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

第一篇：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

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阶层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变化既表现为社会流动，同时也是社会流动的结果。中国自古便有“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但在更久远的奴隶社会、氏族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社会阶层是极其简单的，同时社会流动因为内部人员联系紧密及外部环境恶劣等原因也极少。可以说，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是因为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即资本快速集聚正在加速着中国的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结果就是阶级对立。如果社会阶层是“——”的话，社会流动是“|”。我们可以将几个社会具象化。

在第一个十字结构图中，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是极其简单的，这个社会只有一个交点，因此这个社会是十分不稳定的，会出现许多社会问题。但随着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的增多，社会的交往不断加剧，社会阶层也不断增多，即由十字结构发展为井字结构，乃至网状结构，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社会也愈加稳定。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中国至今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阶层总体比例较小，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加速。社会分层是以一定的标准区分出来的社会集团及其成员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现象。中国已经形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而且还正在发展变化之中，正在继续成长。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背景下自然、自发形成的，还不合理，还在发展变化之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不相适应。

我们小组经过讨论认为：

一、中国阶层存在隐蔽性；

二、社会分层有人为决定，且角色转化太快；

三、社会流动呈单向流动，新阶层与旧阶层存在博弈，及在此博弈下的中产阶级的困境。

首先，国际上一些现代化国家阶级阶层的一些基本成分，比如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企业主阶层，我们国家都有了，都已经具备了。这些阶层以前我们很少或者没有，现在都有了。与国外现代化国家的阶层结构相比，差别在于我们的结构比例还不合理。其次，中国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这个排序不是随意搞的，而是按照他们拥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多少来排列的，而且基本上一个阶层是一个台阶。因为我国阶层结构的不合理性，使我国存在较多的社会矛盾。同一阶级内矛盾激化，不同阶级关系紧张。改革开放后，使中国的阶级组成更复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后带动其他人后富”。使得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财富向上流人群聚集，改革措施的不合理即国企改革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房价虚高使人们成为房奴等等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分层存在资源预设来决定分层问题，且角色转化太快。我们说一个社会的分层是根据社会分工来决定的，在社会流动当中应该依靠的是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去完成的。而以中国为例，五十年代社会流动向工人阶级流动，八十年代向商业阶层流动，现在又极具向公务员阶级流动，这些流动都存在这认为的资源预设才来完成这种流动。再者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政治分层，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就只能从事农业，身份只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变为工人，转变为城市居民，工人想转变为干部，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非常难，因为存在着制度性的障碍。这种先赋性的社会流动机制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积极性，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这种流动机制使国家的发展缺乏活力和动力，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后，我国正在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后致型”社会，农民可以进城来打工，年轻人通过学习、努力，可以上大学，毕业以后可以当教员、当国家干部，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能流动、有活力的社会。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个开放、社会流动畅通、公正的社会，现在我们已经往这个方向走，正在发展。但是现在的户口制度、某些人事制度、某些社保制度还没有完全改革到位，还不能说现在已经是开放的社会。但是总的来说，社会流动的机制已经改变了，现代社会结构包括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只要你自己努力，就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的理想。

社会流动呈单向流动，新阶层与旧阶层存在博弈。但是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平行向的社会流动多，垂直向的社会流动少。社会底层人员难以进入上层社会，中国梦难以得到实现，社会阶级不断固化。中产阶级存在困境。中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积累属于自己的社会财富，获得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源，他们的生活艰辛而幸福，同时他们也是贫穷的。阶级内部因素，自我意识的偏差和内部关系固化；社会外部因素,体制的排斥和资源的配置过低和信息的获取差。

要想解决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首先通过改革和调整，城市化的步伐会加快，解决城乡两极分化，改变现在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状态。其次调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大力发展经济，将社会财富做大，缩小贫富差距。最后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存在的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1级社会工作

组员：吴子民 李增海 何鑫

武玉欣 于静 李婷婷 张野

第二篇：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

专家称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 流动机制不公[转载] 2010-11-03 10:41: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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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LOFTER客户端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阶层固化”挑战中国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读书者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誉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打工者改变命运的梦难圆“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既得者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房子。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专家访谈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现代化有倒退危险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社会渠道开放不够“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流动真的减少了吗？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第三篇：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最近网络上出了一个最新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模型，很有意思，先摘录如下：

1级：以在任委员、退休常嘒委为代表，和2的区别在于，1对全国局势有控制能力2没有。2级：以在任实权省部级干部、退休委员，比如刘跨越就是本级的典型，部分大权嘒贵TZD富商、大银行家（这个目前是体制内）为代表。和3的区别在于，2能影响国家政策3不能。3级：以一般省部、副省部、特别实权的局级，或是大企业主、一般权嘒贵富商、名牌大学校长、中等银行家（比如董嘒文嘒标之类）为代表。和4的区别在于，3能够影响一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发展，4不能。3以马云、马化腾等为体制外的顶峰，3其实是行业精英或地区体制精英。

