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

第一篇：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大学办得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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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明文

中国的大学教育在世界上属于非常成功，还是非常不成功？对这样一个问题,各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回答。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8月14日在新疆乌鲁木齐表示肯定地说：“中国的大学不比美国的差，办得很成功。”当然，杨教授同时指出，中国大学的研究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

同样是学术大师，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Fields Medal）的唯一华裔得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则毫不客气地指出，以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甚至连一些院士的文章，都不如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的水平。

丘教授同时还痛斥中国学术腐败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并警告如果中国高校的不良学术风气再不整治，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20年。

杨振宁教授有关“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的发言经新闻报道后在国内立刻招致了一片批驳和网友的叫骂之声。不过我想以杨振宁教授所处的高位以及年龄的关系，对当今中国大学里面存在的种种弊端可能不是非常清楚、至少没有切身体会。

另外，杨教授的上述发言和表态也要从当时的特定环境和氛围下去理解。我们不可随意妄加指责。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今的中国大学的形象可以说是江河日下。市场化、功利化、庸俗化、浮躁之

风日盛一日。

当前大学教育中的种种不良现象众人早已耳熟能详，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站出来公开进行批判或以实际行动加以抵制。如此前不久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画家陈丹青，因为不满艺术类研究生招生中把功课考核重点都放在英语和政治上而忽视了专业能力，一怒之下辞职。

他同时指出，大学管理行政化、各种各样所谓的量化指标和填不完的表格让人无所适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国际知名的美籍华裔学者抱着对故国的深厚情感，利用各种途径回国服务。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对中国大学教育和科研体制深表忧虑，不时能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或听到他们的诤言，但他们也常常表示对这些现状无可奈何。

说白了，现有体制的受惠者大多占据了当前大学和科技界资源分配的决策位置，那些享受各种资源和政策利益的一些院士、大学领导、以及一些知名学者们，是这些体制的坚定维护者。

经费申请过程腐败丛生

中国的大学到底怎么了？除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大背景和体制需要详细解剖之外，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有两点非常值得有关当局认真考虑，并痛下决心进行改正，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其一就是所谓的量化考核制度。现在对大学教师的考核非常类似于当年农民在没有进行分产到户之前的劳动打分制。而这样量化的打分制表现出了对科研经费和金钱的顶礼膜拜。在很多大学公开的业绩考核指标中可以看到，申请到100万元的科研经费本身比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或

专利要重要得多。

另外这样的量化考核制度可以完全不考虑教育和科研本身的特点，逼迫教师匆忙发表低水平或不成熟的科学论文。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真正想潜心进行教学和科研的教师要么必须忍受非常贫穷落泊的生活，要么也只能削尖脑袋去找钱！

正如中国媒体上所说，已故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先生当年是非常幸运的。按现在的量化考核指标，陈景润是当不了大学教授的，可能还要卷铺盖走人，因为他几年都没有文章发表。按他的为人和不善于交际应酬，在没有成名前也是不可能申请到大的科研经费的，因此留他又有何用呢？！

另一点就是，大学教师的个人收入和申请到的科研经费直接挂钩。这一点既是中国特色又危害性极大，同时也是科研经费申请过程中种种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

举个例子，在上海这样高消费的大都市，一个大学正教授的基本工资一般每月不到3000元人民币，扣除一些公积金和养老金之后发到手的也就每月2000元左右。而这些教授培养的学生一毕业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立刻可以拿到比他们的老师薪水高的工资，有的还要高出许多。

不过，同为大学教授，那些有能耐拿到大笔科研经费的人，他们的各种收入每年可以达到十几万、甚至高达几十万。

各项批准都要“运作”

大学的各种资源和奖励制度也都向这些人大力倾斜。因此大学里面教师之间贫富极为悬殊，那些能拿到大笔经费的教授、领导活得非常潇

洒。他们领着高薪、有些还开着名车，享受着当今体制下的各种好处。

可以这么说，大量的国家的科研经费可以堂而皇之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个人的腰包或者用于与科学研究没有关系的其他方面（如买车、各种应酬、拉关系等）。

在中国的大学里，对科研经费的管理可以说是空前的宽松，而且这也成为大学吸引人才的法码和优惠政策。由于大学评价老师的业绩标准中，拿到多少科研经费是最最重要的业绩指标，在这样的政策环境和评价体系下面，那些会打通各种关节、拉关系、走后门的人就成了大红人，各种各样的荣誉纷至沓来。

