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的嬗变及启示
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的嬗变及启示
汝绪华/刘洪寅
2012-8-17 13:54:28 来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2期第11～
15，43页
【内容提要】 自秦汉以降，与社会性质的变化相应，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的发展呈现为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中国封建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中华民国”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与二元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的嬗变给我们重要启示，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社会均衡阶层话语权模式的建构指明了方向。
Discourse power of all the social classes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falls into three models: models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dual structur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social characters, the change not only brings us important revelation but also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constructing idealistic model of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s social strata.【关 键 词】阶层话语权/封建社会/二元社会/话语霸权discourse power of social strata； feudal society； dual structur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discourse hegemony
中图分类号：C9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129(2011)02-0011-05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状况、构建均衡阶层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回溯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的发展史，不断总结经验得失，才能够真正实现资治通鉴。自秦汉以降，按照社会性质可以把中国社会发展史分为三个时期：封建社会时期、“中华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与此相应，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的发展也经历三个阶段，呈现为三种典型的阶层话语权模式：中国封建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中华民国”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与二元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
一、中国封建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
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其存在的基础，与此相应，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也呈现为鲜明的金字塔型：居于塔尖的是占总人口极少数的由君主、高级官吏以及大地主构成的统治者阶层，居于中部的是由中小地主、中下官吏、商人以及手工作坊主等构成的被统治者中的中间阶层，居于塔底的是佃农、手工业者、雇工等被统治者中的弱势阶层。赋予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合法性的宗法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宗法制度的作用下，国家政权与社会融合为一体——家国天下。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乡村自治的特点，但这也不能说明相对独立的、自治性社会领域的存在，原因只是由于当时统治技术的限制。并且这种自治也区别于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对抗性”的自治，而是国家在基层社会“大一统的延续”。在这种宗法礼治话语叙事的背景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话语权只能是统治阶层的话语霸权。
与宗法礼治话语叙事相呼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话语体系也论证了上述阶层话语权状况的合理性。儒、法、道的政治思想话语体系无不是在不同侧面为统治阶层提供统治策略、统治技术。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占据独尊地位，“他把先秦儒家的‘五伦四德’改造为‘三纲五常’„„董仲舒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名教纲常精神实质上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1]通过历代统治者不断地对儒家思想所做的一元化、政治化的符合自己统治的解释，统治阶层的话语权合法性也就具有了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当然儒家经典中也有很多“民本”思想，如孟子极为重民，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250。主张行仁政，他说：“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2]56荀子则把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3]但这些思想的出发点不是为保障被统治阶层的权利，而是从维护统治阶层的统治出发来强调重视被统治阶层的意义。
除了上述的宗法礼治话语叙事与儒家话语独霸的文化体系的原因外，被统治阶层的阶层意识无法形成还与封建社会的户籍制度密切相关。从秦汉以来的户籍制度，无论是乡里制、乡保制还是保甲制，都是农耕文明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强制制度，农民被分割在缺乏联系的一个个孤立的单元地域中，没有迁徙的自由，团结在一起是不可能实现的，更遑论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他们集体的话语沉默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并不说明被统治阶层的利益是被完全忽略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中央专制集权的君主的“超阶级”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世袭制的皇帝为了维护一家一姓的统治，皇帝及其统治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够体察民意、照顾民生的。二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特质。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阶层，经世济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高贵的士大夫精神，区别于封建官僚的奴性与一般知识分子的狭隘。在一定程度上，士大夫阶层也起到了为民鼓与呼，维护江山社稷，沟通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作用，缓和了社会矛盾。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社会的生命力就在于内部各阶层的流动性。通过制度化的机制把下层精英流动到统治阶层，是几乎所有阶级社会的共性，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不例外。与普通的被统治阶层成员的话语沉默不同，下层精英的话语表达与改变自身现状的愿望要强烈得多，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统治秩序是很难维持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事制度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除了世袭制、恩荫制等被用来保障统治阶层的利益外，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为社会各阶层精英开辟了进入统治阶层的制度化渠道，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最为典型，是中国封建制度中后期最重要的人事任用制度。这种用封建正统话语叙事洗脑的社会各阶层精英，被整合进统治阶层，成为统治阶层话语霸权新的维护力量。科举制度的神话叙事也使得被统治阶层深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完全遮蔽了阶级剥削的真相，麻痹了下层人民。