——1—3级是中国的上层社会，普通人非奇遇不能进

4级：以一般地厅级、实权县处级、院士、大教授、高级职业经理人、名医名律师、高校校长、演艺明星、知名作家、中等企业主、小银行家之类为主。普通人通过奋斗最多能够达到这个层次。比如惠普谷歌大中国区总裁、范冰冰之类就是体制外本级的顶峰。4和5的区别在于，4和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没有。

5级：以小企业主、普通处级副处级或实权科级干部、教授、中等职业经理人、大城市多套房地主、二三线明星、小有名气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等。5和6的区别在于，5有自己的事业，6没有。

6级：以普通公务员、主流企业职员、高校青教、普通自嘒由职业者、一般医生律师、一般工程师、大点的个体户等为主；

名牌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多在这个层次。6和7的区别在于，6有一定的上升空间，7很难。----4-6级是中国的中层社会，分别是高中低端中产阶级，普通人通过努力大多最后定格在第5级。

7级：以普通企业工人、边缘化的体制内、小个体户、城市底层土著、富裕农民之类为代表。7和8的区别在于，7能够在大中城市立足，8不能。

8级：以血汗工厂工人、普通农民等为代表。8和9的区别在于，8能够自食其力，9不能。9级：以大城市底层失业人口、偏远山区农民等为代表，基本不能自食其力（以城市的基本生活要求）。

----7-9级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中国目前8>9，已经开始向纺缍型过渡。

所谓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就是中层远小于底层，比如印度；纺缍型的社会，就是底层少中层多（上层哪儿都少），比如美国。

以后中国会以5-7级人口多，8-9级人口少。

首先非常不同意这个模型最后的结论。中国以后一定是7——9级人口多（后面会分析），所以中国一定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而要达到纺缍型的社会，则应该是4——6级人口占主流。

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型是一个线性结构，能够解释一些社会现象，但是不够全面。如果要全面解读中国社会个阶层就必须把这个模型变成立体结构——简单的说，假如上述1-9级是一条X轴，那么还得加上一条Y轴——体制内，或者说公务员与官员（包括军队里的军官）。将这两条轴线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在X轴中越往上走，则在Y轴投影面积越大，到了上层（1——3级），95%以上都属于体制内。而体制内在下层投影面积几乎为0。普通人如果在体制外最多能到4级，而到体制内则可以达到顶峰。这足以说明这个国家为什么形成“官本位”的文化。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使在同一级别，体制内与体制外不仅仅社会地位有很大差别，在其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也差别甚大。

说点有意思的。

毫无疑问，1——3级是上层，是统嘒治阶层，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可以从经济发展切下最大蛋糕的阶层。而4——6级大致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也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比例很小。其中，5级是可以分享经济成果的最低阶层（虽然比例小得可怜）。

那么，这样的金子塔结构怎么保持稳定呢？最基本的统嘒治模式就是：保、拉、压、控、放。1-3级的利益是保，否则统嘒治阶级内部就要分裂，团结是第一位的。第4级是拉。社会精英要拉拢，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掌握了一定的资源，为了稳定，这个阶层都得进人大、政协，有什么诉求“内部协商”。5—6级是压。普通人比较优秀者一般到这个位置几乎就是天花板了，社会几乎没有给予他们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这些阶层创造财富的热情以及上升的欲嘒望，得到的是沉重的压制——每当这些阶层积累一定的财富时，新的政策或者游戏规则出台，积累的财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切走了。7—8级是控。所谓的控就是一方面是有保有打，另一方面就是控制流动。7—8级没有上升空间，在社会上也就混口饭吃，是绝对数量最大的一个人群。由于这个人群无法向上流动，只能向下嘒流动，但是向下嘒流动到9级——9级数量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一定要控制流动——怎么控制？宏观经济政策上包括著名的“保增长、控通涨”，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社保（从4、5、6级的财富中切下一块分配给8-9级），除了胡萝卜也有大棒——从城嘒管到暴力机关，对抗与冲突的事件基本都在这个阶层。9级是放。放是放弃的意思。这个阶层只有在过年过节，才有可能得到官员作秀的一点点可怜的慰问品。

这种统嘒治模式在经济基本面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下是有益于社会稳定的——即使这个社会充斥着腐嘒败、不公正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这种成熟的模式即使是一个强势的人物也不能轻易改变。

比如西红柿，他试图创造另一种模式——即打嘒压第4级，然后将第4级的财富分配给8-9级。虽然他在普通民众中获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他忽略了4级的能量——他们可是与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上层在这个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最后，强势的西红柿也只能悲催了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财富再分配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1-3级是不会动的，甚至在4、5、6中体制内人士也不会动他们的利益（这也是要增加一个体制轴的原因）。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强制社保，不仅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还要多切一块分配给4、5、6中的体制内。这些手段一方面是安抚7、8，防止7、8流动到9，另一方面就是压制5、6。至于印钞就更好玩了，这是1-3级无条件对4-8级剪羊毛——当然，也会拿出一小部分来给7-8，比如，提高退休职工工资标准。

