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棱柱型行政模式对中国转型期的行政模式的启示
棱柱型社会的特征对中国转型期公共行政的启示
摘要: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具有不同于常态社会的特点,本文将从棱柱型社会的特征——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来分析当前中国公共行政存在的问题。关键词:异质性、重叠性、形式主义、中国公共行政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经历了巨变。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借鉴了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成功的发展模式和实践经验。在全球化大潮中,全球先进的知识、技术、理论能够高速、广泛地传播。在迅速学习引进大量新知识、技术、管理经验的过程中,先进与落后、传统和现代的冲突表现得很普遍很广泛。棱柱型社会的特征在中国的公共行政领域表现得很突出。
1.中国公共行政的异质性
里格斯认为异质性的存在是过渡性社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特征。所谓“异质性”是指“一个社会在同一时间里,同时呈现了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行为观点。”由于一个正好相反的观点和习俗共同平行相处,因而,棱柱型社会的变革是不协调的,不完善的,也是无反映的。如:中央政府部门设置齐全,管理设施先进,而一些边远地区却根本没有行政机构,而是依靠宗教组织、家族组织等来维持秩序。从历史纵向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间较短,在基础起点很低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是不可能的,短期内迅速提高国民素质是不可能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迅速达到发达国家那种状态更是不可能的。因此,必然要经历一段先进和落后的激烈冲击和碰撞的时期。
从整体而言,我国处于典型的过渡性社会,既有传统因素的存在,又有现代的因素凸现。从区域发展状态来看,我国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中西部相对于东部和南部而言,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更显著,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同时,现代工业文明又势不可挡的强力推进。东部沿海地区如上海广东深圳等地已经发展的相当充足,某些领域已步入后现代社会。从经济运行机制看,现代自由经济已经显露出无比的优越性,但是市场化程度不一而足,经济结构面临重大调整。从行政技术上看,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举世瞩目。但是由于幅员辽阔,行政层级过多,导致的行政不力,甚至偏远基层处于无序状态。
在社会转型期,公共行政表现出来的异质性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导致的问题则需要以更好的方式解决。在法律的范围内,打击违法行为,对不同观点和行为应当持包容的态度。在不危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允许不同的制度存在。在公共行政领域,健全法律法规,优化行政层级和机构设置,允许言论自由。2.中国公共行政的重叠性
里格斯认为过渡型社会即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存在着严重的重叠性。所谓“重叠性”,是指“一个结构并不一定产生其当有的功能,行政行为往往受非行政行为的标准所主宰,而不受行政的标准所决定。同理,经济行为不受市场规律控制,而受非经济的因素所决定。”在里格斯看来,公共行政的“重叠性”即行政机构的重叠现象。在过渡社会中,在组织和结构上,由于功能的分工不明,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重叠。
我国的政府组织结构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飞速发展,社会事务日趋庞杂,政府管理范围也随之扩张,政府的权力也急剧膨胀,这样原有的行政机构在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行政职能增加,行政机构扩大,增加和扩大并不是在提前计划好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难免职能的重叠和机构之间争权夺利。而行政系统的改革,是远远难于经济改革的,行政改革是中国现阶段改革的最大难题。我国政府必须承担大量的社会职能,从而设立了庞大的行政机构。同时,我国在建国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囊括一切社会事务,最终导致行政机构的膨胀。就国务院而言,尽管从1978年以来政府经历了七次机构改革,但收效不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部门林立,职能混乱,某些机构形同摆设。机构的重复建设致使社会资源的浪费,行政效率低下。
针对这些问题,应当进行机构改革。继续推行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方式,简政放权,健全行政绩效考核机制,推行电子政务。3.中国公共行政的形式主义
里格斯认为所谓的“形式主义”,是指“政府所制定的法令和政策不能付诸实施,形同虚设、徒有虚名”。里格斯认为,在过渡社会形态中,国家虽然有着完整的法律制度,但实际上起不到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仅仅是形同虚设。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治思想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传统上,公民的权利意识很淡薄,法律只是一个口号性的东西而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极为严重。而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都在飞速发展,新的经济状态下,新的价值观和新的利益格局的出现,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者的各级政府拥有越来越大的行政处置权,而实际的约束机制的法律和制度不能很好的贯彻,就加重了法律和制度的形式主义和行政事实行为与原则的偏离。正如里格斯所分析的那样,西方的行政体制、行政方法、行政技术以及文官制度等在一些新兴发展国家迅速建立起来后,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这些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以至于毫无功效,实际上源于行政环境的不同。