实际上不少能申请到大的科研经费的人，往往不做课题（精力和能力有限，可能也不屑去做）；能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人，往往难以申请到科研经费。大课题，不经过评审就可以内部小圈子确定下来，小课题则需要大范围评审，是当今科研分配体制的一大顽疾。

另外，由于科研经费和个人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直接挂钩，大家拼命申请经费，由此而来高校科研人员所面对的竞争压力非常大。近年来，不断有高校教师英年早逝，而分析得出的最大原因就是“过劳死”。

为何要那么拼命呢？因为不拼命申请经费和拼命完成任务，个人收入就马上掉下来，而且考核也不一定能过关。其实现在中国政府在大学教育和科研经费的投入上逐年增加，但如何提高这些经费的使用效率和减少其中的腐败现象，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中国大学教育和科研的成败。

在中国大学和学术界，我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词：“运作”。说得不客气点，“运作”也就是拉关系的同义词，只不过说出来好听多了。

申请科研经费要“运作”，学术成果鉴定要“运作”，评奖当然要“运作”，而要当选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称号“院士”，那就要全国大“运作”！

申请者个人和所在的单位，会运用各种办法和资源去“运作”。因为当选院士后，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所在单位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的大学为争取院士名额，可以不惜代价。然而院士毕竟凤毛麟角，很多大学就采取争相聘请兼职院士的办法。因此现在很多院士身兼数职，这样既为所兼职的高校带来荣誉和实际好处，也给院士个人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呢？

科研要从平凡中见伟大

中国院士所享受的各种特权一定让美国院士甚至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所羡慕。有报道称，化学家李远哲教授198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获奖之后，他得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特殊照顾。

真相原来是，伯克利大学里停车位一直很紧张，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奖后，校方就在停车场里划出了一个车位，标上“李远哲博士的优先车位”。

须要说明的是，车位并不是李远哲的专有车位，而只是优先车位——这就是李远哲获诺贝尔奖后得到的唯一特殊待遇。如果中国的院士们也只能得到这样的“特权”的话，可以肯定像现在通过“大运作”来申请院士的人数要少得多、热度肯定要低得多。

在这样的体制下，那些头顶多种光环而且能在这种体制下如鱼得水的一些领导、学者、教授们，又会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指导他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呢？更不用说这些能人会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大学本科生的教育了。

那些能申请到大经费的教授可以带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研究生，而大量的社会活动和交际应酬同样少不了这些人的身影。难道他们都是超人吗？社会的进步、科学的突破难道仅仅依靠这些大量时间花在“运作”上面的能人吗？

其实科学研究最需要的是平凡中见伟大，默默无闻中去探索科学真理。真诚希望丘成桐教授等的呼吁能引起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为教育和科学发展才是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中国大学退休教师

第二篇：中国商品交易所存在问题

一些地区为推进权益（如股权、产权等）和商品市场发展，陆续批准设立了一些从事产权交易、文化艺术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等各种类型的交易场所

证券和期货交易更是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

建立由证监会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对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由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管。其他交易场所均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监管

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

（清整联办〔2015〕7号）

中央宣传部、国家网信办、高法院、高检院、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人民银行、国资委、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法制办、银监会、保监会办公厅（办公室、秘书局、秘书行政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的规定，做好贵金属类交易场所（包括专营和兼营贵金属交易的场所）整顿规范工作，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商定，联合开展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现将《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安排》予以印发，请各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

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中国证监会办公厅代章）

2015年8月20日

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安排

按照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7至9月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了各类交易场所现场检查。检查发现，经过清理整顿，多数交易场所能够依法合规经营，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但一些商品类交易场所存在违规行为死灰复燃问题，其中贵金属类交易场所（包括专营和兼营贵金属交易的场所）违规情形尤为严重。2015年以来，针对贵金属等大宗商品类交易场所的信访投诉剧增，反映出贵金属类交易场所的整改规范进展迟缓。为有效遏制贵金属类交易场所违规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商定，联合开展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专项整治的具体措施与职责分工如下：

一、指导和督促媒体加强自我管理，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公信力，不为违法违规交易行为提供任何信息服务。切实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氛围环境。（中央宣传部）