在90年代。强势的经济沙皇搞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几千万工人下岗——把大量的8赶到9去，搞民生产业市场化——从7-8的福利中切下一大块弄成“市场需求”供1-6分享。这个时代，7-8的待遇是最悲惨的，与此相对的是，4-6的机会是最多的——那个时代出现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因为4-6的红火，吸收了大批9的人群，所以社会得以稳定。到了HW时代，强调和谐，于是通过提高工资标准、强制社保等等来安抚7-8，过去10年，除了少数行业（房地产、金融），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远远比不上90年代。

过去20嘒年的历史表明，在现有的体制下，财富再分配方式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1-3任何时候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指望从1-3中切蛋糕来分配给4-6或者7-8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任何时候，我对实质性的减税不报任何希望。

说说法律。

毫无疑问，法律是为统嘒治阶层服务的，具体的说就是为1—3服务，这个服务的边缘就是第4级以及5级中的体制内，法律的鸿沟在4-5之间。当不涉及1-4级时，法律是相对公正的，也受到舆论较大的影响——具体参见吴虹飞案。当法律的两个对象涉及4级以上与

4级以下时，法律就成了掩护权嘒贵的遮嘒羞嘒布——具体参考李天一案、70码等等。特别要强调的是，在4级以上特别是1-3级的纠纷，都不会通过法律解决——因为上层都明白，那玩意就是骗4级以下的老百姓。上层的纠纷是实力对比喝讲茶，这个层面讲法律传出去是要被笑话的。最典型的是360与QQ的战争，事情闹得这么大，没有通过法律，最后是大佬招呼就和谐了。

阶层的固化是金子塔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个人奋斗远远不如人脉更重要。有一个好爹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没有靠钻营靠献身——或者说“我不嘒要嘒脸了”也有机会获得层面更高的人提携。无数事实证明，层面更高的人士提携比个人奋斗更容易爬到更高的阶层。5-6级如果有4级体制内或者3级以上的人提携，很容易到达4级。7-8级如果有4级以上的提携，也很容易到达5-6级。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有贵人赏识，要到更高的阶层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没有事业那么5级就是你的天花板。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郭美美同学，毫无疑问，美美同学获得3级以上的贵人赏识，但是美美同学的智商显然还没有突破灵长类的下限。她很可能获得了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嘒用嘒卡，所以她获得很多奢侈品也可以在目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很显然她没有建立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后面的贵人光环，她实际地位连第5级都算不上。

下面谈谈各个阶层复杂的心态。

1-3无疑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这个阶层另一个特点就是利益可以世袭——只要社会保持稳定，他们的子子孙孙就可以稳定的待在这个阶层继续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这个阶层最讨厌变化，最喜欢的就是稳定。所以，即使在体制内，政绩什么的都可以排在后面——维嘒稳才是真正的一票否决。在这个意义上至上而下真正的改革出现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有一个政治人物同时具备2点特征：第一，他能超越自己与家族的利益；第二，他能找到同类的伙伴能冲破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束缚。在和平时期，我对出现这样的人物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在动荡时期出现这样的人物倒有可能，但是更大的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极右的野心家——这对整个民嘒族几乎是最差的选项。

4级改革的欲嘒望很低——如果不是没有的话。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阶层，而且与上层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成为4级也与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脱不了干系。他们关心宏观政策的走向，但是他们更相信体制朋友给的内幕消息。从整个阶层而言，他们是比较稳定而且安全的——前提是没有成为同级体制内或者更高阶层的对立面，否则他们掌握的财富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最丰盛的蛋糕。典型的例子参考曾远志案嘒件。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这个阶层的体制外最容易成为牺牲品——与权力结合固然是发财的捷径，但同时也怀抱炸嘒弹。所以，这个阶层的人士一般在政治上都非常谨慎——在商言商，不谈政治——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马云、柳传志。在这个意义上，王石、任志强才是令人钦佩的。基于上述原因，这个阶层的人是最没安全感的，所以，也是移民比例最高的人群。

5-6阶层是创业热情最高的阶层。他们没有与上层“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靠分析宏观形势与政策来寻找机遇。他们想打破天花板所以也有很强的改革愿望。但是现实的犬儒主义使这些阶层大多数人选择观望——顶多是在言论上呼吁。他们一方面羡慕4级以上阶层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更低阶层中找到优越感，这种复杂的情绪让这些阶层的人群充斥着一种浮躁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律师这个人群，4、5、6阶层都有，但是改革的欲嘒望更强烈甚至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能行动起来的人群。其更本的原因就在于，只有改革至少是司法独立，律师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司法嘒不嘒公正或者腐嘒败的的情况下，律师生存的空间只会越来越狭窄。所以律师为社会公正、司法公正的呼吁与行动更大意义上是为自己的命运做抗争。7-8阶层是最没有希望的阶层。他们没有上升的空间，没有人脉、积蓄很少甚至没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为一套房子在奋斗。他们不关心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因为这些与他们无

关。即使有个什么机遇，他们也没有任何资源（人脉、资金）来把握这个机遇。最不公平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福利来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他们没有安全感——事实上每当经济低迷或者恶化，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将跌到最悲惨的9级。他们渴望一夜暴富——买彩嘒票是少数可能实现他们这个愿望的途径——另一个途径就是绑大款，做二嘒奶（比如美美同学）。在一个惟利是图的世俗社会为了财富与利益他们大多数人可以毫不犹豫的付出自己的一切——人格、尊严。他们渴望改变很多人甚至在祈求动嘒乱——这2个阶层充满着一股暴戾之气。