在当下的转型期,形式主义表现在:第一,脱离群众,闭门造车,凭印象和主观臆想办事,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工作忙乱,大建形象工程;第二,热衷于提新口号,定新指标,典型的“发烧友”,图虚名、争彩头,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第三,花花点子层出不穷,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点子”,从表面上看很有道理,很有功底,实际上是纸上谈兵,不好操作;第四,取悦领导。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善于研究领导心理,投其所好,一门心思跑后门拉关系,以博取领导的赏识和提拔。第五,工作动机不纯。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后,不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不能平等待人,自以为职务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瞒上欺下,追逐名利。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官僚制有着密切联系。问题的指出其实也包含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扎扎实实地为群众办事,不搞形象工程,认真贯彻正确的政策,为官要清廉等等。
总之,棱柱型社会的特征在中国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很明显,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完成社会转型。
参考文献
[1]林默彪 《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研究 2004[6]
第二篇:东亚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范畴,旨在探究东亚后进国家与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东弧模式特指“亚洲四小龙”在相类似的历史、宗教以及文化背景条件下,釜底依托政府干预手段,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通过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超越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本文站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尝试东亚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关联的探究。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分析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
东亚模式的特征可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经济上,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倡导经济立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2、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则可以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获得经济增长。
3、在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文化。儒家传统文化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称“东方情感型模式”,与被称为“现代型模式”的西方型文化迥异。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型模式追求效率,强调个性。而东方型情感模式则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崇尚集体意识,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宣扬和谐精神,主张用伦理道德信条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人际关系。
(二)东亚模式的缺陷
东亚模式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紧密相关,它的历史成就客观存在,但东亚模式自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赶超模式。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不少国家政策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重视物质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东亚国家发展基本上都实行外向型战略。由于以出口为导向,以外资为增长动力,常常导致对同外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忽视内部资本积累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一旦外资进入减少或国际市场萎缩,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现象。
3、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一般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产业入手,这种产业的比较优势是难以持久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劳动密集型产业必将实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4、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容易导致政府包办一切,忽视甚至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政府的决策失误必将带来经济的非正常发展,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也极易滋生腐败现象。
二、东亚模式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它山之石,可资中国经济发展借鉴
东亚经济增长的魅力体现在很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其在经济体制上的独特属性,这些独特属性对中国经济发展不乏借鉴意义:
1、跨越性特征。许多东亚国家、地区自摆脱殖民地经济、依附经济,建立自己的民族经济以来,到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市场失灵危机和政府失灵危机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东亚模式的形成,跨越了市场经济的古典体制”。而且政府采取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干预活动,无形中创造了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创造了政府和市场二元机制优化组合的新体制。
2、兼容性特征。这里主要谈经济体制上的兼容:“东亚模式”是对传统的无政府的市场经济、政府刺激有效需求的膨胀型的市场经济及完全由政府直接支配的计划经济的扬弃。它是有政府管理的非财政金融膨胀型的非单一计划调节的经济,承袭了无政府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制度、有效需求管理型经济中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计划经济中的政府计划指导机制。