二、协调从事广告联盟业务的互联网企业以及主要网站、论坛停止为贵金属类交易场所/ 4

及其会员、代理商、居间商进行广告宣传、业务推广、行情发布、信息发布。督导各网络媒体加强审发环节管理，不与未取得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机构开展涉及证券期货活动的商业合作，不为其提供证券期货业务类广告宣传、信息发布等服务。协调提供搜索服务和即时通信、社交网络工具的互联网企业，在社会公众搜索、使用某些敏感词时，向其提示风险。（国家网信办）

三、叫停除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专门从事贵金属经营的实体店以外的各类交易平台通过电视台、电台、报纸、期刊等媒体进行的贵金属广告宣传、行情发布等推广活动，包括交易平台会员、代理商、居间商的贵金属宣传推广活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四、加强广告监管，依法打击违法违规贵金属交易广告，加大违法广告曝光力度，净化广告市场。（工商总局）

五、督促郑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金网安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时力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高达软件系统有限公司、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所在地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采取约谈等方式，要求上述公司认真清理自查已有交易软件产品，对不符合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件规定的，坚决从快予以整改完善。要求交易软件提供商进一步加强自律，对违反规定的有关企业依法予以处理。（工业和信息化部）

六、督促银行等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机构落实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件要求，不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开户、托管、资金划转、代理买卖、支付清算、投资咨询等服务。（人民银行、银监会）

七、部署查处一批贵金属类交易场所涉嫌经济犯罪案件。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等渠道进行非法经营、诈骗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并适时曝光典型案例。（公安部）

八、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对白银等贵金属（黄金除外）现货市场的行业管理，要求贵金属类交易场所回归现货市场。贯彻落实《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做好全国商品现货市场的规划、信息、统计等行业管理工作，引导商品现货市场规范发展。（商务部）

九、在牵头拟订或审查全国或区域性改革方案、发展规划时，充分关注清理整顿有关政策，有关表述要与国办发〔2012〕37号文件关于设立交易场所应当“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审慎审批”的要求相一致，指导各地尽量依托现有交易平台开展相关业务。（发展改革委）

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推进证券期货交易场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监管立法工作，规范有关权益和商品交易活动，明确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等事项，逐步健全交易场所监管法规体系。（法制办）

十一、做好联席会议办公室各项日常工作，与各单位积极沟通协调，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有序进行。同时，督促各地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促进各类交易场所规范健康发展。（证监会）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现货交易模式，与商品期货交易模式的高度同质化问题，一直以来都成为我国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屡犯政策禁忌，并至今仍在不断地被政策、法规“清理整顿”的主要诱因之一。

交易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近年来国内各类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原本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风险也逐渐暴露出来。时至今日，笔者为您总结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在发展中所暴露的主/ 4

要问题。

1、缺乏规范的法律、法规市场监管主体不明确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在交易模式、风险控制、结算方式等方面，均效仿了期货的相关机制，但却缺乏类似《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具有法律效应的管理办法来规范，准入门槛甚至低于传统市场，风险承担与其经营规模明显不匹配。

此外，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缺乏统一的监管主体，政出多门。因此，多数情况下交易所本身具有较大的特权，随意性较大，没有能对市场行为实施有效监管的第三方。另外，还包括风险管理机制缺失。

2、对现货市场的认识存在误区

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应该以服务大宗商品现货生产及贸易流通为经营目的，然而，由于其采用的交易机制与期货交易存在诸多相同之处，使得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被很多人称为“准期货”、“类期货”，再加之很多市场管理者、经营者，还在经营过程中“有意误导”。这些误区、误导，导致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市场的经营者，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均未重视电子交易市场联系现货、服务现货的特点，投资者甚至无法了解到期货市场和电子交易市场的区别，而市场经营者则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这一误解以获取大量盈利。

3、部分伪“非营利”模式导致市场存在利益纠葛。

现货交易所虽然是非营利性机构，但还是有部分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为了追求赢利，放松了对市场会员的监督管理，降低了对交易者的硬性约束，鼓励投机，造成了市场高成交、低交割，以及欺诈行为等问题的层出不穷。

这7家交易所分别是：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江苏大圆银泰贵金属现货电子交易市场、浙江新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辽宁东北亚贵金属交易所、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北京石油交易所、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