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主要特点是皇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虽然君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相权的制约，但总体来看，君主中央集权的趋势是越来越强，这使得君权滥用难以避免。纵观中国历史，暴君的暴政数不胜数，非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被摧残殆尽，甚至统治阶层的利益也难以保全。一旦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持，基于生存本能的农民起义势必连绵不断，质疑统治阶级话语权合理性的异议就出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由于当时农民的阶级局限性，这种异议仍是凤毛麟角，难以得到大规模回应。农民起义也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没有改变，统治阶层话语独霸的局面也没有丝毫变化。
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末清初，也出现了部分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家。黄宗羲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君与民：谁为主人，谁为客人？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4]2一切罪恶都源于君反客为主，“秦汉以来的君，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都‘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5]692-693“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4]5顾炎武批判了“家天下”观，“易姓改国号，仁义充塞，而至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6]他还主张通过“清议”和放权等措施来改变君主专制。龚自珍则从重人才的角度批判了君主专制，在《病梅馆记》中他批评了君主专制对人才的摧残；他还批判了误才、害才，而不能得到真才的科举制度。“在《与人笺四》中言道：‘今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海。《四书》文录士五百年矣，士录于《四书》文数万辈矣’。”[5]738这些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但是这些批判都集中在君主专制上，而不是对以君主为首的整个统治阶层的批判，还没有质疑赋予统治阶层话语权合法性的封建话语叙事；由于当时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社会，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批判的立足点也不是人权话语意义上的，还不能够揭示统治阶层剥削的实质。
中国封建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统治阶层话语霸权，封建的宗法制度、户籍保甲制度赋予这种差序阶层话语权模式以合法性的同时，也从意识与制度层面剔除了民众的话语表达、结社的危险。它给我们以重要启示：没有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没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破除，没有权力的制约，没有基本的人权，没有旧文化的批判、新文化的产生，合理的阶层话语权是不可能形成的。
二、“中华民国”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
“中华民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7年)与南京国民政府专制时期(1927—1949年)。民国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比较简单，主要有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地主阶级以及农民阶级。民国时期是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加速向现代化迈进，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下，政治制度与人民大众的观念渐渐地发生着变化，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独特性质，民国时期的政治格局与社会阶级结构也处于剧烈嬗变中。因此，当时社会各阶级的话语权呈现出“新旧杂陈”、多样流变的状况。
民国时期的农村主要存在两大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由于政治格局的破碎，农村成为民国政府统治的薄弱环节，这一点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无大改观。这并不是说农村处于无政府状态，传统上沿袭的缙绅乡村自治有效地填补了这块空白，但这两个时期的乡村自治是有明显差别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乡村自治是封建的、自发的乡村自治，而南京国民政府专制时期的乡村自治是政府干预下的乡村自治，体现了民主思想。192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专门召开民政会议，检讨了乡村自治的意义和运作方式，审议通过了《限期实行乡村自治案》，指出：“地方自治，为训政实施之基础„„苏皖闽浙赣五省处交通便利之区，接近畿辅，尤宜树之风声，模范全国，事关训政基本工作，认为无可缓行。”[7]总体说来，这一时期的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基本无权利可言，乡村的话语权往往处于缙绅话语独霸中，但通常这也受习俗的约束。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专制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边区，农民的话语权状况却得到极大改善。民国时期乡村话语权的表达主要集中在缙绅身上，他们既是自身利益的代表，同时也是整个乡村利益的代表，在政治决策上特别是关于乡村的决策上起着主导地位。
民国时期的资产阶级大致可以分为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民国的不同时期，他们的社会阶层排序是有所变化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消长。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由于军阀官僚政府尚不能有效控制政局和经济，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以市场化分配为主，工商业者相对独立，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高。当政府很弱而不能解决一些公共事务时，上层工商业者常挺身而出发表意见，甚至在战乱或经济动荡之时领导工商组织代行维持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职责。这一时期，政府法令奖励实业发展，且消除了封建专制的阻碍，又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列强无暇东顾，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民族资产阶级的话语权是有很大力量的。在南京国民政府专制时期，由于官僚政府基本有效地控制了社会和经济，而官僚阶层的行为却没有受到应有的约束，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呈现出一种非市场化的倾向；又由于缺乏公平的二次分配，分配的不公趋于极端，官僚特权阶层通过种种手段攫取国民财富，特别是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排挤、控制，民族资产阶级陷入窘境。[8]如中国近代著名企业家荣宗敬1932年一年从茂、福、申新系统的收入达到236.4万元，等于14070个纱厂工人的收入总和。[9]但至南京国民政府专制后期，中国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申新纱厂连维持生产的流动资金都无法凑集，向国有银行申请购棉贷款手续繁杂，不仅缓不济急，而且要得到贷款很困难。[10]荣氏企业的生产节节下降，而1948年8月政府的限价政策更使其损失率达到一半以上。[11]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话语权受到官僚特权阶级的压制，他们由民族资本的大老板变成了官僚资本的伙计。