3、多元性、差别性特征。东亚国家、地区间及国家范围内的地区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较长的时期内,电子计算机与算盘并存,高科技与原始的农耕技术并存。这里有最富裕的人口和地区,也有最贫穷的人口和地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不同,经济起飞的时间各异,形成了阶梯多样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科技等各方而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所以,中国应借鉴东亚模式在多元性、差别性的背景下发挥差异性的优势,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
4、政府注重培育市场的特征。在“东亚模式”中,政府与市场常常结合为一体,由于东业是市场经济后发育地区,缺乏足够的市场经济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因此政府的干预常常是一种重市场的干预,即用政府的干预培育和扶植市场,而不是抑制市场。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其财政消费和支配的国民财富较少,而留给市场调
节的比重较大;从政府财税上看,战后,东亚的税赋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普遍较轻,这是因为东亚国家、地区没有设立危害市场机制的社会福利制度,而是在社会福利事业中引进市场的民营机制,从而大大减低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东亚教训,值得中国经济发展警惕
1、东亚模式属于赶超型发展模式,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属于此种
类型。
在增长方式上,表现为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率来带动经济的高增长。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及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有关资料显示,1970年到1990年的加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时至今日,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日渐穷途。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同当初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相似之处,普遍足以高投人、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因此,这一经济发展战略应引起中国的警惕,中国要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走一条集约型的、绿色环保的、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2、东亚模式过分依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从材料、设备、技术、管理到市场无不依赖西方,本国科技和教育严重滞后,长期地法形成自主开发的能力,这一点应值得中国警惕:因为中国的外贸从总体上看一直处于初级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持续上升的阶段;同时我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来源于加工贸易。
3、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泰国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经济结构和政府政策的不合理性。从金融层面上说,资金筹措过分依赖短期外资,债务负担过重;过分倚重房地产等投机性强的产业,股市畸形繁荣;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贷款审查不严;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银、政、企、关系不正常;资本市场开放过度;汇率制度僵化等。从增长模式的层面说,政府主导的过度投资和产能扩张,也足造成金融风险积累直至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坚持做到人民币不贬值,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经济上还是多少受到了影响与冲击。特别是如今,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国更应该进一步健全金融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安全。
第三篇:日本幼儿教育模式对中国幼儿教育的启示
日本幼儿教育模式对中国幼儿教育的启示
1.研究背景:
幼儿教育是一门科学,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教育结构体系的第一环,是人的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启蒙教育,它不仅为进入小学做准备,而且是为整个人生奠定基础。.0一6岁这一阶段,是儿童个体完美人格的建构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古人日:.‘三岁看八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一阶段,儿童的经历和体验将深远地影响其一生,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幼儿的教育。把幼儿的发展过程看成一个整体,在认知活动中和情感活动中,在心理结构的整体背景上去考虑幼儿的教育发展,尊重幼儿的主体性,重视幼儿的兴趣、需要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能动性特点。卢梭曾说:“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见解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见解和感情去代替他们,那简直是愚不可及。”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幼儿教育。
从目前的我国幼儿教育的现状来看,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幼儿园教育都存在着对幼儿教育重视不够的现象,幼儿教育表现出明显的松散、混乱和无序状态,幼儿园的教学内容存在问题,教学内容追赶潮流,许多家长急功近利,为满足“我孩子特聪明”的虚荣心,给孩子提早灌输各种小学才要求学习的知识,强教各种乐器。“幼儿教育小学化”现象已开始出现问题,比如孩子因学习的压力而少有了天真、破坏,导致孩子的“知识消化不良”,到上小学时却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许多孩子在疲于学习中抹杀了自己的想像力,长期处在机械读、写、背的学习状态中;甚至有些孩子还出现不同程度的自闭症。这些极大地制约着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发展。
日本作为我们的领国在教育方面有着自己的教育模式,在有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日本幼儿园重视开展游戏,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方式, ,成为了日本幼儿园教育的特色。日本幼教实践注重使幼儿通过活动获得情感体验注重运动性游戏对儿童的意义,强调人格、身心整体发展。在游戏中,教师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为儿童创设支持性环境和心理气氛,而不是处处监督设防、管制、防范日本幼儿园教师多以伙伴身份出现,师生之间无距离感教育指导以隐性间接方式为主,引导儿童在游戏和自然真实生活中学习,使之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影响与感染,而不是硬性灌输、说教。日本幼教较注重以幼儿为主体,教育适合其自然天性值得我们思考学习。