在此之前，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将现货白银等八个交易品种停开新仓，26日起现货电子交易业务停止交易商开户。辽宁东北亚贵金属交易所（下称东交所）从26日起逐步提高贵金属品种保证金至100%，停止建立新仓，并于11月16日强制平仓和下线，停止开展贵金属交易业务，未来转型为金融资产交易所。

10月30日，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下称深油所）发布公告表示，包括“前海油10”等交易品种将陆续提高保证金，并自11月19日起停止创建新订单，11月30日所有交易品种正式下线。

“保证金比例提高到100%，等于是没有了杠杆，停止开仓、开户也就等同于暂时关门了。”一位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资深市场人士告诉界面新闻。

商务部尚未批准任何一家交易市场从事原油、成品油交易，而这些交易的实质是打着现货交易名义进行电子期货交易。

信访投诉对象主要有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江苏大圆银泰贵金属现货电子交易市场、浙江新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辽宁东北亚贵金属交易所、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北京石油交易所、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等。

投资者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交易场所及会员机构、代理商开展违规交易”、“欺骗误导消费者”、“操纵市场”、“部分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作为”等。

在这位资深市场人士看来，“在下发38号文（《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之后，各地确实关停了一批交易所，不过在这之后又迅速反弹，数量较整顿之前增加了五六倍。”他说，38号文确定了属地管理的原则之后，/ 4

审批监管权力下放，这使得交易所的审批监管出现了各地为政的局面，权力下放后彻底失控，整顿进行了四年，现在严格按照“38号文”规定来检查的话，没有一家符合规定。/ 4

第三篇：那些曾经存在的中国大学

那些曾经存在的中国大学

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叶在上海的一所高等教育学府，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各院系被分拆并入其他各高等院校，原校址位于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所在地。

历史

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是圣约翰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J.Sekoresehewsky)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在沪西梵皇渡购地兴办。于4月14日破土动工，9月1日开学招入第一期学生。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三门，用国语(即现在的普通话)和上海方言授课，1881年学校的英语老师卜舫济牧师(F.L.Hawks Pott)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这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886年年轻的卜舫济出任校长，时间长达52年，对圣约翰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1892年起学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且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1896年学校形成文理科、医科、神学科及预科的教学格局，为沪上唯一高等学府，对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1905年，学校成为正式的大学，并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大学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四所大学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成为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学校。此时的圣约翰已经初具规模，拥有了一座1884年美国纽约克拉克逊女士巨额资助兴建的教堂，后经重建成为该校礼堂兼圣公会教堂（80年代末该教堂被拆除后改建为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一座1894年建造的以创办人名字命名的中国式教学楼“怀施堂”（90年代初该堂改称“韬奋楼”）和另一座1903年用庚子赔款所建起来的“思颜堂”（纪念学校的第二任校长中国籍牧师颜永京先生）。1913年，圣约翰大学又开始招收研究生，1936年开始招收女生，后来发展成为一所拥有5个学院（原来的4所加上后来的农学院）16个系的综合性教会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入读者许多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而且拥有很浓厚的教会背景。学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

办学特色

圣约翰大学是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学校，除了极重视英语以外，宗教、体育和课外活动也十分被强调。校内的体育设施完善，这里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足球队。其他的学生组织、活动也十分多，包括许多十分活跃的左派学生团体，曾十分活跃地参与了五四运动等政治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曾有17名教职员及553名因对学校当局不满而离开圣约翰大学，于当年8月另组光华大学（今延安西路东华大学校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曾将学校迁往公共租界里的南京路，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四校组成上海联合基督教大学，但后又于1940年迁回原校址。学校的办学经费除了来自学费的收入外，也有教会和其他社会捐款。

1950年12月，圣约翰大学正式宣布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被拆散并入其他多所高校，主要是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二医学院。其校址也被现在的华东政法学院占用。

圣约翰在台湾

1967年，台湾的圣约翰大学校友为了延续圣约翰的精神，原本打算在台复校，但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私人仅能开办专科学校，遂成立新埔工专，目前已升等为圣约翰科技大学未来将恢复为圣约翰大学，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光耀圣约翰光芒。