近代中国工人在经济、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罢工是一种必要的表达手段，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处于自发形成阶段，工人通常是缺乏阶级觉悟与行动自觉性的。根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统计，从184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共发动经济性质的罢工533次，其中与机器大工业有联系的产业工人的斗争共285次，占经济罢工总次数的53.5％；城市手工业者和苦力工人等的斗争共247次，占总次数的46.5％。[12]1919年以前的工人罢工多是经济性质的，他们还没有自觉地去争取本阶级的话语权，因此罢工失败者，多成功者少。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转折点，标志着工人阶级实现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此后中国工人运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政治性，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结合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话语权的影响力大增，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民国时期社会各阶层的话语权是严重失衡的，工人阶级、农民基本处于无权地位，小资产阶级的话语权也极其有限。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话语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显，但很快在民国后期沦为官僚资产阶级强势话语权的附庸。虽然民初的政治制度设计带有很强的民主政治形式，但是仅仅在上层政治领域搭建一个西方政治制度架构，这并不是民主政治。议会斗争在民国初期显得分外热闹，但是这种议会斗争所呈现的政党斗争仅仅是寡头斗争与政治分赃的折射，而不是民权、民意的代议，这些政治势力既不能代表广泛民意，也无意对民众进行组织动员，他们所争取的民众支持局限于城市中的上层市民、大商人以及学生知识分子，政党组织本身也很不完善，它们不是以长期的政治目标为政纲，而是以某一权势人物为核心，充其量只能算是政治俱乐部。剥开民国初期政治运作的热闹表象，看到的不是民主，而是军阀、官僚、大资产阶级之间利益争夺。因此，即使有一套民主制度设计，如果不能起到实质作用，也只能是骗人的噱头，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均衡，民主政治更谈不上。至于民国后期，国民党一党专制、话语权独霸也就无法避免了。
“中华民国”社会模式给我们重要启示：其一，民主、均衡阶层话语权的形成，不在于搭建一个民主政治制度的空壳，而在于合理制度性安排——实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主程序与手段。其二，实践证明市场分配更有利于阶层话语权的均衡，因此，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更要防止官僚资本的滋生。其三，话语权的获得不是恩赐的，要通过本阶层成员自觉地、不断地斗争来取得，代表本阶层利益的政党或社团是阶层话语权实现的现代政治组织形态。三、二元社会阶层话语权模式
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来的，他认为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呈现出城乡有别的二元结构。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本来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必然现象，在世界各国，城乡有别也只涉及行政建制与辖区划分，市民或农民的身份只是一种职业或居住地的标识，并不存在一种行政上的身份管制或迁徙壁垒。但在我国却由于歧视性政策制度的安排，形成了特有的城乡隔离二元社会结构，这一概念最早由农业部原政策研究中心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课题组于1988年提出并详细论述的。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分割城乡、歧视农民的制度安排而人为构建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
二元社会模式的实质与核心在于强制性的居民身份制度，不同的身份享受截然不同的社会待遇，它是由一系列具体制度建起来的，即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等，由此中国被切割成泾渭分明的两大块。政府人为地将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市民之社会地位完全不平等的制度体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构成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中国式社会状态。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表现在权利保障和经济发展上天壤之别的城乡差距：一方面城市和市民享有各种特定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农村和农民则丧失了一系列基本的平等权利和利益。
具体来说：其一，经济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同工同酬权等。在我国特有的二元社会模式下，农民的经济权利受到严重侵犯。剪刀差是二元社会中以农养工的代名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实行以农养工政策，人为实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源源不断地吸取巨额资金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这使得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了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剪刀差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也就是说农民将自己创造的1/5的财富无偿交给了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13]。剪刀差的存在与不断扩大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的1.8：1扩大到2002年的3.11：1„„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之比为1.5：1，超过2：1的极为少见”[13]。近年来，虽然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但与因高昂的学费、医疗费、价格飞涨的农资等导致的开支剧增相比，农民经济平等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对农民话语权的伤害是异常显著的，没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民话语权也就没有了坚实的支撑。
其二，政治权利通常包括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集会自由权、结社自由权、游行自由权、迁徙自由权、人身自由权、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和检举权等。但我国农民的政治权利却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就迁徙自由来说，自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建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来，农民的自由迁徙权事实上就被取消了，1975年《宪法》干脆取消了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的规定，此后历次宪法修改都没有恢复此项规定；二元分离的户籍制度是农民“二等公民”地位的制度渊源，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户籍制度才有所放松。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来说，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的《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14]这显然与农民占总人口80％的比例不相称。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性社团，如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私营企业主也都有个体协会，这些群众性社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本阶层成员的利益。但是对于农民来说，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的缺乏，人口众多以及经营的分散性，使得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央三令五申，农民负担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显然，没有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农民话语权在政治层面上的影响力就无从谈起。
