“中国梦”并不仅仅是社会各界精英的梦,也是每一个普通百姓的梦,中国老百姓应当和精英阶层一样,都能够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可以预见,中国未来几年将更多地给予底层弱势群体较多教育和发展的机会,给予农村、农民更多的发展机会。
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高等院校农村学生比例偏少,提出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这说明,推动社会公正,推动起点公平、发展公平,拓展中国底层社会成员向上流通的渠道,让每一个公民都有实现“中国梦”的机会是外界所言“习李新政”的重要开篇。
作为一名1980年代历经严格的高考由一个穷乡僻壤赴京求学的大学生,我深知读书给予个人命运的改变,也期望更多的平民子弟享有充分的向上选择机会和发展机会。
其实,对于社会底层青年的向上流动机会讨论已经许多年了,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只不过这个老问题伴随着城市化和新生代农民工的逐渐长大而变成了影响更烈的深层次问题。早在1995年,教育部就将研究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列入当年的议事日程,时间已经过去近20年,可是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解决了吗?为什么没有解决?为什么历届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青少年在高校的就读比例越来越小,为什么农村青少年的路越走越窄?这不是当年的“潘晓之问”,而是一种现实:农村孩子不仅越来越难上知名学府,并且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也同样面临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墙”。
1980年代初期,对全社会青少年来说,高考似乎是阶层流动的唯一出口,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高考都基本上是公平的、公正的,考得上便意味着可以成为“公家的人”,吃皇粮,而考不上的城市孩子还有两条路:一是继承父辈的工作名额,招工;二是参军,而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就只有参军提干一条路了。
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高考对于很多城市青少年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仅高考的门槛越来越低,出国留学也逐渐从知识精英留学演变成中产阶层子弟留学。到了国外镀层金,国内已经有父辈安排的好工作虚席以待。然而对于中国农村青少年来说,高考几乎仍然是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通往中上层社会之路,他们仍然得主要依靠高考实现人生的理想。
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农村子弟就开始面临城乡歧视:第一,大多数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只有学前班,甚至连学前班都没有;第二,不少农村小学教师资源匮乏,一些地方多个班级只有一两个代课教师;第三,农村教师的知识整体水平偏弱,即便涌现出少数有点能力的教师,也迅速被城镇学校、城市学校挖走,农村教师人才呈现从农村向中小城市、从中小城市向大中城市流动的倒流现象;第四,农村也没有什么素质教育的基础,对于一个连教师、教室都无法保证的地方,还能指望素质教育吗?这必然使得农村学生在与城市学生的竞争中,遭遇第一层歧视:教育水平的歧视。
从教育水平歧视 就业歧视到婚恋歧视
即便有幸通过第一层歧视,进入大学,农村子弟也将面临毕业季所迎来的第二层歧视:就业歧视。对于诸多缺乏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的农村子弟来说,他们在获得实习机会、工作机会上的概率要小很多。而获得较好的实习机会,对于进入职场来说是一块很好的敲门砖,至于那些国家单位、事业单位的岗位,不仅需要较好的实习资历,很多时候还需要人脉关系的催发,农村子弟的天然弱势在招录潜规则面前暴露无遗。
近几年来被揭发的“萝卜招聘”就是典型,相当多优质岗位都被关系生所占据。就业歧视的存在,让农村大学生在进入社会时往往要比城市学生付出数倍努力,即便如此,也常常需要有“屌丝逆袭”般的机遇。
参加工作后,农村子弟将迎来第三层歧视:婚恋歧视。中国民间对出身于农村又在城市从事白领工作的男青年统称为“凤凰男”。翻阅各大网站,不难发现充斥着对“凤凰男”的各种指责和谩骂,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即使在城市中谋得一份工作,也会面临住房压力、家庭压力。尤其是住房压力,让不少“凤凰男”捉襟见肘,在婚恋中处于一个劣势地位。
由于当下中国社会对于子女家庭背景的重视,无论是“凤凰男”还是“凤凰女”,都不得不承受农村背景所带来的被歧视。从“越穷越光荣”的文革时代到“权钱多寡决定社会地位”的拜物主义泛滥的当下,中国的社会病历经多次转圜,从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
这其中有的是政治病,有的是信仰病,都要治,不治这个社会就难以和谐,难以实现真正的稳定,难以有更多的希望。笔者必须指出,对于农村青少年发展机遇的政策性冷漠和社会性压制,将为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埋下巨大隐患。重新让农村青少年有最大的机会再度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这个国家才可能实现长期韧性的繁荣与稳定。
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共同出彩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必须给予弱势阶层更多的政策倾斜、更多的政策补偿,让每一位公民都能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城乡二元格局既是一种经济二元格局,也是一种人权、发展权的二元格局。中国有1亿多农村青少年,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之一,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所在。
然而,中国约有2500万农村流动儿童生活在城市中,由于户籍问题,一部分儿童还难以入读城市学校,而打工子弟学校由于种种原因被限制,也难以满足农村流动儿童的读书需求,他们中的许多儿童不得不返回家乡,成为留守儿童。他们都是中国公民,他们理应享有和每一个城市儿童一样的读书机会,享有免费英语课教师、音乐教师、体育教师,他们还应当享有免费午餐,享有计算机(电脑)教育,享有知晓外界、参与城市生活的平等机遇。
这必然需要国家财政向农村子弟倾斜,中国有的城市能够拿出数千万扶助政府机关幼儿园,为什么就不能鼓足勇气拿出更多的钱扶助农村子弟呢?
李克强总理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当一个国家正视农村青少年的发展机遇的时候,当一个国家愿意花大精力培养农村青少年的时候,当一个国家将给予每一个农村孩子平等的工作机会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够经由每一个贫苦百姓的机遇而获得国家的前途机遇。
实现全社会每一个青少年的中国梦,才可能实现全体国人的中国梦,这当然需要有勇气、有魄力、有智慧去冲破那些既有格局。改革,需要甩开膀子去实干。过去如此,当下如此,将来也如此。作者韩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