圣约翰在加拿大

另外,圣约翰校友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支持下于该校设立专为研究生而设的圣约翰学院。据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沈鉴治所言,虽母校不能在中国大地上重现,但这已是复校的第一步,故这所学院得到不少校友支持。

圣约翰大学校训

校训初为“光与真理”，后加上孔子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知名校友

圣约翰大学拥有许多著名的校友，都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影响，知名的校友包括了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荣毅仁、刘鸿生、邹韬奋、严家淦、经叔平、贝聿铭（I.M.Pei）、周有光、成幼殊、黄金祺、陈成达、何占春(中国评弹理论家)、曾楚霖(已故香港电视演员，擅长扮演乞丐与吸毒者)、鲁平(前港澳办主任)等人，其校友多活跃于中国商界、政界、外交界和医务界。

光华大学

私立上海光华大学创建于l925年6月，由数百名脱离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组建而成。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等，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纷纷集会抗议，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的血腥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中国人民纷起反抗，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反帝运动。当时，上海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及其附属中学的华籍师生，积极声援爱国反帝运动，遭到校方压制，师生群情激愤。6月3日，大学及附属中学学生553人以及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圣约翰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6月4日，离校师生集会，筹议自行设校善后办法。他们的反帝爱国行动，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学生子华照之父王丰镐(字省三)先生，慨捐墓田余地60余亩作为校基;学生许体纲之父许沅(字秋朋)先生捐开办费5000元，沪海道尹张寿镛(字泳霓)先生也是学生家长，对爱国师生自行设校办法深表赞同，被推为簿备委员会主任，积极奔走筹划，朱经农先生自告奋勇承担向各方募捐经费的任务。经过短期的努力，新校很快筹奋就绪产建立了校董会，由王丰镐仔董事长，聘请张寿镛为校长，朱经农为教务长。定校名为“光华大学”，取日月光华之义。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格致诚正”四字为校训。定6月3日为学校成立纪念日。

学校初办时，租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房屋为大学校舍，租新西区丰林桥房屋为中学校舍。报名入学时，脱离圣约翰大学学生皆米归，各地学生亦闻风来校就读，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同时举行(给声明退出圣约翰的应届毕业生颁发毕业文凭)，全校学生人数达970余人，大大超出了由圣约翰大学退出的学生人数。从爱国师生退出圣约翰大学至光华大学成立开学，历时只三个月，学校创建速度之快，为世所罕见。

1926年1月，学校在王丰镐先生所赠之大西路地内建筑正式校舍。当年9月，新校舍基本建成，大学部和中学部先后迁入上课。经过十余年的建设，至抗日战争前夕，校园面积已达百余亩，建成教室2幢，学生宿舍3幢，教职员宿舍2幢，以及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实验室、小工场等。

学校校长长期由张寿镛担任，1945年7月张寿镛逝世后，先后由朱经农、廖世承担任。担任副校长的先后有：朱经农、张歆海、廖世承，颜任光，容启兆、朱公谨、谢霖。

学校初设文、理、商、工四科。1927年工科停办。1929年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改文，理、商三科为文、理、商三个学院。文学院设国文系(内分国学组、国史组)、英文系(内分文学组、西史组)，政治社会系(内分政治组、社会组)、教育系(内分教育组，哲学心理组);理学院设数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商学院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银行系。张东荪，潘光旦、容启兆，王造时、张歆海、蒋维乔曾任文学院长，颜任光、容启兆曾任理学院长，金其眉，薛迪靖、谢霖、沈章甫、岑德彰曾任商学院长，各院系教授亦多为国内知名人士。在校学生最多时曾达1700余人，其中大学800余人，高初中900余人。至1938年，毕业大学生1118人。高中生1026人，初中生509人，共计毕业2653人。

学校管教甚严，纪律严明，学风较佳。特别注重国文、外国文和数理等基本科目教学，教员上课多用英语，学生毕业服务社会后，颇获好评，学校在社会上有较好声誉，被称为上海六大学之一。光华附中则是上海三大有名中学之一，教学质量较高，高中教材多采用英文版本，注重体育锻炼，曾获上海市中学体育比赛十项冠军。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光华大学大西路校址正好处在两军激战地带，张校长迫不得已，带领全校迁入公共租界汉口路华商证卷交易所八楼上课，上海沦陷后仍继续坚持办学，未曾间断。同时，为图久安之计，张校长与校董会商定，委托商学院院长谢霖入川设立分校，定名为“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于1938年3月1日在蓉开学。