9级是这个社会最悲惨的阶层。在全球还没有几个国家象这里直接将一个阶层作为弃子。权嘒贵们可以慷慨的对外拿出大笔援助，却舍不得给予这个阶层一个铜板。这个阶层没有任何福利，收入很低甚至为0，如果在城市只能啃老，在农村只能苟嘒延嘒残嘒喘。这个阶层是最不安分的阶层，如果说7—8两个阶层充满着一股暴戾之气，那么9就是直接铤而走险——80%以上的刑事案嘒件的罪犯都来自这个阶层。

当法律不能维护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时，被权力侵犯的屁嘒民怎么办？上嘒访，期望遇到一个海瑞式的清嘒官来主持正义？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不比买中国彩嘒票中奖的机会更高。2012年，一个副部级官员在自己的生命遇到巨大危险的时候，他没有去寻求组织的帮助，而是果断的躲进美领馆。几个月后，一个盲人也进入美领馆。最后他们的结局都不错——副市长生命保住了，盲人去了美国获得了自嘒由。对比那些在信嘒访总局门前被截嘒访、毒打、关押的人们，双方的境遇无疑天壤之别。

是的，如果说这个社会还有公平正义的阳光能够穿透重重乌云照耀在普通民众身上，那么，这缕阳光一定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力量。

公平正义是奢侈品，显然不可能产生在亚、非、拉这些不发达国家。即使这些国家实行了民嘒主制度，也很容易被金钱收买。过去几十年，能够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并付诸行动的，一般仅限于欧美发达国家。但是，近几年事情也在发生变化。

08年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欧洲陷入一个债务危机的泥潭，这个时候，欧洲迫切需要中国的财富来挽救经济。中国当然承诺了巨额的援助——天下没有免费的蛋糕，当接受了中国的财富后，他们就只能在另一个领域闭上嘴巴。

现在只剩下美国了。先不论美国与中国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说说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美国是两党制。在对外政策上，两党的政策可谓泾渭分明。

共和党执政时，对外将普世价值观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这个时候，美国更象一个正义的警嘒察大叔。全世界专嘒制体制与独嘒裁者都噤若寒蝉。典型的案例就是萨大叔的悲剧（2打伊拉克都是共和党执政时期）。

民嘒主党执政时期，普世价值观虽然也是重要的标准，但是这个上面还有更重要的标准就是美国自己的利益——具体而言就是更注重美国的经济利益。所以，民嘒主党执政时对外一般讲和谐，讲撤军。这是全世界专嘒制体制与独嘒裁者最喜欢的时期。克林顿时期打击科索沃是个例外，因为种族屠嘒杀，大批难民已经影响了欧洲的稳定，这次是北约出面，美国不过是凑了个份子。

对外干涉是有成本的，所以共和党执政时一般都是特别能花钱的主；而一旦民嘒主党上台开把自己经济利益放到第一位时，以美国的地位攒下两钱也不是特别难的事——这就造就了两党轮流执政的基础。90年，老布什打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国库可以跑老鼠；所以美国人民让克林顿上台，8年后，老克攒下4000亿美金的财政赢余，这个时候自然得让小布什上台把钱花出去，没想到小布什太能折腾，不但把老克的积蓄花光还弄出一个次贷危机，所以08年，奥黑上台基本没有悬念。

奥黑上台好啊，全世界专嘒制体制与独嘒裁者都在放鞭炮——这不，无灾无难又4年。最后一缕阳光终于被乌云遮盖。2012年该死的奥黑居然继续连任，P嘒民只能期盼2016年。好消息是，16年共和党执政的可能性很大。坏消息是，如果16年继续是民嘒主党执政，那就太悲催了。

我常常在想，如果，仅仅是如果，12年美国大选时是共和党获胜。18大还会是这样吗？哪怕是7长老中多2个改革派，现在都会大不一样。

很多diǎo丝渴望社会动荡，以为只有大洗牌自己就有机会。徦如，社会真的大动荡了7、8、9真有机会吗?明天我将做一个社会动荡下的各阶层变化模拟分析，让下层的diǎo丝看看什么叫：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假如社会出现大动荡，那么，社会各阶层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毫无疑问，1-3级大部分都要失去权力。但是，即使失去权力，这些层面的人也可以很轻松的移民做个富家翁——反正都是已经捞饱了的，也无所谓了。即使有个别清廉的，也顶多掉到4级——靠演讲、写回忆录也可以保证下半辈子舒适的生活。典型案例参考戈氏。需要强调的是，1-3级相当一部分人在社会大动荡后会继续呆在1-3级。原因无它——上层曾经掌握的资源太多太强大了，换一个马甲，找个代嘒理人一样可以保证幕后人物继续掌握着国家大部分权力——不管是在什么制度下！典型案例参考叶利钦时代。唯一的亮色就是动荡会给4级开一扇向上的大门，一批第4级中的优秀者会进入1-3级填补这个金字塔留下的空白。典型案例参考普京简历。1990年819事变前，普京已经担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这个身份怎么看也是在第4级），后面的经历大家可以自己去问度娘。