其三，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社会权利主要有获得物质帮助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然而在二元社会模式中，中国农民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却是普遍的。就社会保障权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1世纪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只属于城市户口的居民，农民既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没有工伤事故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就受教育权来说，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差别巨大，长期以来，“城市中小学教育基本是国家投资；农村中小学教育基本是以摊派的方式由农民自己投资。一部分大中专院校录取分数线，农村考生竟被要求程度不同地高于城市考生”。[15]这实质上是对农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剥夺。以就业权来说，政府统计层面上的就业指的只是城市居民的就业与失业，人口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力根本不在政府统计的就业率或失业率的范围内。此外，在自由迁徙权、健康权、社会安全权等方面对农民的不平等也普遍存在。
正是二元社会的制度性障碍造成了中国农民的弱势，这也是农民话语权虚弱的根源。在当今世界上，反歧视或不平等对待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共识，因此在消除对农民的歧视和实现农民平等权利的进程中，每一个农民是否与全体国民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每一个农民是否得到政府的平等关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也是检验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管理水平提高与否的重要标志。
综上分析，中国阶层话语权模式嬗变的重要启示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均衡阶层话语权萌生的前提，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民主制度下合理阶层话语权博弈制度的搭建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健康成长的制度性保证，旧文化的批判、新型政治参与文化的塑造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发展完善的文化环境，橄榄型阶层结构的形成则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形成的关键条件。因此，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精心培育和保护社会中产阶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构建现代化服务型政府，唯有如此，均衡阶层话语权才能够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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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最近网络上出了一个最新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模型，很有意思，先摘录如下：
1级：以在任委员、退休常嘒委为代表，和2的区别在于，1对全国局势有控制能力2没有。2级：以在任实权省部级干部、退休委员，比如刘跨越就是本级的典型，部分大权嘒贵TZD富商、大银行家（这个目前是体制内）为代表。和3的区别在于，2能影响国家政策3不能。3级：以一般省部、副省部、特别实权的局级，或是大企业主、一般权嘒贵富商、名牌大学校长、中等银行家（比如董嘒文嘒标之类）为代表。和4的区别在于，3能够影响一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发展，4不能。3以马云、马化腾等为体制外的顶峰，3其实是行业精英或地区体制精英。
——1—3级是中国的上层社会，普通人非奇遇不能进
4级：以一般地厅级、实权县处级、院士、大教授、高级职业经理人、名医名律师、高校校长、演艺明星、知名作家、中等企业主、小银行家之类为主。普通人通过奋斗最多能够达到这个层次。比如惠普谷歌大中国区总裁、范冰冰之类就是体制外本级的顶峰。4和5的区别在于，4和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没有。
5级：以小企业主、普通处级副处级或实权科级干部、教授、中等职业经理人、大城市多套房地主、二三线明星、小有名气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等。5和6的区别在于，5有自己的事业，6没有。
6级：以普通公务员、主流企业职员、高校青教、普通自嘒由职业者、一般医生律师、一般工程师、大点的个体户等为主；
名牌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多在这个层次。6和7的区别在于，6有一定的上升空间，7很难。----4-6级是中国的中层社会，分别是高中低端中产阶级，普通人通过努力大多最后定格在第5级。
7级：以普通企业工人、边缘化的体制内、小个体户、城市底层土著、富裕农民之类为代表。7和8的区别在于，7能够在大中城市立足，8不能。
8级：以血汗工厂工人、普通农民等为代表。8和9的区别在于，8能够自食其力，9不能。9级：以大城市底层失业人口、偏远山区农民等为代表，基本不能自食其力（以城市的基本生活要求）。
----7-9级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中国目前8>9，已经开始向纺缍型过渡。
所谓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就是中层远小于底层，比如印度；纺缍型的社会，就是底层少中层多（上层哪儿都少），比如美国。
以后中国会以5-7级人口多，8-9级人口少。
首先非常不同意这个模型最后的结论。中国以后一定是7——9级人口多（后面会分析），所以中国一定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而要达到纺缍型的社会，则应该是4——6级人口占主流。
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型是一个线性结构，能够解释一些社会现象，但是不够全面。如果要全面解读中国社会个阶层就必须把这个模型变成立体结构——简单的说，假如上述1-9级是一条X轴，那么还得加上一条Y轴——体制内，或者说公务员与官员（包括军队里的军官）。将这两条轴线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在X轴中越往上走，则在Y轴投影面积越大，到了上层（1——3级），95%以上都属于体制内。而体制内在下层投影面积几乎为0。普通人如果在体制外最多能到4级，而到体制内则可以达到顶峰。这足以说明这个国家为什么形成“官本位”的文化。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使在同一级别，体制内与体制外不仅仅社会地位有很大差别，在其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也差别甚大。
说点有意思的。
毫无疑问，1——3级是上层，是统嘒治阶层，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可以从经济发展切下最大蛋糕的阶层。而4——6级大致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也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比例很小。其中，5级是可以分享经济成果的最低阶层（虽然比例小得可怜）。