1941年以后，由于太平洋日美战争发生，租界亦被日军占领，为暂避日军干涉和汪伪组织的勒令登记，张寿镛校长将上海光华大学名义暂行隐蔽，对外改为两个学社，一名“诚正文学社”(即原文学院)，由蒋维乔教授主持;一名“格致理商学社”(原理学院利商学院)，由唐庆增教授主持，壬午补习班(原附属中学)，由毛仲磐主持，并经成都分部代呈教育部备案，准许：两学社之毕业生仍作为光华大学毕业生，给予学位。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光华大学得以恢复，由于原大西路校址已被日军夷为平地，政府拨给欧阳路旧日侨学校为校址。所不幸的是张寿镛校长未曾享受抗战胜利的喜悦，于日本投降前二十七天在沪病逝。1945年10月，校董会进行改组，由翁文灏任董事长，朱经农任校长，朱公瑾、廖世承任副校长。校董会还议决，遵张寿镛校长遗愿，将成都分校赠给川省人士接办，藉留永久纪念。

解放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光华大学于1952年与其他高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

沪江大学

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是20世纪上半叶一所位于上海的浸会背景的教会大学。

创办

1900年，庚子之乱期间，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华中差会（在江苏传教）和美北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的华东差会（在浙江传教）成员都来到上海避难。期间他们达成了共识，决定在上海联合创办一所高等学校（此前这2个差会对从事教育这样的副业不甚热心）。1906年，首先在北四川路北端开办了浸会神学院（Shanghai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校长是美南浸信会传教士万应远博士（Dr.R.T.Bryan）。1909年开设浸会大学堂（Shanghai Baptist College），校长是美北浸礼会传教士柏高德博士（Dr.J.T.Procter)。1911年二部分合并组建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上海浸会大学），校长为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魏馥兰（Francis John White)。校址选定在沪东军工路，建成一所黄浦江畔的绿茵遍地、风景幽雅的美丽校园。1914年中文校名定为沪江大学，并确定校训为“信、义、勤、爱”。1917年由美国弗吉尼亚州颁发学位。

变迁

1921年开始招收4名女生入学，实行男女同校，开在华基督教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20年代末，全国掀起“收回教育权”运动，沪江大学改组了校董会，增补8名华人为校董成员。1927年神学院分立。1928年1月，经过改组的沪江大学校董会聘请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

第四篇：中国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1．体制问题

从体制上考察我国两万余家物业管理企业，80%以上的是国有体制；如果我们再从物业管理企业产生的来源来分析，全国有70%以上属于房地产开发商自办的企业，20%属于房管所或后勤单位改制，只有10%属于产权自主型的物业管理企业。

2．法律法规滞后，体系不完善。

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立法明显滞后：20年的时间，没有国家级行业法规可以遵循。在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国内第一部地方性物业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出台时间是1994年，而深圳成立第一家物业管理公司的时间是1981年，中间有13年是法规空白期。

3．政府职能的问题

（1）．政企没有完全分开，企业无法独立运作。

（2）．政府职能错位或越位，政府仍习惯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直接干预。

（3）．管理层、管理部门过多，物业管理手续繁杂，往往一个小区的物业企业要应付20多个部门的检查管理。

4．市场化程度不高。

（1）．物业管理项目的获取大多是暗箱操作，市场竞争机制还未真正形成。

（2）．市场化程度不高还表现在物业管理的价格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上。

5、物管企业规模小，难以发挥综合优势。物业管理企业规模小,难以发挥群体优势,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存在着经济效益差,亏损严重等问题。

6、物管企业经营的风险问题

7、物业管理从业者的素质问题。物业管理行业从业者素质偏低，管理服务不到位。

原因：

1．政府方面

（1）由于以前物业管理作为房地产业的一个售后服务部门，没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以及物业管理涉及部门过多，因而导致物业管理法规制定不及时不完善。

（2）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本部门自身利益考虑，政企没能真正分开，而且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缺少服务意识。

（3）对物业管理的宏观管理目标不明确，是进行分业经营还是分业与联合经营共存，是强（4）物业管理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政府没有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导致物业管理过分依赖于开发商，难以真正独立出来。