2.研究目的结合当前中国幼儿教育的现状,在教育基本理论与社会实践调查相结合的基础上,着重挖掘日本幼儿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现代价值,着眼于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并剖析这些经验对我国当前幼儿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现实指导意义。其次,结合对当前日本幼儿教育现状的调查分析,探求解决我国幼教问题的最佳途径,为推动我国幼教事业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切实可行的经验与对策。
3.研究方法
本研究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分析法、调查法、观察法和访谈法。
选择文献分析法,通过internet网检索和图书馆查阅与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选用调查法与访谈法旨在更深入了解当前幼儿教育现状,因为较之理论形态,其对幼儿发展的实际影响更为直接。
选用观察法是想通过直接观察幼儿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实际行为,分析出有利于幼儿的教学模式。
4.预期结果
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以儿童身心自然和谐发展为本,是当今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中国幼儿教育在立足本土化的同时,也应该致力于吸取先进国家的教育精髓,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扭转过去那种应试教育的偏差,幼儿教育必须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必须尽快走出原有的教育误区,走上改革创新之路,与素质教育及创新教育接轨。
5.参考文献
(1)张燕.关于中国幼儿教育现代化的思考[J].学前教育,1998,(2)陈厚云加强心灵教育—日本幼儿教育的新动向,2000
(3)正泳雯 日本幼儿教育见闻2006
(4)钟志华吕效国刘凯峰幼儿教育问题面面观,2003
(5)曹云凤,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由一个幼儿教育场景引发的思考2006
(6)陈雪,四大举措力促幼儿教育发展———我国幼儿教育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2008
(7)束从敏 对“以幼儿为本”的思考2002
第四篇:构建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
文章标题:构建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
构建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
十六大以来,以人为本逐渐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为服务行政理念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模式必然要求政府转变管理模式,在扬弃以物为本的管理行政的前提下,重新构建行政的价值基础与理论基础,摈弃传统行政模式的不足,确立崭新的行政模式,由以物
为主转变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轨道上来。政府职能表现为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一、构建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的必要性
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目前政府部门的管理模式,在某些领域表现出不能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一些特点,一些旧的、落后的管理方式、方法还存在于行政领域,并且在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人治思想、置政策法律于不顾,一把手说了算的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现象,行政执法中的粗暴行为,只收费不管事或以罚代管现象(此种现象在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尤为突出),农村扶贫工作中忽视最困难群体利益的“肥肉贴膘”现象……,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已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性和现象,甚至已影响到一地安定团结的大局,对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已形成严重的障碍,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固然有人为等其它一些因素,但从宏观管理角度来看,政府职能和管理模式未实现根本性转变是主要因素,政府职能还未实现从“管制”向“服务”的转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还未普遍确立管理就是服务这一行政理念,管理模式还未从“见物不见人”的以物为本管理行政转变到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的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模式上来,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在某些领域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发展要求,而按照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这一科学论断,扬弃以物为本管理行政模式,构建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势在必行,并且政府在此方面已有了成功做法。如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并实行种粮补贴这一惠农政策,这既体现了以民为本这一服务行政理念,同时在客观上促进了乡镇政府职能与管理模式的转变。
二、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价值基础
服务型政府是一新兴的政府模式,学术界还没有对这一概念达成共识。但是,这些年来逐渐形成的一些服务理念,却有助于我们理解服务型政府的内涵,这些理念包括:泛公民本位;个性化公共服务;公共权力共享;公共利益共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政府职能;全方位的责任途径;双重公共理性;公共人假设。在这些服务理念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其运行的价值基础,这便是民主、正义和效率。