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4级是分化最严重的阶层，一批人上去了，一批人移民跑路，更多的人直接跌到5、6、7级。

5、6级的境遇与4级类似，少数人进入4级（个别优秀者可能进入3级），大多数人直接跌到7-8级。没办法，社会动荡时首先消灭的就是中产阶层，动荡必然带来的恶性通货膨嘒胀将中产阶层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P嘒民的100元变成1分钱可能无所谓，中产的100万变成100元才是真正的悲剧。

7-8级更惨，过去好歹有个工作可以自食其力，现在大批企业破产，大量7-8级失业——直接掉进9级。9级人数急剧膨嘒胀，加剧社会的动荡，形成恶性循环。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动荡时期。最有上升机会的是4级，其次是5-6级（6级基本就是有可能上升的底限），7-8级唯一的机会就是掉进9级。但是从整体而言，即使是4、5、6级上升的几率也远远小于下降的几率。所以，社会动荡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个多方共输的结果。

为什么7-8级没有机会？很简单，当社会动荡时，整个社会某种意义上更遵从一个丛林法则。实力成了压嘒倒嘒一嘒切的筹码，7-8级有什么实力？资金、人脉、名望（号召力）、阅历„„无论硬实力或者软实力一样都不具备，凭什么在社会动荡时期会有机会？动荡前连部分经理都没混上，还指望动荡后能做市长、省长或者D和国家领导人？这大概就是白日梦吧。6级哪怕是毕业不久，至少还有个名牌大学的人脉——虽然机会很小，至少还有希望。

跌入9级怎么办？以目前底层目前浮躁充满戾气的心态，相当一部分人会铤而走险，不管是使用暴力或者成为暴力侵害者，最终都是暴力的伤害者。典型案例参阅连续剧《上海滩》。正所谓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第四篇：流动妇女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随着**市特大型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市，截止2004年末，在常就业的外来人口占全市就业人口的35%，共计95万人，其中24岁以下女性达28万人。流动人口的输入，解决了**城市自身新增劳动力总量和结构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的矛盾，为**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城市流动妇女在生存发展

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有的还相当突出，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不仅会影响当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会影响**市民的整体素质，甚至今后还将影响**市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三低”、“四不强”现象较为突出

所谓“三低”，指的是流动妇女文化程度低、就业层次低、工资收入低。流动妇女由于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主要集中于工业和商业服务业，月工资在400-800元之间。“三低”现象还引发了许多其他问题，譬如：一些流动妇女经常为了多挣一点钱或省点医药费而不顾身体，带病坚持工作，不请病假；相当一部分育龄妇女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又缺乏卫生保健知识，选择地下接生和家庭分娩，或上无照诊所人流、就诊，引发一些妇女病，甚至危及生命，喜事往往变成悲剧。

所谓“四不强”指依法维权意识不强、社会保险意识不强、学习意识不强、城市化感觉不强。

1、依法维权意识不强。流动妇女中大多数未接受过任何法律法规的培训、教育，有的甚至对法律法规知识一无所知，在工作或生活上遇到困难以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缺乏保护意识，投诉求助的对象主要集中于老乡、工友身上，或者就忍气吞声。

2、社会保险意识不强。大多数流动妇女未参加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与用人单位不严格执行《劳动法》有关，也与流动妇女社会保障意识较差有相当关系。

3、学习意识不强。工作之余很少有人参加学习培训，多以做家务和娱乐为主。流动妇女学习欲望不强，学习动力不足，得过且过和及时行乐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占上风。

4、城市化感觉不强。流动人口是从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各异的地方走出来，无法快速融入到陌生的城市中，他们与城市居民缺乏交流与沟通，没有真正从内心热爱和关心自己生活着的这个城市。

（二）流动妇女权益维护和保障情况不尽人意

很多流动妇女在找到工作后不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发生劳动纠纷时，自身权益很难维护。有的流动妇女休息时间得不到保证，经常加班加点却拿不到加班费。部分企业特别是服装企业工作时间太长，大大超过了女职工承受能力，严重影响了她们的健康，甚至引发职业病。还有的单位拖欠或克扣工资、剥夺妇女“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待遇。

流动妇女所在企业有的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劳动保险法律，未按规定给她们办理社会保险，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保险仅限于本地户口。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社会统筹的企业，女职工看病需要负担的费用就更多，企业往往以各种借口拖欠不报或只报少部分。

（三）流动妇女婚姻质量不高

年龄在30岁以下的流动妇女，生理和心理都向往婚姻生活。由于男女比例失衡、恋爱婚姻条件的不便、住房条件差、加班加点频繁等致其性需求受到压抑。已组成的家庭，也容易因为以上因素引发家庭暴力、婚外恋等问题，有的因为心理扭曲导致自杀或报复等极端行为。市妇联权益部去年接待的700多起信访中有40%左右涉及外来务工妇女的婚姻家庭纠纷。