那么，这样的金子塔结构怎么保持稳定呢？最基本的统嘒治模式就是：保、拉、压、控、放。1-3级的利益是保，否则统嘒治阶级内部就要分裂，团结是第一位的。第4级是拉。社会精英要拉拢，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掌握了一定的资源，为了稳定，这个阶层都得进人大、政协，有什么诉求“内部协商”。5—6级是压。普通人比较优秀者一般到这个位置几乎就是天花板了，社会几乎没有给予他们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这些阶层创造财富的热情以及上升的欲嘒望，得到的是沉重的压制——每当这些阶层积累一定的财富时，新的政策或者游戏规则出台，积累的财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切走了。7—8级是控。所谓的控就是一方面是有保有打，另一方面就是控制流动。7—8级没有上升空间，在社会上也就混口饭吃，是绝对数量最大的一个人群。由于这个人群无法向上流动，只能向下嘒流动，但是向下嘒流动到9级——9级数量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一定要控制流动——怎么控制？宏观经济政策上包括著名的“保增长、控通涨”，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社保（从4、5、6级的财富中切下一块分配给8-9级），除了胡萝卜也有大棒——从城嘒管到暴力机关，对抗与冲突的事件基本都在这个阶层。9级是放。放是放弃的意思。这个阶层只有在过年过节，才有可能得到官员作秀的一点点可怜的慰问品。
这种统嘒治模式在经济基本面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下是有益于社会稳定的——即使这个社会充斥着腐嘒败、不公正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这种成熟的模式即使是一个强势的人物也不能轻易改变。
比如西红柿，他试图创造另一种模式——即打嘒压第4级，然后将第4级的财富分配给8-9级。虽然他在普通民众中获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他忽略了4级的能量——他们可是与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上层在这个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最后，强势的西红柿也只能悲催了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财富再分配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1-3级是不会动的，甚至在4、5、6中体制内人士也不会动他们的利益（这也是要增加一个体制轴的原因）。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强制社保，不仅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还要多切一块分配给4、5、6中的体制内。这些手段一方面是安抚7、8，防止7、8流动到9，另一方面就是压制5、6。至于印钞就更好玩了，这是1-3级无条件对4-8级剪羊毛——当然，也会拿出一小部分来给7-8，比如，提高退休职工工资标准。
在90年代。强势的经济沙皇搞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几千万工人下岗——把大量的8赶到9去，搞民生产业市场化——从7-8的福利中切下一大块弄成“市场需求”供1-6分享。这个时代，7-8的待遇是最悲惨的，与此相对的是，4-6的机会是最多的——那个时代出现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因为4-6的红火，吸收了大批9的人群，所以社会得以稳定。到了HW时代，强调和谐，于是通过提高工资标准、强制社保等等来安抚7-8，过去10年，除了少数行业（房地产、金融），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远远比不上90年代。
过去20嘒年的历史表明，在现有的体制下，财富再分配方式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1-3任何时候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指望从1-3中切蛋糕来分配给4-6或者7-8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任何时候，我对实质性的减税不报任何希望。
说说法律。
毫无疑问，法律是为统嘒治阶层服务的，具体的说就是为1—3服务，这个服务的边缘就是第4级以及5级中的体制内，法律的鸿沟在4-5之间。当不涉及1-4级时，法律是相对公正的，也受到舆论较大的影响——具体参见吴虹飞案。当法律的两个对象涉及4级以上与
4级以下时，法律就成了掩护权嘒贵的遮嘒羞嘒布——具体参考李天一案、70码等等。特别要强调的是，在4级以上特别是1-3级的纠纷，都不会通过法律解决——因为上层都明白，那玩意就是骗4级以下的老百姓。上层的纠纷是实力对比喝讲茶，这个层面讲法律传出去是要被笑话的。最典型的是360与QQ的战争，事情闹得这么大，没有通过法律，最后是大佬招呼就和谐了。
阶层的固化是金子塔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个人奋斗远远不如人脉更重要。有一个好爹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没有靠钻营靠献身——或者说“我不嘒要嘒脸了”也有机会获得层面更高的人提携。无数事实证明，层面更高的人士提携比个人奋斗更容易爬到更高的阶层。5-6级如果有4级体制内或者3级以上的人提携，很容易到达4级。7-8级如果有4级以上的提携，也很容易到达5-6级。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有贵人赏识，要到更高的阶层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没有事业那么5级就是你的天花板。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郭美美同学，毫无疑问，美美同学获得3级以上的贵人赏识，但是美美同学的智商显然还没有突破灵长类的下限。她很可能获得了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嘒用嘒卡，所以她获得很多奢侈品也可以在目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很显然她没有建立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后面的贵人光环，她实际地位连第5级都算不上。
下面谈谈各个阶层复杂的心态。
1-3无疑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这个阶层另一个特点就是利益可以世袭——只要社会保持稳定，他们的子子孙孙就可以稳定的待在这个阶层继续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这个阶层最讨厌变化，最喜欢的就是稳定。所以，即使在体制内，政绩什么的都可以排在后面——维嘒稳才是真正的一票否决。在这个意义上至上而下真正的改革出现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有一个政治人物同时具备2点特征：第一，他能超越自己与家族的利益；第二，他能找到同类的伙伴能冲破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束缚。在和平时期，我对出现这样的人物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在动荡时期出现这样的人物倒有可能，但是更大的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极右的野心家——这对整个民嘒族几乎是最差的选项。
4级改革的欲嘒望很低——如果不是没有的话。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阶层，而且与上层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成为4级也与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脱不了干系。他们关心宏观政策的走向，但是他们更相信体制朋友给的内幕消息。从整个阶层而言，他们是比较稳定而且安全的——前提是没有成为同级体制内或者更高阶层的对立面，否则他们掌握的财富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最丰盛的蛋糕。典型的例子参考曾远志案嘒件。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这个阶层的体制外最容易成为牺牲品——与权力结合固然是发财的捷径，但同时也怀抱炸嘒弹。所以，这个阶层的人士一般在政治上都非常谨慎——在商言商，不谈政治——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马云、柳传志。在这个意义上，王石、任志强才是令人钦佩的。基于上述原因，这个阶层的人是最没安全感的，所以，也是移民比例最高的人群。
5-6阶层是创业热情最高的阶层。他们没有与上层“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靠分析宏观形势与政策来寻找机遇。他们想打破天花板所以也有很强的改革愿望。但是现实的犬儒主义使这些阶层大多数人选择观望——顶多是在言论上呼吁。他们一方面羡慕4级以上阶层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更低阶层中找到优越感，这种复杂的情绪让这些阶层的人群充斥着一种浮躁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律师这个人群，4、5、6阶层都有，但是改革的欲嘒望更强烈甚至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能行动起来的人群。其更本的原因就在于，只有改革至少是司法独立，律师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司法嘒不嘒公正或者腐嘒败的的情况下，律师生存的空间只会越来越狭窄。所以律师为社会公正、司法公正的呼吁与行动更大意义上是为自己的命运做抗争。7-8阶层是最没有希望的阶层。他们没有上升的空间，没有人脉、积蓄很少甚至没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为一套房子在奋斗。他们不关心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因为这些与他们无