政治学是公共行政学的母科学,政治学的许多基本概念总是主导着公共行政思想,以人为本服务行政也不例外。在这些基本概念中,最重要的便是民主。既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是真正的主人,政府部门的一切权力总的来源,构建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首先要以民主作为首要的价值基础,政府工作始终把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政府重要决策形成前,先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倾听来自最底层人民群众的要求与呼声。民主概念可以从意识层面和结构层面两方面来理解。就意识层面来说,民主即自由平等的个人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各自在寻找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法或途径的协商过程中互相容忍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就结构层面来说,民主建立在自由、公正和平等人权基础上的一套解决公共问题的简明程序和规则。政治学的民主概念引入以人为本服务行政观中,其意义首先体现在政治民主的工具性作用。在民主社会中,人们享有生活的自由权以及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因此,他们有理由要求政府帮助他们摆脱信息缺乏的束缚并保护他们的知情权,服务型政府应该保证对公共问题进行交流与辩论的公开性,而公民的民主权益在这一过程中应具有中心地位。我们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进行激励时,无疑应该把他们听取人民意见的积极性作为首要的考察因素。其次,民主的意义还表现在它具有建设性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行使基本民主政治权利会促使政策更有可能对公共需要做出回应。民主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公开的讨论、辩论、批评以及持有不同意见的权利,对产生知情的、反应民意的政策选择过程,具有中心意义。而这些过程是形成以人为本价值观念和公共问题优先主次的关键。
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的另一个价值基础就是与民主价值相并行的正义问题。以人为本的政府必须是一个能够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政府,社会正义由每个社会成员来提供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个任务只有交给以人为本的服务性政府。而政府作为正义的提供者,不但必须是符合法律的主体,而且应该是道德的主体。服务型政府在正义价值基础上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应该确保公民的政治平等、法律平等、机会平等和矫正的平等(即确保弱者获得救助),能够为每个成员的发展提供一个公正、平等的发展环境,除了民主与正义之外,效率也是以人
为本服务行政模式的一个重要价值基础。建设勤政、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试想一个低效无能的政府能为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创造一个怎样的环境,提供怎样的服务?因此在行政学诞生之初,行政学家便开始关注行政效率问题,特别是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效率的问题。效率这一价值从来没有离开公共行政学的中心视野,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模式在倡导民主、公平与正义的同时,仍然不能忽视行政的效率价值基础。
三、以人为本服务行政理念在中国的缺失
在社会主义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也是对全体党员和行政人员的根本要求,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本是我国政府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在现实的行政领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句空喊的口号,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一些政府部门官员及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公仆意识淡薄、“官本位”思想严重,不能正确认识到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是真正的主人,自己是人民公仆,主仆角色错位,并且这种错误的思想认识在现阶段一些政府部门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为何至今我们仍然有使服务行政这一理念在实践中全面贯彻落实?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以物为本的传统行政观直接导致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缺失。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行政体制的特点是人治管理,而这恰恰是与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相斥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管理体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借鉴西方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我国也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官僚制行政模式。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官僚制先天发展不足,以加上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缺陷,我国的行政模式实际上是以物为本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至少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其一,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把人的发展问题、社会改革与发展问题排除在政府的中心视野之外;如:某环保局为了本部门的利益,对污染环境的行为采取以罚代管的办法,只要你交钱,就可以随意排污,其结果必然损害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其二以物为目的必然排斥以人为目的,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导致仅仅把人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认识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积累最终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人是目的与手段普遍统一的原则。