年龄在20岁左右的流动妇女未婚先孕的现象严重，初来乍到一个城市，感情上依赖性强，一谈上男朋友就同居，近半数人导致未婚先孕，有九成人选择人流，而婚姻的成功率只在70%左右，极大地影响了她们的身心健康。

离婚的流动妇女，她们面对的困难更大，首先是住房问题，其次是子女的抚养问题。

（四）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难，家庭教育缺失，医疗保健不足

在义务教育阶段，由于外来人口涌入的速度加快，教育资源的增长不及需求的增长，使外来人员子女的正常教育权益受到影响。孩子入学难，教育费用高（赞助费），已成为他们的一大心病。这些流动人员的子女缺乏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假期一般被留守在家或无所事事或到处游荡，父母整天忙于生计也无暇顾及子女，使得学校教育和家庭监护失控，极易引起一些孩子误入歧途,甚至引发犯罪。

流动人员对预防接种等保健知识淡漠，疾病预防意识不强，再加上经济困难等因素而有意放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医疗、卫生、防疫等部门的宣传、服务、投入力度还不够到位，特别是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服务不足。

二、对建立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设想

（一）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由市委、市政府召集成立**市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公安、劳动、计生委、民政等多个部门，明

第五篇：流动商贩存在的问题与治理对策

流动商贩存在的问题与治理对策

— 以 北 京 市 为 例

摘要:“流动商贩”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出现，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市场经济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流动商贩，作为一种非正规就业的方式,流动商贩的数量与日俱增。他们对于解决社会就业压力、方便市民的生活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由于流动商贩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以及政府管理过程中的政策性缺失，导致流动商贩对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交通、市场秩序等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并成为城市管理中的一个难题。基于流动商贩存在的社会背景及其影响，政府对流动商贩的管理也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流动商贩作为目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政府对其管理是否有效直接影响着政府在经济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成绩。对流动商贩的研究，也是市场经济下政府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必由之路。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法对城市流动商贩的社会背景、存在原因、以及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结合理论知识，通过综合考量，得出新形势下政府应对流动商贩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市场经济 流动商贩 治理对策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市场经济的不断调整与深化，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人们对于自由经济的需求性与适应性也更加明显。中国现行不完善的市场管理制度与人们的商品交易需求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流动商贩存在的基础。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与流动商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导致了城市管理者与流动商贩之间的矛盾冲突。流动商贩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满足处于社会低端人群的消费需求，更是一部分人谋生的重要手段，流动商贩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只有承认和尊重流动商贩存在的合理性，才是有效治理流动商贩之基石，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商贩与城管之间的冲突，促进城市健康有序发展。流动商贩存在着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

一、流动商贩存在的原因

（一）利益驱动是流动摊贩产生最直接的原因

调查发现，大部分的流动商贩是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而从事这种无固定的商品交易。在对100名流动商贩的了解中，我们发现，57个商贩属于外来务工人员，28个本地农民，15个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其中，93%的部分属于无工作人员，只有7人是工作之余的第二份职业。由于流动摊贩投资少、成本低、风险小、见效快，因此成为低收入家庭和人员特别是下岗、失业、待业人员、外来人员等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第一选择。而且由于流动摊贩的适应市场的能力强、经营内容调整快又不承担办证费、税收、店面承租费或摊位费等等各项费用，因此，流动摊贩的经营成本大大低于有门店或摊位的证照齐全的、依法纳税的合法经营者，在其他经营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流动摊贩产生的利润大大超过合法经营经营者所产生的利润。

（二）市场需求是流动摊贩产生的内在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市场需求也不断增加。民众的需求是全方面、多样的。而城市中的无论从商品供应、地理位置、适应市场的能力的方面，都无法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民众的市场需求。而市场作为调节供需关系的枢纽，势必会产生一种更加方便大众的交易形式，而流动摊贩这种特殊的形式以其商品价廉、经营方式灵活、购买方便等优势，正好弥补市场需求的不足，满足了一定的消费群体的实际需求，因而在市场上占有一席地。

（三）外来人员涌入城市成为流动摊贩产生的推动力

据本次不完全统计，昌平区接受调研的流动商贩里接近半数是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这种现象在北京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外来人员中，一部分人没有一技之长，一时找不到工作，由于流动摊贩投资少、成本低、风险小、见效快、易于经营，因此这部分人就选择了流动设摊经营，成为流动摊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就业形势严峻，下岗待业失业人数增多是社会原因

目前来看，社会经济发展总体上是平稳的，但随着新增就业人口的增加、劳动产业转变，市场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社会上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导致下岗、失业、待业人员不断增加。而一部分下岗、失业、待业人员常常迫于生计，只能把流动设摊作为谋生的渠道和手段。

（五）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流动商贩存在的制度原因

在此次调研的人群中，超过67%的流动商贩是由于经济收入得不到保障，为生活所迫，才自谋出路，因而流动设摊成为他们主要谋生手段。流动设摊的老年人、残疾人是流动摊贩中的特殊群体。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低保、农保以及其他一些其他社会福利跟不上，致使很大一部分人群游离在温饱的边缘，只能以流动设摊作为谋生手段，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谋取更多生活必需品。