关。即使有个什么机遇，他们也没有任何资源（人脉、资金）来把握这个机遇。最不公平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福利来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他们没有安全感——事实上每当经济低迷或者恶化，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将跌到最悲惨的9级。他们渴望一夜暴富——买彩嘒票是少数可能实现他们这个愿望的途径——另一个途径就是绑大款，做二嘒奶（比如美美同学）。在一个惟利是图的世俗社会为了财富与利益他们大多数人可以毫不犹豫的付出自己的一切——人格、尊严。他们渴望改变很多人甚至在祈求动嘒乱——这2个阶层充满着一股暴戾之气。
9级是这个社会最悲惨的阶层。在全球还没有几个国家象这里直接将一个阶层作为弃子。权嘒贵们可以慷慨的对外拿出大笔援助，却舍不得给予这个阶层一个铜板。这个阶层没有任何福利，收入很低甚至为0，如果在城市只能啃老，在农村只能苟嘒延嘒残嘒喘。这个阶层是最不安分的阶层，如果说7—8两个阶层充满着一股暴戾之气，那么9就是直接铤而走险——80%以上的刑事案嘒件的罪犯都来自这个阶层。
当法律不能维护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时，被权力侵犯的屁嘒民怎么办？上嘒访，期望遇到一个海瑞式的清嘒官来主持正义？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不比买中国彩嘒票中奖的机会更高。2012年，一个副部级官员在自己的生命遇到巨大危险的时候，他没有去寻求组织的帮助，而是果断的躲进美领馆。几个月后，一个盲人也进入美领馆。最后他们的结局都不错——副市长生命保住了，盲人去了美国获得了自嘒由。对比那些在信嘒访总局门前被截嘒访、毒打、关押的人们，双方的境遇无疑天壤之别。
是的，如果说这个社会还有公平正义的阳光能够穿透重重乌云照耀在普通民众身上，那么，这缕阳光一定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力量。
公平正义是奢侈品，显然不可能产生在亚、非、拉这些不发达国家。即使这些国家实行了民嘒主制度，也很容易被金钱收买。过去几十年，能够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并付诸行动的，一般仅限于欧美发达国家。但是，近几年事情也在发生变化。
08年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欧洲陷入一个债务危机的泥潭，这个时候，欧洲迫切需要中国的财富来挽救经济。中国当然承诺了巨额的援助——天下没有免费的蛋糕，当接受了中国的财富后，他们就只能在另一个领域闭上嘴巴。
现在只剩下美国了。先不论美国与中国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说说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美国是两党制。在对外政策上，两党的政策可谓泾渭分明。
共和党执政时，对外将普世价值观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这个时候，美国更象一个正义的警嘒察大叔。全世界专嘒制体制与独嘒裁者都噤若寒蝉。典型的案例就是萨大叔的悲剧（2打伊拉克都是共和党执政时期）。
民嘒主党执政时期，普世价值观虽然也是重要的标准，但是这个上面还有更重要的标准就是美国自己的利益——具体而言就是更注重美国的经济利益。所以，民嘒主党执政时对外一般讲和谐，讲撤军。这是全世界专嘒制体制与独嘒裁者最喜欢的时期。克林顿时期打击科索沃是个例外，因为种族屠嘒杀，大批难民已经影响了欧洲的稳定，这次是北约出面，美国不过是凑了个份子。
对外干涉是有成本的，所以共和党执政时一般都是特别能花钱的主；而一旦民嘒主党上台开把自己经济利益放到第一位时，以美国的地位攒下两钱也不是特别难的事——这就造就了两党轮流执政的基础。90年，老布什打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国库可以跑老鼠；所以美国人民让克林顿上台，8年后，老克攒下4000亿美金的财政赢余，这个时候自然得让小布什上台把钱花出去，没想到小布什太能折腾，不但把老克的积蓄花光还弄出一个次贷危机，所以08年，奥黑上台基本没有悬念。
奥黑上台好啊，全世界专嘒制体制与独嘒裁者都在放鞭炮——这不，无灾无难又4年。最后一缕阳光终于被乌云遮盖。2012年该死的奥黑居然继续连任，P嘒民只能期盼2016年。好消息是，16年共和党执政的可能性很大。坏消息是，如果16年继续是民嘒主党执政，那就太悲催了。
我常常在想，如果，仅仅是如果，12年美国大选时是共和党获胜。18大还会是这样吗？哪怕是7长老中多2个改革派，现在都会大不一样。
很多diǎo丝渴望社会动荡，以为只有大洗牌自己就有机会。徦如，社会真的大动荡了7、8、9真有机会吗?明天我将做一个社会动荡下的各阶层变化模拟分析，让下层的diǎo丝看看什么叫：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假如社会出现大动荡，那么，社会各阶层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毫无疑问，1-3级大部分都要失去权力。但是，即使失去权力，这些层面的人也可以很轻松的移民做个富家翁——反正都是已经捞饱了的，也无所谓了。即使有个别清廉的，也顶多掉到4级——靠演讲、写回忆录也可以保证下半辈子舒适的生活。典型案例参考戈氏。需要强调的是，1-3级相当一部分人在社会大动荡后会继续呆在1-3级。原因无它——上层曾经掌握的资源太多太强大了，换一个马甲，找个代嘒理人一样可以保证幕后人物继续掌握着国家大部分权力——不管是在什么制度下！典型案例参考叶利钦时代。唯一的亮色就是动荡会给4级开一扇向上的大门，一批第4级中的优秀者会进入1-3级填补这个金字塔留下的空白。典型案例参考普京简历。1990年819事变前，普京已经担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这个身份怎么看也是在第4级），后面的经历大家可以自己去问度娘。
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4级是分化最严重的阶层，一批人上去了，一批人移民跑路，更多的人直接跌到5、6、7级。
5、6级的境遇与4级类似，少数人进入4级（个别优秀者可能进入3级），大多数人直接跌到7-8级。没办法，社会动荡时首先消灭的就是中产阶层，动荡必然带来的恶性通货膨嘒胀将中产阶层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P嘒民的100元变成1分钱可能无所谓，中产的100万变成100元才是真正的悲剧。
7-8级更惨，过去好歹有个工作可以自食其力，现在大批企业破产，大量7-8级失业——直接掉进9级。9级人数急剧膨嘒胀，加剧社会的动荡，形成恶性循环。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动荡时期。最有上升机会的是4级，其次是5-6级（6级基本就是有可能上升的底限），7-8级唯一的机会就是掉进9级。但是从整体而言，即使是4、5、6级上升的几率也远远小于下降的几率。所以，社会动荡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个多方共输的结果。
为什么7-8级没有机会？很简单，当社会动荡时，整个社会某种意义上更遵从一个丛林法则。实力成了压嘒倒嘒一嘒切的筹码，7-8级有什么实力？资金、人脉、名望（号召力）、阅历„„无论硬实力或者软实力一样都不具备，凭什么在社会动荡时期会有机会？动荡前连部分经理都没混上，还指望动荡后能做市长、省长或者D和国家领导人？这大概就是白日梦吧。6级哪怕是毕业不久，至少还有个名牌大学的人脉——虽然机会很小，至少还有希望。
跌入9级怎么办？以目前底层目前浮躁充满戾气的心态，相当一部分人会铤而走险，不管是使用暴力或者成为暴力侵害者，最终都是暴力的伤害者。典型案例参阅连续剧《上海滩》。正所谓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第三篇：中国互联网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中国互联网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最大的移动互联网、最大的电子商务网、最大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等。
习近平“关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项原则、五大主张，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共鸣。
看似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被美日资本操控的隐忧。
一、美国资本的温床
如今，中国一些重要的行业网站，都被美、日的资本布局，有的甚至被绝对控股。中国互联网最重要的媒体、金融、人才都被美国资本家所掌控。
这意味着中国人民，不仅要永远为美国资本家打工，而且也会永远丧失了话语权！
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美国资本的温床。
二、外资机构大股东
中国互联网的主要企业都是股份公司，而且大多数在美国、少量在香港上市。这些公司无一例外的都是美国、日本等西方资本。