2．企业方面

（1）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不明，权责不清，不能独立经营运作。

（2）发展方向不明确，限于现实情况，只能以副补主和靠开发商补贴，导致物业管理服务质量难以提高，形成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对整个行业造成伤害。

（3）由于法规不完善，经营风险意识不强，导致物业管理收益与风险极不对称，一件官司往往就会毁掉一个企业。

（4）由于物业管理在国内尚属新兴行业，缺少完善规范的教育培训体系，许多从业人员都是“半路出家”，导致物业管理的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

3．社会方面

（1）由于大多数消费者刚从计划经济的福利中走出来，缺乏对物业管理的消费意识，还在怀念过去的“免费午餐”。

（2）业主法制意识淡薄，加之法规不完善，业主只一味强调权利而忽视相应的义务。

（3）社会关注程度不够，许多媒体只是关注所谓的新闻卖点，一有纠纷就纷纷对物业公司（4）行业协会还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策：

（一）政府方面

1、物业管理重在立法

（1）从物业管理业务来看：

一是建立房屋及维修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

二是建立设备设施管理法律、法规及规章。

三是建立环境卫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章。

四是建立保安保卫、消防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章。

（2）从市场主体来看，还应建立物业管理行业管理办法、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办法、业主委员会管理办法等。通过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及办法的制定与施行，使物业管理的管理、服务、经营、收费等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依法管理和运作。

2、政府职能的转变

（1）政府和企业一定要彻底分开。政府要加强服务意识，为广大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宏观的政策支持与引导。

（2）减少管理部门和管理层次，加强物业管理相关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运作，实施科学管理。

（3）要建立物业管理市场准入制度。

3、加强物业管理市场的培育，鼓励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管理分业经营。

（1）限制开发商盲目组建自己的物业管理公司。

（2）鼓励开发商从社会上聘请那些经过实践被业主认可的物业管理公司来进行专业化的管理。

（3）鼓励通过招投标等方式公开选聘物业管理公司，引进竞争机制，促使物业管理行业朝高度市场化方向发展。

（二）企业方面

物业管理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加入WTO后参与物业管理行业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要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物管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三）社会方面

1．物业管理协会应积极有效的发挥作用。

2．要逐步提高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的素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培养人才，为物业管理持续发展提供人才资源。

3．社会公众应客观公正的看待物业管理这一新兴行业，加深对这一行业的了解并对这一行业的作用充分重视。

4．新闻媒体应了解物业管理行业的政策法规和行业特点，深切体会物业管理行业的酸、甜、苦、辣，加深对物业管理行业的了解、同情和支持，从而进行正面的引导，使业主对物业管理有一个深入地认识，促使业主形成正确的物业管理消费观念。

5．广大业主应更新观念，顺应我国房地产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大趋势，增强对物业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和对物业管理消费的认同感。

第五篇：中国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中国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着覆盖方位比较窄，制度不够健全，管理基础比较薄弱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还将面临长远的深层次的矛盾，必将迎接诸多严峻的挑战。

首先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的挑战。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0%，按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同西方工业化相比，中国的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负担重的特点。人口加速老龄化导致城镇养老负担系数将大幅增加，医疗费用将随之加重。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时期，就要解决比发达国家面临的更为困难的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恰当的应对之策，不仅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平稳运行，而且将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次，中国面临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挑战。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将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由此将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中国目前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城镇人口设定和实施，如何适应城镇化过程中数亿农村转移劳动者的需求，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二是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入城市以后，农村老弱的基本问题更加突出，如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中国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其实，在城市养老保险体系中有步骤地引入一定数量的目前还处于青壮年的流动人口，也可以改变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不合理的情况，改变养老保险账户收支缺口过大的问题，使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渡过困难。当然流动人口的加入，会增加今后的养老负担，但是可以在将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以后，中国经济实力相当强大以后再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三，就业形式日益多样化的挑战。中国的就业格局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吸纳新生和存量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大量劳动者以灵活方式就业，传统的以单位为本位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适应这种分散化、流动性强的就业格局。为数众多的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尚未纳入社保的覆盖范围，如何适应就业形势变化的格局，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须研究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在冷静面对挑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存在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正处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不断加快，社会各界对社会保障广泛的认同和期待，都将为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

04金融 尚峰