二、流动摊贩的特点与产生的问题(一)流动摊贩的特点

流动摊贩挤街占道、无固定门店，在城市道路、居民区、集贸市场周边、公园，在广场附近等随意摆设摊点或走街串巷。其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1、活动范围大、流动性强

大多数受访人群认为,流动性是流动摊贩最显著的特点。由于流动摊贩经营工具简单，不用办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就可以经营。所以它的活动可以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商贩们可以根据不同时段、不同地段人们的需要进行不同的商品出售，加上流动摊贩交易过程简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用开票，因此可以随时随地流动或者设摊经营，活动范围遍及集贸市场周边、公园和广场附近、学校周边、城市道路等诸多地区。

2、经营活动的特定时段性

由于经营环境的恶劣，流动摊贩要求其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适宜的价格把经营物品销售出去，取得最大的利益。因此，流动摊贩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常常于上、下班高峰时间出现在人流量大的繁华地段；或者于清晨、中午、傍晚期间聚集在集贸市场（菜场）周边；或者于清晨时出现在锻炼人员集中的公园、广场的附近；或者于学生放学期间出现在学校周围；抑或于夜间出没在大商场、超市的门口等等，其经营活动的时段性非常明显，其它时间则基本上躲藏起来。

3、经营内容杂、应变能力强

流动摊贩经营内容品种繁杂、门类齐全、应有尽有：有小家电、小百货等日常生活用品；水果；蔬菜；油炸、油煎、水煮、火烤、白切类食品等等。而且，流动摊贩能根据季节变化、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内容，以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具有极强的应变性。尤其经营内容的季节性特别明显，如六月杨梅、秋夏的西瓜、秋冬的橘子和冬春的甘蔗等，甚至在一天之内也会经营不同的商品，比如早上卖豆浆油条，上午卖蔬菜食品，中午卖营养快餐，下午卖水果，晚上卖小物品或烧烤。诸如此类的现象比比皆是。

4、管理的难度较大

流动摊贩为逃避城管执法队员的处罚，在实际设摊经营中积累丰富的经验，掌握城管执法队员的巡查规律，采取“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迂回战术，反反复复在同一地段设摊经营，与城管执法队员打游击战。并且在执法中队开展集中整治时，流动摊贩充分利用手机进行信息传递，只要某路段有流动摊贩被城管执法队员查处，信息马上会传递到相关的流动摊贩，以逃避城管执法队员的查处和处罚。整治结束后，流动摊贩又恢复继续设摊经营。因此，对于流动商贩的管理难度十分巨大。

(二)流动商贩的危害性

由于流动商贩存在以上诸多特点，所以它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有利有弊的，本文主要分析其产生的危害，以求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

1、不利于文明城市的创建

流动商贩不需要固定门店和经营场所，他们走街串巷、随意摆摊设点，这种不正规的经营方式虽然有其便利性，但由此而造成的果皮、包装物等固体废弃物、炸烤产生的呛鼻的油烟味以及哄吵的买卖交易的噪音等，给城市带来了许多污染与无奈，零星的摊点摆放也是城市建设的一大障碍，这些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降低了一个城市的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流动摊贩多少，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高低。因此，流动摊贩的普遍存在，不利于一个城市开展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

2、引发食品卫生问题

经营油炸、油煎、水煮、火烤、白切类食品等等的流动摊贩，既无健康证又无卫生许可证，缺乏必要的食品卫生知识和卫生保障措施，有的甚至出售“三无”、过期或腐败的食品，这些食品根本不符合卫生标准，人们吃了这些食品，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不适或疾病，不利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尤其不利于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而流动摊贩经营的小家电等日常用品，有的是“三无”产品、伪劣产品、假冒产品等等，不符合安全要求，人们在使用这些产品时，有可能引起意外事故。这些流动商贩的买卖缺乏监督，是一种纯粹的自发行为，所以安全性无法得到保证，发生食品、产品安全事故之后也无法追究事主责任，只能自认倒霉。受访人群中,接近40%的人数基于这个原因不购买摊贩食品商品。

3、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由于流动摊贩不办理营业执照，所以不必依法纳税，导致国家税费流失，损害国家利益。并且由于流动摊贩无固定门店，不需支付店面费用或摊位费及管理费等。因此，流动摊贩的经营成本大大低于有门店或摊位的证照齐全的、依法纳税的合法经营者，同样一种商品就会在价钱上相差甚大，所以深得消费者的亲赖。这对正规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损害了合法经营者的利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4、占道经营堵塞交通 流动摊贩往往在人流量大的路段摆摊设点，特别是在上、下班高峰时间在人流量大的繁华地段或在清晨、中午、傍晚期间在集贸市场周边的城市道路两侧占道设摊。这些地方本身道路狭窄，容易发生交通拥挤状况，加上流动商贩的摆摊设点，就更加加重了拥挤状况。55%的人认为流动商贩的存在影响了其正常通行,并且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引发交通事故。

5、容易引发社会治安问题

由于流动商贩不具有固定性的特点，所以商品交易经常是一次性完成的，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心理，他们很可能在经营过程中营销假冒伪劣产品或短斤少两、以次充好、强买强卖，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种不公平的交易也非常容易引发矛盾，甚至造成打架斗殴事件，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治安，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