如今，中国互联网的大股东，几乎清一色都是外资机构。
例如：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人人网、新浪、搜狐、网易、携程、去哪儿、优酷、土豆、完美环球、畅游、陌陌、前程无忧、中华英才、智联招聘、搜房、当当网、唯品会……。
中国所有重要的互联网公司，都被外国资本主要是华尔街资本渗透。大部分公司外国机构控制的股权都有相当的比例。最少的也有20%~30%，有的已经绝对控股。
三、股权就是发言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宰着一切，包括话语权。
明白了中国互联网公司外国资本的背景，就不难理解中国的舆论被操纵的事实。
“中国互联网公司被外国机构控股”是整个网媒沦陷的标识，是网媒操控社会舆论、挟持民意的最有力证明。
如今，“中国的网媒”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制造舆论。
于是，网络黑手出现，企图压制爱国网民，难怪看到宣传毛泽东思想，以及伸张正义的文章，一上去就被秒删！
原来，审查微博、微信等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外资机构手里。微信，已经成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体，普及率极高。谁控制了微信，谁就控制了网民的言论！
四、资本操纵舆论工具 一个大国的言论自由，被外国资本控股的私有公司控制，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令人震惊的是某些网络公司，公然私下监控政府官员之间、爱国人士之间和情报人员之间的私密对话。
这不仅仅是侵犯隐私的问题，这完全是在危害国家最高安全利益。土耳其利用社交媒体平息了政变。但是，倘若社交媒体控制在政变者手中，土耳其或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对此，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情报机关，应予以高度重视!而今中国的新媒体，显然正成为资本操纵舆论的工具。
五、防止颠覆关键领域
这个严峻的现实，需要爱国企业，尤其政府尽快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互联网资本的进一步西化！
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通过法律途径，集中资本掌控国家的重要行业。特别是：各类媒体、影视文化、金融、人力资源等，这是中国保持独立，不被颠覆的关键领域。
第四篇：中国语言学的话语权危机
中国语言学的话语权危机
江结宝（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有人指出，中国语言学在相关领域处于“集体失语”状态，换句话说，中国语言学缺乏应有的话语权。
什么是话语权？话语权，“朴素的理解无非就是说话的权力和权利、说话的资格和机会，还有说话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对于国际社会、政府大众、相关领域的。”⑴或说，话语权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发言权，二是影响力，三是话题权。⑵
一、危机表现
初步梳理，中国语言学话语权的危机，可有如下表现：
1、学科上的附庸地位
在国家学科目录上，语言学不是一级学科，从属于文学。“语言学史把传统的语文学说成是经学的附庸，而今进入阶段，语言学在学科设置上又成了文学的附庸，仍然是处在附庸的地位。”⑵
2、语言规划中的失语状态
语言规划，又称语言计划。“政府和社会团体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学进行的各种规范和管理工作和活动的统称。„„（语言规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即决定某种语言或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二是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即语言文字本体的改造和完善„„。”⑶从学术上看，语言规划可是地道的语言学的活儿，“但是不少学者感到，语言学界在国家语言规划中似乎处在一种失语的状态。”⑵
3、语言教育领域中的失语或弱声现象
这里说的语言教育领域包括母语教育、外语教育、对外汉语教育和国际汉语教育等。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建勤指出：“近些年来，语言学家在语言教育领域对语言教育的某些语言政策问题和理论问题往往出现集体失语的现象。比如，关于母语教育和外语教育的关系问题，关于对外汉语教育50年与国际汉语教育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在对外汉语教育时期，语言学家们还有点话语权，到了国际汉语教育时期，专家的声音却比较少了。”又说：“汉语国际传播问题不仅仅是汉语教育问题，它是涉及国家的安全和语言战略的重大问题，但是在这个领域，我们几乎听不到语言学家们的声音。”⑷
4、中学语文教育中弱化现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语言教育在中等教育中很受重视，一度曾打算像前苏联一样，语 文教学实行文学与汉语分制开课。后来虽不分制，语言知识教学一直很受重视，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高考题仍然出现语言知识类题型。但是，自上世纪末以来，在“淡化语法”观点的影响下，语言知识的教学逐渐弱化和淡出，教材中虽然还有些相关内容，而实际教学几乎没人当回事，因为中考和高考都不考。高校讲授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师都明显感觉，现在的大学新生语言知识很贫乏，连语素、合成词、短语类型等基础概念都不清楚。
5、学术生态并不理想
学术发展需要良好的学术生态，这包括相关学科的互动、激励，包括政府及社会的扶植和支持。可是，语言学的学术生态并不理想。
1）在高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搞文学的往往轻视语言学，一些人公开声明：语言学的知识过去学过一点，现在早忘了！有的甚至说，“不学现代汉语，我还明白，会说会写；学了你的现代汉语，我反而糊涂了，不敢说不敢写了，说不好也写不好了。”⑸但是，搞语言学的人，从未有人公开漠视文学，而研究修辞学的学者，事实上十分关注文学，常常研究文学理论，阅读文学作品。笔者研究黄梅戏科浑艺术，必须研读戏曲理论；研究骂詈语言文化内含，必须研读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研读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
2）《新华文摘》是我国文摘类级别最高的大型学术刊物，它设有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教育、文学评论、文学作品等栏目，唯独不设语言。听说几年前，教育部有官员为此特与其主编商谈，建议开设语言栏目，但时至今日情况并未改观。
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是我国最高级别的学术扶植和激励的体现，据查，2008和2009两年，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共获资助项目346项；语言学（包含古今中外语言学研究）共获资助项目237项，为文学的68.49%。即使是被认为冷门、现实应用性较差的历史学科，两年也共获资助项目217项。
4）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如建国后即1953年召开的全国第二届“文代会”（第一届于建国前召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会议代表。2006年召开全国第八届“文代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人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出席开幕式。
中国语言学会第15届学术年会于2010年8月1日在内蒙古大学举行，“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出席大会并致辞，他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向来自祖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客人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敬意！”⑹可见，出席开幕式上的官员，最高官阶为副厅级，这与全国文代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6、价值低估或者被忽视