2、官僚的行政伦理因素。虽然官僚制不能与官僚主义相等同,但是官僚制导致官僚主义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加上中国传统行政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习性,使得指导政府官员的行政伦理染上了更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病。首先行政人员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归纳、演绎、判断、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社会各个领域几乎都被人们用现代官僚制组织起来,而价值、理想信念则往往被置于经济利益之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也被物化了。其次,官僚制自身的矛盾导致其反民主性。由于国家脱离了社会,官僚为了保障国家利益和公务的执行,便成为国家管理自己、反对市民社会的全权代表。再次,行政人员角色概念模糊导致其责任意识淡薄。
3、制度伦理因素。制度在伦理上的因素包念有两种:一是对制度的正当与否的伦理评价;二是制度本身蕴涵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1]。关于制度的作用,邓小平作了经典阐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是我们进行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但具体的制度运行并非与理性设计完全一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转型期制度约束机制的软化。第二,制度与道德的分离导致制度建设中道德维系向度的偏废,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特别强调行政人员作为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行使公共权力、以及处理公私关系时应以他人利益、公共利益为重,在必要时具备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一点不仅是倡导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定律,也是西方国家经久不衰的黄金定律。
四、构建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的路径选择
以人为本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各级政府管理事务中所普遍认同的原则,而服务行政也是各级政府职能改革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构建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模式,各级政府及行政人员就要重塑行政价值理念,同时要提供服务行政的制度保障,而以人为本服务行政的成效最终要以科学的评价标准来检验。
1、构建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的理论基础
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是崭新的行政理念,它的理论体系目前仍是不完善的,但是其理论基础是存在的,即以民主、公正和效率为基础的民主行政理论、治理理论和后现代理论。
首先,作为以人为本服务行政的理论基础,民主行政理论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自文艺复兴以后,民主观念在西方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民主历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的步伐从未间断过。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的历史中,我们的专制集权制限制了民主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片面强调法制的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引进又带来了新的集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超越官僚的局限性,实现民主制度化的同时,注重行政人员行政民主精神的建设,即通过行政人员的民主精神塑造来实现公共行政的民主化,这样即避免了法制的片面发展,又找到了行政的伦理视角。总之,民主行政理论认为,“官僚思想使越来越多的公共生活空间理性化,使个人选择和民主责任的余地越来越小,削弱了整个社会的自治和责任感,为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将民主方法引入公共行政领域,使民主观念渗透到整个公共组织这中”[3]。
其次,善治是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的另一理论基础。“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4]。法国银行家玛丽·克劳德·思莫茨指出,善治的构成有以下四个要素:(1)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都通过司法独立,亦即法治来实现;(2)公共机构正确而公正的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3)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们了解情况,亦即实行职责和责任制;(4)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善治意味着国家职能的缩小和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公共权威的消失,而是这种权威日益建立在政府与公民日益合作的基础上。这就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还政于民、政府权力向社会性回归的过程。
再次,后现代理论构成了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的第三块基石。“后现代”是相对于“现代”,用来描述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后现代理论对于公共行政理论影响极大。后现代理论对公共行政理论的渗透使人们开始质疑以科学为基础的工具理性,质疑管理政府的权威地位。后现代理论关注人,关注服务倡导公众与政府的平等地互动,特里·库柏认为,“后现代理论为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共行政的政治趋势明显,或者说,行政性政治不可避免;二是在双重角色(公民与公务员)中,行政官员对公众的效忠优先于对代理机构的效忠;三是随着绝对权威和统一价值观的崩溃,政府应提供个性化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而且要考虑政府的供给成本和公民的参与及消费成本”[5]。
2、构建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的制度保障机制
上文我们探讨了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的理论基础,然而,要保障这些理念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得到贯彻,我们就必须提供保障其有效运行的制度。