三、对流动商贩的治理

在对流动商贩的治理中，我们可以采取公共治理理论的有关理念，在认识维度上，充分考虑为什么治理、治理的目标、治理的主体应该是什么、用该采用何种手段进行治理，从图示五个治理的要素出发，提出具体可行的治理模式，达到综合整治的效果，满足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和谐。

(一)转变治理理念

转变治理理念是对流动商贩进行有效性治理的前提与基础。转变治理理念应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必须承认流动商贩存在的客观原因和现实意义，承认流动商贩在社会管理不完善的情况下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其解决市场发展不充分的重要意义，第二，城市的市容建设要建立在“和谐关系”的处理基础上，不能以行政权力强行打压流动商贩的存在。第三，对流动商贩的态度要实现从“控制取缔”到“积极引导”的转变。在过去的治理过程中，往往对流动商贩采取一种打压控制的手段，这种硬性的办法不仅不能解决这些商贩的真正问题，更加造成了城市管理人员与商贩之间的激烈矛盾，不仅不利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更加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扩展治理主体

在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下，流动商贩治理的主体应该形成“政府为主、多元参与”的格局。首先作为政策制定、在社会关系处理中居于主要位置的政府，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关注弱势群体，关注流动商贩存在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与制度原因，考虑流动商贩人群的社会保护、养老、子女教育等，以更加关心而不是苛责的眼光审视流动商贩人群。同时，应该更加重视城市社区的力量。具体而言，就是以社区为单位，让小区居民投票决定流动摊贩的去留、经营种类、经营地点、经营时间等问题。小区居民最了解自己的生活需要，所以他们也应该最能把握好管理流动摊贩的‘度’。与此同时，政府可以对社区行为进行适当的指导，将其引向更加规范合理的方向。比如建议社区内部进行监督评议机制，即对社区附近的流动商贩实行集体监督制，定期评选优秀商贩，减少其摆摊费用或者在其摊位上颁发奖章，吸引小区居民购置该摊位物美价廉、信用度高的商品。

(三)完善治理手段

政府对流动商贩的治理手段表现在制定政策措施和制度规范上，常见

治理手段[ 谢冶菊：《关于流动商贩的治理》《城市问题》2011年第11期]为直接管制、税收、补贴、劝解、自愿服务五种，治理情况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流动商贩而言，直接管制一直是主流模式，然而现行的管理模式下，应该尽量避免直接暴力的管制，采取更加温和且易于实施的办法。税收是必不可少的，为了维护市场的公平性，流动商贩应该缴纳税收，不过考虑到流动商贩的特殊性，可以重新制定纳税标准。在商业不发达但却是人口居住集中的地区，可以适当鼓励流动摊贩的出现，比如通过补贴摊点摆放费用等激励措施。同时，还要求提高城市管理人员的综合执法能力与文化水平，特别是提高协管员队伍的整体执法水平与素质，加强对城管人员的培训，强化对“城管”执行方式的监督与管理等等措施的配合实施。

(四)治理模式的设想

近年来北京市采用了“万米单元网络管理办法”。这一方法以一万平方米为基本单位，把城区划分为数个单元格，每个单元格“城管”均配置“城管通”。但是这种办法管理费用太高，而且不利于和谐关系的建设，所以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都是不科学的。在实现对流动商贩的规范性治理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可以充分借鉴交通制度中关于驾驶员“十二分考核法”的管理办法。即城管可以对批准设摊的商贩实行统一“十二分”治理模式，建立违章档案，统一考核。考核内容可以包括：对环境的污染、贩卖商品的质量、有无雇主投诉以及大众口碑等。“十二分制”可以采用累计分制，每次有违纪现象就扣除相应的分数，扣分定期清零并对分值为负数的商贩进行罚款处分，或取消其设摊资格。在实行这一治理模式时，应简化流动商贩注册的程序和环节，避免其因为不满与麻烦而去别的地方设摊。也应对流动商贩设定具体特定的时间与地点，规范其交易行为，提高劳动利用率与方便消费者并行。再者，也应该对这些商贩进行不定时的检查，以便更加规范流动商贩的交易行为。除此之外，社会和舆论也要“宽容”看待城管的“执法难”，要理解城管的工作，同时又监督和督促城管工作方式的“合理”转变。其实更多时候，只需要相关的的各方彼此都“多一分宽容”，我们北京市的城市摊贩管理问题就一定能“和谐”解决。

参考文献： [1]郭彩玲：《城市流动商贩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治理机制》《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11年第34期

[2]陶红茹、陶朝英《流动商贩管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商场现代化》2011年2月（上旬刊）总第637期

[3]吕来明：《流动商贩就业权保护与城市公共空间管理制度的冲突与协调》商业时代2012年17期

[4]谢治菊：《社会管理视角下的流动商贩治理》政治与社会2011、10 [5]程玉海：《城市流动商贩思想状态与优化》中国商贸

[6]陈永明：《浅议流动商贩管理中的问题和对策》企业导报2013年第9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杜娇然 余梦 杨雨馨 王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