在世界层面看，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1973年美国语言学会会长格林伯格（Greenberg）以‘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学科’为题发表论文。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说：‘语言学，无论就其语言结构而言，还是就其任务而言，都是在人文科学中最先 2 进而且对其他各种学科有重大作用的带头学科。’”⑺但是，在我国未能如此看待，往往低估其价值，乃至忽视其价值。语言学对于文艺学、美学、戏剧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的积极价值早有定论，西方人文科学的研究实践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价值。在中国，虽然有不少文艺学家、美学家也关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那是模仿西方学者的结果，骨子里面、思想深处真正把语言学融入他们的研究实践，恐怕为数不多，不然，搞文学的人为什么公然声称早把语言学忘掉了呢。文学研究中语言学气氛并不浓厚，艺术特征、艺术风格、艺术个性的分析，往往少有语言学分析的佐证，如，不少学者评论黄梅戏风格特征时，说是“田野的春风”、“人间仙女”等，但是给这些结论提供的论据很少有语言学性质的材料。其他学科对于语言学实际态度和做法这里不去一一陈述，下面看看有学者对于伦理学做法的分析：
伦理学，为什么语言学很重要呢？因为伦理是规范人伦关系的社会规范，尤其是法律刑事以外的那些道德规范。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很大一部分是靠语言完成的，而我们人伦关系的建立更需要语言来完成。……国外有很好的伦理语言学研究，包括语言交流的那些话外之音对于构建和维系伦理关系的重要性，伦理学家都要受很好的句法学的训练和语义学的训练，但是我们伦理学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语言学的声音。⑻
2009年，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次推出“2010中国大学星级排名”，排出最高的六星级的大学三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五星级十来所，有复旦、南大、浙大、人大等。刘丹青说：“我关注的是下面的一个解释，就是这几所大学里面强项学科有哪些。被列到的学科里面，包括清华大学在内，文学都算是强项了。„„（而我们语言学）在大学里面的地位，就是寄人篱下的地位，语言学再好再差，跟星级排名无关，星级排名只关注文学的地位。”⑻
7、还没有到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地步
语言所胡建华说：“我们语言学还没到去争国际话语权的地步”。他的意思，要争还只在国内争，甚至在本学科内去争。因：其一，国际主要语言学刊物，像language等，少有中国内地学者论文；其二，真正有价值的国际会议少有中国学者声音，许多在北京开的所谓国际会议，那是中国人操纵下的会议，主要是我们和我们自己玩的国际会议；其三，我们的研究主要是提供汉语材料，很难有普遍理论的贡献；其四，提不出学术话题，不管是功能主义的、认知的、形式主义的、语法化的、语言接触的等各类新兴语言学话题，基本上是我们跟着人家走。⑼
二、对策断想
1、生态改善
呼吁：如，尹洪波撰文《赋予语言学一级学科地位》，“认为，无论从哪方面看，语言学都完全地、绝对地满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第三章第七条所规定的设定一级学科的条件。”“主管部门应该与时俱进，尽 快调整我国相对滞后的不合理的现行学科设置体系，把语言学调整或者恢复为一级学科。”⑺
奔走：语言学界和关心语言学发展的人士，要寻找机会、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游说。
2、提升理论水平
无论本体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要敢于提出话题，不甘于跟着别人走；要敢于打出旗号，建立学派。中国人很少提出话题，很难提出话题，特别是世界性话题。中国学者凡事都愿意沿用外国人的话题，不屑于依据中国自己人的话题，这也大大挫伤了中国人提出话题的积极性和成功率。中国人对于建立学派好像很忌讳，总怕被人说成搞山头、搞宗派。其实不然，真正的学派和学派论争对于学术发展是大有裨益的。真正的学派，有鲜明的理论体系，有强有力的学术领袖，有团结高效的学术团队，有宽大的学术胸怀、民主气氛，还有良好的学术承传等，决不是什么山头、宗派。
3、强化服务 1）树立服务意识
求得社会认可，必须紧密联系社会，服务社会，象牙之塔的理论要做，做得越深入越细致越好，但是一定要有走出去的一部分，以拓宽天地，形成影响，树立形象，赢得尊重，如若一味夜郎自大、孤芳自赏，终将被社会所抛弃，憋死在塔底一隅。
2）拓宽应用研究面，提高服务水平
语言学服务面宽广，服务功能强大，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生活等各个领域都有价值。语言无处不在，语言服务无往不胜。
比如，中文信息处理需要开发和建设汉语言文字知识资源，但是就是这个方面我国“还得从外国输入”。⑴我们应该开发和建设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语言文字知识资源。
比如，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日益提高，汉语国际传播日益兴盛，但是汉语国际传播的标准，外国人制定的却比我们更加科学。王建勤说：“我们现在发布的汉语国际传播标准在学术竞争力上要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没有办法和人家对话„„虽然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但将来汉语传播的标准很可能并不是由我们制定，很可能我们要屈就于洋人制定的汉语标准。”⑷
提高服务水平，我们认为加强领域语言学研究或许是有效门径。
就目前状况而言，信息处理和教学领域的语言研究较为成熟，已经成为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法律、广告、日常交际、新闻出版等领域的语言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但是还有很多领域的语言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或者刚刚有所涉及，例如刑侦语言、医患语言、行政语言、商业语言、军事语言、新闻发言人语言、媒体演讲语言（学术演讲、政治演讲、艺术演讲、科普演讲）等等。
服务社会的语言研究，也可以选取其他角度，如职业语言、性别语言、阶层语言等等。应用语言研究一定要有科学理论和先进的方法，罗列现象的就事论事式研究虽然也有必要，但深度远远不及。
以上话语权危机表现大都引自权威资料，个人决不敢独撰。对策断想却是个人陋见，极不成熟，甚至荒谬，这里说出来求教各位同仁，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⑴ 袁毓林《中国语言学在信息科学的话语权》，《中国语言资源动态》2010年第1期第10页。
⑵ 李宇明《语言学在国家语言规划中的话语权问题》，《中国语言资源动态》2010年第1期第3、4页。
⑶ 蔡富有、郭龙生主编《语言文字学常用辞典》第347页，北京教育出版社，2001。⑷ 王建勤《中国语言学在语言教育中的话语权问题》，《中国语言资源动态》2010年第1期第5、6页。
⑸ 王希杰先生引用的某个“搞文学的人”的话。见江结宝等编《现代汉语学习与研究·序》（内部材料）。
⑹ 王彦军《中国语言学会第15届学术年会在内蒙古大学召开》，中国高校人文科学信息网http://www.sinoss.net/2010/0803/24572.html。
⑺ 尹洪波《赋予语言学一级学科地位》，中国高校人文科学信息网http://www.sinoss.net/2010/0708/23652.html。
⑻ 刘丹青《谈谈中国语言学在相关学科的话语权》，《中国语言资源动态》2010年第1期第9页。
⑼ 胡建华《中国语言学在国际语言学的话语权问题》，《中国语言资源动态》2010年第1期第14页。
第五篇：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
专家称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 流动机制不公[转载] 2010-11-03 10:41: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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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LOFTER客户端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阶层固化”挑战中国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读书者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誉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打工者改变命运的梦难圆“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既得者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房子。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专家访谈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现代化有倒退危险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社会渠道开放不够“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流动真的减少了吗？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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