第一,要从组织制度上健全权力约束机制。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一向的宗旨,但之所以至今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践行,除了官员个人道德问题之外,我们的制度未能提供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政府官员腐败问题,除了腐败者个人理想信念的丧失,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变形之外,对其权力缺少必要的制度约束,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念,我们倡导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模式,就必须提供一系列权力约束机制,包括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机制,外部控制主要是依靠法律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等手段来实现;而内部控制则主要是依靠行政人员自己内在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这种方式偏向于鼓励行政人员在缺乏规则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从事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为了有效实现对权力的约束,很多情况下需要综合运用这两种控制方法。例如当前出现较多的行政问责制,实际上就是巧妙地综合利用了上述两种方法。
第二,实现行政道德制度化。个体道德的影响力和作用是很有限的,而制度化了的道德则具有深刻性和广泛性。正如罗尔斯指出的,由于制度有了伦理的内涵,个人才能具有道德的行为。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又直接推动这行政体系的良性循环,发挥行政在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应有作用。今后,我国在公共行政的法律制度和权力结构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上,都需要包念有道德的内容,而且所确立的制度能够激励行政人员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惟有如此,才能使行政人员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而消除政府与社会、国家与公民的紧张关系,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这也是我国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又将“以德治国”作为另一个重要治国方略的意义之所在。
第三,进一步明确制度建设的目标体系。人类历史的进步就是人们越来越关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总之,以人为本,突出人的地位、人的权利、人的尊重,突出人的个性发展和价值实现,这是服务行政制度建设的总体目标与基本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的目标体系至少应该由以下两方面组成:一是完善行政人员的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有利于公务员放下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行政管理中去,同时,这也是对行政人员做为人体人的重视,也是以人为本,二是行政人员通过自身人格的发展,在行政活动中充分发扬人文精神,全面体现人文关怀,抛弃工具理性的以物为本,代之以真正的以人为本,从而保证人民能够和谐幸福地生活,全面自由地发展。
3、构建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模式的评判体系
以人为本服务行政是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它的政府职能、政府合法性、政府合理性、公共服务、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等方面,都与过去的行政模式有着不同的理念。因此,对于政府服务的质量,便具有它不同于以往的行政效果评判标准,这个评判标准应该具有全面性、实践性和群众性。所谓全面性,就是要求我们对行政活动的效果进行评判时,仍然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既要看经济指标,又要看环境指标、人文指标和社会性指标;既要看城市的发展,又要关注农村的进步;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保证经济总量的增长,又要兼顾社会的整体发展;既要看经济的发展,又要看人民是否从发展中得到实惠。所谓实践性,既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切实地贯彻实施到具体的行政活动中去,就是要重实干、办实事、求实效,各种行政活动的效果要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所谓群众性,即我们的服务行政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倾听人民的呼声,关注群众的利益,为人民求民主,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追求公平与正义,并最终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这是对政府活动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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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谈和谐政府的行政模式
谈和谐政府的行政模式
一、必要性
1.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的交流使得人们的法律意识,人权意识在不断提高,亟待要求政府改变其行政模式
2.政府以前的全能型行政模式存在的弊端必将为社会的发展所抛弃。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以命令强制要求管理对象无条件服从;机构膨胀人员增多,加剧社会负担加剧纳税人负担;对社会事务干预过多,计划横行,社会缺乏自主发展活力;不讲效率,不负责任,滥用权力,知法犯法,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使得整个社会对其失去信心,必须要改变这种行政模式,否则矛盾急剧社会动荡。
二、怎么做
1.民主行政扩大公民参政议政途径,真正做到权为民用。人民群众切实的了解和参与政府的政务活动及时公开政府信息使人民群众及时了解作出判断
2.法治行政实行依法治国,完善法律法规,有法可依,依法行政,违法必究同时加强法制监督,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市政府的行为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提高公务员素质,以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加强约束公务员行为
3.服务行政“公民至上”意识,“公仆意识”,而不是“作威作福的老爷”提高行政效率,整合行政部门,优化行政资源,杜绝拖拉推诿扯皮现象。将部分事务交由社会来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
三、意义
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行政开支,减轻了社会负担纳税人负担
民主人权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和进一步发展,符合社会历史进步潮流,也是社会和谐建设的应有之意
政治的发展促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的发展,为最终实现和谐社会提供了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